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挥之不去的“精英情结”

谢轶群/文

沉寂6年之后，随着出面替一位成都女艺人打官司和《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两篇重头访谈，王朔再次醒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当年那个“躲避崇高”、辱弄一切、口无遮拦的“侃爷”，如今已虚岁五十。

“归来”的王朔并未改变其一贯的言说风格，他依然犀利、刻薄、目空一切。在访谈中，他直称张艺谋的《英雄》是取媚强权，《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烂片；余秋雨成天扮演名士，也就一个蒙中学生的《百家讲坛》水平；张承志和王彬彬在生活中一样很庸俗；“80后”作家还处在打群架的阶段，没有立得住的作品等等。当然，可能是到了知天命之年，在嬉笑怒骂之中，他还是多了一份广博和沉厚的力度，在论及文化、人生、社会和体制问题时不断有甘苦之言和慧眼洞见。

做为20世纪后期红极一时的人物，王朔的意义是他不仅以其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商业文化大潮初兴时起了“领军”的作用，而且在于他经常表现出的矛盾、摇摆的文化姿态，后者使他有了超出“大众文化明星”的更多内涵。

早有人指出，王朔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或曰“精英情结”：王朔青少年时在文革中未受过系统教育，在学校也不是被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后来当兵，退伍后在国企供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从事文艺创作以来一直感受着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威压，时而委屈愤怒时而又自惭形秽。因为文化地位原本低下，一直在底层奋力挣扎，等到功成名就，不免有“出了一口鸟气”的痛快——我没读过书，不照样比你们强得多吗？于是其作品和言论中便常以挖苦嘲讽知识分子为乐事。在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被塑造成可笑的小丑角色；而他一句“我坚信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更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认为王朔的心态积淀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几十年来的政治风云。

然而王朔又不是文化上的小人得志之徒。他一边走大众文化市场路线大赚其钱，一边尽情挖苦调侃知识分子的卑琐和虚伪，同时又对精英文化表现出向往和敬畏，在内心深处把在其中有一个坐席做为荣光和梦想——他可以口沫横飞地把金庸说得一文不值，却在批鲁迅时把《我看鲁迅》一文写得结结巴巴，明显内心发虚、底气不足；而对《红楼梦》这样的万世经典，他从不敢有丝毫放肆，还不止一次宣称要写一本“当代《红楼梦》”。更有意思的是，王朔在其美国游记《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一文写道：“……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从上下文语气看，这决不是他擅长的反讽，而是他的真心话。

一面对精英文化嘲笑鄙视，一面又尊崇有加，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文化资本贫乏的人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即便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因此对知识文化又爱又恨、又鄙又畏。在历年谈及精英文化及其成员的言论中，王朔屡屡一副“我是你爸爸”的张狂，同时又把这种张狂放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前提下；一边一副“无畏”的架势，一边又声明这份无畏是因“无知”，这尽显一个来自文化底层、根基薄弱的文化名人的微妙心理。

这次“归来”，年近五旬的王朔似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耿耿于怀，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已是风光无限的王朔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越是做出轻蔑鄙夷或满不在乎的姿态，越是表明了这种情结的深固。而正是这种矛盾龃龉，和他时常表现出的批判精神一起，丰富了王朔的内涵，一个既无法用“精英作家”称之也不能以“大众文化明星”命名的王朔醒目地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该是不解、同情还是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