朱学勤：从文化革命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
朱学勤：从文化革命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
● 朱学勤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呢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那个一、二十年代里面，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就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革命”，所谓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这个“文化革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知识界普遍的否定呢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呢，它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文化革命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知识界，二十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追求的那个文化革命的理想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首先看在1640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美革命，那么英美的革命呢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小革命的模式。为什么说小革命呢？英国呢有政治革命，杀了一个国王，再迎回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复辟再把它赶走，把这个国王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请回来，这就长达四十八年的英国革命的这个内容，最后终结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光荣妥协了。那么它是革命，杀了国王，它触动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呢它是在1688年以后，马上就是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就是臣民的信仰领域。就政府权利是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那么它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大部分都是什么，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允许不同的精神选择。所以1688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拦绳，撞倒栅栏冲向文化领域。就是革命迫不得已在政治领域发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段进入到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它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什么？共和国，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但是美国革命在1787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那美国革命几乎是0.5场的革命，它比英国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英美的革命它们内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文化不能碰。
那么法国革命呢，俄国革命就不一样了，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阶段。1789年到1790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第二阶段那么比如说就是吉仑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1794年嘎然结束，整整一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革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他们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你看在中国人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1966年“文化革命”的这个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要强迫人民改变宗教信仰，那么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改名字，改名字啊，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路名改了，把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啊。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啊，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那么法国人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为什么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就大在什么，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也是啊，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东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就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文化革命。那么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用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是最反动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那么我讲清楚世界近代史上两种类型的革命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选择。我认为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那么逐渐地朝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那么“戊戌变法”变的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那么这场变法失败，失败并不说明什么，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六十年，一个甲子，里面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是怎么走向岔路的呢？
一，梁启超逃亡海外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就是把这一场失败，就是指向比如说康、梁集团的，政策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这些，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人谋不臧，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任的是什么文化问题。梁启超的作品到今天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梁启超之后那么就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胸顿足说，这次回去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就是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中涌现的就是一个闯将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信守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那么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呢，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这一辈子都是信仰鲁迅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所以你看“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就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学光芒。
这样一来呢，所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面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的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所以我认为，今天就是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你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再次发生。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矛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面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
等到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大革文化命。这话错了没有？没错，是这样。对了没有，也没对。就是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时候你喊了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到1978年“文革”终于在政治上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知识界出现的是什么呢，“文革”结束了，文化热大讨论开始了。你看“文化革命”、文化讨论，那么文化讨论的这个命题所向也是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千错万错，错在我们是黄河文明，我们错在此前有个孔子，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创造了儒家文化，文化束缚了我们。我想文化热的讨论是在“文革”结束的背景底下展开的，但是文化热讨论的这个逻辑指向和“文革”的指向在否定之中有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的讨论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了“文革”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从“五四”走到“文革”政治上破产了，那么“文革”结束以后知识界又有一场几乎延续十年的文化热大讨论，那么这个文化热大讨论，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继续延续那个文化决定论，模糊人们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的这个认识。
我想当初推出文化热讨论的时候，始作俑者是明白的。因为当时刚刚结束“文革”，整个形势还不如现在宽松，现在我们已经把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写进党的决议，甚至于政治文明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了。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忌讳，所以文化热讨论的少部分始作俑者心里面是明白的，是没办法正面讨论制度选择，只能抚其后背，讨论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软联系。那悲剧就在那里，始作俑者是一个话语策略，跟进的人不明白啊，跟进的人慢慢慢慢就弄假成真，真认为可以讨论的是惟一正确的内容。真认为我们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的。这个文化论讨论就滑稽了，走到后来就出现了一场“荆柯刺秦王”，不是刺秦王，而是荆柯刺孔孟的闹剧。没有勇气刺秦王，而有勇气刺孔孟，其孔孟于九泉之下他也要大呼冤枉的。三千年前的两个思想家，怎么能够为三千年以后的不孝子孙落后于世界来负责任呢？这当中有多少次制度选择的三岔路口你们走错了路。无独有偶，当国内有一部分朋友迷恋文化决定论的时候，海外新儒家这个时候他们学术也进来，只是呢他们把这次文化决定论的几个论证的方向和国内的文化决定论调了一个个。国内的文化决定论是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吗？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那么海外新儒家呢是倒过来说，你们要建设现代化吗这个现代化只能够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面从内向外开“内圣开外王”，从文化里面开出一个现代化。所以两边是以相反的论证，论证同一个谬论。同一个谬论是什么，文化是决定的，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以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共享的逻辑前提确是一致的，同一个文化决定论。而这个文化决定论从“五四”到“文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示过它的逻辑后果，只是不明白。“文革”否定了，“文革”的灵魂在文化热讨论当中延续下来，文化热结束了，但是文化热还可以在海外新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热的这个方向当中，继续延续下来。所以走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妨碍中国认识现代化症结所在的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农民、工人、商人，他们是有具体的利益选择的。因不同的利益选择，而结出的结结实实的制度性障碍。
最近就是全国人大，北京大学全国人大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有一个报告，他到农村去做了一个报告，发在南方周末整版上。他的这个报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取决于他们是阿Q，还是赵老太爷，而是取决于他们什么？他们的利益觉醒。阿Q就要自己明白，他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的、无偿的圈占，他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民主要求。用不着去读鲁迅改造国民性写下的这个《阿Q正传》，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参政民主的积极分子。那么蔡定剑的这个报告就非常重要，他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工人也是如此，商人就不用谈了对不对。真正就是让知识分子自己糊涂起来的呢，就是他天天在书斋里打交道的这个观念呀、精神呀、符号呀、文化呀，他把自己书桌上的这一摊看成是决定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了。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历史是在知识分子观念视野的背后展开的。
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们中国，两句话。我说上帝就是无心让中国人在一百年里面，饱尝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没有受过的这些苦难。但是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也有眼哪，它在同一块无文化土壤上，它放了三个制度模式，让中国人就是哪一天明白过来看一看，文化是不是决定的。第一个模块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的就是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内地老百姓，但是香港在1949年到1997年这个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叹不如的。大陆人自叹不如的。正是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1997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骂得不堪入耳。
跟我熟悉的“文革”当中就是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那个骂，你个就是，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又骂谁谁谁谁。我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你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大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就使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不必往外面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我想那桌饭一个小时，前半小时加后半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十年文化讨论的书。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
5/31/2004
5/30/2004
Trumping Google? Metasearching's Promise
Trumping Google? Metasearching's Promise
Library Journal
Trumping Google? Metasearching's Promise
By Judy Luther -- 10/1/2003
Metasearch promises to give patrons one-stop access to the many and various resources at the heart of the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We know it's true—library patrons prefer Google. Usability studies conducted by both librarians and vendors repeatedly confirm that today's library users start with Google to answer their questions—and they often finish there.
Google's popularity is easy to understand. It's ubiquitous—accessible wherever a searcher can get Internet access. It's simple. Searching with Google is as easy as entering keywords in a single search box. By relying on algorithms that include relevancy ranking by the popular culture, Google provides "good enough" answers. So good that 30 percent of all web searches are conducted through Google.
Like it or not, Google and its competitor search engines have created a model that librarians, as information providers, must meet head on. The question is, will librarians (who are Google users themselves) embrace the new technology to simplify access to their own resources? Metasearch technology, also known as federated or broadcast search, creates a portal that could allow the library to become the one-stop shop their users and potential users find so attractive.
Hiding our wealth
Google has radically changed users' expectations and redefined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seeking information. For many searchers, the quality of the results matter less than the process—they just expect the process to be quick and easy.
If our users make it to the library's web site at all, chances are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library terminology they don't understand and a long list of databases they have to decipher and choose among. The result? Libraries are losing potential users. Librarians license valuable and costly full-text databases that we know contain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ers are seeking. But in a three-click world, each vendor's database remains a separate silo of information that our users don't find. Even if patrons are familiar with searching the OPAC, that won't help them retrieve articles. Library services that require training or require the user to come to the library undermine the advantages of licensing electronic content.
The metasearch promise
Some librarians believe that meta-search could be a way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needs of "the Google generation." This software allows the user to enter keywords in a simple interface and retrieve articles from multiple full-text and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simultaneously.
A few academic administrators see metasearch as a way to serve a broader audience than the library may typically reach. According to one library director, all us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novices. Recently a VP of academic affairs challenged his staff by pointing out that 85 percent of their students only wanted a passing grade and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having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needed to support their lifestyle. Both perspectives point to organizing library resources so they can be used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the casual information user.
Jill Emery, director, electronic resource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Libraries, sees metasearch as a way for librarians to move beyond teaching specific databases or publisher interfaces, into the realm of ubiquitous article discovery. "We must continue to develop ways for the end user to discover resources independent of us, while making this process as seamless and easy as Amazon.com or eBay," says Emery.
How it works
Although metasearch may offer the user a Google-like experience, what actually transpires is entirely different. Google sends its robots to spider or collect data from millions of web pages in advance, so the user is actually searching a cross-file index and not the content used to create the index. Users connect to the full-text pages when they click on a hyperlink in the results set. It's easier for Google to pre-index homogenous web sites that are referenced with standard URLs.
In contrast, metasearch executes a cross-file query across both bibliographic and full-text databases that do not share a common thesaurus or index, notes Maureen Kelly, industry consultant. A different search protocol is also required for each database, as some use variations of Z39.50, which was devised prior to the web; a few use XML, which identifies the data elements being used (similar to tagging on a MARC record); and many leave it to the metasearch vendor to figure out their methodology.
One of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metasearch is that results can be obtained from multiple databases without having to repeat a search. Large public and academic libraries typically subscribe to between 100 and 400 databases. Given the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of research, users looking for "the" answer will find that metasearching facilitates discovery of databases that they otherwise may not have consulted. The novice user looking for "an" answer can find results in multiple sources with a single search.
Metasearch isn't a new concept. Dialog in the 1970s and subsequently SilverPlatter executed a single search simultaneously across multiple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In the web era, meta-search engines such as Meta-crawler merge, dedupe, and rank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web search engines such as Ask Jeeves, FAST (which is used by LexisNexis), and Overture (which is being acquired by Yahoo).
What the user sees
Libraries implementing metasearch have flexibility in how their initial screen is configured. The user will either see a single search box that defaults to a designated group of databases or will see the list of databases grouped into subjects. If the system can det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user, it may present a specific range of options customized to that user's discipline. Some librarians choose to include the library's OPAC as one of the databases; others offer the user the option of including it.
Results are downloaded in batches. The user sees either a message telling him or her that the search is in process or a scoreboard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records being returned from each database. Since records appear from the fastest servers first, results sets can be limited to a specified number downloaded per set. Results are either displayed by the source searched, or merged into a single list with duplicate records eliminated. The records can serve as active links, allowing the user to navigate in the native system and to download records to view.
How results should be presented is an area of debate. WebFeat and Ex Libris believe that results must be presented separately by database. Users don't want to wait for all the results from each database to be downloaded so the completed results sets can be merged and then deduped, they argue. However, MuseGlobal offers a single results set that it merges and then dedupes "on the fly." In a recent study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the first item on its wish lists of desirable features was "to unify the results…then present them in a useful order and deduplicate the results."
While search results from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typically appear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Oliver Pesch, CTO at EBSCO, notes that determining the order of documents in full-text databases involves a calculation that relates the number of times each keyword appears in the record to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keyword appears in the database. Google built its reputation on its ability to relevance-rank its search results. Since metasearches are performed across both bibliographic and full-text databases, the order in which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a merged set will need to be determined by new criteria.
Additional features for postsearch processing allow the user to store or save searches and export the results through email or to bibliographic software such as ProCite. Personalization features can also allow the user to have the search executed on a schedule and be alerted to new search results.
While each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ILS) vendor offers metasearch or has plans to offer it, the majority of libraries are using software created by one of two vendors (WebFeat and MuseGlobal) that have developed this capability and licensed it to the library systems market (see "The Players," p. 37).
The range of available features and stability of functions varies by vendor. The same metasearch software licensed by different ILS vendors will have varying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ir contract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their own systems.
Sweet and salty
Metasearch has great potential, but librarians involved in implementing the technology report that it is a slow process. George Machovec, Colorado Alliance of Research Libraries, notes that implementation typically ranges from six to 12 months, and the number of resources included initially ranges from 30 to 90 databases.
Machovec cautions that librarians must spend considerable time deciding how to present the search screen to the user, confirming that authentication issues are addressed, and verifying that connectors for the databases are working. Machovec adds, "The set-up and maintenance of these interfaces are substantial and librarian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necessary staff commitments."
The flexibility of these new tools presents librarie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think how users look for information. Kristen Hewitt, manager of support systems, Westerville Public Library, OH, where they have implemented III's MetaFind, says that the library staff had to agree on whether they wanted this tool to look like their web OPAC, which resources are presented, and how to organize them. Todd Miller, president and CEO of WebFeat, notes that librarians need to decide how to group their resources: by type of content, by subjects, or by audience.
Librarians are concerned that users may not know what databases they are using or what fields are being searched, according to Machovec. But do our users care? Some librarians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number of results presented to their users; they look to usage data to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the system.
Morphing models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NY, is implementing Endeavor's ENCompass, and its experience is fairly common for academic libraries. Eighty percent of the databases included in the metasearch function are working out of the box; over half are based on HTTP, slightly less than half are Z39.50, and only a couple are XML. Stanley Wilder, associate dean of the library, states that they have customized the user interface based on usability studie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licks it takes to reach full text. It is labor-intensive in the setup phase, but Wilder remains enthusiastic about metasearch's potential to "help us reconnect with novice users who prefer Google and draw them into…the literature in their chosen disciplines."
Tom Wilson,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they are implementing MetaLib by Ex Libris, is not sure how effective or relevant a search will be across a diverse group of databases. Although it is attractive to merge and dedupe the search results, every database is different. He recognizes the challenge of deduping search results when databases use different abbreviations for the same journal title. The school has opted to group its databases into related subject areas for searching and present results by database.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is busy implementing the Scholar's Portal (www.arl.org/access/scholarsportal). Kris Maloney, team leader for the digit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voices a common complaint for an academic library: it's labor-intensive. Arizona has configured 60 of its 400 databases, with plans to continue the process to include all its licensed databases. Staff must ensure that remote users have access and organize the selected resources into subject-related profiles. Nevertheless, Maloney is convinced that metasearch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that we deliver information."
The root of librarian resistance
At its heart, metasearch is about providing easy access for the user to complex resources. It is not a tool that allows librarians—or other expert users— to search with greater precision. It's not for us, it's for the average user.
In academic libraries nationwide, the same conversation is taking place between librarians who don't want the interface "dumbed down" and librarians with usability practice who know that patrons basically want the Google experience. It's time for librarians to accept that library users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more like us. If we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 majority of our users are novice searchers who may wish to remain that way, we are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pragmatic user who is happy with a "good enough" answer.
The resistance makes sense when you look at the effect metasearch will have on the reference process. After all, metasearch technology further removes the user from interacting with a librarian who is committed to teaching the user how to find information. Many librarians also enjoy the reference interview. It is what attracted them to the profession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s part of their continuing commitment to provide good service.
Driven by convenience, however, users are increasingly accessing library resources remotely or opting to search the web, thereby eliminating the opportunity for a reference interview. Anne Lipow, director of Library Solutions Institute and Press and author of Th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ian's Handbook (Neal-Schuman), shifts the perspective when she recognizes that it is librarians who are remote from their users. Lipow recommends an "in-your-face" approach to reference service that is as obvious and as convenient to the user as is web-bas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t a minimum, she proposes a link "click here to talk with a librarian" on the user's browser or as part of the library's web page to provide the user with help at point-of-need.
Perhaps more libraries will find their experience to b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ouston Public Library. The library, which implemented WebFeat, experienced staff resistance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according to Judith Hiott, assistant coordinator of materials selection. But the staff became more supportive when usage 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full-text retrievals increased by 69 percent. "Both staff and experienced users continue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ive interface and the ability to easily switch from WebFeat to the native database," says Hiott.
The impact on publishers
The web has provided large publish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a database of journals directly to academic libraries (such as Academic Press's Ideal, Elsevier's Science Direct, Wiley's Interscience) through negotiations referred to as the "Big Deal." These agreements, some argue, threaten smaller publishers by dominating significant portions of the library budget, leaving smaller publishers to compete for what remains.
For publishers,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 when their database is just one of many on a growing list of licensed resources. Increasingly, many libraries won't license single titles or small publisher-based files. Users don't search by publisher, but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ferred to a large database such as Science Direct or Web of Science. As Tom Sanville, executive director of Ohiolink, noted at the Charleston Conference several years ago, "size matters." The larger databases win the publisher a level of brand recognition with both the librarian and the user.
Metasearch can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by eliminating the need to select a database—it's already done for the user by the librarian, often by subject groups. This gives the smaller publisher the same chance of being searched as the larger publisher. In the process it also bypasses branding at the database level. If users only see exported metadata records or links directly to full text, publishers will need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labeled their content at the citation and page level.
Metasearch also bypasses the sophisticated interface developed for that unique content, such as a thesaurus that is useful in providing alternate terms for searching. In an era where the value of content depends on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interface, metasearch compromises this value and potentially diminishes its usefulness.
It is easy when using a metasearch tool, especially if you are a novice user, to choose to search all files. After all, more can only be better, right? This has caused concern among publishers, aggregators, and other content providers that their systems can't handle the greatly increased usage that occurs when every search is run against every database. The likelihood of system overload grows with each library that adds a metasearch tool, impacting system resources and performance. This can be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for smaller, specialized databases that were never designed to support such high traffic.
How results are displayed also concerns vendors. Will their metadata records be deduped and eliminated from the final list? If they are included, what criteria will determine their ranking in the search results. Managing the results of a search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s the number of resources continues to grow.
The road ahead
Most library system vendors and content providers believe that, as it matures, metasearch will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industry. "Within 18 months, all academic and consortia RFPs will includ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sic functionality for metasearch," says Peter Noerr, CTO of MuseGlobal.
As large academic libraries develop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to host their local content and digital collections, meta-search offers the capability to provide simple access to the growing array of resources the library offers, from databases of e-journals to e-book collections to reference tools online. As more libraries digitize special collections, metasearch can enable libraries to provide simple access to a wider range of locally and commercially develop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ee big issues remain for librarians. They must understand metasearch's potential role in serving their users, rethink how the library's resources are presented, and develop 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this evolving technology. As operational issues are addressed by the technology vendo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ISO initiative, the library can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reaching and serving users who have been lost between the library's web page and the growing array of licensed databases.
NISO Addresses Industry Issues
The NISO Metasearch Initiative (www.niso.org) comprises ILS vendors, aggregators, and publishers that are collaborating to make their systems interoperable.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being addressed:
Metasearch queries need to be identifiable so that aggregators can manage the load on their systems.
Databases need common descriptors that include data format, language, content tags, and taxonomies.
User authentication requires a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library's IP address even though metasearch functions are hosted on a vendor's server.
Search protocols need to be standardized with an XML version of Z39.50 and clear search strategies used by the content providers.
Results sets require a core set of data elements for each record and for the entire results set, along with a mechanism to communicate the information.
Usage statistics need to be coordinated with Project Counter, ARL E-Metrics, and ICOLC to determine how to treat usage data resulting from metasearch—what will be counted and who will cou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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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Information
Judy Luther is President of Informed Strategies, Ardmore, PA, a consulting firm focused on successful market relations. With both an MBA and an MLS, Luther provides insights to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services
Library Journal
Trumping Google? Metasearching's Promise
By Judy Luther -- 10/1/2003
Metasearch promises to give patrons one-stop access to the many and various resources at the heart of the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We know it's true—library patrons prefer Google. Usability studies conducted by both librarians and vendors repeatedly confirm that today's library users start with Google to answer their questions—and they often finish there.
Google's popularity is easy to understand. It's ubiquitous—accessible wherever a searcher can get Internet access. It's simple. Searching with Google is as easy as entering keywords in a single search box. By relying on algorithms that include relevancy ranking by the popular culture, Google provides "good enough" answers. So good that 30 percent of all web searches are conducted through Google.
Like it or not, Google and its competitor search engines have created a model that librarians, as information providers, must meet head on. The question is, will librarians (who are Google users themselves) embrace the new technology to simplify access to their own resources? Metasearch technology, also known as federated or broadcast search, creates a portal that could allow the library to become the one-stop shop their users and potential users find so attractive.
Hiding our wealth
Google has radically changed users' expectations and redefined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seeking information. For many searchers, the quality of the results matter less than the process—they just expect the process to be quick and easy.
If our users make it to the library's web site at all, chances are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library terminology they don't understand and a long list of databases they have to decipher and choose among. The result? Libraries are losing potential users. Librarians license valuable and costly full-text databases that we know contain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ers are seeking. But in a three-click world, each vendor's database remains a separate silo of information that our users don't find. Even if patrons are familiar with searching the OPAC, that won't help them retrieve articles. Library services that require training or require the user to come to the library undermine the advantages of licensing electronic content.
The metasearch promise
Some librarians believe that meta-search could be a way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needs of "the Google generation." This software allows the user to enter keywords in a simple interface and retrieve articles from multiple full-text and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simultaneously.
A few academic administrators see metasearch as a way to serve a broader audience than the library may typically reach. According to one library director, all us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novices. Recently a VP of academic affairs challenged his staff by pointing out that 85 percent of their students only wanted a passing grade and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having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needed to support their lifestyle. Both perspectives point to organizing library resources so they can be used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the casual information user.
Jill Emery, director, electronic resource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Libraries, sees metasearch as a way for librarians to move beyond teaching specific databases or publisher interfaces, into the realm of ubiquitous article discovery. "We must continue to develop ways for the end user to discover resources independent of us, while making this process as seamless and easy as Amazon.com or eBay," says Emery.
How it works
Although metasearch may offer the user a Google-like experience, what actually transpires is entirely different. Google sends its robots to spider or collect data from millions of web pages in advance, so the user is actually searching a cross-file index and not the content used to create the index. Users connect to the full-text pages when they click on a hyperlink in the results set. It's easier for Google to pre-index homogenous web sites that are referenced with standard URLs.
In contrast, metasearch executes a cross-file query across both bibliographic and full-text databases that do not share a common thesaurus or index, notes Maureen Kelly, industry consultant. A different search protocol is also required for each database, as some use variations of Z39.50, which was devised prior to the web; a few use XML, which identifies the data elements being used (similar to tagging on a MARC record); and many leave it to the metasearch vendor to figure out their methodology.
One of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metasearch is that results can be obtained from multiple databases without having to repeat a search. Large public and academic libraries typically subscribe to between 100 and 400 databases. Given the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of research, users looking for "the" answer will find that metasearching facilitates discovery of databases that they otherwise may not have consulted. The novice user looking for "an" answer can find results in multiple sources with a single search.
Metasearch isn't a new concept. Dialog in the 1970s and subsequently SilverPlatter executed a single search simultaneously across multiple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In the web era, meta-search engines such as Meta-crawler merge, dedupe, and rank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web search engines such as Ask Jeeves, FAST (which is used by LexisNexis), and Overture (which is being acquired by Yahoo).
What the user sees
Libraries implementing metasearch have flexibility in how their initial screen is configured. The user will either see a single search box that defaults to a designated group of databases or will see the list of databases grouped into subjects. If the system can det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user, it may present a specific range of options customized to that user's discipline. Some librarians choose to include the library's OPAC as one of the databases; others offer the user the option of including it.
Results are downloaded in batches. The user sees either a message telling him or her that the search is in process or a scoreboard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records being returned from each database. Since records appear from the fastest servers first, results sets can be limited to a specified number downloaded per set. Results are either displayed by the source searched, or merged into a single list with duplicate records eliminated. The records can serve as active links, allowing the user to navigate in the native system and to download records to view.
How results should be presented is an area of debate. WebFeat and Ex Libris believe that results must be presented separately by database. Users don't want to wait for all the results from each database to be downloaded so the completed results sets can be merged and then deduped, they argue. However, MuseGlobal offers a single results set that it merges and then dedupes "on the fly." In a recent study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the first item on its wish lists of desirable features was "to unify the results…then present them in a useful order and deduplicate the results."
While search results from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typically appear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Oliver Pesch, CTO at EBSCO, notes that determining the order of documents in full-text databases involves a calculation that relates the number of times each keyword appears in the record to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keyword appears in the database. Google built its reputation on its ability to relevance-rank its search results. Since metasearches are performed across both bibliographic and full-text databases, the order in which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a merged set will need to be determined by new criteria.
Additional features for postsearch processing allow the user to store or save searches and export the results through email or to bibliographic software such as ProCite. Personalization features can also allow the user to have the search executed on a schedule and be alerted to new search results.
While each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ILS) vendor offers metasearch or has plans to offer it, the majority of libraries are using software created by one of two vendors (WebFeat and MuseGlobal) that have developed this capability and licensed it to the library systems market (see "The Players," p. 37).
The range of available features and stability of functions varies by vendor. The same metasearch software licensed by different ILS vendors will have varying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ir contract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their own systems.
Sweet and salty
Metasearch has great potential, but librarians involved in implementing the technology report that it is a slow process. George Machovec, Colorado Alliance of Research Libraries, notes that implementation typically ranges from six to 12 months, and the number of resources included initially ranges from 30 to 90 databases.
Machovec cautions that librarians must spend considerable time deciding how to present the search screen to the user, confirming that authentication issues are addressed, and verifying that connectors for the databases are working. Machovec adds, "The set-up and maintenance of these interfaces are substantial and librarian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necessary staff commitments."
The flexibility of these new tools presents librarie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think how users look for information. Kristen Hewitt, manager of support systems, Westerville Public Library, OH, where they have implemented III's MetaFind, says that the library staff had to agree on whether they wanted this tool to look like their web OPAC, which resources are presented, and how to organize them. Todd Miller, president and CEO of WebFeat, notes that librarians need to decide how to group their resources: by type of content, by subjects, or by audience.
Librarians are concerned that users may not know what databases they are using or what fields are being searched, according to Machovec. But do our users care? Some librarians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number of results presented to their users; they look to usage data to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the system.
Morphing models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NY, is implementing Endeavor's ENCompass, and its experience is fairly common for academic libraries. Eighty percent of the databases included in the metasearch function are working out of the box; over half are based on HTTP, slightly less than half are Z39.50, and only a couple are XML. Stanley Wilder, associate dean of the library, states that they have customized the user interface based on usability studie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licks it takes to reach full text. It is labor-intensive in the setup phase, but Wilder remains enthusiastic about metasearch's potential to "help us reconnect with novice users who prefer Google and draw them into…the literature in their chosen disciplines."
Tom Wilson,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they are implementing MetaLib by Ex Libris, is not sure how effective or relevant a search will be across a diverse group of databases. Although it is attractive to merge and dedupe the search results, every database is different. He recognizes the challenge of deduping search results when databases use different abbreviations for the same journal title. The school has opted to group its databases into related subject areas for searching and present results by database.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is busy implementing the Scholar's Portal (www.arl.org/access/scholarsportal). Kris Maloney, team leader for the digit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voices a common complaint for an academic library: it's labor-intensive. Arizona has configured 60 of its 400 databases, with plans to continue the process to include all its licensed databases. Staff must ensure that remote users have access and organize the selected resources into subject-related profiles. Nevertheless, Maloney is convinced that metasearch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that we deliver information."
The root of librarian resistance
At its heart, metasearch is about providing easy access for the user to complex resources. It is not a tool that allows librarians—or other expert users— to search with greater precision. It's not for us, it's for the average user.
In academic libraries nationwide, the same conversation is taking place between librarians who don't want the interface "dumbed down" and librarians with usability practice who know that patrons basically want the Google experience. It's time for librarians to accept that library users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more like us. If we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 majority of our users are novice searchers who may wish to remain that way, we are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pragmatic user who is happy with a "good enough" answer.
The resistance makes sense when you look at the effect metasearch will have on the reference process. After all, metasearch technology further removes the user from interacting with a librarian who is committed to teaching the user how to find information. Many librarians also enjoy the reference interview. It is what attracted them to the profession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s part of their continuing commitment to provide good service.
Driven by convenience, however, users are increasingly accessing library resources remotely or opting to search the web, thereby eliminating the opportunity for a reference interview. Anne Lipow, director of Library Solutions Institute and Press and author of Th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ian's Handbook (Neal-Schuman), shifts the perspective when she recognizes that it is librarians who are remote from their users. Lipow recommends an "in-your-face" approach to reference service that is as obvious and as convenient to the user as is web-bas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t a minimum, she proposes a link "click here to talk with a librarian" on the user's browser or as part of the library's web page to provide the user with help at point-of-need.
Perhaps more libraries will find their experience to b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ouston Public Library. The library, which implemented WebFeat, experienced staff resistance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according to Judith Hiott, assistant coordinator of materials selection. But the staff became more supportive when usage 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full-text retrievals increased by 69 percent. "Both staff and experienced users continue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ive interface and the ability to easily switch from WebFeat to the native database," says Hiott.
The impact on publishers
The web has provided large publish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a database of journals directly to academic libraries (such as Academic Press's Ideal, Elsevier's Science Direct, Wiley's Interscience) through negotiations referred to as the "Big Deal." These agreements, some argue, threaten smaller publishers by dominating significant portions of the library budget, leaving smaller publishers to compete for what remains.
For publishers,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 when their database is just one of many on a growing list of licensed resources. Increasingly, many libraries won't license single titles or small publisher-based files. Users don't search by publisher, but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ferred to a large database such as Science Direct or Web of Science. As Tom Sanville, executive director of Ohiolink, noted at the Charleston Conference several years ago, "size matters." The larger databases win the publisher a level of brand recognition with both the librarian and the user.
Metasearch can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by eliminating the need to select a database—it's already done for the user by the librarian, often by subject groups. This gives the smaller publisher the same chance of being searched as the larger publisher. In the process it also bypasses branding at the database level. If users only see exported metadata records or links directly to full text, publishers will need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labeled their content at the citation and page level.
Metasearch also bypasses the sophisticated interface developed for that unique content, such as a thesaurus that is useful in providing alternate terms for searching. In an era where the value of content depends on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interface, metasearch compromises this value and potentially diminishes its usefulness.
It is easy when using a metasearch tool, especially if you are a novice user, to choose to search all files. After all, more can only be better, right? This has caused concern among publishers, aggregators, and other content providers that their systems can't handle the greatly increased usage that occurs when every search is run against every database. The likelihood of system overload grows with each library that adds a metasearch tool, impacting system resources and performance. This can be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for smaller, specialized databases that were never designed to support such high traffic.
How results are displayed also concerns vendors. Will their metadata records be deduped and eliminated from the final list? If they are included, what criteria will determine their ranking in the search results. Managing the results of a search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s the number of resources continues to grow.
The road ahead
Most library system vendors and content providers believe that, as it matures, metasearch will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industry. "Within 18 months, all academic and consortia RFPs will includ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sic functionality for metasearch," says Peter Noerr, CTO of MuseGlobal.
As large academic libraries develop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to host their local content and digital collections, meta-search offers the capability to provide simple access to the growing array of resources the library offers, from databases of e-journals to e-book collections to reference tools online. As more libraries digitize special collections, metasearch can enable libraries to provide simple access to a wider range of locally and commercially develop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ee big issues remain for librarians. They must understand metasearch's potential role in serving their users, rethink how the library's resources are presented, and develop 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this evolving technology. As operational issues are addressed by the technology vendo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ISO initiative, the library can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reaching and serving users who have been lost between the library's web page and the growing array of licensed databases.
NISO Addresses Industry Issues
The NISO Metasearch Initiative (www.niso.org) comprises ILS vendors, aggregators, and publishers that are collaborating to make their systems interoperable.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being addressed:
Metasearch queries need to be identifiable so that aggregators can manage the load on their systems.
Databases need common descriptors that include data format, language, content tags, and taxonomies.
User authentication requires a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library's IP address even though metasearch functions are hosted on a vendor's server.
Search protocols need to be standardized with an XML version of Z39.50 and clear search strategies used by the content providers.
Results sets require a core set of data elements for each record and for the entire results set, along with a mechanism to communicate the information.
Usage statistics need to be coordinated with Project Counter, ARL E-Metrics, and ICOLC to determine how to treat usage data resulting from metasearch—what will be counted and who will cou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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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Information
Judy Luther is President of Informed Strategies, Ardmore, PA, a consulting firm focused on successful market relations. With both an MBA and an MLS, Luther provides insights to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services
5/28/2004
InternetRetailer.com - Daily News for Thursday,?May?13, 2004
InternetRetailer.com - Daily News for Thursday,?May?13, 2004
One way to assure that web pages get included in Overture and other search engines is to use XML to feed pages to them. But to assure good placement in search results, marketers still need to assure that their web pages have a lot of relevant content and links from other related web sites, warns Heather Lloyd-Martin, president and CEO of search marketing consultants SuccessWorks.
XML feeds are becoming a leading practice in assuring inclusion on Yahoo Inc.’s Overture and other search engines, Lloyd-Martin and other experts say. "It certainly has become a best practice," says George Michie, vice president of search engine marketing firm Rimm-Kaufman Group.
Some web site operators will provide XML feeds of only certain pages, including those with dynamic content that can be difficult for search engine crawlers to capture, while others will use XML feeds for large numbers of pages to assure that a large minimum is represented in an index. XML provides a transfer code designed to be accepted by search engines that otherwise might not be able to translate it.
But XML feeds alone won’t assure an effective search marketing campaign, Lloyd-Martin says. "Some people think they’re home free if they just use XML feeds, they have a ‘submit it and forget it’ mentality," she says. "But placement in search results is still based on page content, page links, and how relevant the page title is."
Lloyd-Martin adds that marketers should also consider using editing tools that let them modify pages sent to search engines to account for changes in promotions or other product updates. Editing tools are available from companies like YourAmigo.com and Did-It.com, she says.
One way to assure that web pages get included in Overture and other search engines is to use XML to feed pages to them. But to assure good placement in search results, marketers still need to assure that their web pages have a lot of relevant content and links from other related web sites, warns Heather Lloyd-Martin, president and CEO of search marketing consultants SuccessWorks.
XML feeds are becoming a leading practice in assuring inclusion on Yahoo Inc.’s Overture and other search engines, Lloyd-Martin and other experts say. "It certainly has become a best practice," says George Michie, vice president of search engine marketing firm Rimm-Kaufman Group.
Some web site operators will provide XML feeds of only certain pages, including those with dynamic content that can be difficult for search engine crawlers to capture, while others will use XML feeds for large numbers of pages to assure that a large minimum is represented in an index. XML provides a transfer code designed to be accepted by search engines that otherwise might not be able to translate it.
But XML feeds alone won’t assure an effective search marketing campaign, Lloyd-Martin says. "Some people think they’re home free if they just use XML feeds, they have a ‘submit it and forget it’ mentality," she says. "But placement in search results is still based on page content, page links, and how relevant the page title is."
Lloyd-Martin adds that marketers should also consider using editing tools that let them modify pages sent to search engines to account for changes in promotions or other product updates. Editing tools are available from companies like YourAmigo.com and Did-It.com, she says.
Return To The Sad Days Of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Return To The Sad Days Of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Return To The Sad Days Of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By Danny Sullivan, Editor
May 14, 2004
It was analyst day at Yahoo yesterday, a time when the company trots out figures, executives and other material to talk about how it is doing as a company.
George Mannes at TheStreet.com has a nice write-up of things that came out of analyst day. I was most struck by a quote from Yahoo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Cammie Dunaway. Yahoo, she said, is "much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Wow. How the circle turns. After all the recent attention on search -- and the improvement in search quality that has come with it -- can it be that the major search players are about to make the same portal mistakes of the late 1990s?
Those portal mistakes, a desire to be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allowed "pure search" Google to blossom.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is time, Google itself may be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The Good Old Portal Times
Dunaway's quote is so striking because it flashes back to around 1998, when all the major portals were almost embarrassed to be called search engines. You constantly heard from them that they were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or that search was just one of many things they did.
As I explained in my The End For Search Engines? article from 2001, this attitude was somewhat understandable. Search was a loss-leader. It was portal features and advertising that kept these companies alive. As Infoseek founder Steve Kirsch recalled recently, being a portal was "the thing to do at the time."
Nevertheless, this inattention on search also caused the search engines -- ahem, portals -- to take their eye off the search ball. Into that space came Google. Its founders have previously said how they had no real interest in joining up with any of the established portals, as it was clear those companies weren't focused on search.
The result is well-known. Google quickly grew in popularity, to the point where it has been seen by some as synonymous with search. In the meantime, paid listings pioneered by Overture, then used also by Google, meant search could earn big money. Suddenly, we were plunged into a new search engine war where Yahoo and Microsoft -- two major winners of the portal wars -- wanted to take on Google.
Portal Wars Anew?
Google has been fighting back, but this has been most dramatic on the portal front. Yesterday, it rolled out a new Google Groups mailing list service to rival Yahoo's long established one. In my article about the service, Google says this are good search reasons for this. I disagree.
Google Gmail, of course, gives Google a giant portal feature. I see much more of a match between Gmail and Google's search mission. Nevertheless, there's been some search negatives from Google's move into this portal territory.
Since the announcement, Google has become embroiled over email privacy issues, which has to sap time and energy away from other things such as search. Meanwhile, Yahoo said at its analyst day that it plans to increase the storage it offers users of its own free email service. That's going to pull time and money away from search also. As more portal feature battles erupt, search may suffer more.
Google, of course, is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itself. Aside from portal features, it's a major media company, as I've written before. Anyone who has failed to get this picture can't miss it now, as Google announced yesterday that it will distribute graphical ads on web sites.
Putting pictures on web sites has to do with search how?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But then, neither did putting textual ads on web sites.
I'll look at this more in a future piece I'm working on, working title of "Why Contextual Ads Aren't Search -- And Why You Should Care." Suffice to say until then, both search and contextual may be great for advertisers, but they are different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such. Meanwhile, mixing contextual and search ad revenues together in one big "paid search" pile as many analysts and others are doing will lead to misleading conclusions about the state of the search industry.
Becoming a media player did make great sense for Google. It was a natural move to leverage the large advertising base it has. But its role in placing ads on sites across the web has nothing -- absolutely nothing -- to do with organizing information, as I wrote back when Google launched AdSense.
Juggling More May Mean Less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It's almost unbelievable to hear those words spoken, especially from Yahoo, which over the past year has been desperately trying to resurrect its image as a search engine. While I've yet to hear Google utter those exact words, its actions speak them loudly.
I've generally seen it unlikely that we'll get a "new" Google in the near future, because it hasn't seemed like the major players (Google included) would make portal mistakes again and neglect search. Bu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few weeks make me wonder anew.
Maybe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juggle all the balls in the air -- portal features, search, media sales -- without dropping any of them. If not, perhaps the circle is about to turn again and a new Google really will emerge.
Return To The Sad Days Of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By Danny Sullivan, Editor
May 14, 2004
It was analyst day at Yahoo yesterday, a time when the company trots out figures, executives and other material to talk about how it is doing as a company.
George Mannes at TheStreet.com has a nice write-up of things that came out of analyst day. I was most struck by a quote from Yahoo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Cammie Dunaway. Yahoo, she said, is "much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Wow. How the circle turns. After all the recent attention on search -- and the improvement in search quality that has come with it -- can it be that the major search players are about to make the same portal mistakes of the late 1990s?
Those portal mistakes, a desire to be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allowed "pure search" Google to blossom.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is time, Google itself may be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The Good Old Portal Times
Dunaway's quote is so striking because it flashes back to around 1998, when all the major portals were almost embarrassed to be called search engines. You constantly heard from them that they were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or that search was just one of many things they did.
As I explained in my The End For Search Engines? article from 2001, this attitude was somewhat understandable. Search was a loss-leader. It was portal features and advertising that kept these companies alive. As Infoseek founder Steve Kirsch recalled recently, being a portal was "the thing to do at the time."
Nevertheless, this inattention on search also caused the search engines -- ahem, portals -- to take their eye off the search ball. Into that space came Google. Its founders have previously said how they had no real interest in joining up with any of the established portals, as it was clear those companies weren't focused on search.
The result is well-known. Google quickly grew in popularity, to the point where it has been seen by some as synonymous with search. In the meantime, paid listings pioneered by Overture, then used also by Google, meant search could earn big money. Suddenly, we were plunged into a new search engine war where Yahoo and Microsoft -- two major winners of the portal wars -- wanted to take on Google.
Portal Wars Anew?
Google has been fighting back, but this has been most dramatic on the portal front. Yesterday, it rolled out a new Google Groups mailing list service to rival Yahoo's long established one. In my article about the service, Google says this are good search reasons for this. I disagree.
Google Gmail, of course, gives Google a giant portal feature. I see much more of a match between Gmail and Google's search mission. Nevertheless, there's been some search negatives from Google's move into this portal territory.
Since the announcement, Google has become embroiled over email privacy issues, which has to sap time and energy away from other things such as search. Meanwhile, Yahoo said at its analyst day that it plans to increase the storage it offers users of its own free email service. That's going to pull time and money away from search also. As more portal feature battles erupt, search may suffer more.
Google, of course, is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itself. Aside from portal features, it's a major media company, as I've written before. Anyone who has failed to get this picture can't miss it now, as Google announced yesterday that it will distribute graphical ads on web sites.
Putting pictures on web sites has to do with search how?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But then, neither did putting textual ads on web sites.
I'll look at this more in a future piece I'm working on, working title of "Why Contextual Ads Aren't Search -- And Why You Should Care." Suffice to say until then, both search and contextual may be great for advertisers, but they are different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such. Meanwhile, mixing contextual and search ad revenues together in one big "paid search" pile as many analysts and others are doing will lead to misleading conclusions about the state of the search industry.
