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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就是反对思想的权利

2007-01-28T22:34:00.001+08:00

文/熊培云南风窗

从反左到反右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说，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而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为“两家争鸣”，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我们称“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社会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不可否认，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显而易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争论，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来说，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被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培养出来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对立与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说早期的人类，站起立起来行走，头顶上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人的层面。或者说，在所有运动之中，坚守人的价值是最后的底线。

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巴黎，从帐篷运动到无房者可告官

2007-01-28T22:32:00.000+08:00

近日，一场别出心裁的社会运动使巴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名叫奥古斯丁·勒格朗的年轻演员，为了让法国政府重视流浪汉问题，从去年12月16日起开始在巴黎圣马丹运河河畔发放帐篷，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帐篷运动很快得到了社会的响应，不少巴黎市民自愿在这些帐篷里过夜，呼吁政府为街头的流浪汉提供住所。

和法国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演艺界人士一样，勒格朗同时是慈善组织“堂吉诃德的孩子们”的发起者。笔者在网上看到人们这样评价这个组织：“如果说堂吉诃德挑战的是风车，那么堂吉诃德的孩子们挑战的则是这些帐篷，挑战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

显然，和堂吉诃德相比，这些孩子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帐篷运动”的快速蔓延给德维尔潘政府不小压力，表示应该有所作为。2007年法国呼声最高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美女政治家”罗亚尔和“政坛齐达内”萨尔科齐也纷纷对流浪汉权益表示关注。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支起几百顶暖色的帐篷，当说是近年来法国社会运动中的壮丽一景。显而易见，这种滴水穿石的成长同样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关于这一点，连日来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可抗辩居住权”的设立。一夜之间，许多法国人恍然大悟，穷人没有房子住，原来可以靠政府———因为人生而勤劳，没有贫穷的民众，只有贫穷的政治。

2007年新年伊始，法国人民运动联盟（UMP）籍议员乔治·费莱克提出一项旨在“确立对抗性住房权”的法案，试图将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纳入到法律柜架下解决。2003年以来，该议员团结了左右两派人士，组成了“议会流浪汉问题研究团”。在该法案中费莱克建议，“凡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每一个个人，都有权通过本人所居住的市镇政府，从国家那里获得能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的住房。”

1月17日，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顺利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应满足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等人士对由政府补贴的社会住房的需要。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无满意答复时，5类住房困难户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从2012年1月1日起，“可抗辩居住权”将向更多人开放，以实现人人有房住。

古猿落地而居已有数百万年，然而，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人类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居住问题，这对于人类这一高智商的物种及其所发明的政府这个工具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正因为此，像卢梭那样迎风流泪的政论家不得不时常怀想远古“猿猿住得起别树”的黄金时代。

法国将住房权设定为可抗辩性权利，这意味着无房者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住房权，既是锻炼“权小责大”的“最好的政府”，同样也为底层社会的自我救济提供更好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一项收获民心的工程，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更多权力。正因为此，代表有房者利益的全法不动产东主联盟在对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把“居者有其屋”作为目标表示高兴的同时，同样警告政府，东主联盟虽然不反对可抗辩原则，但是坚决反对附加措施，如征收空房或种种冻结措施（如房租、驱逐房客、回收住房等等），否则，出租房者将放弃出租或促使他们干脆出售房屋。

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政府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应该尽一切可能谋求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增量，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将一方既有权利转移到另一方了事。无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政绩主义会受到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的抵制。任何国家，若要取得持久的繁荣，就必须摒弃“东边日出西边雨”式的移情与浪漫，以便让所有民众都能拥有权利，正如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照耀之下。

□熊培云（北京学者）

读书三昧：历史之十二“最”

2007-01-28T22:31:00.000+08:00

读书三昧读书三昧的博客

最坦率的表白兼任六国宰相的苏秦衣锦还乡了。他的车辆箱笼，满载着诸侯各国送来的金银财宝，像国王一样富有。苏秦到家后，曾经瞧不起他的兄弟妻嫂对他低头不敢仰视，捧着饭案跪下请苏秦食用。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为什么以前对我那么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敬呢？” 嫂子斜行上前跪下，叩头表示歉意说：“现在二弟官高财多。”

最客观的比较晋武帝司马炎和侍御史胡威闲谈，司马炎赞叹曾任荆州刺史的胡威的父亲胡质为政清正，问胡威说：“你与你父亲相比，谁更清正？” 胡威说：“我不如我父亲。” 司马炎又问：“你父亲哪些地方胜过你？” 胡威说：“我父亲生怕别人知道他清正，而我却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清正，这就是我远不及我父亲的关键所在。”

最善意的劝告武则天曾下令禁止天下屠宰及捕捉鱼虾。左拾遗张德生了个男孩，偷偷杀羊请同事来家庆贺。杜肃在席间悄悄藏了一块羊肉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临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生个男孩，我很为你高兴。”接着问：“请客的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忙叩头认罪。武则天说：“我的决策正确否还难以预料，然而，你请客也要选择一下对象。”

最独到的特长公孙龙在越国时，曾对他的弟子们说：“没有特长的人，我一概不收他们做弟子。”一天，有个身穿粗布破衣的人来见公孙龙说：“我嗓门很高。” 公孙龙问他的弟子们：“你们有嗓门比他高的吗？” 弟子们说没有。公孙龙说：“那我就收他为弟子。”几天以后，公孙龙要渡河，那个嗓门高的弟子只喊一声，对岸的船就划过来了。

最远见的忧虑智伯要攻打卫国，便先送给卫国国君骏马四百匹、白玉一块。卫君很高兴，群臣都来祝贺，惟有南文子面带愁容地说：“无功而受到赏赐，没有贡献而受到礼遇，很不正常。四百匹好马、一块白玉，这样的厚礼应该是弱国送给强国的，而现在正相反。我们应慎重对待这件事。” 智伯听说后，知道卫国有了预防，就打消了攻打卫国的念头。

最超前的决定高缭在晏子手下做事从未出现过差错，晏子却要把他赶走。左右的人感到奇怪，劝晏子说：“高缭在你这办事三年了，你没给过他任何好处，现在又要赶他走，这合于情理吗？”晏子说：“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靠大家的帮助，大胆指出我的不足，我才能把事情办好，可是高缭给我办事三年，却从没说出我的过失，所以我要赶走他。”

最厉害的气话唐大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和妻子升平公主有一次吵架，郭暖骂升平公主说：“你倚仗你父亲当皇帝就觉得了不起吗？我父亲还不愿当皇帝呢！” 公主气得向唐代宗告状。代宗说：“你有所不知，你公爹确实不愿做皇帝。要不然，唐代天下就姓郭了。”郭子仪听说后，把郭暖捆起来让他向代宗认罪。代宗说：“这是小两口打架的气话。”一笑了之。

　　最幼稚的询问唐懿宗时，陕西观察使崔荛沉溺于玩物歌酒，不理政事。老百姓到府衙诉说旱情，崔荛指着院子里的树不以为然地说：“此树尚且有叶，旱情从哪里来？”还把老百姓痛打了一顿。这一来把老百姓激怒了，他们联合起来把崔荛赶跑了。崔荛饥饿难忍到老百姓家讨水，老百姓便给他尿喝。

最别致的酒宴苏章在汉顺帝时做翼州刺史。他的门生在清河任太守。有一次，苏章来到清河检查下属政绩，发现了这个太守的一些不法行为。苏章把清河太守请来，专门为他摆上酒宴。清河太守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说：“我有两个青天！” 苏章说：“我今天请你喝酒，是咱们的私情；明天我作为刺史审查你的问题，那是公事。”第二天，查处了他这个门生。

最明智的推理王禹偁为李继迁写了《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五十匹马给王禹偁作为报酬，王禹偁没接受。到王禹偁出任滁州刺史时，福建人郑褒步行前来见他，王禹偁爱他儒雅，便买了一匹马送他。有人向宋太宗举报说王禹偁买马少付别人钱。太宗说：“他能够不接受李继迁五十匹马，难道会少付一匹马的钱吗？”

最无形的力量李师古是唐中期的重臣，他虽然飞扬跋扈，但听说杜黄裳担任宰相也感到不安，不敢失于礼节，便派人送去价值百万的钱财，送礼的人不敢进门，就在门口等待机会。这时候有人乘轿出来，跟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婢女。送礼的人向前问：“轿子里是谁？” 婢女答：“ 宰相夫人。” 送礼的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师古，李师古于是打消了送礼的念头。

最合算的狠心范仲淹任宰相期间，察看各路官员花名册，见到不称职的，发现一个免一个，按照次序用笔勾去名字。枢密副使富弼对范仲淹说：“您这样大笔一勾，岂不是要使他那一家人悲伤痛苦的呀！” 范仲淹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家哭要好吧！”于是，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

王朔：挥之不去的“精英情结”

2007-01-28T22:30:00.000+08:00

谢轶群/文

沉寂6年之后，随着出面替一位成都女艺人打官司和《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两篇重头访谈，王朔再次醒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当年那个“躲避崇高”、辱弄一切、口无遮拦的“侃爷”，如今已虚岁五十。

“归来”的王朔并未改变其一贯的言说风格，他依然犀利、刻薄、目空一切。在访谈中，他直称张艺谋的《英雄》是取媚强权，《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烂片；余秋雨成天扮演名士，也就一个蒙中学生的《百家讲坛》水平；张承志和王彬彬在生活中一样很庸俗；“80后”作家还处在打群架的阶段，没有立得住的作品等等。当然，可能是到了知天命之年，在嬉笑怒骂之中，他还是多了一份广博和沉厚的力度，在论及文化、人生、社会和体制问题时不断有甘苦之言和慧眼洞见。

做为20世纪后期红极一时的人物，王朔的意义是他不仅以其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商业文化大潮初兴时起了“领军”的作用，而且在于他经常表现出的矛盾、摇摆的文化姿态，后者使他有了超出“大众文化明星”的更多内涵。

早有人指出，王朔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或曰“精英情结”：王朔青少年时在文革中未受过系统教育，在学校也不是被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后来当兵，退伍后在国企供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从事文艺创作以来一直感受着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威压，时而委屈愤怒时而又自惭形秽。因为文化地位原本低下，一直在底层奋力挣扎，等到功成名就，不免有“出了一口鸟气”的痛快——我没读过书，不照样比你们强得多吗？于是其作品和言论中便常以挖苦嘲讽知识分子为乐事。在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被塑造成可笑的小丑角色；而他一句“我坚信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更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认为王朔的心态积淀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几十年来的政治风云。

然而王朔又不是文化上的小人得志之徒。他一边走大众文化市场路线大赚其钱，一边尽情挖苦调侃知识分子的卑琐和虚伪，同时又对精英文化表现出向往和敬畏，在内心深处把在其中有一个坐席做为荣光和梦想——他可以口沫横飞地把金庸说得一文不值，却在批鲁迅时把《我看鲁迅》一文写得结结巴巴，明显内心发虚、底气不足；而对《红楼梦》这样的万世经典，他从不敢有丝毫放肆，还不止一次宣称要写一本“当代《红楼梦》”。更有意思的是，王朔在其美国游记《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一文写道：“……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从上下文语气看，这决不是他擅长的反讽，而是他的真心话。

一面对精英文化嘲笑鄙视，一面又尊崇有加，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文化资本贫乏的人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即便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因此对知识文化又爱又恨、又鄙又畏。在历年谈及精英文化及其成员的言论中，王朔屡屡一副“我是你爸爸”的张狂，同时又把这种张狂放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前提下；一边一副“无畏”的架势，一边又声明这份无畏是因“无知”，这尽显一个来自文化底层、根基薄弱的文化名人的微妙心理。

这次“归来”，年近五旬的王朔似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耿耿于怀，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已是风光无限的王朔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越是做出轻蔑鄙夷或满不在乎的姿态，越是表明了这种情结的深固。而正是这种矛盾龃龉，和他时常表现出的批判精神一起，丰富了王朔的内涵，一个既无法用“精英作家”称之也不能以“大众文化明星”命名的王朔醒目地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该是不解、同情还是敬重？

“谨守蔡校长余绪”: 蒋梦麟怎样当北大校长

2007-01-21T11:35:00.002+08:00

傅国涌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六个月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 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 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华盛顿为什么拒绝当皇帝?

2007-01-21T11:35:00.001+08:00

傅国涌

一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惊醒了整个新大陆。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参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大会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44岁的他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46—47页）不过他拒绝了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饷，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同上，47页）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同上，47页）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同上，49页）透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逊决不是虚伪造作。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将军。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和权力，他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虔诚地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就应把它们弃之一旁。”（同上，139页）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来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二

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华盛顿回首征程，双眼模糊，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在长达6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仅早生了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无数的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去了......

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组织性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是18世纪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袭制纽带、由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上，谁能成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顺理成章！

率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

“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同上，239页）

在当时的美国，这并不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个人的看法，不少将士都有这样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华盛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但他立即就作出了决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我非常以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同上，239—240页）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三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演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长时期的分手向他们亲切告别。”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即将退役、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同上，240、241页）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解甲归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心在乡村田园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充满了对乡居生活的赞美与自足：

“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转引自刘文涛《革命之剑华盛顿》，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242页）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义不容辞，这是义务，是责任，也是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在进和退之间，在显赫的权势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他从来都能找到自己最准确的位置。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四

过平静的乡居生活，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严酷的战争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早日赢得自由，解甲归田，回到芒特弗农去经营自己的庄园。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

“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华盛顿选集》，220页）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以免背上沽名钓誉的恶名，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另一种境界，他更喜欢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同上，246页）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同上，243页）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局势的变化，使他再度应召为国服务，这位曾拒绝王袍加身的伟人将在美丽的弗农山庄度过余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乡三年以后，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同上，230页）

三年前，他拒绝了王袍加身，三年后，他虽身居乡间，却不容许他的祖国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赢得了独立的美国人民无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坚决不希望发生这些“深以为忧的结果”，为了他参与选择和创立的这个制度，他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再次告别了心爱的家园，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动身前去费城，参加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这一去又是8年。

思想争鸣有助于重建改革共识 2007-01-20南方都市报社 "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周年 "专题评论

2007-01-21T11:16:00.001+08:00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友渔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冲破种种困难和阻力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对改革的质疑和批评越发公开，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一致具有改革共识的局面现在没有了。从80年代到今天，思想分化越来越厉害，后来又与利益的分化交织在一起，在改革走到十字路口，“反思改革”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共同口号的今天，梳理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分化、流变，重建改革的共识，很有必要。
　　
　　“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左”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干扰和危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以前因为“左”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人们身在其中而没有自觉，那么在改革中，反“左”就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努力，尽管这并没有保证防“左”反“左”一定能取得胜利。

　　很长一段时间，“左”派祭出的法宝都是追究“姓社姓资”，不论是自命为“砥柱中流”、“真理”的守护神，还是不断抛出“万言书”，他们都是以正统自居，以“和平演变”、“亡党亡国”危言耸听，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是国家求强盛、人民求富裕的意愿，以及世界各国大发展、大竞争的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的有恃无恐源于“本本”和“天条”(偏偏不管“条条”中“发展生产力”这首要的一条)，他们像鸵鸟一样不愿面对实际，不愿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严峻。

　　老式的“左”的思想主要靠在体制内对上层产生影响而起作用，如果上层不予理睬(即“不争论”)，那它就无计可施，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太陈旧，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近年来它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老左新左都要败下阵来

　　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如果说老左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新左则是舶来品，它的思想资源出自当代西方左派，它的鼓吹者都是在西方学过洋理论的学者，它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它把西方左派对自己社会的诊断和药方照搬到中国，断言中国已然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如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不是出自滥用权力，而是出于市场经济，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它认为中国要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求发展，要迎接和参与全球化就是屈服于霸权，甘当殖民地。

　　新左派以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为标榜，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对化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行反拨；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抵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另寻人类至今还没有的，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新路。在这一点上，新左十分欣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的极“左”思想的产物视为开创新型文明的伟大尝试。

　　和老左一样，新左也抢占“社会公正”、“反贪反腐”的道德制高点，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高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的是大众民主，而他们的对立面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他们是为工农群众代言，而其对立面只为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说话。一般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新左派”等等为名称的思想派别与其他派别的区别大致上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此左派非彼左派，正如此社会非彼社会。

　　在实际行动这个试金石面前，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要败下阵来。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有种思潮始终支持改革开放

　　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批评“左”倾思想。当然，思想阵线有分化，思想也会随形势变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新左在80年代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发生了变化，认为原来的问题——旧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引起的问题——已经过时，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前的问题根源在内部，是高度垄断、不受制约、常常被滥用的权力，而新问题则出自外部，是国际资本。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方将其视为恶的总根源，一方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后者当然正视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认为那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市场不规范所致，是权力干涉、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法治成为同样重要的目标，而权力的监督、制衡，个人自由、权利、财产的保障等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立场，较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宪政民主”。

　　这种立场是随时间而演化、深入形成的。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轮抖τ糜谥泄质档牟铩?br>　　
　　呼唤“文革”倾向值得注意

　　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思想倾向。由于社会不公和搞特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反腐败不力越来越失望，不少人认为，只有用“文革”的“四大”为武器，只有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的社会不公正、腐败等等根源何在，是市场还是旧体制，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听听具有实际经验、处在工作第一线的人的意见是有益的。《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提倡真诚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

　　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从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凸显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语。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还有人主张，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应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在今天，当“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不可避免的。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奋发向上的正面作用。但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它的负面作用恐怕大于正面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考察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他们认为，韬光养晦绝非上策，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可以以对抗方式在国际上显示实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提倡的，是真诚的、理性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虚假的、狭隘的、狂野的民族主义。有的人刚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过几天又挤到那里排签证，有的人为9·11恐怖主义袭击叫好，开瓶饮酒放鞭炮，半年后却在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移民成功。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倡导“政治儒学”是异想天开

　　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在民族主义升温的同时出现了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因为有人扣意识形态帽子，第一次国学热无疾而终。从2004年起，以读经运动和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国学热再度兴起，并引起争论。

　　当前的“复兴国学”思潮有两种内容和指向。一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不止一代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和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改革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的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有人说，2006年是反思改革年，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局面确实如此。应该承认，改革在民众中的信誉度和支持度有大幅度下降，改革的共识已不复存在。现在，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失去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GDP每年增长的百分比，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等等数字令人欢欣鼓舞，但这还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确实，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但那应该是有利于全民而非部分人的改革；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但那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我们应该避免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或干预改革的决策，我们应该不断地自问，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为谁的利益。

秦晖论左、右、极左、极右

2007-01-21T11:15:00.000+08:00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

2007-01-21T08:58:00.001+08:00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 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
沙叶新

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的禁令，并阅读了被禁图书作者之一的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我郑重表示：我反对邬书林的禁令，我支持章诒和的声明！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是一介书生，一向不喜欢游行示威，从来不习惯声明抗议。我只会写我自己的文章。因此数十年来我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罪行，只是在沈默中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在忍受中曲折地表达一点愤怒。但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早期曾作反犹的布道，他在希特勒一再的罪行前都“不说话”，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入希特勒集中营。
所以我要说话！不但为了章诒和，不但为了其他七位作者，也为我自己。
章诒和先生先后被禁了三本书。禁她第一本书时，她没说话；禁她第二本书时，她也没说话。禁她第三本书时，她拍案而起，终于说话了！
在禁章诒和先生的第一本书时，这次被禁的其他七位作者也没想到要公开说话，更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被关进“集中营”。
我们都曾是可悲的马丁•尼莫拉！
但这次章诒和说话了，我也说话了。
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全体中石油员工将成为美国永久公民

2007-01-20T11:47:00.001+08:00

C&K华盛顿讯：昨日，大约超过200万的美国民众在白宫门口请愿，他们强烈要求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中国石油总公司全体员工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永久公民。在现场，记者看到，情绪激动的请愿者打出各式各样不同口号的横幅，横幅上的口号主要有以下几种：“中石油，您好！”、“中石油，您辛苦了！”、“中石油是国际主义战士”、“没有中石油就没有新生活”、“强烈要求批准中石油全体员工加入美国国籍”。此次请愿最引人注目的是布什的妻子劳拉也在请愿者的队伍里。由于请愿人数众多，白宫门前的草坪被踩踏得惨不忍睹、一片狼籍。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中至少有超过600人被请愿的民众踩伤，还有大约70名的警察由于伤势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

　　请愿的民众代表泰森.富流油情绪激动地向记者表示，中石油这些年受够了委屈，为了美国广大股民的利益，冒着中国老百姓倾盆大雨般的口水，在国内坚决实施高油价政策，使得中国国内的油价就像芝麻开花节节升高，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中石油为了美国股民的利益，更是是奋不顾身，油价势如破竹、一飞冲天。

　　请愿的组织者之一，美国著名的股票投资商甄河蟹热泪盈眶地告诉记者，中石油为了美国股民，长期忍辱负重，在中国老百姓被教改、医改、房改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毅然实施高油价，真正做到了情为美国股民所牵，利为美国股民所谋，就是放眼世界也找不到一家象中石油这么好的企业，我们美国股民不支持中石油还支持谁？

　　在现场有一个少女组成的请愿方阵，她们的代表、美国著名的歌星布兰妮面色潮红地向记者表示，在美国大约有超过1000万的未婚妙龄少女愿意嫁给中石油员工为妻，这些少女认为嫁给中石油员工肯定不会吃亏，因为中石油宁可让自己的衣食父母受罪也不会让美国股民吃亏，所以她们选派布兰妮为代表，向白宫施压，要求给全体中石油员工签证，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石油的员工，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中石油员工的妻子。有个别情绪激动的少女甚至表示，只要能成为中石油员工的女人，就是当二奶也在所不惜。记者问到：“如果你们嫁给中石油员工为妻，夫妻两地分居如何解决？”布兰妮沉默半晌，最后她咬着嘴唇，一字一顿地说：“宁要中石油，不要性生活！”

　　据了解，2006年，我国最大的石油企业中石油油气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原油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8.297亿桶。因同期国际油价暴涨，中石油将再登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今年1月5日，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此外，中石油一向是慷慨的公司，多年以来，中石油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中石油主要在国内采油、在国内卖油，支撑它稳坐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的无疑正是中国的巨大市场，也就是国内的百姓。国内的高油价成为中石油蝉联2005年获得的“亚洲最赚钱企业”的引擎。

　　据悉，布什总统接见了部分请愿者代表，布什表示，中石油有可能发行A股，以后中国老百姓也可能享受到中石油的分红，美国股民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希望请愿的民众冷静下来，让中石油的全体员工获得美国签证的事情等一等再说。但是布什的意见遭到了请愿者代表的强烈反对，泰森.富流油向布什表示，中石油发行A股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表，完全是迫于国内压力虚晃一枪，中石油心里装的都是海外股民。布什的妻子劳拉也表示，如果布什政府不批准，她就准备跟布什离婚，离婚后再嫁给中石油的总裁。最后，被逼无奈的布什总统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关于让中石油全体员工获得美国国籍的会议。

