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就是反对思想的权利

文/熊培云 南风窗


从反左到反右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说，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而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为“两家争鸣”，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我们称“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社会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不可否认，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显而易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争论，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来说，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被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培养出来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对立与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说早期的人类，站起立起来行走，头顶上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人的层面。或者说，在所有运动之中，坚守人的价值是最后的底线。

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巴黎，从帐篷运动到无房者可告官

　近日，一场别出心裁的社会运动使巴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名叫奥古斯丁·勒格朗的年轻演员，为了让法国政府重视流浪汉问题，从去年12月16日起开始在巴黎圣马丹运河河畔发放帐篷，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帐篷运动很快得到了社会的响应，不少巴黎市民自愿在这些帐篷里过夜，呼吁政府为街头的流浪汉提供住所。

和法国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演艺界人士一样，勒格朗同时是慈善组织“堂吉诃德的孩子们”的发起者。笔者在网上看到人们这样评价这个组织：“如果说堂吉诃德挑战的是风车，那么堂吉诃德的孩子们挑战的则是这些帐篷，挑战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

显然，和堂吉诃德相比，这些孩子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帐篷运动”的快速蔓延给德维尔潘政府不小压力，表示应该有所作为。2007年法国呼声最高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美女政治家”罗亚尔和“政坛齐达内”萨尔科齐也纷纷对流浪汉权益表示关注。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支起几百顶暖色的帐篷，当说是近年来法国社会运动中的壮丽一景。显而易见，这种滴水穿石的成长同样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关于这一点，连日来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可抗辩居住权”的设立。一夜之间，许多法国人恍然大悟，穷人没有房子住，原来可以靠政府———因为人生而勤劳，没有贫穷的民众，只有贫穷的政治。

2007年新年伊始，法国人民运动联盟（UMP）籍议员乔治·费莱克提出一项旨在“确立对抗性住房权”的法案，试图将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纳入到法律柜架下解决。2003年以来，该议员团结了左右两派人士，组成了“议会流浪汉问题研究团”。在该法案中费莱克建议，“凡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每一个个人，都有权通过本人所居住的市镇政府，从国家那里获得能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的住房。”

1月17日，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顺利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应满足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等人士对由政府补贴的社会住房的需要。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无满意答复时，5类住房困难户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从2012年1月1日起，“可抗辩居住权”将向更多人开放，以实现人人有房住。

古猿落地而居已有数百万年，然而，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人类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居住问题，这对于人类这一高智商的物种及其所发明的政府这个工具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正因为此，像卢梭那样迎风流泪的政论家不得不时常怀想远古“猿猿住得起别树”的黄金时代。

法国将住房权设定为可抗辩性权利，这意味着无房者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住房权，既是锻炼“权小责大”的“最好的政府”，同样也为底层社会的自我救济提供更好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一项收获民心的工程，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更多权力。正因为此，代表有房者利益的全法不动产东主联盟在对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把“居者有其屋”作为目标表示高兴的同时，同样警告政府，东主联盟虽然不反对可抗辩原则，但是坚决反对附加措施，如征收空房或种种冻结措施（如房租、驱逐房客、回收住房等等），否则，出租房者将放弃出租或促使他们干脆出售房屋。

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政府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应该尽一切可能谋求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增量，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将一方既有权利转移到另一方了事。无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政绩主义会受到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的抵制。任何国家，若要取得持久的繁荣，就必须摒弃“东边日出西边雨”式的移情与浪漫，以便让所有民众都能拥有权利，正如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照耀之下。

□熊培云（北京学者）

读书三昧：历史之十二“最”

读书三昧 读书三昧的博客


最坦率的表白 兼任六国宰相的苏秦衣锦还乡了。他的车辆箱笼，满载着诸侯各国送来的金银财宝，像国王一样富有。苏秦到家后，曾经瞧不起他的兄弟妻嫂对他低头不敢仰视，捧着饭案跪下请苏秦食用。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为什么以前对我那么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敬呢？” 嫂子斜行上前跪下，叩头表示歉意说：“现在二弟官高财多。”



最客观的比较 晋武帝司马炎和侍御史胡威闲谈，司马炎赞叹曾任荆州刺史的胡威的父亲胡质为政清正，问胡威说：“你与你父亲相比，谁更清正？” 胡威说：“我不如我父亲。” 司马炎又问：“你父亲哪些地方胜过你？” 胡威说：“我父亲生怕别人知道他清正，而我却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清正，这就是我远不及我父亲的关键所在。”