Becoming a media player did make great sense for Google. It was a natural move to leverage the large advertising base it has. But its role in placing ads on sites across the web has nothing -- absolutely nothing -- to do with organizing information, as I wrote back when Google launched AdSense.
Juggling More May Mean Less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It's almost unbelievable to hear those words spoken, especially from Yahoo, which over the past year has been desperately trying to resurrect its image as a search engine. While I've yet to hear Google utter those exact words, its actions speak them loudly.
I've generally seen it unlikely that we'll get a "new" Google in the near future, because it hasn't seemed like the major players (Google included) would make portal mistakes again and neglect search. Bu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few weeks make me wonder anew.
Maybe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juggle all the balls in the air -- portal features, search, media sales -- without dropping any of them. If not, perhaps the circle is about to turn again and a new Google really will emerge.
Coming Soon – the Death of Search Engines?
Coming Soon – the Death of Search Engines?
Coming Soon – the Death of Search Engines?
By Rita Vine
Rita Vine is a professional librarian and co-founder of Workingfaster.com, which helps professionals break through the clutter of the Internet and access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She teaches web searching to clients across North America, and serves on the selection team of the Search Portfolio, an enterprise product of the 100 top starting points for searching the free web. A “lite” version of the Search Portfolio, with links to about 10% of its resources,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earchportfolio.com/searchlite.html.
Published May 24, 2004
News of Google’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has turned the search engine business into headline news. Reports of the pending IPO have sent both big-name competitors and second tier search properties into a tizzy of activity and initiatives. Many of these smaller players hope against hope that Google will lose its edge as its employees, who cashed out big in the IPO,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new Hummers than to the business. And over it all, rumors of a huge but mysterious play by Microsoft to outdo Google in the search/research wars linger in the background.
For serious web searchers more interested in search engines as information seeking tools rather than investment vehicles, the current buzz surrounding search engines disguises the fact that, despite persistent attempts by the search engines at promoting their indexes as better than ever, search is getting worse.
Why is searching getting harder and less productive? And what might reasonably happen ove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to search engines as we know them? And finally,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searchers?
Search engine indexes are way too big.
The enormity of search engine databases is making retrieval overwhelming. Even with highly specific search words, it’s not uncommon to retrieve thousands, ev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otentially relevant results. For almost every search, users simply have to stop at some point, when time for assessing and evaluating runs out.
Keyword guessing is getting harder.
In a giant database of full text pages, practically any search produces enormous search results. Users are faced repeatedly with the task of guessing the words that are likely to appear on relevant pages. And even so, the number of pages that are presented may be so large as to make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choose the most relevant site. So searchers add words to try to limit the number of results, which makes it more likely that they will miss potentially relevant pages that used different words than the ones selected.
At the same time, search engine optimizers are getting better at knowing which keywords searchers will use. They know that searchers are using what several authors and trainers have called “magic search words” – like links, resources, or geographic qualifiers – to limit search results. Companies are now purchasing those words too, and are optimizing the content of their site to include those “magic” word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businesses are using on- and off-the-page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and more organizations are purchasing keywords and phrases in order to be noticed. The end result is a game of cat and mouse that searchers can never seem to win.
Search engines use outdated retrieval-and-sort mechanisms.
Search engines haven’t done a good job of keeping up with developments in advanced concept engineering. In fact, the page ranking algorithms of the major engines are almost startlingly simplistic. The combination of link analysis, domain preference assignment (where selected domains or domain extensions – like .gov – are given added weight in the rank ordering scheme), and lingering elements of keyword placement, proximity, and frequency are the methods still favored by the major search engines. Although a substantial body of improvements on linguistic analysis of search requests exists, no free commercial search engine uses them.
Search engines haven’t been able to fight off the scourge of search engine spam and link spam. Search engine optimizers have largely succeeded at defeating page-ranking algorithms, particularly in key industries like entertainment, consumer technology, and travel. In fairness to the optimizers, the search engines haven’t really given them much resistance. The search engines’ simplistic responses to search engine spam have been limited mainly to domain preference assignment, a subjective and totally reactive method. The selection of domain preferences suffers additionally from a bias that favors American sites: for example, the favoring of .gov extensions will help U.S. government sites rise to the top of the search results. But what does that do for British or Canadian searchers?
Organizations are starting to pay for content that could be found for free on the web – if only the searcher knew where to look.
Of the onlin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fered through content aggregators, at least some of it – including full text journal content, dictionaries, directories and statistical compilations – is freely available on the web, if you know where to look. But organizations recognize that their employees’ valuable time is wasted searching aimlessly without success, and the cost of easier-to-search subscription-based products may offer a ready-mad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Search weariness may finally be setting in.
It’s taken a long time for searchers to get sick of searching, but it may be happening. I and several of my colleagues who teach web searching have heard more complaints than usual from our students lately about relevance of Google’s search results. Although measurements from sources such as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http://www.theacsi.org/second_quarter.htm) show practically no movement in either direction on satisfaction levels with the major search tools, user-behavior-watchers will want to check out the index in the coming months to see if a shift occurs.
As search engines learned to their dismay in 1999 when Google became the search category killer, search engine users can be notoriously fickle -- it doesn’t take long for a user to leave a search engine that fails to deliver relevance.
So, if search is getting worse, why aren’t search engines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search experience for their users? The reason has little to do with search,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revenue. Search engines can’t generate enough revenue from search alone.
In order for search engines to make real money and deliver real shareholder value consistently over many quarters, they must enlarge their focus, often through acquisition of other related companies, and become portals. It’s therefore no surprise that in the last few months, Google and Yahoo have been duking it out for dominance in super-sized email services, toolbars, user group sites, and whatever else can bring ads to eyeballs as often as possible. Search properties have to extend their brand identities beyond search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enhance revenue streams.
In “Return to the sad days of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http://searchenginewatch.com/searchday/article.php/3354071) Danny Sullivan of Search Engine Watch noted the paradox in this approach. In the late 1990s, a similar reduction of focus on search in favor of other revenue generating web based activities (shopping, email, news, auctions) led to the demise of several portal properties. Sullivan points out that it was that very inattentiveness to search that created the gap that enabled upstart Google to flourish.
Google is starting to look a lot like a portal, although all the pieces aren’t yet together on the front Google page in the way that they are in Yahoo. Although Yahoo has recently made a lot of public noise about its renewed focus on search, it has never really abandoned its portal model. Portals have always lured web users to their sites with search, but then diverted their eyeballs with other treats.
But who can blame them? Shareholders of search properties have an insatiable need for ever-increasing revenue, and the portal model has been the only rational way to increase revenue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Searchers who browbeat search engines for failing to live up to their promise as search tools fail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models of search engines. They aren’t in the search business, they are in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and critics need only look at practically every other global media compan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d-revenue model works.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or search engines and searchers?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both Google and Yahoo will continue to grow their portals. At the present time, generating as much ad revenue as possible is the only viable business model for a free service that depends on huge amounts of traffic for success. The only other pure-search player of significance is Gigablast, and its principals care about improving search query interpretation. However, with a search index that is barely 1/10th of Google’s in size, and the retrieve-and-sort methodology that isn’t noticeably more robust than either Google or Yahoo’s, Gigablast doesn’t have enough going for it to create a mass migration away from Google. The other major player, Microsoft, is expected to enter the search arena in the coming months with a major new product. What that will look like is anyone’s guess, but given Microsoft’s deals with LexisNexis, Gale, and other paid content suppliers,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Microsoft may expect to earn revenue from its search site – not exclusively from advertising, but also by selling (probably cheap) paid content on demand.
Has the time come for mass market paid web content?
Large business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libraries have spent the last few years building their own in-house information portals filled with paid content – usually bundles of indexes and full text purchased from 3rd party providers. Leaving aside adult-oriented web services, which profitably sell gambling and porn subscriptions to individual consumers, there hasn’t been a lot of take up of paid print content by individual consumers. After many years of trying with relatively little buying, the conditions might be ripe for the emergence of pay-per-view content as a viable alternative for search-weary consumers.
1. Content prices are dropping. Individuals can buy an annual subscription to Highbeam Research’s eLibrary, consisting of full-text documents from 2,600 sources, for under $100 per year. News junkies can subscribe to KeepMedia’s full text service from 150 popular magazine and news titles for under $50 per year. At some point, price points like these become attractive options for busy consumers.
2. Users are becoming much more comfortable with onlin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E-commerce backends are becoming better, faster and more reliable, enabling a more dependable user shopping experience. If consumers are comfortable buying books online, how much more will it take to sell them a journal article?
3. Users are getting more used to paying for content through pay-per-view movies, and value-extra cable services. The idea of pay-per-view is something that is gaining acceptance.
4. As they have come to expect the Internet to provide instant delivery of just-in-time information on a 24/7 basis, users now expect information to always be there. They leave even less time than they used to for finding information. And as consumers become ever more accustomed to paying for time-saving convenience to help them deal with other aspects of their lives, it’s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they may pa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delivered instantly, with no muss or fuss.
Are all these changes good for searchers?
Ask any librarian: search engines have opened a door to the world’s information that simply didn’t exist a decade ago. And search engines have enabled access to much of that 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 lik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statistics, health information, position papers, homework helpers, curriculum support materials, templates, forms, and numerous other resources that have helped people improve their lives.
The “price” for finding that information has been the occasional ad, and most people accept that in order to provide a valuable free service, some economic benefit has to accrue to the provider. Up to now, these ads have existed predominantly in the background of commercial tools, but that is shifting, with search engine ad presence expected to increase substantially every year fo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Although the Internet will still be the source of much excellent high quality, enriching information, it is also about to cement its position as yet another mass medium – one in which advertising and sponsorship extends far beyond the periphery and infuses the actual content.
Coming Soon – the Death of Search Engines?
By Rita Vine
Rita Vine is a professional librarian and co-founder of Workingfaster.com, which helps professionals break through the clutter of the Internet and access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She teaches web searching to clients across North America, and serves on the selection team of the Search Portfolio, an enterprise product of the 100 top starting points for searching the free web. A “lite” version of the Search Portfolio, with links to about 10% of its resources,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earchportfolio.com/searchlite.html.
Published May 24, 2004
News of Google’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has turned the search engine business into headline news. Reports of the pending IPO have sent both big-name competitors and second tier search properties into a tizzy of activity and initiatives. Many of these smaller players hope against hope that Google will lose its edge as its employees, who cashed out big in the IPO,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new Hummers than to the business. And over it all, rumors of a huge but mysterious play by Microsoft to outdo Google in the search/research wars linger in the background.
For serious web searchers more interested in search engines as information seeking tools rather than investment vehicles, the current buzz surrounding search engines disguises the fact that, despite persistent attempts by the search engines at promoting their indexes as better than ever, search is getting worse.
Why is searching getting harder and less productive? And what might reasonably happen ove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to search engines as we know them? And finally,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searchers?
Search engine indexes are way too big.
The enormity of search engine databases is making retrieval overwhelming. Even with highly specific search words, it’s not uncommon to retrieve thousands, ev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otentially relevant results. For almost every search, users simply have to stop at some point, when time for assessing and evaluating runs out.
Keyword guessing is getting harder.
In a giant database of full text pages, practically any search produces enormous search results. Users are faced repeatedly with the task of guessing the words that are likely to appear on relevant pages. And even so, the number of pages that are presented may be so large as to make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choose the most relevant site. So searchers add words to try to limit the number of results, which makes it more likely that they will miss potentially relevant pages that used different words than the ones selected.
At the same time, search engine optimizers are getting better at knowing which keywords searchers will use. They know that searchers are using what several authors and trainers have called “magic search words” – like links, resources, or geographic qualifiers – to limit search results. Companies are now purchasing those words too, and are optimizing the content of their site to include those “magic” word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businesses are using on- and off-the-page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and more organizations are purchasing keywords and phrases in order to be noticed. The end result is a game of cat and mouse that searchers can never seem to win.
Search engines use outdated retrieval-and-sort mechanisms.
Search engines haven’t done a good job of keeping up with developments in advanced concept engineering. In fact, the page ranking algorithms of the major engines are almost startlingly simplistic. The combination of link analysis, domain preference assignment (where selected domains or domain extensions – like .gov – are given added weight in the rank ordering scheme), and lingering elements of keyword placement, proximity, and frequency are the methods still favored by the major search engines. Although a substantial body of improvements on linguistic analysis of search requests exists, no free commercial search engine uses them.
Search engines haven’t been able to fight off the scourge of search engine spam and link spam. Search engine optimizers have largely succeeded at defeating page-ranking algorithms, particularly in key industries like entertainment, consumer technology, and travel. In fairness to the optimizers, the search engines haven’t really given them much resistance. The search engines’ simplistic responses to search engine spam have been limited mainly to domain preference assignment, a subjective and totally reactive method. The selection of domain preferences suffers additionally from a bias that favors American sites: for example, the favoring of .gov extensions will help U.S. government sites rise to the top of the search results. But what does that do for British or Canadian searchers?
Organizations are starting to pay for content that could be found for free on the web – if only the searcher knew where to look.
Of the onlin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fered through content aggregators, at least some of it – including full text journal content, dictionaries, directories and statistical compilations – is freely available on the web, if you know where to look. But organizations recognize that their employees’ valuable time is wasted searching aimlessly without success, and the cost of easier-to-search subscription-based products may offer a ready-mad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Search weariness may finally be setting in.
It’s taken a long time for searchers to get sick of searching, but it may be happening. I and several of my colleagues who teach web searching have heard more complaints than usual from our students lately about relevance of Google’s search results. Although measurements from sources such as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http://www.theacsi.org/second_quarter.htm) show practically no movement in either direction on satisfaction levels with the major search tools, user-behavior-watchers will want to check out the index in the coming months to see if a shift occurs.
As search engines learned to their dismay in 1999 when Google became the search category killer, search engine users can be notoriously fickle -- it doesn’t take long for a user to leave a search engine that fails to deliver relevance.
So, if search is getting worse, why aren’t search engines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search experience for their users? The reason has little to do with search,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revenue. Search engines can’t generate enough revenue from search alone.
In order for search engines to make real money and deliver real shareholder value consistently over many quarters, they must enlarge their focus, often through acquisition of other related companies, and become portals. It’s therefore no surprise that in the last few months, Google and Yahoo have been duking it out for dominance in super-sized email services, toolbars, user group sites, and whatever else can bring ads to eyeballs as often as possible. Search properties have to extend their brand identities beyond search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enhance revenue streams.
In “Return to the sad days of more than a search engine,” (http://searchenginewatch.com/searchday/article.php/3354071) Danny Sullivan of Search Engine Watch noted the paradox in this approach. In the late 1990s, a similar reduction of focus on search in favor of other revenue generating web based activities (shopping, email, news, auctions) led to the demise of several portal properties. Sullivan points out that it was that very inattentiveness to search that created the gap that enabled upstart Google to flourish.
Google is starting to look a lot like a portal, although all the pieces aren’t yet together on the front Google page in the way that they are in Yahoo. Although Yahoo has recently made a lot of public noise about its renewed focus on search, it has never really abandoned its portal model. Portals have always lured web users to their sites with search, but then diverted their eyeballs with other treats.
But who can blame them? Shareholders of search properties have an insatiable need for ever-increasing revenue, and the portal model has been the only rational way to increase revenue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Searchers who browbeat search engines for failing to live up to their promise as search tools fail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models of search engines. They aren’t in the search business, they are in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and critics need only look at practically every other global media compan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d-revenue model works.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or search engines and searchers?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both Google and Yahoo will continue to grow their portals. At the present time, generating as much ad revenue as possible is the only viable business model for a free service that depends on huge amounts of traffic for success. The only other pure-search player of significance is Gigablast, and its principals care about improving search query interpretation. However, with a search index that is barely 1/10th of Google’s in size, and the retrieve-and-sort methodology that isn’t noticeably more robust than either Google or Yahoo’s, Gigablast doesn’t have enough going for it to create a mass migration away from Google. The other major player, Microsoft, is expected to enter the search arena in the coming months with a major new product. What that will look like is anyone’s guess, but given Microsoft’s deals with LexisNexis, Gale, and other paid content suppliers,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Microsoft may expect to earn revenue from its search site – not exclusively from advertising, but also by selling (probably cheap) paid content on demand.
Has the time come for mass market paid web content?
Large business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libraries have spent the last few years building their own in-house information portals filled with paid content – usually bundles of indexes and full text purchased from 3rd party providers. Leaving aside adult-oriented web services, which profitably sell gambling and porn subscriptions to individual consumers, there hasn’t been a lot of take up of paid print content by individual consumers. After many years of trying with relatively little buying, the conditions might be ripe for the emergence of pay-per-view content as a viable alternative for search-weary consumers.
1. Content prices are dropping. Individuals can buy an annual subscription to Highbeam Research’s eLibrary, consisting of full-text documents from 2,600 sources, for under $100 per year. News junkies can subscribe to KeepMedia’s full text service from 150 popular magazine and news titles for under $50 per year. At some point, price points like these become attractive options for busy consumers.
2. Users are becoming much more comfortable with onlin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E-commerce backends are becoming better, faster and more reliable, enabling a more dependable user shopping experience. If consumers are comfortable buying books online, how much more will it take to sell them a journal article?
3. Users are getting more used to paying for content through pay-per-view movies, and value-extra cable services. The idea of pay-per-view is something that is gaining acceptance.
4. As they have come to expect the Internet to provide instant delivery of just-in-time information on a 24/7 basis, users now expect information to always be there. They leave even less time than they used to for finding information. And as consumers become ever more accustomed to paying for time-saving convenience to help them deal with other aspects of their lives, it’s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they may pa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delivered instantly, with no muss or fuss.
Are all these changes good for searchers?
Ask any librarian: search engines have opened a door to the world’s information that simply didn’t exist a decade ago. And search engines have enabled access to much of that 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 lik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statistics, health information, position papers, homework helpers, curriculum support materials, templates, forms, and numerous other resources that have helped people improve their lives.
The “price” for finding that information has been the occasional ad, and most people accept that in order to provide a valuable free service, some economic benefit has to accrue to the provider. Up to now, these ads have existed predominantly in the background of commercial tools, but that is shifting, with search engine ad presence expected to increase substantially every year fo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Although the Internet will still be the source of much excellent high quality, enriching information, it is also about to cement its position as yet another mass medium – one in which advertising and sponsorship extends far beyond the periphery and infuses the actual content.
5/27/2004
Blog运用感想
Blog运用感想
今天看了吴老师的Blog中的文章：再识Blog（三、四、五、六），有所感想：
一，关于Blog的境界：
大陸的庄秀丽把Blog分成三种境界：
·初级境界：资料汇集。
·中级境界：点评汇集资料。
·高级境界：自成体系，成为别人汇集点评对象。
邹老师对此点评为“这分类，有些像一个写Blog的人，从新手变高手的过程，其实三者互有牵连，像elearningpost，初看是第一層次，但因為它收集和選擇資料的敏銳，常會被其他eLearning名家引用，其實是高級境界。
这几句话，倒使我想，这“三种境界”到可以说是运用Blog在网上学习的一个过程，而不应该是Blogging境界的分类。第一步当然是就是掌握资料（网上的、非网上的），积累自己的知识资本，第二步是在一定知识资本的基础上，展示自己对某些观点的认识，第三步就是要使自己的Blog形成体系而不是乱七八糟的样子，让人摸不到头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三个步骤也只是每一个阶段（阶段？好像和境界的说法差不多！）的主要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工作都需要经一步的努力或完善。
我并不觉得“将网上的一些信息、将所看到的一些资料摘抄、拷贝到自己的Blog中”是一种“滥竽充数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要自己可以从中感受到什么。这可以作为积累知识资本(网络Blog“游戏规则”的知识)的一个过程。
我想，我现在还仅仅在前两个步骤上努力，要想要走到第三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积累知识资本（系统的）。
------------------------------查看全文－>>
二，关于用Blog运用于激励人么去更有效的学习：
既然Blog可以激发某些人（Me too）去学习，可以一此为媒介，探讨更多的促使人们去学习的方法。比如：设置“读书感想”栏目，促使人们去读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让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沉浸其中的快乐，这样的学习效果最好。我现在也有点儿沉浸其中的感觉。希望更多的适应这种学习方式的同学可以加入到这个学习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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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组织将Blog运用于研究教育教学的Blogs：
是否可以考虑，以在线教育资讯网的博客观察为参照。将主题分得更细一些，不同的主题，有相应的一些Blog，他们写的一些即时文章可以展示到相应的板块。
我又想到，其实可以不用再建立网站了。可以利用一些工具软件，比如NewzCrawler、oddpost等，就可以阅读最新文章了。所要做的就是将搜集各个主题的的Blog的RSS（我指的是使用oddpost工具（www.oddpost.com），其他的工具，要更具相应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信息）地址，放在一起，公布出来。
Blog作为网络环境下的研究性学习的工具特点：
1、全过程支持，从问题情境阶段、实践体验阶段和表达交流阶段。
2、支持多种组织形式，小组合作研究、个人独立研究、个人研究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3、提供档案式的过程评价，支持多元评价
4、便于合作、便于老师对学习的管理、跟踪、监视和及时指点评价
5、完全支持体现研究性学习的特点，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
6、有利于促成研究性学习目标的实现，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 、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学会分享与合作 、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 、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
7、资源筛选与知识管理
8、零起点、简单易用符合基础教育计算机技术普及阶段的需求
9、网络社群与信息跟踪
个人觉得，与bbs相比，blog有如下的优势：
1.强烈的归属感
当你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你会说看看“我”的blog吧，在这里，显而易见，你强调的是自己的东东。也就是说，blog是属于自己的一方精神家园，在这里，你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风格，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设立栏目，日积月累，可以使自身的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相对而言，bbs是属于大家的，个人归属感不是很强。
2.一定的任务感。
既然已经开始耕耘这方家园了，那么就必须精心的照料它，呵护它，不断的补充新的内容。假如一段时间没有去打理它，心里就会特别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在等着你做似的。然后，你就会慢慢养成爱思考的习惯，看到好的文章，有启发性的问题，有价值的信息，都会想把它贴到自己的blog上去。
另一方面，好友的建议也会成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与动力。就比如说上一次吧，好友建议让我提供一些教育技术前沿的东东，尽管目前我没有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会把它当作一个小小的任务放在心头，就会主动的去关注，去整理。
3.有利于个人知识的管理。
刚刚开始运行blog的时候，对于应该设立哪些栏目，该如何归档等等都是相当盲目的，在耕耘的过程中，你会对栏目的设定进行不断的修改，还有对内容的归档。相信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之后，个人的知识体系也就慢慢形成了。
……
当然，blog也有它自身的局限。在谈论某些公共的话题，需要多数人来参与讨论的时候，就没有bbs来的方便。blog上的主题等都是个人发起的，主观性比较大。还有就是容易形成信息孤岛，需要不断的和外界进行交流
（一） 博客与BBS的区别
1、 从适用的范围来看：BBS是由很多人聚在一起的聊天(很像英语角)，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公众场所；而群组型Blog则是一批为了共同目标或愿景聚在一起（很像研讨会）研究和探讨问题的场所，个人Blog则是个人的网络日记本，随着知识与思想的积淀，Blog变成了自己快捷易用的知识管理系统。
2、 从网络文化的角度来看：BBS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空间，面向的是一个较松散的群组，是服务于公众的，它是为了解决人们缺乏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而创设的；而blog则是一个私有性较强的平台，面向的是个人和较小的、具有共同目标的群组，是服务于个人和小团体的。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得到较大的改善，而此时凸显个人才能、张扬个性、服务于特定对象的需求更日益突出，blog应运而生。正因为bbs与blog的创设理念各不相同，因此拥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和服务对象，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3、 从文章的组织形式来看：BBS采用帖子固顶和根据发帖的时间顺序来组织帖子(文章)，并采用主题方式对帖子(文章)进行分类,但这种分类用户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只有版主以上级别才具有这个权限，虽然具有主题分类的方式，但实际上这种分类对于用户来说是随意的，用户有时并不按这种分类来发帖。而blog则以日历、归档、按主题分类的方式来组织文章(帖子)的,并且Blog的使用者可以自行对文章(帖子)分类，或者将属于私人的信息隐藏起来不对外公布。
4、 从交流方式上来看：BBS充许用户回复，但必须注册(通过设置也可以不需要注册)，用户在某个BBS参加讨论后，过一段时间，就很难再找回曾经发过的帖子(文章)；而blog不用注册就可以回复，同时无论是在自己的Blog写过的东西还是参与其他Blog的讨论，通过一种叫TrackBack的技术（TrackBack可以让使用者把评论写到自己Blog网站上，然后向刊载原始文章的Blog服务器发送该网页的URL及标题、部分正文、网站名称等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参加其他Blog的讨论）[3]可以把发言保留在自己的Blog中，同时通过原始文章可以找到网络上所有关于该文章的讨论，这些发言用户可以方便地查找和任意地处置。
5、 从内容显现上来看：BBS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使用得用户在发表帖子时有时可以不假思索，随意性强，必然会造成无关信息较多。Blog的内容是经过使用者的思考和精心筛选组织起来的，通过网志的互联，用户是在别人精选的基础对网络资源进行再次筛选，这就保证了资源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6、 从信息的检索和共享上来看：BBS组织帖子(文章)是杂乱的，因为用户在发帖子时的随意性，造成了在帖子(文章)很多时，检索的结果往往是给用户呈现一大堆无用的或是重复的信息；此外，在对BBS进行检索时，一般只能对一个BBS的信息进行检索，无法实现跨BBS的检索；而Blog使用RDF(资源描述框架)标准来组织信息（每个Blog都有"XML"标志，它的链接文档是个Xml文档，也就是说RSS（RDF）[5]是由XML语言进行描述的），可以同时在多个Blog内检索信息。通过RSS，Blog可以向Newzcrawler这类新闻聚合工具提供"News Feeds"源，实现信息的共享，笔者认为这是BBS与Blog最显著的技术区别。
7、 从形成的过程上来看：BBS的形成是由一大批网友针对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时间发表各自的看法，使得知识的形成没有一个连续性，显得杂乱；而Blog就不同了,通常它是一个人的学习过程和思维经历按时间记录的工具。举个例子，在学习一门计算机技术时（如学习Java或是Asp），如果一个新手跑到论坛里面去寻求帮助，常常会被论坛杂乱的帖子搞得晕头转向，因此笔者认为论坛更适合有经验的学习者。而Blog把用户（技术的高手）学习或者研究的过程记录下来，当我们去读这些网志时，技术高手的学习经历可以被我们借鉴和参考，引导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门新的技术，因此，Blog对新手的指导作用比论坛大。bbs的区别
从了解blog到现在向身边的人介绍和推广blog,别人第一句话就会问bbs与blog的区别:
1. bbs是由很多人聚一起来探讨(很像英语角),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而blog（群组型）是一批为了共同目标或远景聚在一起的人（很像研讨会）一起研究和探讨问题，而个人的blog就是个人的研究过程的记录本或是个人日记本一样.
2.bbs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空间，面向的是一个较松散的群组，是服务于公众的；而blog则是一个私有性较强的平台，面向的是个人和较小的、具有共同目标的群组，是服务于个人的。这二者最初的创设理念就不一样：bbs是为了解决人们缺乏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而创设的，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得到较大的改善，而此时凸显个人才能、张扬个性的需求更日益突出，blog应运而生。正因为bbs与blog的设计理念各不相同，因此拥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和服务对象，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就像公交车与私家车的比喻一样。
3. bbs采用帖子固顶和发帖的时间顺序来组织帖子(文章)，并采用分类方式对帖子(文章)进行分类,但分类用户是不能更改的，只有管理员才具有这个权限；而blog则以日历的方式来组织文章(帖子)的,但blog可以自行对文章(帖子)分类。
4. bbs充许用户回复，但必须注册(通过设置也可以不需要通过注册),当您在几个您感兴趣的bbs发过帖子(文章)后,过了一段进间,您很难再能够找到您曾经发过的帖子(文章)；而blog不用注册就可以回复,这和bbs有些相同,在您的blog写过的东西始终在您的blog中,您可以任意处置.
5. bbs组织帖子(文章)是杂乱的，在帖子(文章)很多时，查找信息时，给您的可能是一大类无用的信息或是重复的信息；而blog要用RDF(资源描述框架)国际标准来组织信息，看到每个blog的"XML"标志吗，它链接的文档是rss.xml或index.xml，也就是说RSS（RDF）就是一种也是XML语言描述的。关于RSS可参考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这样它可以向newzcrawler这类新闻聚合工具提供"News Feeds"个人认为这是bbs与blog在技术上的本质区别。
6. 打个比方,如果您在学习一门计算机技术或者进行一项研究时,比如说Java或是asp,如果您是初学者,当您跑到论坛里面去,您会被论坛杂乱帖子搞得晕头转向.而blog就不同了,它把学习技术的过程或者研究的过程记录下来,当您去读它时,您可以会受益非浅.也就是说bbs组织的内容相对杂乱,而blog是个人知识的管理系统.——来自于"blog4school"
BLOG的优势:
博客不是一种高新技术,而是网络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应用的一个应用层面上的创新!!!!!!!
1.随手记录有价值的信息,在平时上网时养成这样的习惯,把零碎的有用信息收集起来,并做摘录,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个完成全面的知识库.
2.通过记录进行反思,改善思维能力,并养成随手写下体会的习惯,锻炼了自己的语言的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
3.在专业知识搜寻方面大大提高了精度和效率.通过博客了解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专家学者的前言研究.
4.构建电子档案,记录某段时间历程的全过程,可惜供本人和他人清晰地看到思想变化过程,并从中得到启示,进一步反思修正,促进正确思维的建立和完善.
5.给受众提供一个更宽广更便捷的交流沟通平台.
与论坛相比:论坛公共性强,缺乏约束力,信息杂,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和专人的管理,在对个人信息的检索上缺乏系统直观性.在最新信息的可见性上不及博客.
由于属于个人管理,具有更强的约束能力.
博客与建构主义理论相吻合,建构主义是基于已有的知识,经过思维过程,构成新知识,博客从旧知识的积累到促进反思,最后新成新的观点,完全符合建构主义的发展.
今天看了吴老师的Blog中的文章：再识Blog（三、四、五、六），有所感想：
一，关于Blog的境界：
大陸的庄秀丽把Blog分成三种境界：
·初级境界：资料汇集。
·中级境界：点评汇集资料。
·高级境界：自成体系，成为别人汇集点评对象。
邹老师对此点评为“这分类，有些像一个写Blog的人，从新手变高手的过程，其实三者互有牵连，像elearningpost，初看是第一層次，但因為它收集和選擇資料的敏銳，常會被其他eLearning名家引用，其實是高級境界。
这几句话，倒使我想，这“三种境界”到可以说是运用Blog在网上学习的一个过程，而不应该是Blogging境界的分类。第一步当然是就是掌握资料（网上的、非网上的），积累自己的知识资本，第二步是在一定知识资本的基础上，展示自己对某些观点的认识，第三步就是要使自己的Blog形成体系而不是乱七八糟的样子，让人摸不到头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三个步骤也只是每一个阶段（阶段？好像和境界的说法差不多！）的主要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工作都需要经一步的努力或完善。
我并不觉得“将网上的一些信息、将所看到的一些资料摘抄、拷贝到自己的Blog中”是一种“滥竽充数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要自己可以从中感受到什么。这可以作为积累知识资本(网络Blog“游戏规则”的知识)的一个过程。
我想，我现在还仅仅在前两个步骤上努力，要想要走到第三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积累知识资本（系统的）。
------------------------------查看全文－>>
二，关于用Blog运用于激励人么去更有效的学习：
既然Blog可以激发某些人（Me too）去学习，可以一此为媒介，探讨更多的促使人们去学习的方法。比如：设置“读书感想”栏目，促使人们去读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让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沉浸其中的快乐，这样的学习效果最好。我现在也有点儿沉浸其中的感觉。希望更多的适应这种学习方式的同学可以加入到这个学习中来。
------------------------------
三，关于组织将Blog运用于研究教育教学的Blogs：
是否可以考虑，以在线教育资讯网的博客观察为参照。将主题分得更细一些，不同的主题，有相应的一些Blog，他们写的一些即时文章可以展示到相应的板块。
我又想到，其实可以不用再建立网站了。可以利用一些工具软件，比如NewzCrawler、oddpost等，就可以阅读最新文章了。所要做的就是将搜集各个主题的的Blog的RSS（我指的是使用oddpost工具（www.oddpost.com），其他的工具，要更具相应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信息）地址，放在一起，公布出来。
Blog作为网络环境下的研究性学习的工具特点：
1、全过程支持，从问题情境阶段、实践体验阶段和表达交流阶段。
2、支持多种组织形式，小组合作研究、个人独立研究、个人研究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3、提供档案式的过程评价，支持多元评价
4、便于合作、便于老师对学习的管理、跟踪、监视和及时指点评价
5、完全支持体现研究性学习的特点，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
6、有利于促成研究性学习目标的实现，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 、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学会分享与合作 、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 、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
7、资源筛选与知识管理
8、零起点、简单易用符合基础教育计算机技术普及阶段的需求
9、网络社群与信息跟踪
个人觉得，与bbs相比，blog有如下的优势：
1.强烈的归属感
当你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你会说看看“我”的blog吧，在这里，显而易见，你强调的是自己的东东。也就是说，blog是属于自己的一方精神家园，在这里，你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风格，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设立栏目，日积月累，可以使自身的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相对而言，bbs是属于大家的，个人归属感不是很强。
2.一定的任务感。
既然已经开始耕耘这方家园了，那么就必须精心的照料它，呵护它，不断的补充新的内容。假如一段时间没有去打理它，心里就会特别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在等着你做似的。然后，你就会慢慢养成爱思考的习惯，看到好的文章，有启发性的问题，有价值的信息，都会想把它贴到自己的blog上去。
另一方面，好友的建议也会成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与动力。就比如说上一次吧，好友建议让我提供一些教育技术前沿的东东，尽管目前我没有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会把它当作一个小小的任务放在心头，就会主动的去关注，去整理。
3.有利于个人知识的管理。
刚刚开始运行blog的时候，对于应该设立哪些栏目，该如何归档等等都是相当盲目的，在耕耘的过程中，你会对栏目的设定进行不断的修改，还有对内容的归档。相信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之后，个人的知识体系也就慢慢形成了。
……
当然，blog也有它自身的局限。在谈论某些公共的话题，需要多数人来参与讨论的时候，就没有bbs来的方便。blog上的主题等都是个人发起的，主观性比较大。还有就是容易形成信息孤岛，需要不断的和外界进行交流
（一） 博客与BBS的区别
1、 从适用的范围来看：BBS是由很多人聚在一起的聊天(很像英语角)，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公众场所；而群组型Blog则是一批为了共同目标或愿景聚在一起（很像研讨会）研究和探讨问题的场所，个人Blog则是个人的网络日记本，随着知识与思想的积淀，Blog变成了自己快捷易用的知识管理系统。
2、 从网络文化的角度来看：BBS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空间，面向的是一个较松散的群组，是服务于公众的，它是为了解决人们缺乏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而创设的；而blog则是一个私有性较强的平台，面向的是个人和较小的、具有共同目标的群组，是服务于个人和小团体的。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得到较大的改善，而此时凸显个人才能、张扬个性、服务于特定对象的需求更日益突出，blog应运而生。正因为bbs与blog的创设理念各不相同，因此拥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和服务对象，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3、 从文章的组织形式来看：BBS采用帖子固顶和根据发帖的时间顺序来组织帖子(文章)，并采用主题方式对帖子(文章)进行分类,但这种分类用户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只有版主以上级别才具有这个权限，虽然具有主题分类的方式，但实际上这种分类对于用户来说是随意的，用户有时并不按这种分类来发帖。而blog则以日历、归档、按主题分类的方式来组织文章(帖子)的,并且Blog的使用者可以自行对文章(帖子)分类，或者将属于私人的信息隐藏起来不对外公布。
4、 从交流方式上来看：BBS充许用户回复，但必须注册(通过设置也可以不需要注册)，用户在某个BBS参加讨论后，过一段时间，就很难再找回曾经发过的帖子(文章)；而blog不用注册就可以回复，同时无论是在自己的Blog写过的东西还是参与其他Blog的讨论，通过一种叫TrackBack的技术（TrackBack可以让使用者把评论写到自己Blog网站上，然后向刊载原始文章的Blog服务器发送该网页的URL及标题、部分正文、网站名称等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参加其他Blog的讨论）[3]可以把发言保留在自己的Blog中，同时通过原始文章可以找到网络上所有关于该文章的讨论，这些发言用户可以方便地查找和任意地处置。
5、 从内容显现上来看：BBS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使用得用户在发表帖子时有时可以不假思索，随意性强，必然会造成无关信息较多。Blog的内容是经过使用者的思考和精心筛选组织起来的，通过网志的互联，用户是在别人精选的基础对网络资源进行再次筛选，这就保证了资源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6、 从信息的检索和共享上来看：BBS组织帖子(文章)是杂乱的，因为用户在发帖子时的随意性，造成了在帖子(文章)很多时，检索的结果往往是给用户呈现一大堆无用的或是重复的信息；此外，在对BBS进行检索时，一般只能对一个BBS的信息进行检索，无法实现跨BBS的检索；而Blog使用RDF(资源描述框架)标准来组织信息（每个Blog都有"XML"标志，它的链接文档是个Xml文档，也就是说RSS（RDF）[5]是由XML语言进行描述的），可以同时在多个Blog内检索信息。通过RSS，Blog可以向Newzcrawler这类新闻聚合工具提供"News Feeds"源，实现信息的共享，笔者认为这是BBS与Blog最显著的技术区别。
7、 从形成的过程上来看：BBS的形成是由一大批网友针对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时间发表各自的看法，使得知识的形成没有一个连续性，显得杂乱；而Blog就不同了,通常它是一个人的学习过程和思维经历按时间记录的工具。举个例子，在学习一门计算机技术时（如学习Java或是Asp），如果一个新手跑到论坛里面去寻求帮助，常常会被论坛杂乱的帖子搞得晕头转向，因此笔者认为论坛更适合有经验的学习者。而Blog把用户（技术的高手）学习或者研究的过程记录下来，当我们去读这些网志时，技术高手的学习经历可以被我们借鉴和参考，引导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门新的技术，因此，Blog对新手的指导作用比论坛大。bbs的区别
从了解blog到现在向身边的人介绍和推广blog,别人第一句话就会问bbs与blog的区别:
1. bbs是由很多人聚一起来探讨(很像英语角),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而blog（群组型）是一批为了共同目标或远景聚在一起的人（很像研讨会）一起研究和探讨问题，而个人的blog就是个人的研究过程的记录本或是个人日记本一样.
2.bbs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空间，面向的是一个较松散的群组，是服务于公众的；而blog则是一个私有性较强的平台，面向的是个人和较小的、具有共同目标的群组，是服务于个人的。这二者最初的创设理念就不一样：bbs是为了解决人们缺乏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而创设的，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得到较大的改善，而此时凸显个人才能、张扬个性的需求更日益突出，blog应运而生。正因为bbs与blog的设计理念各不相同，因此拥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和服务对象，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就像公交车与私家车的比喻一样。
3. bbs采用帖子固顶和发帖的时间顺序来组织帖子(文章)，并采用分类方式对帖子(文章)进行分类,但分类用户是不能更改的，只有管理员才具有这个权限；而blog则以日历的方式来组织文章(帖子)的,但blog可以自行对文章(帖子)分类。
4. bbs充许用户回复，但必须注册(通过设置也可以不需要通过注册),当您在几个您感兴趣的bbs发过帖子(文章)后,过了一段进间,您很难再能够找到您曾经发过的帖子(文章)；而blog不用注册就可以回复,这和bbs有些相同,在您的blog写过的东西始终在您的blog中,您可以任意处置.
5. bbs组织帖子(文章)是杂乱的，在帖子(文章)很多时，查找信息时，给您的可能是一大类无用的信息或是重复的信息；而blog要用RDF(资源描述框架)国际标准来组织信息，看到每个blog的"XML"标志吗，它链接的文档是rss.xml或index.xml，也就是说RSS（RDF）就是一种也是XML语言描述的。关于RSS可参考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这样它可以向newzcrawler这类新闻聚合工具提供"News Feeds"个人认为这是bbs与blog在技术上的本质区别。
6. 打个比方,如果您在学习一门计算机技术或者进行一项研究时,比如说Java或是asp,如果您是初学者,当您跑到论坛里面去,您会被论坛杂乱帖子搞得晕头转向.而blog就不同了,它把学习技术的过程或者研究的过程记录下来,当您去读它时,您可以会受益非浅.也就是说bbs组织的内容相对杂乱,而blog是个人知识的管理系统.——来自于"blog4school"
BLOG的优势:
博客不是一种高新技术,而是网络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应用的一个应用层面上的创新!!!!!!!
1.随手记录有价值的信息,在平时上网时养成这样的习惯,把零碎的有用信息收集起来,并做摘录,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个完成全面的知识库.
2.通过记录进行反思,改善思维能力,并养成随手写下体会的习惯,锻炼了自己的语言的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
3.在专业知识搜寻方面大大提高了精度和效率.通过博客了解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专家学者的前言研究.
4.构建电子档案,记录某段时间历程的全过程,可惜供本人和他人清晰地看到思想变化过程,并从中得到启示,进一步反思修正,促进正确思维的建立和完善.
5.给受众提供一个更宽广更便捷的交流沟通平台.
与论坛相比:论坛公共性强,缺乏约束力,信息杂,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和专人的管理,在对个人信息的检索上缺乏系统直观性.在最新信息的可见性上不及博客.
由于属于个人管理,具有更强的约束能力.
博客与建构主义理论相吻合,建构主义是基于已有的知识,经过思维过程,构成新知识,博客从旧知识的积累到促进反思,最后新成新的观点,完全符合建构主义的发展.