　　以上新闻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一定见鬼

八年房改的黑色幽默

2007-01-20T11:43:00.000+08:00

在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两月位居榜首。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蓝皮书”的有关负责人也把“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称作新的民生三大问题。八年房改之后，安居这一基本民生问题为何反成为催生社会不公的和谐隐患？

经济适用房之殇

　　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以取消福利分房为特征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此拉开大幕。文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整个23号文特别强调：“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按照23号文新给出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

　　但就在“十五”计划才执行到一半、中国市民的住房水平离“初步小康”（人均30平米）还差一大截之时，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了。在这份文件里，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房地产商们对18号文都“按捺不住”兴高采烈之情。据报道，在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京城的房地产商学习18号文会议后，潘石屹9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走样”的住房政策

　　在房改八年后的今天，老百姓不仅很难听到要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口号，作为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的基本承诺，而且住房模式和房地产市场实际导向的结果，使中国的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成为公认的城市社会中“最大的民生问题”。

　　一项本意是要为民造福的“改革”，在历经了“八年抗战”后，竟然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非和谐因素”，这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那么，这样的蜕变和异化的过程，又是怎样“得逞”的呢？

　　可以说，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住房要靠“公家买单”到走向市场自己买房，国家和政府提供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既是他们接受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新房改的“政策底线”。

　　但到了2003年，一些地方尊崇“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观，不少书记市长急着想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增加“资本”。甚至早在18号文件之前，像上海等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已经“失踪”。2003年发布的“房改新政”（18号文）在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在如何做到让平民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见说法。

　　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上是如此强势，中央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在开发商暗中的强力作用下，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住房和粮食一样，是生存基本而必须的需求，它们一旦在市场上出现较大的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暴涨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国的前十名首富除了4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上榜的以外，其余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开发商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房市成了一些人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

三十年前的一次“政治任务”

2007-01-20T11:39:00.000+08:00

１９６８年，１７岁的我从北京去山西襄垣县插队，１９７２年春被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学习。５月的一天，我突然被学校党政办公室叫去，一位代表党委的同志向我郑重地传达了一份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大意是：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想拍一部以北京一家人为背景，勾勒出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纪录片《故宫》，以此反映中国解放后发生的巨变，希望此片能为促进美中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起到一定宣传作用……他又告诉我，北京市外办经过严格审查，从众多家庭中确定由根红苗正、子孙满堂的我家接受这项“政治任务”。

我认真看了一遍这份标有“国务院办公厅”的红头文件，其中在“注意挑选家庭出身好”的条件下，还有周恩来总理亲自用铅笔加的批示：“在校表现尚好的人。” 校领导交待说：“国家很重视这件事，过去外国人只是用文字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而这回是西方人第一次以图像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央办公厅将文件转到市政府，市政府又转到市外办。露西希望通过北京一家人的生活，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你们家就代表了中国，你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完成。课还要上，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去。”接着又叮嘱了一些外事纪律。

我回到家后，才知道，父母所在单位以及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所在的工厂、学校，都由他们的领导分别通知并做了工作。当时尽管我和家人并不知自己上银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一定要努力完成。为谨慎起见，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受周总理委托，亲自到我家实地查访，看了我的爷爷、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家里的生活情况，又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了深入了解，以决定能否让美国人直接来我家。

开拍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外国人面前都显得非常紧张，有时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几次。然而当我们刚进入角色，露西又有了点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站在一起就像部队一样。后来我大妹刘美蓉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每次拍完片，都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叠好，生怕弄脏弄坏，二妹刘惠敏则去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拍片中还有一件令露西头疼的事，就是群众围观。那时政府年年“五一”、“十一”下文件，要求群众见到外国人不许围观，要不卑不亢，有礼貌等等。文件虽然传达到各家，但群众一见到染着红头发、涂着紫嘴唇、衣服艳丽的露西，金发碧眼的加拿大籍照相师奥瑞女士，露着胸毛、一脸大胡子的世界著名新闻摄影家汤姆，便不由自主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样，紧追不放。开始中方工作人员还解释：“这样不尊重外宾，影响他们的工作。”见围观人根本不听，后来就只好轰，但轰这边，人又跑到那边。露西不得不尽量将拍摄时间改在故宫静园后或每天开门之前。

拍电影挺累的，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浑身晒得直冒油，又累又渴又饿。有时外国人拿出汽水、面包请我们吃，可一想到要不卑不亢，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我们就婉言谢绝了。可老外挺认真，还以为你真的不饿、不渴呢。唉，其实那是蒙自己呢。《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１００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３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人群中。

近三个月的拍摄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露西一行，对他们为积极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而我家参与拍《故宫》这件事，媒体既没报道，我们也没和别人说，连自己在电影里究竟啥样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后１９７３年，我才在一位清华政治老师的陪同下，一块去中苏友好协会看到了这部长达５７分钟的英文纪录片《故宫》。

《故宫》在美国放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许多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蒋遵和摘自《纵横》作者刘志军)

道德荒芜的中国都市

2007-01-20T11:34:00.001+08:00

程美信

中国社会道德前景令人担忧，除了现有体制法规的松散，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现代性文化资源匮乏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致命伤。中心大都市本该是胚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可中国大都市缺乏这种现代性文化张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中国农民因生存压力而大量涌入都市，从卖力到卖身，无所不有。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是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业繁荣和教育发达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市民，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中国长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使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们越缺德性﹔中层社会则普遍的麻木不仁，这是中国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视的严峻实现。可以说，中国城市已是道德荒芜之地，严重匮乏现代性道德文化资源，单一经济发展以牺牲道德和法制为前提，更谈不上整体有序性。

当中国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然而，中国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幺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严重匮乏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宗法伦理又是一种缺乏正义勇气的贫血道德，使得中国文化整体无比阴森，以致审美与价值上倾向消极冷漠，缺乏人性张力和正义热情，这大概是中国人冷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国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乡两级户籍制度毫无松动，这一户籍制度显然是集权与奴役的新变种，那些在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会持着天经地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农民有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那就是他们诉不尽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谁要我们是农民呢？”。路遥是最早对城乡户籍不公制度发起抗议之声的文化人，与《人生》同期的“伤痕文学”便是一片哭诉声，通篇充斥着“下乡者”﹑“下放者”的不幸经历，这固然没有错，但本质上漠视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的不幸命运。换言之，伤痕文学哭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人的道德危机。中国虽是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却有着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农民”一词是中国城里人贬人的口头禅，实际利益的歧视就更指不胜指了。赵本山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农民那套绝活之所以那幺受欢迎，就是因为愚昧﹑丑陋﹑穷酸的农民形象已成为人们捧腹笑料。城里人习惯以歧视农民而获得价值优越感的满足，也是一种幸灾乐祸与变态心理。当前学界“贫富”﹑“城乡”或“三农”问题炙手可热，实质上并非一种社会自觉的良知，而是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矛盾的危机反应，因为今天中国农民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顺，而是有些蠢蠢欲动，似乎愈来愈缺德性，这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和学朮界注视。由于市民社会对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国两民”问题遥遥无期，甚至有人公开起来维护这一丑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对外地人采取颁发给外国人的“绿卡”政策，只适用于那些对北京有“特殊贡献”人士，通常都是些暴发富商，普通民工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暂住证﹑挨罚挨关是他们人人不可逃脱的恶运。目前大城市户口价值三至十万不等，连一般城镇户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许多地方公安部门以抓人罚款﹑贩卖户口为生财之道。城市中小学校对无户口求学者高额收费，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问津，子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泸两地网人互相贬斥﹑拆台，一决高低，显然是狭隘而偏执的市侩习气在作祟。总体上，两地人都恶劣地排斥﹑歧视外地人，民工被无辜伤害最为严重。北京人一贯的霸道狂妄与上海人一贯的骄傲自大，皆成中国都市人格病态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观念更为膨胀病态，事实上，北京哪一样值得自满的东西不是来自全国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绕几句不阴不阳的京腔视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过去宫人专有语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奥斯文，更不是什幺贵族派头，热爱故乡或家乡的本位主义无可厚非，可谓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压人的宝器，可见中国城市阶层是多幺缺乏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素质，跟纽约﹑伦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相比，这种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走向彻底“缺德化”。

中国都市人习惯把善良与诚实当作“傻冒”行为，视脏活苦力为贱民职业，意味着对劳动与劳动者的藐视，显然是因为城市人在长期的皇粮制度中养尊处优所致，再加上城市又是集权势力的中心地带，权力本身充满了冷酷和血腥，戕伤良知和正义，可是它现在成了改造十亿农民的灵魂加工厂。

那些搞旅游观光的山区，常常率先城市化，人们普遍见钱眼开，坑蒙拐骗和敲诈勒索渐成常态，跟城市人接触多了，即使在深山沟里也会道德败坏起来，而且经济意识提高就意味着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国可以说是普遍现象。笔者曾到瑶族山寨，见当地妇女的服饰很有特色，便请求给她们拍几张照片，她们却一致拒绝，说除非给钱，不然她们是不让国内游客拍照的，她们却很乐意让外国人拍照，我一打听，说是从前国内观光客和摄影者给她们拍照，总是许诺寄给她们，结果却是杳无音讯，反而外国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给个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丽江，也遇到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说法。农民传统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进城，便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头也只是求财避祸，难以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准则。长期的封建专制，只有统治者才可以唯我独尊﹑自我神化，绝不容许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权之上，一旦政权腐败，社会风气随之糜烂。道德本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普遍社会自觉，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严法，两者都是任何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法律则是一种不得已的外科手朮。道德高度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经验判断，这是它相当脆弱性的一面。

花花公子：没有裸照即文学

2007-01-20T11:30:00.002+08:00

康慨/文

　　1979年，《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人休·海夫纳（Hugh M.Hefner）在洛杉矶的花花女郎聚会上，发表了如下演讲：

　　“要是没有你们，”他说，“我就有一本文学杂志了。”

　　这话未必是玩笑。翻开2006年12月出版的最新一期《花花公子》，如果我们闭上眼睛，不看那些裸女照片，那么，你也许会得到一本《纽约客》。

　　翻到76页，是大作家戈尔·维达尔写克林顿的副总统艾尔·戈尔政治家族史的文章，然后经过一大堆香艳的画页，你会突然看到巨大的整页头像，那是隐居之王JD·塞林格年轻时的照片；你还会在第99页读到斯蒂芬·金的短篇小说《薇拉》（Willa）；从137页开始，则是布克奖得主AS·拜亚特和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简·斯迈利（Jane Smiley）等多人的文章拼盘，所论乃小说中的性描写。

　　海夫纳一直是个文学青年，一个办了本色情杂志的富裕文学青年。从《花花公子》创刊之初，他便以超乎想像的高稿酬约请一线名家为他撰稿，以色情养文学，以文学提升色情。此等惊世骇俗之举，据说秘密地迎合了男性的成功欲，是为海夫纳所称之“花花公子哲学”（Playboy Philosophy）。现在，由海夫纳亲自编选的一本《花花公子》文学作品选已经出版，书名叫作《新版床头〈花花公子〉：半世纪的休闲娱乐》（The New Bed side Play boy: A Half Century of Amusement,Diversion & Entertainment），收入大名家文章，撰稿者中，尽皆伍迪·艾伦、乔伊丝·卡罗尔·奥茨、索尔·贝娄这样的文艺名流，以及谢尔·希尔弗斯坦等大师级漫画家。

　　书中没有裸女照片，但有4页笑话和21幅不文漫画。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花花公子》53年来的作者集体，足以组成当代文学史的梦之队，除前述众人之外，还有纳博科夫、博尔赫斯、诺曼·梅勒和约翰·厄普代克等数十人。海夫纳或许不单单是文学追星族，事实上，该杂志也曾为杰克·凯如阿克等边缘作家开辟出试验田，于文学事业也算劳苦有功。

潜规则：摆平违规者

2007-01-20T11:30:00.001+08:00

一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注1）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二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

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
　　
三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

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人情，绝对不会领他林县令的人情，但是上级摊派下来，林县令并没有说二话。他买的是省市领导的面子。既然林县令已经尽到了在陋规中的责任，并没有露出公事公办的脸色，省市领导也就有义务替他担待遮掩，不能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的小错误卖给御史呢？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又是张藩台的不对。

总之，尽管从表面看来林县令违规了，好像他不懂规矩，揭发了钦差大臣与山西几位领导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质上，并不是林县令违规，相反，他的所作所为正是维护潜规则的尊严，他要惩罚违规者。出卖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间接的连带，一张惩罚违规者的王牌。

遭到林县令的重击，张藩台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在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的同时，张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与林县令谈判，答应赔他一笔巨款，补偿被"斥革"的损失，也请他认个错，撤回上诉。张藩台肯出的巨款数目是一万两银子，虞知府激变责任最重，一个人掏三千两，其余七千两由张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担。

以当时中央规定的粮价折算，一万两银子将近二百万人民币，数字不算小了。我不清楚道光年间捐一个县令的官价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此事发生的二三十年后，买一个县令只要三千两银子（注2）。由此看来，林县令赚了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几经周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林县令宣称介休财政亏空巨万，张藩台和姜首道答应由后任承担这笔亏损。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规矩，林县令的亏空要由他自己赔补，赔不起就要抄家。现在林县令不用赔了，等于又得了一万两银子。对张藩台一方来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烦是需要找一个肯顶着这笔巨额亏损接任介休县令的冤大头。姜首道找到了这样的大头，名字叫多瑞，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于是，林县令认错撤诉，姜首道则出面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说事已查明，不用入奏皇上了。杨巡抚看了汇报，对张集馨说：姜首道等人既然已经查办明白了，我也不愿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张藩台恐怕不能不受连累。不过这摊派钦差费一项，事关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杨巡抚委派张集馨和叶名琛专查这笔款子。

我以为杨巡抚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林县令凭着几封信，把山西的省领导们折腾得焦头烂额，用两万两银子才算把事摆平，这分明树立了一个危险榜样，想学习林县令的人还有多少？这种地雷一般的、一旦处分下级官员就会爆炸的信件还有多少？花多少银子才能摆平？留着如此重大的隐患，省领导还怎么当？

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

试想，林县令与领导翻脸时是什么处境？他已经被中央下令"斥革"，整个成了无产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了。现在的各级领导又是什么处境？他们最要紧的是保官和升官，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险，像绑票的土匪一样敲诈领导？果然，张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机摆平了。
　　　
四

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

全面描绘潜规则大楼内外及其悠久历史，远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们不妨随张集馨在西北角的楼梯上转几层，看看其他楼层和房间的模样。因为楼层和房间太多，我只能以静态描绘为主，迅速浏览一遍部分房间的门窗尺寸，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只好简略或者由前边的事件代表了。但读者不难想象，每一间房子里，都可能演出过精彩纷呈的戏剧。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四十五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现在的陕西省军区后勤部主任，勉强也可以叫省粮食局局长，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注3）

我得先声明一句：张集馨不是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当不错。这一点就连皇上也很赞赏。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张集馨拜见皇上，皇上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前几年申启贤（山西一把手）年终密考，还称赞了你的操守。此去陕西，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拜领皇帝的教导之后，张集馨开始按照潜规则处理分肥问题。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前边提到的"钦差费"就是这类交换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没有路费了。

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我们知道这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万，可以买上百处房产或五六百条人命。陕西粮道能有这么肥么？此外，用得着如此出血分肥么？究竟粮道有多肥，我们一会就会看到。至于分肥，从情理推测，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张集馨也用了"不得不"这个词，想必是无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规矩。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类似政治局委员）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帮助他办折子的，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类似监察部长），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我们已经转完潜规则大楼的京官层，现在随着张集馨下一层楼梯继续转。
　　
五

陕西粮道的日常工作是收发军粮。发放军粮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关系，其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粮食质量。这方面的冲突，张集馨刚刚到任就领教了。

张集馨的前任叫方用仪，为人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场上买了四千石麦壳搀入东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价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按说，规模大了便难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后任不肯替前任背这么大的黑锅，听到风声后通常会拒绝签字接手。但是与张集馨办理交接手续的不是方用仪本人，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代理督粮道是公认的发财机会，如果刘源灏和方用仪办交接手续的时候拒绝签字，显然会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他签了字，方用仪作弊得逞了。我估计方用仪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正因为他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当时有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张集馨到任后访知此事，便拒绝从刘源灏那里接手签字。刘源灏苦苦劝说，说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细品刘源灏说服张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个暗示：如果漏洞确实就这么几千两银子，为了等待方用仪回来重办交接，公文往来加上路途花费的时间恐怕需要好几个月，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还要超过这几千两银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损失，算上在官场中不肯通融的名誉损失呢？换句话说，等待公事公办的代价太大，不值得，还是认账合算。张集馨果然被说服了，认了账。由此反推回去，方用仪离任前决定掺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也不是二百卡车，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规，满营八旗的官兵每个月分八天领粮。到了领粮的日子，张集馨叮嘱部下说：我这是初次放粮，绝对不许像方用仪任上那样掺假，让众官兵轻视我，以后的公事反而不好办。他指定用好粮仓放粮。

领粮的官兵们来了，他们早就知道方用仪掺麦壳的事，警惕性很高，断定仓吏带他们去的仓是麦壳仓。仓吏极力辩解，官兵更加怀疑，"围仓大哗"，坚决不肯在张集馨指定的粮仓领粮。于是粮道方面请官兵自己指定仓库，没想到官兵们指定的仓库，恰好是掺了麦壳的仓库，开仓一看，官兵们脸色变了，开始互相抱怨。张集馨下令打开刚才指定的仓库让他们看，里面装的果然是圆净好麦。最后张集馨下令把这四千石麦壳筛了出去，铺在粮仓的路上，解除了众兵的怀疑。

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规定，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这里说的将军是各省驻军的最高领导，省军级干部，粮道的伺候对象。他对粮食质量的态度，对领取粮食的官兵影响极大，将军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骄兵就能闹翻天。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

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

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到仓库领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他们并不老实，从来就不是省油灯，也需要粮道方面小心应酬。张集馨说，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八旗，一连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仓库方面的人员必须忍气吞声，闹大了还要请将军和副都统推荐来的家人从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劝说，才能不闹出事来。

粮道在军队方面的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请将军、副都统的筵席必须有戏班子唱戏，叫做"戏筵"。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满营和绿营（汉族军队）的中级军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请一次。这些联络感情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在张集馨之前，一个叫豫泰的官员曾当了半年督粮道代理，代理期间专收坏粮，希图民间踊跃交粮，以便得到过手的好处。这位官员收下的坏粮最后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属的肚子里，却又没见到张集馨关于军队方面为此闹事的记载，想必粮道把军官们糊弄得不错。

与军界有关的陋规大体如此。下边我们再换一层楼，看看粮道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我们知道，林则徐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陋规？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陕西粮道深感困难。所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我并没有贬低林则徐的意思，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我想强调的是，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粮道给林则徐送的陋规比给任何领导的都要多。这是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向皇上密报下属官员的操守才干和各方面的表现，这叫年终密考，对官员的前程影响巨大。粮道给巡抚的陋规按季节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此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这是上百万人民币的巨款。

陕甘总督的官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点，但是隔了层，不算直接领导，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规的数量反倒略低于巡抚。总督的陋规按三节送，每节一千两，此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所有这些东西，都由督粮道派家人送到总督驻节的兰州。

陕西粮道有"财神庙"之称，省领导们自然不容庙里的和尚独吞好处，他们把粮道当成小金库来用，来往客人一概由粮道出钱招待，这也是长期形成的规矩。下边我们来仔细看看清朝官场如何请客吃饭。张集馨在这方面的记载极为详尽，语言也比较明白，我将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引者注：即陕西巡抚）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引者注：即各位领导回到本衙门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引者注：即张集馨请的师爷）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引者注：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引者注：即送客登轿），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纯粹是给本省的军政领导作脸），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对象）。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两银子，折人民币四万上下），程仪在外。

"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引者注：即巡抚）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领导，藩司负责全省的钱粮，臬司负责全省的刑狱）、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盐道（引者注：负责全省盐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是历代王朝的利税大户）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别看张集馨那么忙，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人家还不领情。因为这是规矩，是应该的，你做得也许还很不到位呢。即使领情，外客主要也领省领导的情，省领导满意就算张集馨没有白忙。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不遵守这些陋规又会怎么样呢？张集馨只简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请客时不上白鳝和鹿尾之类的贵重难得之物，别人就会说你"悭吝"。显然，一个被大家看做吝啬、别扭、不懂规矩、吃独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么乐观：说你坏话，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圣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某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张集馨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找到生动的补充。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引者注：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七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注4）。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注5）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来。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罗，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注6）。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八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莫非"洪桐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行话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一般都是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常规，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的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张王牌：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新官，一心要当个清官，不熟悉这些官场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这样一来，不仅贪官王伸汉和包祥骂他是书呆子，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也骂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着这么好的买卖不做，这长随还有什么干头？包祥看出了对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就许以重利，让他们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册偷出来烧毁。李毓昌复命的时间要到了，一旦烧了，没有时间从头查。以后再查，就有时间做手脚了。李祥等同意。没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长随难以得手。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想来合算，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按说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了。万事大吉之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偏偏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家人顿生疑心。但是这案子连总督都核准了，没有特别过硬的证据很难翻案，只好先运棺柩回乡。

灵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后来，李毓昌被树为官员的榜样，皇上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皇上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到了严厉处分。（注7）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注1：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

　　张集馨（1800年-1878年），江苏仪征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入翰林，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他的自编年谱。

　　注2：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七，第30页，转引自鲁子建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21页。

　　注3：全部描述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五年。

　　注4：据《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三十年记载，甘肃一带粮食"部价每石一两"，清代每石稻谷的重量为71.6公斤。本文通过粮价进行的银子与人民币比价的折算，大体以此"部价"为根据。在平常年头，西北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这么高，稻谷的比重也不如圆净小麦。所以本文对银子的购买力的估计偏低，读者不妨把我提到的人民币的数字看做很保守的估计。

　　注5：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05、647页，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68、571页。

　　注6：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藏《巴档抄件》，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0页。

　　注7：引自完颜邵元：《封建衙门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第210页。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2007-01-20T11:25:00.000+08:00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国涌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校长，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上当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选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薛涌：呼唤中国的教育平权法

2007-01-19T09:08:00.000+08:00

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出我国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4％)。然而，最严重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教育拨款不足，而是教育系统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变本加厉地创造社会不公平。下面这段报道，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研究人员在对北京某高校2003级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统计中发现，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低35分，比工人阶层子女低26.2分。”

