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培云 南风窗
从反左到反右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说，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而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为“两家争鸣”，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我们称“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社会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不可否认，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显而易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争论，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来说，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被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培养出来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对立与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说早期的人类，站起立起来行走，头顶上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人的层面。或者说，在所有运动之中，坚守人的价值是最后的底线。
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1/28/2007
巴黎，从帐篷运动到无房者可告官
近日，一场别出心裁的社会运动使巴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名叫奥古斯丁·勒格朗的年轻演员，为了让法国政府重视流浪汉问题，从去年12月16日起开始在巴黎圣马丹运河河畔发放帐篷，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帐篷运动很快得到了社会的响应，不少巴黎市民自愿在这些帐篷里过夜，呼吁政府为街头的流浪汉提供住所。
和法国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演艺界人士一样，勒格朗同时是慈善组织“堂吉诃德的孩子们”的发起者。笔者在网上看到人们这样评价这个组织：“如果说堂吉诃德挑战的是风车，那么堂吉诃德的孩子们挑战的则是这些帐篷，挑战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
显然，和堂吉诃德相比，这些孩子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帐篷运动”的快速蔓延给德维尔潘政府不小压力，表示应该有所作为。2007年法国呼声最高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美女政治家”罗亚尔和“政坛齐达内”萨尔科齐也纷纷对流浪汉权益表示关注。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支起几百顶暖色的帐篷，当说是近年来法国社会运动中的壮丽一景。显而易见，这种滴水穿石的成长同样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关于这一点，连日来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可抗辩居住权”的设立。一夜之间，许多法国人恍然大悟，穷人没有房子住，原来可以靠政府———因为人生而勤劳，没有贫穷的民众，只有贫穷的政治。
2007年新年伊始，法国人民运动联盟（UMP）籍议员乔治·费莱克提出一项旨在“确立对抗性住房权”的法案，试图将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纳入到法律柜架下解决。2003年以来，该议员团结了左右两派人士，组成了“议会流浪汉问题研究团”。在该法案中费莱克建议，“凡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每一个个人，都有权通过本人所居住的市镇政府，从国家那里获得能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的住房。”
1月17日，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顺利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应满足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等人士对由政府补贴的社会住房的需要。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无满意答复时，5类住房困难户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从2012年1月1日起，“可抗辩居住权”将向更多人开放，以实现人人有房住。
古猿落地而居已有数百万年，然而，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人类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居住问题，这对于人类这一高智商的物种及其所发明的政府这个工具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正因为此，像卢梭那样迎风流泪的政论家不得不时常怀想远古“猿猿住得起别树”的黄金时代。
法国将住房权设定为可抗辩性权利，这意味着无房者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住房权，既是锻炼“权小责大”的“最好的政府”，同样也为底层社会的自我救济提供更好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一项收获民心的工程，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更多权力。正因为此，代表有房者利益的全法不动产东主联盟在对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把“居者有其屋”作为目标表示高兴的同时，同样警告政府，东主联盟虽然不反对可抗辩原则，但是坚决反对附加措施，如征收空房或种种冻结措施（如房租、驱逐房客、回收住房等等），否则，出租房者将放弃出租或促使他们干脆出售房屋。
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政府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应该尽一切可能谋求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增量，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将一方既有权利转移到另一方了事。无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政绩主义会受到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的抵制。任何国家，若要取得持久的繁荣，就必须摒弃“东边日出西边雨”式的移情与浪漫，以便让所有民众都能拥有权利，正如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照耀之下。
□熊培云（北京学者）
和法国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演艺界人士一样，勒格朗同时是慈善组织“堂吉诃德的孩子们”的发起者。笔者在网上看到人们这样评价这个组织：“如果说堂吉诃德挑战的是风车，那么堂吉诃德的孩子们挑战的则是这些帐篷，挑战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
显然，和堂吉诃德相比，这些孩子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帐篷运动”的快速蔓延给德维尔潘政府不小压力，表示应该有所作为。2007年法国呼声最高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美女政治家”罗亚尔和“政坛齐达内”萨尔科齐也纷纷对流浪汉权益表示关注。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支起几百顶暖色的帐篷，当说是近年来法国社会运动中的壮丽一景。显而易见，这种滴水穿石的成长同样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关于这一点，连日来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可抗辩居住权”的设立。一夜之间，许多法国人恍然大悟，穷人没有房子住，原来可以靠政府———因为人生而勤劳，没有贫穷的民众，只有贫穷的政治。