Be kind to your books -- and here's how
Be kind to your books -- and here's how
FAVORITE books are like old friends. Each time you pull one off a shelf for another visit, it rekindles important memories or feelings.
So to suddenly discover the book has been damaged can be, at best, annoying, at worst, heartbreaking.
The littlest things can break a spine, brown or tear pages or make them stick together. And using the wrong materials to repair the damage can make matters worse.
A couple of book experts offer some tips about how to take better care of your books and increase their lifespan.
"My favorite peeve is people who use tape," says Liz Weatherup, sales rep and supervisor for Theodon Bindery (510-783-9990), a commercial bookbinding company in Hayward.
"Never ever use Scotch tape, Magic mending tape, any kind of (store-bought) tape on your books. It's a major no-no. ... Papers are treated for long-term (wear). Years later, the tape falls off and it's all yellow and dirty looking (underneath). That's not good for books."
Some companies manufacture mending tapes and repair tap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books, she says. For information, Weatherup recommends doing a Web search or asking at a library.
She also says to turn pages "the proper way" to foster healthy books.
"Little kids put their finger at the bottom (of the book), near the spine, and lift up," Weatherup explains. "That tears them. That's a wrong way to open a book."
The right way, she says, is to reach up to the top corner. Then lift the
page, slide your hand underneath and turn it.
Improper filing and excessive photocopying can also do damage.
For instance, if the book you want is surrounded by others on a shelf, the natural response is to put your index finger in the top of the book and pull it out. "That tears the back of the spine," she says.
To pull out a book the "proper way" there should be room at the back of the bookshelf. Push back the books on either side of the one you want "just a little, so you can get your fingers on the book itself and extract it," Weatherup says.
When photocopying, people typically press down on the spine. Do this repeatedly and the back of the book eventually breaks.
"These are not things you think about," Weatherup says. "These are things that just kind of happen. And when they happen repeatedly, it creates damage."
Storage is a major factor, says Andrew Hoyem, publisher of Arion Press ( www.arion-
press.com) in San Francisco.
"The first principle is, keep them out of direct sunlight," says Hoyem, whos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deluxe, limited-edition books. "It's best if they're protected from ultra-violet light." He says UV coating on windows is a good deterrent.
If you don't protect books from direct sunlight, the covers bleach, the pages can turn brown and the materials -- "whether dust jackets or the cloth" -- deteriorate, he says.
If a book comes with a slip case, put it on a shelf with the back of the slip case, not the spine, facing outward.
Books last longer if properly shelved -- if they're standing upright and being supported by other books or by bookends so they're not tumbling all over the
place, Hoyem explains. Placing them on a shelf at an angle puts stress on the binding.
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at larger books may have to lie flat, but that should not damage the spines as long as the stack is even.
To remove dust, use a clean cloth, Hoyem says. Make sure no furniture polish or additives are on the cloth. See that it is not damp.
Some people use a brush to dust. But Hoyem says a soft cotton cloth is safer. A brush just scatters the dust elsewhere. A soft cloth picks up dust and will not harm the paper surface or the binding.
For a leather-bound book, apply a leather preservative once every two to three years to avoid its drying out over time, Hoyem says.
Oil and grease are hard to get out of books, he says. Sometimes, depending on the material, you can clean up stains with a spray-on dry-cleaning substance or a spot remover. But if it's a valuable book, he says, take it to a bookbinder.
"We see everything," Theodon Bindery's Weatherup says. "We got a call from a librarian one day. She was very upset. She said, 'Your people were sloppy.' She said they left a hardened drop of glue in a beautiful art book and it left an impression between two pages. I thought, 'Our glue doesn't harden.'
"We discovered one of her patrons had eaten lunch while reading the book and it was a piece of rice that hardened. ... We get dog-chewed books, books that come in all sizes and shapes and levels of disrepair."
In most cases books can be rebound, she says. If an outer corner was chewed, they can trim it down.
They can't undo sun damage, though. "Usually, the sun just affects the edges, and edges get dry and brittle," Weatherup says. "Sometimes in the rebinding process, pages can be trimmed. If the book is really old and has had a lot of damage, it needs to go to a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facility."
Repairing damaged covers is no problem because they get replaced during the rebinding process, she says.
Agreeing with Hoyem, Weatherup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books out of direct sunlight and in a moisture-controlled atmosphere. She says, "That's critical to the longevity of your book."
Hoyem adds a cautionary note: "Books benefit by use," he says, "so preserving books doesn't mean not reading them."
You can e-mail Barry Caine at bcaine@angnewspapers.com or call (925) 416-4806.
FAVORITE books are like old friends. Each time you pull one off a shelf for another visit, it rekindles important memories or feelings.
So to suddenly discover the book has been damaged can be, at best, annoying, at worst, heartbreaking.
The littlest things can break a spine, brown or tear pages or make them stick together. And using the wrong materials to repair the damage can make matters worse.
A couple of book experts offer some tips about how to take better care of your books and increase their lifespan.
"My favorite peeve is people who use tape," says Liz Weatherup, sales rep and supervisor for Theodon Bindery (510-783-9990), a commercial bookbinding company in Hayward.
"Never ever use Scotch tape, Magic mending tape, any kind of (store-bought) tape on your books. It's a major no-no. ... Papers are treated for long-term (wear). Years later, the tape falls off and it's all yellow and dirty looking (underneath). That's not good for books."
Some companies manufacture mending tapes and repair tap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books, she says. For information, Weatherup recommends doing a Web search or asking at a library.
She also says to turn pages "the proper way" to foster healthy books.
"Little kids put their finger at the bottom (of the book), near the spine, and lift up," Weatherup explains. "That tears them. That's a wrong way to open a book."
The right way, she says, is to reach up to the top corner. Then lift the
page, slide your hand underneath and turn it.
Improper filing and excessive photocopying can also do damage.
For instance, if the book you want is surrounded by others on a shelf, the natural response is to put your index finger in the top of the book and pull it out. "That tears the back of the spine," she says.
To pull out a book the "proper way" there should be room at the back of the bookshelf. Push back the books on either side of the one you want "just a little, so you can get your fingers on the book itself and extract it," Weatherup says.
When photocopying, people typically press down on the spine. Do this repeatedly and the back of the book eventually breaks.
"These are not things you think about," Weatherup says. "These are things that just kind of happen. And when they happen repeatedly, it creates damage."
Storage is a major factor, says Andrew Hoyem, publisher of Arion Press ( www.arion-
press.com) in San Francisco.
"The first principle is, keep them out of direct sunlight," says Hoyem, whos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deluxe, limited-edition books. "It's best if they're protected from ultra-violet light." He says UV coating on windows is a good deterrent.
If you don't protect books from direct sunlight, the covers bleach, the pages can turn brown and the materials -- "whether dust jackets or the cloth" -- deteriorate, he says.
If a book comes with a slip case, put it on a shelf with the back of the slip case, not the spine, facing outward.
Books last longer if properly shelved -- if they're standing upright and being supported by other books or by bookends so they're not tumbling all over the
place, Hoyem explains. Placing them on a shelf at an angle puts stress on the binding.
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at larger books may have to lie flat, but that should not damage the spines as long as the stack is even.
To remove dust, use a clean cloth, Hoyem says. Make sure no furniture polish or additives are on the cloth. See that it is not damp.
Some people use a brush to dust. But Hoyem says a soft cotton cloth is safer. A brush just scatters the dust elsewhere. A soft cloth picks up dust and will not harm the paper surface or the binding.
For a leather-bound book, apply a leather preservative once every two to three years to avoid its drying out over time, Hoyem says.
Oil and grease are hard to get out of books, he says. Sometimes, depending on the material, you can clean up stains with a spray-on dry-cleaning substance or a spot remover. But if it's a valuable book, he says, take it to a bookbinder.
"We see everything," Theodon Bindery's Weatherup says. "We got a call from a librarian one day. She was very upset. She said, 'Your people were sloppy.' She said they left a hardened drop of glue in a beautiful art book and it left an impression between two pages. I thought, 'Our glue doesn't harden.'
"We discovered one of her patrons had eaten lunch while reading the book and it was a piece of rice that hardened. ... We get dog-chewed books, books that come in all sizes and shapes and levels of disrepair."
In most cases books can be rebound, she says. If an outer corner was chewed, they can trim it down.
They can't undo sun damage, though. "Usually, the sun just affects the edges, and edges get dry and brittle," Weatherup says. "Sometimes in the rebinding process, pages can be trimmed. If the book is really old and has had a lot of damage, it needs to go to a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facility."
Repairing damaged covers is no problem because they get replaced during the rebinding process, she says.
Agreeing with Hoyem, Weatherup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books out of direct sunlight and in a moisture-controlled atmosphere. She says, "That's critical to the longevity of your book."
Hoyem adds a cautionary note: "Books benefit by use," he says, "so preserving books doesn't mean not reading them."
You can e-mail Barry Caine at bcaine@angnewspapers.com or call (925) 416-4806.
5/24/2004
中国人的RSS新闻阅读器
中国人的RSS新闻阅读器
新浪科技讯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开放，公平，和实时的信息发布平台。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原始信息和网民之间被设置了各种以商业为目的的“过滤器”和“转换器”，使信息的质量，时效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到达用户端时已大打折扣，大大增加了信息发布和接收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信息发布者由於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广自己。
基於这个迫切的市场需求，一种早在1997年就由网景公司开发的名叫RSS(Really S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张国荣风采依旧一周年
金犊奖大陆初审揭晓 AC-尼尔森互联网调查
imple Syndication真正简易聚合)的技术便逐渐流行起来，成为广大用户和信息发布者的钟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RSS革命对互联网现有格局的冲击与Linux操作系统对微软Windows王国的震撼相提并论。)
RSS是基於XML标准的信息发布“推”技术。对用户而言，可以用专门的RSS阅读器选择，获取，和随时更新所有支持RSS格式的原始信息，而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商过滤”。RSS阅读器就是在用户终端的信息“聚合器”，使用户第一次可以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完全自主的配置，收集，筛选，和管理。“推”的含义就是当发布者有最新信息时，会自动向订阅的用户“推”出该信息，而毋需用户每天浪费大量时间在多个网站间跳跃，寻觅。对信息发布者而言，RSS聚合技术和阅读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达到广大用户的直接渠道，开拓了更公平的市场空间，使发布者可以集中更多精力作出最佳，最及时的信息。
简而言之，RSS提供了如下独特的价值：
信息全面性-所有信息发布者有公平的机会和渠道来推广自己的内容；
信息真实性-没有“商业过滤”，原始信息直达用户终端；
信息针对性-用户完全按自身需求设置内容的订阅，筛选，和管理等功能；
信息时效性-订阅的信息被自动实时“推”到用户面前，免去网站间跳跃寻觅之苦；
友好的界面- RSS阅读器没有图片广告，弹出窗口，SPAM等“噪音”的干扰，采用用户熟悉的Microsoft Outlook界面；
RSS技术在美国已开始进入互联网主流领域。Yahoo!, Amazon.com, Ebay.com等巨头都纷纷把自己的新闻，产品信息等转换成RSS格式，以满足快速增长的RSS用户需求。RSS在中国才刚刚起步，除一些博客外知名度还不高。但RSS是新一代互联网的必然发展趋势，它对中国网民信息发布和接收行为的改变只是时间的问题。清醒地看到并投身这个未来浪潮的“弄潮儿”不乏其人，其中比较典型，规模最大的要数2003年7月扎根上海，专注于RSS技术开发应用的玉珀电子科技及其“看天下RSS阅读器”和“看天下RSS内容聚合”网站(www.kantianxia.com)。“看天下RSS阅读器”是玉珀电子科技开发的第一款国人自主版权的RSS阅读器。这个可以免费下载的客户端软件(下载地址：www.kantianxia.com/download)和“看天下RSS内容聚合”网站上的新闻聚合/网络集粹/博客文章精选等内容提供给国人第一个实用的，完整的RSS应用体验。
RSS的普及符合互联网的发展潮流，是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它为用户提供了更全面，客观，实时，和可操作的信息，也为信息发布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和市场前景。RSS在中国未来几年内从起步到腾飞将以何种模式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新浪科技讯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开放，公平，和实时的信息发布平台。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原始信息和网民之间被设置了各种以商业为目的的“过滤器”和“转换器”，使信息的质量，时效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到达用户端时已大打折扣，大大增加了信息发布和接收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信息发布者由於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广自己。
基於这个迫切的市场需求，一种早在1997年就由网景公司开发的名叫RSS(Really S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张国荣风采依旧一周年
金犊奖大陆初审揭晓 AC-尼尔森互联网调查
imple Syndication真正简易聚合)的技术便逐渐流行起来，成为广大用户和信息发布者的钟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RSS革命对互联网现有格局的冲击与Linux操作系统对微软Windows王国的震撼相提并论。)
RSS是基於XML标准的信息发布“推”技术。对用户而言，可以用专门的RSS阅读器选择，获取，和随时更新所有支持RSS格式的原始信息，而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商过滤”。RSS阅读器就是在用户终端的信息“聚合器”，使用户第一次可以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完全自主的配置，收集，筛选，和管理。“推”的含义就是当发布者有最新信息时，会自动向订阅的用户“推”出该信息，而毋需用户每天浪费大量时间在多个网站间跳跃，寻觅。对信息发布者而言，RSS聚合技术和阅读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达到广大用户的直接渠道，开拓了更公平的市场空间，使发布者可以集中更多精力作出最佳，最及时的信息。
简而言之，RSS提供了如下独特的价值：
信息全面性-所有信息发布者有公平的机会和渠道来推广自己的内容；
信息真实性-没有“商业过滤”，原始信息直达用户终端；
信息针对性-用户完全按自身需求设置内容的订阅，筛选，和管理等功能；
信息时效性-订阅的信息被自动实时“推”到用户面前，免去网站间跳跃寻觅之苦；
友好的界面- RSS阅读器没有图片广告，弹出窗口，SPAM等“噪音”的干扰，采用用户熟悉的Microsoft Outlook界面；
RSS技术在美国已开始进入互联网主流领域。Yahoo!, Amazon.com, Ebay.com等巨头都纷纷把自己的新闻，产品信息等转换成RSS格式，以满足快速增长的RSS用户需求。RSS在中国才刚刚起步，除一些博客外知名度还不高。但RSS是新一代互联网的必然发展趋势，它对中国网民信息发布和接收行为的改变只是时间的问题。清醒地看到并投身这个未来浪潮的“弄潮儿”不乏其人，其中比较典型，规模最大的要数2003年7月扎根上海，专注于RSS技术开发应用的玉珀电子科技及其“看天下RSS阅读器”和“看天下RSS内容聚合”网站(www.kantianxia.com)。“看天下RSS阅读器”是玉珀电子科技开发的第一款国人自主版权的RSS阅读器。这个可以免费下载的客户端软件(下载地址：www.kantianxia.com/download)和“看天下RSS内容聚合”网站上的新闻聚合/网络集粹/博客文章精选等内容提供给国人第一个实用的，完整的RSS应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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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004
摘录烂文一篇：陈寅恪其人，兼轻松批驳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其人，兼轻松批驳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其人，兼轻松批驳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原发 毛泽东旗帜 http://www.maoflag.net/default.asp
陈寅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其祖父陈宝箴为满清光绪时湖南巡抚。陈寅恪本人专业为史学研究，重点是隋唐制度史。治学思想总的来说属于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范围。陈寅恪的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主，是即所谓“独立人格”。说得粗俗点就是地道的流氓哲学：“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最反感陈寅恪的也就是这条——狂妄悖逆之甚！反映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就是主张学术独立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其性质与自由派学者在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完全一样。总的来说，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要求对事物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只要对事物采取放任自流态度，事物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则否。是即所谓“私恶即公利”。但这里也明显存在矛盾。因为既然你主张自由放任，你就不应该主张自由放任。因为有所主张必然对事物要有所规定。既然有所规定，那你还自由放任吗？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要求学术自由，反对对学术活动预先作出规定。但反对预先做规定实际已经预先做规定了。因为陈寅恪的这个意见也有他的一套理由。而这套理由最终必定也是围绕对学术事业自身的影响利弊展开。从中也就反映了陈寅恪自己对学术事业发展的一种认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对学术发展方向的特殊规定。——构成矛盾。其实问题要害不在于是否要对学术活动预先做规定，而在于究竟由谁来规定。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的社会活动，包括学术活动在内，都是预先有规划的。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活动也不例外。陈寅恪要求学术活动不能预先有规定，实际上是要求不能让别人来规定他的学术活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体现：要求否定人身依附关系，使自己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具体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主张或倾向民主，反对专制。说来说去，陈寅恪自己其实也不真正超脱或独立于政治之外。如果真的超越于政治，象他自己所说——“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那他就该与世无争。既然与世无争，那对于科学院的推荐，他陈寅恪还有必要说那么多表白的话吗？讲那么多话，实际上已经在“争”了。既然有争，则说明陈寅恪自己也没有真正独立政治之外。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一方面鼓吹学术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毛公刘公给一“挡箭牌”。按照概念定义，独立自由意味着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既然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那就应该无求于人。既然无求于人，又何必有求于毛刘二公？不亦自相矛盾乎？不知所谓的陈大师的在天之灵及其信徒当做何回答？
总的就学术表现而论，我认为陈寅恪的长处主要在博学强记上，在理论思维水平，即所谓“悟性”上，他的表现并不突出。当然也不是说他一点不行。相比之下，郭沫若先生的悟性要高于陈寅恪。比如本文上面提到陈寅恪对科学院答复的矛盾之处，只要理论思维，实际上也就是辨证思维能力比较高，象郭老这样的人，就能很容易看出。郭老与陈寅恪年龄相差不大，皆出身于传统所谓“书香门第”，又都出洋留学，但在学术表现上却有很大差异：一重于义理，一重于考据，原因或出于此。陈寅恪的以考证为主要特色的学术著作，我们拿它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可以，但象有些人那样把它捧到天上去那就太过分了，也很悖谬！真正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史学有里程碑式贡献的，还应该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而非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批倾向于实证考据的老派史学家。
对于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人格”，实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里特别指出一点。即按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求否定人身依附关系，使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那么一个人生存状态的好坏，最终是由他自己决定，与他人无关。由此推去，穷人之所以穷，怪你自己不好，是你自己没知识没能力，与我们有钱人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无关。陈寅恪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的嘴脸也就露出来了。
附录：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字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的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于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得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陈寅恪其人，兼轻松批驳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原发 毛泽东旗帜 http://www.maoflag.net/default.asp
陈寅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其祖父陈宝箴为满清光绪时湖南巡抚。陈寅恪本人专业为史学研究，重点是隋唐制度史。治学思想总的来说属于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范围。陈寅恪的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主，是即所谓“独立人格”。说得粗俗点就是地道的流氓哲学：“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最反感陈寅恪的也就是这条——狂妄悖逆之甚！反映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就是主张学术独立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其性质与自由派学者在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完全一样。总的来说，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要求对事物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只要对事物采取放任自流态度，事物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则否。是即所谓“私恶即公利”。但这里也明显存在矛盾。因为既然你主张自由放任，你就不应该主张自由放任。因为有所主张必然对事物要有所规定。既然有所规定，那你还自由放任吗？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要求学术自由，反对对学术活动预先作出规定。但反对预先做规定实际已经预先做规定了。因为陈寅恪的这个意见也有他的一套理由。而这套理由最终必定也是围绕对学术事业自身的影响利弊展开。从中也就反映了陈寅恪自己对学术事业发展的一种认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对学术发展方向的特殊规定。——构成矛盾。其实问题要害不在于是否要对学术活动预先做规定，而在于究竟由谁来规定。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的社会活动，包括学术活动在内，都是预先有规划的。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活动也不例外。陈寅恪要求学术活动不能预先有规定，实际上是要求不能让别人来规定他的学术活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体现：要求否定人身依附关系，使自己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具体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主张或倾向民主，反对专制。说来说去，陈寅恪自己其实也不真正超脱或独立于政治之外。如果真的超越于政治，象他自己所说——“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那他就该与世无争。既然与世无争，那对于科学院的推荐，他陈寅恪还有必要说那么多表白的话吗？讲那么多话，实际上已经在“争”了。既然有争，则说明陈寅恪自己也没有真正独立政治之外。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一方面鼓吹学术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毛公刘公给一“挡箭牌”。按照概念定义，独立自由意味着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既然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那就应该无求于人。既然无求于人，又何必有求于毛刘二公？不亦自相矛盾乎？不知所谓的陈大师的在天之灵及其信徒当做何回答？
总的就学术表现而论，我认为陈寅恪的长处主要在博学强记上，在理论思维水平，即所谓“悟性”上，他的表现并不突出。当然也不是说他一点不行。相比之下，郭沫若先生的悟性要高于陈寅恪。比如本文上面提到陈寅恪对科学院答复的矛盾之处，只要理论思维，实际上也就是辨证思维能力比较高，象郭老这样的人，就能很容易看出。郭老与陈寅恪年龄相差不大，皆出身于传统所谓“书香门第”，又都出洋留学，但在学术表现上却有很大差异：一重于义理，一重于考据，原因或出于此。陈寅恪的以考证为主要特色的学术著作，我们拿它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可以，但象有些人那样把它捧到天上去那就太过分了，也很悖谬！真正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史学有里程碑式贡献的，还应该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而非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批倾向于实证考据的老派史学家。
对于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人格”，实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里特别指出一点。即按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求否定人身依附关系，使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那么一个人生存状态的好坏，最终是由他自己决定，与他人无关。由此推去，穷人之所以穷，怪你自己不好，是你自己没知识没能力，与我们有钱人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无关。陈寅恪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的嘴脸也就露出来了。
附录：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字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的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于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得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5/20/2004
苏露锋：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针对各种矛盾和问题，体制内外的忧患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医治药方，执政者也有选择性地采取了相应对策，但收效很有限，社会矛盾和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无所依托，精神大厦无以支撑，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和普世性的全民宗教，没有形成足以支撑民族精神大厦的宗教信仰。这与宗教发达的西方国家及其它一些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演进到现在，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但宗教不但没有退隐出历史舞台，而且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功能。掌握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当代中国精英，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必要性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一、宗教存在与人类性灵
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和普遍性，这是由它产生的根源，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类的性灵决定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某种反映，它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的神灵，认为神灵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神灵预先安排好了的，人的行为只能顺从神的意志。在人类孩童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极不发达，人们对自身生活以及他们同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出现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这是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进入不平等社会以后，除了自然力量以外，社会力量产生了作用，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形成盲目的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这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人类社会演进到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目前，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并没有从“自然王国”进入“必然王国”，从微观到宏观，从生命的起源到宇宙的浩瀚，大量未知世界的奥妙尚待进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破坏力依然存在，例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类还不能够有效地掌握和控制。人们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社会上经常存在失业、破产、离婚、意外事故等问题。这些自然和社会现象，很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将之归之于命运或某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为宗教的现实存在提供了客观基础。（http://www.yannan.cn）
目前，世界人口约60亿人，各种宗教信徒就达48亿。[1]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21世纪，世界宗教信徒人数将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物质非常丰富的西方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3%，[2]宗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43位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几乎每位总统在就职的典礼上都要手抚《圣经》宣誓；在作公开演讲时，他们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美国”。[3]美国基督教在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等问题，法庭、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方面，直接享有一定的管辖权。牧师深入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例如，美国军队中大多都有牧师，他们从军队部门领取薪金，享有军官的权利。[4]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宗教信徒也大都占各国总人数的绝大多数 ：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很多探索自然奥秘的著名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据医学家盖洛普氏调查，过去300年300位著名科学家中，其中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外，其余263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总数的92%。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如法拉地、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等。达尔文早年倡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翻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前苏联推崇备至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是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然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用于神学的探讨，他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神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因创立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信神的，他说：“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总会存在。但是，人类的永不满足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理想天国的憧憬和终极价值的追寻。这些是宗教存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深层条件。（http://www.yannan.cn）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
宗教的存在不仅有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还有必要性。因为宗教有巨大的、其它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两种基本力量。这是在洞察历史和社会真相后作出的科学论断。宗教和科学之于人类社会，好似鸟之双翼。如果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性物质力量，那么宗教就是人类图存和民族求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它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净化个体灵魂。古人云：“人心惟危。”人性是多变的，人很难把握自己。把金钱、地位、名誉视着人生的根基和目标，都是不可靠的，捉摸不定的。只有找到“道”，才有做人的根基和目标。“道”是一种超乎理性之外的东西。宗教的对象具有超念性，是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它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归宿，它既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既超在又内在的神秘存在对人非常重要。人有了这种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就不会把此世的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根基和目标。不再患得患失，被世俗的功名利禄牵着鼻子走。有了宗教信仰以后，心灵之舟不再四处飘泊，它已经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此岸才显得有意义。（http://www.yannan.cn）
二是提升社会道德。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两大基本工具。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而社会道德的维系，基本上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心约束力。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内心约束力的大小。成熟的宗教几乎都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如佛教的“五戒”、“十善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的孝敬父母、乐于施舍、救孤贫助等。[5]同时，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于不德、善于不善的普遍准则。相比于一般的世俗道德，建立在信仰基石上的宗教道德的内心约束力则强大的多，也有效得多。东南亚的文莱人非常有修养。在文莱，处处都能感到一种友善，而这种友善是发自内心的，除了制造和谐和快乐外，没有别的目的。特别是每年在文莱马来人最隆重的节日开斋节的头三天，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家作客，即使是陌生人，也要请吃正餐。每逢开斋节，皇宫对平民百姓开放三天，任何人都可以排队进去与国家元首握手，每位客人都受到招待。文莱人性情如此平和、友善与宗教密不可分。文莱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向来讨厌暴力，爱好和平，讲究奉献。[6]
三是凝聚民众人心。世界民族发展史有力地证明，宗教对凝集民众人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共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的宗教理念，诸如一神教义、人神“契约观”、先知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式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铸就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同时，民族精神通过《圣经》、《塔木德》等宗教经典，以及浸透宗教理念的民族成员生活习俗，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长盛不衰。正是宗教信仰造就的民族精神，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城，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遭到欧洲各国统治者的驱逐、迫害和杀戮，尤其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犹太文明不但没有失落，反而奇迹般以其独特的魅力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7]
许多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发现，印度历史上饱经劫难，数千年中几乎没有形成过长期有效的中央极权统治，但除了近代的人为分治外，这个国家却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物质诱惑的纷繁世界里，仍有绝大多数印度人对本土文化怀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究其原因，以印度教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信仰认同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是一个充满神话的国度，历史常常被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加以述说，这些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至今，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印度2001年有99、57%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其中印度教徒占82、41%。[8] （http://www.yannan.cn）
波兰以信仰天主教为主，人口中天主教徒占80%。天主教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在抵抗外族人入侵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到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人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多大教堂则曾是抵抗蒙古人的堡垒。在纳粹的占领下，波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者多达三分之一，大大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9]
三、信仰缺失与历史局限
相比于一些宗教发达的国家，宗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则要小得多，但中国并不缺少宗教资源。除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早在2世纪就形成外，外来宗教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佛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前后传入中国，公元4世纪后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约在7世纪中叶，到了元代开始兴盛起来。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逐渐传入中国；基督教新教）于19世纪传入中国。但不管那种宗教都未在中国大众化、普世化。这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及主流理论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短视，人为地限制了宗教的发展。
在外来宗教还未传入、本土宗教尚未形成的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了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2000多年的长期统治，儒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儒家学说不是宗教，是一种世俗哲学，它否定超越主义的拯救。“道不远人”、“天人合一” 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本着此种精神，儒家反对形上与形下、灵与肉、入间与出世、此岸与彼岸间的割裂与分离，总是小心翼翼的使超越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保持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这种把现实存在混同于超越理想本身的态度，使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评判失去了超越的尺度和依据。《道德经》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其中“道”是终极意义上的超越性理念。“仁”、“义”、“礼”、“忠”、“信”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其极力推崇的，但这些大多仅仅停留在世俗伦理的层面。如果世俗伦理没有“道”的支撑，社会就会容易陷入的绝对功利主义的泥坑。而“道”正是作为世俗哲学（政治哲学和世俗伦理）的儒家学说所缺少的。而且，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其它文化特别是法家权术和兵家谋略等现实主义文化的长期浸染，慢慢丧失了始初的理想主义价值，甚至在许多时候沦为纯粹的思想统治工具-----权谋，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表法里”。（http://www.yannan.cn）
儒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恃其历代统治者的推重和已演变成社会政治学说及伦理学说基础的优势，对道学、佛学及其它宗教基础理论基本上处于压制的姿态。自从道教产生，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儒学对它们的进攻就没有停止过。历史上有名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灭佛”事件，就都有儒臣在背后的参与谋划。在明朝灭亡前夕，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对基督教采取坚决对抗和批判的态度。抨击教士们宣扬的“神权至上”论，是破坏儒家君权独尊的法则，“谋为不轨，破坏伦常”。而对基督教反对崇拜上帝以外的偶像，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则斥之为违背“忠君”、“孝道”，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正统派不仅在文字上批驳声讨，还在万历四十年（1616）促成“南京教案”，迫令西方教士回归本国，基督教的活动受到打击和限制。
由于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的怂恿和挑拨，也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大多数统治者对宗教一般采取钳制甚至打击的态度。一是屠杀信徒，毁经除教。如魏太武帝在“长安事件”中对僧人就采取了斩尽杀绝的办法，手段极其残忍。573年，周武帝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 [10]二是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度，规定出家条件。从北宋到清朝，全国僧道尼冠总数通常控制50万以下。三是限制建立寺院宫观，这抑制了佛道二教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些原先没有佛、道教传播的地区，没有寺院宫观，就使佛、道教难以立足和传播。四是限制信徒集会、出游、言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与普通百姓的联系，失去了很多传播和发展宗教的机会。[11] （http://www.yannan.cn）
宗教在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也有宗教自身的原因。佛教是外来宗教，这与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心理直接抵触，所谓“夷夏之争”不但在佛教传入初期起阻碍作用，而且在此后数百年中一直是个议论不休的问题。佛教是外来宗教，这就造成语言障碍，佛经的翻译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且其经典是既定的，具有相当的民族性，这给它的汉化造成不小的困难。道教虽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它也有自己的缺点。道教以传统的原始宗教、道家理论、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等为源头。它来源复杂，系统理论的形成格外困难。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在士大夫中间长期以来就名声不佳，这不利道教的传播。此外，道教产生于社会下层，这使它的理论长时间处于低级状态。此外，道教在发展的初期，没有积极地争取世俗政权的支持，而过早图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这势必引起统治者的忌恨、打压。
由于以上等诸方面的原因，不管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占居主流文化地位、在民众中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儒家学说，由于本身形而上的缺陷和日益世俗化，而不具有宗教性。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大众化、全民性的宗教信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遗憾。但这不仅仅是历史遗憾，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在。（http://www.yannan.cn）
四、信仰危机与当前困境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目前中国正处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深刻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信仰的”只占28、10%。正是因为严重的信仰危机，造成了当前中国严峻的社会形势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信仰危机首先突出表现在一些官员身上。党员干部的信仰危机，就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模糊、淡漠或失落。共产主义曾是支撑我们一切的精神支柱。这根支柱一旦坍塌，没有不走上邪路的。媒体提出的“59岁现象”，已成了官员晚节不保的代名词。从信仰危机的角度看，它实质是党员干部在对前途失去信心之后转而寻求自己的“后路”。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留有余地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省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的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重庆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的更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拜金主义抬头，这是目前官员腐败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另外，信仰危机还直接导致享乐主义。因为信仰危机必然指向精神空虚，而享乐主义则往往是精神空虚者空虚精神的填充物。享乐主义使一些官员大肆贪污受贿，攫取物质财富外，也使得他们价值观颠覆、道德沦丧，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兽欲。这是大多数腐败者总养有几个情妇的根本原因。（http: //www.yannan.cn）
不仅如此，信仰危机还使一些官员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根本性变异。象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这样的高官居然变成了“佛家弟子”，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仰，主张以佛教治国。他为求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归依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12]但丛福奎并不是真正的虔诚的佛教徒，其拜佛的动机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这与佛教的摒弃一切欲念、主张众生平等的理念和宗旨背道而驰。
由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还使一些官员沉迷迷信活动。有的官员大修“活人墓”，迷信“风水”。有的甚至还把迷信活动组织化、规模化，譬如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在县委大院埋“镇邪物”，并带领数十党政干部前去跪拜；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局长率领全体干部职工为办公大楼搬迁作“法事”；湖南双峰县法院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用公款请“法师”为一坠楼身亡的法警“驱鬼怯邪”，“超度亡灵”。[13]（http: //www.yannan.cn）
2004年发生在浙江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的“2、15”特大火灾，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村存在信仰危机的严重性。据媒体[14]报道，这次事故系当地村民集聚在一草棚内从事迷信活动，失火引起草棚丹塌燃烧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40人。惨剧发生后，政府拆除、取缔或封停了当地的所有非法庙宇。事实上，当地政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庙小庵的取缔。但原来被拆除的迷信活动场所又逐渐恢复。直到一年前，镇政府和村委还下令把土庙拆了。但这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一些村民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空前团结，共同集资，在原址上重新盖起了极其简陋的草棚土庙，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仅仅是在原土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草棚，就成了村民们灵魂的的安栖之所，这暴露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严重空虚和信仰领域的高度荒漠化。2003年“非典”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农民竟用烧香、放鞭炮的方式“驱邪”防“非典”，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安徽、湖南、云南、江苏、陕西、天津、广西、湖北等10余个省（市）。有的还相信“灾害说”、“末世论”。这种面临危机和灾难表现出来的荒唐举动，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的愚昧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信仰的缺失。
不仅仅在知识不发达的农村，因信仰危机而导致精神空虚，迷茫虚无，甚至悲观绝望的大学生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盲目追求感官刺激，就是以吸毒来麻醉自我，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不归路。有的甚至迷信“法轮功”。据了解，广东省的“法轮功”练习者，高校占了一半，其中不少是在校学生。中山大学的一个学生单某，在校期间就练习“法轮功”，毕业后回到家乡东莞工作，不久就成为“法轮功”在东莞的带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学校时，我们学生都感到非常苦闷，现在社会太黑暗，那么多腐败现象，我们感到没有什么可信的，练习“法轮功”才找到精神寄托。”[15]信仰危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直接性的、灾难性的：社会正义感正在丧失，歹徒满街追杀弱女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空壳奶粉”造成的“大头娃”触目惊心；生活中谎言假话连篇，电影《手机》引发了对信任危机的关注。另外，暴力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官场“潜规则”盛行等等不一而足。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发表文章认为，信仰危机和信心不足是在心态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16]心中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人们便为所欲为。（http://www.yannan.cn）
目前中国信仰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宗教极不发达。中国目前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道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17]这只是13亿人口的极少部分。许多人对宗教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信徒对宗教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二是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失败（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奉行半多个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的依据；同时，功利主义（市场主义）虽然带来了较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精神痛苦，甚至带来了精神极度虚无的空前灾难，世俗的人文信仰因而同时丧失了价值的依据。大众化宗教的匮乏，以及信仰的替代物----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失落，造成当代迄今为止最完全、最彻底的信仰危机。
五、信仰重建与未来中国
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信仰危机为信仰重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为重新选择、建构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信仰的重建应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前提和核心。
现代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用（即物质）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思想（即文化）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文化传统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物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目标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即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断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且，它们正处在终结东亚式威权主义，走向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过程之中。[18]（http://www.yannan.cn）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唇齿相依、相互相成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19]中国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20]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21]总而言之，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根本动力和全部奥秘。