最善意的劝告 武则天曾下令禁止天下屠宰及捕捉鱼虾。左拾遗张德生了个男孩，偷偷杀羊请同事来家庆贺。杜肃在席间悄悄藏了一块羊肉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临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生个男孩，我很为你高兴。”接着问：“请客的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忙叩头认罪。武则天说：“我的决策正确否还难以预料，然而，你请客也要选择一下对象。”



最独到的特长 公孙龙在越国时，曾对他的弟子们说：“没有特长的人，我一概不收他们做弟子。”一天，有个身穿粗布破衣的人来见公孙龙说：“我嗓门很高。” 公孙龙问他的弟子们：“你们有嗓门比他高的吗？” 弟子们说没有。公孙龙说：“那我就收他为弟子。”几天以后，公孙龙要渡河，那个嗓门高的弟子只喊一声，对岸的船就划过来了。



最远见的忧虑 智伯要攻打卫国，便先送给卫国国君骏马四百匹、白玉一块。卫君很高兴，群臣都来祝贺，惟有南文子面带愁容地说：“无功而受到赏赐，没有贡献而受到礼遇，很不正常。四百匹好马、一块白玉，这样的厚礼应该是弱国送给强国的，而现在正相反。我们应慎重对待这件事。” 智伯听说后，知道卫国有了预防，就打消了攻打卫国的念头。



最超前的决定 高缭在晏子手下做事从未出现过差错，晏子却要把他赶走。左右的人感到奇怪，劝晏子说：“高缭在你这办事三年了，你没给过他任何好处，现在又要赶他走，这合于情理吗？”晏子说：“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靠大家的帮助，大胆指出我的不足，我才能把事情办好，可是高缭给我办事三年，却从没说出我的过失，所以我要赶走他。”



最厉害的气话 唐大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和妻子升平公主有一次吵架，郭暖骂升平公主说：“你倚仗你父亲当皇帝就觉得了不起吗？我父亲还不愿当皇帝呢！” 公主气得向唐代宗告状。代宗说：“你有所不知，你公爹确实不愿做皇帝。要不然，唐代天下就姓郭了。”郭子仪听说后，把郭暖捆起来让他向代宗认罪。代宗说：“这是小两口打架的气话。”一笑了之。



　　最幼稚的询问 唐懿宗时，陕西观察使崔荛沉溺于玩物歌酒，不理政事。老百姓到府衙诉说旱情，崔荛指着院子里的树不以为然地说：“此树尚且有叶，旱情从哪里来？”还把老百姓痛打了一顿。这一来把老百姓激怒了，他们联合起来把崔荛赶跑了。崔荛饥饿难忍到老百姓家讨水，老百姓便给他尿喝。



最别致的酒宴 苏章在汉顺帝时做翼州刺史。他的门生在清河任太守。有一次，苏章来到清河检查下属政绩，发现了这个太守的一些不法行为。苏章把清河太守请来，专门为他摆上酒宴。清河太守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说：“我有两个青天！” 苏章说：“我今天请你喝酒，是咱们的私情；明天我作为刺史审查你的问题，那是公事。”第二天，查处了他这个门生。



最明智的推理 王禹偁为李继迁写了《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五十匹马给王禹偁作为报酬，王禹偁没接受。到王禹偁出任滁州刺史时，福建人郑褒步行前来见他，王禹偁爱他儒雅，便买了一匹马送他。有人向宋太宗举报说王禹偁买马少付别人钱。太宗说：“他能够不接受李继迁五十匹马，难道会少付一匹马的钱吗？”



最无形的力量 李师古是唐中期的重臣，他虽然飞扬跋扈，但听说杜黄裳担任宰相也感到不安，不敢失于礼节，便派人送去价值百万的钱财，送礼的人不敢进门，就在门口等待机会。这时候有人乘轿出来，跟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婢女。送礼的人向前问：“轿子里是谁？” 婢女答：“ 宰相夫人。” 送礼的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师古，李师古于是打消了送礼的念头。



最合算的狠心 范仲淹任宰相期间，察看各路官员花名册，见到不称职的，发现一个免一个，按照次序用笔勾去名字。枢密副使富弼对范仲淹说：“您这样大笔一勾，岂不是要使他那一家人悲伤痛苦的呀！” 范仲淹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家哭要好吧！”于是，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