2007年新年伊始，法国人民运动联盟（UMP）籍议员乔治·费莱克提出一项旨在“确立对抗性住房权”的法案，试图将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纳入到法律柜架下解决。2003年以来，该议员团结了左右两派人士，组成了“议会流浪汉问题研究团”。在该法案中费莱克建议，“凡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每一个个人，都有权通过本人所居住的市镇政府，从国家那里获得能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的住房。”
1月17日，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顺利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应满足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等人士对由政府补贴的社会住房的需要。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无满意答复时，5类住房困难户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从2012年1月1日起，“可抗辩居住权”将向更多人开放，以实现人人有房住。
古猿落地而居已有数百万年，然而，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人类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居住问题，这对于人类这一高智商的物种及其所发明的政府这个工具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正因为此，像卢梭那样迎风流泪的政论家不得不时常怀想远古“猿猿住得起别树”的黄金时代。
法国将住房权设定为可抗辩性权利，这意味着无房者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住房权，既是锻炼“权小责大”的“最好的政府”，同样也为底层社会的自我救济提供更好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一项收获民心的工程，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更多权力。正因为此，代表有房者利益的全法不动产东主联盟在对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把“居者有其屋”作为目标表示高兴的同时，同样警告政府，东主联盟虽然不反对可抗辩原则，但是坚决反对附加措施，如征收空房或种种冻结措施（如房租、驱逐房客、回收住房等等），否则，出租房者将放弃出租或促使他们干脆出售房屋。
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政府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应该尽一切可能谋求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增量，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将一方既有权利转移到另一方了事。无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政绩主义会受到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的抵制。任何国家，若要取得持久的繁荣，就必须摒弃“东边日出西边雨”式的移情与浪漫，以便让所有民众都能拥有权利，正如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照耀之下。
□熊培云（北京学者）
读书三昧：历史之十二“最”
读书三昧 读书三昧的博客
最坦率的表白 兼任六国宰相的苏秦衣锦还乡了。他的车辆箱笼，满载着诸侯各国送来的金银财宝，像国王一样富有。苏秦到家后，曾经瞧不起他的兄弟妻嫂对他低头不敢仰视，捧着饭案跪下请苏秦食用。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为什么以前对我那么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敬呢？” 嫂子斜行上前跪下，叩头表示歉意说：“现在二弟官高财多。”
最客观的比较 晋武帝司马炎和侍御史胡威闲谈，司马炎赞叹曾任荆州刺史的胡威的父亲胡质为政清正，问胡威说：“你与你父亲相比，谁更清正？” 胡威说：“我不如我父亲。” 司马炎又问：“你父亲哪些地方胜过你？” 胡威说：“我父亲生怕别人知道他清正，而我却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清正，这就是我远不及我父亲的关键所在。”
最善意的劝告 武则天曾下令禁止天下屠宰及捕捉鱼虾。左拾遗张德生了个男孩，偷偷杀羊请同事来家庆贺。杜肃在席间悄悄藏了一块羊肉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临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生个男孩，我很为你高兴。”接着问：“请客的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忙叩头认罪。武则天说：“我的决策正确否还难以预料，然而，你请客也要选择一下对象。”
最独到的特长 公孙龙在越国时，曾对他的弟子们说：“没有特长的人，我一概不收他们做弟子。”一天，有个身穿粗布破衣的人来见公孙龙说：“我嗓门很高。” 公孙龙问他的弟子们：“你们有嗓门比他高的吗？” 弟子们说没有。公孙龙说：“那我就收他为弟子。”几天以后，公孙龙要渡河，那个嗓门高的弟子只喊一声，对岸的船就划过来了。
最远见的忧虑 智伯要攻打卫国，便先送给卫国国君骏马四百匹、白玉一块。卫君很高兴，群臣都来祝贺，惟有南文子面带愁容地说：“无功而受到赏赐，没有贡献而受到礼遇，很不正常。四百匹好马、一块白玉，这样的厚礼应该是弱国送给强国的，而现在正相反。我们应慎重对待这件事。” 智伯听说后，知道卫国有了预防，就打消了攻打卫国的念头。
最超前的决定 高缭在晏子手下做事从未出现过差错，晏子却要把他赶走。左右的人感到奇怪，劝晏子说：“高缭在你这办事三年了，你没给过他任何好处，现在又要赶他走，这合于情理吗？”晏子说：“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靠大家的帮助，大胆指出我的不足，我才能把事情办好，可是高缭给我办事三年，却从没说出我的过失，所以我要赶走他。”
最厉害的气话 唐大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和妻子升平公主有一次吵架，郭暖骂升平公主说：“你倚仗你父亲当皇帝就觉得了不起吗？我父亲还不愿当皇帝呢！” 公主气得向唐代宗告状。代宗说：“你有所不知，你公爹确实不愿做皇帝。要不然，唐代天下就姓郭了。”郭子仪听说后，把郭暖捆起来让他向代宗认罪。代宗说：“这是小两口打架的气话。”一笑了之。
最幼稚的询问 唐懿宗时，陕西观察使崔荛沉溺于玩物歌酒，不理政事。老百姓到府衙诉说旱情，崔荛指着院子里的树不以为然地说：“此树尚且有叶，旱情从哪里来？”还把老百姓痛打了一顿。这一来把老百姓激怒了，他们联合起来把崔荛赶跑了。崔荛饥饿难忍到老百姓家讨水，老百姓便给他尿喝。
最别致的酒宴 苏章在汉顺帝时做翼州刺史。他的门生在清河任太守。有一次，苏章来到清河检查下属政绩，发现了这个太守的一些不法行为。苏章把清河太守请来，专门为他摆上酒宴。清河太守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说：“我有两个青天！” 苏章说：“我今天请你喝酒，是咱们的私情；明天我作为刺史审查你的问题，那是公事。”第二天，查处了他这个门生。
最明智的推理 王禹偁为李继迁写了《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五十匹马给王禹偁作为报酬，王禹偁没接受。到王禹偁出任滁州刺史时，福建人郑褒步行前来见他，王禹偁爱他儒雅，便买了一匹马送他。有人向宋太宗举报说王禹偁买马少付别人钱。太宗说：“他能够不接受李继迁五十匹马，难道会少付一匹马的钱吗？”
最无形的力量 李师古是唐中期的重臣，他虽然飞扬跋扈，但听说杜黄裳担任宰相也感到不安，不敢失于礼节，便派人送去价值百万的钱财，送礼的人不敢进门，就在门口等待机会。这时候有人乘轿出来，跟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婢女。送礼的人向前问：“轿子里是谁？” 婢女答：“ 宰相夫人。” 送礼的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师古，李师古于是打消了送礼的念头。