　　显然，当一个大学这样录取学生时，问题就根本不是什么经费不足。相反，这样的大学，根本不应该得到任何教育拨款。众所周知，教育是减缓社会贫富分化趋势最有效的手段。纳税人必须有权利监督:自己的钱被国家投在教育上，到底是在消除不平等，还是创造不平等。中国必须制订教育平权法案，严格规定每个大学逐年上报各阶层学生的录取分数以及学生的阶层分布。国家要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核查这些数据。媒体也应该不断展开独立调查，进行监督。发现上述歧视穷学生的情况后，国家就必须削减甚至断绝对该大学的拨款。家庭收入低于某一法定的贫困线的学生，学费全免。大学如果招收这种学生达不到一定的比例，也将丧失国家拨款。同时，国家要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使各学校在扶贫上竞争。那些越向贫困生倾斜，贫困生比例越高，学生平均家庭收入越低的学校，将获得越多的拨款。

　　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极端措施。在美国，这种措施早就以不同的形式施行了。即使如此，还挡不住富家子弟的教育优势。乃至有人担心二三十年后美国的贫富分化更严重。而我们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教育上欺负穷人，等于为社会制造着一个火药桶。

　　看看美国的大学录取，各校都有许多规定照顾弱势阶层。以下是在分数之外最普遍的几条加分因素:

　　第一，克服社会和经济障碍的能力。比如，如果你的父亲进了监狱，母亲靠拾垃圾领救济度日，分数稍微低一些，但因为证明了具备“克服社会和经济的障碍的能力”，在进大学时可以轻易击败比你分数高一些的百万富翁子弟。许多学校还专门列出一条:你是不是单身母亲拉扯大的？如果是的话，你又会加分。同进一个名校，一个富家子弟的入学能力测验(SAT)考了1400分(满分1600)，很容易被一个仅考了1100分的穷孩子给挤掉。这样向穷学生倾斜，学校不仅丧失了那个功课好的富家子弟学费，还得给穷孩子支付全额奖学金。但这种事情，在美国各大学(特别是名校)司空见惯。大家都抢这些穷孩子。问题是，有这种能跟得上班的分数的穷孩子太少，不是有了没人要。所以不少人说，穷人到了一定分数，上学反而省心。

　　第二，你是否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你父母是博士或高科技人员，对不起，你在SAT上比一个家里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对手高出两三百分，要竞争进名校，你多半还是会败的。

　　第三，你是否住在穷困地区。以底特律为例，这是美国最穷、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82％的人口是黑人，只有6％的人口有四年制大学文凭。当地的学校，对这一地区出身的学生给予加分照顾。另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该校特别派人到本州最穷困的农村招学生，并拿出奖学金等等优惠，说服那些不敢相信自己能上这样的名校的穷人来读书。当然还有一些州规定，只要你在班里排名到前百分之几，就可以自动被本州大学录取。这样，最穷地区的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就有了保障。

　　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我还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这些措施不仅在公立院校实施，私立院校也毫不落后。像常青藤这样的顶尖私立学校，因为资源充沛，在扶助穷学生上手面更大。第二，即使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极端的措施实施后，富家子弟在大学里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因为他们从小就从家里获得了优厚的教育资源，比穷学生的分数不止高两三百分。这说明，这些措施不仅不“极端”，而且还远远不够。

　　不过，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可以发现富学生比例比穷学生比例高得多，却很难发现富学生的平均录取分数比穷学生高的。你发现了，那就是丑闻。当然，当种族的因素加进来后，一个黑人的富学生可能比一个穷困的华裔学生录取分数高。但这本来也是出于照顾弱势种族的考虑，目前类似的政策正在调整。增加教育拨款等政策，涉及到复杂的财政问题，还有扯皮的借口。但是，实行教育平权法，并不需要特别的财政拨款，需要的是良好的制度设计。中国贫困分化加大的趋势已经持续了1/4世纪以上。如果这样举手之劳的事情不做，实乃政府的失职。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

2007-01-19T09:07:00.000+08:00

美国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的调查，在对22个国家总共2万多人中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只有9%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人。换句话说，十个中国人中有九个认为自己不快乐。而英国为36%;印度为37%；美国为46%等。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鞠躬尽瘁创造幸福后，却没有享受到这些幸福带来的快乐。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人生活特点概括一下的话，我想最好描述就是“活得太累”，不快乐！身无分文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在被人家使唤的时候不快乐，到了使唤人家的时候仍然不快乐；在做学生的时候不快乐，打工挣钱的时候还是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还是不快乐。连接收听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呢？大家可能会说是因为我们不如美国人那样有钱。但是比中国人更没有钱的印度人，为什么其中自认为快乐的人要四倍于同样的中国人呢？！那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收入比美国平均水平都高，为何还不如那些在美国等待救济的墨西哥人、黑人快乐呢？

有一个到法国旅游的国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在法国的经历和感想。一天，他乘地铁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原来一个年轻人拉起一块幕布，用两个木偶在演出。有的人饶有兴趣的看着，有的人继续打着瞌睡，5分钟后，演出结束，年轻人收起了幕布和道具，满脸微笑的走过来，有的人掏出了硬币，有的人笑着点点头，那个年轻人还是笑着看着大家，然后走到下一节车厢继续表演了，在他脸上，看不出任何失望，虽然没有多少人给他钱。

地铁通道里，一个弹吉他的中年男人正在边弹边唱，他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拉小提琴。很多人匆匆而过，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看见有人在看他们的演出，他们微笑着，开始更用力的演奏起来，脚下的帽子里只有几个小面值的硬币，他们没有在意，只是微笑着继续演奏。

作者等地铁的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个高大的黑人妇女，她正在高亢的发表演讲，说什么，作者听不懂，而周围有人很有兴趣的听着，有人悠闲的看着报纸。看见有人关注她的演讲，黑人妇女嘴角一乐，微笑着把声音又提高了一度，继续她的慷慨陈词，身边的一个朋友告诉作者，她说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法国政府对待他们不公正，说政府对她们不好，像抹布一样用完就扔掉了，这是违反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周围的人因为她的语言而鼓起掌，黑人妇女微笑着走进车厢，继续在地铁里开始她的演讲。

微笑和轻松是许多海外国家给我们最大的印象，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肤色，语言，不同的职业，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些人的脸上都有微笑和轻松的痕迹，尤其是当大家双目交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多会微笑着来表示礼貌，微笑是来自心底。

在中国，却很少看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微笑。因为中国人不幸福，中国人“活得太累”。中国人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微笑！失去了轻松！有关“你来世是否还做中国人”的调查是一个佐证。

即使在海外的中国人，也逃脱不了这种不幸福的命运。假设走到街上，看到一个蒙起脸孔的人过来，你从他的眼睛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许多中国人眼中那种无端的警戒，猜疑，不信任，甚至敌意，是特有的。

到底为什么？

1. 价值观和道德观

有个成语叫作“安居乐业”，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当你仔仔细细去咀嚼，去思考时，你会发现，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有多深，有多广。在许多国家，即使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还是那么的轻松，微笑着生活，没有中国人目前的焦虑和浮躁。从宾馆的服务生，餐厅的服务员，卖票的售票员，街头卖艺的人，出租车司机，清理街道的清洁工，我看到的是很多人的微笑和轻松，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好，他们给你的感觉是因为他们在工作，在生活，他们乐业，所以他们很幸福。而中国，笑贫不笑娼社会风气下，许多人发现，他们没办法乐业，没办法幸福的活着。

许多人移民留学到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建立信用”。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很好奇地问一个和他们做生意的美国犹太人：“为什么美国人的钱都在你们犹太人的袋子里？”他回答说：“你在和我做生意时没有注意到吗，我们犹太人口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合同，都是对上帝的承诺。”

在如今的中国，没有骗人或没有被骗的人，那可真比稀有动物还稀有。官场上的这一套东西就不用多说了。前段时间，国内报道上说八名中国农民被黑中介骗到伊拉克打工，被抓作人质后，家人着急、悲痛得的场面真是让人难过。

人命都可以骗，其它的就更不用说了。买东西你一不留神随时就可能被骗了。2004年10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这些产品按每人买500元计算(约为民工的一个月工资)，也有2亿多人被骗。

你要是在中国投资股票之类，就保证骗你没商量。经常公布了某家上市公司造假被查的事，为此，不知又有多少股民被坑。这是公布的，没公布的呢？时下的中国股市，有几家公司的帐是真的，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总的说来，几千多万股民有多少没有被骗的呢！

更不幸的数百万民工辛辛苦苦干一年，到过年了工资拿不到。一些脆弱甚至选择了自杀。其它如你看到考试、学位是假的，阅读到的论文是抄来的之类的就更普遍了，但就没有造成很大的直伤害，就不多提了。粗略统计，每年中国至少有20亿人次被各种欺骗，暂时或永久的去了快乐。

中国坑蒙拐骗如此泛滥主要是失去了道德标准。从个人看，如果那个人被骗，比如那些女学生被骗卖给农民做老婆或被骗去卖淫，我们很多中国人不去谴责那些骗子，反而笑话被骗的人太傻。从单位看，中国人的信条是“合同随便签，就是不付钱”，“千年不赖账，万年不还钱”，“不管那条道，搞到钱就是正道”。从政府看，打假往往是“假打”，一些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增加税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为由，极力阻碍跨省区的打假行动，不允许执法部门进行检查。

中国人这样的行为，不但牺牲了长远的利益，而且给华人在国际交往中带来很多不愉快。很多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之所以看不起我们，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其实，许多来自于部分美国人的厌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我们被污染了的道德观念和不诚实的习惯。

2. 健康

这是最大的快乐的道理。而我们为了钱可以牺牲一切。由于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健康，带走了他们的快乐。

我国目前污染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近年全国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约2000万吨,废水约400亿吨，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二氧化硫排放居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居全球第二;城市河段80%以上受到了严重污染;80%以上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占8个;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音环境中;农村面源污染日渐突出;酸雨面积接近国土的1/3,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海洋污染严重,赤潮频频发生。

卫生部承认，目前中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导致2亿多人受到职业危害。以矿工中常见的尘肺病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累计发生尘肺病人数已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国外专家估计，目前中国有500万多名尘肺病患者。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每年仅肺癌患者新增就有100万人！

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人们的健康和扼杀生命,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近年仅污染造成的损失就占GDP的7%到10%。这说明我国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换来的。如果在GDP中扣除污染损失,不少年份是负增长。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生能快乐吗？

3. 财富

财富本来是快乐的资本，但中国人的财富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富人对自己挣来的钱进行处置时，还要受到种种“钉梢”，钱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负担或者忌讳。当钱成为富人的一种负担或者忌讳时，愉快就会灰飞烟灭。

美国人不太喜欢把钱和时间用在大吃大喝，而用在旅游和健身上；美国人还热衷于各种社会捐献，并在人们的尊敬、感激和赞美中获得快乐。

而很多中国人在追求财富时失去了健康。宁波企业家协会有近千名会员，最近接受体检，年龄大部分在50岁左右，最年轻的大约30多岁，他们95%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有不少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或其他疾病，患有高血脂的人最多，占56%。正如体检医生说的：“现在生意场应酬少不了烟酒，这些人平时压力就大，心理负担又重，多数老总的体检数据超标可以理解，但只有5%的人处于真正的健康状态”。人穷了不快乐，但中国人富裕后，还是不快乐。在广东省民营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上，面对200多位“富人”，主持人请“认为自己解决了财富问题的人”举手时，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但当主持人请“感到内心愉快的人”举手时，举手的人却只剩下了一个。

还有中国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不快乐。中国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是世界最突出的。最近看到一份统计资料，中国最富的城市(深圳)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城市人均收入的14倍！同一城市中，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如北京最贫和最富居民群之间，二○○○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三点一倍，三年后的二○○三年是四点七倍，到去年骤升至五点八倍。差距扩大是因为富人收入不断猛涨，而穷人收入停滞不前，经济愈发展、贫富愈悬殊。而中国人历来有“等级”观念，也有“不患寡，只患不均”思想，这样，被富人看不起的穷人不快乐，被穷人仇视的富人没有安全感也不快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办教育

2006-12-22T09:24:00.000+08:00

一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８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

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

民国18年到25年（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到1947年，全国高校207所，其中国高74所，省立高校54所，私立高校79所。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抗战过程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较少，反而也有所增加。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

二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杨振宁也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

现在还能在大学里找到这么可爱的教师吗？还有这样品格的教师吗？

1949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就在一次次地运动中被打断了。有脊梁的、有个性的几乎都被镇压了，剩下的都成了断了脊梁的、或者是匍匐在毒菜者脚下的乞讨者。知识分子死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为国为民的品格丧失了。

民族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

三
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蒋介石先生在抗战爆发后讲：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成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成平时看。从此，国民政府确定了一面抗战、一面办教育的救国方针。

国力维艰，政府不仅没有因此放弃和中断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也为校园学术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中小学的教材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

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抗日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相反，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使之发展成了桃李满天下。

四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这是以宪法的神圣保障了“教育立国”的合法性。（这个宪法在台湾实行至今。）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陈立夫就职时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表述“战时须作平时看”的观点。“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 ??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陈立夫的观点也就是国民政府的观点。

“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的学生愤言道:“政府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在这样的最后关头,还叫大学生呆在课堂里上些无关抗战的课,不使他们在短期受些特殊的训练,分派到各处去做实际的工作!”
对于大学内迁和继续正常教育，有的学生表示“我们不愿学老鼠搬家暂时立足,不愿意读死书。”

《大公报》支持这个观点,“中学大学之平时课程,应当停止,而分别代以某种短期训练。训练完毕,即令其实行服务,赴前线,或入乡间。”
中共也否定国民政府的作法，1938年2月14日《新华日报》针对陈立夫的讲话,在头版发表的评论《怎样实施战时教育》,批评教育部的作法是“逃避抗战现实,离开抗战中心,迁移校址到偏僻的、所谓安全地带去,以达到闭门读书的目的,是不能完成抗战教育的。”文章认为,实施抗战教育就是使教育与抗战打成一片,以最短时期内获得对抗战切实有利的知识技能,培养能教育、训练和组织民众的干部。

对于不同意见，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大学教授顾毓秀认为,青年应受多方面训练,从事多方面工作,其欲参加军事者,亦应经过相当时期军事训练。教育为补充各方面人才之机关,现在各级学校,仍须维持平时教育状况。
这也代表了一些知识界精英的观点。闻一多回忆说:“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

政府坚持教育正常化，并不否定教育服务军事。

在课程设置上,教育部指令各高校开设了许多有关抗战的课程。如理科设毒气化学、火药学，工科设兵器学、筑城学、防空学，医科设战时救护、绷带法，农科设移民屯垦、粮食管理，文科设历史战争史、民族运动，法商科设战时经济学、战时财政、战时政府等。

而且，从1939年7月起,对所有医药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全部征调从事军医工作。
1941年,因川、赣两省建筑军用机场,征调大学工科四年级学生前往工作。
从1943年度起,每年征用全国学校各级工程学科毕业生的10%为军事工程人员。
从1944年度起,每年征用法律学系毕业生的15%为军法人员。

光荣与屈辱——读林昭批注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2006-12-19T09:15:00.001+08:00

1964年12月2日上午7：50，林昭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她是“‘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这一天离她1960年10月24日被捕已有四个多年头。1965年5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林昭有期徒刑20年，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份《判决后的声明》。此前，她在起诉书上写下大量的批注，嘲弄“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对于强加在她头上的那些罪名一一进行了辩驳。对于这份起诉书和她写下的奇文，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一文献，愿与读者朋友分享。

起诉书第一段是林昭的简历，她共有7处批注，她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后写了“不知所云”四个字，在“学生成人大学文化”后批注：“就是1957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在“195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后面，她写道：“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在“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后面，她批注：“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起诉书第二段指控林昭的罪名，她有两处批注，在“‘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后面，她写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后面的评注中她还自赞“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个名称“清新可喜不落俗套”。）在 “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一句后面，她注“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身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起诉书第三段开始列举林昭的具体“罪行”，她至少有16处批注，针对“早在1957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这一句，林昭批注：“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

当起诉书指控她和“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由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陈在偷渡时被捕，以后张元勋等也相继被捕，她写道：“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

起诉书指控林昭“隐蔽地继续活动”，她自注：“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与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等组成反革命集团“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林昭有多处批注，她首先大力赞美“五一九”：“‘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对于《星火》，她说：“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像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评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

起诉书第四段主要指控林昭被捕后“不思坦白认罪”，1962年3月保外就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她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被歪曲为“恐吓信”，林昭批注“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她给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书面答辩也成为了“反革命”罪行，她在批注中指出：“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她的监狱医院墙上写下的“自由吟”五章也成了“反革命诗词”，“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注说：“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重新收监之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林昭注说“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并先后写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牢狱之花》、《提蓝桥的黎明》、《血花》等“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在起诉书列举了证明上述“事实”的人证、物证后面，林昭批注：“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1962年8月29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 林昭很看重她的《各国民权运动史》书稿，在起诉书最后“随案附送大批罪证”后面，她再次批注：“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也只有在提到这本书稿的两处，她的批注露出了一种温情，而不是金刚怒目、针锋相对。

1968年4月29日，不足36岁的林昭在上海被枪杀。近4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特别是娱乐方式方面。那都是热爱美、热爱生活的林昭所难以想象的，不过,她想不到的恐怕是近40年了那个任意夺去了她生命的xx体制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xx体制拥有暴力就拥有一切的逻辑没有变，xx体制与所有独立思想为敌的思维方法没有变，xx体制任意侵犯人权的惯性没有变。也正因为如此，林昭在1964年12月的起诉书上写下的批注，今天读来仍然不失为一篇惊心动魄的大文章，这是中国式的表述，批注、点评、随想，和前苏联、东欧那些反抗xx的仁人志士从容不迫、严谨系统的思考不同，它是东方的，我从中能看到江南读书人在明末清初反抗满清南下时的那种血脉贲张，能看到清末民初光复会志士同样热血澎湃的勇气和骨头，这大概就是支撑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精神底气，林昭生当无比黑暗的那个年代，她的反抗注定了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一点，她在这份起诉书上批注时也许就明白了，她不愿意苟且偷生，她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死去，她直接的反抗，代表的是人间没有断绝的正气，她用血写的文字，每个字都是对xx统治者永远的挑战。今天，林昭还没有过时，因为她期待的时代仍然没有降临，自由之花还没有开放，在她长眠的土地上，苦难没有成为历史，与其说林昭是过去时，不如说她是现在进行时。明天，林昭也不会过时，尽管我知道林昭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林昭之外，还有从顾准到李慎之的道路，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林昭的出现，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将只剩下屈辱，没有光荣，可以说，林昭用血书写的正是历史光荣的一面。你可以选择与林昭不同的道路，但在林昭的亡灵前面，你只能保持敬意。
傅国涌

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2006-12-19T09:02:00.000+08:00

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发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负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钳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泄：一是秘密的小册子，二是匿名的杂志文字，三是今天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找快意的谣言了。
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有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这个政府，在名义上，应该受一个政党的监督指导。但党的各级机关大都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少年党人手里，他们能贴标语，能喊口号，而不足以监督指导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党不但不能行使监督指导之权，还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最近开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代表是政府指派或圈定的。所以在事实上，这个政府是绝对的，是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的。
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
我们深信，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用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有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1929年

（《胡适文集》11集P143，北京大学出版社）

哈佛科学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2006-12-14T10:28:00.000+08:00

哈佛科学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章友德

教育评估并不只是中国大学正在进行的活动。所有要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国家都在进行各种各样教育评估。不少大学已通过了本科教学的优秀评估，自然值得高兴。但评估并不是改革结束，而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因为在评估中，我们发现了我们与自己目标定位的差距。

哈佛大学在对本校学士课程全面评估后，评估委员会本科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是将国际经验加入学习过程，期望哈佛学生在校期间持续修读一门外语，并在国外至少学习、研究或工作一学期；第二是加强科学教育，要求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本校人文教育的传统水准。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教育观念如果不能适应开放社会的要求，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哈佛大学对本科教学的评估后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是对开放社会的适应。理解其他国家文化，认识别人生活的世界，而且要学会从别人的眼里看美国。它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开放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仍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教学的内容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提出的拆除学校与社会的围墙的教育理念，还有待大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实践、去深化。

现代教育不仅要重视科学教育，而且要重视人文教育。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学中，重知识教育，轻技能教育；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哈佛要加强的是科学教育，特别要求全面强化数学和科学教育。因为在哈佛教育中是非常重视人文教育的，但在重视人文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轻视科学教育的倾向。

中国与美国各有自己的国情，教育、教学环境不同。哈佛历来重人文，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教育完全可以理解。一方面，我们国民的科学教育素质还有待大的提高。同时，我们更要加强人文教育。哈佛在教育评估后的反思，至少也让我们在大学中工作的行动者问一问自己：我国大学现在对学生应进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教育？

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说：“由于科学在各个领域所持有的发展前景，科学和科学思维方式所影响的人类活动范围，将远比以前宽广。”这种科学并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为人们充分认识。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社会科学教育远没有达到她应该达到的地位，特别是对普通人群的关怀的人文教育严重缺失。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能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社会发展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我们需要对学生进行更好的社会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应包括国家历史、文化等的教育。尤其在一个全球化社会中，我们更要学习如何在开放的社会中发展自己，就必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对自己国家历史发展的经验和需要总结的教训都要有深刻的认识。

虽然我国的高考制度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应试教育仍在对我国的各级教育产生严重的影响，许多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缺少社会和人文知识和内涵。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很好处理老师与同学、同学与同学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在大学中我们看到许多因为人际关系不能处理好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人文教育，应该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只要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用现代教育理念教育自己，才会有现代教育理念指导的教育实践。与社会发展对大学这一要求相比，我国的大学教育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哈佛对学生所提出的科学教育的要求，也正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方向。

梁思成百年祭

2006-12-13T13:53:00.001+08:00

梁思成百年祭
谢泳

梁思成（一九Ｏ一—一九七二）如果活著，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九五七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一九五七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梁思成本来不是那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五五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著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著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著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五二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著，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

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一九三四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著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象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感恩意识的中美比较

2006-12-13T13:52:00.001+08:00

白焰：感恩意识的中美比较

美国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也是行善募捐的时候。中国的元旦和春节同样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但缺乏行善募捐。何以如此，难道中国人没有感恩意识？感恩（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词汇。它小而言之指感激之情，大而言之指报恩之举。合而为一，感恩是把对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中国人当然有感恩意识，只是感恩意识因中美社会和文化的不同而呈不同。