我国现代化之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而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仅仅停留在器用的浅层面，而对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基督教文化或熟视无睹，或视为洪水猛兽。（http://www.yannan.cn）
当代思想家李慎之曾经指出，五四运动至今已有80周年，但启蒙的目的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现在需要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22]笔者认为，“五四”启蒙的目的至今仍未达到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五四”启蒙先驱的历史局限。“五四”的先贤们在打破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把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的时候，却忽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即使当时有人洞察到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根本，但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中体西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禁锢，使“五四” 先驱们对基督教怀有戒心和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23]正是这些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中国错过了解决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文化现代化和重建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好机会。此后虽然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或多或少因为以上同样的原因，以及执政者和主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一一错过。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信仰重建有两种情形：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情形的信仰重建。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而全球化正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不断扩展和延伸的必然过程。中国宗教信仰的重建，主要是要在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毒素，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新教）的精神资源，培育出既能凝聚民族精神，又能推进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大众化、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其显得艰难和漫长。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法国作家加缪语）（http://www.yannan.cn）
参考文献:
[1]参见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胡向春《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环球时报》2004年1月30日
[5]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全球最有修养的文莱人》，《信息日报》2004年3月28日
[7]参见徐新《走进希伯莱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
[8]参见姜景奎《宗教印度面面观》，《世界博览》2002年第9期
[9]参见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0]引自《二十五史·周书·武帝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1]参见彭琦《中西政教关系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参见《法制与新闻》2003年第6期
[13]参见《民主与法制》2003年11月上半刊
[14]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2月19日
[15]参见新华网2002年9月4日讯
[16]参见《领导决策信息》2001年第10期
[17]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有关资料
[18]参见何新华《威权主义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理的演变和终结》，《书屋》2004年第2期
[19]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6年版
[20]引自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1]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参见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书屋》1999年第6期
[23]参见唐逸《“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现代意义》，载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许纪霖编），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
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针对各种矛盾和问题，体制内外的忧患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医治药方，执政者也有选择性地采取了相应对策，但收效很有限，社会矛盾和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无所依托，精神大厦无以支撑，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和普世性的全民宗教，没有形成足以支撑民族精神大厦的宗教信仰。这与宗教发达的西方国家及其它一些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演进到现在，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但宗教不但没有退隐出历史舞台，而且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功能。掌握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当代中国精英，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必要性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一、宗教存在与人类性灵
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和普遍性，这是由它产生的根源，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类的性灵决定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某种反映，它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的神灵，认为神灵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神灵预先安排好了的，人的行为只能顺从神的意志。在人类孩童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极不发达，人们对自身生活以及他们同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出现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这是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进入不平等社会以后，除了自然力量以外，社会力量产生了作用，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形成盲目的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这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人类社会演进到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目前，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并没有从“自然王国”进入“必然王国”，从微观到宏观，从生命的起源到宇宙的浩瀚，大量未知世界的奥妙尚待进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破坏力依然存在，例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类还不能够有效地掌握和控制。人们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社会上经常存在失业、破产、离婚、意外事故等问题。这些自然和社会现象，很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将之归之于命运或某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为宗教的现实存在提供了客观基础。（http://www.yannan.cn）
目前，世界人口约60亿人，各种宗教信徒就达48亿。[1]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21世纪，世界宗教信徒人数将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物质非常丰富的西方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3%，[2]宗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43位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几乎每位总统在就职的典礼上都要手抚《圣经》宣誓；在作公开演讲时，他们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美国”。[3]美国基督教在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等问题，法庭、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方面，直接享有一定的管辖权。牧师深入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例如，美国军队中大多都有牧师，他们从军队部门领取薪金，享有军官的权利。[4]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宗教信徒也大都占各国总人数的绝大多数 ：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很多探索自然奥秘的著名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据医学家盖洛普氏调查，过去300年300位著名科学家中，其中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外，其余263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总数的92%。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如法拉地、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等。达尔文早年倡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翻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前苏联推崇备至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是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然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用于神学的探讨，他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神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因创立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信神的，他说：“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总会存在。但是，人类的永不满足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理想天国的憧憬和终极价值的追寻。这些是宗教存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深层条件。（http://www.yannan.cn）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
宗教的存在不仅有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还有必要性。因为宗教有巨大的、其它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两种基本力量。这是在洞察历史和社会真相后作出的科学论断。宗教和科学之于人类社会，好似鸟之双翼。如果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性物质力量，那么宗教就是人类图存和民族求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它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净化个体灵魂。古人云：“人心惟危。”人性是多变的，人很难把握自己。把金钱、地位、名誉视着人生的根基和目标，都是不可靠的，捉摸不定的。只有找到“道”，才有做人的根基和目标。“道”是一种超乎理性之外的东西。宗教的对象具有超念性，是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它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归宿，它既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既超在又内在的神秘存在对人非常重要。人有了这种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就不会把此世的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根基和目标。不再患得患失，被世俗的功名利禄牵着鼻子走。有了宗教信仰以后，心灵之舟不再四处飘泊，它已经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此岸才显得有意义。（http://www.yannan.cn）
二是提升社会道德。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两大基本工具。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而社会道德的维系，基本上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心约束力。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内心约束力的大小。成熟的宗教几乎都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如佛教的“五戒”、“十善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的孝敬父母、乐于施舍、救孤贫助等。[5]同时，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于不德、善于不善的普遍准则。相比于一般的世俗道德，建立在信仰基石上的宗教道德的内心约束力则强大的多，也有效得多。东南亚的文莱人非常有修养。在文莱，处处都能感到一种友善，而这种友善是发自内心的，除了制造和谐和快乐外，没有别的目的。特别是每年在文莱马来人最隆重的节日开斋节的头三天，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家作客，即使是陌生人，也要请吃正餐。每逢开斋节，皇宫对平民百姓开放三天，任何人都可以排队进去与国家元首握手，每位客人都受到招待。文莱人性情如此平和、友善与宗教密不可分。文莱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向来讨厌暴力，爱好和平，讲究奉献。[6]
三是凝聚民众人心。世界民族发展史有力地证明，宗教对凝集民众人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共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的宗教理念，诸如一神教义、人神“契约观”、先知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式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铸就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同时，民族精神通过《圣经》、《塔木德》等宗教经典，以及浸透宗教理念的民族成员生活习俗，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长盛不衰。正是宗教信仰造就的民族精神，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城，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遭到欧洲各国统治者的驱逐、迫害和杀戮，尤其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犹太文明不但没有失落，反而奇迹般以其独特的魅力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7]
许多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发现，印度历史上饱经劫难，数千年中几乎没有形成过长期有效的中央极权统治，但除了近代的人为分治外，这个国家却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物质诱惑的纷繁世界里，仍有绝大多数印度人对本土文化怀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究其原因，以印度教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信仰认同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是一个充满神话的国度，历史常常被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加以述说，这些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至今，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印度2001年有99、57%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其中印度教徒占82、41%。[8] （http://www.yannan.cn）
波兰以信仰天主教为主，人口中天主教徒占80%。天主教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在抵抗外族人入侵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到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人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多大教堂则曾是抵抗蒙古人的堡垒。在纳粹的占领下，波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者多达三分之一，大大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9]
三、信仰缺失与历史局限
相比于一些宗教发达的国家，宗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则要小得多，但中国并不缺少宗教资源。除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早在2世纪就形成外，外来宗教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佛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前后传入中国，公元4世纪后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约在7世纪中叶，到了元代开始兴盛起来。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逐渐传入中国；基督教新教）于19世纪传入中国。但不管那种宗教都未在中国大众化、普世化。这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及主流理论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短视，人为地限制了宗教的发展。
在外来宗教还未传入、本土宗教尚未形成的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了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2000多年的长期统治，儒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儒家学说不是宗教，是一种世俗哲学，它否定超越主义的拯救。“道不远人”、“天人合一” 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本着此种精神，儒家反对形上与形下、灵与肉、入间与出世、此岸与彼岸间的割裂与分离，总是小心翼翼的使超越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保持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这种把现实存在混同于超越理想本身的态度，使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评判失去了超越的尺度和依据。《道德经》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其中“道”是终极意义上的超越性理念。“仁”、“义”、“礼”、“忠”、“信”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其极力推崇的，但这些大多仅仅停留在世俗伦理的层面。如果世俗伦理没有“道”的支撑，社会就会容易陷入的绝对功利主义的泥坑。而“道”正是作为世俗哲学（政治哲学和世俗伦理）的儒家学说所缺少的。而且，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其它文化特别是法家权术和兵家谋略等现实主义文化的长期浸染，慢慢丧失了始初的理想主义价值，甚至在许多时候沦为纯粹的思想统治工具-----权谋，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表法里”。（http://www.yannan.cn）
儒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恃其历代统治者的推重和已演变成社会政治学说及伦理学说基础的优势，对道学、佛学及其它宗教基础理论基本上处于压制的姿态。自从道教产生，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儒学对它们的进攻就没有停止过。历史上有名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灭佛”事件，就都有儒臣在背后的参与谋划。在明朝灭亡前夕，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对基督教采取坚决对抗和批判的态度。抨击教士们宣扬的“神权至上”论，是破坏儒家君权独尊的法则，“谋为不轨，破坏伦常”。而对基督教反对崇拜上帝以外的偶像，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则斥之为违背“忠君”、“孝道”，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正统派不仅在文字上批驳声讨，还在万历四十年（1616）促成“南京教案”，迫令西方教士回归本国，基督教的活动受到打击和限制。
由于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的怂恿和挑拨，也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大多数统治者对宗教一般采取钳制甚至打击的态度。一是屠杀信徒，毁经除教。如魏太武帝在“长安事件”中对僧人就采取了斩尽杀绝的办法，手段极其残忍。573年，周武帝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 [10]二是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度，规定出家条件。从北宋到清朝，全国僧道尼冠总数通常控制50万以下。三是限制建立寺院宫观，这抑制了佛道二教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些原先没有佛、道教传播的地区，没有寺院宫观，就使佛、道教难以立足和传播。四是限制信徒集会、出游、言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与普通百姓的联系，失去了很多传播和发展宗教的机会。[11] （http://www.yannan.cn）
宗教在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也有宗教自身的原因。佛教是外来宗教，这与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心理直接抵触，所谓“夷夏之争”不但在佛教传入初期起阻碍作用，而且在此后数百年中一直是个议论不休的问题。佛教是外来宗教，这就造成语言障碍，佛经的翻译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且其经典是既定的，具有相当的民族性，这给它的汉化造成不小的困难。道教虽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它也有自己的缺点。道教以传统的原始宗教、道家理论、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等为源头。它来源复杂，系统理论的形成格外困难。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在士大夫中间长期以来就名声不佳，这不利道教的传播。此外，道教产生于社会下层，这使它的理论长时间处于低级状态。此外，道教在发展的初期，没有积极地争取世俗政权的支持，而过早图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这势必引起统治者的忌恨、打压。
由于以上等诸方面的原因，不管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占居主流文化地位、在民众中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儒家学说，由于本身形而上的缺陷和日益世俗化，而不具有宗教性。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大众化、全民性的宗教信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遗憾。但这不仅仅是历史遗憾，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在。（http://www.yannan.cn）
四、信仰危机与当前困境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目前中国正处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深刻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信仰的”只占28、10%。正是因为严重的信仰危机，造成了当前中国严峻的社会形势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信仰危机首先突出表现在一些官员身上。党员干部的信仰危机，就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模糊、淡漠或失落。共产主义曾是支撑我们一切的精神支柱。这根支柱一旦坍塌，没有不走上邪路的。媒体提出的“59岁现象”，已成了官员晚节不保的代名词。从信仰危机的角度看，它实质是党员干部在对前途失去信心之后转而寻求自己的“后路”。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留有余地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省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的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重庆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的更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拜金主义抬头，这是目前官员腐败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另外，信仰危机还直接导致享乐主义。因为信仰危机必然指向精神空虚，而享乐主义则往往是精神空虚者空虚精神的填充物。享乐主义使一些官员大肆贪污受贿，攫取物质财富外，也使得他们价值观颠覆、道德沦丧，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兽欲。这是大多数腐败者总养有几个情妇的根本原因。（http: //www.yannan.cn）
不仅如此，信仰危机还使一些官员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根本性变异。象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这样的高官居然变成了“佛家弟子”，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仰，主张以佛教治国。他为求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归依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12]但丛福奎并不是真正的虔诚的佛教徒，其拜佛的动机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这与佛教的摒弃一切欲念、主张众生平等的理念和宗旨背道而驰。
由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还使一些官员沉迷迷信活动。有的官员大修“活人墓”，迷信“风水”。有的甚至还把迷信活动组织化、规模化，譬如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在县委大院埋“镇邪物”，并带领数十党政干部前去跪拜；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局长率领全体干部职工为办公大楼搬迁作“法事”；湖南双峰县法院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用公款请“法师”为一坠楼身亡的法警“驱鬼怯邪”，“超度亡灵”。[13]（http: //www.yannan.cn）
2004年发生在浙江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的“2、15”特大火灾，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村存在信仰危机的严重性。据媒体[14]报道，这次事故系当地村民集聚在一草棚内从事迷信活动，失火引起草棚丹塌燃烧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40人。惨剧发生后，政府拆除、取缔或封停了当地的所有非法庙宇。事实上，当地政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庙小庵的取缔。但原来被拆除的迷信活动场所又逐渐恢复。直到一年前，镇政府和村委还下令把土庙拆了。但这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一些村民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空前团结，共同集资，在原址上重新盖起了极其简陋的草棚土庙，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仅仅是在原土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草棚，就成了村民们灵魂的的安栖之所，这暴露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严重空虚和信仰领域的高度荒漠化。2003年“非典”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农民竟用烧香、放鞭炮的方式“驱邪”防“非典”，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安徽、湖南、云南、江苏、陕西、天津、广西、湖北等10余个省（市）。有的还相信“灾害说”、“末世论”。这种面临危机和灾难表现出来的荒唐举动，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的愚昧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信仰的缺失。
不仅仅在知识不发达的农村，因信仰危机而导致精神空虚，迷茫虚无，甚至悲观绝望的大学生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盲目追求感官刺激，就是以吸毒来麻醉自我，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不归路。有的甚至迷信“法轮功”。据了解，广东省的“法轮功”练习者，高校占了一半，其中不少是在校学生。中山大学的一个学生单某，在校期间就练习“法轮功”，毕业后回到家乡东莞工作，不久就成为“法轮功”在东莞的带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学校时，我们学生都感到非常苦闷，现在社会太黑暗，那么多腐败现象，我们感到没有什么可信的，练习“法轮功”才找到精神寄托。”[15]信仰危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直接性的、灾难性的：社会正义感正在丧失，歹徒满街追杀弱女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空壳奶粉”造成的“大头娃”触目惊心；生活中谎言假话连篇，电影《手机》引发了对信任危机的关注。另外，暴力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官场“潜规则”盛行等等不一而足。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发表文章认为，信仰危机和信心不足是在心态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16]心中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人们便为所欲为。（http://www.yannan.cn）
目前中国信仰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宗教极不发达。中国目前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道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17]这只是13亿人口的极少部分。许多人对宗教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信徒对宗教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二是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失败（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奉行半多个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的依据；同时，功利主义（市场主义）虽然带来了较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精神痛苦，甚至带来了精神极度虚无的空前灾难，世俗的人文信仰因而同时丧失了价值的依据。大众化宗教的匮乏，以及信仰的替代物----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失落，造成当代迄今为止最完全、最彻底的信仰危机。
五、信仰重建与未来中国
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信仰危机为信仰重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为重新选择、建构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信仰的重建应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前提和核心。
现代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用（即物质）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思想（即文化）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文化传统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物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目标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即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断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且，它们正处在终结东亚式威权主义，走向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过程之中。[18]（http://www.yannan.cn）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唇齿相依、相互相成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19]中国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20]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21]总而言之，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根本动力和全部奥秘。
我国现代化之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而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仅仅停留在器用的浅层面，而对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基督教文化或熟视无睹，或视为洪水猛兽。（http://www.yannan.cn）
当代思想家李慎之曾经指出，五四运动至今已有80周年，但启蒙的目的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现在需要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22]笔者认为，“五四”启蒙的目的至今仍未达到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五四”启蒙先驱的历史局限。“五四”的先贤们在打破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把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的时候，却忽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即使当时有人洞察到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根本，但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中体西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禁锢，使“五四” 先驱们对基督教怀有戒心和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23]正是这些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中国错过了解决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文化现代化和重建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好机会。此后虽然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或多或少因为以上同样的原因，以及执政者和主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一一错过。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信仰重建有两种情形：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情形的信仰重建。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而全球化正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不断扩展和延伸的必然过程。中国宗教信仰的重建，主要是要在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毒素，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新教）的精神资源，培育出既能凝聚民族精神，又能推进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大众化、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其显得艰难和漫长。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法国作家加缪语）（http://www.yannan.cn）
参考文献:
[1]参见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胡向春《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环球时报》2004年1月30日
[5]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全球最有修养的文莱人》，《信息日报》2004年3月28日
[7]参见徐新《走进希伯莱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
[8]参见姜景奎《宗教印度面面观》，《世界博览》2002年第9期
[9]参见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0]引自《二十五史·周书·武帝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1]参见彭琦《中西政教关系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参见《法制与新闻》2003年第6期
[13]参见《民主与法制》2003年11月上半刊
[14]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2月19日
[15]参见新华网2002年9月4日讯
[16]参见《领导决策信息》2001年第10期
[17]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有关资料
[18]参见何新华《威权主义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理的演变和终结》，《书屋》2004年第2期
[19]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6年版
[20]引自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1]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参见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书屋》1999年第6期
[23]参见唐逸《“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现代意义》，载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许纪霖编），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
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5/19/2004
语义网：让网络学会思考
语义网：让网络学会思考
Ｇｏｏｇｌｅ的强大，相信不用在这里多费唇舌，大家一定也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但是，我们经常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事实上Ｇｏｏｇｌｅ也一样，很多时候它也会查找到一大堆莫名其妙、毫不相关的垃圾信息。
从Ｇｏｏｇｌｅ说开去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想要去买电脑，那么肯定会以“配件报价”为关键字进行搜索，但Ｇｏｏｇｌｅ却会给出许多毫不相关的信息。
再举个更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你在Ｇｏｏｇｌｅ上查“番茄”，那么Ｇｏｏｇｌｅ也不会把“西红柿”作为“番茄”的同义词进行查找。说到底，这是由于Ｇｏｏｇｌｅ是基于关键字比较进行查找的，它只会考虑基于关键字的匹配，而不是像人一样是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再进行筛选。
语义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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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和露西能够通过Ｗｅｂ执行这些任务，不是靠今天的互联网，而是得益于将来的语义Ｗｅｂ。事实上，从互联网建立时就已经有很多计算机工作者致力于语义Ｗｅｂ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许多类似于Ｊｅｎａ和ＡＱｓｅａｒｃｈ的基于ＤＡＭＬ（Ｔｈｅ ＤＡＲＰＡ Ａｇｅｎｔ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推理机也相继被开发出来，同时类似于ＷｏｒｄＮｅｔ的工作对语义网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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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实际系统的发展都离不开它的基础理论，那么语义Ｗｅｂ呢？事实上，当前的语义Ｗｅｂ都是基于二元关系的，对于这个概念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在通俗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三元式，也就是说任何一次的知识表达都是由三部分组成——主语、谓语和宾语。那么大家又要问了，用这样简单的表示方法能否表现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呢？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我们可以通过绑定、组合等一系列方法来表示更为复杂的知识，就像计算机在底层只有０、１两个符号，但却可以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的道理一样。
大家也许会奇怪，语义Ｗｅｂ提出以后会不会完全代替现有的Ｗｅｂ，如果不会的话，它将以一种怎样的形式与现有的Ｗｅｂ相结合？事实上，语义Ｗｅｂ是针对机器理解提出的，也就是说用语义Ｗｅｂ描述的资源是让机器阅读的，那么传统意义上的Ｗｅｂ还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传统Ｗｅｂ提供给人们所需要的信息，而语义Ｗｅｂ在后台给机器阅读，用于资源的发布、发现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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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了，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明白，光说不练也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选择ＤＡＭＬ，一是由于ＤＡＭＬ较早期的语义Ｗｅｂ创建语言提供了更强大和方便的语义支持，二是由于它是由ＤＡＲＰＡ提出的，很具有权威性。
在这里要表述的内容如下：微软是一家生产操作系统的公司；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是公司的ＣＥＯ；Ｉｎｔｅｌ是一家生产ＣＰＵ的公司，它和微软是战略伙伴；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的售价是５０美元（假设）。进行描述的文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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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ｍ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ｄｆＩＤ＝″Ｉｎｔ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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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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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ｍ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ｙｍｄｈａ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ｒｄｆＲＤＦ＞
在这里由于只是一个具体资源的描述文档，在后台还需要一个元数据文档进行支持，它也是由我们自己定义的，在这里由于篇幅关系就不一一列出了。
由于语义网是针对机器理解提出的，我们也看到了具体的资源描述文档，那么机器是如何在这些文档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这里用ＡＱＳｅａｒｃｈ作为推理机来进行查找。
我们首先进行必要的设定（如图所示），这里我们还是沿用上面举过的例子，查找和Ｉｎｔｅｌ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公司，一切搞定以后按“Ａｄｄ Ｃｌａｕｓｅ”键将查询条件输入，还可以同时输入几个查询条件进行复合查询，然后再按Ｅｘｅｃｕｔｅ键就ＯＫ了，接下来就是看查询的结果了。
在ＤＡＭ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中可以看到，ＡＱＳｅａｒｃｈ查到了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并列出了与之相关的其他信息。
也许大家对ＡＱＳｅａｒｃｈ的搜索功能不以为然，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这里要指出的是ＡＱＳｅａｒｃｈ事先并不知道要查找的文档是用哪些元数据（就是ＨＴＭＬ中的标签）进行描述的，这也体现了语义Ｗｅｂ一个最为重要的特性——可扩充性，这也正是大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
语义网并非独立的另一个Ｗｅｂ，而是现在Ｗｅｂ的一种延伸。在其中，信息有定义完好的含意，更利于人机之间的合作。不久的将来，当机器有更强的能力去处理和“理解”现在它仅仅进行显示的数据时，我们将看到更多重要的新功能。
（小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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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ｍ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ｙｍ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ｄｆＩＤ＝″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ｍｙｍ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ＤＣｏｄｅ＞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ｍｙｍ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ＤＣｏｄｅ＞
＜ｍｙｍｄｎａｍ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ｅ＜／ｍｙｍｄｎａｍｅ＞
……
＜ｍｙｍ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ｉｅｎｄ＜／ｍｙｍ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ｙｍ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ｙｍｄｈａ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ｒｄｆＲＤＦ＞
在这里由于只是一个具体资源的描述文档，在后台还需要一个元数据文档进行支持，它也是由我们自己定义的，在这里由于篇幅关系就不一一列出了。
由于语义网是针对机器理解提出的，我们也看到了具体的资源描述文档，那么机器是如何在这些文档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这里用ＡＱＳｅａｒｃｈ作为推理机来进行查找。
我们首先进行必要的设定（如图所示），这里我们还是沿用上面举过的例子，查找和Ｉｎｔｅｌ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公司，一切搞定以后按“Ａｄｄ Ｃｌａｕｓｅ”键将查询条件输入，还可以同时输入几个查询条件进行复合查询，然后再按Ｅｘｅｃｕｔｅ键就ＯＫ了，接下来就是看查询的结果了。
在ＤＡＭ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中可以看到，ＡＱＳｅａｒｃｈ查到了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并列出了与之相关的其他信息。
也许大家对ＡＱＳｅａｒｃｈ的搜索功能不以为然，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这里要指出的是ＡＱＳｅａｒｃｈ事先并不知道要查找的文档是用哪些元数据（就是ＨＴＭＬ中的标签）进行描述的，这也体现了语义Ｗｅｂ一个最为重要的特性——可扩充性，这也正是大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
语义网并非独立的另一个Ｗｅｂ，而是现在Ｗｅｂ的一种延伸。在其中，信息有定义完好的含意，更利于人机之间的合作。不久的将来，当机器有更强的能力去处理和“理解”现在它仅仅进行显示的数据时，我们将看到更多重要的新功能。
（小林子）
维客，过一把写百科全书的瘾
维客，过一把写百科全书的瘾
类一直希望将全世界的知识收集在一起，并把它共享出来。从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大英百科全书，无不体现出人们这一强烈的渴望。
维客，过一把写百科全书的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利用国际互联网来编写一部免费的百科全书的构想初步形成。如今，随着网络的发达终于成为了现实。维基百科（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就是一部完全开放的在线词典，任何人都可以依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来对“词典”中的条目做注解。
小资料：维基百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维客系统，该系统于２００１年１月投入运行，２００１年２月超过１?熏０００条条目；２００１年７月超过１０?熏０００条条目；截止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４０种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总条目数超过３０万条，非英语版本的总条目数首次超过英语版本的。维基百科最初的构想是Ｎｕｐｅｄｉａ的主编拉利·山葛和一位叫本·可维兹的电脑程序员，在２００１年１月２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
与大多数网络亚文化一样，维客同样体现开放、合作、平等、共享的网络文化。ＷｉｋｉＷｉｋｉ一词来源于夏威夷语的“ｗｅｅ ｋｅｅ ｗｅｅ ｋｅｅ”，原意是“快点快点”。
激发每个人讲故事的天性
世界上第一个维客网站诞生于１９９５年，由沃德·坎宁安创建。沃德·坎宁安发明维客的初衷是要建立一种能够让人们自由交流彼此经验的平台。沃德·坎宁安认为，人喜欢讲话是本性。在创建维客技术时，他十分希望激发每个人喜欢讲故事的天性。
对于维客的诞生，沃德·坎宁安认为就像艺术家塑造一团泥巴一样，这种思想不仅仅存在于艺术雕塑之中。维客所带来的是群体性塑造，也就是知识界的变更成本曲线。
从本质上说，维客就像一种建站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共同的主题进行扩展或者探讨，甚至维护网站。维客考虑让更多人参与建设，因此它的语法与ＨＴＭＬ相比要容易得多，几乎与用普通写字板编辑文字差不多，非常容易上手。
小资料：维客超文本系统可以在Ｗｅｂ基础上对维客文本进行浏览、创建、更改，而且创建、更改、发布的代价远比ＨＴＭＬ文本小；同时维客系统还支持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并为协作式写作提供了必要帮助。与其它超文本系统相比，维客具有使用方便、开放的特点。
维客的技术原理
维客通过文本数据库或者关系数据库实现了版本控制，因此可以随时找回以前的数据，也可以和以前的数据进行对比。版本控制还让多人协作成为了可能，既可以保护内容不会丢失，又可以让任何信息被任何人修改和删除，但是最后剩下的是最好的参与者，因为系统会清除垃圾文字，最终剩下的也是最有意义的内容。
维客是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网页，在每个正常显示的页面下方都有一个“编辑”按钮，点击这个按钮你就可以编辑页面了。有些人要问：任何人都可以编辑？那不是乱套了么？其实不然，维客体现的是一种哲学思想：“人之初，性本善”。维客认为不会有人故意破坏维客网站，大家编辑网页是为了共同的爱好。虽然如此，还是免不了有很多好奇者无意中更改了维客网站的内容。那么为了维护网站的正确性，维客在技术上和运行规则上做了一些规范，既做到了向大众公开的原则，又尽量降低众多参与者带来的风险，如：保留网页每一次变动的数据，即使参与者将整个页面删掉，管理者也能很方便地从记录中恢复最正确的页面；在更新一个页面的时候还可以在描述栏中写上几句话（更新内容的依据或跟管理员的对话等）。这样，管理员就能知道你更新页面的情况。
小资料：２００２年３月，用户“２４”在英文维基百科发表了许多言辞过激的文章，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人身攻击。２００２年４月，维基百科禁止用户“２４”对其进行编辑，但允许其继续浏览。而经常在德国历史相关的文章中发表亲右翼观点，并且导致多次争论的用户“Ｈｅｌｇａ”，则在２００２年９月被禁止编辑维基百科。
将知识贡献给全人类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３个非英语维基百科版本协作计划揭开了序幕，其中包括阿拉伯语、中文、荷兰语、德语、世界语、法语、希伯来文、意大利语、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
中文维基百科是维基百科协作计划的中文版本，简繁同站，大部分内容是由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合作完成的。除了关注人类共同享有的知识之外，相对其他语言的维基百科协作计划，中文维基百科更注重于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传播中国文化，中文维基百科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方面的条目。
登录维基百科网站，你可以看到一个井井有条的词典式页面，其中包含很多链接——蓝色的链接表示该条目已经有了词典解释；暗红色的链接表示该条目目前还没有任何记录，有待你去编辑。
这里以“导演”这个名词为例，你可以通过网站提供的搜索引擎找到“导演”的链接。单击该链接，屏幕上就会出现图文并茂的有关“导演”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由众多网友热心修订而成的。如果你觉得需要修改什么内容，可以单击页面下部的“编辑本页”链接，进入“正在编辑导演”页面。在此页面中，有一个用于修改和编辑记录的文本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其中增删或修改相关内容。
提交网站之后，在随后出现的页面中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的修订结果了。要查看“导演”的修订历史记录，单击页面左面的“最近更改”链接即可，在随后出现的页面中大家就能查阅到包括修改时间和修订者ＩＰ地址的列表。单击列表中的内容，即可了解每次编辑所做的具体文字或者图片的修改——修改前后的文字内容都会有红色标志，一目了然。
虽然维基百科是严肃严谨的，但维客也部分反映了中国时下的流行文化，比如在中文维客百科上，对于“导演”一词的解释就前前后后被改了多次。最初的中国维客还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押“把文学剧本搬上银幕使其成为影片的主要艺术家”，但是随着娱乐圈潜规则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没过几天，导演的解释就被改成了“导演都是大流氓”（会被系统去除）。这也正是维客的本色，更是一个共同创作各抒己见的社区。
维客的路还很长
正如俗语所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尽管维客倡导“人之初，性本善”，让普天大众将自己的智慧与学识贡献出来，人人都可参与。但破坏者、恶作剧者总是存在的，维客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增加了记录和封存ＩＰ的功能，能将破坏者的ＩＰ记录下来。但由于维客的便捷性，仍然经常有破坏者访问维基百科并大肆破坏，通常这些破坏很快都被修复，但是对英文维基百科首页的不断破坏最终会导致首页“自我保护”，只有管理员才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除了在百科全书方面的成功之外，维客技术也被引入到商业领域，并即将在纳斯达克上市，且预估市值高达４００亿美元。著名搜索引擎网站Ｇｏｏｇｌｅ内部就是用维客系统沟通，甚至摩托罗拉公司也把维客引入到公司内部的知识管理中来。
美国《商业２．０》网站还引述了Ｇｏｏｇｌｅ创始人拉里·佩奇的说法?押“维客上涂涂改改的便捷，非常适合现代管理制度下的职员交流，维客可以打破企业内部各层的隔阂，让那些靠压制手段管理的主管们被群体智慧淹没。”
类一直希望将全世界的知识收集在一起，并把它共享出来。从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大英百科全书，无不体现出人们这一强烈的渴望。
维客，过一把写百科全书的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利用国际互联网来编写一部免费的百科全书的构想初步形成。如今，随着网络的发达终于成为了现实。维基百科（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就是一部完全开放的在线词典，任何人都可以依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来对“词典”中的条目做注解。
小资料：维基百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维客系统，该系统于２００１年１月投入运行，２００１年２月超过１?熏０００条条目；２００１年７月超过１０?熏０００条条目；截止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４０种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总条目数超过３０万条，非英语版本的总条目数首次超过英语版本的。维基百科最初的构想是Ｎｕｐｅｄｉａ的主编拉利·山葛和一位叫本·可维兹的电脑程序员，在２００１年１月２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
与大多数网络亚文化一样，维客同样体现开放、合作、平等、共享的网络文化。ＷｉｋｉＷｉｋｉ一词来源于夏威夷语的“ｗｅｅ ｋｅｅ ｗｅｅ ｋｅｅ”，原意是“快点快点”。
激发每个人讲故事的天性
世界上第一个维客网站诞生于１９９５年，由沃德·坎宁安创建。沃德·坎宁安发明维客的初衷是要建立一种能够让人们自由交流彼此经验的平台。沃德·坎宁安认为，人喜欢讲话是本性。在创建维客技术时，他十分希望激发每个人喜欢讲故事的天性。
对于维客的诞生，沃德·坎宁安认为就像艺术家塑造一团泥巴一样，这种思想不仅仅存在于艺术雕塑之中。维客所带来的是群体性塑造，也就是知识界的变更成本曲线。
从本质上说，维客就像一种建站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共同的主题进行扩展或者探讨，甚至维护网站。维客考虑让更多人参与建设，因此它的语法与ＨＴＭＬ相比要容易得多，几乎与用普通写字板编辑文字差不多，非常容易上手。
小资料：维客超文本系统可以在Ｗｅｂ基础上对维客文本进行浏览、创建、更改，而且创建、更改、发布的代价远比ＨＴＭＬ文本小；同时维客系统还支持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并为协作式写作提供了必要帮助。与其它超文本系统相比，维客具有使用方便、开放的特点。
维客的技术原理
维客通过文本数据库或者关系数据库实现了版本控制，因此可以随时找回以前的数据，也可以和以前的数据进行对比。版本控制还让多人协作成为了可能，既可以保护内容不会丢失，又可以让任何信息被任何人修改和删除，但是最后剩下的是最好的参与者，因为系统会清除垃圾文字，最终剩下的也是最有意义的内容。
维客是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网页，在每个正常显示的页面下方都有一个“编辑”按钮，点击这个按钮你就可以编辑页面了。有些人要问：任何人都可以编辑？那不是乱套了么？其实不然，维客体现的是一种哲学思想：“人之初，性本善”。维客认为不会有人故意破坏维客网站，大家编辑网页是为了共同的爱好。虽然如此，还是免不了有很多好奇者无意中更改了维客网站的内容。那么为了维护网站的正确性，维客在技术上和运行规则上做了一些规范，既做到了向大众公开的原则，又尽量降低众多参与者带来的风险，如：保留网页每一次变动的数据，即使参与者将整个页面删掉，管理者也能很方便地从记录中恢复最正确的页面；在更新一个页面的时候还可以在描述栏中写上几句话（更新内容的依据或跟管理员的对话等）。这样，管理员就能知道你更新页面的情况。
小资料：２００２年３月，用户“２４”在英文维基百科发表了许多言辞过激的文章，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人身攻击。２００２年４月，维基百科禁止用户“２４”对其进行编辑，但允许其继续浏览。而经常在德国历史相关的文章中发表亲右翼观点，并且导致多次争论的用户“Ｈｅｌｇａ”，则在２００２年９月被禁止编辑维基百科。
将知识贡献给全人类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３个非英语维基百科版本协作计划揭开了序幕，其中包括阿拉伯语、中文、荷兰语、德语、世界语、法语、希伯来文、意大利语、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
中文维基百科是维基百科协作计划的中文版本，简繁同站，大部分内容是由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合作完成的。除了关注人类共同享有的知识之外，相对其他语言的维基百科协作计划，中文维基百科更注重于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传播中国文化，中文维基百科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方面的条目。
登录维基百科网站，你可以看到一个井井有条的词典式页面，其中包含很多链接——蓝色的链接表示该条目已经有了词典解释；暗红色的链接表示该条目目前还没有任何记录，有待你去编辑。
这里以“导演”这个名词为例，你可以通过网站提供的搜索引擎找到“导演”的链接。单击该链接，屏幕上就会出现图文并茂的有关“导演”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由众多网友热心修订而成的。如果你觉得需要修改什么内容，可以单击页面下部的“编辑本页”链接，进入“正在编辑导演”页面。在此页面中，有一个用于修改和编辑记录的文本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其中增删或修改相关内容。
提交网站之后，在随后出现的页面中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的修订结果了。要查看“导演”的修订历史记录，单击页面左面的“最近更改”链接即可，在随后出现的页面中大家就能查阅到包括修改时间和修订者ＩＰ地址的列表。单击列表中的内容，即可了解每次编辑所做的具体文字或者图片的修改——修改前后的文字内容都会有红色标志，一目了然。
虽然维基百科是严肃严谨的，但维客也部分反映了中国时下的流行文化，比如在中文维客百科上，对于“导演”一词的解释就前前后后被改了多次。最初的中国维客还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押“把文学剧本搬上银幕使其成为影片的主要艺术家”，但是随着娱乐圈潜规则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没过几天，导演的解释就被改成了“导演都是大流氓”（会被系统去除）。这也正是维客的本色，更是一个共同创作各抒己见的社区。
维客的路还很长
正如俗语所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尽管维客倡导“人之初，性本善”，让普天大众将自己的智慧与学识贡献出来，人人都可参与。但破坏者、恶作剧者总是存在的，维客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增加了记录和封存ＩＰ的功能，能将破坏者的ＩＰ记录下来。但由于维客的便捷性，仍然经常有破坏者访问维基百科并大肆破坏，通常这些破坏很快都被修复，但是对英文维基百科首页的不断破坏最终会导致首页“自我保护”，只有管理员才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除了在百科全书方面的成功之外，维客技术也被引入到商业领域，并即将在纳斯达克上市，且预估市值高达４００亿美元。著名搜索引擎网站Ｇｏｏｇｌｅ内部就是用维客系统沟通，甚至摩托罗拉公司也把维客引入到公司内部的知识管理中来。
美国《商业２．０》网站还引述了Ｇｏｏｇｌｅ创始人拉里·佩奇的说法?押“维客上涂涂改改的便捷，非常适合现代管理制度下的职员交流，维客可以打破企业内部各层的隔阂，让那些靠压制手段管理的主管们被群体智慧淹没。”
5/18/2004
资源不共享成为阻碍科技进展的巨大壁垒
资源不共享成为阻碍科技进展的巨大壁垒
【科学时报】经济领域的重复建设问题一直备受诟病，但科技领域的重复建设问题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如北京某著名大学，两个系只是一路之隔，却各建了一个ＮＯＡＡ卫星数据接收站；仅长春市２０００年就已有４个ＮＯＡＡ接收站，建一个这样的接收站经费在１０万美元到１００万美元之间。国家科技资源不能共享已经成为一道阻碍科技进展的壁垒。
在信息化社会里，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战略资源。而国家科技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资源共享一直是科技界不断呼吁却没能解决的问题，其中，对科技文献、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大型仪器设备、信息网络等方面共享环境建设的反响尤为强烈。科技资源不能共享不仅造成了国家投资的巨大浪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近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全球变化信息研究中心、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空间数据专业委员会，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遥感与数据信息系统工作组等共同举办科技资源共享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就科技资源共享对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国际相关政策和成熟经验、中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我国科技资源共享的现状与进展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讨。
资源共享是科技进步必然要求
与会者对科技资源共享对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科学家之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的需要都带来对资源共享的需求。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全球变化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刘闯博士认为，信息时代科技资源共享的核心是科技数据和信息的共享，缺少数据会使创新思想变旧。
美国国家标准局参考数据中心John Rumble博士认为，对所有科学数据的共享对未来的科学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以往积累起来的数据集成为科学发现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阎保平、黎建辉等认为，现代科学研究问题空前复杂化，科学研究对象不是简单孤立的系统，而是涵盖更大的范围，跨学科科研信息、数据的实时获取与处理，仿真与大规模计算已成为分析、发现和预测的主要手段之一。科学数据共享使得全球性的、跨学科的、大规模科研合作成为可能；使得跨越时间、空间、物理障碍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成为可能。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对外研究办公室常务副主任Belinda Seto博士在谈及科研数据为什么要共享时列举了共享对科学的益处：