最合算的狠心 范仲淹任宰相期间，察看各路官员花名册，见到不称职的，发现一个免一个，按照次序用笔勾去名字。枢密副使富弼对范仲淹说：“您这样大笔一勾，岂不是要使他那一家人悲伤痛苦的呀！” 范仲淹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家哭要好吧！”于是，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
最坦率的表白 兼任六国宰相的苏秦衣锦还乡了。他的车辆箱笼，满载着诸侯各国送来的金银财宝，像国王一样富有。苏秦到家后，曾经瞧不起他的兄弟妻嫂对他低头不敢仰视，捧着饭案跪下请苏秦食用。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为什么以前对我那么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敬呢？” 嫂子斜行上前跪下，叩头表示歉意说：“现在二弟官高财多。”
最客观的比较 晋武帝司马炎和侍御史胡威闲谈，司马炎赞叹曾任荆州刺史的胡威的父亲胡质为政清正，问胡威说：“你与你父亲相比，谁更清正？” 胡威说：“我不如我父亲。” 司马炎又问：“你父亲哪些地方胜过你？” 胡威说：“我父亲生怕别人知道他清正，而我却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清正，这就是我远不及我父亲的关键所在。”
最善意的劝告 武则天曾下令禁止天下屠宰及捕捉鱼虾。左拾遗张德生了个男孩，偷偷杀羊请同事来家庆贺。杜肃在席间悄悄藏了一块羊肉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临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生个男孩，我很为你高兴。”接着问：“请客的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忙叩头认罪。武则天说：“我的决策正确否还难以预料，然而，你请客也要选择一下对象。”
最独到的特长 公孙龙在越国时，曾对他的弟子们说：“没有特长的人，我一概不收他们做弟子。”一天，有个身穿粗布破衣的人来见公孙龙说：“我嗓门很高。” 公孙龙问他的弟子们：“你们有嗓门比他高的吗？” 弟子们说没有。公孙龙说：“那我就收他为弟子。”几天以后，公孙龙要渡河，那个嗓门高的弟子只喊一声，对岸的船就划过来了。
最远见的忧虑 智伯要攻打卫国，便先送给卫国国君骏马四百匹、白玉一块。卫君很高兴，群臣都来祝贺，惟有南文子面带愁容地说：“无功而受到赏赐，没有贡献而受到礼遇，很不正常。四百匹好马、一块白玉，这样的厚礼应该是弱国送给强国的，而现在正相反。我们应慎重对待这件事。” 智伯听说后，知道卫国有了预防，就打消了攻打卫国的念头。
最超前的决定 高缭在晏子手下做事从未出现过差错，晏子却要把他赶走。左右的人感到奇怪，劝晏子说：“高缭在你这办事三年了，你没给过他任何好处，现在又要赶他走，这合于情理吗？”晏子说：“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靠大家的帮助，大胆指出我的不足，我才能把事情办好，可是高缭给我办事三年，却从没说出我的过失，所以我要赶走他。”
最厉害的气话 唐大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和妻子升平公主有一次吵架，郭暖骂升平公主说：“你倚仗你父亲当皇帝就觉得了不起吗？我父亲还不愿当皇帝呢！” 公主气得向唐代宗告状。代宗说：“你有所不知，你公爹确实不愿做皇帝。要不然，唐代天下就姓郭了。”郭子仪听说后，把郭暖捆起来让他向代宗认罪。代宗说：“这是小两口打架的气话。”一笑了之。
最幼稚的询问 唐懿宗时，陕西观察使崔荛沉溺于玩物歌酒，不理政事。老百姓到府衙诉说旱情，崔荛指着院子里的树不以为然地说：“此树尚且有叶，旱情从哪里来？”还把老百姓痛打了一顿。这一来把老百姓激怒了，他们联合起来把崔荛赶跑了。崔荛饥饿难忍到老百姓家讨水，老百姓便给他尿喝。
最别致的酒宴 苏章在汉顺帝时做翼州刺史。他的门生在清河任太守。有一次，苏章来到清河检查下属政绩，发现了这个太守的一些不法行为。苏章把清河太守请来，专门为他摆上酒宴。清河太守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说：“我有两个青天！” 苏章说：“我今天请你喝酒，是咱们的私情；明天我作为刺史审查你的问题，那是公事。”第二天，查处了他这个门生。
最明智的推理 王禹偁为李继迁写了《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五十匹马给王禹偁作为报酬，王禹偁没接受。到王禹偁出任滁州刺史时，福建人郑褒步行前来见他，王禹偁爱他儒雅，便买了一匹马送他。有人向宋太宗举报说王禹偁买马少付别人钱。太宗说：“他能够不接受李继迁五十匹马，难道会少付一匹马的钱吗？”
最无形的力量 李师古是唐中期的重臣，他虽然飞扬跋扈，但听说杜黄裳担任宰相也感到不安，不敢失于礼节，便派人送去价值百万的钱财，送礼的人不敢进门，就在门口等待机会。这时候有人乘轿出来，跟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婢女。送礼的人向前问：“轿子里是谁？” 婢女答：“ 宰相夫人。” 送礼的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师古，李师古于是打消了送礼的念头。
最合算的狠心 范仲淹任宰相期间，察看各路官员花名册，见到不称职的，发现一个免一个，按照次序用笔勾去名字。枢密副使富弼对范仲淹说：“您这样大笔一勾，岂不是要使他那一家人悲伤痛苦的呀！” 范仲淹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家哭要好吧！”于是，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
王朔：挥之不去的“精英情结”
谢轶群/文
沉寂6年之后，随着出面替一位成都女艺人打官司和《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两篇重头访谈，王朔再次醒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当年那个“躲避崇高”、辱弄一切、口无遮拦的“侃爷”，如今已虚岁五十。
“归来”的王朔并未改变其一贯的言说风格，他依然犀利、刻薄、目空一切。在访谈中，他直称张艺谋的《英雄》是取媚强权，《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烂片；余秋雨成天扮演名士，也就一个蒙中学生的《百家讲坛》水平；张承志和王彬彬在生活中一样很庸俗；“80后”作家还处在打群架的阶段，没有立得住的作品等等。当然，可能是到了知天命之年，在嬉笑怒骂之中，他还是多了一份广博和沉厚的力度，在论及文化、人生、社会和体制问题时不断有甘苦之言和慧眼洞见。
做为20世纪后期红极一时的人物，王朔的意义是他不仅以其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商业文化大潮初兴时起了“领军”的作用，而且在于他经常表现出的矛盾、摇摆的文化姿态，后者使他有了超出“大众文化明星”的更多内涵。
早有人指出，王朔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或曰“精英情结”：王朔青少年时在文革中未受过系统教育，在学校也不是被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后来当兵，退伍后在国企供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从事文艺创作以来一直感受着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威压，时而委屈愤怒时而又自惭形秽。因为文化地位原本低下，一直在底层奋力挣扎，等到功成名就，不免有“出了一口鸟气”的痛快——我没读过书，不照样比你们强得多吗？于是其作品和言论中便常以挖苦嘲讽知识分子为乐事。在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被塑造成可笑的小丑角色；而他一句“我坚信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更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认为王朔的心态积淀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几十年来的政治风云。
然而王朔又不是文化上的小人得志之徒。他一边走大众文化市场路线大赚其钱，一边尽情挖苦调侃知识分子的卑琐和虚伪，同时又对精英文化表现出向往和敬畏，在内心深处把在其中有一个坐席做为荣光和梦想——他可以口沫横飞地把金庸说得一文不值，却在批鲁迅时把《我看鲁迅》一文写得结结巴巴，明显内心发虚、底气不足；而对《红楼梦》这样的万世经典，他从不敢有丝毫放肆，还不止一次宣称要写一本“当代《红楼梦》”。更有意思的是，王朔在其美国游记《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一文写道：“……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从上下文语气看，这决不是他擅长的反讽，而是他的真心话。