　　　　　　　　　　　　　　　　　一

《基督教箴言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说美国２００６年截止感恩节前的捐赠比２００５年的增加６％，总数为两千六百亿美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说，美国各收入阶层的２００６年捐赠总计将达约三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２％的总产值。该刊还说，不论是按人口比例还是按产值比例，美国的私人慈善公益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慷慨。看到这些数字，人们不禁感叹并好奇美国人为何如此给予。简单地说，美国人之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感恩意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中的克俭、诚信以及对创造财富的信仰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新教徒在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日常生活中对上帝心存感激，愿以地上的劳绩回报天上的恩宠。基督教强调于人为先的人必须于人为后，于人为后的人必须于人为先。耶稣对彼得说，想成为第一的人应是众人的最后，并服务于众人。的确，资本主义有其冷酷的一面，即不近人情；但也有其温良的一面，即合乎人情。资本主义有一个不成文的合同，即富有的人需将财富不同程度地分享给穷人。圣诞节的传统剧目之一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每年它被用来提醒人们施予比接受更快乐，乐助好施可以拯救灵魂。在美国人的宗教情怀里，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逢年过节正是他们感恩和施予的好时候。

以上并不是说感恩是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同样有感恩意识，只是来源和表现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感恩意识来自血缘亲情、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具体来说，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政权的忠，其二是对父母的孝。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在中国，只要君主仁慈，臣民便会尽忠。尽忠是为了报恩，但尽忠的多寡又是灵活的量入为出。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均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牛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均如寇仇。”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之厚薄。毋宁说，中国的人际关系依据恩德情谊而定，因而是相对的，变动的。对于恩高谊重的，滴水之恩甘当涌泉相报；对于恩浅谊轻的，唯恐回报过多因而吃亏；对于无恩无谊的，生怕欠了人情债。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子女对父母的孝是绝对的，固定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使得反抗封建的鲁迅也违心接受母亲的封建包办婚姻。儒家将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系之于家庭，浇灌于亲情。作为负面结果，其弊之一是中国人亘古的等差爱。这种爱由里向外（家人到外人）、由近及远（熟人到陌生人）地逐渐减弱，直到消失。于是乎，越外和越陌生的人就越和爱和恩没关系，甚至是当别人的生命换取了自己的重生之后。据中国媒体报道，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一名叫肖楚红的船工在湖南衡山县九观桥水库的旋涡中救下了６名游客，自己却被吞没于巨大的旋涡，丧失了生命。受到恩惠的人却转瞬无声无息地消失于茫茫人海。肖楚红遇难后的几天，获救者无人来吊唁。

　　　　　　　　　　　　　　　　　　二

如上所说，感恩是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美国人的报恩不囿于受恩者对施恩者的个别报答，而多是回馈他人和事业。美国人有强烈的独立精神，也有强烈的互助精神。他们的互助精神多体现在报答性质的给予（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１９世纪中期，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谈到他对美国人回报给予的印象，说他们给予的渴望不亚于索要的欲望。当清教徒们来到这片新大陆时，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建立教堂、学校、医院。当农民无法独自搭立谷仓时，邻居朋友或教堂会爽快地过来帮忙。为了表达感激，农民为帮助他的人举办宴席。大家呼朋唤友而来，心满意足而去。久而久之，报答和给予变成美国文化，感恩意识变成参与意识，参与意识变成公民意识。

中国人讲究一对一的个人酬谢，即受恩者直接回报施恩者。中国人忙于行孝尽忠，因而不过问与己无关的人或事，哪怕他们急需帮助。中国的伦理注重了两头，忽略了中间。君不见，在中国家庭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一个冷漠的社会。再回到美国，美国宗教组织及慈善机构为穷人、孤儿及流浪者们提供免费晚餐，让那些不幸的人们至少在节日里能得到一份人间的温暖。中国人可以适当捐赠，但不愿意和穷人接触或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提供晚餐和接纳住宿的地方。即便有，肯定不多。傲慢与偏见使中国人的慈善多呈居高临下式的恩赐，而不是对穷人真心实意的体贴。每每看到中国人对穷人、底层人和失意人的鄙视态度，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缺乏人间温暖。另外，中国人惯有多疑心理，习惯追究动机，认为私欲不可能带来公益，或者夹杂私念的公益是别有用心，用心不良。

美国是一个富国，有８００万百万富翁。美国富人多这一事实多少使人觉得义捐是一件易事。其实，按比例讲，年收入在两万美元的美国人所捐献的数量不是很低。当然，税和捐款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政府用税务优惠吸引人们捐款，用以造福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捐款是为了获得减税免税，因此捐款的人不是纯粹出于公利。美国的慈善事业偏向于免税多的项目如大学、博物馆、科研基金。结果，美国医疗服务和儿童教育等项目受惠不多，低收入阶层受益不大。无论如何，美国人很相信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无形的手”（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人们为满足私欲去获取价值，但是出于私心的个人行为归根结底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最近的社会调查给人以惊喜的发现。印地安那大学最近对９４５个富翁做了一个感恩意识的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没有任何税务优惠，绝大多数问卷者仍然愿意同样付出。美国银行的问卷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百万富翁和年收入二十万美元的个人仍然愿意如常给予，不管所得税和遗产税如何变化。如此看来，税和捐款的因果关系不像以前想象得那样紧密。

诚然，中国人的经济收入普遍不是很高，因而无法和美国人相比。那么中国企业家呢？他们能不能多给予些呢？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Ｒｕｐｅｒｔ　Ｈｏｏｇｅｗｅｒｆ）在中国编辑发表中国慈善排名表。在他的《２００６中国慈善企业榜》里，５１家企业和基金共捐赠４１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８０００万元。海外华人机构对中国大陆的捐款接近总额的一半。其中，李嘉诚基金是最慷慨的慈善基金。不少中国人喜欢津津乐道大陆大款如何惊人地一掷千金，似乎他们的富裕和奢侈可以给自己带来面子。什么时候更多的大款能够更多地解囊（至少大幅度超过海外华人机构），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眉飞色舞地谈论他们的慷慨，而不是挥霍。

　　　　　　　　　　　　　　　　　　三

捐赠不仅指钱和礼物，而且指时间和劳动。除了个人家庭机构的捐钱，美国人投入很多时间于义务奉献。美国的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利益团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向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社区即居民所在区。它不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不以工作单位为支配。同样，美国有许多非赢利性质的利益团体。它们以共同利益为结盟、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利益团体，如美国退休者协会、国家步枪协会、教师联盟等。社区和利益集团添补了社会的空白，使人们得以跨血缘跨种族跨宗族的方式互相帮助、共谋利益。同时，义捐可以刺激经济。据说每捐的１美元可以为国民总收入创造１９美元，每小时义务劳动可以创造１８美元。美国每年有相当于一千五百亿美元的义务劳动小时。

如前面提到，美国人的感恩意识在本质上是对上帝的赞美和敬畏。赞美不仅是对神明的感恩，而且是对大自然的感恩。敬畏使人谦卑，哪怕是高高在上的人。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自愿放弃一年的工资（１７８９年为二万五千美元）以谢人民。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总统将当时十万美元的年薪捐给了慈善。布什总统２００５年也捐给了慈善七万五。美国的州长们和州议员们有自愿减工资，甚至不要工资的。中国人不奢望领导们自愿减工资，只希望他们少贪一些。中国有成千上万个不计个人得失的好人。但在整体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义务奉献精神的民族。之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太狭窄，而且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太缺乏。在中国，因其对资源的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恩泽子民以维护主从关系和尊卑地位。政治等级制度的稳定与延续是感恩意识从伦理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结果。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变态般地任性妄为，得到恩赐的人愿意卑躬屈膝、奴性百般。感激不再是内心情感的流露，而是国民性格的变形与扭曲。

政权的体制和报恩的行动有直接关系。如所看到，民众的感恩意识在一个政权独揽一切的国家里极其微弱。民众认为赋税是他们给予政权的最高回报，因此没有必要再参预赋税以外的其它活动。中国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府，中国人民无所适从又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依赖。无处不在的政府使人民丧失了责任心和主观能动性。中国人已经被管束得呆若木鸡，其素质和能力的下降已经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仅举创造性为例，中国人在过去的５００年里没有世界级的发明创造。换句话，政府必须留给（准确地说是还给）人民一个空间，一个足够让人民至少能够安排自己生活的空间。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具备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具备能动性和创造性。

东西方两大文明有相互学习和借签的地方，于是也许有些读者会对上面的阐述不以为然。前面提到圣经里的“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有人会相应找出中国的“先人后己”的各种名言警句，比如《战国策》里的“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中国人对中西的优劣比较常有所不服，不服时又常从中国古典里找出只言片语，声称凡外国人有的（好的东西），我们早有；凡我们有的（坏的东西），外国人先有、更有。对于前者来说，这里有一个误区，姑且称为名言即历史，即把纸面上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把理想的东西当作实际的东西。实际上，古人说过的不等于发生过，接受过，或者实行过。退一百步，即便如此，这也不等于中国人有理由不向外国人学习。对于后者，这只能说明我们用吊诡拒绝真理，别无其它。西方宗教文化里确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虚怀若谷，至少是我们有没有好奇心。知识的根源是好奇而不是怀疑（赫舍尔）。

美国犹太神学家赫舍尔（Ａｂｒａｈａｍ　Ｊ　Ｈｅｓｃｈｅｌ，１９０７－１９７２）认为感恩意味着感受召唤并承担任务。它是生活的获得，而不是生活的索取。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索的生命不值得一活。”赫舍尔却说：“没有奉献过的生命不值得一活。”面对伦理堕落的今天，中国除宗教外没有其它出路，因为中国已到了只有唤起神感才能保持良知的地步。感恩意识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和报答，感恩意识是做人的本质特征。最后，让我们记住赫舍尔的这句话：“人存于世是一件幸事，人活于世是一件圣事（Ｊｕｓｔ　ｔｏ　ｂｅ　ｉｓ　ａ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ｊｕｓｔ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ｓ　ｈｏｌｙ）。”让我们一同为活着而感恩吧。（写于２００６年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

“博士之父”王云五

2006-12-13T13:50:00.002+08:00

他是一位传奇式的文化英雄，小时侯却因家庭经济拮据，断断续续读了不到五年的书。这位奇人，他的学历栏上添的是“识字”二字。就是这位识字的老人，却主持中国文化的重镇——商务图书馆长达四十年，期间并主持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重镇——东方图书馆。在此期间，他主持出版了适应时代的大量教科书、工具书，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整理出版了有价值的古籍，并推出了《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丛书集成》等大型文库。他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经他之手指导的博士、硕士不下百人，有“博士之父”之称。一代文化巨人胡适、朱经农都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不仅如此，这位“识字”的老人，还给渴望识字的同胞主编了《王云五大字典》；鉴于自学的艰辛，他还研究、倡导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为自学的人打开了通往成功之路的一扇门；有感于中文查字典的费时，他耗费了两三年的时光，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他流给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东西很多，包括一百多本著作，仅政治思想史和教育思想的论著就超过二百万字……，这些文字至今还显耀思想、智慧的光芒。他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就是一本可以大书特书的书。他，就是20世纪上半叶每个中国读书人都家喻户晓文化大师——王云五。

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读书人，在没有师长指导的情况下，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以便自己学有进步，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许多人苦于自学不得法，学习了多年成效不大，于是灰心丧气，再也不想学、不愿学了。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从学问上、方法上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导，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有久旱逢甘雨的感觉，信心倍增，一定会对指导之人心存感激。目前图书市场上，谈自学的书也不能算少。但这类书籍一部分是大而化之，缺乏具体的方法步骤，指导意义不大；还有一类撰书之人，其本身分量不够，说出来的话别人难以置信。所以这些年来，真正能够正确指导读书、求学的好书是不多的。现在云五老人的哲嗣王学哲先生所编的《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一书终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对读书人来说真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本书里云五老人没有讲多少深奥的大道理，没有居高临下，而是像一个慈祥的老祖父对自己的孙子那样娓娓道来，把自己一生求学、治学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青年读者。一开始阅读就让人有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云五老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从他的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出。他说自己很像一头牛，因为牛是不求美食、不择安身之地，他也正是如此。在工作方面，牛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云五老人一天至少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经常这样来打比喻：假如每天比别人多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么以自己七十岁而论，则相当于别人九十岁。云五老人去世时是九十二岁，这样说来，他一生至少想当于一般人的一百二十岁了。实际上，云五老人每天工作时间何止比一般人多三分之一？这样算来，云五老人的一生恐怕相当于闲人的一百四十岁了。他经常提到一个人要有“野蛮人的身体”和“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意谓可以更好、更有精力、更长时间的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文明人的头脑”意指不仅要能够继承文化，还要能够创造新的文化。在求学方面，云五老人在《漫谈读书》《我怎样自修》《读书十四法》《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读书与求学》《科学方法与学习》等文章中介绍了许多具有实用和指导意义的学习方法，读来使人如有醍醐贯顶之感！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法须特别注意。

首先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一个人自学和求学最关键的一点。他说：“以人类好奇之性出自天然，本应是没有不喜欢读书的，只是由于开始读书之不得其法，由自动而变为强迫，于是原有的兴趣大减，甚且因兴趣日减而生厌”。他认为小学是求知的最初阶段，如果小学能养成读书的兴趣，则将来可以继续下去。他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小学老师。但如果云五老人活到现在，不知他是否作此想！

要集中某个专题来读书。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做，这是培养兴趣的最好方法。当然专题有深有浅，小学生有小学生研究的专题，大学生有大学生研究的专题。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这和我在其它报刊、书籍上看到的美国高年级的小学生动不动就写一二十页的论文真有异曲同工。

经常要利用字典和词典。云五老人在自修的时候，对于某些字词稍有怀疑，必不肯放过，一定要把音、意、词义搞清楚才算完事。这样一开始好像有点慢，但实际上是稳进。越到后来越快。我也是这两年才找到这个方法，感觉收获极大。

多做卡片。云五老人一生至少制作、整理了不少于十万张的卡片，这是一个巨大的“百科全书”。如果研究、写作需要这些资料，十分钟之内，就可以集中在案头。可惜的是，在社会巨变时刻，这些卡片连同数万册藏书都不知沦落到那里去了！

云五老人的治学方法当然远不止这几个，在这本书里，还有更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五老人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做人做事。我感觉到，云五老人的伟大并不仅仅在治学上，他做人做事也是我们的楷模。

新疆独山子二中 833600

中国知识分子的狂热

2006-12-13T13:50:00.001+08:00

文/　龙应台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
　　“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之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执，表达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像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　顾思齐

2006-12-13T13:49:00.000+08:00

2004年，继“钱穆热”之后，中国读书界兴起了“余英时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该书为余英时最新著作，与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同时发行。诚如顾思齐先生所言：“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刚刚托朋友在香港买回台湾版《重寻胡适历程》，才发现广西师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已推出了大陆版。没买台湾版的人有福了。而我也并不太懊悔，毕竟，胡适加上余英时，是我不能错过的书。

胡适生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世纪的时代，风云际会四十年，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天辟地创立典范，在思想文化领域指点江山转移风气，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方面坚守自由主义，这三个层面的贡献，并世皆无人能出其右。如余英时所言：“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已不复胡适的时势，也难成胡适的事业。尽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因此，在我看来，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辈当焚馨以拜读之。

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唐德刚、余英时两家。唐氏五十年代亲炙胡适的身教，其《胡适杂忆》文字生猛，议论跳脱，刻画胡适的精神风貌最为生动；余氏则辨析绵密，知人论世，尤以学术思想上的识力取胜。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余英时的论胡之作，过去曾结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这部《重寻胡适历史》实为增补新编，而以新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冠首。余氏指出：“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已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胡适的日记万象包罗，而余英时的文章也鱼龙曼衍，洋洋十万言，篇幅竟超过全书之半。此文以胡适日记为中心史料，对胡适生平各个阶段分别写出个人心得，其中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哲学素养、早年与毛泽东的交往、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抗战时对日的和战策略、取代蒋介石、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等问题，多有自出机杼的新收获。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此外，余氏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钩沉出胡适与原来的杜威秘书、以后的杜威夫人RobertaLowitz之间一段短暂情缘，也是很有趣味的发现。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但他守父母之命，与发妻江冬秀始终不离不弃，又完全符合“旧道德”，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遂成民国的著名佳话。不过，在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沈卫威综合知情人的回忆，指出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海外的周质平根据胡适佚简，发掘出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恋爱；韩石山甚至认为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如今，余英时又为胡适的情人榜增添一笔，我们对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凡夫俗子的一面又有了更多认知。

书中其他各篇在大陆多系初刊，但其实已是旧作。其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在近代思想学术史的背景中检讨胡适的贡献及地位，高屋建瓴而切中肯綮，已是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学术史研究，可谓既容易又困难的工作。对于传统学问登堂入室者而言，论学术史是杀鸡用牛刀，所以容易；而对于传统学问未窥堂奥者而言，则论学术史也就难得要领，所以困难。近世以降治学术史知名者，从梁启超、钱穆到余英时，自身都是古典学问的大家，故他们以专业之余事而论人论学，就能以深就浅，左右逢源；相反，大陆今之治学术史者，多由近现代史或文学史专业转入，对古典学问有似叶公好龙，缺乏真正的研究能力及体验，故其学术史论说往往终隔一层，很容易见骆驼则曰马背肿，看似引证繁密，实则方枘圆凿。现在有余英时珠玉在前，我们就更增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观感了。

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

跟胡适一样，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但此书所收《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篇，其实就是为胡适百年诞辰而作的时论，在全书中是篇幅最短，分量却极重。此文拈出胡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言论，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重估其历史意义：“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是为胡适招魂，为自由主义招魂，这也是关于胡适政治思想最有光彩的评论。

余英时的业师钱穆跟胡适一派在学术上颇有抵牾，故书中的早期篇章，似受钱穆影响稍多，对胡适在总体上虽极推重，在局部上仍有苛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则可视为余氏的晚年定论，而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试举一例：关于胡适的西方哲学素养，《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有谓：“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虽是为胡适辩护，实际上褒中含贬；而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评价则有了微妙的修正：“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原题《犹记风吹水上麟》，大陆增补版改名《钱穆与中国文化》，可惜字句改窜不少。《重寻胡适历程》引进及时，而且仅有非常有限的删改，实属难能；因为出版在后，《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还多出一篇有重要补正的后记，反较台湾版更为完备。可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依然无法在大陆面世，一般读者只有在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附录里略窥梗概了。

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著，分别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著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著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潦倒穷汉与美国宪法

2006-12-13T13:48:00.000+08:00

潦倒穷汉与美国宪法
陈伟

根据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可是，世人皆知，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请律师出庭辩护，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此后一百余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对于穷得揭不开锅的穷苦被告来说，这条法律只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古往今来，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无情践踏，穷人的呐喊总是那么微弱无力，冠冕堂皇的法律总是沦为一纸空文。

信不信由你，如今在美国，穷人因刑事犯罪在法院打官司时，根本用不着操心天文数字的律师费。一旦惹上了刑事官司的麻烦，贫穷被告只需在法院填写一张专门的表格，说明本人那点儿微薄收入仅供糊口，根本雇不起律师就行了。对簿公堂之时，自有法庭委派的辩护律师免费侍候。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与一位狱中案犯上书最高法院为自个儿喊冤叫屈的案例密切相关。在此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站在贫穷被告立场上，无中生有，越俎代庖，从宽解释宪法条款，使美国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从此享有了“免费律师权”。

这个宪法大案的当事人名叫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潦倒穷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美国实行中小学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吉迪恩的学历为八年级）。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盗窃而被捕，被控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了一些硬币和罐装饮料。吉迪恩一贫如洗，根本雇不起律师。庭审时，他要求州法院免费提供一位律师，遭到法官拒绝。

吉迪恩只好班门弄斧，鼓起勇气，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可是，他毕竟没受过正规法律教育和律师训练，既不懂法庭的诉讼程序，也听不明白检察官和法官嘴里蹦出的一连串法律术语，更不知道如何依照法律法规，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团成员。虽然他坚称自己无罪，却颠三倒四地说不清楚案情，根本就没辩护到点子上去，结果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因为没有律师，吉迪恩连上诉法院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出了法庭就进了大狱。可是，此公是那种脾气像倔驴一样的汉子，死活也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服刑期间，他利用狱中的图书馆，没日没夜地刻苦自学法律。一番恶补之后，吉迪恩鼓起勇气，用铅笔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现炒现卖，利用刚学会没几天的美国宪法术语，为自己的案子鸣冤叫屈。

吉迪恩声称，他因贫困而被州法院无理剥夺了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律师辩护权。此外，依照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因此，佛罗里达州法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判决是不公正的。

别看文化水平不咋地，吉迪恩的申诉书写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并未向大法官解释案情中的事实问题，啰哩啰嗦，本末倒置，而是紧紧抓住涉及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法律问题不放，使申诉书一下子具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特有分量，特上档次。最高法院大法官审阅了这个法律门外汉的申诉后，决定正式立案审理。此案史称“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1963），倒霉的温赖特当时是佛罗里达州监狱长。

美国宪法的正文和修正案极为简洁，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贫困阶层可以拥有“免费律师权”的任何微言大义。然而，1963年3月，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决，贫困阶层的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布莱克大法官（Hugo Black,1937 ─1971任职）在判决书中指出：“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制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被告，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1〕

最高法院裁决公布后，监狱中欢声雷动。吉迪恩遂出狱，重新受审。这回由法庭指定了免费辩护律师，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此案一出，全美各地监狱里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同样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后来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狱中犯人仰慕的英雄好汉。

1966年，在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各级联邦和州法院应当为穷人免费提供司法援助。美国警察在抓获嫌犯后，必须高声宣读“米兰达警告”中的第四条，即如果犯罪被告人请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的规定，就是源于1963年对吉迪恩案的判决。

吉迪恩这个无权无势、文化不高、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大胆上诉最高法院，挑战刑事审判程序的故事，在全美各地引起了很大震撼。颇有商业眼光的出版商迅速推出由《时代》周刊常驻最高法院记者刘易斯撰写、详尽报道整个案情的纪实性著作《吉迪恩的号角》，出版后大获成功。好莱坞也不甘落后，凑热闹拍摄了一部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故事片，由著名影星亨利·方达出演吉迪恩一角，使吉迪恩其人其事名声大噪。

1972年吉迪恩病逝后，美国民权组织出资捐赠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为这位在美国宪政史上留下独特痕迹的小人物树碑立传。碑文摘自吉迪恩《赤贫人申诉书》中的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I believe that each era finds a improvement in law）〔2〕。此语虽然平淡无华，而且还有明显的语法错误（以元音打头的英语单词improvement之前，不定冠词应当用an），但却体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宪政原则：法律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改善，才能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吉迪恩案提醒人们，即使在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神圣权利也不是自动兑现的。宪政法治的实现，并非把冠冕堂皇的高尚字眼儿和高级法原则载入宪法，便可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在穷人律师权问题上，案犯吉迪恩大胆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与时俱进，对宪法条款予以全新解释，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调整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扩大了对贫穷被告宪法权利的保护范围。