增强了科学调查的开放性，鼓励分析方法和观点的多样性，促进新研究，支持新的、或可选的假设和分析方法的检验，促进了新研究人员的培养，探索以前研究者不能涉及的领域，允许从综合数据中创建新的数据集。她还介绍了ＮＩＨ的研究数据共享政策，“在保护共享者的隐私以及机密和专利数据的同时，数据应当尽可能广泛和自由地被使用”。ＮＩＨ要求及时发布和共享最终的研究数据，以便为其他研究人员所使用，要求合同契约人无偿共享数据，并通过必要的最终研究数据来验证研究成果。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张玮表示，科学数据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必要条件，数据共享是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现代高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数据的获取更快、数据量更多、数据更准确。一旦数据共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的科学事业将得到飞速的发展，科学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资源共享现状令人担忧
我国的科学数据十分丰富，有资料显示，目前由国家投资，通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获取的科学数据至少达几百万亿字节，有人估计超过几千万亿字节，相当于几亿本百万字乃至千万字的书。为获取这些数据，国家耗费了巨额资金和可观的人力物力，但如此庞大的数据却大多分散在各单位而不能共享，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据北京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王兴邦介绍，现有仪器设备效益没有充分发挥，２００２年，使用相对较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４０万元以上仪器设备良好状态占３３．５％，约１／３，２／３的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还有待提高，综合效益不合格的设备达３７．８％，占１／３以上。
由于共享问题没能很好解决，部门或科学家群体之间的数据、资料不能有效沟通，影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然而，国外学者却利用其资金优势与我国不同单位分别开展合作，在其研究领域中获取了比国内学者更为全面的数据、资料，使其对一些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比国内学者更有发言权。
由于部门和地区之间信息共享的机制和制度尚未建立，一方面是超级数据大户手里数据的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大学和其它用户对数据有强烈的渴求，数据无法共享限制了教学研究的水平，导致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工作，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比比皆是。对此，从事遥感研究的张玮深有体会。
王兴邦则认为造成这种资源浪费的原因是有关方面对此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体制、管理、规划、政策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体制上存在条、块分割，购置设备以部门为单位，缺乏有效管理与规划，论证与管理脱节缺乏有效的管理、评价、制约机制；政策法规不协调，不配套。评估实验室、申请科研经费时不注重提倡共享、公用设备。收费管理上的不公平、不规范造成追求发展自有设备，在不同层次、程度上存在着重复购置的问题。
阎宝平等人认为，科研人员的观念、研究院所自身的利益、缺乏对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提供者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缺乏对数据加工者和服务者工作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等等都是形成科技资源共享的障碍。
传统观念是资源由单位或个人所有，甚至与单位及个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大家都希望获得共享的利益，但缺少提供数据和资料的积极性。科研机构相互封锁而造成的科学“壁垒”已经给我国的科研带来难以统计的损失。
由于长期部门分割，国家缺乏宏观上的统筹规划与协调，使得科技资源不能共享的问题长期存在，导致各部门“贪大求全”、“自家有，便于维持正常工作秩序”的思想长期存在，一方面是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已有的科技资源被闲置和浪费，没有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这种状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如果部门之间数据共享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重复建设还将延续，而且将耗费更多的资金。
资源共享政策是关键
“人的行为是政策的产物”，政策的导向作用十分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曾在去年的“两会”上建议尽快制定国有科学数据法，让国有数据真正共享。科技资源共享要能在我国真正得以全面实现，需要制定一系列法规、条例及科学数据管理规定，营造共享环境。如何制定相关政策也是与会者关注的话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何建邦认为，营造科技资源共享的管理环境要解决４对矛盾：即公开与保密和保护、用户与数据拥有者与数据管理者的权益、无偿与有偿、集中与分布。要解决这４对矛盾，必须遵循４项原则与政策：
鼓励公开，提高共享程度的原则与政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运用利益驱动的原则与政策；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与政策；实行数据分类管理的原则与政策。
他还建议制定信息共享法。加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成为新形势下政府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科技部在1999年起实施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计划中陆续启动支持了一批急需的科技基础数据库建设。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副处长于海英向与会者介绍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有关情况。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促进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平台是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运用共建共享的机制，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大型科学仪器与设备、科技数据与文献、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网络资源等进行战略重组与建设，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备的物质和信息保障系统。
完全与开放的数据共享政策（full and open）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数据和信息中心，实现了美国联邦政府规划的保障美国在２１世纪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战略第一步计划。刘闯博士比较了中美两国相关政策，美国国家政府所有和国家投资产生的数据和信息除危及国家安全、影响政府政务、涉及个人隐私的，其余全部纳入“完全与开放”的数据共享管理机制；“完全与开放”的最低标准是：数据开放，用户获取数据的费用不高于数据复制和邮寄所发生的费用。中国国家政府所有和国家投资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在国家安全保密规定外的采取有偿服务、默许自行定价、收支一条线的办法。
信息资源是与物质、能量同等重要的现代战略资源。科技资源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科技资源共享还需要全社会达成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的共识。而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将起到重要作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澜认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家信息化的核心任务，其开发利用水平直接关系国民经济社会信息化的全局，政府信息资源是国家资源，是全社会的公共资源和公共财富，政府信息共享是促进当前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电子政务的核心任务，是行政管理的基础、科学决策的依据、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执政为民的纽带。增强全社会对信息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对信息资源获取、处理及其开发利用水平，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发展信息服务产业，实现信息资源应有的使用价值，是今后国民经济社会信息化的工作重点。
而美国的成功经验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曾澜的观点。据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国家气象服务中心政策战略部官员Peter Weiss介绍，美国公共信息政策是：“国家信息是一种国有资源，……当国家信息以一种及时公平的方式开放于众，它将对社会产生最大的经济收益。”美国将税收用于政府的信息研究事业，而由此创造出的财富和工作成果又转化为国家财政，就这样不断循环。因此，他建议，从公众利益角度出发，国家应支持科学数据的完全、公开、无限制的国际间访问，特别是那些对公众意义很大的统计数据、科学数据、地理数据、环境及气象数据。这些工作会提高公共信息的利用率，有力地促进了数据的商业、社会、科研及环境价值最大化；国家应力促私人部门在利用公共部门信息方面开先导，以满足公民和用户对数据信息产品服务的各种要求；市场需要对公共部门信息进行公开、无限制存取的最好服务。
刘闯博士也提出了自己对国有科技资源公益性共享机制内涵的理解：国家采用投资的方式委托政府部门、科研单位或企业单位进行的科学活动中产生的物质和信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规则、限期向全社会公开；国家对一定规模的科技资源实施相对集中的管理，承担稳定资助维护共享运行的责任；承担共享服务的单位以不超过工本费的额度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工本费仅指资源在复制和邮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总和。
近年来，科技资源共享工作已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科学数据共享在我国真正得以全面实现，既要靠政府部门的重视，也还需要广大科技界共同努力，加强“软”、“硬”件建设，以为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 (本报记者 张其瑶)
【科学时报】经济领域的重复建设问题一直备受诟病，但科技领域的重复建设问题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如北京某著名大学，两个系只是一路之隔，却各建了一个ＮＯＡＡ卫星数据接收站；仅长春市２０００年就已有４个ＮＯＡＡ接收站，建一个这样的接收站经费在１０万美元到１００万美元之间。国家科技资源不能共享已经成为一道阻碍科技进展的壁垒。
在信息化社会里，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战略资源。而国家科技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资源共享一直是科技界不断呼吁却没能解决的问题，其中，对科技文献、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大型仪器设备、信息网络等方面共享环境建设的反响尤为强烈。科技资源不能共享不仅造成了国家投资的巨大浪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近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全球变化信息研究中心、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空间数据专业委员会，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遥感与数据信息系统工作组等共同举办科技资源共享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就科技资源共享对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国际相关政策和成熟经验、中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我国科技资源共享的现状与进展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讨。
资源共享是科技进步必然要求
与会者对科技资源共享对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科学家之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的需要都带来对资源共享的需求。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全球变化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刘闯博士认为，信息时代科技资源共享的核心是科技数据和信息的共享，缺少数据会使创新思想变旧。
美国国家标准局参考数据中心John Rumble博士认为，对所有科学数据的共享对未来的科学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以往积累起来的数据集成为科学发现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阎保平、黎建辉等认为，现代科学研究问题空前复杂化，科学研究对象不是简单孤立的系统，而是涵盖更大的范围，跨学科科研信息、数据的实时获取与处理，仿真与大规模计算已成为分析、发现和预测的主要手段之一。科学数据共享使得全球性的、跨学科的、大规模科研合作成为可能；使得跨越时间、空间、物理障碍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成为可能。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对外研究办公室常务副主任Belinda Seto博士在谈及科研数据为什么要共享时列举了共享对科学的益处：
增强了科学调查的开放性，鼓励分析方法和观点的多样性，促进新研究，支持新的、或可选的假设和分析方法的检验，促进了新研究人员的培养，探索以前研究者不能涉及的领域，允许从综合数据中创建新的数据集。她还介绍了ＮＩＨ的研究数据共享政策，“在保护共享者的隐私以及机密和专利数据的同时，数据应当尽可能广泛和自由地被使用”。ＮＩＨ要求及时发布和共享最终的研究数据，以便为其他研究人员所使用，要求合同契约人无偿共享数据，并通过必要的最终研究数据来验证研究成果。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张玮表示，科学数据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必要条件，数据共享是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现代高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数据的获取更快、数据量更多、数据更准确。一旦数据共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的科学事业将得到飞速的发展，科学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资源共享现状令人担忧
我国的科学数据十分丰富，有资料显示，目前由国家投资，通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获取的科学数据至少达几百万亿字节，有人估计超过几千万亿字节，相当于几亿本百万字乃至千万字的书。为获取这些数据，国家耗费了巨额资金和可观的人力物力，但如此庞大的数据却大多分散在各单位而不能共享，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据北京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王兴邦介绍，现有仪器设备效益没有充分发挥，２００２年，使用相对较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４０万元以上仪器设备良好状态占３３．５％，约１／３，２／３的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还有待提高，综合效益不合格的设备达３７．８％，占１／３以上。
由于共享问题没能很好解决，部门或科学家群体之间的数据、资料不能有效沟通，影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然而，国外学者却利用其资金优势与我国不同单位分别开展合作，在其研究领域中获取了比国内学者更为全面的数据、资料，使其对一些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比国内学者更有发言权。
由于部门和地区之间信息共享的机制和制度尚未建立，一方面是超级数据大户手里数据的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大学和其它用户对数据有强烈的渴求，数据无法共享限制了教学研究的水平，导致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工作，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比比皆是。对此，从事遥感研究的张玮深有体会。
王兴邦则认为造成这种资源浪费的原因是有关方面对此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体制、管理、规划、政策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体制上存在条、块分割，购置设备以部门为单位，缺乏有效管理与规划，论证与管理脱节缺乏有效的管理、评价、制约机制；政策法规不协调，不配套。评估实验室、申请科研经费时不注重提倡共享、公用设备。收费管理上的不公平、不规范造成追求发展自有设备，在不同层次、程度上存在着重复购置的问题。
阎宝平等人认为，科研人员的观念、研究院所自身的利益、缺乏对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提供者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缺乏对数据加工者和服务者工作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等等都是形成科技资源共享的障碍。
传统观念是资源由单位或个人所有，甚至与单位及个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大家都希望获得共享的利益，但缺少提供数据和资料的积极性。科研机构相互封锁而造成的科学“壁垒”已经给我国的科研带来难以统计的损失。
由于长期部门分割，国家缺乏宏观上的统筹规划与协调，使得科技资源不能共享的问题长期存在，导致各部门“贪大求全”、“自家有，便于维持正常工作秩序”的思想长期存在，一方面是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已有的科技资源被闲置和浪费，没有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这种状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如果部门之间数据共享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重复建设还将延续，而且将耗费更多的资金。
资源共享政策是关键
“人的行为是政策的产物”，政策的导向作用十分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曾在去年的“两会”上建议尽快制定国有科学数据法，让国有数据真正共享。科技资源共享要能在我国真正得以全面实现，需要制定一系列法规、条例及科学数据管理规定，营造共享环境。如何制定相关政策也是与会者关注的话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何建邦认为，营造科技资源共享的管理环境要解决４对矛盾：即公开与保密和保护、用户与数据拥有者与数据管理者的权益、无偿与有偿、集中与分布。要解决这４对矛盾，必须遵循４项原则与政策：
鼓励公开，提高共享程度的原则与政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运用利益驱动的原则与政策；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与政策；实行数据分类管理的原则与政策。
他还建议制定信息共享法。加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成为新形势下政府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科技部在1999年起实施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计划中陆续启动支持了一批急需的科技基础数据库建设。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副处长于海英向与会者介绍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有关情况。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促进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平台是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运用共建共享的机制，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大型科学仪器与设备、科技数据与文献、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网络资源等进行战略重组与建设，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备的物质和信息保障系统。
完全与开放的数据共享政策（full and open）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数据和信息中心，实现了美国联邦政府规划的保障美国在２１世纪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战略第一步计划。刘闯博士比较了中美两国相关政策，美国国家政府所有和国家投资产生的数据和信息除危及国家安全、影响政府政务、涉及个人隐私的，其余全部纳入“完全与开放”的数据共享管理机制；“完全与开放”的最低标准是：数据开放，用户获取数据的费用不高于数据复制和邮寄所发生的费用。中国国家政府所有和国家投资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在国家安全保密规定外的采取有偿服务、默许自行定价、收支一条线的办法。
信息资源是与物质、能量同等重要的现代战略资源。科技资源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科技资源共享还需要全社会达成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的共识。而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将起到重要作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澜认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家信息化的核心任务，其开发利用水平直接关系国民经济社会信息化的全局，政府信息资源是国家资源，是全社会的公共资源和公共财富，政府信息共享是促进当前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电子政务的核心任务，是行政管理的基础、科学决策的依据、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执政为民的纽带。增强全社会对信息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对信息资源获取、处理及其开发利用水平，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发展信息服务产业，实现信息资源应有的使用价值，是今后国民经济社会信息化的工作重点。
而美国的成功经验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曾澜的观点。据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国家气象服务中心政策战略部官员Peter Weiss介绍，美国公共信息政策是：“国家信息是一种国有资源，……当国家信息以一种及时公平的方式开放于众，它将对社会产生最大的经济收益。”美国将税收用于政府的信息研究事业，而由此创造出的财富和工作成果又转化为国家财政，就这样不断循环。因此，他建议，从公众利益角度出发，国家应支持科学数据的完全、公开、无限制的国际间访问，特别是那些对公众意义很大的统计数据、科学数据、地理数据、环境及气象数据。这些工作会提高公共信息的利用率，有力地促进了数据的商业、社会、科研及环境价值最大化；国家应力促私人部门在利用公共部门信息方面开先导，以满足公民和用户对数据信息产品服务的各种要求；市场需要对公共部门信息进行公开、无限制存取的最好服务。
刘闯博士也提出了自己对国有科技资源公益性共享机制内涵的理解：国家采用投资的方式委托政府部门、科研单位或企业单位进行的科学活动中产生的物质和信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规则、限期向全社会公开；国家对一定规模的科技资源实施相对集中的管理，承担稳定资助维护共享运行的责任；承担共享服务的单位以不超过工本费的额度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工本费仅指资源在复制和邮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总和。
近年来，科技资源共享工作已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科学数据共享在我国真正得以全面实现，既要靠政府部门的重视，也还需要广大科技界共同努力，加强“软”、“硬”件建设，以为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 (本报记者 张其瑶)
5/16/2004
完善学术评价制度
完善学术评价制度
完善学术评价制度
时间:2002年8月22日 作者：王立东 来源:《光明日报》
目前，学术腐败，或称之“学术诚信度危机”，已愈来愈引起社会的关注。学术界的各种造假，如假文章、假文凭、假成果等等，不断见诸报端。许多专家学者都为学术界出现的这种现象而痛心。本人认为，学术诚信度的降低，与学风道德建设不力有关，更与目前的学术评价制度和科研体制不健全有关。
一、关于职称评审与学术诚信度。目前，许多学校和科研机构都对本单位的职称评审制定了许多必备条件，例如：核心杂志第一作者论文需要几篇，国外SCI杂志论文需要几篇，省和国家级成果几项，专著几本，等等。因为职称和社会地位、住房等等个人利益直接相关，这就导致一部分人为了评职称而不择手段，文章造假，成果造假，甚至用钱去买这些必备条件。在职称评审中，学风道德无任何约束力。因此，改革、完善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加强学风道德建设，是提高学术诚信度的重要措施。
二、成果评审与学术诚信度。研究成果评审制度是中国学术界的特色。从市级开始，均有各级成果评审。
成果评审的本身，是为了表彰在某一领域做出较突出的贡献以及有特色和创新的学术成绩。但是，多数研究成果的评审依据还是根据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对生物医学来讲，这些发表的学术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成果的表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评审成果制度呢？特别是当成果评审与职称评审和其他评审相联系时，学术成果评审的本身从另一角度来讲，就是增加了又一个造成学术诚信危机的机会。
三、单位利益与学术诚信。许多单位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鼓励甚至规定必须有多少SCI杂志论文，有多少国家或省级的成果，并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奖励制度，殊不知，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为学术诚信度危机埋下了种子。为了达到某种利益，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评审，院士评审等等，单位为了个人的利益，甚至对一些有诚信度问题的材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无疑是在某种程度上纵容或鼓励学术腐败。
四、研究生培养与学术诚信度。许多单位在研究生培养中，规定必须发表有SCI或核心杂志的论文方可毕业，并要求有创新性研究结果，等等。很显然，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想创新就会有创新的。这种制度的本身，又是对诚信度的挑战。为了毕业，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完成任务，就有可能做出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
综上所述，加强学风道德建设，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学术研究领域不受社会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已经是学术界必须面对，并下力气去做的事情。
在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中，必须强调德才兼备，不能拔苗助长。例如，给这些带头人或培养对象制定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或目标。如每年要出多少SCI文章，多少成果，多少研究课题等等。必须强调，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或许几年，数年都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出不了一篇论文。
此外，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和标准，也是一个抵制学术腐败，提高学术诚信度的重要问题。
完善学术评价制度
时间:2002年8月22日 作者：王立东 来源:《光明日报》
目前，学术腐败，或称之“学术诚信度危机”，已愈来愈引起社会的关注。学术界的各种造假，如假文章、假文凭、假成果等等，不断见诸报端。许多专家学者都为学术界出现的这种现象而痛心。本人认为，学术诚信度的降低，与学风道德建设不力有关，更与目前的学术评价制度和科研体制不健全有关。
一、关于职称评审与学术诚信度。目前，许多学校和科研机构都对本单位的职称评审制定了许多必备条件，例如：核心杂志第一作者论文需要几篇，国外SCI杂志论文需要几篇，省和国家级成果几项，专著几本，等等。因为职称和社会地位、住房等等个人利益直接相关，这就导致一部分人为了评职称而不择手段，文章造假，成果造假，甚至用钱去买这些必备条件。在职称评审中，学风道德无任何约束力。因此，改革、完善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加强学风道德建设，是提高学术诚信度的重要措施。
二、成果评审与学术诚信度。研究成果评审制度是中国学术界的特色。从市级开始，均有各级成果评审。
成果评审的本身，是为了表彰在某一领域做出较突出的贡献以及有特色和创新的学术成绩。但是，多数研究成果的评审依据还是根据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对生物医学来讲，这些发表的学术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成果的表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评审成果制度呢？特别是当成果评审与职称评审和其他评审相联系时，学术成果评审的本身从另一角度来讲，就是增加了又一个造成学术诚信危机的机会。
三、单位利益与学术诚信。许多单位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鼓励甚至规定必须有多少SCI杂志论文，有多少国家或省级的成果，并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奖励制度，殊不知，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为学术诚信度危机埋下了种子。为了达到某种利益，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评审，院士评审等等，单位为了个人的利益，甚至对一些有诚信度问题的材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无疑是在某种程度上纵容或鼓励学术腐败。
四、研究生培养与学术诚信度。许多单位在研究生培养中，规定必须发表有SCI或核心杂志的论文方可毕业，并要求有创新性研究结果，等等。很显然，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想创新就会有创新的。这种制度的本身，又是对诚信度的挑战。为了毕业，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完成任务，就有可能做出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
综上所述，加强学风道德建设，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学术研究领域不受社会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已经是学术界必须面对，并下力气去做的事情。
在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中，必须强调德才兼备，不能拔苗助长。例如，给这些带头人或培养对象制定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或目标。如每年要出多少SCI文章，多少成果，多少研究课题等等。必须强调，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或许几年，数年都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出不了一篇论文。
此外，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和标准，也是一个抵制学术腐败，提高学术诚信度的重要问题。
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
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
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
武宏志
学术批评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不能豁免学术批评。正像市场竞争有规则一样，学术批评也应遵守合理的规范。这种规范从何而来？我以为，学术批评是批评性思维或批判性思维的典型实践，学术批评的规范应从批评性思维的本质和思想的一般结构引申出来。
批评性思维，就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批评性思维的运作，就是根据这些标准，考察思想的结构要素。任何一种成系统的思想都有一种逻辑，即思想的逻辑要素的构成：假设、概念、主题、资料（数据）、理论、主张、含义、推论（后承）等等。每一学科都依赖概念、假设和理论，提出主张，给出理由和证据，避免矛盾和不一致，有蕴涵和后承等等。正是每一系统的思想都有这样的逻辑，因此批评性思维具有广泛适应性。学术批评“批”什么，不难从批评性思维的价值基础和它要考察的思想要素得出结论。
学术批评就是批评性论辩或批评性讨论。论辩研究的语用—辩证学派曾描述了它的种种特点。而这也能引导我们得出学术批评的若干规范。
1、针对性。学术批评应该是运用普遍智力标准，对某一思想的构成要素进行评价。针对的范围可大可小，总有一个明确的对象。也许批评针对的是一个论断本身，是支持该论断的证据；针对论断背后的假设、关键的概念、论证中的推理、论断所蕴涵的命题，甚至整个理论所依据的参照系或理论框架。我们也可以分析论者的意图，以及这种意图实现的程度等。
2、客观性。学术批评一定要分清有理由的判断与纯粹的主观意见。这是体现客观性的基本要求。批评有一个文本解释和论证重构的问题。客观性的第一道门槛是联系语境信息，依据“慈善原则”对被批评的文本进行解释和重构。由于论证存在许多假设和未明确表达出的前提，而它们又是得出论证结论的不可缺少的成分，因此，“慈善原则”要求我们尽量站在对方的立场来选择尽可能使得原论证合理化的补充成分来重构论证。
3、清晰性。清晰性是对任何思想的基本要求。花点时间清晰和精确地陈述批评的具体对象；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批评涉及的问题，以澄清其意义和范围；将一个问题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对关键概念给出明确的界定等等，都是使批评清晰化的方法。学术批评中一个常见的违反清晰性规范的表现是，在未搞清受批评论断的真实意义的时候，就仓促展开批评。结果，参与批评的双方说的却不是一回事。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无“敌人的战斗”。显然，这种“稻草人”反驳也是违反针对性规范的。
4、逻辑性。学术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性论辩或讨论，与逻辑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我们传统的思想模式对逻辑性贯彻得并不好。批评中的说理往往未采用明确的推理形式；从前提到结论的跳跃极大；宣称获得的结论，事实上是依据前提尚不足以得出的；有时以认定被批评者的论断“完全违反……的原则”来宣布批评胜利的降临。
5、互动性。批评自然假定了反批评。我们特别应关注媒体作为学术批评中的第三方的地位与责任。固然存在不借助媒体的思想批评。事实上，学者们更愿意通过媒体进行学术批评。但是，媒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在学术批评中定位，学术批评的“单边主义”就会出现，互动就不能实现。我们看到，有些媒体排斥批评性文章，不给争论的双方以同等的机会，害怕争论没完没了，更害怕惹上“笔墨官司”。其实，在特定的时间内，批评和反批评持续不了几个回合，因为论者可使用的理由很快就会用完，媒体的控制作用就在于只给那些未曾用过的批评和反批评的理由以亮相机会，而不允许同一或相似理由二次登台。也许媒体在其潜意识里还以为，批评和反批评不是“生产性的”理论活动。然而，与这种错觉恰恰相反，按照修辞认知论的观点，真理正是通过这种“主体间的确认”创造出来的。
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
武宏志
学术批评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不能豁免学术批评。正像市场竞争有规则一样，学术批评也应遵守合理的规范。这种规范从何而来？我以为，学术批评是批评性思维或批判性思维的典型实践，学术批评的规范应从批评性思维的本质和思想的一般结构引申出来。
批评性思维，就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批评性思维的运作，就是根据这些标准，考察思想的结构要素。任何一种成系统的思想都有一种逻辑，即思想的逻辑要素的构成：假设、概念、主题、资料（数据）、理论、主张、含义、推论（后承）等等。每一学科都依赖概念、假设和理论，提出主张，给出理由和证据，避免矛盾和不一致，有蕴涵和后承等等。正是每一系统的思想都有这样的逻辑，因此批评性思维具有广泛适应性。学术批评“批”什么，不难从批评性思维的价值基础和它要考察的思想要素得出结论。
学术批评就是批评性论辩或批评性讨论。论辩研究的语用—辩证学派曾描述了它的种种特点。而这也能引导我们得出学术批评的若干规范。
1、针对性。学术批评应该是运用普遍智力标准，对某一思想的构成要素进行评价。针对的范围可大可小，总有一个明确的对象。也许批评针对的是一个论断本身，是支持该论断的证据；针对论断背后的假设、关键的概念、论证中的推理、论断所蕴涵的命题，甚至整个理论所依据的参照系或理论框架。我们也可以分析论者的意图，以及这种意图实现的程度等。
2、客观性。学术批评一定要分清有理由的判断与纯粹的主观意见。这是体现客观性的基本要求。批评有一个文本解释和论证重构的问题。客观性的第一道门槛是联系语境信息，依据“慈善原则”对被批评的文本进行解释和重构。由于论证存在许多假设和未明确表达出的前提，而它们又是得出论证结论的不可缺少的成分，因此，“慈善原则”要求我们尽量站在对方的立场来选择尽可能使得原论证合理化的补充成分来重构论证。
3、清晰性。清晰性是对任何思想的基本要求。花点时间清晰和精确地陈述批评的具体对象；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批评涉及的问题，以澄清其意义和范围；将一个问题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对关键概念给出明确的界定等等，都是使批评清晰化的方法。学术批评中一个常见的违反清晰性规范的表现是，在未搞清受批评论断的真实意义的时候，就仓促展开批评。结果，参与批评的双方说的却不是一回事。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无“敌人的战斗”。显然，这种“稻草人”反驳也是违反针对性规范的。
4、逻辑性。学术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性论辩或讨论，与逻辑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我们传统的思想模式对逻辑性贯彻得并不好。批评中的说理往往未采用明确的推理形式；从前提到结论的跳跃极大；宣称获得的结论，事实上是依据前提尚不足以得出的；有时以认定被批评者的论断“完全违反……的原则”来宣布批评胜利的降临。
5、互动性。批评自然假定了反批评。我们特别应关注媒体作为学术批评中的第三方的地位与责任。固然存在不借助媒体的思想批评。事实上，学者们更愿意通过媒体进行学术批评。但是，媒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在学术批评中定位，学术批评的“单边主义”就会出现，互动就不能实现。我们看到，有些媒体排斥批评性文章，不给争论的双方以同等的机会，害怕争论没完没了，更害怕惹上“笔墨官司”。其实，在特定的时间内，批评和反批评持续不了几个回合，因为论者可使用的理由很快就会用完，媒体的控制作用就在于只给那些未曾用过的批评和反批评的理由以亮相机会，而不允许同一或相似理由二次登台。也许媒体在其潜意识里还以为，批评和反批评不是“生产性的”理论活动。然而，与这种错觉恰恰相反，按照修辞认知论的观点，真理正是通过这种“主体间的确认”创造出来的。
新的人文视野中科学的价值
新的人文视野中科学的价值
新的人文视野中科学的价值 孟建伟
一
所谓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就是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个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人文”概念。它与当代流行的各种狭隘的“人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人文”概念是一个与“人”和“文”密切相关的概念，那么，这里的“人”，不应当是抽象的人，而应当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现实的人”；这里的“文”，也不应当是抽象的人的文化或精神生活。我们不能像许多狭隘的人文主义者那样，将“人文”仅仅局限在文化生活或精神生活的范围内，离开“现实的人”来抽象地谈论人的精神生活。当然，也不能像许多狭隘的功利主义者那样，只关注人的物质生活，而忽视人的精神生活，因为所谓“人文”的确具有“文”即文化的含义。
事实上，当代流行的各种狭隘的“人文主义”对科学及其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的、肤浅的或片面的。它们往往把科学归结为“实证主义”或“功利主义”，并将其置于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予以批判，于是，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因此，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及其价值，不仅需要克服并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而且需要克服并超越狭隘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文化观，树立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
二
有了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我们就不难理解科学的诸多价值在本质上都是人文的。尤其是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蕴含着极为深刻的人文意义，不能将其归结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而应当将其看做是对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
应当看到，所谓人的生存，首先是人通过物质生产的劳动获得生存；所谓人的发展，首先应当是人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和劳动能力的发展；所谓人的自由，首先应当使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劳动真正成为自由的活动，成为吸引人的活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所谓人的解放，也首先应当是人的劳动的解放，即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无论是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的全面发展，或是使劳动真正成为自由的活动，还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科学技术都越来越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说，近代科技革命为人类开创了工业文明时代的话，那么，现代高科技正在将人类带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从而使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人文价值更加趋于一致。
现代高科技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的推进作用，以及由其引发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许多方面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有力地证明了科学具有无比巨大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也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最好印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不仅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且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372页）这里已经包含了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最深刻的理解。
三
在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的视野中，科学不仅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支持和促进人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为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后者更是在精神生活的层面上关注和推动人和文化的发展，从而给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注入更加完整和更加深刻的意义。
关于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既是许多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也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否认的问题。在许多人文主义者看来，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只有诗、艺术等人文文化才具有意义和价值，而科学的精神实质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因而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不但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反而同人文精神是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偏狭之处在于：其一，只是用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理解科学，无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其二，对人的精神生活也做了十分狭隘的理解，只将其局限于人的非理性层面。
一旦超越上述狭隘视野，我们便不难理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一样，对于人的精神生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并且是别的文化无法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更进一步领悟科学价值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概括地讲，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至少具有六种人文价值：认识价值、思想价值、智力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等等。
就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言，科学完全可以同最为典型的人文文化——艺术相提并论。科学同艺术一样，都是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艺术在不断追求美和发现美，而科学在不断追求和发现真理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美和发现美，它们都给人的心灵深处以莫大的快慰，使人变得更加纯粹和高尚。因此，科学同艺术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而且它们两者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四
以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来理解和把握科学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个高度，来把握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越来越直接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于处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当然更应当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充分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以此来带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实现现代化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它更是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有助于把握科技发展及其应用的正确方向，防止或克服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可能或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当看到，尽管科学对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已经或正在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它所发挥的作用离它的人文价值的真正实现还有很大的距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科学的种种不恰当的应用，特别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应用等原因，科学技术的确也对人、自然和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而要解决好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就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真正将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同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一崇高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热烈讨论的关于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伦理、科技发展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许多问题，都渗透着这种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
最后，有助于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从而促进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发展。如果说，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从而导致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的话，那么，狭隘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则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所谓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以及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其后果不仅严重地曲解了科学的价值和精神实质，而且也严重地曲解了人文文化的价值和精神实质。显然，树立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不仅有助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而且有助于更充分地实现其各自的价值。
新的人文视野中科学的价值 孟建伟
一
所谓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就是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个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人文”概念。它与当代流行的各种狭隘的“人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人文”概念是一个与“人”和“文”密切相关的概念，那么，这里的“人”，不应当是抽象的人，而应当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现实的人”；这里的“文”，也不应当是抽象的人的文化或精神生活。我们不能像许多狭隘的人文主义者那样，将“人文”仅仅局限在文化生活或精神生活的范围内，离开“现实的人”来抽象地谈论人的精神生活。当然，也不能像许多狭隘的功利主义者那样，只关注人的物质生活，而忽视人的精神生活，因为所谓“人文”的确具有“文”即文化的含义。
事实上，当代流行的各种狭隘的“人文主义”对科学及其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的、肤浅的或片面的。它们往往把科学归结为“实证主义”或“功利主义”，并将其置于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予以批判，于是，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因此，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及其价值，不仅需要克服并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而且需要克服并超越狭隘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文化观，树立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
二
有了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我们就不难理解科学的诸多价值在本质上都是人文的。尤其是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蕴含着极为深刻的人文意义，不能将其归结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而应当将其看做是对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
应当看到，所谓人的生存，首先是人通过物质生产的劳动获得生存；所谓人的发展，首先应当是人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和劳动能力的发展；所谓人的自由，首先应当使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劳动真正成为自由的活动，成为吸引人的活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所谓人的解放，也首先应当是人的劳动的解放，即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无论是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的全面发展，或是使劳动真正成为自由的活动，还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科学技术都越来越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说，近代科技革命为人类开创了工业文明时代的话，那么，现代高科技正在将人类带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从而使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人文价值更加趋于一致。
现代高科技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的推进作用，以及由其引发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许多方面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有力地证明了科学具有无比巨大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也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最好印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不仅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且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372页）这里已经包含了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最深刻的理解。
三
在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的视野中，科学不仅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支持和促进人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为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后者更是在精神生活的层面上关注和推动人和文化的发展，从而给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注入更加完整和更加深刻的意义。
关于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既是许多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也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否认的问题。在许多人文主义者看来，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只有诗、艺术等人文文化才具有意义和价值，而科学的精神实质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因而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不但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反而同人文精神是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偏狭之处在于：其一，只是用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理解科学，无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其二，对人的精神生活也做了十分狭隘的理解，只将其局限于人的非理性层面。
一旦超越上述狭隘视野，我们便不难理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一样，对于人的精神生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并且是别的文化无法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更进一步领悟科学价值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概括地讲，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至少具有六种人文价值：认识价值、思想价值、智力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等等。
就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言，科学完全可以同最为典型的人文文化——艺术相提并论。科学同艺术一样，都是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艺术在不断追求美和发现美，而科学在不断追求和发现真理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美和发现美，它们都给人的心灵深处以莫大的快慰，使人变得更加纯粹和高尚。因此，科学同艺术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而且它们两者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四
以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来理解和把握科学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个高度，来把握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越来越直接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于处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当然更应当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充分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以此来带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实现现代化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它更是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有助于把握科技发展及其应用的正确方向，防止或克服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可能或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当看到，尽管科学对于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已经或正在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它所发挥的作用离它的人文价值的真正实现还有很大的距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科学的种种不恰当的应用，特别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应用等原因，科学技术的确也对人、自然和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而要解决好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就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真正将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同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一崇高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热烈讨论的关于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伦理、科技发展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许多问题，都渗透着这种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
最后，有助于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从而促进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发展。如果说，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从而导致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的话，那么，狭隘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则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所谓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以及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其后果不仅严重地曲解了科学的价值和精神实质，而且也严重地曲解了人文文化的价值和精神实质。显然，树立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不仅有助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而且有助于更充分地实现其各自的价值。
读书是一种休闲
读书是一种休闲
读书是一种休闲
杨志芳
放在几年前，如果我说“读书是一种休闲”的话，肯定会有人持反对意见：“读书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怎么能像休闲那样轻松、随便呢？”但随着五一、十一长假的习以为常，越来越多的爱书人利用这难得的七天时间，或于书店或于家中，捧读平素想看却无暇翻看的图书。读书与休闲，就像住的极近的一对邻居。
读书本是一件陶冶人性的雅事，但不知何时，掺杂进一些复杂、沉重的因子。为浮名、为逐利而读书的人并不在少数。甚或在部分人眼里，读书成了一种精神负累。也难怪，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脑的“飞入寻常百姓家”，纸介质图书怎能抵得过电视的绚丽缤纷，电脑的快捷直观？但作为一种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买书阅读仍是当下绝大多数读书人的首选。“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晋人陶潜的这句话再通俗不过了。
我总觉得，读书应超越于沉重之外，沉浸于恬淡之中。那种“头悬梁、锥刺骨”的自虐精神，着实不值得提倡。在我看来，读书就好比外出旅游，只要用自己的眼光，蘸着自己的心灵，与古贤近哲、中外大师对话，在读书的过程中衔含古今，涵孕天地，其乐无穷也。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是一种精神的放松和思想的享受。
文忠公欧阳修曾称读书的最佳处是“枕上、厕上、马上”。枕上拥读的书籍，似在耳边窃窃私语，将一些小情调、小浪漫反复玩味；而马上翻读娓娓道来，如旅行途中的一些小站被人匆匆经过，又匆匆遗忘；至于厕上坐读的书籍更是花花世界，无所不包。国外有书商专门出版在卫生间看的书。有人对此类书不屑一顾，并称其为“垃圾图书”、“随手扔”。但一本书印出来后，总比乏人问津，进废品站、化纸浆强许多吧。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世上之书，浩若天上繁星，难免鱼龙混珠，泥沙俱下。取其精华，滤其糟粕，这是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素质。一古脑地接受，其结果只能是糊涂了思想。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这个意思。但一本书真正被消化、被吸收的东西又能有多少呢？很多时候，故作深奥的“大块头”学术著作反倒不如轻松活泼的随笔小品文启人心智，指人方向。一些长篇小说缘何无人喝采，当代诗歌为何频受冷落？除了大背景使然，和词语的饶舌，语境的高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休闲总是和自由相关，自由总是同休闲相关。”休闲不是一般意义上“有用”的东西，它属于直觉领域，直接与内心的、自然的、本能的、不可压抑的、非理性的爱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爱做这件事时，它不是工作，不是压力，不是苦难，它承载幸福和理想，它是精神上的满足——读书何尝不能看作一种别样的休闲呢？
稿件来源：光明书评
读书是一种休闲
杨志芳
放在几年前，如果我说“读书是一种休闲”的话，肯定会有人持反对意见：“读书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怎么能像休闲那样轻松、随便呢？”但随着五一、十一长假的习以为常，越来越多的爱书人利用这难得的七天时间，或于书店或于家中，捧读平素想看却无暇翻看的图书。读书与休闲，就像住的极近的一对邻居。
读书本是一件陶冶人性的雅事，但不知何时，掺杂进一些复杂、沉重的因子。为浮名、为逐利而读书的人并不在少数。甚或在部分人眼里，读书成了一种精神负累。也难怪，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脑的“飞入寻常百姓家”，纸介质图书怎能抵得过电视的绚丽缤纷，电脑的快捷直观？但作为一种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买书阅读仍是当下绝大多数读书人的首选。“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晋人陶潜的这句话再通俗不过了。
我总觉得，读书应超越于沉重之外，沉浸于恬淡之中。那种“头悬梁、锥刺骨”的自虐精神，着实不值得提倡。在我看来，读书就好比外出旅游，只要用自己的眼光，蘸着自己的心灵，与古贤近哲、中外大师对话，在读书的过程中衔含古今，涵孕天地，其乐无穷也。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是一种精神的放松和思想的享受。
文忠公欧阳修曾称读书的最佳处是“枕上、厕上、马上”。枕上拥读的书籍，似在耳边窃窃私语，将一些小情调、小浪漫反复玩味；而马上翻读娓娓道来，如旅行途中的一些小站被人匆匆经过，又匆匆遗忘；至于厕上坐读的书籍更是花花世界，无所不包。国外有书商专门出版在卫生间看的书。有人对此类书不屑一顾，并称其为“垃圾图书”、“随手扔”。但一本书印出来后，总比乏人问津，进废品站、化纸浆强许多吧。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世上之书，浩若天上繁星，难免鱼龙混珠，泥沙俱下。取其精华，滤其糟粕，这是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素质。一古脑地接受，其结果只能是糊涂了思想。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这个意思。但一本书真正被消化、被吸收的东西又能有多少呢？很多时候，故作深奥的“大块头”学术著作反倒不如轻松活泼的随笔小品文启人心智，指人方向。一些长篇小说缘何无人喝采，当代诗歌为何频受冷落？除了大背景使然，和词语的饶舌，语境的高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休闲总是和自由相关，自由总是同休闲相关。”休闲不是一般意义上“有用”的东西，它属于直觉领域，直接与内心的、自然的、本能的、不可压抑的、非理性的爱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爱做这件事时，它不是工作，不是压力，不是苦难，它承载幸福和理想，它是精神上的满足——读书何尝不能看作一种别样的休闲呢？
稿件来源：光明书评
从史料看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
从史料看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
你看了《人间四月天》，你知道徐志摩爱过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但你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张也不是陆，而是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会说林最漂亮，学历最高，等等。都不对。告诉你吧，这是因为徐跟林没有结婚，若是结了婚，林徽因成了徐太太，你就没那么大的兴趣了。在这上头，成功往往意味着平庸。受了那么大的挫折也没有爱成，有情人难成眷属，你为他们感到惋惜，甚至愤愤不平，你想这想那，说不定还想到自己，虽然什么但是什么，这样的句子顷刻间你就能造出十个八个。
不必责怪《人间四月天》。它是一部电视剧，它是一个浪漫故事，它能撩起你这么大的兴趣，就是它最大的功德。你不能跟它再要什么。让你，还有和你一样的人感兴趣，也就行了。要是都按历史的真实来拍，别说编剧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他也不敢，——谁能拍得了，拍下叫谁看？
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相爱到底有多深，你想知道的是这些。
且听我依据史料细说根由。
在伦敦，父女两人同时与徐志摩谈恋爱
林徽因的父亲是林长民，字宗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司法部长，三个月后辞职赴日本考察。1920年春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身份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同年10月，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
徐志摩和林家父女的相识，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见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这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说法。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