一面对精英文化嘲笑鄙视，一面又尊崇有加，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文化资本贫乏的人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即便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因此对知识文化又爱又恨、又鄙又畏。在历年谈及精英文化及其成员的言论中，王朔屡屡一副“我是你爸爸”的张狂，同时又把这种张狂放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前提下；一边一副“无畏”的架势，一边又声明这份无畏是因“无知”，这尽显一个来自文化底层、根基薄弱的文化名人的微妙心理。
这次“归来”，年近五旬的王朔似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耿耿于怀，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已是风光无限的王朔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越是做出轻蔑鄙夷或满不在乎的姿态，越是表明了这种情结的深固。而正是这种矛盾龃龉，和他时常表现出的批判精神一起，丰富了王朔的内涵，一个既无法用“精英作家”称之也不能以“大众文化明星”命名的王朔醒目地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该是不解、同情还是敬重？
沉寂6年之后，随着出面替一位成都女艺人打官司和《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两篇重头访谈，王朔再次醒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当年那个“躲避崇高”、辱弄一切、口无遮拦的“侃爷”，如今已虚岁五十。
“归来”的王朔并未改变其一贯的言说风格，他依然犀利、刻薄、目空一切。在访谈中，他直称张艺谋的《英雄》是取媚强权，《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烂片；余秋雨成天扮演名士，也就一个蒙中学生的《百家讲坛》水平；张承志和王彬彬在生活中一样很庸俗；“80后”作家还处在打群架的阶段，没有立得住的作品等等。当然，可能是到了知天命之年，在嬉笑怒骂之中，他还是多了一份广博和沉厚的力度，在论及文化、人生、社会和体制问题时不断有甘苦之言和慧眼洞见。
做为20世纪后期红极一时的人物，王朔的意义是他不仅以其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商业文化大潮初兴时起了“领军”的作用，而且在于他经常表现出的矛盾、摇摆的文化姿态，后者使他有了超出“大众文化明星”的更多内涵。
早有人指出，王朔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或曰“精英情结”：王朔青少年时在文革中未受过系统教育，在学校也不是被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后来当兵，退伍后在国企供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从事文艺创作以来一直感受着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威压，时而委屈愤怒时而又自惭形秽。因为文化地位原本低下，一直在底层奋力挣扎，等到功成名就，不免有“出了一口鸟气”的痛快——我没读过书，不照样比你们强得多吗？于是其作品和言论中便常以挖苦嘲讽知识分子为乐事。在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被塑造成可笑的小丑角色；而他一句“我坚信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更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认为王朔的心态积淀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几十年来的政治风云。
然而王朔又不是文化上的小人得志之徒。他一边走大众文化市场路线大赚其钱，一边尽情挖苦调侃知识分子的卑琐和虚伪，同时又对精英文化表现出向往和敬畏，在内心深处把在其中有一个坐席做为荣光和梦想——他可以口沫横飞地把金庸说得一文不值，却在批鲁迅时把《我看鲁迅》一文写得结结巴巴，明显内心发虚、底气不足；而对《红楼梦》这样的万世经典，他从不敢有丝毫放肆，还不止一次宣称要写一本“当代《红楼梦》”。更有意思的是，王朔在其美国游记《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一文写道：“……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从上下文语气看，这决不是他擅长的反讽，而是他的真心话。
一面对精英文化嘲笑鄙视，一面又尊崇有加，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文化资本贫乏的人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即便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因此对知识文化又爱又恨、又鄙又畏。在历年谈及精英文化及其成员的言论中，王朔屡屡一副“我是你爸爸”的张狂，同时又把这种张狂放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前提下；一边一副“无畏”的架势，一边又声明这份无畏是因“无知”，这尽显一个来自文化底层、根基薄弱的文化名人的微妙心理。
这次“归来”，年近五旬的王朔似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耿耿于怀，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已是风光无限的王朔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越是做出轻蔑鄙夷或满不在乎的姿态，越是表明了这种情结的深固。而正是这种矛盾龃龉，和他时常表现出的批判精神一起，丰富了王朔的内涵，一个既无法用“精英作家”称之也不能以“大众文化明星”命名的王朔醒目地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该是不解、同情还是敬重？
1/21/2007
“谨守蔡校长余绪”: 蒋梦麟怎样当北大校长
傅国涌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六个月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 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 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六个月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 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 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华盛顿为什么拒绝当皇帝?
傅国涌
一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惊醒了整个新大陆。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参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大会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44岁的他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46—47页）不过他拒绝了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饷，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同上，47页）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同上，47页）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同上，49页）透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逊决不是虚伪造作。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将军。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和权力，他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虔诚地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就应把它们弃之一旁。”（同上，139页）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来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二