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少数有权有势的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历史。历史显示，当剥削和压迫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小民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其中受害最深、走投无路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则成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沦为少数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形成了一种革命产生暴君，暴君施行暴政，暴政制造暴民，暴民引发革命的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穷人在司法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贫困阶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合法利益将永远无法得到良好保障。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忽视保护贫困阶层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片面强调以恶制恶、以黑对黑、从重从快，则法庭和监狱将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社会中，中产阶级虽然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和宪政法治的维护者，但却兼有目光短浅和唯利是图的双重性。在相当程度上受中产阶级选票影响的各级立法部门中的议员们，同样不可能超尘拔俗，特立独行，制定和通过维护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权益的法案。可是，由于美国宪政体制中独特的司法审查制度，非民选和终身制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超级立法院”，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关注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治久安，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维护民主社会中那些根本没有发言机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计子孙后代之利，赢千秋万世之名！

感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关注弱势群体权益之余，人们可能注意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当粗通文墨、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吉迪恩挺身捍卫自身权利之时，手中挥舞的锐利武器是美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

由此想到，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书中，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希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美国宪法是美国社会某一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群体）的工具还是所有阶级的工具？”〔3〕这个问题既启人深思，又令人困惑。

正统的法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律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其实质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工农大众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干脆就是冠冕堂皇、徒有虚名的骗人把戏。一旦“看透”法律，继续钻研这门学问，自然会有误入歧途、兴味索然之感。马克思本是法律专业出身，但是，他超越法律，另辟蹊径，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经济、哲学、历史、人类学等领域，倾注毕生之精力，写作了经济学巨著《资本论》。

很多人注意到，半数以上的美国制宪先贤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可是，这帮“法律专家”对政治领域中的分权制衡极为热衷，对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却熟视无睹。与此针锋相对，马克思独具慧眼，高度重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经济领域中权力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从而把法律上的平等观念扩展到经济领域。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产权被视为基本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法律披上了维系正义的外衣，但却从根本上起到了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深信，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一种虚假的、形式上的公正和平等；只有在经济领域彻底摧毁私有制度，以国家机器集权专政的铁腕实施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彻底解放。

问题的难度在于，在凭借“枪杆子”建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由于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制造了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公有财产管理权的个别公仆，实质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人，滥用权力，化公为私，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在名义上拥有公有财产的人民，却沦为只能听从安排和分配的仆人，地位卑微，饱受欺凌，忍气吞声，噤若寒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调侃说：美式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苏式社会主义把这个弊病颠倒了个儿，结果还是“人剥削人”。不同之处在于，美式资本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经济财富，苏式社会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政治特权。

历史证明，执政者一旦掌握了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就掌握了全部社会资源和财产分配权，同时还拥有在政治上控制民众思想的舆论工具，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单纯的经济特权。经历了二十世纪极右和极左两种专制暴政造成的空前浩劫之后，世人终于认识到，无论旗号如何冠冕堂皇，无论目标如何崇高神圣，无论领袖如何英明伟大，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言论和出版自由必须受到保障，私有财产权和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回首往事，美国制宪先贤并非好高骛远、书斋空谈的知识分子，而是有权有势、有钱有闲的政界和财界精英，是现存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草创而成的1787年宪法，其核心是以分权制衡而非直接民主的形式，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独占权力，垄断决策；在杜绝个人专断的同时，又注意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以此有效地保障有产阶级的财产权。

在宪法文献《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当谈及制宪目的时，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人类创造财产的能力是财产权利的源泉，这种能力的高低悬殊，实际上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障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4〕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美国史学大家比尔德以确凿的文献和史料，对制宪者的经济动机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解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宪法主要是一部经济文献。”〔5〕

尽管如此，1787年美国宪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超然特征。这部法律文献用语宽泛，措辞简洁，既可以为富有阶层的经济利益服务，同时也给小业主和中等收入的工人、农民提供了足够多的施舍，从而为自身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非单纯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党派群体的独家私利。就私有财产权而言，如今中国知识界某些学者鼓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从未作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或“基本人权”而载入美国宪法。时至今日，美国宪法中仍然没有专门的“私有财产条款”，远远不如中国宪法“与时俱进”。

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在《论立法部门》一文中，美国制宪先贤富兰克林指出：“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6〕换言之，尽管保护私有财产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目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财产权至高无上，神圣无比，可以肆无忌惮地超越人类的自然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之上。

在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中，当列举“天赋人权”时，起草者杰弗逊特立独行，把英国宪政大师洛克提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经典性表述，“擅自篡改”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据美国学者、1993年普利策历史学著作奖得主韦尔斯考证，杰弗逊的这个“篡改”并非心血来潮或一时冲动。1789年7月，杰弗逊曾向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拉法耶特将军建议，把“财产”从“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取消〔7〕。早在1785年，杰弗逊在与麦迪逊的通信中强调：“毫无疑问，财产法已经过分扩张，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8〕当年的法国革命领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人权宣言》后来略经修改，成为1793年法国宪法的序言，但果然删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

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指出：“在《独立宣言》的开头，杰弗逊将人们熟知的洛克的三要素中的‘财产’改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改动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无限定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发展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不受政府阻挠地实现个人的成就将成为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在自由的襁褓中诞生的美国同时也藏匿着一个快速增长的奴隶群体，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开国领袖们那种将自由宣示为普遍的天赋人权的豪言壮语是极不真实的”〔9〕。

回顾美国宪政史，对于饱经苦难的广大黑奴而言，“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非“天赋人权”，而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失败、痛苦之后，艰难赢得的“人赋人权”。财产权虽然缺乏“天赋人权”的特殊资格，但是，它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始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立宪建国以来，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美国最高法院扮演了私有财产权“守护神”的角色，将财产权置于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之上。自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财产权在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含义才逐渐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政府各个部门对公民“天赋人权”的保护不断扩展，对经济领域中财产权的限制和侵犯日益增加，从立法限制垄断、设立联邦储备银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法定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一直到累进收入税、巨额遗产税、房地产税、股票所得税、照顾少数族裔权益的“肯定性行动”法规，等等，其基本趋势是更多地包含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公正平等、树立正义、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公正价值。与法院对私有财产权的诸多限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却有绝对化的趋势，吉迪恩案所创立的免费律师权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府官员必须公布自己和配偶的私有财产，以便新闻媒体和广大民众监督制约。无论小布什总统还是微软公司老板盖茨，其在银行存款中赚得的全部利息收入，必须依法纳入其年度收入的总额，统一交纳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的重税。而一个低收入贫困家庭存款所得利息，在纳入其年度总收入后，很可能连一分钱税金都不用交。在很多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同样可以体现出公正和平等价值，并非一味维护资本家或当权者的经济特权。想当年，胡适先生告诫年轻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此语至今振聋发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有产者勤奋工作，创业有成，为富而仁，造福社会。而相当多的无产者却游手好闲，吸毒犯罪，常年依赖福利救济糊口，沦为“腐而不朽”的寄生阶层，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泥坑中难以自拔。代表蓝领工人阶级利益的美国工会毫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尚觉悟，坚决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美国经济“全球化”，力主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附加人权条件。相比之下，全世界有产者却以世贸组织、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卓有成效地联合起来。跨国垄断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财团，如今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和强大后盾。

王希教授认为，美国制宪先贤的立宪理念与开国文献《独立宣言》的理想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既然宪法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10〕。在联邦宪法的旗帜下，黑奴、妇女、劳工、穷汉、示威者、同性恋者、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卓有成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宪法权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历史性成果。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美国宪法内容简洁，措辞超然，成为对国家机构和普通公民、亿万富翁和升斗小民皆具约束力的政治契约，是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权力斗争、利益分配转变为公共责任和程序性政治活动的通用工具。尽管如此，在具体的民主政治运作中，公平正义并非拱手送人的免费午餐，不可能自动降临到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身上。但是，以司法审查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美国宪政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争取公正平等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吉迪恩这位贫困潦倒的穷汉，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为自己宪法权益奋斗不懈，在美国宪政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独特痕迹。

美国宪法是人类政治智慧的产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自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完美无缺。绝对公正平等的理想国，只是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尽管如此，二百余年来，美国宪法仍然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奇的超然特征，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应变能力，实现了宪法序言中“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的承诺。

注释：
〔1〕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344 （1963）
〔2〕Anthony Lewis, Gideon＇s Trump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p.78.
〔3〕〔10〕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4〕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Federalist, edited by Jocob E. Cook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58.
〔5〕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324.
〔6〕Albert H. Smyth ed.,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7, vol.10, p.59.
〔7〕Garry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pp.229～230.
〔8〕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vol. 8, p.682.
〔9〕（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46页。

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2006-12-13T13:41:00.001+08:00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傅国涌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这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堂弄，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十一岁那年（1887），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到金陵神学院任教，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而言，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三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十七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未来的“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八十三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十五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三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这一心愿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生命的巅峰状态，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六十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管理的中国学府。我有一位做记者的朋友昝爱宗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国籍的两人，而且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募捐到的大约有二百五十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六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一万五千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它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燕京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并不排斥“国际化”。校园里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与世界许多大学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长，融会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说的“燕大精神”。燕京实行了男女同校授课，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燕京大学的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号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四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认识到学生毕竟是学校的主体。这一校训影响极深远，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

大约六七年前，两位相见恨晚的老人一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就谈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写信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这些校训所蕴涵的精神已熔铸在学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后，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然禁不住会哽咽。这就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到杭州扫墓，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进他诞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却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礼拜。

在杭州各界于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上，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即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市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启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别。８月，司徒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更忘不了亲手缔造的燕京大学，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

明眼政府为何不能无视盲眼公民

2006-12-13T13:39:00.000+08:00

明眼政府为何不能无视盲眼公民
林达

美国经常发生个人和民间团体对政府部门的司法诉讼。最近的两个案子就很典型。第一个案子是美国盲人委员会控告联邦政府财政部歧视盲人，理由是美元的纸钞形式使盲人无法辨认金额大小。

这个官司已经纠缠了整整4年。看上去，美国财政部当然也有难处，那就是改版要花费大量钱财，甚至高达上亿美元。这些虽然都是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财政部也不能掏得那么干脆。可是，作为民间团体的盲人委员会的道理也很简单，盲人也是人，也是美国公民，在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里，明眼的政府怎么可以对盲眼的他们视而不见？

最近，一名联邦法官裁决，命令美国司法部在30天之内开始研究如何改进和补救。法官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对180个发行纸钞的国家作出研究，发现别的国家的纸币，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差别，要么是金额不同纸币的大小就不同，要么是纸质的触感，不同金额的纸币摸上去多少有点儿感觉上的差异，或者是利用凹凸印刷，有利盲人辨别。也许这180种纸币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特地考虑到盲人，可是，事实上都有这样的效果出来。偏偏美元各种金额的纸币都是同样纸质，没有任何可以依靠触摸辨别的可能，实在是很落后的。

美国财政部就这样败阵。

第二个案子更是奇特。这是美国的塔米尔移民的民间团体，状告总统布什在2001年9月23日的一项行政命令违宪。这项命令发自“9·11”事件发生的12天之后，是公布27个团体和个人为“全球恐怖分子”的认定。这个民间团体之所以提出控诉，是因为恐怖分子名单里面有一个团体叫做“塔米尔民族解放之虎”，这个移民团体大概是在为这个团体争取“正名”吧。

最近，在洛杉矶的一名联邦法官，裁决这个移民团体胜诉，也就是推翻了总统布什的行政命令，其理由是，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提供裁定的标准。

也就是说，为什么偏偏张三在名单上而李四不在，你必须在公布名单的同时，公布一个标准。符合标准的是，而不符合标准的不是。否则，总统可能只是“自由裁定”，如此权力从宪法的意义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是违宪的。

当然，这样的裁决并不意味着这27个团体和个人，因此就都可以洗白自己的“恐怖分子”身份。行政分支当然会作补救，会在下一个命令上先行提出恐怖分子的标准。和标准比对，很可能原来这些名单上的个人团体还是逃不脱干系。可是，这样由司法裁定来规范反恐时期的行政分支的行为，显然是有意义的。

从这两个案子中可看到，美国民间团体在维护民众权益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只是社会上的很小一部分人，一个视力正常的人，甚至不会想到纸币应该同样也要为盲人提供方便。而哪怕是政府在进行民众所支持的反恐，也不能因此就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权力。虽然新的反恐形势下，必然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必须容许讨论、容许司法挑战，这样才不会在左右两端偏离得太远，民众自身也可以在这样的司法过程和判定中，得到学习从而不断成熟起来。(作者为知名作家)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2006-12-11T09:19:00.000+08:00

[转贴]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文章提交者：奴儿虾痴加帖在文化散论【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有的伪文化运动甚至传播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这样的运动，不论当初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因为其所传播的观念违背人性。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而是看成一个民族、种族、阶级、国民、政党、家庭和公司中的一员。他被要求为他所属于的那个抽象的集体活着，却不能为自己活着；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才”！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一次精神涅磐，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脱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疑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中国不曾有过真正的文艺复兴，至少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确立起来过。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达成了这一目标吗？
没有人认为意大利今天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来伸张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未竞的事业必须要完成。所以，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抑或启蒙运动？

有人会说，中国需要的是启蒙运动不是文艺复兴。为了抓紧赶超，何不妨跳过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如何。在中国谈启蒙运动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文艺复兴通过文艺的形式把个人的地位确立起来，启蒙运动所涉及到的制度设计和秩序构建，就得不到大众文化观念的支撑。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而启蒙运动则向世人描述了一个怎么才能够尊重人性和保障自由的制度框架图景。文艺复兴是向过去要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是向未来要自由的正当性。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专制锁链的最后环节。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
事实上，近三十年，或者说，近一百年，中国的启蒙者们试图绕开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只面向未来不面向过去，只面向精英不面向民众，只面向学术不借助艺术，以至于启蒙对中国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中国人一直看到了自己需要一场启蒙运动，而没有看到在启蒙运动之前还必须有一场文艺复兴，或者说一场新人文（复兴）运动，不论你叫它什么。

从文艺复兴到宪政民主

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观念是有后果的。宪政革命，正是关于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观念的后果。文艺复兴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个人的自由与自主变成信仰，变成占主导的文化观念，使人的思想灵魂有了归宿，精神力量有了源泉。没有自由的信仰，就没有自由的个人，没有自由的个人，就没有保障自由的宪政。心中有了信仰，现实中也就有了宪政的柱础。如果建设宪政的大厦材料现在还没有备齐，我们是否可以先在每个人的心中筑起信仰的大厦？
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宪政革命。个人的觉醒必然导致对宪政民主的追求。文艺复兴是一连串事件的第一桩。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宪政革命，保障民权、限制君权的宪政体制逐步确立起来。在自由的观念与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链条中，观念不能决定一切，只是起点，是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制度更不能决定一切，因为它只是一系列前提的结果，一系列事件的终点。没有起点，哪来终点？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那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濡。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有可能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其所面对的阻力与障碍仍是巨大的。但是，阻力是构成文艺复兴的必要社会背景。没有阻力，新的观念就不会有爆发力。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爆发力正是来自冲破了政权与教权的双重阻力。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伪崇高氛围中。正是价值的亏空和信仰的迷失提供了思想升级与观念脱茧的契机。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

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而是为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已经熄火很久了。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我们”将变成小写，“我”将变成大写！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五百年，还能更晚码？

（原文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B15版，此处为全文）

我们的高校正在“麦当劳化”赵勇

2006-12-11T09:16:00.000+08:00

12月3日的《新京报》上有篇不起眼的报道：《周济：论文要写在大地上》：“教育部部长周济昨天表示，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认为，论文不是抄下来的，应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出来的。”4日，该报纸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先生的文章：《论文为什么必须写在大地上》，在引用了上述报道之后指出：“对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需要大量人才在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大显身手。然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却把重点放在了发表高质量SCI论文上，将科学家的思维固定在SCI刊物所要求的论文框架里。”

　　对于周济部长和蒋先生的观点，本人并无异议；我所奇怪的是，关于论文写在哪儿的事情，专家学者难道不比领导更清楚吗？为什么只有领导发了话之后学者才敢高声附和？

　　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失厚道，却也是有感而发。近些年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任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心里都清楚，量化考核早已成为一种评价机制。以这种评价机制为导引，每个单位或机构均制定了相应的考核细则：一个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每年必须在SCI或CS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每两年或三年必须出版多少万字的专著。许多高校更是把刊物分成三六九等，论文所在的刊物级别高，考核的分值就高，科研奖金也相应地多；反之，既没“工分”也没钱。每到年底，高校仿佛成了当年的生产队，“社员”忙着填表申报，“会计”忙着算账分配。见面后大家忍不住相互打听：“敢问今年工分几何？”“工分”高者自然喜气洋洋，“工分”低者当然满脸晦气。还有的忙活一年，文章却没有发表在评价机制指定的刊物上。得，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全部出了义务工。

　　我曾经把这个例子举到了课堂上，认为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美国的一位学者指出，麦当劳化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可计算性”，我们的高校岂非正向着麦当劳化的方向阔步前进？

　　这个问题也还有另一种谈法，但似乎并没有点到痛处。比如，钟敬文先生生前听说有的年轻人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不由得大为感慨：“哎呀天呐！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顺着钟先生的思路走，此说法肯定有道理，但问题的实质在哪里，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个学者一辈子真正写出来有创意的论文可能就是三五篇，这说的是论文质量，但为什么有人半辈子就写出二三百篇呢？因为有那么个评价机制在那儿摆着，它要求的是数量。在这种评价机制中，你要想十年磨一剑，五年来一篇，等待你的命运很可能是卷铺盖走人。

　　终于，教育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开大会发文件，据说核心意思是以后的科研得看质量不能求数量。我猜想，“论文要写在大地上”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于是，许多人长舒了一口气，也终于敢理直气壮地面对科研质量了。但为什么以前不敢高声地谈论这个问题呢？不外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谈了也白谈。结果，许多学者成了杨白劳——“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他们似乎在等领导发话，等上级主管部门下文，等一个能够公开谈论的“合法化”环境。此种做派，往轻了说，是我们的学者很没出息；往重了讲，岂不是让人联想到了奴性和惰性？

　　所以，当我们埋怨缺少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时，我们的学者也是应该承担许多责任的。如今的学术也形成了一种体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体制有其不合理处、不健全处、甚至扭曲变态之处。学者身临其境，自然感受最深，体会最切。这时候，学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发出真实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微弱，两条胳膊可能拧不过大腿，但十个人的声音二十条胳膊呢？当声音渐大力量渐多时，学术体制是不是就会松而动之，变而通之？如果等着上面发话，那常常是局面不好收拾的时候。当然，领导发话之后学者也还是可以说话的，但一方面这话说得已无甚意思，一方面你的学术生命很可能已在那种自我妥协中消耗了许多，岂不痛哉！

不是李湘的堕落，而是学术的堕落

2006-12-11T09:15:00.000+08:00

顾则徐

李湘当教授了。据报道，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聘请李湘当了客座教授，李湘已于前天晚上第一次登上了讲台。这些年，聘明星做教授似乎成了流行，有安徽大学聘牛群、国防科技大学聘赵本山、海南大学聘水均益、北京大学聘成龙、南开大学聘唐国强、西南民族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聘周星驰、海南师范学院聘曾志伟等等。这种风气所反映出的不是大学的进步和开放，而是证明了学术的堕落。

教授是个学术职位和职称，其基本性质是学术研究能力和学科教学能力。明星是什么呢？明星是实践者，是相关专业教授的研究对象。教授与明星，教授是理性，明星是经验；教授是研究者、教学者，明星是实践者、学习者。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说，教授比之明星通常缺乏成就和经验，甚至是实践外行，但明星的成就和经验并不等于学术的成就，而是需要教授予以理性研究和提升，因此，让明星做教授就如同让教授做明星一样荒唐，是社会角色的胡乱错位。

学术与实践的区别是一切学科共同的特征。抗战时期，朱德建立了军委高参室，以提高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决策水平和战术水平，所聚集的人才基本都来源于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具有很深厚的军事学修养，但这些人并不等于是优秀的战将。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不少教官原来是国民党将校，一些做学生的解放军中高级将领很不服这些手下败将，刘伯承不得不做很多思想工作。这些教官是战场上的败者，但解放军将领做他们的学生，军事水平可以得到大大提高，反过来，刘伯承不会根据战功，让一些缺少学术素养的解放军将领做教官，从而败坏基本的军事学研究、教学原则，使学术堕落。

明星教授的接连出现，不是明星的堕落，而是学术的堕落。因为学术堕落，所以，大学便可以放弃学术原则，混淆学术、教学与实践的区别。准备聘请李湘当教授的罗院长是这样说明理由的:“李湘年纪虽轻，但却有着长达10年的专业经验。据我们了解，李湘从北广毕业后，成功主持了《快乐大本营》和《超级女声》，10 年来，她主持了上千场各类专题晚会，可以说在播音主持专业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同时，李湘的主持风格独树一帜，仅从播音主持专业来讲，我们聘请李湘担任客座教授，可以说实至名归。”这个理由里，根本没有分清经验与理性的区别，没有分清经验与学术的区别，是把李湘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看成论文了。

当年，北大蔡元培聘请陈独秀，虽然陈独秀是个文章名家，但依然遭到很多学术人士的批评，毕竟，时政文章与学术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蔡元培用陈独秀的文章地位说服反对者，那就是蔡元培不懂学术和大学管理，或者是懂而堕落，蔡元培就不是蔡元培了。蔡元培说服大家的理由，是陈独秀对小学的研究能力和成就，是陈独秀的学术成就。今天聘请明星当教授的院长们，能像蔡元培聘请陈独秀那样用陈独秀的学术成就而不是文章名气当理由吗？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说不出明星们的学术成就。

罗院长，以及其他那些热衷于请明星当教授的张院长、李院长之类，他们的思维不是孤立的，而是我国长期学术混乱的结果。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大学跃进，各种名义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挂牌子，不要考察学术能力，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做研究、站讲台了。这种思维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鼎盛，真正的教授成了学生，或者只能扫地、扫厕所，锄头挥得好的可以做农科教师，榔头敲得好的可以做工科教师。本质上，请明星做教授与请挥锄头、敲榔头的做大学教师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一样。更堕落在于，那时是政治的被迫，今天则是校长、院长们的自觉，这种自觉更是学术精神的灾难。

袁伟时：“国学”热中话顾准

2006-12-02T20:27:00.001+08:00

“国学”热中话顾准
袁伟时

1994年12月，沈昌文兄听到我在寻找《顾准文集》，立即用特快专递送来一本，附带条件是写篇书评。在强烈的心灵震撼中，我交出的习作是：《你无法不面对顾准》，刊登在沈公主编的《读书》1995年5月号上。倏忽十年，重读顾准，我最大的感受仍然是：所有关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中国人，“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顾准（1915——1974）是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过显赫的官员；是1958和1965年两次正式戴上帽子的双料右派，经历过不少右派分子经受过的最痛苦的炼狱生涯。但中国编年史镌刻下的几行大字是：这位“思想犯”，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是21世纪研究中国问题无法绕开的高山！