志摩记错了，没有半年，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了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个是留学三年的青年男子，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光不责怪反而给以解说。
很快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通过狄更生的关系，取得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携妻搬到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孙女张邦梅说：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
“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
于此可知在沙士顿，志摩每天去杂货铺取的信，更多的该是林长民来的情书。
从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矜持，年龄小是一个因素，出身名门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她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林长民有两个小老婆，林徽因是第一个小老婆的长女。这种身世的女子，一般来说，更要自尊自重，否则闲话就多了。
在北京，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南方稍事盘桓，12月初来到北京。
志摩所以匆匆回国，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许配给梁思成了。他离开伦敦回国，原意还要回来的，这从他的名诗《康桥再见吧》中可以看得出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绕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莫非说一起来伦敦留学，是徽因给志摩的许诺？
然而一到北京，他就知道事情不是那简单的了。先是梁启超给他来了一封长信（梁在上海），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这话虽是替张家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毕竟是他的儿子将要娶徽因为妻啊。
梁还感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如果梁启超不打算娶徽因作自己的儿媳，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掷地作金石之声的醒世良言，任谁听了都会感激涕零，迷途知返，然而一加上这个背景，这些话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让人觉得可怜兮兮了。
纵然是老师，徐志摩也不会买这个帐，他会怎样回答，也就不难想象了。“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等于说那么咱们就较量一下吧。
这封信几乎是他到北京的当天收到的。这时还没有见上林徽因，待见过林徽因，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林在培华中学读书，自然是不好去找的。林家住在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里。那儿是能去的，可是徽因常常不在。她与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余暇时间两个人常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
Loverswanttobeleft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接待进出会场，又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又恢复了昔日的情感。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徐志摩正在写一封给林徽因的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徐志摩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他太伤感，一把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此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70年代，梁锡华去访问，让梁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晚上，他俩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次会面，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
这是当事人对过去几年间他们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概括。
1928年8月林徽因回国，与梁思成一起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初，徐志摩闻知林病重，曾专程去沈阳看望。这年春季开学后，志摩来到北平任北大教授，林徽因病重回到北京疗养，两人的接触又多了，加之志摩与小曼感情不睦，两人的又时常走动，颇有旧情复萌的趋势。对这一段的感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看法是：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这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先生回答《文艺报》记者时说的。登在本年5月6日该报四版上。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八宝箱事件发生后，对与徐志摩的情感，林徽因就一点也不隐讳了。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ina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幸运）或Sorry（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的）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有恋情吗？肯定有。“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肯定不是单纯的友谊。感叹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等于是感叹有情人没有成了眷属。
多深？够深的了。是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是给她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已变成一种激励在她的生命中，使她变成倔强，她绝不因此而惭愧。对于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还能让她说什么，怎么说？
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有那个回音
再看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的种种表现。
志摩死后，梁思成去了济南，从出事地点捡了一块飞机的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志摩的真挚，是她胸怀的坦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她对世俗社会的一种蔑视。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硖石（志摩故乡），停车的几分钟里，她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就是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跟赵渊如（深）、陈直生（植）、陈从周见了面，竟日盘桓，她总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一次突然哑口无声，陈直生问：”你怎么不讲啦？”林徽因突兀地说：
“你以为我乃女人，总是说个不停吗？”
陈从周当时就感到，这是林刚刚经过志摩家乡与志摩埋骨地后，心情不好所致。（陈从周《记徐志摩》）
1935年志摩忌日，林徽因写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表达她的悼念之情。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写得多么明白。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她发表的诗作《别丢掉》，才是她坦诚的心声。全诗为——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势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那真！
一样的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诗中“在松林”，“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都不可能是别的意象。“回音”二字，直可说是“徽因”的谐音（林原来就叫徽音）。
不管怎么说，都得承认，林徽因是对徐志摩有真情的，是深爱着诗人的。
顺便说说她和金岳霖的事
几乎都知道，哲学家金岳霖，因为爱恋林徽因而终身不娶，从青年到晚年，几乎是“逐林而居”，梁家住在哪儿，他也前院后院的住在哪儿。
若金爱着林而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住在林家旁边，这也就奇了。若金向林有所表示而林无动于衷，这也就奇了。若梁思成知道金爱着林而不闻不问，这也就奇了。金梁林的学生，都把这种感情神圣化了，说是纤尘不染。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可惜都不是。神仙也得享有人间烟火，才成其为神仙。且看梁思成续弦妻子林洙的记载。
林洙曾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
金岳霖能做的，徐志摩就做不到吗？梁从诫先生还是过虑了。
说了这么多，一点都不损害林徽因的完美动人形象。相反，我倒觉得，正是天生丽质，气韵高雅，加上至情至性，才使林徽因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中华读书报
你看了《人间四月天》，你知道徐志摩爱过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但你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张也不是陆，而是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会说林最漂亮，学历最高，等等。都不对。告诉你吧，这是因为徐跟林没有结婚，若是结了婚，林徽因成了徐太太，你就没那么大的兴趣了。在这上头，成功往往意味着平庸。受了那么大的挫折也没有爱成，有情人难成眷属，你为他们感到惋惜，甚至愤愤不平，你想这想那，说不定还想到自己，虽然什么但是什么，这样的句子顷刻间你就能造出十个八个。
不必责怪《人间四月天》。它是一部电视剧，它是一个浪漫故事，它能撩起你这么大的兴趣，就是它最大的功德。你不能跟它再要什么。让你，还有和你一样的人感兴趣，也就行了。要是都按历史的真实来拍，别说编剧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他也不敢，——谁能拍得了，拍下叫谁看？
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相爱到底有多深，你想知道的是这些。
且听我依据史料细说根由。
在伦敦，父女两人同时与徐志摩谈恋爱
林徽因的父亲是林长民，字宗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司法部长，三个月后辞职赴日本考察。1920年春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身份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同年10月，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
徐志摩和林家父女的相识，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见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这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说法。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
志摩记错了，没有半年，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了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个是留学三年的青年男子，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光不责怪反而给以解说。
很快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通过狄更生的关系，取得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携妻搬到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孙女张邦梅说：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
“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
于此可知在沙士顿，志摩每天去杂货铺取的信，更多的该是林长民来的情书。
从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矜持，年龄小是一个因素，出身名门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她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林长民有两个小老婆，林徽因是第一个小老婆的长女。这种身世的女子，一般来说，更要自尊自重，否则闲话就多了。
在北京，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南方稍事盘桓，12月初来到北京。
志摩所以匆匆回国，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许配给梁思成了。他离开伦敦回国，原意还要回来的，这从他的名诗《康桥再见吧》中可以看得出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绕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莫非说一起来伦敦留学，是徽因给志摩的许诺？
然而一到北京，他就知道事情不是那简单的了。先是梁启超给他来了一封长信（梁在上海），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这话虽是替张家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毕竟是他的儿子将要娶徽因为妻啊。
梁还感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如果梁启超不打算娶徽因作自己的儿媳，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掷地作金石之声的醒世良言，任谁听了都会感激涕零，迷途知返，然而一加上这个背景，这些话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让人觉得可怜兮兮了。
纵然是老师，徐志摩也不会买这个帐，他会怎样回答，也就不难想象了。“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等于说那么咱们就较量一下吧。
这封信几乎是他到北京的当天收到的。这时还没有见上林徽因，待见过林徽因，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林在培华中学读书，自然是不好去找的。林家住在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里。那儿是能去的，可是徽因常常不在。她与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余暇时间两个人常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
Loverswanttobeleft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接待进出会场，又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又恢复了昔日的情感。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徐志摩正在写一封给林徽因的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徐志摩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他太伤感，一把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此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70年代，梁锡华去访问，让梁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晚上，他俩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次会面，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
这是当事人对过去几年间他们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概括。
1928年8月林徽因回国，与梁思成一起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初，徐志摩闻知林病重，曾专程去沈阳看望。这年春季开学后，志摩来到北平任北大教授，林徽因病重回到北京疗养，两人的接触又多了，加之志摩与小曼感情不睦，两人的又时常走动，颇有旧情复萌的趋势。对这一段的感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看法是：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这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先生回答《文艺报》记者时说的。登在本年5月6日该报四版上。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八宝箱事件发生后，对与徐志摩的情感，林徽因就一点也不隐讳了。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ina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幸运）或Sorry（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的）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有恋情吗？肯定有。“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肯定不是单纯的友谊。感叹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等于是感叹有情人没有成了眷属。
多深？够深的了。是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是给她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已变成一种激励在她的生命中，使她变成倔强，她绝不因此而惭愧。对于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还能让她说什么，怎么说？
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有那个回音
再看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的种种表现。
志摩死后，梁思成去了济南，从出事地点捡了一块飞机的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志摩的真挚，是她胸怀的坦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她对世俗社会的一种蔑视。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硖石（志摩故乡），停车的几分钟里，她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就是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跟赵渊如（深）、陈直生（植）、陈从周见了面，竟日盘桓，她总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一次突然哑口无声，陈直生问：”你怎么不讲啦？”林徽因突兀地说：
“你以为我乃女人，总是说个不停吗？”
陈从周当时就感到，这是林刚刚经过志摩家乡与志摩埋骨地后，心情不好所致。（陈从周《记徐志摩》）
1935年志摩忌日，林徽因写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表达她的悼念之情。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写得多么明白。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她发表的诗作《别丢掉》，才是她坦诚的心声。全诗为——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势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那真！
一样的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诗中“在松林”，“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都不可能是别的意象。“回音”二字，直可说是“徽因”的谐音（林原来就叫徽音）。
不管怎么说，都得承认，林徽因是对徐志摩有真情的，是深爱着诗人的。
顺便说说她和金岳霖的事
几乎都知道，哲学家金岳霖，因为爱恋林徽因而终身不娶，从青年到晚年，几乎是“逐林而居”，梁家住在哪儿，他也前院后院的住在哪儿。
若金爱着林而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住在林家旁边，这也就奇了。若金向林有所表示而林无动于衷，这也就奇了。若梁思成知道金爱着林而不闻不问，这也就奇了。金梁林的学生，都把这种感情神圣化了，说是纤尘不染。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可惜都不是。神仙也得享有人间烟火，才成其为神仙。且看梁思成续弦妻子林洙的记载。
林洙曾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
金岳霖能做的，徐志摩就做不到吗？梁从诫先生还是过虑了。
说了这么多，一点都不损害林徽因的完美动人形象。相反，我倒觉得，正是天生丽质，气韵高雅，加上至情至性，才使林徽因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中华读书报
5/15/2004
图书馆学新五律
图书馆学新五律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Walt Crawford,Michael Gorman
一问编译
1.图书馆服务于人类
图书馆职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准则是服务。图书馆的存在是为了个人，团体及整个社会。这不仅指对个人的帮助，更指最终为提高人类文化修养的促进活动。为用户服务的心理愿望是图书馆员这一职业取得成功的基础。这是图书馆工作产生、存在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考察“某项变化将会如何改进图书馆服务？”是一种高效的分析手段。
2.尊重各种知识传播方式
对电子技术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尊重各种知识传播方式。每种传播方式凭其负载能力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承认未来的图书馆将使用各种知识和信息载体；根据传播技术革新史，考察每一种传播方式的现实性；将传播技术的每一个进步，看作是对知识领域可选范围的丰富，而非缩小或者取消选择。用成本一效益比作为选择传播方式的指南。通向图书馆美好未来的最佳途径在于坚持这种实用主义原则。
3.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提高服务质量
没有必要在反对采用任何高新技术和技术主宰一切之间作选择。对新技术的应用，应在于寻求解决问题而非寻求有趣的新技术。最重要的是，考察任何提出的革新对当前服务的影响。通过权衡成本一成效和成本一收益比来决定是否采用新技术。重新考虑的应该是所有被自动化的计划、服务或者工作流程本身，而不是自动化设备。
现代图书馆应当拥有电子业务控制系统，提供获取所有数字化数据和各种事实（包括数字型、书目型、图象、文本型）的途径。每一种媒体都有能够发挥其特长的领域。纸印本在现在和将来都是累积知识传播的卓越媒体。
4.保护知识的自由存取
未来的人们仅能通过资料来了解我们；所有图书馆员应该时刻牢记这一重大责任。这一重要职责必须成为考虑任何技术革新的前提。对现时智力自由资料的保存，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使过去的记录消失是一种检查制度。图书馆理应成为各个时代人类文化成果和知识的共同收藏之所。图书馆是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及思想的自由的核心。我们相信，普遍教育及信任存在于学富博闻的公民的智慧之中。图书馆在保存所有社会和团体的全部记录的同时，还必须保证这些记录能为所有人利用。强调有损知识的快速传递时效性极强的“信息”，是对这一重任的背叛。
5.尊重过去，开创未来
我们只生活在一个历史时期，对过去知之甚少也不会影响当前的活动。进步不仅是变化，更是保持，如果没有过去的经验，就会永远幼稚，重蹈覆辙。明天的图书馆，必定是不仅继承了过去的图书馆的优良传统，而且保持了图书馆历史观念和人类知识传播观念的图书馆。缺少了这一点，图书馆就将纯粹是被动的、因时而存的事物，而不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部分。有了这种历史观、持久价值的知识和使命的连续性，图书馆就永远不会被摧毁。这种寓未来于过去之中的观念，既不是最容易的，也不是最时髦的处方；但图书馆必须公正、清醒、理智地将过去与未来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在变革的挑战面前，既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又争取更美好的前景与未来。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Walt Crawford,Michael Gorman
一问编译
1.图书馆服务于人类
图书馆职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准则是服务。图书馆的存在是为了个人，团体及整个社会。这不仅指对个人的帮助，更指最终为提高人类文化修养的促进活动。为用户服务的心理愿望是图书馆员这一职业取得成功的基础。这是图书馆工作产生、存在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考察“某项变化将会如何改进图书馆服务？”是一种高效的分析手段。
2.尊重各种知识传播方式
对电子技术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尊重各种知识传播方式。每种传播方式凭其负载能力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承认未来的图书馆将使用各种知识和信息载体；根据传播技术革新史，考察每一种传播方式的现实性；将传播技术的每一个进步，看作是对知识领域可选范围的丰富，而非缩小或者取消选择。用成本一效益比作为选择传播方式的指南。通向图书馆美好未来的最佳途径在于坚持这种实用主义原则。
3.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提高服务质量
没有必要在反对采用任何高新技术和技术主宰一切之间作选择。对新技术的应用，应在于寻求解决问题而非寻求有趣的新技术。最重要的是，考察任何提出的革新对当前服务的影响。通过权衡成本一成效和成本一收益比来决定是否采用新技术。重新考虑的应该是所有被自动化的计划、服务或者工作流程本身，而不是自动化设备。
现代图书馆应当拥有电子业务控制系统，提供获取所有数字化数据和各种事实（包括数字型、书目型、图象、文本型）的途径。每一种媒体都有能够发挥其特长的领域。纸印本在现在和将来都是累积知识传播的卓越媒体。
4.保护知识的自由存取
未来的人们仅能通过资料来了解我们；所有图书馆员应该时刻牢记这一重大责任。这一重要职责必须成为考虑任何技术革新的前提。对现时智力自由资料的保存，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使过去的记录消失是一种检查制度。图书馆理应成为各个时代人类文化成果和知识的共同收藏之所。图书馆是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及思想的自由的核心。我们相信，普遍教育及信任存在于学富博闻的公民的智慧之中。图书馆在保存所有社会和团体的全部记录的同时，还必须保证这些记录能为所有人利用。强调有损知识的快速传递时效性极强的“信息”，是对这一重任的背叛。
5.尊重过去，开创未来
我们只生活在一个历史时期，对过去知之甚少也不会影响当前的活动。进步不仅是变化，更是保持，如果没有过去的经验，就会永远幼稚，重蹈覆辙。明天的图书馆，必定是不仅继承了过去的图书馆的优良传统，而且保持了图书馆历史观念和人类知识传播观念的图书馆。缺少了这一点，图书馆就将纯粹是被动的、因时而存的事物，而不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部分。有了这种历史观、持久价值的知识和使命的连续性，图书馆就永远不会被摧毁。这种寓未来于过去之中的观念，既不是最容易的，也不是最时髦的处方；但图书馆必须公正、清醒、理智地将过去与未来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在变革的挑战面前，既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又争取更美好的前景与未来。
5/14/2004
凡人小事真境界
凡人小事真境界
凡人小事真境界
时间:2001年11月22日 作者：龙协涛(《北京大学学报》主编) 来源:光明网
在当代文坛，当人们热衷于“大叙事”，习惯欣赏“大事物”、“大场面”、“大结局”，片面追求高、大、全时，另一种与之相反的审美情趣悄然兴起，即着眼于“小场景”、“小叙事”，着力写凡人小事，写油盐酱醋茶，写“一地鸡毛”……汪曾祺就是这种审美情趣的杰出代表。当他80年代重出文坛的时候，他的“小叙事”的作品居然引起了“大轰动”。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契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现代人的生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个体扩张为团体，小我膨胀为大我。在这种“扩张”和“膨胀”中，人们的生存在变得“伟大”、极尽各种目眩心迷的感官享受的同时，也变得虚拟缥缈了。这种虚拟缥缈的生存状态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数字化浪潮铺天盖地的发展而越发加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高技术时代，我们似乎看不见真实可感的世界。如何摆脱这种生存危机？一些思想家注意到，只有从喧嚣回到沉默，从团体回到个体，从符号回到事实，我们的生存才具有真实性。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京华心影》，汪曾祺著，海天出版社出版）
凡人小事真境界
时间:2001年11月22日 作者：龙协涛(《北京大学学报》主编) 来源:光明网
在当代文坛，当人们热衷于“大叙事”，习惯欣赏“大事物”、“大场面”、“大结局”，片面追求高、大、全时，另一种与之相反的审美情趣悄然兴起，即着眼于“小场景”、“小叙事”，着力写凡人小事，写油盐酱醋茶，写“一地鸡毛”……汪曾祺就是这种审美情趣的杰出代表。当他80年代重出文坛的时候，他的“小叙事”的作品居然引起了“大轰动”。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契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现代人的生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个体扩张为团体，小我膨胀为大我。在这种“扩张”和“膨胀”中，人们的生存在变得“伟大”、极尽各种目眩心迷的感官享受的同时，也变得虚拟缥缈了。这种虚拟缥缈的生存状态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数字化浪潮铺天盖地的发展而越发加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高技术时代，我们似乎看不见真实可感的世界。如何摆脱这种生存危机？一些思想家注意到，只有从喧嚣回到沉默，从团体回到个体，从符号回到事实，我们的生存才具有真实性。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京华心影》，汪曾祺著，海天出版社出版）
读书的三重境界
读书的三重境界
读书的三重境界
时间:2001年11月18日 作者：徐宗文 来源:《中华读书报》
黄健先生在《读书的两种境界》（见《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文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读书故事：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在读大学一年级时曾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古代学者读书学习是为了自己，现今的学者读书学习是为了别人，我们应该摒弃‘古之学者’的个人主义，像‘今之学者’那样，端正学者的目的。”后来经过洪诚先生的指点及读了杨伯峻先生的译著，才知道自己的理解全“拧”了。本意应该是，古代学者学习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使我想了很多：读书不要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要多读多思，力求把握古书的真义；应该端正学习态度，努力追求古人的那种读书境界，莫学“今之学者”的炫才耀己；为人、为学都应坦诚，要勇于自我批评，做到有错必纠……但是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有关学习的目的———“自以为是”的读者的三重境界。
何谓“读书的三重境界”？曰：为知，为己，为人。
为知，就是为了积累知识，增长学问、识见和智慧。为此，必须多读书，读好书。宋太宗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皇帝如此，一般读书人更应该把读书当成一种永不疲倦的好事来对待。在一定情况下，“书淫”、“书疾”、“书呆子”，作为一个读书过程，作为一种用功精神与状态，是不应当受到嘲笑的。只要是有利于知识积累，有利于开慧益智的书，用鲁迅的话说：哪怕是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也不要皱眉头，装出一副很憎恶的样子；相反，不妨翻一翻遇有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或者不适时宜的书，也要拿过来看一看，甚至研究研究，以便从正反两面获得经验和教训，增加知识和才智。总之，博学从而多才多艺，这些都是“为知”的需要，也是读者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和目的。
为己，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正己，培养自己的人格、道德和情操。这是读者的第二重境界。中国的读书书人向来把占有知识视为人品、人格自然升华的保证，苏东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表达的就是这一意思。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常言“独善其身”，练好“内功”，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从而也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是古今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读书目标。读书固然要博览，但是所读之书，也要尽可能有所选择。换句话说，不仅要多读书，还要读好书，这是甚为关键的。
对于读书完全“为知”而言，“为己”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和境界。这是非常宝贵的，非正人君子是不易做到的，应该大力提倡，并且大加发扬。但是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从更高的层次上说，还应该向前人学习，“为人”而读书。
我所说的“为人”，不是“今之学者”的“装饰自己，给别人看”的“为人”，也不是董健先生开始理解的那种“为了别人”，而是他所私心“向往”的“为了别人”，即我所要表达的“为黎民百姓”而读书，或即周恩来少时所说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比较而言，“为己”是读书人“能够”做到的，“为人”则是读书人“应该”做到的。
读书有三重境界，每一重境界都是一个新的逻辑起点，而第三重境界则是最高境界，也是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重视和追求的极终目标。
读书的三重境界
时间:2001年11月18日 作者：徐宗文 来源:《中华读书报》
黄健先生在《读书的两种境界》（见《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文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读书故事：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在读大学一年级时曾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古代学者读书学习是为了自己，现今的学者读书学习是为了别人，我们应该摒弃‘古之学者’的个人主义，像‘今之学者’那样，端正学者的目的。”后来经过洪诚先生的指点及读了杨伯峻先生的译著，才知道自己的理解全“拧”了。本意应该是，古代学者学习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使我想了很多：读书不要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要多读多思，力求把握古书的真义；应该端正学习态度，努力追求古人的那种读书境界，莫学“今之学者”的炫才耀己；为人、为学都应坦诚，要勇于自我批评，做到有错必纠……但是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有关学习的目的———“自以为是”的读者的三重境界。
何谓“读书的三重境界”？曰：为知，为己，为人。
为知，就是为了积累知识，增长学问、识见和智慧。为此，必须多读书，读好书。宋太宗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皇帝如此，一般读书人更应该把读书当成一种永不疲倦的好事来对待。在一定情况下，“书淫”、“书疾”、“书呆子”，作为一个读书过程，作为一种用功精神与状态，是不应当受到嘲笑的。只要是有利于知识积累，有利于开慧益智的书，用鲁迅的话说：哪怕是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也不要皱眉头，装出一副很憎恶的样子；相反，不妨翻一翻遇有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或者不适时宜的书，也要拿过来看一看，甚至研究研究，以便从正反两面获得经验和教训，增加知识和才智。总之，博学从而多才多艺，这些都是“为知”的需要，也是读者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和目的。
为己，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正己，培养自己的人格、道德和情操。这是读者的第二重境界。中国的读书书人向来把占有知识视为人品、人格自然升华的保证，苏东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表达的就是这一意思。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常言“独善其身”，练好“内功”，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从而也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是古今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读书目标。读书固然要博览，但是所读之书，也要尽可能有所选择。换句话说，不仅要多读书，还要读好书，这是甚为关键的。
对于读书完全“为知”而言，“为己”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和境界。这是非常宝贵的，非正人君子是不易做到的，应该大力提倡，并且大加发扬。但是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从更高的层次上说，还应该向前人学习，“为人”而读书。
我所说的“为人”，不是“今之学者”的“装饰自己，给别人看”的“为人”，也不是董健先生开始理解的那种“为了别人”，而是他所私心“向往”的“为了别人”，即我所要表达的“为黎民百姓”而读书，或即周恩来少时所说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比较而言，“为己”是读书人“能够”做到的，“为人”则是读书人“应该”做到的。
读书有三重境界，每一重境界都是一个新的逻辑起点，而第三重境界则是最高境界，也是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重视和追求的极终目标。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行动计划》 ::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行动计划》 ::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2003年 日内瓦 – 2005年 突尼斯
文件 WSIS -03/GENEVA/DOC/5-C
2003年12月12日
原文：英文
《行动计划》
A. 引言
1. 本《行动计划》将《原则宣言》中的共同展望和指导原则化作具体行动方针，以通过更广泛地利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产品、网络、服务和应用，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蒙特雷共识》和《约翰内斯堡宣言》和《执行计划》中所确定的目标，同时帮助各国跨越数字鸿沟。《原则宣言》中构想的信息社会将通过各国政府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和团结一致得以实现。
2. 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在不断演进，并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不同影响，反映出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技术和其它变革正在迅速改变着信息社会发展所处的环境。因此，本《行动计划》是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推进信息社会的一个不断演进的平台。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所具有的独特的两阶段会议结构使人们有机会充分考虑到这种演进。
3. 在信息社会中，所有利益相关方均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可以通过以下的伙伴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a) 各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前瞻性的和可持续的国家信息通信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通过与各国政府对话，在制定国家信息通信战略中发挥重要咨询作用。
b) 在基础设施、内容和应用方面，私营部门的承诺对于发展和普及信息通信技术非常重要。私营部门不仅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且可以在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
c) 民间团体的承诺和参与对于创建平等的信息社会和实施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发展举措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d) 在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与发展进程相结合以及为建设信息社会和评估工作进展而提供必要的资源方面，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国际和区域性机构发挥关键作用。
B. 目的、目标和指标
4. 本《行动计划》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包容性信息社会；将知识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潜力用于发展；促进信息和知识的使用，以便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的目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应对信息社会的新挑战。应利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评价和评估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取得的进展。
5. 各国将在考虑到不同国情的同时，酌情在各自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框架内并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制定信息社会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可以作为有益的基本标准，用以衡量采取的行动和评价实现信息社会整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6. 根据达成国际共识并以国际合作为前提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的目标，指示性指标可以作为2015年之前加强连通性和更多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实现本《行动计划》目的的全球性参考指标。各国可根据不同的国情，在制定国家指标时参照下列指标：
a)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村庄，并建立社区接入点；
b)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大学、学院、中学和小学；
c)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科研中心；
d)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公共图书馆、文化中心、博物馆、邮局和档案馆；
e)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医疗中心和医院；
f) 连接所有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并建立网站和电子邮件地址；
g) 根据国情，调整所有中小学课程，以应对信息社会的挑战；
h) 确保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电视和广播服务；
i) 鼓励内容开发并创造技术条件，使世界上所有语言均能在因特网上得到体现和使用；
j) 确保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居民在可及范围内获得信息通信技术。
7. 在实现这些目的、目标和指标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尤其要关注《原则宣言》第11-16段所提及的国家、民族和群体的需求。
C) 行动方针
C1. 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
8. 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信息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信息社会需要各方进行合作并形成伙伴关系。
a) 在考虑不同国情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均应鼓励在2005年之前制定出包括必要的能力建设在内的国家信息通信战略。
b) 在为信息社会制定信息通信战略和交流最佳做法的过程中，在国家层面启动有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通过公众/私营伙伴关系参与)的结构完整的对话进程。C) 在制定和实施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时，各利益相关方应考虑到本地、区域和国家的需求与关注的问题。欲使已采取的举措发挥最大效益，就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私营部门应在本地、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参与建设信息社会的具体项目。
d) 鼓励每个国家在2005年前至少确立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或多部门伙伴关系（MSP）的范例，为未来行动做出示范。
e) 为启动和促进信息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确定机制。
f) 探讨在国家层面为原住民建立利益相关多方门户的可行性。
g) 到2005年，相关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应制定出各自的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包括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形式，并将其作为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述目标的有效途径。
h) 各国际组织应在其专业领域范围内，包括在各自的网站上，公布由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有关将信息通信技术纳入其工作的成功经验的可靠信息。
i) 鼓励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包括孵化器方案、风险资本投资（国内和国际）、政府投资基金（包括针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SMME）的微额贷款）、投资宣传战略、软件出口配套活动（贸易咨询）、支持研发网络以及软件园区等。
C2.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信息社会的根基
9.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已采用的相关解决方案，在实现数字包容性的目标、使所有人都能普遍、持续、在任何地方并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基础设施具有核心作用，有利于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动边远地区和边缘化地区的可持续连通性和接入。
a) 各国政府应在国家发展政策的框架内采取行动，以便支持创造一种有助于向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提供必要投资和开发新业务的竞争环境。
b) 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方面，根据指示性指标，制定适当的普遍接入政策和战略及其实施措施，同时制订信息通信技术连通性指标。
c) 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方面，根据指示性指标，为向公众开放的机构提供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并加强连通性，连接所有中小学、大学、医疗机构、图书馆、邮局、社区中心、博物馆及其它机构。
d) 发展并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包括通过卫星及其他系统的服务提供，以便帮助提供能够满足各国及各国公民需求的容量和能够提供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新业务所需的容量。支持国际电信联盟(ITU)及（适当时）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开展技术、规则和操作研究，从而：i) 拓宽轨道资源获取、确保全球频率协调并提高全球系统标准化；ii) 鼓励公私合作伙伴关系；iii) 推广向边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等服务欠缺地区提供的全球高速卫星服务；iv) 探索可提供高速连接的其他系统。
e) 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方面，满足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包括通过适当的教育、行政管理和立法措施，确保他们完全融入信息社会。
f) 鼓励设计和推出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和服务，使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方便地并以可承受的价格进行使用，并在通用设计原则的指导下和辅助性技术应用的进一步推动下，促进开发适合这些群体需要的技术、应用和内容。
g) 为了缓解文盲引发的问题，开发价格可承受的技术和非文字型的计算机界面，以方便人们使用信息通信技术。
h) 开展旨在为最终用户提供适当的和价格可以承受的信息通信技术设备的全球性研发工作。
i) 在发达国家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鼓励使用包括卫星在内的闲置无线容量，为边远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边远地区提供接入，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连通性。应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为建设电信基础设施所做出的努力。
j) 鼓励创建和发展区域性信息通信技术骨干网和因特网交换点，以加强主要信息网络间的连通性，降低互连成本，加强网络接入。
k) 制定以可承受的价格提高全球连通性的战略，以帮助改善接入。以商业谈判形式确定的因特网经转和互连互通费用应以客观、透明和非歧视性为导向，并考虑到在此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
l) 鼓励和促进传统媒介和新技术的混合使用。
C3. 获取信息和知识
10. 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使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们都能几乎即时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个人、组织和社区均应从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中受益。
a) 制定有利于开发和推广公用域信息的政策指导方针，使之成为在国际上促进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
b) 鼓励各国政府利用各种通信资源，特别是因特网，向人们提供获取公开的官方信息的适当渠道。鼓励特别在新技术领域针对信息的获取和公共数据的保护进行立法。
C) 促进研究和开发，以方便所有人，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边缘化群体和弱势群体，获取信息通信技术。
d) 各国政府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应建立可持续的多用途社区公共接入点，以可承受的价格或免费的方式向公民提供各种通信资源，尤其是因特网的接入。这些接入点应尽可能有足够的能力，以便向图书馆、教育机构、公共管理部门、邮政局所或其它公共场所的使用者，尤其是农村和服务欠缺地区的使用者提供帮助，同时尊重知识产权(IPR)，并鼓励使用信息和共享知识。
e) 鼓励开展研究工作，并使所有利益相关方了解不同软件模式所带来的潜在机遇，同时了解包括专有、开放源代码和免费软件等模式的创建方式，以便加强竞争，增加选择自由度、增强价格的可承受性，并使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评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解决方案。
f) 各国政府应积极鼓励其公民和地方政府将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工具加以使用。在此方面，国际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应支持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将广泛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改善地方治理的手段。
g) 鼓励开展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包括对创新式组网的研究，对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工具和应用做适应性调整，使所有人、特别是处境不利的群体都能利用信息通信技术。h) 支持创建和开发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数字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服务，包括通过审议国家图书馆战略和立法，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建立“混合图书馆”的必要性，并促进世界各地图书馆之间的合作。
i) 鼓励采取各种举措，促进(包括自由地和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公开的刊物和书籍并使用公开的科技信息档案。
j) 支持在为所有利益相关方设计有效工具方面开展的研发工作，以增强他们对不同软件模式和许可证的认识、评估和评价，从而确保优选出最能因地制宜地实现发展目标的合适软件。
C4. 能力建设
11. 人人均应具备必要的技能，以便从信息社会中充分受益。因此，能力建设和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掌握至关重要。信息通信技术可以通过提供教育和师资培训、通过改善终身教育条件(包括正规教育以外人群的终身教育条件)以及提高专业技能，在世界范围内帮助实现普及教育。
a) 制定各国的国内政策，以确保信息通信技术充分融入教育和培训的各个层次，包括课程开发、师资培训、机构管理，并支持终身教育的概念。
b)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次制定和推广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扫盲的计划。
c) 利用图书馆、多用途社区中心和公共接入点等现有设施，通过设计和提供公共管理课程，并通过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建立地方的信息通信技术培训中心，使所有人都能加强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了解，并提高这方面的技能。应特别关注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情况。
d) 在国内教育政策方面，同时考虑到对成年人进行扫盲的需要，确保年轻人拥有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以创造性和创新型方式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并能共享专长，全面参与到信息社会之中。
e) 各国政府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出能力建设计划，重点培养一大批急需的、称职且技能娴熟的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员和专家。
f) 开发试点项目，展示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其它教育提供系统的影响，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全民教育”的指标，包括基本的扫盲指标。
g) 努力消除信息通信技术教育和培训中存在的性别障碍，并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领域为妇女和女童争取平等的培训机会。应针对女童开展早期科技介入教学计划，以增加从事信息通信技术工作的妇女人数。加强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信息通信技术教育最佳做法方面的交流。
h) 赋予当地社区、特别是农村和服务欠缺地区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并促进有用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的制作，为所有人造福。
i) 出台能够为全面参与信息社会提供机遇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传统游牧民族和原住民的信息网络。j) 设计和实施区域性和国际合作活动，以着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的能力，并将信息通信技术有效应用到整个教育活动中。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等教育机构以外的地方提供教育也应包括在内。
k) 制定有关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具体培训计划，以满足对信息专业人士进行教育的需要，其中包括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博物馆专业人员、科学家、教师、记者、邮政职工及其他相关专业群体。对信息专业人士的培训不仅应注重开发和提供信息通信服务的新方法和技术，而且应注重相关的管理技能，以确保技术得到最佳使用。师资培训应侧重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问题、内容开发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潜力与挑战。
l) 将远程教育、培训及其它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作为能力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对人力资源开发处于不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别的关注。
m) 促进能力建设领域的国际和区域性合作，包括由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制定的国别计划。
n) 推出设计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网络的试点项目，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教育、培训和研究机构连接在一起。
O) 倘若志愿行动与国家政策和当地文化和谐一致，则可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有助于提高人类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工具和建设更具包容性信息社会的能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启动志愿者计划，以提高信息通信技术促发展的能力。p) 设计可以培训使用者增强自学和自我开发能力的程序。
C5. 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
12. 信心和安全是信息社会的主要支柱。
a) 促进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作以及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其它相关论坛的合作，以增强用户信心，建立信任并保护数据和网络的完整性；考虑信息通信技术目前所面临的威胁和潜在威胁；并解决其它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问题。
b) 各国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合作，通过以下方式防止、发现和应对网络犯罪和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不当使用：在考虑到这些领域持续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制定指导方针；考虑制定有利于有效查处不当使用的立法；加强有效互助；强化国际层面对此类事件的防范、发现和恢复工作提供的机构支持；鼓励开展教育，提高认识。
c) 各国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应积极加强对用户的教育，提高对网络私密性和保护隐私方法的认识。
d)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对垃圾信息采取适当行动。
e) 鼓励对国家法律开展国内评估，以消除有效使用电子文件和交易(包括电子鉴权手段)所面临的障碍。
f)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领域内的互补和相互强化举措以及针对隐私权、数据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举措或指导方针，进一步加强信任和安全框架。
g) 分享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领域的有效做法，并鼓励所有相关各方采纳这些做法。
h) 请有关各国建立事件实时处理和响应联络点，并在这些联络点之间搭建一个合作网络，以便共享应对事件的信息和技术。
i) 鼓励进一步开发有助于在线交易的安全可靠的应用。j) 鼓励相关国家对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树立信息通信技术使用信心并提高其安全性的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C6. 环境建设
13. 为了最充分实现信息社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各国政府需要创造一种值得信赖、透明和非歧视性的法律、监管和政策环境。这方面的行动包括：
a) 各国政府应鼓励制定一种具有支持作用、透明、有利于竞争和可以预测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适当地激励对信息社会的投资和社区发展。
b) 我们请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一个因特网治理工作组，在一种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充分和积极参与的机制的开放和包容性进程中，在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与论坛的参与下，进行调查，并在2005年之前视情况就因特网治理方面的行动提出建议。该工作组应：i) 制定有关因特网治理的切实可行的工作定义； ii) 确定与因特网治理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iii)就各国政府、现有政府间和国际组织、其它论坛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各自的作用和责任形成共识； iv) 就此活动的结果起草一份报告，提交将于2005年在突尼斯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c) 请各国政府：i) 促进建立国家和区域性因特网交换中心；ii)对各自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ccTLD)进行管理或在适当时进行监督； iii)提高对因特网的认识。
d) 与利益相关方合作，促进区域根服务器的发展和国际化域名的使用，以克服接入障碍。
e) 各国政府应继续修订和充实各自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适应信息社会的新要求。
f) 推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有效参与信息通信技术国际论坛，并创造交流经验的机会。
g) 各国政府需制定本国的战略，其中包括电子政务战略，以使公共管理更为透明、高效和民主。
h) 建立一种使文件及其它电子信息记录得到安全存储和存档的框架。
i) 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应积极对用户开展有关在线隐私和保护隐私手段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
j) 请利益相关方确保为促进电子商务而设计的做法亦允许消费者对是否采用电子通信做出选择。
k) 鼓励继续围绕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开展工作，尤其是提出一个有助于解决争端的替代争端解决方式（ADR）。
l) 鼓励各国政府与利益相关方协作，制定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和投资、同时尤其有助于增加妇女参与的信息通信技术政策。
m) 鉴于信息通信技术在推进中小型企业（SME）发展方面所具备的经济潜力，因此，应通过简化行政程序、方便中小型企业获得资金和增强其参与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能力来帮助这些企业提高竞争力。
n) 各国政府应按照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为电子商务的模范使用者和率先采用者。
o) 各国政府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提高人们对全球电子商务国际互操作性标准重要性的认识。
p) 各国政府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推动制定和使用开放的、可互操作的、非歧视的和需求驱动的标准。
q) 国际电联根据其条约制定能力对频率进行协调和分配，以促进实现无所不在和价格可承受的接入的目的。
r) 国际电联和其他区域性组织应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国家均能在相关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和经济地使用并平等获得无线电频谱。
C7.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惠及生活的各个方面14.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可以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框架内支持公共管理、商业、教育和培训、卫生、就业、环境、农业和科学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可包括在以下方面采取的行动：
15. 电子政务
a) 实施旨在创新和提高公共管理与民主进程的透明度、提高效率和密切与民众关系的电子政务战略。
b) 在各个层面制定适应公民和企业需要的国家电子政务举措和服务，以实现资源和公共物资的更有效分配。
C) 支持电子政务领域的国际合作活动，以增强各级政府的透明度、责任心并提高效率。
16. 电子商务
a) 鼓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宣传国际贸易和使用电子商务可带来的益处，并鼓励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使用电子商务模式。b) 各国政府应通过建设有利的环境和借助可广泛获得的因特网接入，努力激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促进新的应用和内容开发，并形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c) 各国政府的政策应有利于扶助和扩大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有助于他们进入电子商务领域，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并以此作为致富扶贫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7. 电子学习（见C4节）
18. 电子卫生
a) 推动有国际组织参与的政府、规划部门、卫生专业人员和其他机构的协同工作，以建立可靠、及时、优质和价格可承受的卫生保健和卫生信息系统，并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加强持续的医疗培训、教育和研究工作，同时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b) 方便对世界医学知识和本地相关内容资源的利用，以加强公共卫生研究和预防计划并增进女性和男性的健康，这些内容可为涉及性和生殖健康、性传播疾病和有关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引起全世界关注的疾病的内容。
c) 通过改善共同信息系统，对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测和控制。
d) 推动医疗数据交换国际标准的制定，同时顾及人们对隐私的关注。
e) 鼓励采用信息通信技术来改善和扩大对边远地区与服务欠缺地区以及弱势人口的医疗保健和医疗信息系统，同时认识到妇女在其家庭和社区中作为医疗服务提供者所发挥的作用。
f) 加强并拓展为灾难和突发事件提供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而采取的信息通信技术举措。
19. 电子就业
a) 在遵守所有相关国际标准的同时，鼓励在国家层面上，根据公正与性别平等的原则，为以电子手段开展工作的人员和雇主确定最佳做法。b) 推出开展工作和业务的新方式，旨在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力资源的投资，提高生产率、促进发展和改善福利。
c) 推广远程办公，以使公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经济体的公民无需离开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就可以为世界各地工作，并增加妇女和残疾人的就业机会。在推广远程办公时，对于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和留住技术劳动力的战略应给予特别的关注。d) 推广面向女童的早期科技介入教学计划，以增加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中女性的数量。
20. 电子环境
a) 鼓励各国政府通过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使用和推行信息通信技术，将其作为保护环境和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手段。
b) 鼓励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采取行动，实施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项目和计划，并实施以有利于环境安全的方式处理和循环利用废弃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与组件的项目和计划。
c)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建立监测系统，预报并监测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经济体。