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华盛顿回首征程，双眼模糊，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在长达6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仅早生了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无数的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去了......
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组织性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是18世纪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袭制纽带、由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上，谁能成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顺理成章！
率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
“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同上，239页）
在当时的美国，这并不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个人的看法，不少将士都有这样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华盛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但他立即就作出了决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我非常以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同上，239—240页）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三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演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长时期的分手向他们亲切告别。”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即将退役、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同上，240、241页）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解甲归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心在乡村田园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充满了对乡居生活的赞美与自足：
“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转引自刘文涛《革命之剑华盛顿》，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242页）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义不容辞，这是义务，是责任，也是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在进和退之间，在显赫的权势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他从来都能找到自己最准确的位置。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四
过平静的乡居生活，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严酷的战争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早日赢得自由，解甲归田，回到芒特弗农去经营自己的庄园。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
“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华盛顿选集》，220页）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以免背上沽名钓誉的恶名，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另一种境界，他更喜欢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同上，246页）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同上，243页）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局势的变化，使他再度应召为国服务，这位曾拒绝王袍加身的伟人将在美丽的弗农山庄度过余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乡三年以后，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同上，230页）
三年前，他拒绝了王袍加身，三年后，他虽身居乡间，却不容许他的祖国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赢得了独立的美国人民无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坚决不希望发生这些“深以为忧的结果”，为了他参与选择和创立的这个制度，他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再次告别了心爱的家园，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动身前去费城，参加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这一去又是8年。
一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惊醒了整个新大陆。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参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大会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44岁的他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46—47页）不过他拒绝了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饷，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同上，47页）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同上，47页）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同上，49页）透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逊决不是虚伪造作。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将军。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和权力，他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虔诚地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就应把它们弃之一旁。”（同上，139页）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来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二
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华盛顿回首征程，双眼模糊，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在长达6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仅早生了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无数的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去了......