中国人都知道是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经济。人们应该知道，早在1955年，顾准便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73、71页），在此前后，他反复探讨利润、价值、价格等范畴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但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他也是探索市场经济的先驱之一。

从那时开始，到天寒地冻的20世纪70年代，在癌症在身，只有几十元生活费，子女害怕与他见面等重重压力下，他依然在思想和学术的丛山峻岭中攀登，达到当时中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提并论的高度。为帮助中国人冲破思想牢笼，他严厉批评了闭着眼情说瞎话的“道德规范式的理论”，蔑视当时视若神明的黑格尔的“范畴”、“规律”，否定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等著名史家削足适履的史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作了大量令人叹服的探索。

顾准的思想遗产是一座富矿，要在一篇短文中全面涉及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全部思虑的中心，是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就让我们的考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吧。

现代化的出发点是认识“中国国情”

翻开最近五百年的人类史，一个触动人们神经最厉害的事实是：西欧、北美一些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东方国家，则迟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像俄罗斯那样的半东方国家，曾经号称超级大国，却一夜之间就坍塌，露出纸老虎的真面目。面对这个严峻的事实，许多人作出了多种解释。以中国来说，1949年以后影响最大的是外因扑灭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于是，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个中含义无非是憎恨帝国主义，增强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

时至21世纪，余波激荡，旧酒新瓶，一些人又从西方的一些流派中找来根据，说是不弘扬本国传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任何人都无力割断现代与传统的联系。问题仅在如何认识本国的传统。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从中起步的“中国国情”？顾准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各派学说，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努力探索和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从来是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7页）

说得更简单一些是： “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近代文明。”（《顾准笔记》第146页）

显然，顾准这些论断是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上解释历史。这个解释既一针见血揭示了专制主义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又肯定了它在建构汉、唐盛世和版图辽阔的大清帝国中的作用。

那么，中国人至今仍引以为傲的那些诸子百家著述、史籍、文学艺术遗产等等又应该如何看待呢？这些当然是弥足珍贵的应该妥善传承和保护的文化遗产。但他也毫不犹豫指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第243、244页）这样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些人也许认为太简单化了。其实，这样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利于我们在珍视这些遗产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还为摆脱学术、文化、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僵化体制大声疾呼，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吗？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史官文化”！

现在有些人提倡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所谓“文明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成了立国之本！这是建立一种制度的宣言，是关乎中国人未来命运的制度建议；这比某个大学办个“国学院”，培养一批“国学”生，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可是，他们立即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顾准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顾准当然不是无所不知的神仙，但是，他是“拆下肋骨当火把”为中国人探路的先驱，他的论说对任何冀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安邦治国根基的人来说，都是无法绕开的。

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思想

一个思想家必须有洞见社会现象的实质，预见未来发展的能力，。三十多年前，顾准就明确指出：“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稿》第368页）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学”热，我们不能不佩服顾准有先见之明。

以统治者承认“民为邦本”为基础，要求皇帝勤政、爱民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立足于维护公民权利的现代民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这是现代公民的政治常识。19世纪的启蒙先驱“为俗人说法”，曾经以“民本”比附民主。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通俗演义，没能诱导统治者走上民主之路，反而让他们肆意鱼目混珠，并使中国人忽视了现代民主制度基础条件的建设。不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弱点，显然是不足取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又如何？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不出科学，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除了社会条件，就文化本身而言，“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顾准文稿》第373页）这是十分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这不是顾准的创见，500年前，利玛窦已经发觉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概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31页）如果不讳疾忌医，有先贤“闻过则喜”的胸怀，中国人应该敢于正视自身传统文化的这个不容忽视的弱点。

似乎预见到有些人会强词夺理地辩解，顾准特地申明：“逻辑思想，只要有文字，有语言，总是有的。”但是，“中国古代有修辞术（可是没有分析性质的、条理化的修辞学，只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修辞术），然而没有文法学；有修辞统摄之下的逻辑，然而没有逻辑学。”（《顾准笔记》第147页）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为教化子民服务的。而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求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无异缘木求鱼。

现代公民的精神依托与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能不能成为安身立命之本呢？在现代社会，只要不侵犯他人自由，公民的人生选择是不能干预的私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成为有些公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不过，有些国学的提倡者不满足在这个水平上，他们要求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变为全民的精神支柱或者“准国教”！
任何与政教（宗教或教化）合一的传统国家有别的现代国家，其基本特征必然是把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作为立国不可或缺的支柱；公民个人权利不容侵犯的信念即国际学术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立国的基石之一。有位美国学者把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个人主义概括为现代化国家的三大特征，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顾准的贡献之一，是在中断多年后，接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本来的诉求，再次把个人主义能否确立看作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之一。他一再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缺少个人主义传统，中国自身无法生长出资本主义。

“国学”的倡导者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学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是要把“国学”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变为“国教”或“准国教”。他们的主张有两个要点：

一是以所谓集体主义排斥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二是冀图建构中国式的道德体系。

顾准早就批评过这些观点了。“家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根据。”“儒家学说，力求防止犯上作乱，于是一切进步都被窒息了。”（《顾准笔记》第112页）他进一步指出：不但应该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还应该认真清理在中国影响极深的源于法国大革命的集体主义。为此，他从古代希腊斯巴达的“民主集体主义”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总意志说”，都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说：“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顾准文集》256－7页）至于法国大革命以革命和集体名义侵犯个人自由的严重后果，更是不堪回首的祸延世界的灾难。

那么，其他诸子百家又如何？

“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寻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顾准文稿》第372页）这些消极退让的信念，作为个人爱好，他人毋庸置喙。但是，就建设现代化国家而言，如果多数国民成了这样的顺民，那样的社会还有活力吗？

中国人当然需要提高道德水平。但是，现代道德只能以公民个人在遵守法治基础上的自由为核心。其他道德范畴都必须附丽于这个最核心的价值。冀图以中国圣贤的教导修正这个核心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公民福祉的。

顾准曾郑重引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顾准文稿》第268页）是“人的自觉”即在法治基础上毫不含糊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还是所谓回到传统的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所谓“文化自觉”？一切关心中国之命运的人们必须三思！

2005年7月24日星期日

原载《外滩画报》（7月26日）、《新京报》（7月27日）

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

2006-12-02T20:13:00.001+08:00

本来文无定法，但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写毕业论文都有固定模式，连艺术类学生也不得例外，不得逾越半步，按这种规范写出来的论文，多数是拼拼凑凑，走走形式，实际上空洞无物，文章无个性，内容无新意。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为此感到羞耻，他难以容忍的是，明知学生是假论文、假答辩，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还装模作样，假对假。当他发现许多学生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抄袭论文时，他不能坐视了，他觉得这是个底线，“如果大学的最后一课，我们给学生上了堂造假课，你说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大学是一个国家道德的最后防线，它应该是诚信的堡垒，不是造假的基地。”为此，他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改变。半年前，他给自己的12名毕业生（2002级油画班）布置论文时，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真实，不能抄，写自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至于形式可以五花八门。结果，按这一要求写出的论文，先是获得了通过。然后，又在该校美学学院院长徐芒耀主持召开第二次评审会上，统统被评为“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
　　那些被“枪毙”的论文，是从学生自身的学习实践出发的，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显得朴实、有个性、有见地，这就与现行的搬弄一堆概念、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标准化论文相去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真论文被当作“个人小结”。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什么才是学术性？刘大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论文评判机制是一杆貌似严格准确的假秤，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应付评估。”刘大鸿对“假秤”的挑战没有成功，所有学生无奈之下只好重写论文，但是他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学
　　生毕业论文到底要怎么写？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6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挑战毕业论文”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为改变“假秤”盛行的格局迈出一步。
　　一旦论文格式作为刚性的指标固定下来，不容许有任何弹性，不能越雷池一步，要想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有真性情的论文，就难上加难了，这比戴着镣铐舞蹈还要不易。按照我们现在的论文格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定是不及格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恐怕也通不过，前者只是三言两语式的点评，虽时有灵光闪现，一语中的，令人回味处，但缺少一大堆故弄玄虚的概念，又没有令人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论证，根本没有论文的样子，当然“不具学术性”。后者那么随意、散淡，不符合格式，没有引经据典，没有密密麻麻的注脚，文字又那么浅白、清新，不像是“论文”的文字，自然也有“个人小结”的嫌疑，如果不是出自“学术大师”手笔，一定要被打入另册。一种格式，哪怕是最好的格式，如果推而广之，也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效应，常常会变成约束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绳索，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真正有创见的好论文往往有棱有角、不拘于形式的束缚，而不是形式上四平八稳，内容上索然无味。
　　什么是学术性？在我们现有的论文评估机制下，“学术性”早已被异化，好象题目唬人，抄几个外国书中的名词，用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的汉语表达出来，让人看了没有什么感想，看过即忘的就叫做“学术性”。“学术性”这个尺子实际上被滥用了，如果学术性不是与个人的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体悟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学术性与个人的思考、性情、冲动不是血肉相关，这样超脱于红尘之上、与人间生活无关的学术还会是人的学术吗？学术在本质的意义上与格式无关，我们可以说钱钟书《管锥篇》那种方式是学术，难道我们能说宗白华《美学散步》的风格就不是学术吗？学术有时候可以用随笔、杂感的方式表现，也可以用诠释、注经的方式来表现，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这样的学术园地才会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在论文格式化的后面不仅是一个管理、评价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思维方式的格式化比论文格式化更为可怕。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专制所要培植、弘扬的，一个民族，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会写出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没有自己见解的格式化论文，还能指望什么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除了成为恭顺的劳动力，还会怎样？对专制体制而言，这就是成功，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最大的失败。
我深知，社会的进步总是点点滴滴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天上不会给我们掉馅饼，在现体制下，要告别论文格式化诚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次上海师大美术学院的论文事件能够公开曝光本身，也让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逐渐得到改变，尽管需要时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中，像刘大鸿这样敢作敢为的教授实在是太少了。他的选择令人产生敬意，因为看穿了职称评定制度的弊端，他拒绝参加评审，在助教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一直到2002年才被破格聘为教授、研究生导师。有人劝他像陈丹青那样辞职，他说自己不走，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留在这里，学生就能有个坐标。他们会知道哪个老师可以教他们真东西，让他们心里有杆实在的秤。”是的，我们应该期待着大学校园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刘大鸿，为年轻一代提供一杆“真秤”，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新坐标。

　　原文地址：http://fuguoyong.blog.sohu.com/17589706.html

邹承鲁：一个说真话的人走了

2006-12-01T22:09:00.000+08:00

或许正是有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甘冒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11月23日凌晨5点22分，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世。自2003年发现淋巴癌后他一直深受疾病困扰，最近一次手术因血小板过低导致肺部感染，最终去世。

　　女儿邹章平在给父亲友人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一直在病痛当中，医生竭尽全力，他自己也竭尽全力，但终究无力回天。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目光投向科学界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

　　这种改变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

　　1946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邹承鲁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英，并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Keilin教授。研究生期间，他已在Nature(英国《自然》杂志)单独署名发文。剑桥几年，他共发表论文7篇。

　　自1950年代以来，邹承鲁因其成就获奖无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尽管获奖无数，但邹承鲁却淡泊。他说，做研究的时候就没有想得奖的事情，为得奖而工作，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他还说，国外也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诺贝尔奖，一些学校诺奖学者很多，是稀松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辞抨击人治下的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和其他两位身在海外的学者不同，邹承鲁当时在国内孤身面对看得见的赞扬与看不见的责难。

　　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恐怖年代，他的“错误理论”还包括：不应该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

　　女儿邹章平说，祖父和父亲同有留英经历，同为科学家，但两人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委婉，后者张扬；一个含而不露，一个直来直去。邹章平所说的祖父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1948年邹承鲁和同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李林结合，在英国伯恩茂斯海边，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主持了二人婚礼。

　　这段姻缘成就了日后科学界独有的一家三口皆为院士的传奇佳话。李林是中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2002年5月先邹承鲁而去。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后，邹承鲁坦言当年说这番话其实心有所指，是批评当时的三件学术腐败，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当年剑桥求学，邹承鲁在向《自然》杂志投的第一篇论文中习惯性地署上导师的名字，却被导师删掉。为人师后，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邹承鲁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大于他的恐惧，至少外界和身边亲人从未能窥见过他的恐惧。或许正是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字。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

　　邹章平说父亲把全部时间贡献给了工作，对她的教育便是放任自流。邹承鲁和李林并不强求她子承家业。后来的邹章平确实也并未从事科学。但在邹承鲁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光，有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如果你搞科学多好，那我们家的墙上说不定就可以挂上四张院士像。女儿欢快地安慰父亲，没问题，过两天我就拍一张。

　　女儿未能从事科学并非邹承鲁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曾经尝试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里上班了。他说，在我头脑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不让我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邹承鲁无数次表达，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光太短了。

　　1951年邹承鲁取得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计算过，“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

　　邹承鲁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科技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他仍不无遗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来的。“文革”结束迎来科学春天的时候，邹承鲁已近花甲。

　　以邹承鲁的天资、努力以及对科学真诚的热情，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但他无法逃脱时代给他的局限。

　　1970年，为了结束12年的两地分居，邹承鲁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值‘文革’，工作条件很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后，邹承鲁的师兄美国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参观邹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邹承鲁获得了一间实验室。他马上四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布置实验室。“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邹承鲁的实验室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均得益于他的剑桥师兄弟们的先后来访。若干年后，邹承鲁访问美国，见到Smith教授谈及此事。教授说，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邹承鲁一直在一种追赶时间的心态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于旧时没有安定的科学环境，如今有了，人却浮躁了。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批判。

　　北京万寿寺路上有一个静谧的院落，那里便是李四光纪念馆，这个私人性质的纪念馆也是邹承鲁和李林的寓所。2002年李林去世后，邹承鲁便独居于此。

　　女儿邹章平说，晚年的父亲总是摔跟头，腿摔断后里面打了五个钢针。在岳父李四光和夫人李林画像中投下的目光里，在这个空旷家中，孤独的邹承鲁每天拖着拐杖踟蹰前行，仍在走路，仍在工作。而如今，他那被黑纱缠绕的遗像终于并存于他的亲人当中。

　　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有所遏制！华人科学家饶毅曾说，在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

　　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P1190021)　

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

2006-12-01T21:57:00.000+08:00

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

——读章诒和《伶人往事》

傅国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去春去了”……在这些美丽的唱词和题目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她）们的背后是渐渐褪色、暗淡的舞台，舞台的背后是一个跌宕起伏、可歌可哭的大时代。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如同撒下茫茫大海的巨网，还没有到最后收网的一刻。然而，这些绝代伶人的面容，他（她）们的才华、风姿早已被时间的潮水所淹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自王朝崩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战争、革命、外敌入侵，从反右到“文革”，连绵不绝的运动……这确实是千年未有的变局，诚如章诒和说的，这是一个“过渡时代”，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注定要被粉碎的“过渡时代”。无论什么人，包括这些伶人在内都注定了与这个时代共命运，他（她）们的大悲大喜、生离死别、眼泪与欢笑都与此血脉相连。章诒和的这本新作与其说在追忆“伶人往事”，不如说她在回望、咀嚼一个时代。

出现在章诒和笔下的这些伶人，曾经都是过往的大腕、名角、明星，那时，京剧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落幕，他（她）们在台上尽情地挥洒他（她）们的才情，施展他们生命的活力，张扬人性的善恶美丑、人间的恩怨情仇。台下的人们则在他们的表演中获得生命的欢娱和放松，获得精神的平衡和自足，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普及的艺术形式之一，上至朝廷，下到市井，达官贵人和乡里巴人对这种中国式艺术的喜爱、向往没有什么差别。对这些明星来说，如果光是他（她）们禀赋过人，又经过千锤百炼，成就了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其实并不足道。相隔多年之后，回头看去，更吸引人的无疑还是他（她）们的个性、品格，他（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气、神，不仅通过舞台，也是通过台下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激风暴雨、大难降临时的表现，那才是一个独有的个体生命。他（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珍视自己的演艺生命，舞台是他们的根，失去了根，他（她）们就会失魂落魄，如同扯断了线的风筝，无所适从。这种对职业完美的追求，是与他（她）们对做人尊严的在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体现在日常的生命中。言慧珠为什么选择自尽？书中写到，“文革”中学生抄她的家，把她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翡翠、美金、金条、存折几乎遗漏地翻出来，抄家持续一天一夜，来年天花板都捅破挑开。一代名艺人，曾经大红大紫，被很多人视为“美的化身”，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是的，她确实对金钱很在意，但这只是她自杀的表层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尊严，她不知道这样的噩梦将延续多久，到何时才是尽头，她等不及了，一旦尊严丧尽，那就不值得再活下去。诚如作者指出的，“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

作者本人也是饱经忧患，阅尽人世沧桑，无意借她的笔塑造那一代伶人的完美形象，出现在她笔下的伶人乃是具体的，他（她）们是一个个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也有缺点，有瑕疵，不是白璧无瑕、高大纯洁，比如他们的虚荣、虚骄、世故甚至有一点势利，比如有人抽大烟，等等。在陌生的、无力抗拒的政治压力面前，他（她）们更是手足无措，检讨、揭发、自保……都不是什么值得吃惊的事，李少春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有人为保全自己乃至进一步的目的，而不惜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也有人即便是在无法回避的批判会上，仍尽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脉温情。）一句话，他（她）们是凡人，不是神仙，在舞台内外，他（她）们的生命中弥满了人间烟火味，他（她）们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或兴奋，或焦虑，或痛苦，直到最后时分，他（她）们还要像抓救命稻草一样，试图抓住一切能挽救舞台生命的机会，包括屈从于对传统艺术的无情篡改，亲手折断自己深爱、深信的艺术桅杆。然而，他（她）们命运的归宿无一例外都是以悲剧、惨剧。叶盛兰受虐长达21年，在屈辱中死去。年老病重的琴师杨宝忠已回到北京家中养病，有一天被他任教的天津戏曲学校红卫兵发现，押了回去，囚禁在一个斗室，无人闻问，冻饿而死……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那些富有才华、靠自己真本事吃饭的艺人们，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内心却不无骄傲：“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他们的艺术生涯穿越了军阀混战时代，穿越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也穿越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他们压根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政权底下，他们会活不出头，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到这时他们想哭也来不及了，求生不能，求死也难，言慧珠体面的自杀也因此令人羡慕。

好在他（她）们生命遭遇的不仅是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无情和一片肃杀，还有人性、人情的缕缕温暖，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是无可救药，彻底沦陷在地狱的狰狞之中了。这些温暖即便今天看来也是惊心动魄。1966年12月马连良去世后，马夫人景况惨淡，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得知后，立即请她搬到自己家来，同吃同住，整整六年。马夫人病故后，福芝芳又毅然将她和马连良合葬在梅家墓地。杨宝忠老病之身，工资又被扣发，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姜夫人冯金芙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福芝芳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去梅家吃三天，去姜家吃三天。他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他称呼梅夫人和姜夫人“舅妈”。）梅家子女多年后仍记得杨宝忠1968年弹奏的《吉卜赛之歌》，悠扬的琴声中多了一丝哀愁。尚小云“文革”中多数日子在西安度过，又是批斗，又是抄家，他很想返回北京，却已经有家归不得。想想他无偿捐献出来的66件书画和玉器珍品，我们禁不住唏嘘不已，那当中包括了宋元明清四朝的珍贵字画，有唐伯虎、董其昌、徐文长等书画名家的真迹，也有史可法、杨继盛等历史人物的手笔。他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七所宅院、万贯家财，此时只剩下了三只碗、六根筷子。幸好还有一个曾和他合作唱戏、与他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吴素秋，将他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家中吃住。

令我感动的还有“梨园一叶”——叶盛长1958年被劳动教养后，他夫人谭秀英，在经济来源断绝的四年中带八个孩子苦撑过日子，没有丝毫离恨之心。特别是她得知丈夫生病，她背了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滋补品独自步行赶去清河农场的一幕，当叶盛长吃惊地问，哪有钱买小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她扭脸不答。叶盛长劳教期满，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他回来，谭秀英跑去找有关领导，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当他回到家中发现能变卖的什么都卖了，然而他最心爱的那辆自行车居然还在。章诒和先生说得好：“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流逝，注定要引发我们无尽的伤感，《伶人往事》也因此而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对于文化的摧折，对于人性的蔑视，对于一切浸透着温热和爱的人情的践踏，这些都曾在这个起伏曲折的过渡时代里上演过，从伶人们的遭遇，他们命运的浮沉，我们可以看清时代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20世纪50年代初，当马连良告别香港，选择北上时，他虽然算了一卦，但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他心中并不清楚。直到厄运来临，所有的挣扎、妥协、努力表现都归于无效，就是死，一代艺人的死也是那么凄美——1966年12月13日中午，他在食堂买了一碗面条后，摔倒在地，这致命的一摔，也和他在舞台上一样，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然后一个跟斗跌翻在地，如同一片落叶般飘落。三天后，他离开人世。他不知道，那个承载了千千万万悲剧的过渡时代至今还没有结束。

2006年11月10日杭州

遭到背弃和打压的大学生存之本：学术自由

2006-12-01T09:42:00.001+08:00

文/肖雪慧　　

对于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来说，学术自由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产生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学术自由坚持的研究和教学无禁区、对各种思想无偏袒，一方面鼓励了新思想、新知识的出现，另一方面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论辩中呈现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条件。有学术自由，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就能得到保护；学术自由遭遏制、打击或否定，必是创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创造力枯竭后果的，决不只是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两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教书工作乃是大学教育的关键中心”。可是，能够充当社会心脏的是独立的而非听命的大学教育，能够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中心脏地位的教学是符合知识探索和创新规律的教学——即，由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来保障的而非处处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学。如果说，丢失了独立而依附权势的大学教育不配作社会的心脏，那么，缺乏学术自由、受制于权力或其他外部压力的教学不仅因丧失知识创新和传播的能力而无力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的心脏地位，而且会使教育沦为反教育。

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国却命运多舛，曾长期遭受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如今虽然少有人公开否定学术自由，可地位十分边缘——其实，说边缘不准确，真实情况是，学术自由仍被当成防范对象，受到排斥和变相否定。前不久北大党委书记在答记者问时就宣称“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番话公开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师教学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学术自由之内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着通过教育不是要告诉学生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而是帮助学生开发智慧，使学生获得辨析能力、创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够独立看待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独立的精神探索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师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教学，各抒己见，则可以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时时面对多种观念的并存和冲突。这对师生都很具挑战性。然而，那位书记的讲话表明他仍然把大学视为政治及意识形态阵地和工具。只不过，对大学的这种认知并非只属于该书记的个人见解，这其实是以往长期拿大学当阵地和工具而相沿成习的政治功利主义治校方略，也是对当下真实教育政策的表达。