21. 电子农业
a)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确保有关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食品业的信息得到系统化传播，以方便公众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众) 获得全面、及时和详细的知识与信息。
b) 公私伙伴关系应力求最大程度地发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改进生产（数量和质量）的手段的作用。
22. 电子科学
a) 在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广价格可承受且质量可靠的高速因特网连接，以支持它们在生成信息和知识、开展教育和培训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鼓励在这些机构间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和交流。
b) 推广电子出版、差别定价和开放接入的举措，使所有国家都能在平等基础上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科学信息。
c) 提倡利用同行的对口技术，以共享科学知识，共享已放弃收费权利的科学著作作者撰写的预印和再版的科学著作。
d) 提倡在所有国家长期、系统和有效地收集、传播和保存诸如人口和气象数据等重要的科学数字数据。
e)制定原则和源数据标准，以推动合作和酌情有效利用收集到的科学信息与数据开展科学研究。
C8. 文化多样性与特征，语言多样性与本地内容
23. 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在促使人们尊重文化特征、传统和宗教的同时，对于建设基于多种文化交流和区域与国际合作的信息社会至关重要。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a) 根据相关的、达成共识的联合国相关文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制定有利于尊重、保护、提倡和加强信息社会中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文化遗产的政策。这包括鼓励各国政府拟定文化政策，推动文化、教育和科学内容的制作，并发展符合用户的文化和语言条件的本地文化行业。
b) 制定国家政策与法律，确保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它文化机构能够在信息社会中全面发挥其内容（包括传统知识）提供者的作用，特别通过不断利用记录的信息来发挥这一作用。
c) 支持通过开发和使用信息社会技术来保护我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将这些遗产作为当今文化中栩栩如生的内容提供给公众。这包括开发出确保可不断获取数字藏馆中存档的数字信息及多媒体内容的系统，并对记载了人类历程的档案馆、文化收藏品和图书馆提供支持。
d) 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通过创建多种信息内容和使用不同方式，包括通过对教育、科学和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来保护、肯定、尊重和促进文化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原住民的知识和传统。
e) 支持地方主管部门进行的本地内容的开发、翻译和改编，支持他们创建的数字档案馆和多种形式的数字和传统媒体。这些活动亦可推动当地和原住民社区的发展。
f) 通过获得传统和数字媒体服务，提供与信息社会中个人的文化和语言相适应的内容。
g) 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鼓励创作形式多样的本地及本国内容，包括以用户本国语言提供的内容，并对所有艺术领域内以信息通信技术开展的工作予以承认和支持。
h) 在以全民为对象的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中强化重视性别平等的课程计划，增强妇女对通信与媒体的了解，以提高女童和妇女了解和开发信息通信技术内容的能力。
i) 培养本地人才，开发并传播以本地语言制作的软件及适应包括文盲、残疾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需求的内容，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此类群体。
j) 支持当地社区的媒体，扶植将传统媒体与新技术相结合的项目，发挥其推广使用本地语言记载和保存本地遗产（包括地貌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并将其作为与农村、闭塞地区和游牧地区沟通的手段。
k) 增强原住民以本族语言开发内容的能力。
l) 与原住民和传统社区合作，赋予他们能力，使他们在信息社会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传统知识并从中受益。
m) 针对旨在区域和分区域层面加强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政策和手段，开展知识、经验和最佳做法交流。可以根据本行动计划中的具体事宜，建立区域和分区域工作组，以便集中力量，完成上述工作。n) 在区域层面上评估信息通信技术对文化交流和互动所做的贡献，并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计划。
o) 各国政府应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技术和研发计划，涉及的领域包括翻译、图像记录和语音辅助服务，必要的硬件和多种软件模式的开发，包括专有软件、开放源代码软件和免费软件，如，标准字符集、语言编码、电子词典、术语与词汇、多语种搜索引擎，机器翻译工具、国际化域名、内容参注以及综合软件和应用软件。
C9. 媒体
24. 形式和所有制多样化的媒体作为参与者在建设信息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被认为是推动言论自由和信息多元化的重要力量。
a) 鼓励媒体——印刷、广播和新型媒体——在信息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b) 鼓励国内立法，保障媒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c) 采取符合言论自由的适当措施，抵制媒体内容中的非法和有害内容。
d) 鼓励发达国家的媒体专业人员与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联系，特别是在培训领域。
e) 提倡媒体均衡地、多角度地展示女性和男性的形象。f) 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工具，减少国际上影响媒体的不均衡现象，特别是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技能开发方面的不均衡现象。g) 鼓励传统媒体弥合知识鸿沟并促进文化内容的传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C10. 信息社会的道德内涵
25. 信息社会应遵从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推进公共利益，防止滥用信息通信技术。
a) 采取措施，促进尊重和平，并坚持自由、平等、团结、容忍、责任共担和崇尚自然的基本价值观。b) 所有利益相关方均应提高他们对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道德内涵的认识。
c) 信息社会的所有参与者均应推进公共利益、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按照法律规定采取适当行动和预防措施，防止信息通信技术的滥用，如，出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等动机而从事的非法活动和其它活动，以及相关偏执行为、仇恨、暴力和包括恋童癖、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在内的各种虐待儿童的行为和贩卖及剥削人口。d) 请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学术界，继续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道德内涵进行研究。
C11. 国际和区域性合作
26. 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国际合作对于实施本行动计划至关重要，这种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以通过提供实施手段促进普遍接入和弥合数字鸿沟。
a)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要求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国际合作和提供援助时，应相应提高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优先地位。
b) 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框架内并根据《联合国千年宣言》，扩大并加快促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重点强调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发展。
c) 请国际和区域组织在考虑区域性举措的重要性的同时，将信息通信技术纳入其主要工作计划，并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各级政府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以支持实现《原则宣言》和本《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
D. 数字团结议程
27. 数字团结议程的目的在于创造条件，调动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从而使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能融入新兴的信息社会之中。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国内、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密切合作对实施此项议程至关重要。为了跨越数字鸿沟，我们需要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方法和机制，并充分探索新方法、新机制，以便为基础设施、设备、能力建设和内容开发筹措资金，因为这些都是参与信息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D1. 重点和战略
a) 国家信息通信战略应成为包括扶贫战略在内的国家发展计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b) 应通过更有效地共享和协调捐赠方信息，并通过分析和共享从信息通信技术促发展项目的经验中汲取的最佳做法和教训，将信息通信技术全面纳入官方发展援助(ODA)之中。
D2. 调动资源
a) 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应如《蒙特雷共识》所述，积极行动起来，创造条件，以便增加可用资源并有效调动资源，用于发展。
b) 发达国家应做出切实努力，履行它们在包括《蒙特雷共识》之中向世界做出的为发展而融资的承诺。《蒙特雷共识》敦促尚未履行承诺的发达国家采取实际行动，实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7NaV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
c) 对于那些不堪债务重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欢迎各方已经采取的减少未偿债务的举措，同时希望在各国和国际层面上进一步就此采取措施，其中包括酌情取消债务和做出其他安排。应特别注意强化针对重债穷国开展的举措。这些举措将有助于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资助信息通信技术促发展的项目。
d) 由于认识到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发展方面的潜力，我们因而进一步提倡：
i) 发展中国家通过创造一种透明、稳定、可预测和有利的投资环境，更加努力地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方对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投资；
ii) 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对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战略和工作重点做出响应，将信息通信技术纳入工作计划，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制定和实施其国内信息通信战略。发达国家应根据国家发展计划的轻重缓急和对上述承诺的落实情况加大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发掘信息通信技术潜力以促进发展的工作提供更多的资金；
iii) 私营部门应对落实此数字团结议程做出贡献。
e) 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工作中，我们进行的发展合作应有助于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能力建设、以相互认可的条款进行技术转让、研发项目合作和专门技术交流等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f） 尽管应充分利用各种现有的金融机制，但在2004年12月底前应完成对这些机制的全面审查，以确定这些机制是否足以应对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此项审查工作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支持的一个任务组进行，并提交本峰会的第二阶段会议进行审议。根据审查结论，将考虑对融资机制进行改进和创新，包括《原则宣言》所述的自愿性“数字团结基金”的有效性、可行性及其建立。
g) 各国应考虑建立国内机制，实现服务欠缺的农村地区和城区的普遍接入，从而弥合数字鸿沟。
E) 跟进和评估
28. 应通过可比的统计指标和研究结果，制定现实的国际业绩评估方法和基本标准（定性和定量）体制，以跟踪本《行动计划》目的、目标和指标的实现情况，同时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国情。
a) 与每个相关国家合作，制定并发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数字机遇）综合指数。该综合指数可每年或每两年在一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报告》中公布。综合指数可显示有关的统计数据，而报告则可根据各国国情对政策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包括性别方面的分析。
b) 应利用包括社区连通性指标在内的相关指标和基本标准，说明各国和国际范围数字鸿沟的严重程度，并定期予以评估，同时跟踪世界范围内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中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c) 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应定期针对各国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普遍利用进行评估并作出报告，以便为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发展创造平等机会。
d) 应制定反映不同性别在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和需要方面情况的指标，并确定可衡量的绩效指标，以评估所资助的信息通信技术项目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e) 在汇总所有利益相关方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国际认可的网站访问标准，以简明、便于访问和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建立并推出一个介绍最佳做法和成功事例的网站。该网站可以定期更新，并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经验交流途径。
f) 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应开发可以提供有关信息社会的统计信息的工具，包括基本指标和对信息社会主要方面的分析。应优先考虑建立统一的、国际间可比的指标体系，同时还要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
F） 向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突尼斯）迈进
29．忆及联合国大会第56/183号决议，并考虑到峰会日内瓦阶段会议的成果，将在2004年上半年召开一次筹备会议，审议构成峰会突尼斯阶段会议重点的信息社会问题，并就第二阶段会议筹备进程的结构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本峰会有关突尼斯阶段会议的决定，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应特别考虑：
a) 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日内瓦阶段会议成果为基础，详细制定最后的适当文件，以便巩固建设全球信息社会的进程，缩小数字鸿沟并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机遇。
b) 在国家、区域和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层面上跟进和实施《日内瓦行动计划》是一种综合和协调的方式，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尤其应通过利益相关方之间结成的伙伴关系予以实现。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2003年 日内瓦 – 2005年 突尼斯
文件 WSIS -03/GENEVA/DOC/5-C
2003年12月12日
原文：英文
《行动计划》
A. 引言
1. 本《行动计划》将《原则宣言》中的共同展望和指导原则化作具体行动方针，以通过更广泛地利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产品、网络、服务和应用，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蒙特雷共识》和《约翰内斯堡宣言》和《执行计划》中所确定的目标，同时帮助各国跨越数字鸿沟。《原则宣言》中构想的信息社会将通过各国政府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和团结一致得以实现。
2. 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在不断演进，并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不同影响，反映出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技术和其它变革正在迅速改变着信息社会发展所处的环境。因此，本《行动计划》是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推进信息社会的一个不断演进的平台。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所具有的独特的两阶段会议结构使人们有机会充分考虑到这种演进。
3. 在信息社会中，所有利益相关方均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可以通过以下的伙伴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a) 各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前瞻性的和可持续的国家信息通信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通过与各国政府对话，在制定国家信息通信战略中发挥重要咨询作用。
b) 在基础设施、内容和应用方面，私营部门的承诺对于发展和普及信息通信技术非常重要。私营部门不仅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且可以在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
c) 民间团体的承诺和参与对于创建平等的信息社会和实施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发展举措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d) 在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与发展进程相结合以及为建设信息社会和评估工作进展而提供必要的资源方面，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国际和区域性机构发挥关键作用。
B. 目的、目标和指标
4. 本《行动计划》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包容性信息社会；将知识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潜力用于发展；促进信息和知识的使用，以便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的目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应对信息社会的新挑战。应利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评价和评估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取得的进展。
5. 各国将在考虑到不同国情的同时，酌情在各自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框架内并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制定信息社会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可以作为有益的基本标准，用以衡量采取的行动和评价实现信息社会整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6. 根据达成国际共识并以国际合作为前提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的目标，指示性指标可以作为2015年之前加强连通性和更多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实现本《行动计划》目的的全球性参考指标。各国可根据不同的国情，在制定国家指标时参照下列指标：
a)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村庄，并建立社区接入点；
b)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大学、学院、中学和小学；
c)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科研中心；
d)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公共图书馆、文化中心、博物馆、邮局和档案馆；
e)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医疗中心和医院；
f) 连接所有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并建立网站和电子邮件地址；
g) 根据国情，调整所有中小学课程，以应对信息社会的挑战；
h) 确保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电视和广播服务；
i) 鼓励内容开发并创造技术条件，使世界上所有语言均能在因特网上得到体现和使用；
j) 确保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居民在可及范围内获得信息通信技术。
7. 在实现这些目的、目标和指标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尤其要关注《原则宣言》第11-16段所提及的国家、民族和群体的需求。
C) 行动方针
C1. 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
8. 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信息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信息社会需要各方进行合作并形成伙伴关系。
a) 在考虑不同国情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均应鼓励在2005年之前制定出包括必要的能力建设在内的国家信息通信战略。
b) 在为信息社会制定信息通信战略和交流最佳做法的过程中，在国家层面启动有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通过公众/私营伙伴关系参与)的结构完整的对话进程。C) 在制定和实施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时，各利益相关方应考虑到本地、区域和国家的需求与关注的问题。欲使已采取的举措发挥最大效益，就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私营部门应在本地、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参与建设信息社会的具体项目。
d) 鼓励每个国家在2005年前至少确立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或多部门伙伴关系（MSP）的范例，为未来行动做出示范。
e) 为启动和促进信息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确定机制。
f) 探讨在国家层面为原住民建立利益相关多方门户的可行性。
g) 到2005年，相关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应制定出各自的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包括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形式，并将其作为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述目标的有效途径。
h) 各国际组织应在其专业领域范围内，包括在各自的网站上，公布由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有关将信息通信技术纳入其工作的成功经验的可靠信息。
i) 鼓励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包括孵化器方案、风险资本投资（国内和国际）、政府投资基金（包括针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SMME）的微额贷款）、投资宣传战略、软件出口配套活动（贸易咨询）、支持研发网络以及软件园区等。
C2.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信息社会的根基
9.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已采用的相关解决方案，在实现数字包容性的目标、使所有人都能普遍、持续、在任何地方并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基础设施具有核心作用，有利于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动边远地区和边缘化地区的可持续连通性和接入。
a) 各国政府应在国家发展政策的框架内采取行动，以便支持创造一种有助于向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提供必要投资和开发新业务的竞争环境。
b) 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方面，根据指示性指标，制定适当的普遍接入政策和战略及其实施措施，同时制订信息通信技术连通性指标。
c) 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方面，根据指示性指标，为向公众开放的机构提供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并加强连通性，连接所有中小学、大学、医疗机构、图书馆、邮局、社区中心、博物馆及其它机构。
d) 发展并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包括通过卫星及其他系统的服务提供，以便帮助提供能够满足各国及各国公民需求的容量和能够提供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新业务所需的容量。支持国际电信联盟(ITU)及（适当时）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开展技术、规则和操作研究，从而：i) 拓宽轨道资源获取、确保全球频率协调并提高全球系统标准化；ii) 鼓励公私合作伙伴关系；iii) 推广向边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等服务欠缺地区提供的全球高速卫星服务；iv) 探索可提供高速连接的其他系统。
e) 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方面，满足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包括通过适当的教育、行政管理和立法措施，确保他们完全融入信息社会。
f) 鼓励设计和推出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和服务，使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方便地并以可承受的价格进行使用，并在通用设计原则的指导下和辅助性技术应用的进一步推动下，促进开发适合这些群体需要的技术、应用和内容。
g) 为了缓解文盲引发的问题，开发价格可承受的技术和非文字型的计算机界面，以方便人们使用信息通信技术。
h) 开展旨在为最终用户提供适当的和价格可以承受的信息通信技术设备的全球性研发工作。
i) 在发达国家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鼓励使用包括卫星在内的闲置无线容量，为边远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边远地区提供接入，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连通性。应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为建设电信基础设施所做出的努力。
j) 鼓励创建和发展区域性信息通信技术骨干网和因特网交换点，以加强主要信息网络间的连通性，降低互连成本，加强网络接入。
k) 制定以可承受的价格提高全球连通性的战略，以帮助改善接入。以商业谈判形式确定的因特网经转和互连互通费用应以客观、透明和非歧视性为导向，并考虑到在此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
l) 鼓励和促进传统媒介和新技术的混合使用。
C3. 获取信息和知识
10. 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使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们都能几乎即时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个人、组织和社区均应从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中受益。
a) 制定有利于开发和推广公用域信息的政策指导方针，使之成为在国际上促进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
b) 鼓励各国政府利用各种通信资源，特别是因特网，向人们提供获取公开的官方信息的适当渠道。鼓励特别在新技术领域针对信息的获取和公共数据的保护进行立法。
C) 促进研究和开发，以方便所有人，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边缘化群体和弱势群体，获取信息通信技术。
d) 各国政府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应建立可持续的多用途社区公共接入点，以可承受的价格或免费的方式向公民提供各种通信资源，尤其是因特网的接入。这些接入点应尽可能有足够的能力，以便向图书馆、教育机构、公共管理部门、邮政局所或其它公共场所的使用者，尤其是农村和服务欠缺地区的使用者提供帮助，同时尊重知识产权(IPR)，并鼓励使用信息和共享知识。
e) 鼓励开展研究工作，并使所有利益相关方了解不同软件模式所带来的潜在机遇，同时了解包括专有、开放源代码和免费软件等模式的创建方式，以便加强竞争，增加选择自由度、增强价格的可承受性，并使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评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解决方案。
f) 各国政府应积极鼓励其公民和地方政府将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工具加以使用。在此方面，国际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应支持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将广泛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改善地方治理的手段。
g) 鼓励开展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包括对创新式组网的研究，对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工具和应用做适应性调整，使所有人、特别是处境不利的群体都能利用信息通信技术。h) 支持创建和开发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数字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服务，包括通过审议国家图书馆战略和立法，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建立“混合图书馆”的必要性，并促进世界各地图书馆之间的合作。
i) 鼓励采取各种举措，促进(包括自由地和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公开的刊物和书籍并使用公开的科技信息档案。
j) 支持在为所有利益相关方设计有效工具方面开展的研发工作，以增强他们对不同软件模式和许可证的认识、评估和评价，从而确保优选出最能因地制宜地实现发展目标的合适软件。
C4. 能力建设
11. 人人均应具备必要的技能，以便从信息社会中充分受益。因此，能力建设和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掌握至关重要。信息通信技术可以通过提供教育和师资培训、通过改善终身教育条件(包括正规教育以外人群的终身教育条件)以及提高专业技能，在世界范围内帮助实现普及教育。
a) 制定各国的国内政策，以确保信息通信技术充分融入教育和培训的各个层次，包括课程开发、师资培训、机构管理，并支持终身教育的概念。
b)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次制定和推广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扫盲的计划。
c) 利用图书馆、多用途社区中心和公共接入点等现有设施，通过设计和提供公共管理课程，并通过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建立地方的信息通信技术培训中心，使所有人都能加强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了解，并提高这方面的技能。应特别关注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情况。
d) 在国内教育政策方面，同时考虑到对成年人进行扫盲的需要，确保年轻人拥有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以创造性和创新型方式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并能共享专长，全面参与到信息社会之中。
e) 各国政府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出能力建设计划，重点培养一大批急需的、称职且技能娴熟的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员和专家。
f) 开发试点项目，展示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其它教育提供系统的影响，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全民教育”的指标，包括基本的扫盲指标。
g) 努力消除信息通信技术教育和培训中存在的性别障碍，并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领域为妇女和女童争取平等的培训机会。应针对女童开展早期科技介入教学计划，以增加从事信息通信技术工作的妇女人数。加强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信息通信技术教育最佳做法方面的交流。
h) 赋予当地社区、特别是农村和服务欠缺地区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并促进有用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的制作，为所有人造福。
i) 出台能够为全面参与信息社会提供机遇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传统游牧民族和原住民的信息网络。j) 设计和实施区域性和国际合作活动，以着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的能力，并将信息通信技术有效应用到整个教育活动中。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等教育机构以外的地方提供教育也应包括在内。
k) 制定有关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具体培训计划，以满足对信息专业人士进行教育的需要，其中包括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博物馆专业人员、科学家、教师、记者、邮政职工及其他相关专业群体。对信息专业人士的培训不仅应注重开发和提供信息通信服务的新方法和技术，而且应注重相关的管理技能，以确保技术得到最佳使用。师资培训应侧重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问题、内容开发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潜力与挑战。
l) 将远程教育、培训及其它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作为能力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对人力资源开发处于不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别的关注。
m) 促进能力建设领域的国际和区域性合作，包括由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制定的国别计划。
n) 推出设计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网络的试点项目，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教育、培训和研究机构连接在一起。
O) 倘若志愿行动与国家政策和当地文化和谐一致，则可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有助于提高人类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工具和建设更具包容性信息社会的能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启动志愿者计划，以提高信息通信技术促发展的能力。p) 设计可以培训使用者增强自学和自我开发能力的程序。
C5. 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
12. 信心和安全是信息社会的主要支柱。
a) 促进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作以及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其它相关论坛的合作，以增强用户信心，建立信任并保护数据和网络的完整性；考虑信息通信技术目前所面临的威胁和潜在威胁；并解决其它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问题。
b) 各国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合作，通过以下方式防止、发现和应对网络犯罪和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不当使用：在考虑到这些领域持续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制定指导方针；考虑制定有利于有效查处不当使用的立法；加强有效互助；强化国际层面对此类事件的防范、发现和恢复工作提供的机构支持；鼓励开展教育，提高认识。
c) 各国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应积极加强对用户的教育，提高对网络私密性和保护隐私方法的认识。
d)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对垃圾信息采取适当行动。
e) 鼓励对国家法律开展国内评估，以消除有效使用电子文件和交易(包括电子鉴权手段)所面临的障碍。
f)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领域内的互补和相互强化举措以及针对隐私权、数据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举措或指导方针，进一步加强信任和安全框架。
g) 分享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领域的有效做法，并鼓励所有相关各方采纳这些做法。
h) 请有关各国建立事件实时处理和响应联络点，并在这些联络点之间搭建一个合作网络，以便共享应对事件的信息和技术。
i) 鼓励进一步开发有助于在线交易的安全可靠的应用。j) 鼓励相关国家对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树立信息通信技术使用信心并提高其安全性的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C6. 环境建设
13. 为了最充分实现信息社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各国政府需要创造一种值得信赖、透明和非歧视性的法律、监管和政策环境。这方面的行动包括：
a) 各国政府应鼓励制定一种具有支持作用、透明、有利于竞争和可以预测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适当地激励对信息社会的投资和社区发展。
b) 我们请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一个因特网治理工作组，在一种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充分和积极参与的机制的开放和包容性进程中，在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与论坛的参与下，进行调查，并在2005年之前视情况就因特网治理方面的行动提出建议。该工作组应：i) 制定有关因特网治理的切实可行的工作定义； ii) 确定与因特网治理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iii)就各国政府、现有政府间和国际组织、其它论坛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各自的作用和责任形成共识； iv) 就此活动的结果起草一份报告，提交将于2005年在突尼斯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c) 请各国政府：i) 促进建立国家和区域性因特网交换中心；ii)对各自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ccTLD)进行管理或在适当时进行监督； iii)提高对因特网的认识。
d) 与利益相关方合作，促进区域根服务器的发展和国际化域名的使用，以克服接入障碍。
e) 各国政府应继续修订和充实各自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适应信息社会的新要求。
f) 推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有效参与信息通信技术国际论坛，并创造交流经验的机会。
g) 各国政府需制定本国的战略，其中包括电子政务战略，以使公共管理更为透明、高效和民主。
h) 建立一种使文件及其它电子信息记录得到安全存储和存档的框架。
i) 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应积极对用户开展有关在线隐私和保护隐私手段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
j) 请利益相关方确保为促进电子商务而设计的做法亦允许消费者对是否采用电子通信做出选择。
k) 鼓励继续围绕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开展工作，尤其是提出一个有助于解决争端的替代争端解决方式（ADR）。
l) 鼓励各国政府与利益相关方协作，制定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和投资、同时尤其有助于增加妇女参与的信息通信技术政策。
m) 鉴于信息通信技术在推进中小型企业（SME）发展方面所具备的经济潜力，因此，应通过简化行政程序、方便中小型企业获得资金和增强其参与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能力来帮助这些企业提高竞争力。
n) 各国政府应按照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为电子商务的模范使用者和率先采用者。
o) 各国政府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提高人们对全球电子商务国际互操作性标准重要性的认识。
p) 各国政府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推动制定和使用开放的、可互操作的、非歧视的和需求驱动的标准。
q) 国际电联根据其条约制定能力对频率进行协调和分配，以促进实现无所不在和价格可承受的接入的目的。
r) 国际电联和其他区域性组织应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国家均能在相关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和经济地使用并平等获得无线电频谱。
C7.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惠及生活的各个方面14.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可以在国家信息通信战略框架内支持公共管理、商业、教育和培训、卫生、就业、环境、农业和科学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可包括在以下方面采取的行动：
15. 电子政务
a) 实施旨在创新和提高公共管理与民主进程的透明度、提高效率和密切与民众关系的电子政务战略。
b) 在各个层面制定适应公民和企业需要的国家电子政务举措和服务，以实现资源和公共物资的更有效分配。
C) 支持电子政务领域的国际合作活动，以增强各级政府的透明度、责任心并提高效率。
16. 电子商务
a) 鼓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宣传国际贸易和使用电子商务可带来的益处，并鼓励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使用电子商务模式。b) 各国政府应通过建设有利的环境和借助可广泛获得的因特网接入，努力激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促进新的应用和内容开发，并形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c) 各国政府的政策应有利于扶助和扩大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有助于他们进入电子商务领域，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并以此作为致富扶贫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7. 电子学习（见C4节）
18. 电子卫生
a) 推动有国际组织参与的政府、规划部门、卫生专业人员和其他机构的协同工作，以建立可靠、及时、优质和价格可承受的卫生保健和卫生信息系统，并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加强持续的医疗培训、教育和研究工作，同时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b) 方便对世界医学知识和本地相关内容资源的利用，以加强公共卫生研究和预防计划并增进女性和男性的健康，这些内容可为涉及性和生殖健康、性传播疾病和有关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引起全世界关注的疾病的内容。
c) 通过改善共同信息系统，对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测和控制。
d) 推动医疗数据交换国际标准的制定，同时顾及人们对隐私的关注。
e) 鼓励采用信息通信技术来改善和扩大对边远地区与服务欠缺地区以及弱势人口的医疗保健和医疗信息系统，同时认识到妇女在其家庭和社区中作为医疗服务提供者所发挥的作用。
f) 加强并拓展为灾难和突发事件提供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而采取的信息通信技术举措。
19. 电子就业
a) 在遵守所有相关国际标准的同时，鼓励在国家层面上，根据公正与性别平等的原则，为以电子手段开展工作的人员和雇主确定最佳做法。b) 推出开展工作和业务的新方式，旨在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力资源的投资，提高生产率、促进发展和改善福利。
c) 推广远程办公，以使公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经济体的公民无需离开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就可以为世界各地工作，并增加妇女和残疾人的就业机会。在推广远程办公时，对于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和留住技术劳动力的战略应给予特别的关注。d) 推广面向女童的早期科技介入教学计划，以增加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中女性的数量。
20. 电子环境
a) 鼓励各国政府通过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使用和推行信息通信技术，将其作为保护环境和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手段。
b) 鼓励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采取行动，实施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项目和计划，并实施以有利于环境安全的方式处理和循环利用废弃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与组件的项目和计划。
c)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建立监测系统，预报并监测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经济体。
21. 电子农业
a)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确保有关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食品业的信息得到系统化传播，以方便公众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众) 获得全面、及时和详细的知识与信息。
b) 公私伙伴关系应力求最大程度地发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改进生产（数量和质量）的手段的作用。
22. 电子科学
a) 在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广价格可承受且质量可靠的高速因特网连接，以支持它们在生成信息和知识、开展教育和培训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鼓励在这些机构间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和交流。
b) 推广电子出版、差别定价和开放接入的举措，使所有国家都能在平等基础上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科学信息。
c) 提倡利用同行的对口技术，以共享科学知识，共享已放弃收费权利的科学著作作者撰写的预印和再版的科学著作。
d) 提倡在所有国家长期、系统和有效地收集、传播和保存诸如人口和气象数据等重要的科学数字数据。
e)制定原则和源数据标准，以推动合作和酌情有效利用收集到的科学信息与数据开展科学研究。
C8. 文化多样性与特征，语言多样性与本地内容
23. 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在促使人们尊重文化特征、传统和宗教的同时，对于建设基于多种文化交流和区域与国际合作的信息社会至关重要。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a) 根据相关的、达成共识的联合国相关文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制定有利于尊重、保护、提倡和加强信息社会中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文化遗产的政策。这包括鼓励各国政府拟定文化政策，推动文化、教育和科学内容的制作，并发展符合用户的文化和语言条件的本地文化行业。
b) 制定国家政策与法律，确保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它文化机构能够在信息社会中全面发挥其内容（包括传统知识）提供者的作用，特别通过不断利用记录的信息来发挥这一作用。
c) 支持通过开发和使用信息社会技术来保护我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将这些遗产作为当今文化中栩栩如生的内容提供给公众。这包括开发出确保可不断获取数字藏馆中存档的数字信息及多媒体内容的系统，并对记载了人类历程的档案馆、文化收藏品和图书馆提供支持。
d) 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通过创建多种信息内容和使用不同方式，包括通过对教育、科学和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来保护、肯定、尊重和促进文化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原住民的知识和传统。
e) 支持地方主管部门进行的本地内容的开发、翻译和改编，支持他们创建的数字档案馆和多种形式的数字和传统媒体。这些活动亦可推动当地和原住民社区的发展。
f) 通过获得传统和数字媒体服务，提供与信息社会中个人的文化和语言相适应的内容。
g) 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鼓励创作形式多样的本地及本国内容，包括以用户本国语言提供的内容，并对所有艺术领域内以信息通信技术开展的工作予以承认和支持。
h) 在以全民为对象的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中强化重视性别平等的课程计划，增强妇女对通信与媒体的了解，以提高女童和妇女了解和开发信息通信技术内容的能力。
i) 培养本地人才，开发并传播以本地语言制作的软件及适应包括文盲、残疾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需求的内容，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此类群体。
j) 支持当地社区的媒体，扶植将传统媒体与新技术相结合的项目，发挥其推广使用本地语言记载和保存本地遗产（包括地貌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并将其作为与农村、闭塞地区和游牧地区沟通的手段。
k) 增强原住民以本族语言开发内容的能力。
l) 与原住民和传统社区合作，赋予他们能力，使他们在信息社会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传统知识并从中受益。
m) 针对旨在区域和分区域层面加强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政策和手段，开展知识、经验和最佳做法交流。可以根据本行动计划中的具体事宜，建立区域和分区域工作组，以便集中力量，完成上述工作。n) 在区域层面上评估信息通信技术对文化交流和互动所做的贡献，并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计划。
o) 各国政府应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技术和研发计划，涉及的领域包括翻译、图像记录和语音辅助服务，必要的硬件和多种软件模式的开发，包括专有软件、开放源代码软件和免费软件，如，标准字符集、语言编码、电子词典、术语与词汇、多语种搜索引擎，机器翻译工具、国际化域名、内容参注以及综合软件和应用软件。
C9. 媒体
24. 形式和所有制多样化的媒体作为参与者在建设信息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被认为是推动言论自由和信息多元化的重要力量。
a) 鼓励媒体——印刷、广播和新型媒体——在信息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b) 鼓励国内立法，保障媒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c) 采取符合言论自由的适当措施，抵制媒体内容中的非法和有害内容。
d) 鼓励发达国家的媒体专业人员与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联系，特别是在培训领域。
e) 提倡媒体均衡地、多角度地展示女性和男性的形象。f) 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工具，减少国际上影响媒体的不均衡现象，特别是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技能开发方面的不均衡现象。g) 鼓励传统媒体弥合知识鸿沟并促进文化内容的传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C10. 信息社会的道德内涵
25. 信息社会应遵从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推进公共利益，防止滥用信息通信技术。
a) 采取措施，促进尊重和平，并坚持自由、平等、团结、容忍、责任共担和崇尚自然的基本价值观。b) 所有利益相关方均应提高他们对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道德内涵的认识。
c) 信息社会的所有参与者均应推进公共利益、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按照法律规定采取适当行动和预防措施，防止信息通信技术的滥用，如，出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等动机而从事的非法活动和其它活动，以及相关偏执行为、仇恨、暴力和包括恋童癖、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在内的各种虐待儿童的行为和贩卖及剥削人口。d) 请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学术界，继续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道德内涵进行研究。
C11. 国际和区域性合作
26. 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国际合作对于实施本行动计划至关重要，这种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以通过提供实施手段促进普遍接入和弥合数字鸿沟。
a)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要求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国际合作和提供援助时，应相应提高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优先地位。
b) 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框架内并根据《联合国千年宣言》，扩大并加快促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重点强调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发展。
c) 请国际和区域组织在考虑区域性举措的重要性的同时，将信息通信技术纳入其主要工作计划，并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各级政府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以支持实现《原则宣言》和本《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
D. 数字团结议程
27. 数字团结议程的目的在于创造条件，调动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从而使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能融入新兴的信息社会之中。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国内、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密切合作对实施此项议程至关重要。为了跨越数字鸿沟，我们需要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方法和机制，并充分探索新方法、新机制，以便为基础设施、设备、能力建设和内容开发筹措资金，因为这些都是参与信息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D1. 重点和战略
a) 国家信息通信战略应成为包括扶贫战略在内的国家发展计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b) 应通过更有效地共享和协调捐赠方信息，并通过分析和共享从信息通信技术促发展项目的经验中汲取的最佳做法和教训，将信息通信技术全面纳入官方发展援助(ODA)之中。
D2. 调动资源
a) 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应如《蒙特雷共识》所述，积极行动起来，创造条件，以便增加可用资源并有效调动资源，用于发展。
b) 发达国家应做出切实努力，履行它们在包括《蒙特雷共识》之中向世界做出的为发展而融资的承诺。《蒙特雷共识》敦促尚未履行承诺的发达国家采取实际行动，实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7NaV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
c) 对于那些不堪债务重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欢迎各方已经采取的减少未偿债务的举措，同时希望在各国和国际层面上进一步就此采取措施，其中包括酌情取消债务和做出其他安排。应特别注意强化针对重债穷国开展的举措。这些举措将有助于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资助信息通信技术促发展的项目。
d) 由于认识到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发展方面的潜力，我们因而进一步提倡：
i) 发展中国家通过创造一种透明、稳定、可预测和有利的投资环境，更加努力地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方对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投资；
ii) 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对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战略和工作重点做出响应，将信息通信技术纳入工作计划，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制定和实施其国内信息通信战略。发达国家应根据国家发展计划的轻重缓急和对上述承诺的落实情况加大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发掘信息通信技术潜力以促进发展的工作提供更多的资金；
iii) 私营部门应对落实此数字团结议程做出贡献。
e) 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工作中，我们进行的发展合作应有助于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能力建设、以相互认可的条款进行技术转让、研发项目合作和专门技术交流等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f） 尽管应充分利用各种现有的金融机制，但在2004年12月底前应完成对这些机制的全面审查，以确定这些机制是否足以应对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此项审查工作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支持的一个任务组进行，并提交本峰会的第二阶段会议进行审议。根据审查结论，将考虑对融资机制进行改进和创新，包括《原则宣言》所述的自愿性“数字团结基金”的有效性、可行性及其建立。
g) 各国应考虑建立国内机制，实现服务欠缺的农村地区和城区的普遍接入，从而弥合数字鸿沟。
E) 跟进和评估
28. 应通过可比的统计指标和研究结果，制定现实的国际业绩评估方法和基本标准（定性和定量）体制，以跟踪本《行动计划》目的、目标和指标的实现情况，同时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国情。
a) 与每个相关国家合作，制定并发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数字机遇）综合指数。该综合指数可每年或每两年在一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报告》中公布。综合指数可显示有关的统计数据，而报告则可根据各国国情对政策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包括性别方面的分析。
b) 应利用包括社区连通性指标在内的相关指标和基本标准，说明各国和国际范围数字鸿沟的严重程度，并定期予以评估，同时跟踪世界范围内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中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c) 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应定期针对各国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普遍利用进行评估并作出报告，以便为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发展创造平等机会。
d) 应制定反映不同性别在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和需要方面情况的指标，并确定可衡量的绩效指标，以评估所资助的信息通信技术项目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e) 在汇总所有利益相关方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国际认可的网站访问标准，以简明、便于访问和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建立并推出一个介绍最佳做法和成功事例的网站。该网站可以定期更新，并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经验交流途径。
f) 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应开发可以提供有关信息社会的统计信息的工具，包括基本指标和对信息社会主要方面的分析。应优先考虑建立统一的、国际间可比的指标体系，同时还要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
F） 向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突尼斯）迈进
29．忆及联合国大会第56/183号决议，并考虑到峰会日内瓦阶段会议的成果，将在2004年上半年召开一次筹备会议，审议构成峰会突尼斯阶段会议重点的信息社会问题，并就第二阶段会议筹备进程的结构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本峰会有关突尼斯阶段会议的决定，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应特别考虑：
a) 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日内瓦阶段会议成果为基础，详细制定最后的适当文件，以便巩固建设全球信息社会的进程，缩小数字鸿沟并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机遇。
b) 在国家、区域和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层面上跟进和实施《日内瓦行动计划》是一种综合和协调的方式，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尤其应通过利益相关方之间结成的伙伴关系予以实现。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给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给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
部长理事会给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2003 年12 月10 日至12 日，日内瓦）的政治声明（2003 年6 月19 日部长理事会第844次部长代表会议通过）
1. 我们这些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决心在下述价值观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人权，民主，法治，社会融合，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个人之间和人民之间的信任。我们相信，由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使得这些价值观大有希望在新生的信息社会奠定基础，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人权与可持续发展
2. 我们重申所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人权不可分割和互相依存，它们与民主社会的原则、法治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连。在向信息社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希望也有危险，我们决心保持和加强这些价值观。
3.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我们承诺的基石。我们相信，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得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享受这项自由。人权标准承认，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可能限制新闻自由的行使。事实上，《欧洲人权公约》第8 条载有尊重私人生活和通信的权利。但是，除了这些条款和欧洲人权法庭判例法规定的限制，不能因为用数字形式或以其他新技术传送文书和信函，包括私人信件，就使它们受到限制或其他方式的侵犯。
4. 随着障碍消除，新闻的质量变得更为重要。我们的政府当局不使用检查制度，而是教育公民辨别真假，并提供模范的新闻，努力支持公民通过所有媒体获得可靠、全面的新闻，从而避免混淆和误导。政府当局还应当制订规则，禁止错误行为，保护和补偿受害者。
5. 传统的媒体，包括地方和社区无线电台，可以在信息社会发挥关键作用，编写、制作和传播多种多样的优良节目，并主持论坛，供公众辩论。独立公共广播电台负有特别任务，让所有公民都获得信息和文化，并推动国内节目的创作。我们主张，把一系列新闻服务数字化，在数字环境中维持和发展公共服务原则。
6. 我们相信，公平获得信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信息必然被视为人类平衡发展的一项基本资源，每个人都能够取得。我们关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产生的严重危险，使得基于性别、宗教、民族或种族歧视而造成的现有不利因素更为扩大。
7. 所有权利和自由越来越通过数字技术来行使。通信服务、技巧和知识有效而公平的取得正成为个人享有完整公民资格的先决条件。我们欢迎关于公开源码、公开使用的优质软件的倡议，用来作为商业软件的补充，扩大使用的机会。我们承认，政府当局应该积极行动，扩大使用机会，通过教育和咨询使其深化，最终使得人人可以使用。
民主与公民资格
8. 我们相信，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加强代议制民主，因为它使得公正选举和公开咨商更容易举行，人人都可以参加，有助于提高公共讨论的水平，并使得公民和民间社会积极参加国家、地方和区域各级的决策过程。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改善获得司法保护的机会，使所有公共服务更有效率，更适合需要，更负责任。通过社会全体成员协同一致的努力，应该在所有政策领域建立民主的电子治理方式。
9. 为此目的，我们同意，人人都应该取得政府当局以任何形式记录的官方文件，但要保护隐私权以及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包括无罪推定。我们采取实际措施，支持使用信息技术在法院双向提供法律信息和通信渠道，简化其他法律事务的手续。
10. 我们的目标是在地方和区域两级建立一个民主的、参与性的信息社会。我们请首脑会议鼓励各国政府拟订国家行动计划，并为此目的与地方和区域当局以及其他利益有关者建立伙伴关系。各国政府还应该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政策与民间社会对话，并在起草法案时征求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意见。
11. 我们同意，应该在图书馆、教育机构、公共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场所设立接入点，让公民可以廉价或免费进入因特网，并有足够能力向使用者提供协助。我们将使公共图书馆适合数字时代的需要。
12. 我们关于社会融合的基本战略是使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有效地享受他们的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我们希望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克服障碍，使人民能够有效主张其权利，并改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素质。我们认识到，新的技术也会产生新的障碍和新的排斥形式。我们努力使公共服务更为便利、透明和有效，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将设法把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联系起来，并使得使用者更加参与这些服务的改革工作。