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组织性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是18世纪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袭制纽带、由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上，谁能成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顺理成章！
率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
“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同上，239页）
在当时的美国，这并不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个人的看法，不少将士都有这样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华盛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但他立即就作出了决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我非常以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同上，239—240页）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三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演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长时期的分手向他们亲切告别。”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即将退役、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同上，240、241页）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解甲归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心在乡村田园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充满了对乡居生活的赞美与自足：
“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转引自刘文涛《革命之剑华盛顿》，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242页）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义不容辞，这是义务，是责任，也是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在进和退之间，在显赫的权势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他从来都能找到自己最准确的位置。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四
过平静的乡居生活，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严酷的战争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早日赢得自由，解甲归田，回到芒特弗农去经营自己的庄园。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
“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华盛顿选集》，220页）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以免背上沽名钓誉的恶名，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另一种境界，他更喜欢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同上，246页）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同上，243页）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局势的变化，使他再度应召为国服务，这位曾拒绝王袍加身的伟人将在美丽的弗农山庄度过余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乡三年以后，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同上，230页）
三年前，他拒绝了王袍加身，三年后，他虽身居乡间，却不容许他的祖国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赢得了独立的美国人民无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坚决不希望发生这些“深以为忧的结果”，为了他参与选择和创立的这个制度，他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再次告别了心爱的家园，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动身前去费城，参加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这一去又是8年。
思想争鸣有助于重建改革共识 2007-01-20南方都市报社 "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周年 "专题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友渔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冲破种种困难和阻力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对改革的质疑和批评越发公开，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一致具有改革共识的局面现在没有了。从80年代到今天，思想分化越来越厉害，后来又与利益的分化交织在一起，在改革走到十字路口，“反思改革”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共同口号的今天，梳理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分化、流变，重建改革的共识，很有必要。
“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左”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干扰和危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以前因为“左”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人们身在其中而没有自觉，那么在改革中，反“左”就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努力，尽管这并没有保证防“左”反“左”一定能取得胜利。
很长一段时间，“左”派祭出的法宝都是追究“姓社姓资”，不论是自命为“砥柱中流”、“真理”的守护神，还是不断抛出“万言书”，他们都是以正统自居，以“和平演变”、“亡党亡国”危言耸听，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是国家求强盛、人民求富裕的意愿，以及世界各国大发展、大竞争的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的有恃无恐源于“本本”和“天条”(偏偏不管“条条”中“发展生产力”这首要的一条)，他们像鸵鸟一样不愿面对实际，不愿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严峻。
老式的“左”的思想主要靠在体制内对上层产生影响而起作用，如果上层不予理睬(即“不争论”)，那它就无计可施，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太陈旧，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近年来它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老左新左都要败下阵来
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如果说老左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新左则是舶来品，它的思想资源出自当代西方左派，它的鼓吹者都是在西方学过洋理论的学者，它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它把西方左派对自己社会的诊断和药方照搬到中国，断言中国已然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如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不是出自滥用权力，而是出于市场经济，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它认为中国要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求发展，要迎接和参与全球化就是屈服于霸权，甘当殖民地。
新左派以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为标榜，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对化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行反拨；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抵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另寻人类至今还没有的，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新路。在这一点上，新左十分欣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的极“左”思想的产物视为开创新型文明的伟大尝试。
和老左一样，新左也抢占“社会公正”、“反贪反腐”的道德制高点，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高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的是大众民主，而他们的对立面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他们是为工农群众代言，而其对立面只为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说话。一般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新左派”等等为名称的思想派别与其他派别的区别大致上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此左派非彼左派，正如此社会非彼社会。
在实际行动这个试金石面前，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要败下阵来。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有种思潮始终支持改革开放
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批评“左”倾思想。当然，思想阵线有分化，思想也会随形势变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新左在80年代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发生了变化，认为原来的问题——旧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引起的问题——已经过时，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前的问题根源在内部，是高度垄断、不受制约、常常被滥用的权力，而新问题则出自外部，是国际资本。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方将其视为恶的总根源，一方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后者当然正视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认为那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市场不规范所致，是权力干涉、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法治成为同样重要的目标，而权力的监督、制衡，个人自由、权利、财产的保障等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立场，较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宪政民主”。
这种立场是随时间而演化、深入形成的。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轮抖τ糜谥泄质档牟铩?br>
呼唤“文革”倾向值得注意