只要继续把大学政治功利化，把规定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当目标而要大学继续充当统一思想场所，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学术自由在我国受到的钳制无处不在。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位授予的审批权，掌控课程设置、根据意识形态偏好指定设置某些课程，插手大学的教材选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对学术自由构成根本性钳制；而大学内部鼓励告密，越来越多大学在教室安装的电子眼把教学全程置于行政监控下，更收缩了思想、学术的空间。师生不能在自由对话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实、发展知识。这已经构成对我们民族智慧资源的严重摧残。危害不仅在此，更在于，把政治功利主义灌注到大学教育中，让大学承载与其批判性创造性发展知识的使命相悖的统一思想功能，注定要对独立思想抱猜忌、敌视态度，注定要排斥能激发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价值的内容，拒斥对任何现成观念和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较的理性精神，而且注定要扭曲人的精神、败坏人的心志。对此，笔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文中有过剖析：“政治功利主义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有着使人思想划一的倾向和囿于一时之功利的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来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可叹，这情形还在继续。一系列旨在灌输的课程，本质上带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执，并且充满空洞废话。它们传递一种懒惰而愚蠢的思想惯性，这种惯性使许多人到了不讲套话蠢话就不会开口说话的地步。尤其严重的是，一种建立在强迫性遗忘历史、歪曲和伪造现实基础上的观念长期通过从初等到高等学校的讲台系统地灌输给学生。持续灌输使学生装了满脑袋的偏见和极端思想，却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抱先入为主之见。近年来，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上，充满仇恨的极端主义情绪和狂热表现在众多大学生中成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正是这种精神催眠加偏执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证明。

大学的系列灌输性课程，除了强制灌输早已对现实失去解释力的学说，还有一大特点，即，对政治权势人物的言论作微言大义的过度阐释和延伸。这就在训练气质性的独断和盲从以及教学生习惯于言辞与现实的背离的同时，让学生领略和练习如何投机、如何趋附权势。人们对现在大学生中很常见的投机表现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评，但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在塑造这种病态人格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上。

缺乏学术自由，大学的教育无力提供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却以偏见和谎言影响学生，导致对事物扭曲、变形的判断和自身精神的沉沦。这样的教育对广大学生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欺骗。

对教师来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领域，诚实的研究和教学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而相关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设立具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袒性的课题，附着在这类课题上诸如职称、金钱等一干好处的诱惑与独立、求真必得时时面对的不公甚至险境形成鲜明对照，使教师群体发生了可悲的蜕变。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谋构造伪现实的行列，源源不断炮制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不过是政策的阐释和宣传，是在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指鹿为马，是对无由辩护、不可辩护的作辩护……；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充当精神窃贼，干抄袭剽窃的勾当。所有这些不仅与学术毫不相干，而且是对学术精神的彻底背弃。

傅国涌:邹承鲁何以越到晚年越绚烂

2006-12-01T09:15:00.000+08:00

邹承鲁是个科学家，他的专业领域是生物化学，他曾说，自己一生做学问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效应。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间，他的声音不断在媒体上出现，他的名字常常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他直言，人治和腐败已成为中国科技的两大致命伤。2005年，82岁高龄的他还发表(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对院士选举不够透明等缺陷坦陈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希望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万能。对于行政主导的科学规划，他提出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等等。他因此被誉为“科学打假斗士”、“学术道德的捍卫者”。对学术腐败、科学失范的痛心，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他频频露面，这与他一贯追求的低调似乎构成了矛盾。对此，他自己的解释很简单，那是为了宣传，宣传他对科学道德的看法，不是宣传他在科学上的成果。

　　事实上，他也早已功成名就，不需要任何宣传。他不肯在温暖的屋檐下安享余年，屡屡站出来揭露科学界的腐败现象，痛击种种违背科学道德的不义行为，在有些人看来难免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教育背景，也许就不会吃惊了。他中学读的是重庆南开中学，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庆南开中学给他的教育是最好的中学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我认识一些早年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老人，他们在专业上没有邹承鲁那样的成就，但在他们身上我常常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对社会的关怀，他们的行事作风，处处都带着那个时代南开教育留下的痕迹，那种教育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有口皆碑的西南联大就更不用说了，翻译家、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不久前出版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当年自由的学风，开放宽松的氛围，有过温暖而感人的回忆。对于剑桥大学，邹承鲁说过一件事，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导师出的题目、设计的研究方案，而且仔细审阅、修改过，当发表时导师要他单独署名，认为自己对论文没有做出突出贡献。这一点对他影响非常之大，他晚年一再提及。多年来，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腐败，他最为痛恨的就是“仗势署名”，导师或领导利用职权，在研究生或下属的论文、著作上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风气。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当邹承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更在意的也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他与诺贝尔奖的两度擦肩而过，而是他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守护，他身上的责任感，或者说他的人格底气。这要比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建树更为重要。

　　邹承鲁生于1923年，和殷海光、施雅风、何兆武属于同一代人，都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最后从事什么职业，在哪个领域安身立命，他们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之处——单纯、认真、守规矩、负责任，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都很难改变这样的做人底色。他们中不少人越到晚年活得越绚烂，邹承鲁也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经问心无愧。遗憾的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学术腐败、科学泡沫，依然是中国的一个顽症。

高等教育腐败从高尔夫开始

2006-10-25T10:29:00.000+08:00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在北大兴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引起公愤而搁浅后，厦门大学前仆后继。不久前，该校校长朱崇实昂然宣布:“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

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厦门大学此举，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前腐败的阶段。

首先，厦门大学是公立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中国还是个穷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的比例也甚低。教育经费不足，使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无法保证。

当然，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仍然有大力投资高等教育的战略需要。但是，这种投资，必须是“生产性的投资”，目的是培养学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能用于教学生如何享受奢华的生活方式。试想: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出这么几个钱来办大学；大学生享受了这样的恩惠，日后的生活水平明显会高于为他们埋单的普通老百姓。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劫贫济富。大学生只有日后创造出巨额财富，使下层社会也能跟着受益，这种教育投资才有正当性。所以，大学应该教育学生的，是怎样感念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投资，想着以后如何去回报社会。学生中要学高尔夫的，可以到校外找个俱乐部学，只要不影响学业，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怎么能够把这样的运动列入必修课？纳税人的钱投到计算机、经济等课程上，是能期待着回报的；投到高尔夫的课程上，能获得什么回报？第二，高尔夫成为大学课程的唯一理由，就是大学是私立的；学生自己花钱，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所学的内容。

但是，我在美国的私立学校学习工作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听说高尔夫成为必修课的。如果大学把高尔夫当成必修课，恐怕家长们也会让孩子到别的地方读书。道理很简单:孩子日后的成就在于他创造了什么，而不是享受了什么。没有家长希望孩子在没学会怎么挣钱的情况下先学怎么挥霍。当然家长更不愿意自己花钱教孩子挥霍。

中国土地资源稀缺，高尔夫本应该是个要上高消费税的运动。许多高尔夫球场是开发商用来圈地的名目，本身甚至无法自负盈亏。而如今，在社会上能打得起高尔夫的，也是非常少数的人。这种富人俱乐部，有包括公款消费在内的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

厦门大学今天看见“精英”打高尔夫，就叫学生也学高尔夫；明天看见“精英”包养二奶，是否也要让学生必修包养课呢？更可笑的是，即使在该校要必修高尔夫的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中，将来恐怕也是极少数有此腐败的特权。

厦门大学则为了这假设中的极少数学生的不正当利益，把培养学生贡献于社会的基本技能的钱，挪用来培养他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让那些未必捞得着腐败资格的人也要超前进行怎样腐败的训练。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公款吃喝吗？

厦门大学的高尔夫课程，是今年中国高等教育界最大的丑闻之一。如今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大学却拿纳税人的钱盖豪华校门，给食堂装豪华电梯，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些现象说明，用纳税人的钱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高等教育的体制已经彻底破产。再不打烂这种僵化的制度，中国的大学就将成为培养而不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基地。

学术腐败的背后是利益的博弈

2006-09-13T09:06:00.000+08:00

学术腐败的背后是利益的博弈
董晓波

目前对学术腐败的批评中，从道德层面的评价较多，实质上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的不合理性。从大的方面而言，是国家的教育体制；小的方面而言，则是不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笔者认为，目前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的背后贯穿的是不同利益的博弈，损失的是人民的（国家纳税人）的钱，而养肥却是一批极少数人。学术腐败消除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

一、收版面费：杂志社敛财的手段

如今，不收版面费的学术杂志越来越少了，更不要说稿费了，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核心杂志动不动开口就是上百上千，甚至上万。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理解。毕竟编辑们也是人，谁都要养家糊口，谁都要响应党的号召早日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不是交钱就登文章，而是登文章而收钱。乍一想，还真有道理。不是自己文章写的好那会有交钱的机会？还真应该感谢人家抬举你，给你一个交钱的机会了。实际上，这种直接向作者收版面费杂志还算好的，借用英语“black lie”和“white lie”，它至少是“white lie”，它给了所有投稿者一个公平平等的待遇，无非是在学术平等的背后多加了一个“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有些杂志表面上声称从不收版面费，主张匿名审稿。实际上他们暗地里却有着一套独特的敛财手段。这些杂志往是核心期刊，学术档次也相对较稿，求的人也相对较多。他们往往直接与高校的某专业学院联系。每年发该学院老师若干文章，学院则向杂志社提供一笔可观的所谓协办费。在僧多粥少的学院这些若干文章发表机会就成了教师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新的博弈。细心的读者只要看某杂志几期就会发现这种情况，笔者从来不给这些杂志投稿，因为他们说的是“black lie”，他们在金钱目面前丢掉了公平原则。不过，存在就是合理，天地下谁都知道谁最需要“贞节牌坊”。

二、交版面费：求名求利背后的无奈的选择

说实话，中国的学术杂志挺多的，所谓核心期刊也不少，中国每年的论文产量无疑是世界第一，中国做“学问”的人也实在太多，据说，幼儿园阿姨也要发核心论文评职称。但最近政协常委指出：中国的科技论文90%毫无实际价值。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爱做“学问”呢？道理很简单，为了名和利。套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更是名和利的动物。在高校就教师而言，谁不想早日成为教授，博导呢？谁不想在学校有地位，证明有能力呢？谁不想获取更多更大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呢？怎么办？做“学问”，发核心，甚至不惜花钱。因为学校的资源、话语权就是通过所谓的核心期刊论文来分配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是普遍现象。社会资源有限，人人都希望在资源分配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也是人之常情。在四年一次的北图核心期刊评选以及CSSCI期刊选定中，背后也无不存在者利益的角逐。请客受贿比比皆是。有些杂志甚至不惜血本，希望能被洋人的数据库收录，成为所谓的“国际期刊”。目的是不言而喻的，饭店星级越高，收费越高。杂志的求“星”现象与各高校的推波助澜也密切相关。各高校均有自己的核心、重点（权威）期刊目录，教师在这些杂志上发文章均有一定的奖励。高校教师均是高智商，一般是博士或硕士，最差也起码是个本科。交版面费之前都会算一算“名利帐”，最可怜的是那些没有工作的硕士生、博士生，为了毕业用父母的血汗钱、甚至是自己的吃饭的钱交版面费。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笔者总是感觉酸楚。

三、申报学位点：造假说谎的竞技场

中国每两年一次的所谓学位点申报，更是造假说谎的竞技场。假人（非本单位人员）、假教授、假科研成果现象层出不穷。教育部对此也无可柰何，在去年的学位点申报中，教育部将所有申报单位的材料挂在网上，规定淘汰比例，号召申报单位之间检举、揭发造假行为，有人将此戏称之为“狗咬狗”。

四、学术腐败消除的关键：制度的变革

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到底在那里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制度的不合理，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层面问题。国家垄断并分配着高等教育资源，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说谎、造假、发毫无价值文章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在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中获取更大利益而已。

要想彻底消除学术腐败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高等学校所有权社会化、私有化才是根本的出路。让市场、社会来签定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什么是有价值、社会需要的成果。而不是让一些官僚来鉴定，将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浪费掉。

中国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九大悖论

2006-09-09T22:16:00.001+08:00

作者：刘奇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的处境、命运给予高度人文关怀，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应该说，当前是农村政策最好的时期，农村发展空间最大的时期，农民最有用武之地的时期。但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农民“能力贫困综合症”还严重制约着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现阶段农民的弱势与贫困，不是简单的收入低下问题，而是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的短缺，是他们民主能力的贫困、知识能力的贫困、信息能力的贫困、不受歧视能力的贫困等方面的综合反应。农民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辛酸与无奈、困惑与冲突，生存与发展的悖论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新农村建设已经起步，新农村最缺的就是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培养出一代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没有理由再让中国农民的这种无奈成为一种历史的无奈。

　　不上学等着穷，上大学立刻穷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

　　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接受教育已成为一个人安身立足的基本条件，决定着一个公民能否跟上时代，能否发展自己，能否享受现代文明的关键因素。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农业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在农业生产中已越来越占据着重要地位，科学种田成为实际的需要，现代农业使农民必须应时代而变，不断强化知识和观念的更新。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基础。农民离开农业产业，进入其他行业，要有基本的教育背景，否则就只能做每月几百块钱的粗活。现在全国有4200万建筑工人，其中3200万是农民工；700多万煤矿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90%以上没接受到职业技术培训教育。尽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许多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是市场化能力还比较弱，需要不断地进行各种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训练。不光要会种地，还要会管理，懂经营，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融入世界潮流。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城市化的需要。农民要成为市民，其就业观念、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许多方面都要进行市民化转化，而这些转化都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来支持。中国农村现在五亿多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是7年，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日本50年前的水平。受教育水平低已成为制约农民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个根本因素，农民不培养孩子上学就只好等着穷。

　　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民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地供孩子读书，指望下一代不像父母那样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能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上学的费用实在高得很难承受。据有关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10元，现在已达100多元，高中三年花费现在要15000元左右，大学花费四年至少要四、五万元，可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才3200多元，一个农民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多年才够得上一个本科大学生四年的花费，干五年才够孩子上高中的花费。有的村子家家重视教育，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结果几年下来，“状元村”变成了“贫困村”，家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孩子大学毕业找工作又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马上面临成家立业、买房子，要想积攒点钱还债不知又要多少年。债务像一块巨石一直压在父母亲身上。农民无奈地说，现在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农村因此常常出现这样令人心酸的图景：孩子学习好，家长是又喜又愁，既盼孩子考上大学，又怕孩子考上，心里矛盾重重。近些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都在百分之五左右，而人均教育支出却每年增长15%以上，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到去年全国还有160多个县的小学，140多个县的初中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拨款为零，维持运转全靠收取学生杂费。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

　　1993年国家提出到上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可实际的执行结果是2002年才达到3.2%，2005年又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多。若按占GDP4%的标准计算，十年教育投入财政欠账近万亿。而有限的教育经费又大部分用于城市，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每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支出达五六千亿，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用于农村。农村人则要拿出1/4的收入供孩子上学。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到目前，全国还有少数县没能完全“普九”，已经“普九”的部分地区水平还较低、基础还不稳。受教育权的不对等，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281.55倍、323倍。九亿农民的子女在北大清华就读的还没有一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多。全国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子弟，教育的不公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公，它会引起一个人一辈子的不公，甚至延续到子孙后代。必须改变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扩大城乡教育公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由农民承担转移到政府承担，让高等教育的门槛向农民低开。

　　不打工现在穷，打了工以后穷

　　——新“工农剪刀差”在自然延伸，只是表现形式变了，

　　由工农扩展为城乡，由资金、物资的支持变为活劳动支持。

　　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一个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必须耕种20亩土地才可以达到8000元的年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18亿亩耕地只能容纳9000万农业劳动力，加上渔业、牧业、水果种植及其它农副业生产的农民在内，整个农业只能容纳1亿多农业劳动力，其余都必须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当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背起行囊、坐着火车跨省份、跨区域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取报酬时，“外出打工”这个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在农民生活中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但农民工又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力群体。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化建设道路的自然延伸，是新形势下的“工农业剪刀差”。所不同的是，从过去的资金和物资要素的支持转变为更加鲜活的劳动力要素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由过去的强制征取变为自愿行为；不仅更方便更快捷，规模和力度比以前也大得多。农民工不仅与城镇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而且劳动定额不合理，劳动时间过长，收入长期基本未增。表面上看，一些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几乎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但这往往是以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高达十几个小时为代价换来的。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薪酬，还往往被长期拖欠。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超过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等至少3000亿元。由于农民工大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卫生条件差、生产工作环境恶劣、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伤事故比例高、重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达数十万，其中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许多乡镇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60%的设备缺少必要的防护用品，90%的企业粉尘超标。土法开采的小煤矿，使矽肺病发生率急剧上升，有些民工仅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在透支了他们的青春、体力、精力之后，往往即意味着打工生涯的终结，用工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农民通过打工真正成为市民的在现阶段还十分有限，绝大多数还必须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由于打工期间很多企业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打工的积累又十分有限，打工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如再遭遇上伤残或职业病，后果很难想象。他们说死得起，但伤不起。长期在城务工，农活也荒废了，农业科技的知识生疏了，重操旧业已力不从心，重新返贫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5年超过3万亿元，5年时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而再看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发达国家是35～45%，中等发达国家是25～35%)，“水”涨了，“船”却没有高起来。14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而这其中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又属最慢。在珠江三角洲，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里农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当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着力加强法制建设，解决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结合我国的现有国力，探索一套更加灵活、更加适合于广大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在过了打工的年龄后能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为穷不看病，因为病更加穷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

　　教育、医疗、养老被农民称为是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现今医院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对农民来说都是极端奢侈品。在计划体制内享受医疗保险或者公费医疗的人有能力承担，城市中收入较高的人有能力承担，而广大农民则无能为力。两个不同的群体，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农民的窘境是不言而喻的。农民说“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送，绝症再往家中抬”。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农民不敢生病，生不起病，有病也不敢去看已成为突出现象。据权威统计，中国农村人口有近9亿，农民用于医疗的费用每人每年不足10元，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必须住院治疗的农村人群中，有近50%的人因缺钱而放弃治疗。2003年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包括实物收入)，而从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来看，2003年农民平均住院费用是2236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有一个人住院，可能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医疗费用上。农村人口拥有的卫生资源少得可怜。从1982年到2001年城市医院病床增加了100多万张，而农村医院病床则减少了20多万张。农村产妇及婴儿的死亡率都是城市的3倍以上。全国平均15个行政村拥有1个乡镇卫生院，1000个农民拥有0.79张病床、1.3个卫生技术人员，乡镇一级卫生院具有本科学历的医务人员只占1.4%。多数乡镇卫生院，设备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购置的，仍靠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老三样”开展工作。在广大农村基本解决温饱后，有人说，“看病难”已成了“农家新愁”。

　　农民生病后基本得不到救助，只能依靠家庭或亲友的支持。“一人生病，全家不宁，亲朋受累。”虽然现阶段我国的大多数农民已经跨过了温饱的门槛，但农民因病致贫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国家有关部门作过一项统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50%属于因病致贫，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的最大“拦路虎”。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将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

　　据有关部门透露，我国现在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这几年在1.6%～1.7%之间，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84%用在城市，只有16%是用在农村，而60%的人口是在农村。事实上是城镇40%的人口占用了80%多的卫生资源。农村卫生事业严重滑坡，农村的传染病出现了扩大蔓延趋势，血吸虫病死灰复燃，SARS、艾滋病的爆发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人不安全的最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不是其他，而是健康不安全，健康不安全又主要是农民健康的不安全。国家应通过立法形式，使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逐年增长，并接受各级人大监督落实；积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探索建立更大力度、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政府筹资渠道；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城市过剩的卫生资源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培育农村卫生服务市场。

　　种田想赚钱，种了田难赚钱

　　——“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白贴了一套运动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民重新成了土地的主人，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民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国家的政策调控效应在农民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近年来，一系列扶农政策特别是免征农业税的实施，使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开始发展特色农业，开始注重生产投入和田间管理，主动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农民收入也确有较大幅度增加，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2005年达3200多元，一年增收约300元。

　　可令农民始料未及的是，政策性增收的果实被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点点吃掉了。媒体报道河南省的例子，由于种子、农药、化肥涨价，农民种植玉米成本每亩增加了25～27元。如果包括机耕、机播、机收、灌溉等，每亩生产成本比去年增加了30元以上。而给农民的三项补贴，每亩平均只有15.07元，只达到所增成本的一半。农民幽默地说:“现在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还白贴一套运动服。”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和免掉的农业税，全都“转移”给了生产资料企业和经销商。农民即使遇上丰收年，粮食增产了，也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如果再遇到假冒伪劣生产资料的坑害，不仅不赚钱还会吃大亏。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放开，一些不法的经营业主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农业是弱质产业，面对的是市场、自然和政策三重风险，加之现阶段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还不高，对大多数地方来说，农民靠种田赚钱还很难。当前，亟需依法曝光一批农资违法违章案例，严防伪劣农资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净化农资市场主体，扶持一批规范经营、诚信守法的龙头农资经销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农资经营者的服务水平。应适当给予财政补贴，让农业保险这一“准公共产品”尽快走进农家，帮助农民规避风险。大力度地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努力使农业逐步走上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现代农业轨道。

　　低价买货想便宜，便宜过后吃大亏

　　——假冒伪劣产品“上山下乡”，农民成了消“废”者。“人命关天”的大案时有发生。

　　“油盐酱醋找个体，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城里。”说的是农村商业布局不合理、规模小、网点少，农民购物很不方便。加上农民买东西受经济条件限制，消费水平较低，“廉价”成了他们购买商品的首选因素。农村市场发育不完善，完整的商店要到镇上才有，那些散布在村落的小商铺，是农民主要的购物渠道，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些个体小店大多是从县乡各类批发市场和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小作坊进货，同样牌子的饼干，城里超市每市斤的价格要卖到十几块，小店里可能两块钱就能买到；海飞丝、飘柔等品牌的袋装洗发水，里面装的都是同样的蓝色透明液体，城里要几毛钱，小店里只卖几分钱，用的似乎是同一个印刷版，只是字迹有一点模糊。小店销售香烟，为了少交税，大部分进的都是散货，价格当然也便宜。在我国很多地区，仍然沿袭着十里八村农民赶大集的习惯。集市上充斥那堆积如山、来历不明的商品。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农民购买力的不足，而这又是中国经济长期实行的工农业非均衡发展、城市和农村非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农民负担长期过重、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广大农村，由于缺乏龙头商业企业的主导，农村流通领域无序竞争；由于科技知识和法律常识缺乏限制，农民不会辨真识假，在购买商品时又很少索要发票等消费凭证；农村小店大多家庭经营，不像城市商店具有严格的检测准入门槛；农村市场打假力量不足和执法力度不强。以上诱因，导致在城市内遭到消费者抵制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大举向农村进攻，农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常常遭遇假货，成了消“废”者。山西假酒案、河南有毒大米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无不触目惊心，严重危害了农民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而言，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农村商业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农村市场萎靡，影响到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推行，阻碍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农村消费占全社会的60%多，而目前仅占30%多，下降了一倍。占总人口60%的农村，消费水平只占全社会三分之一的份额。有关专家指出，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消费水平相差十五年左右。必须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培育新型的农村商业龙头，引进现代化营销理念和方式，构造新型的农村商业网络，以连锁经营的形式，逐步实现统一标识、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服务标准，净化农村市场。促进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把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先进科技文化输送到农村，激活农村蕴藏的各种消费潜力，激发农民的购买力。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执法力度，多向农民宣传鉴别假冒伪劣产品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进城之后难成市民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