由法治产生的信任
13. 我们相信，法治是使得信息社会产生信心、信任和安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特别是儿童的权利受到保护，使用者有权避开有害的内容，治理、行政和司法变得更为开放和有效。只有在国家的规章、条例和细则根据国家法律和国际标准、协同一致地建立一个充分尊重人权的明确制度时，法治才能实现。我们认识到，信息流通不受国界和管辖范围限制，新技术会突破现有的法律概念，因此，我们已采取行动，拟订适当的国际法律文书。
14. 我们呼吁各国与企业界一起，通过立法和国际合作，采取特定的共同政策，制止使用信息技术犯罪——网络犯罪——对全世界可能造成的威胁。《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通过计算机系统犯下种族主义和仇外罪行的附加议定书制定了平衡的标准，建立了一个供所有国家使用的合作过程。我们指出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贩卖人口的可憎罪行，说明有必要强化此种合作。
15. 我们还呼吁制订保护数据的国家法律，既要尊重个人的隐私，又要尊重人民之间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就是《欧洲委员会数据保护公约》的基本要点。该公约也对非成员国开放。我们要求，为了公共利益向非公约缔约国强制性转送个人资料时，必须有适当的保障措施。
16. 我们鼓励各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欧洲委员会数据保护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至少在它们的国家法律、政策和惯例中以这些原则和规则为指导。
文化多样性和赋予教育权力
17. 我们同意，保存和促进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积极的文化间对话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信息社会的特点。我们声明，文化、教育和其他产品与信息服务的多样而广泛的分配也可以激发创造力，有助于获得信息社会的利益。
18. 我们已着手保障文化遗产，视之为共同财富，并把它作为当前文化的一部分供人分享。我们正在草拟一份关于文化遗产作为发展要素的新框架公约，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制订文化遗产的保存、增强和开发利用标准。
19. 我们申明，我们有义务爱护共同遗产，其中包括公共领域的文化信息，特别是著作、讲词、影像和音乐。与此同时，我们重申，保护版权及有关权利对于鼓励文学和艺术创作而言极为重要。我们回顾我们对于保护数字形式作品的国际法律框架所作的贡献。
20. 我们推动在各级终身学习中更好、更广泛、更公正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打算制订政策，支持为教育或其他社会目的使用数字材料。2005年将举办欧洲教育培养公民年，信息和通信技术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识到，能够积极、明辨真假和创造性地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男女公民，是民主信息社会最好的保证。
行动计划
21. 我们愿意按照上述各项原则对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社会作出贡献。我们支持符合这些原则的国际倡议。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将审查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找出扩大我们的努力范围的其他实际步骤。
22. 我们愿意与世界其他地区分享我们的法律文书、政策建议、教育工具和方案中的专长和知识。我们将通过政府之间和议会之间以公约为基础的合作，不断评估和改善这些文书,利用这些机制提供的许多机会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际社会对话。
23. 为此目的，我们提出以下一些现有的或将来可能实行的倡议：
. 探讨将广播媒体使用的标准适用于其他新形式的内容，包括：
- 区别编辑内容和广告
- 使未成年人接触不到非法、有害的内容
- 禁止某几类广告；
. 支持培训新闻工作者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他们适应一个存在着非专业信息提供者竞争的环境。一个遵守专业标准的新闻行业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就公众关心的事务提供详尽可信的信息；
. 设立一个论坛，供成员国政府当局就数字广播的发展情况交流资料和经验，尤其是提供新的信息服务，以及公共服务广播的欧洲模式。这个模式既有新闻工作别具一格的独立性，又符合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义、广泛提供和社会融合的目标，也许可供其他区域效法；
. 制订电子投票标准，使以电子方式举行的选举和公民投票充分遵守民主选举的基本法律原则。信息和通信技术业采用这些标准也将有助于设备和服务的交替使用和成本效益；
. 根据提交各国政府的一项现有建议所载原则，研讨是否可能就使用官方文件的机会草拟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 拟订关于地方、区域和国家各级电子治理的政策准则，作为以下问题的框架：
- 各级公共行政机构之间必要的伙伴关系
-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扩大公众参与决策
- 通过电子方式取得公有的信息、社会服务和公正审判
- 拟订信息社会全面的文化战略和可持续空间规划政策；
. 在现有社会服务项目内就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方式提出建议：
- 加强使用者参与
- 合并现有各种公共服务，以提高其整体效益；
. 考虑是否可能提供一个多学科活动论坛，开放给非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有关私人参加，研究是否可以拟订因特网使用守则，其中载列所有使用者的权利义务，按照共同管理原则运作；
. 推动迅速批准和有效实施《网络犯罪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 拟订关于打击贩卖人口的一项欧洲公约，包括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的问题；
. 推动实施《数据保护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其他现有数据保护文书，将其原则适用于新的技术发展，尤其是以下事项：
- 小型卡的使用，特别是包括可以用作国民身份证的多功能卡
- 录像监测
- 生物鉴别技术
- 数据主体的权利。
这项工作开放给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数据保护公约》其他缔约国参加；
. 支持在教科文组织内制订一项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 拟订一项文化遗产作为发展因素的欧洲公约，合并现有标准，并将其适用于下列新事项：
- 全体人民使用共同遗产的机会
- 在全球化经济中商业和非商业使用遗产的准则
- 为遗产数据化等新事项成立信息服务
这项工作将与上述在教科文组织进行的工作密切联系；
. 与欧洲各国教育部门合作，制订准则，推动在欧洲中小学教育统一信息
和通信技术。编写因特网扫盲的教育工具包，使社会上所有人都能安全、
有益和创新地使用因特网。
附录 (略)
In: http://www.itu.int/dms_pub/itu-s/md/03/wsis/c/S03-WSIS-C-0008!!PDF-C.pdf
部长理事会给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2003 年12 月10 日至12 日，日内瓦）的政治声明（2003 年6 月19 日部长理事会第844次部长代表会议通过）
1. 我们这些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决心在下述价值观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人权，民主，法治，社会融合，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个人之间和人民之间的信任。我们相信，由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使得这些价值观大有希望在新生的信息社会奠定基础，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人权与可持续发展
2. 我们重申所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人权不可分割和互相依存，它们与民主社会的原则、法治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连。在向信息社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希望也有危险，我们决心保持和加强这些价值观。
3.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我们承诺的基石。我们相信，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得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享受这项自由。人权标准承认，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可能限制新闻自由的行使。事实上，《欧洲人权公约》第8 条载有尊重私人生活和通信的权利。但是，除了这些条款和欧洲人权法庭判例法规定的限制，不能因为用数字形式或以其他新技术传送文书和信函，包括私人信件，就使它们受到限制或其他方式的侵犯。
4. 随着障碍消除，新闻的质量变得更为重要。我们的政府当局不使用检查制度，而是教育公民辨别真假，并提供模范的新闻，努力支持公民通过所有媒体获得可靠、全面的新闻，从而避免混淆和误导。政府当局还应当制订规则，禁止错误行为，保护和补偿受害者。
5. 传统的媒体，包括地方和社区无线电台，可以在信息社会发挥关键作用，编写、制作和传播多种多样的优良节目，并主持论坛，供公众辩论。独立公共广播电台负有特别任务，让所有公民都获得信息和文化，并推动国内节目的创作。我们主张，把一系列新闻服务数字化，在数字环境中维持和发展公共服务原则。
6. 我们相信，公平获得信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信息必然被视为人类平衡发展的一项基本资源，每个人都能够取得。我们关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产生的严重危险，使得基于性别、宗教、民族或种族歧视而造成的现有不利因素更为扩大。
7. 所有权利和自由越来越通过数字技术来行使。通信服务、技巧和知识有效而公平的取得正成为个人享有完整公民资格的先决条件。我们欢迎关于公开源码、公开使用的优质软件的倡议，用来作为商业软件的补充，扩大使用的机会。我们承认，政府当局应该积极行动，扩大使用机会，通过教育和咨询使其深化，最终使得人人可以使用。
民主与公民资格
8. 我们相信，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加强代议制民主，因为它使得公正选举和公开咨商更容易举行，人人都可以参加，有助于提高公共讨论的水平，并使得公民和民间社会积极参加国家、地方和区域各级的决策过程。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改善获得司法保护的机会，使所有公共服务更有效率，更适合需要，更负责任。通过社会全体成员协同一致的努力，应该在所有政策领域建立民主的电子治理方式。
9. 为此目的，我们同意，人人都应该取得政府当局以任何形式记录的官方文件，但要保护隐私权以及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包括无罪推定。我们采取实际措施，支持使用信息技术在法院双向提供法律信息和通信渠道，简化其他法律事务的手续。
10. 我们的目标是在地方和区域两级建立一个民主的、参与性的信息社会。我们请首脑会议鼓励各国政府拟订国家行动计划，并为此目的与地方和区域当局以及其他利益有关者建立伙伴关系。各国政府还应该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政策与民间社会对话，并在起草法案时征求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意见。
11. 我们同意，应该在图书馆、教育机构、公共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场所设立接入点，让公民可以廉价或免费进入因特网，并有足够能力向使用者提供协助。我们将使公共图书馆适合数字时代的需要。
12. 我们关于社会融合的基本战略是使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有效地享受他们的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我们希望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克服障碍，使人民能够有效主张其权利，并改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素质。我们认识到，新的技术也会产生新的障碍和新的排斥形式。我们努力使公共服务更为便利、透明和有效，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将设法把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联系起来，并使得使用者更加参与这些服务的改革工作。
由法治产生的信任
13. 我们相信，法治是使得信息社会产生信心、信任和安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特别是儿童的权利受到保护，使用者有权避开有害的内容，治理、行政和司法变得更为开放和有效。只有在国家的规章、条例和细则根据国家法律和国际标准、协同一致地建立一个充分尊重人权的明确制度时，法治才能实现。我们认识到，信息流通不受国界和管辖范围限制，新技术会突破现有的法律概念，因此，我们已采取行动，拟订适当的国际法律文书。
14. 我们呼吁各国与企业界一起，通过立法和国际合作，采取特定的共同政策，制止使用信息技术犯罪——网络犯罪——对全世界可能造成的威胁。《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通过计算机系统犯下种族主义和仇外罪行的附加议定书制定了平衡的标准，建立了一个供所有国家使用的合作过程。我们指出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贩卖人口的可憎罪行，说明有必要强化此种合作。
15. 我们还呼吁制订保护数据的国家法律，既要尊重个人的隐私，又要尊重人民之间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就是《欧洲委员会数据保护公约》的基本要点。该公约也对非成员国开放。我们要求，为了公共利益向非公约缔约国强制性转送个人资料时，必须有适当的保障措施。
16. 我们鼓励各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欧洲委员会数据保护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至少在它们的国家法律、政策和惯例中以这些原则和规则为指导。
文化多样性和赋予教育权力
17. 我们同意，保存和促进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积极的文化间对话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信息社会的特点。我们声明，文化、教育和其他产品与信息服务的多样而广泛的分配也可以激发创造力，有助于获得信息社会的利益。
18. 我们已着手保障文化遗产，视之为共同财富，并把它作为当前文化的一部分供人分享。我们正在草拟一份关于文化遗产作为发展要素的新框架公约，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制订文化遗产的保存、增强和开发利用标准。
19. 我们申明，我们有义务爱护共同遗产，其中包括公共领域的文化信息，特别是著作、讲词、影像和音乐。与此同时，我们重申，保护版权及有关权利对于鼓励文学和艺术创作而言极为重要。我们回顾我们对于保护数字形式作品的国际法律框架所作的贡献。
20. 我们推动在各级终身学习中更好、更广泛、更公正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打算制订政策，支持为教育或其他社会目的使用数字材料。2005年将举办欧洲教育培养公民年，信息和通信技术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识到，能够积极、明辨真假和创造性地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男女公民，是民主信息社会最好的保证。
行动计划
21. 我们愿意按照上述各项原则对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社会作出贡献。我们支持符合这些原则的国际倡议。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将审查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找出扩大我们的努力范围的其他实际步骤。
22. 我们愿意与世界其他地区分享我们的法律文书、政策建议、教育工具和方案中的专长和知识。我们将通过政府之间和议会之间以公约为基础的合作，不断评估和改善这些文书,利用这些机制提供的许多机会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际社会对话。
23. 为此目的，我们提出以下一些现有的或将来可能实行的倡议：
. 探讨将广播媒体使用的标准适用于其他新形式的内容，包括：
- 区别编辑内容和广告
- 使未成年人接触不到非法、有害的内容
- 禁止某几类广告；
. 支持培训新闻工作者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他们适应一个存在着非专业信息提供者竞争的环境。一个遵守专业标准的新闻行业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就公众关心的事务提供详尽可信的信息；
. 设立一个论坛，供成员国政府当局就数字广播的发展情况交流资料和经验，尤其是提供新的信息服务，以及公共服务广播的欧洲模式。这个模式既有新闻工作别具一格的独立性，又符合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义、广泛提供和社会融合的目标，也许可供其他区域效法；
. 制订电子投票标准，使以电子方式举行的选举和公民投票充分遵守民主选举的基本法律原则。信息和通信技术业采用这些标准也将有助于设备和服务的交替使用和成本效益；
. 根据提交各国政府的一项现有建议所载原则，研讨是否可能就使用官方文件的机会草拟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 拟订关于地方、区域和国家各级电子治理的政策准则，作为以下问题的框架：
- 各级公共行政机构之间必要的伙伴关系
-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扩大公众参与决策
- 通过电子方式取得公有的信息、社会服务和公正审判
- 拟订信息社会全面的文化战略和可持续空间规划政策；
. 在现有社会服务项目内就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方式提出建议：
- 加强使用者参与
- 合并现有各种公共服务，以提高其整体效益；
. 考虑是否可能提供一个多学科活动论坛，开放给非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有关私人参加，研究是否可以拟订因特网使用守则，其中载列所有使用者的权利义务，按照共同管理原则运作；
. 推动迅速批准和有效实施《网络犯罪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 拟订关于打击贩卖人口的一项欧洲公约，包括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的问题；
. 推动实施《数据保护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其他现有数据保护文书，将其原则适用于新的技术发展，尤其是以下事项：
- 小型卡的使用，特别是包括可以用作国民身份证的多功能卡
- 录像监测
- 生物鉴别技术
- 数据主体的权利。
这项工作开放给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数据保护公约》其他缔约国参加；
. 支持在教科文组织内制订一项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 拟订一项文化遗产作为发展因素的欧洲公约，合并现有标准，并将其适用于下列新事项：
- 全体人民使用共同遗产的机会
- 在全球化经济中商业和非商业使用遗产的准则
- 为遗产数据化等新事项成立信息服务
这项工作将与上述在教科文组织进行的工作密切联系；
. 与欧洲各国教育部门合作，制订准则，推动在欧洲中小学教育统一信息
和通信技术。编写因特网扫盲的教育工具包，使社会上所有人都能安全、
有益和创新地使用因特网。
附录 (略)
In: http://www.itu.int/dms_pub/itu-s/md/03/wsis/c/S03-WSIS-C-0008!!PDF-C.pdf
奴性的图书馆学
奴性的图书馆学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表达人的奴性的故事，是《法门寺》里那位名叫贾桂的奴才。别人叫他坐下，可他说自己站惯了，不肯坐。这一故事经毛主席点评，贾桂更是成为了名人。现在的人都很傲气，贾桂这样的人很难看到了。但对于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样的例子却不难找。
记得一个在西方图书馆学前做奴才的例子。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家将藏书建设的微观和宏观内容统一为一个领域，起了个名字叫“文献资源建设”。该名称对该领域的适用性，远远好于“藏书建设”。但当时的图书馆学家却不敢说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名词。一些在该领域非常优秀的理论家在他们的文章中论证说，其实这个词国外早已有之，如国外的合作藏书、馆际互借就是文献资源建设（大意）。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理论家的奴性。它是一种极为自然的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崇敬心情的流露，从不去想自己是否站到了比西方图书馆学更高的境地。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总是引进西方图书馆或其它强势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久而久之，图书馆学就成为了奴性最重的一个学科。搞图书馆学的不但在数理化、文史哲、政经社等大学科前抬不起头，甚至比那些搞气功学、时间学的还没有自信。它学科的东西，搬过来都是宝贝。本学科的东西，却不敢说它有一丝一毫的优点。
目前见深蓝先生一帖子及跟帖，作者首先因“国内许多著名杂志一律拒绝参考文献来源于网上，而图书馆学期刊没有多少要求”，而怀疑网络信息可否作参考文献。接着又以“作为最高学术水平的社会科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就拒绝这种网络文献参考著录”，说明“网络文献著录有失科学性”。深蓝先生对它学科的崇敬，老汉可以理解。但若连它们对参考文献的态度也要崇敬，那就只能理解为一种学科的奴性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图书馆学别的不行，参考文献却肯定是做得最规范的，或者说是最贴近国家标准的。而《中国社会科学》的引文，不说是最滥，至少也是最滥之一。也许我们的引文国家标准做得不怎么样，但稍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的引文格式比多数图书馆学期刊更偏离科学（假如以著录信息的完整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作为衡量科学性的标准）。只是我们在大学科前做奴才太久了，不敢说《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引文要求好于《中国社会科学》。
图书馆学家应该做的事，是告诉那些拒绝网络文献的期刊编辑们，为什么必须采纳网络文献的引文，合适的格式是什么。如果他们有所不懂，再请他们学学图书馆学。
Re:批评得好，是该推广这种用法。我接受批评是的，学问只看能解决实际问题或认识问题，无贵贱之分，但还是有疑虑。
不过社会上对网络参考文献态度不一，有微词，有赞许的。争论是难免的。要达到共识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现有提出的方案本身不完美。所以，我说是富有弹性的。
一方面，网络的东东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而且变幻莫测。参考文献是为了考究，以便进一步供参考者查阅，所以有些期刊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要求必须注明文献的页数，这下难倒了许多违注者，听说有的期刊专门设人核对引文。《中国社会科学》的要求，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记不清楚了哪一日了，我想他们的做法也是对网络参考文献的一种典型的态度，也可能不对。
另一方面，网络资源的确是很有价值的，作者写东东时参考这些灰色文献或者说零次文献时又是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来的，人家正大光明地著录，也是应该肯定的。
这本身就是矛盾，所以，就有人研究问题。这时以研究文献为使命的图书馆学家就应该有任务。如此的矛盾还有很多，如网络出版物是否得到认可，网络期刊论文是否作为科研成果？等等。
我投稿先用《图书情报技术》的方法，试一试。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表达人的奴性的故事，是《法门寺》里那位名叫贾桂的奴才。别人叫他坐下，可他说自己站惯了，不肯坐。这一故事经毛主席点评，贾桂更是成为了名人。现在的人都很傲气，贾桂这样的人很难看到了。但对于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样的例子却不难找。
记得一个在西方图书馆学前做奴才的例子。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家将藏书建设的微观和宏观内容统一为一个领域，起了个名字叫“文献资源建设”。该名称对该领域的适用性，远远好于“藏书建设”。但当时的图书馆学家却不敢说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名词。一些在该领域非常优秀的理论家在他们的文章中论证说，其实这个词国外早已有之，如国外的合作藏书、馆际互借就是文献资源建设（大意）。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理论家的奴性。它是一种极为自然的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崇敬心情的流露，从不去想自己是否站到了比西方图书馆学更高的境地。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总是引进西方图书馆或其它强势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久而久之，图书馆学就成为了奴性最重的一个学科。搞图书馆学的不但在数理化、文史哲、政经社等大学科前抬不起头，甚至比那些搞气功学、时间学的还没有自信。它学科的东西，搬过来都是宝贝。本学科的东西，却不敢说它有一丝一毫的优点。
目前见深蓝先生一帖子及跟帖，作者首先因“国内许多著名杂志一律拒绝参考文献来源于网上，而图书馆学期刊没有多少要求”，而怀疑网络信息可否作参考文献。接着又以“作为最高学术水平的社会科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就拒绝这种网络文献参考著录”，说明“网络文献著录有失科学性”。深蓝先生对它学科的崇敬，老汉可以理解。但若连它们对参考文献的态度也要崇敬，那就只能理解为一种学科的奴性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图书馆学别的不行，参考文献却肯定是做得最规范的，或者说是最贴近国家标准的。而《中国社会科学》的引文，不说是最滥，至少也是最滥之一。也许我们的引文国家标准做得不怎么样，但稍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的引文格式比多数图书馆学期刊更偏离科学（假如以著录信息的完整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作为衡量科学性的标准）。只是我们在大学科前做奴才太久了，不敢说《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引文要求好于《中国社会科学》。
图书馆学家应该做的事，是告诉那些拒绝网络文献的期刊编辑们，为什么必须采纳网络文献的引文，合适的格式是什么。如果他们有所不懂，再请他们学学图书馆学。
Re:批评得好，是该推广这种用法。我接受批评是的，学问只看能解决实际问题或认识问题，无贵贱之分，但还是有疑虑。
不过社会上对网络参考文献态度不一，有微词，有赞许的。争论是难免的。要达到共识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现有提出的方案本身不完美。所以，我说是富有弹性的。
一方面，网络的东东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而且变幻莫测。参考文献是为了考究，以便进一步供参考者查阅，所以有些期刊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要求必须注明文献的页数，这下难倒了许多违注者，听说有的期刊专门设人核对引文。《中国社会科学》的要求，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记不清楚了哪一日了，我想他们的做法也是对网络参考文献的一种典型的态度，也可能不对。
另一方面，网络资源的确是很有价值的，作者写东东时参考这些灰色文献或者说零次文献时又是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来的，人家正大光明地著录，也是应该肯定的。
这本身就是矛盾，所以，就有人研究问题。这时以研究文献为使命的图书馆学家就应该有任务。如此的矛盾还有很多，如网络出版物是否得到认可，网络期刊论文是否作为科研成果？等等。
我投稿先用《图书情报技术》的方法，试一试。
索尔仁尼琴：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索尔仁尼琴：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索尔仁尼琴：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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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李国海译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集》第9集
索尔仁尼琴：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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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李国海译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集》第9集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徐建新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的正确程度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还有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打成平手。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王申酉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发表论文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大跃进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 “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大跃进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文化大革命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问题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理论、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问题，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自然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规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影响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虽然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大批一流人才外流不归，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技专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学习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核心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发表论文、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发展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大跃进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工程技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实用的新成果，因此重要的是实用价值、创造性，也就是说能够为社会带来实际的效益，或能够为未来的发明创造打好基础。当然，评价工程技术研究主要应该看实用性和创新水平，发展工程技术论文进行交流也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毫无疑问比较次要。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却首先要的是论文的数量以及所发表刊物的等级，这种情况不是说舍本逐末，至少也是主次颠倒。
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由于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考评教师只需要看教学就够了，也不需要实行这样的制度。中国的高校中，真正是研究性大学的不多，而且具备良好学术研究条件的也不多，逼迫那些缺乏科研条件的学校和所有的教师都只能够通过写论文、出成果晋升的话，结果必定是教师只重视研究，不重视教学、应付教学，这样教学没搞好，另一方面，这些学校由于缺乏各方面的良好条件，所谓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不是水平很低下，就是抄来抄去的垃圾，结果在科技研究方面也没有收到实效。大学的教学质量是会影响到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的水准的，这样就是恶性循环。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科技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发表论文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论文发表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论文发表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只会是使用了许多数值、貌似精确的错误而已。促进论文发表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大跃进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如果要为量化考评制度作辩解的话，理由也绝对不是什么“科学”、“精确”，量化考评制度根本不科学，也不精确，而是它能够做到程序公正，简单，不需要进行较为困难、需要花费资金的评价事项而节约了评价成本。当然，程序的公正由于各单位制定的核心刊物标准五花八门而大打折扣，节约下来的评价成本也因导致中国科技水平退步而显得很不值得，得不偿失。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政治教科书的抄袭教育，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写手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外部评价后，在本学术机构内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2002年9月1日
参考文献与注释：
1、爱因斯坦：《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P46，此话根据商务中译本，李醒民认为末句翻译有误，本人赞同，此处引用时已根据李醒民的提示改正。英文原文：
Albert Einstein (1879 3/14-1955)\"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in Euclidean geometry）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at the Renaissance）．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2、「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首先提出的。
3、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4、钱宁：《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P126-127
5、新语丝网站[www.xys2.org]向来对重要的学术腐败都要查核，因此本人凭记忆引用，但看后不久，由于新语丝网站因为本人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不能够上，本人2月10日起多次查寻核实均无法成功，无法给出具体网址。终于查到了，但是现在又上不了，是 Black：《北大的苦衷：王铭铭事件的背后》http://xys1.dyndn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wenshi/wangmingming56.txt
6、转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P379，380 （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7，常态科学、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8，科学界的支持者之首：钱学森。钱学森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流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因为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结果，实际上，钱学森只是世界一流的技术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审视此事件和钱学森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
9，反对者之首：于光远。
10，张颂之：《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http://www.jschina.com.cn/gb/jschina/news/zhuanti/guonei/node2118/userobject1ai46516.html
11，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P281~298，陈体芳译
12，吴志攀：《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191&type=1000
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3、赵平波：《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新语丝网站[www.xys2.org]
14、谢泳：《好教育与坏教育》，http://www.wtyzy.com/xieyong9haojiaoyu.htm，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
15、张五常：《衡量学术的困难》，http://stevenxue.com/ref_92.htm，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
16、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2002年第3期，P133~140
作者电子信箱：kongfuzi2@163.net 或 kongfuzi2@yahoo.com.cn
徐建新
补记：几个月前，我在学术批评网看到一个文科教授的文章，似乎是对我的这篇文章的回应，本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理所应当的但目前绝大多数中国文科学人所做不到的标准，即认为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他则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常识被割断了，恢复常识的努力和重新阐述常识也是进行学术研究。我略为思考，承认他说得对，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文科水平太低，求真的重新阐述常识确实也是进行学术研究。但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不能够延续太久。悲乎，这就是中国文科的现状。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徐建新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的正确程度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还有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打成平手。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王申酉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发表论文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大跃进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 “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大跃进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文化大革命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问题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理论、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问题，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自然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规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影响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虽然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大批一流人才外流不归，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技专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学习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核心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发表论文、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发展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大跃进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工程技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实用的新成果，因此重要的是实用价值、创造性，也就是说能够为社会带来实际的效益，或能够为未来的发明创造打好基础。当然，评价工程技术研究主要应该看实用性和创新水平，发展工程技术论文进行交流也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毫无疑问比较次要。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却首先要的是论文的数量以及所发表刊物的等级，这种情况不是说舍本逐末，至少也是主次颠倒。
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由于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考评教师只需要看教学就够了，也不需要实行这样的制度。中国的高校中，真正是研究性大学的不多，而且具备良好学术研究条件的也不多，逼迫那些缺乏科研条件的学校和所有的教师都只能够通过写论文、出成果晋升的话，结果必定是教师只重视研究，不重视教学、应付教学，这样教学没搞好，另一方面，这些学校由于缺乏各方面的良好条件，所谓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不是水平很低下，就是抄来抄去的垃圾，结果在科技研究方面也没有收到实效。大学的教学质量是会影响到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的水准的，这样就是恶性循环。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科技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发表论文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论文发表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论文发表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只会是使用了许多数值、貌似精确的错误而已。促进论文发表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大跃进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如果要为量化考评制度作辩解的话，理由也绝对不是什么“科学”、“精确”，量化考评制度根本不科学，也不精确，而是它能够做到程序公正，简单，不需要进行较为困难、需要花费资金的评价事项而节约了评价成本。当然，程序的公正由于各单位制定的核心刊物标准五花八门而大打折扣，节约下来的评价成本也因导致中国科技水平退步而显得很不值得，得不偿失。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政治教科书的抄袭教育，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写手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外部评价后，在本学术机构内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2002年9月1日
参考文献与注释：
1、爱因斯坦：《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P46，此话根据商务中译本，李醒民认为末句翻译有误，本人赞同，此处引用时已根据李醒民的提示改正。英文原文：
Albert Einstein (1879 3/14-1955)\"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in Euclidean geometry）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at the Renaissance）．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2、「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首先提出的。
3、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4、钱宁：《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P126-127
5、新语丝网站[www.xys2.org]向来对重要的学术腐败都要查核，因此本人凭记忆引用，但看后不久，由于新语丝网站因为本人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不能够上，本人2月10日起多次查寻核实均无法成功，无法给出具体网址。终于查到了，但是现在又上不了，是 Black：《北大的苦衷：王铭铭事件的背后》http://xys1.dyndn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wenshi/wangmingming56.txt
6、转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P379，380 （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7，常态科学、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8，科学界的支持者之首：钱学森。钱学森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流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因为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结果，实际上，钱学森只是世界一流的技术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审视此事件和钱学森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
9，反对者之首：于光远。
10，张颂之：《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http://www.jschina.com.cn/gb/jschina/news/zhuanti/guonei/node2118/userobject1ai46516.html
11，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P281~298，陈体芳译
12，吴志攀：《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191&type=1000
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3、赵平波：《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新语丝网站[www.xys2.org]
14、谢泳：《好教育与坏教育》，http://www.wtyzy.com/xieyong9haojiaoyu.htm，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
15、张五常：《衡量学术的困难》，http://stevenxue.com/ref_92.htm，查询时间:2002年6月28日
16、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2002年第3期，P133~140
作者电子信箱：kongfuzi2@163.net 或 kongfuzi2@yahoo.com.cn
徐建新
补记：几个月前，我在学术批评网看到一个文科教授的文章，似乎是对我的这篇文章的回应，本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理所应当的但目前绝大多数中国文科学人所做不到的标准，即认为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他则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常识被割断了，恢复常识的努力和重新阐述常识也是进行学术研究。我略为思考，承认他说得对，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文科水平太低，求真的重新阐述常识确实也是进行学术研究。但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不能够延续太久。悲乎，这就是中国文科的现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笔者原为沈阳市1968届知识青年。借本文发表的机会诚挚地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谢：在笔者构思此文、收集资料之初，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博士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线索，并亲自查找、提供了几篇重要的参考文献；他还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图书馆馆员、“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先生，他的著作《文革文献书目：1966--1996》是笔者此项研究的重要依据和起点；他本人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建议。美国匹茨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员、原黑龙江“知青”陆金福先生，多方查找并协助笔者扩大资料来源，找到了多篇重要文章，为本文的修改定稿提供了重要资料。还特别要感谢网上知青朋友“浩谱”，他无私相助，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对本文的形成功不可没。此外，“老知青”、“琥珀”、“正桐”、“山西老插”、“建华”、“雨虹”等人，为多方收集资料，付出了很多辛苦，在此道谢。本文实际上是众位学者、海内外众多知青鼎力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晶。我愿将此文献给所有的知青朋友们！
笔者原为沈阳市1968届知识青年。借本文发表的机会诚挚地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谢：在笔者构思此文、收集资料之初，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博士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线索，并亲自查找、提供了几篇重要的参考文献；他还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图书馆馆员、“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先生，他的著作《文革文献书目：1966--1996》是笔者此项研究的重要依据和起点；他本人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建议。美国匹茨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员、原黑龙江“知青”陆金福先生，多方查找并协助笔者扩大资料来源，找到了多篇重要文章，为本文的修改定稿提供了重要资料。还特别要感谢网上知青朋友“浩谱”，他无私相助，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对本文的形成功不可没。此外，“老知青”、“琥珀”、“正桐”、“山西老插”、“建华”、“雨虹”等人，为多方收集资料，付出了很多辛苦，在此道谢。本文实际上是众位学者、海内外众多知青鼎力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晶。我愿将此文献给所有的知青朋友们！
萱草 day lily
萱草 day lily
萱草 day lily 百合科单子叶植物，别名谖草、忘忧、宜男等。花色淡黄、橘红等，六至十二朵，六、七月开，呈喇叭状，极富自然美。萱草，在我国有几千年载培历史，最早文字记载见之于《诗经》中的《卫风》。后来，历代文人多吟咏，曹植为之作颂，夏侯湛为之作赋，唐宋明清李白、温庭筠、韦应物、苏东坡、黄山谷、孟郊、高启、姚永概等诗人都写有萱草诗。萱草的栽培在汉代以后就很普遍了，不论是在黎庶人家，还是在贵族豪门，都有她的踪迹。萱草，传说是一种能使人忘忧的草,《诗经》有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意思是说那能找到谖草，种在北堂上，以解忧思。古时传言，妇人佩之能生男子，故又谓宜男，后又以象征母亲，表示敬重。萱草，在英文里称为“day lily”，意思是只开一天的百合花，因为单朵萱草，常是凌晨开放，日暮闭合，午夜萎谢，只有一天的美丽。
萱草 明 高启
幽花独殿众芳红，临砌亭亭发几丛。
乱叶离披经宿雨，纤茎窈窕擢薰风。
佳人作佩频朝采，倦蝶寻香几处通。
最爱看来忧尽解，不须更酿酒多功。
萱草 唐 李咸用
芳草比君子，诗人情有由。
只应怜雅态，未必解忘忧。
积雪莎庭小，微风藓砌幽。
莫言开太晚，犹胜菊花秋。
萱草 宋 苏东坡
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
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
萱 唐 李峤
徒步寻芳草，忘忧自结丛。
黄英开养性，绿叶正依笼。
色湛仙人露，香传少女风。
还依北堂下，曹植动文雄。
萱草 宋 苏辙
萱草朝始开，呀然黄鹄嘴。
仰吸日出光，口中烂如绮。
纤纤吐须鬣，内冉随风哆。
朝阳未上轩，粲粲幽闲女。
美女生山谷，不解歌与舞。
君看野草花，可以解忧悴。
萱草 宋 朱熹
春条拥深翠，夏花明夕阴。
北堂罕悴物，独尔淡冲襟。
对萱草 唐 韦应物
何人树萱草，对此郡斋幽。
本是忘忧物，今夕重生忧。
丛疏露始滴，芳余蝶尚留。
还思杜陵圃，离披风雨秋。
咏常季庭前萱草 清 姚永概
阶前忘忧草，乃作贵金花。
六出向我笑，须端缀粟芽。
君持杯谓我，所忧胡琐琐。
酌酒对此花，自计未为左。
我思植瑶草，灌以醴泉流。
枝叶日茂美，佩之百疾瘳。
世间闲草木，那得解余愁。
斯言傥不遂，愿逐庐遨游。
萱草 day lily 百合科单子叶植物，别名谖草、忘忧、宜男等。花色淡黄、橘红等，六至十二朵，六、七月开，呈喇叭状，极富自然美。萱草，在我国有几千年载培历史，最早文字记载见之于《诗经》中的《卫风》。后来，历代文人多吟咏，曹植为之作颂，夏侯湛为之作赋，唐宋明清李白、温庭筠、韦应物、苏东坡、黄山谷、孟郊、高启、姚永概等诗人都写有萱草诗。萱草的栽培在汉代以后就很普遍了，不论是在黎庶人家，还是在贵族豪门，都有她的踪迹。萱草，传说是一种能使人忘忧的草,《诗经》有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意思是说那能找到谖草，种在北堂上，以解忧思。古时传言，妇人佩之能生男子，故又谓宜男，后又以象征母亲，表示敬重。萱草，在英文里称为“day lily”，意思是只开一天的百合花，因为单朵萱草，常是凌晨开放，日暮闭合，午夜萎谢，只有一天的美丽。
萱草 明 高启
幽花独殿众芳红，临砌亭亭发几丛。
乱叶离披经宿雨，纤茎窈窕擢薰风。
佳人作佩频朝采，倦蝶寻香几处通。
最爱看来忧尽解，不须更酿酒多功。
萱草 唐 李咸用
芳草比君子，诗人情有由。
只应怜雅态，未必解忘忧。
积雪莎庭小，微风藓砌幽。
莫言开太晚，犹胜菊花秋。
萱草 宋 苏东坡
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
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
萱 唐 李峤
徒步寻芳草，忘忧自结丛。
黄英开养性，绿叶正依笼。
色湛仙人露，香传少女风。
还依北堂下，曹植动文雄。
萱草 宋 苏辙
萱草朝始开，呀然黄鹄嘴。
仰吸日出光，口中烂如绮。
纤纤吐须鬣，内冉随风哆。
朝阳未上轩，粲粲幽闲女。
美女生山谷，不解歌与舞。
君看野草花，可以解忧悴。
萱草 宋 朱熹
春条拥深翠，夏花明夕阴。
北堂罕悴物，独尔淡冲襟。
对萱草 唐 韦应物
何人树萱草，对此郡斋幽。
本是忘忧物，今夕重生忧。
丛疏露始滴，芳余蝶尚留。
还思杜陵圃，离披风雨秋。
咏常季庭前萱草 清 姚永概
阶前忘忧草，乃作贵金花。
六出向我笑，须端缀粟芽。
君持杯谓我，所忧胡琐琐。
酌酒对此花，自计未为左。
我思植瑶草，灌以醴泉流。
枝叶日茂美，佩之百疾瘳。
世间闲草木，那得解余愁。
斯言傥不遂，愿逐庐遨游。
萱草
萱草
萱草是常见的野草，也是野菜。苏颂说：“萱草……今人多采其嫩苗及花跗作。”作就是做酸菜，这是宋人流行的吃法。明人也有拿来凉拌，高濂《遵生八笺》说，夏天采新鲜萱花，滚汤沸过，拌豆腐之类蔬食，脆嫩不烂，风味极佳。我们今 天则把它烘晒成干品，叫黄花菜。太强的功用性往往让人失去审美力。讲究生活品位的李渔，谈论萱草就露出食客的本性：“萱花一无可取，植此同于种菜。”他只看见了黄花菜，没有看见萱花。苏东坡见到的就与他不同：“萱草虽微草，孤芳能自拨。亭亭乱叶中，一二芳心插。”萱草其实很美，翠绿的长披针形叶片，中间一枝花箭高高拔起，顶生五七朵花，金黄色。它的花期很长，从初夏一直到深秋，与菊花一道，成为众芳的殿军。正好二者都开灿烂的黄花，一年的花事华丽地收场。
我老家泰宁，夏秋时节，萱花开满山崖。它们临风立在岩壁，容光焕发，意态潇洒，正如李峤称赞的：“色湛仙人露，香传少女风。”从前，我偶尔会翻上悬崖，采来一小篮，充蔬菜煮食。按泰宁民间的说法，新鲜黄花菜有毒，要久煮去毒，经太阳晒干的黄花菜则无毒。古代药物学著作，如《本草拾遗》，《本草图经》和《本草纲目》，都明确认定萱草无毒。现代药物学以为萱草有毒，但是主要集中于根部。这毒不吓人，加热到60度以上，毒性减弱，甚至完全破坏。
佳人作佩频朝采。妇人佩带萱草，是一种古老的求男习俗。周处《风土记》说：“宜男，妊妇佩之必生男，又名萱草。”宜男草是萱草的别名。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别名：忘忧草。古代中国医家说上药养性，他们肩负重任，把情感问题也列为自己的业务。《神农本草经》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崔豹《古今注》说，想要让人忘忧，就送他一枝萱草。晋人嵇康是熟谙忧患滋味的人，他的著作《养生论》介绍经验，也说：“萱草忘忧。”由于萱草是治疗如此重要一种疾病的药物，受到古人们特别瞩目。
萱草治疗忧愁的效果如何，诗人们说法不一。有时似乎顶用，如司马光说：“逍遥玩永日，自无忧可忘。”金人周昂说：“客愁无路遣，始为看花忘。”至于石延年声称“我有忧民心，对君忘不得”，作不得数，忧国忧民不算病，我们只恨天下这种人太少。然而，更多人认为萱草的治疗失败，如韦应物说：“本是忘忧物，今夕重生忧。”甚至还有人认为忘忧草给他们增添了忧愁，清人谢重辉说：“孰云忘忧草，遇目转添愁。”方式济道：“采萱欲忘忧，佩之转纷扰。”
忘忧草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它像一句祝福。忘忧草是一种愿望，而非药石；正如祝福是愿望，而非诺言。人生的全部烦恼岂是一丛小草能够清除的？唐代诗人李成用《萱草》云：“只应怜雅态，未必解忘忧。”在瑟瑟秋风中，静静坐着，看那丛纤尘不染的绿叶黄英。谁知道？也许你已忘忧，也许你更心忧。
萱草是常见的野草，也是野菜。苏颂说：“萱草……今人多采其嫩苗及花跗作。”作就是做酸菜，这是宋人流行的吃法。明人也有拿来凉拌，高濂《遵生八笺》说，夏天采新鲜萱花，滚汤沸过，拌豆腐之类蔬食，脆嫩不烂，风味极佳。我们今 天则把它烘晒成干品，叫黄花菜。太强的功用性往往让人失去审美力。讲究生活品位的李渔，谈论萱草就露出食客的本性：“萱花一无可取，植此同于种菜。”他只看见了黄花菜，没有看见萱花。苏东坡见到的就与他不同：“萱草虽微草，孤芳能自拨。亭亭乱叶中，一二芳心插。”萱草其实很美，翠绿的长披针形叶片，中间一枝花箭高高拔起，顶生五七朵花，金黄色。它的花期很长，从初夏一直到深秋，与菊花一道，成为众芳的殿军。正好二者都开灿烂的黄花，一年的花事华丽地收场。
我老家泰宁，夏秋时节，萱花开满山崖。它们临风立在岩壁，容光焕发，意态潇洒，正如李峤称赞的：“色湛仙人露，香传少女风。”从前，我偶尔会翻上悬崖，采来一小篮，充蔬菜煮食。按泰宁民间的说法，新鲜黄花菜有毒，要久煮去毒，经太阳晒干的黄花菜则无毒。古代药物学著作，如《本草拾遗》，《本草图经》和《本草纲目》，都明确认定萱草无毒。现代药物学以为萱草有毒，但是主要集中于根部。这毒不吓人，加热到60度以上，毒性减弱，甚至完全破坏。
佳人作佩频朝采。妇人佩带萱草，是一种古老的求男习俗。周处《风土记》说：“宜男，妊妇佩之必生男，又名萱草。”宜男草是萱草的别名。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别名：忘忧草。古代中国医家说上药养性，他们肩负重任，把情感问题也列为自己的业务。《神农本草经》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崔豹《古今注》说，想要让人忘忧，就送他一枝萱草。晋人嵇康是熟谙忧患滋味的人，他的著作《养生论》介绍经验，也说：“萱草忘忧。”由于萱草是治疗如此重要一种疾病的药物，受到古人们特别瞩目。
萱草治疗忧愁的效果如何，诗人们说法不一。有时似乎顶用，如司马光说：“逍遥玩永日，自无忧可忘。”金人周昂说：“客愁无路遣，始为看花忘。”至于石延年声称“我有忧民心，对君忘不得”，作不得数，忧国忧民不算病，我们只恨天下这种人太少。然而，更多人认为萱草的治疗失败，如韦应物说：“本是忘忧物，今夕重生忧。”甚至还有人认为忘忧草给他们增添了忧愁，清人谢重辉说：“孰云忘忧草，遇目转添愁。”方式济道：“采萱欲忘忧，佩之转纷扰。”
忘忧草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它像一句祝福。忘忧草是一种愿望，而非药石；正如祝福是愿望，而非诺言。人生的全部烦恼岂是一丛小草能够清除的？唐代诗人李成用《萱草》云：“只应怜雅态，未必解忘忧。”在瑟瑟秋风中，静静坐着，看那丛纤尘不染的绿叶黄英。谁知道？也许你已忘忧，也许你更心忧。
走自己的路
的多年的劳作得到了认同，我自然是高兴的。但同时我又感到了惭愧，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我做得还很不够。
理论写作的道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曾经屡遭挫折，有过不少的失误。虽然我也走过弯路，也跌倒过，但在艰难险阻面前，我仍旧在思考、在探索、在追求，而没有丧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一千多年前一位外国的高僧来到中土，他以宗教的虔诚传译佛典，自称未作妄语，死后舌不焦烂。我觉得这种对待自己事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法。我希望自己一本初衷，始终能够遵照一位哲人在他那部伟大著作的序言中所说的话去做。那就是—— 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
（此文为作者在１９９８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时的答辞）
理论写作的道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曾经屡遭挫折，有过不少的失误。虽然我也走过弯路，也跌倒过，但在艰难险阻面前，我仍旧在思考、在探索、在追求，而没有丧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一千多年前一位外国的高僧来到中土，他以宗教的虔诚传译佛典，自称未作妄语，死后舌不焦烂。我觉得这种对待自己事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法。我希望自己一本初衷，始终能够遵照一位哲人在他那部伟大著作的序言中所说的话去做。那就是—— 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
（此文为作者在１９９８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时的答辞）
胡适是一个好人
我从小就读胡适的书，从我这一方面来讲，我们算是神交已久。从年龄上来看，我们是相差一个辈分。当他在北大教书最辉煌的时期，我还在读中学，无缘见他，也无缘听他的课。上大学时，我上的是清华大学，所以始终没有一面之缘。我在德国呆了十年之后，由于我的恩师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当时北大校长正是胡适，代理校长是傅斯年，文学院长是汤用彤，他们接受了我，我才能到北大来任教。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门限是非常高的，学生进北大不容易，教师就更难。而我一进北大，只当了一两个星期的副教授——这是北大的规定，拿到外国学位的回国留学生只能担任副教授，为期数年——立即被提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当时我只有三十几岁。因此，我毕生感激他们几位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同适之先生共同工作了才短短三年。在这段时间内，他还经常飞往南京，在北平的时间不算太多。但是，做的事情却真还不少。我是系主任，经常要向他这位校长请示汇报工作。
我们又同是北大教授会或校委会(准确的名称我记不大清楚了)的成员，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有点像现在的文科研究生院，理科好像是没有)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的成员。最后这一个职位一直到今天对我还是一个谜。评议会成员只有六七位，都是北平学术界的显赫人物。为什么独独聘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担任评议员？我是既喜，又愧，又迷惑不解。
适之先生对印度研究，很重视，很感兴趣。他对汉译佛经相当熟悉，他大概读过不少。尼赫鲁派来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他委托我照顾。印度政府又派来十几位研究生，他也委托我照顾他们。他安排师觉月做学术报告，亲自主持会议，用英文发表欢迎词。他曾多次会见师觉月和印度留学生，都要我参加。我写了一篇论文：《列子与佛典》，送给他看。他写了几句话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这表示他完全同意我那篇论文的结论。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不摆名人架子，不摆校长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他还不缺乏幽默感。有一次，在教授会上，杨振声教授新得到了一张异常名贵的古画，愿意与同仁们分享快乐，于是把画带到了会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胡先生把画拿起来，做装入自己口袋里之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适之先生对学生是非常爱护的。“沈崇事件”发生以后，北京大学和北平其他大学的学生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在北平的宪兵三团和其他一些机构，包括特务机构在内，逮捕了不少爱国学生。我第一次看见胡适面有怒容。他乘着他那一辆在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国民党驻北平的各大衙门之间，会见当时一些要人，要他们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震于胡适的威名，特别是在美国的威名，他们不敢不释放学生。据说现在还能找到胡适当时写给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信。胡适不会不知道，当时的学生运动，如上述的“沈崇事件”，以及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等等背后实有中共地下党的推动力。但是此时他关心的是学生，而不是什么党员。平时我在他那一间相当简陋的校长办公室中也有时碰到学生会的领导人去找他，提出什么请求和意见，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左派学生，他统统和蔼相待，并无所轩轾。
我称胡适为“书呆子”，这决不是无根据的。有一次，记得是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前，他说他有其他约会，必须提前离开。然而，会开着开着就离了题，忽然谈起了《水经注》。一听《水经注》，胡先生的兴致勃然而起，座位上仿佛有了胶，把他粘住，侃侃而谈，再也不提“走”字，一直到散会为止。他的那个约会早被他忘得无影无踪了。难道这还不算有点“呆”气吗？
我同适之先生总共在一起工作了三年。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却不少，上面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最主要的、最鲜明的而已。我的总印象是：胡适是一个好“朋友”，胡适是一个好人。
我同适之先生共同工作了才短短三年。在这段时间内，他还经常飞往南京，在北平的时间不算太多。但是，做的事情却真还不少。我是系主任，经常要向他这位校长请示汇报工作。
我们又同是北大教授会或校委会(准确的名称我记不大清楚了)的成员，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有点像现在的文科研究生院，理科好像是没有)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的成员。最后这一个职位一直到今天对我还是一个谜。评议会成员只有六七位，都是北平学术界的显赫人物。为什么独独聘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担任评议员？我是既喜，又愧，又迷惑不解。
适之先生对印度研究，很重视，很感兴趣。他对汉译佛经相当熟悉，他大概读过不少。尼赫鲁派来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他委托我照顾。印度政府又派来十几位研究生，他也委托我照顾他们。他安排师觉月做学术报告，亲自主持会议，用英文发表欢迎词。他曾多次会见师觉月和印度留学生，都要我参加。我写了一篇论文：《列子与佛典》，送给他看。他写了几句话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这表示他完全同意我那篇论文的结论。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不摆名人架子，不摆校长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他还不缺乏幽默感。有一次，在教授会上，杨振声教授新得到了一张异常名贵的古画，愿意与同仁们分享快乐，于是把画带到了会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胡先生把画拿起来，做装入自己口袋里之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适之先生对学生是非常爱护的。“沈崇事件”发生以后，北京大学和北平其他大学的学生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在北平的宪兵三团和其他一些机构，包括特务机构在内，逮捕了不少爱国学生。我第一次看见胡适面有怒容。他乘着他那一辆在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国民党驻北平的各大衙门之间，会见当时一些要人，要他们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震于胡适的威名，特别是在美国的威名，他们不敢不释放学生。据说现在还能找到胡适当时写给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信。胡适不会不知道，当时的学生运动，如上述的“沈崇事件”，以及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等等背后实有中共地下党的推动力。但是此时他关心的是学生，而不是什么党员。平时我在他那一间相当简陋的校长办公室中也有时碰到学生会的领导人去找他，提出什么请求和意见，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左派学生，他统统和蔼相待，并无所轩轾。
我称胡适为“书呆子”，这决不是无根据的。有一次，记得是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前，他说他有其他约会，必须提前离开。然而，会开着开着就离了题，忽然谈起了《水经注》。一听《水经注》，胡先生的兴致勃然而起，座位上仿佛有了胶，把他粘住，侃侃而谈，再也不提“走”字，一直到散会为止。他的那个约会早被他忘得无影无踪了。难道这还不算有点“呆”气吗？
我同适之先生总共在一起工作了三年。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却不少，上面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最主要的、最鲜明的而已。我的总印象是：胡适是一个好“朋友”，胡适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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