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思想倾向。由于社会不公和搞特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反腐败不力越来越失望，不少人认为，只有用“文革”的“四大”为武器，只有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的社会不公正、腐败等等根源何在，是市场还是旧体制，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听听具有实际经验、处在工作第一线的人的意见是有益的。《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提倡真诚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
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从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凸显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语。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还有人主张，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应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在今天，当“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不可避免的。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奋发向上的正面作用。但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它的负面作用恐怕大于正面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考察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他们认为，韬光养晦绝非上策，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可以以对抗方式在国际上显示实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提倡的，是真诚的、理性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虚假的、狭隘的、狂野的民族主义。有的人刚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过几天又挤到那里排签证，有的人为9·11恐怖主义袭击叫好，开瓶饮酒放鞭炮，半年后却在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移民成功。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倡导“政治儒学”是异想天开
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在民族主义升温的同时出现了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因为有人扣意识形态帽子，第一次国学热无疾而终。从2004年起，以读经运动和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国学热再度兴起，并引起争论。
当前的“复兴国学”思潮有两种内容和指向。一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不止一代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和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改革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的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有人说，2006年是反思改革年，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局面确实如此。应该承认，改革在民众中的信誉度和支持度有大幅度下降，改革的共识已不复存在。现在，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失去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GDP每年增长的百分比，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等等数字令人欢欣鼓舞，但这还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确实，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但那应该是有利于全民而非部分人的改革；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但那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我们应该避免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或干预改革的决策，我们应该不断地自问，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为谁的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冲破种种困难和阻力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对改革的质疑和批评越发公开，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一致具有改革共识的局面现在没有了。从80年代到今天，思想分化越来越厉害，后来又与利益的分化交织在一起，在改革走到十字路口，“反思改革”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共同口号的今天，梳理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分化、流变，重建改革的共识，很有必要。
“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左”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干扰和危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以前因为“左”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人们身在其中而没有自觉，那么在改革中，反“左”就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努力，尽管这并没有保证防“左”反“左”一定能取得胜利。
很长一段时间，“左”派祭出的法宝都是追究“姓社姓资”，不论是自命为“砥柱中流”、“真理”的守护神，还是不断抛出“万言书”，他们都是以正统自居，以“和平演变”、“亡党亡国”危言耸听，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是国家求强盛、人民求富裕的意愿，以及世界各国大发展、大竞争的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的有恃无恐源于“本本”和“天条”(偏偏不管“条条”中“发展生产力”这首要的一条)，他们像鸵鸟一样不愿面对实际，不愿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严峻。
老式的“左”的思想主要靠在体制内对上层产生影响而起作用，如果上层不予理睬(即“不争论”)，那它就无计可施，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太陈旧，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近年来它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老左新左都要败下阵来
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如果说老左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新左则是舶来品，它的思想资源出自当代西方左派，它的鼓吹者都是在西方学过洋理论的学者，它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它把西方左派对自己社会的诊断和药方照搬到中国，断言中国已然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如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不是出自滥用权力，而是出于市场经济，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它认为中国要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求发展，要迎接和参与全球化就是屈服于霸权，甘当殖民地。
新左派以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为标榜，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对化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行反拨；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抵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另寻人类至今还没有的，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新路。在这一点上，新左十分欣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的极“左”思想的产物视为开创新型文明的伟大尝试。
和老左一样，新左也抢占“社会公正”、“反贪反腐”的道德制高点，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高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的是大众民主，而他们的对立面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他们是为工农群众代言，而其对立面只为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说话。一般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新左派”等等为名称的思想派别与其他派别的区别大致上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此左派非彼左派，正如此社会非彼社会。
在实际行动这个试金石面前，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要败下阵来。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有种思潮始终支持改革开放
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批评“左”倾思想。当然，思想阵线有分化，思想也会随形势变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新左在80年代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发生了变化，认为原来的问题——旧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引起的问题——已经过时，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前的问题根源在内部，是高度垄断、不受制约、常常被滥用的权力，而新问题则出自外部，是国际资本。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方将其视为恶的总根源，一方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后者当然正视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认为那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市场不规范所致，是权力干涉、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法治成为同样重要的目标，而权力的监督、制衡，个人自由、权利、财产的保障等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立场，较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宪政民主”。
这种立场是随时间而演化、深入形成的。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轮抖τ糜谥泄质档牟铩?br>
呼唤“文革”倾向值得注意
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思想倾向。由于社会不公和搞特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反腐败不力越来越失望，不少人认为，只有用“文革”的“四大”为武器，只有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的社会不公正、腐败等等根源何在，是市场还是旧体制，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听听具有实际经验、处在工作第一线的人的意见是有益的。《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提倡真诚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