　　“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

　　在强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宏观战略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积极鼓励农民进城，广大农村最宝贵的生产要素——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投身于城市快速扩张的进程中。在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条件下，“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一种特殊结合方式，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最初发展乡镇企业时“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到后来形成了一支一亿多人、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大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调查，“农民工”已占整个产业工人的一半以上，是我国城市建设与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劳务群体。在用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希望和价值的同时，“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创造的GDP已占20%多的份额，为城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支付给他们低廉的工资，更是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国家支持鼓励农民进城，农民世代都在追求进城，但进城之后的农民仍受到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限制，农民工的务工环境和生存环境都令人担忧。从劳动权看，虽规定用工单位必须与雇工签订劳动合同，但由于大部分进城打工农民缺少相应法律知识和意识，导致劳动合同或者根本没签订，或者合同条款对雇主有利，对农民不公，农民工劳动权益无从保护。从就业权看，农民就业受到歧视，北京规定农民工不能从事文秘，上海四星级以上宾馆不用农民工。从安居权看，石棉瓦平房、地下室、工地工棚就是进城打工农民的安身之所。北京市调查，农民工住石棉瓦棚的占77.7%，住地下室的3.8%，住工棚的占10%。不少人一张木板，一叠床被，酷暑寒冬，风吹日晒，拥挤脏乱，蚊叮虫咬，甚至达不到有关法律规定的人生存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安居工程普惠的只是市民。从社会保障最核心的失业保险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但农民工却没有，一旦失业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他们中就有人被逼以犯罪作为对社会不公的“终极反抗”。更值得关注的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处于财政投入的真空状态，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都不愿意出钱，农民工子女上学门槛太高，大多流入办学条件较差的私立打工子弟学校甚至失学。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就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有关问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但是这些文件执行起来，往往被大打折扣。比如，暂住证仍被大多数城市作为对农民工管理的一大依据，并且将子女借读、务工经商，甚至租房、收卫生费等捆绑在一起，缺一不可。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改善，可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其深层次原因还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仅仅靠出台某一项政策或措施去解决问题似乎并不现实，应该以系统工程的理念，从立法和法律保护、行政管理和服务、社会舆论宣传和导向等方面入手，逐步为农民工营造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理性的、健康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可能的领域尽快让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努力消除“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当前，对外来工中劳动关系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其社会保险可以跟城镇当地职工并轨考虑，享受同等待遇；对于短期务工者或者流动性比较大的外来工，可以优先考虑其工伤和大病保险，养老保险可采取“低进低出”的办法扩大覆盖面。民工子女上学一定要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并和市民子女同等对待就近入学。

　　没有男孩想男孩，有了男孩愁男孩

　　——如性别比失调再延续下去，20年后可能有四、五千万个男性找不到配偶，

　　这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

　　中国农村重男轻女一方面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把男孩作为一种开发潜力最现实的生产力要素来看待，作为他养老的保障依托，更是他在村、族中力量的象征。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农民选择生男孩自有其道理，因此带来我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不断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116.9，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130以上。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在某省农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让农民自行选择，出生性别比将达到144。照此趋势，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之日，全国将有四、五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这将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失调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阻碍着我国人口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并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酿成重大政治问题。

　　农民看不到宏观问题上的可怕，他只知道自己生个男孩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生了男孩之后别说娶不到媳妇犯难，就是娶到媳妇，那昂贵的彩礼，高不可攀的开支花销，令他倾家荡产都解决不了问题。到了这一步，他才会仰天怅问：我该不该生这个儿子。可是，一切都晚了。为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及时向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倾斜，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逐步形成家庭抚养孩子——孩子回报社会——社会赡养老人的良性循环。积极倡导“男到女家落户”等婚育新风尚，把平等意识纳入公民教育，努力促进男女平等。

　　当家作主想民主，有了民主不做主

　　——从“为民作主”到“民主”的进化过程中，农民有点眩晕，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支配权也得以确立。农民迫切希望成为村庄的政治主体，改革后的一户一田，也需要有一人一票的体制加以保障。推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权利，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基层民主，激活了农村的政治活力。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观念也不断更新，他们不再满足“面对黄土背朝天”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文明、民主、法制、富裕”等愈来愈成为广大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要追求。历史延续下来的一些管理制度和行政方式已不适应现实，他们对办事“不民主，不公开”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非常不满，民告“官”的事不断发生。当前，农民参与政治大多以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有以个人或集体方式去接近各级组织，反映、说服、建议、批评，以期影响改变他们的决策、决定的接触活动；有通过大众传播或信访手段反映情况、表达利益，实现意志的投诉活动；有不堪忍受不公正待遇和非法压制进行抗议、暴力对抗活动或依法诉讼活动。选举行为也早已突破了举举手、鼓鼓掌的模式，很多地方的候选人需要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说，发表施政意见，做出具体承诺等。有的还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困难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以赢得村民的选票。

　　但客观地说，中国农民民主素质尚处在初始阶段。农民在村级、乡级社会事务中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缺乏，依附观念浓厚。农民群众往往不把自己作为权利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上级”、“领导”、“包青天”为深蒂固，当官的应享有特权在农民中尚有一定市场。改革开放前的频繁政治运动，使农民对政治失去热情尚没有根本转变。体现在当前的农村选举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之处。选民参选率不高，有些地方只有百分之六、七十，选民对选举事务中的各个环节较少参与，既不关心，也不愿花精力，不感兴趣。曾出现过一个选民人数不到600人的小村庄，海选中提名的“两委”候选人竟然多达100多名。经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村民是哥哥选弟弟、妻子选丈夫、老子选儿子、自己选自己，令人啼笑皆非。许多村民投票时受人左右，没主见，给包烟、吃顿饭，就投上人家一票，以致于在选举时部分群众形成了“谁给我都要，谁给得多就投谁的票”，没有行使选举权利的神圣感。村民对选举组织者的违规操作，即使知道了也不介意，给一些人做手脚提供了方便，贿选的苗头已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些案件不但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而且还与乡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等相牵连，影响越来越坏。另外，乡镇对村级选举进行干预，插手候选人等环节，也使农民难以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

　　离开了农民的具体处境、条件和素质，再先进的选举办法也不管用。从总体上看，农民作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对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民主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应多提供一些易为最广大农民利用的有效政治参与形式。同时必须重视对农民的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提高农民参政的基本素质，使农民对民主政治参与的兴趣与实际参与的行为协调起来。针对贿选等不正当选举的处理，应明确界定贿选的行为，制订出如何处理的相关法规或参照执行的法规。总之，从“为民作主”到“民主”需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为陈规陋习所累，又为其推波助澜

　　——人情礼份在“自由风长”，雪球越滚越大，成了许多人难以挣脱的枷锁。

　　农民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正逐步加大力度，尤其从今年开始结束了几千年来与农民如影随形的“皇粮国税”，农民欢欣鼓舞。但农村中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大有回潮之势。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给农民造成许多额外的负担，诸如什么求神仙、拜菩萨、敬天公、建祠堂、做道场、请巫师、看风水等，花样不断翻新。这些畸形的消费行为，无情地吞噬着农村的资源和资金。丧葬陋习恣肆蔓延。不管有钱无钱，丧事越办越“风光”、“阔气”起来，祭祀品越来越高档化、工艺化，白白烧了许多血汗钱。此外，挥之不去的人情债也是农民的一大头疼事，特别是大操大办婚姻喜事更是增加了农民的不少负担。时下农村的红白喜事，除了传统的结婚、办丧事外，还有从婴儿出生、满月、百日、周岁到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升职、订婚、结婚，从逢年过节到盖房乔迁都要送礼。许多农民平时节衣缩食，就为了这些应酬，一年忙到头，最终又是空空如也。农民无奈地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应该说，广大农民群众是有觉悟的，他们拥护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但毋庸讳言，现阶段，在农民中还存在着一些旧的思想和习惯，农民在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有意无意之间在为各种陈规陋习推波助澜。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人未死便花上万甚至几十万元为自己建坟墓；有的人宁愿不吃饭也要集资修庙堂；一些人家里有人生病不去求医，而是烧香请巫婆；农村建房普遍要请“风水先生”看“座财”等，不少受愚昧迷信影响的农民自己把自己逼进了贫穷的死胡同。在一些富人奢侈消费的引领下，一些本不富裕的农民也养成了摆阔气、图虚荣的习气，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有所淡化。婚姻喜事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婚礼变成显阔的擂台。赌博之风日益盛行，在农村、集镇、茶馆、红白喜事现场，聚众赌博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有的因为赌博而放弃生意输掉本钱，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些生活改善了的农民渴望有个整洁文明的生活环境，可到政府进行乡村规划，集中连片建设新村时，很多人又是故土难离，即便搬进了新居，卫生习惯也很难改。建国以来国家即推行改水改厕，可至今仍有70%多的农民仍然使用旱厕。

　　究其根源，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是潜在原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要提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克服愚昧落后；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必须唱响主旋律，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在农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对农民的侵蚀，改善农村社会风气。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基本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乃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了解农民的所思所虑，破解农民生活中的各种悖论，需要学点“穷人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从而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解决方案，为最终解决农民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和保证。

江平：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

2006-09-09T22:16:00.000+08:00

江平：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
世纪经济报道

　　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而在此之前，《公司法》、《证券法》已经推出了新的版本，而《物权法》、《反垄断法》也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并成为市场中的焦点。对于迅速发展而且转型剧烈的中国经济来说，法治无疑是促进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然而，对于日益运行复杂、国际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的中国经济来说，如何建立一套符合国情而又运转高效的混合制度，无疑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此，我们本周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走出改革争论

　　《21世纪》：刚刚闭幕的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和《合伙企业法》修订案，还审议了《物权法》、《反洗钱法》等法案，经济立法在最近比较频繁，似乎又到了一个高潮。您对最近的这些立法如何评价？

　　江平：最近涉及到市场经济方面的立法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倾向，这几个法律最大的特点是跟国际接轨，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在基本的要点上是跟国际规则接轨的。

　　我想这突出表明，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大争论，我们已经摆脱了改革会不会停滞、停顿这样的担心。在一些基本的原则方面，仍然体现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一次《物权法》立法特别强调公有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保护，就明显体现了继续改革开放这个坚定的信念。

　　《破产法》立法中最集中的体现了这个趋势。对抵押债权跟劳动债权之争，最后也采取了一个平衡的办法，划一个时间的界限，之前的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对待，之后的遵循市场化原则。以前的更多保护劳动债权，以后更多还是靠近国际惯例。一般来说，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应该是优先的，企业破产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应该由社会保障法来解决，《破产法》主要是解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把债权人利益置之不顾光考虑劳动者利益，从长远来说不利于经济发展。再比如对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这一次也纳入了《破产法》。其中规定了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提出破产申请，也是寻求国际惯例和中国现实情况的结合。

　　《21世纪》：中国加入WTO已经五年了，改革开放也二十多年了，关于改革的讨论以及最近的立法活动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规范重整的时候？

　　江平：最近的法律变动，主要集中在关于市场秩序的法律一部分。可以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竞争的秩序非常重要，竞争得有一个法则，不能扼死对方喉咙，也不能搞掠夺性的原始积累了。

　　吴敬琏说的“坏的市场经济”和“好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一个界限就是看有没有竞争的法则，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非常重要。而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现在应该说最缺少的或者说法律规则里面最不完善的，也就是市场秩序的规则。

　　我觉得现在中国市场上最大的两个毒瘤，一个是商业贿赂横行，通过商业贿赂用钱买市场机会；一个是虚假横行，市场秩序混乱。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虚假，广告虚假，产品也造假。

　　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比较简单，连究竟什么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跟佣金、回扣到底什么关系，这个界限都还没搞清楚；商业回扣和利用公权力的回扣又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把它看成一回事。买通海关或者药监局，搞个批文，和买通公司人员获得市场机会，是不一样的，前者涉及公权力，后者是商业贿赂。我国不久前也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反商业贿赂的条款。我们要反商业欺诈、反商业贿赂，不仅要有好的商业组织法，比如《公司法》，还要有很好的秩序法，这样市场才可能走向一个健康的道路。否则再好的公司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也搞不好。

　　《21世纪》：这一轮立法中好多都是关系到市场经济基础的一些法律。这些立法对我们争取国际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会起多大的作用？

　　江平：这当然有利于国际上更加认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趋向，能进一步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国家市场经济法律的完善。但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一方面看法律是不是完善，但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尽量减少国家的干预。

　　最近这些立法和改革大争论的关系，深一步来看，比如说有人讲，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别忘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句话里面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更多地强调国家要管，国家控制的手段不能变。我也承认，任何国家不可能不来管经济，关键是在哪个领域管，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管。不能期望全方位的干预来避免市场弊端的显露，该叫国家放松的地方当然要放松。这次《破产法》最大的进步，就是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干预破产，不能说这企业资不抵债了，行政权力批准破产。

　　寻求公共立法与执法

　　《21世纪》：最近的一些立法中有个新的端倪，一些法案全文公之于众，向各界征求意见，参与者越来越广泛。您曾经也提到，一方面要倾听不同的集团或者不同阶层的声音，另外一方面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江平：我讲既要广泛征求意见，又不能民粹主义。所谓的防止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粹主义，就是说不能简单地以公开意见中的大多数意见为立法选择上的绝对标准，立法不能按照简单多数原则来走。

　　例如，物价上涨听证，从老百姓来说绝大部分不愿意上涨。但是从市场规律看，某些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还有些价格，特别是水电油等基础资源的价格，都是国家强制规定，财政在补贴，说是怕影响老百姓生活而不涨，但是早晚这个价格关还是要过，从一般的感情来说大家都反对涨价，但是理智的选择，涨是必要的。

　　所以一方面，正常的市场化改革要走，另一方面要对那些受改革损害的人提供补偿，包括制度性的补偿，其中最关键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我们中国现在根本缺乏的是社会保障法，另外收入分配机制也成问题。将来解决问题主要靠两个东西，一个通过税收调节解决，你有钱的人，高收入高消费，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该多纳税。第二是拿这些税收收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给低收入者一定的保障，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

　　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平衡，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中表现最明显。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很短的一段时间提出的意见达到14万条，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明显相反的倾向。要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这个没有问题，谁也不能反对，我们认为必须保护。但也不能过了度，因为反过来说，这会不会有损害企业家利益的地方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搞得过分了，经济发展就放缓。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还比较便宜，劳动保障条件肯定比不上西方国家，如果现在片面强调必须跟那些国家一样高，弄不好可能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所以一个法律不仅要兼顾两方面的利益，还要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历史阶段来考虑。

　　总的来说现在立法越来越走群众路线，公开、透明，听取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世界各国来说，因为体制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比如外国可以通过议会的充分讨论，议员就代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团体。过去我们更多是部门立法，部门利益色彩很浓重，也没有经过公开征求意见，这种模式显然不够好。我们现在通过公开上网征求意见不见得是最好的，但至少立法的民主进程大大提了一步，这种趋势我百分之百赞成的。

　　既然是公开征求意见，就必然有不同的意见，不仅有两种，还有很多种，争议激烈也是好事，因为法律就是要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要确定在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条线划在哪里，才是最公平可行的。

　　《21世纪》：但我们也看到，有关立法中的争议和分歧也越来越激烈，或者说更加显性化。有充分的讨论，逐步取得共识是个好事情，但有时立法因为这些争议而停滞甚至被搁置了。另外立法争议中，往往不同政府部委和不同地区的观点相左是主要原因，比如反垄断机构设置之争，两税合并立法一再推迟。怎么解决充分讨论和立法进展之间的关系？如何保证立法的公共性？

　　江平：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由于涉及利益太复杂，争论太多，很多问题研究不是很透，像《破产法》的争议中，线到底划在哪里？职工的利益、银行的利益都很重要，立法进程中稍微拖后一点，决策很难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立法一旦确定，至少要管十几年，不能朝三暮四老改动。

　　现在立法里面部门利益确实很厉害，但是过去更厉害，现在相对来说好一点。有时候部门利益就是为了争执法权、争收入。但也要看到部门利益的背后，也许并不是单纯的部门利益，比如说两税合一，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吸收外资的政策，这是一个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不过有些东西早已经清楚，拖就没有必要，最怕就是出现立法中的优柔寡断。

　　《21世纪》：您刚才说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而现在很多立法也在往这方面倾斜，但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而且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了2004年的40.6分，那么您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江平：法治包括两方面，一个立法，一个执法。国外评论中国的，我认为恰恰表明中国现在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现象——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但是执法跟不上，很多时候执法不到位。《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也有反垄断的规定，执行得如何？《反垄断法》出来之后能怎么样，还不好说。我们拿最典型的来说，谁也不能说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差，但是国外意见很大的是知识产权执法太差。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执法大检查，运动式执法，这恰恰说明中国法律环境实在还有待改善。包括市场秩序的法律，也不是仅仅靠几个条文能够解决的，我刚才讲了，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法律条文已经存在了，但就是执行的不够，有的写的比较一般，太笼统，缺乏执行的可行性，有的是写了也难以执行。

　　《21世纪》：原因是什么呢？

　　江平：原因就太多了，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的就执行，不利于的根本不执行。《破产法》颁布以后，假如破产对当地不利，地方完全可以采取地方保护的措施。立法中大家对破产财产管理人由法院任命表达了很大的担忧，就是担心很多地方的法院是受地方政府影响和左右，地方保护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其实从理论上说来，任何国家的立法和执法都有差距，但这个鸿沟在中国显得特别大。

　　建立机会平等的市场秩序

　　《21世纪》：近些年来，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包括市场和计划的混合制度。在您的心目中中国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江平：跟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说在市场中还是两只手，市场这只手和国家这只手。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这只手失灵就要由国家这只手干预。但是任何国家既然讲市场经济，就不能以国家这只手为主。

　　具体来讲，在宏观方面国家要干预。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一定要建设很好的秩序，在社会公共秩序上，要让每个人感到安宁；在经济秩序上就是把市场的风险降到正常的情况。市场上一些微观方面的行为，主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解决，现在《合同法》体现了很多私人自治，上市公司国家干预多一些，因为上市公司影响面广，其他公司国家干预就少一点。

　　同时，市场秩序需要有执法机构，但是执法机构怎么执法又是一个问题。我1994年去美国，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有《著作权法》，但盗版东西那么多？我说第一原因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版权的概念，第二是《著作权法》通过才四五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对方对此非常惊奇，说中国通过一部法律就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那你们的政府该有多庞大？我反问他，美国呢？他说我们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去查，你认为谁盗了你的版，调查后告诉政府，政府支持你，上法院起诉。这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更强调侵权责任，民事主体——个人和各种组织——是执法体系或者说法律实施体系中很关键的一环。

　　而我们国家呢，不要说盗版，拿产品质量来说，我们出了一个假药、假酒，政府部门就发动大盘查，那需要多大的执法力量？而民间的力量却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去年吉化厂爆炸污染松花江是最典型的例子，居民要求赔偿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是政府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有几个人被判刑，但是民事赔偿没有，原因显见，有民事赔偿可能把一个厂子搞垮。任何市场主体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不仅要赔偿，有些情况还需要高额的惩罚性赔偿，这样才能威慑那些欺诈和虚假的东西，净化市场环境。

　　《21世纪》：吴敬琏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假如中国不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江平：我认为应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商业贿赂怎么形成的呢，商业贿赂就是花钱买机会，而机会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谁可以优先取得这种商业机会？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钱。

　　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到现在，最大的弊端就是腐败和商业贿赂。我过去到一个卷烟厂去，厂长领我到仓库，当时中国不能生产过滤嘴，其中的原材料丝束要从德国进口，这个卷烟厂到烟草专卖局都申请不到，而一个舞蹈演员就拿了两吨丝束的指标，生产卷烟的企业拿不到原材料，一个舞蹈演员却能够拿到，公理何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失败就是拥有权和钱的人霸占了本应该平等的机会。

　　现在我们决心要整顿商业贿赂，需要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地推进。但是这也表明现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往往不一定能够了解和纠正，一旦泛滥成灾，才开始纠正，又是带有群体性、运动性的治理方式。不能责众就挑几个典型，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执法就存在侥幸心理，也无法形成法律的权威，这是个很大的悲哀。

　　《21世纪》：您对走出这个悲哀有信心吗？

　　江平：要好好整顿，最关键还是反腐，官员的腐败是执法中最致命的，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只要有腐败，执法绝对不行。

　　《21世纪》：您强调改革要倾听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但又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令我想起了古希腊的梭伦，他在面对穷人和富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时始终寻求着公正和自己的立场，并曾经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那您自己怎么看呢？

　　江平：(笑)不敢那么随便乱比。

　　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法律最核心的也是公平正义，法律本身不体现公平正义就绝对是恶法，恶法可能损害老百姓，也可以让经济倒退。

　　不过现在法学家更关心的是执法，如何使法律更好执行。应该说执法任务远远大于立法的任务。再好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也是纸上的法律，而不是现实的事实。

　　《21世纪》：您现在已经76岁了，您如何来评价近几十年的中国法制建设呢？

　　江平：我对中国法律向来是说这么几句话：第一，中国的法治还是鸟笼法治。这和过去陈云说的鸟笼经济(也被称为“笼鸟之说”，陈云1982年12月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跟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其间提出将搞活经济比喻为鸟，将国家计划比喻为笼子，意思是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编者注)一样，中国经济不能跳出鸟笼，中国法治也不能跳出鸟笼，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把鸟笼做大一点。

　　第二，中国法治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因此光靠上面推进不行的。中国法治有的时候需要上面做改革，有时候也需要下面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事件来推动。

　　第三，从中国法律发展的趋势来看，总体来说是前进的，我始终相信中国法治有很美好的前景。道理很简单，20年、40年前，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从中国建国到现在，我是一路经历的人，建国时我19岁，到现在57年的历史，中国发展非常快，比别的国家快，我们也看到过中国经济停滞的时候、落后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也许我们经历多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在前进就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