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从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凸显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语。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还有人主张，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应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在今天，当“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不可避免的。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奋发向上的正面作用。但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它的负面作用恐怕大于正面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考察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他们认为，韬光养晦绝非上策，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可以以对抗方式在国际上显示实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提倡的，是真诚的、理性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虚假的、狭隘的、狂野的民族主义。有的人刚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过几天又挤到那里排签证，有的人为9·11恐怖主义袭击叫好，开瓶饮酒放鞭炮，半年后却在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移民成功。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倡导“政治儒学”是异想天开
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在民族主义升温的同时出现了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因为有人扣意识形态帽子，第一次国学热无疾而终。从2004年起，以读经运动和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国学热再度兴起，并引起争论。
当前的“复兴国学”思潮有两种内容和指向。一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不止一代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和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改革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的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有人说，2006年是反思改革年，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局面确实如此。应该承认，改革在民众中的信誉度和支持度有大幅度下降，改革的共识已不复存在。现在，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失去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GDP每年增长的百分比，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等等数字令人欢欣鼓舞，但这还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确实，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但那应该是有利于全民而非部分人的改革；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但那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我们应该避免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或干预改革的决策，我们应该不断地自问，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为谁的利益。
秦晖论左、右、极左、极右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 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支持章诒和 正告邬书林们！
沙叶新
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的禁令，并阅读了被禁图书作者之一的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我郑重表示：我反对邬书林的禁令，我支持章诒和的声明！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是一介书生，一向不喜欢游行示威，从来不习惯声明抗议。我只会写我自己的文章。因此数十年来我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罪行，只是在沈默中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在忍受中曲折地表达一点愤怒。但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早期曾作反犹的布道，他在希特勒一再的罪行前都“不说话”，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入希特勒集中营。
所以我要说话！不但为了章诒和，不但为了其他七位作者，也为我自己。
章诒和先生先后被禁了三本书。禁她第一本书时，她没说话；禁她第二本书时，她也没说话。禁她第三本书时，她拍案而起，终于说话了！
在禁章诒和先生的第一本书时，这次被禁的其他七位作者也没想到要公开说话，更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被关进“集中营”。
我们都曾是可悲的马丁•尼莫拉！
但这次章诒和说话了，我也说话了。
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支持章诒和 正告邬书林们！
沙叶新
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的禁令，并阅读了被禁图书作者之一的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我郑重表示：我反对邬书林的禁令，我支持章诒和的声明！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是一介书生，一向不喜欢游行示威，从来不习惯声明抗议。我只会写我自己的文章。因此数十年来我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罪行，只是在沈默中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在忍受中曲折地表达一点愤怒。但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早期曾作反犹的布道，他在希特勒一再的罪行前都“不说话”，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入希特勒集中营。
所以我要说话！不但为了章诒和，不但为了其他七位作者，也为我自己。
章诒和先生先后被禁了三本书。禁她第一本书时，她没说话；禁她第二本书时，她也没说话。禁她第三本书时，她拍案而起，终于说话了！
在禁章诒和先生的第一本书时，这次被禁的其他七位作者也没想到要公开说话，更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被关进“集中营”。
我们都曾是可悲的马丁•尼莫拉！
但这次章诒和说话了，我也说话了。
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1/20/2007
全体中石油员工将成为美国永久公民
C&K华盛顿讯：昨日，大约超过200万的美国民众在白宫门口请愿，他们强烈要求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中国石油总公司全体员工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永久公民。在现场，记者看到，情绪激动的请愿者打出各式各样不同口号的横幅，横幅上的口号主要有以下几种：“中石油，您好！”、“中石油，您辛苦了！”、“中石油是国际主义战士”、“没有中石油就没有新生活”、“强烈要求批准中石油全体员工加入美国国籍”。此次请愿最引人注目的是布什的妻子劳拉也在请愿者的队伍里。由于请愿人数众多，白宫门前的草坪被踩踏得惨不忍睹、一片狼籍。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中至少有超过600人被请愿的民众踩伤，还有大约70名的警察由于伤势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
请愿的民众代表泰森.富流油情绪激动地向记者表示，中石油这些年受够了委屈，为了美国广大股民的利益，冒着中国老百姓倾盆大雨般的口水，在国内坚决实施高油价政策，使得中国国内的油价就像芝麻开花节节升高，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中石油为了美国股民的利益，更是是奋不顾身，油价势如破竹、一飞冲天。
请愿的组织者之一，美国著名的股票投资商甄河蟹热泪盈眶地告诉记者，中石油为了美国股民，长期忍辱负重，在中国老百姓被教改、医改、房改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毅然实施高油价，真正做到了情为美国股民所牵，利为美国股民所谋，就是放眼世界也找不到一家象中石油这么好的企业，我们美国股民不支持中石油还支持谁？
在现场有一个少女组成的请愿方阵，她们的代表、美国著名的歌星布兰妮面色潮红地向记者表示，在美国大约有超过1000万的未婚妙龄少女愿意嫁给中石油员工为妻，这些少女认为嫁给中石油员工肯定不会吃亏，因为中石油宁可让自己的衣食父母受罪也不会让美国股民吃亏，所以她们选派布兰妮为代表，向白宫施压，要求给全体中石油员工签证，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石油的员工，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中石油员工的妻子。有个别情绪激动的少女甚至表示，只要能成为中石油员工的女人，就是当二奶也在所不惜。记者问到：“如果你们嫁给中石油员工为妻，夫妻两地分居如何解决？”布兰妮沉默半晌，最后她咬着嘴唇，一字一顿地说：“宁要中石油，不要性生活！”
据了解，2006年，我国最大的石油企业中石油油气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原油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8.297亿桶。因同期国际油价暴涨，中石油将再登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今年1月5日，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此外，中石油一向是慷慨的公司，多年以来，中石油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中石油主要在国内采油、在国内卖油，支撑它稳坐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的无疑正是中国的巨大市场，也就是国内的百姓。国内的高油价成为中石油蝉联2005年获得的“亚洲最赚钱企业”的引擎。
据悉，布什总统接见了部分请愿者代表，布什表示，中石油有可能发行A股，以后中国老百姓也可能享受到中石油的分红，美国股民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希望请愿的民众冷静下来，让中石油的全体员工获得美国签证的事情等一等再说。但是布什的意见遭到了请愿者代表的强烈反对，泰森.富流油向布什表示，中石油发行A股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表，完全是迫于国内压力虚晃一枪，中石油心里装的都是海外股民。布什的妻子劳拉也表示，如果布什政府不批准，她就准备跟布什离婚，离婚后再嫁给中石油的总裁。最后，被逼无奈的布什总统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关于让中石油全体员工获得美国国籍的会议。
以上新闻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一定见鬼
请愿的民众代表泰森.富流油情绪激动地向记者表示，中石油这些年受够了委屈，为了美国广大股民的利益，冒着中国老百姓倾盆大雨般的口水，在国内坚决实施高油价政策，使得中国国内的油价就像芝麻开花节节升高，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中石油为了美国股民的利益，更是是奋不顾身，油价势如破竹、一飞冲天。
请愿的组织者之一，美国著名的股票投资商甄河蟹热泪盈眶地告诉记者，中石油为了美国股民，长期忍辱负重，在中国老百姓被教改、医改、房改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毅然实施高油价，真正做到了情为美国股民所牵，利为美国股民所谋，就是放眼世界也找不到一家象中石油这么好的企业，我们美国股民不支持中石油还支持谁？
在现场有一个少女组成的请愿方阵，她们的代表、美国著名的歌星布兰妮面色潮红地向记者表示，在美国大约有超过1000万的未婚妙龄少女愿意嫁给中石油员工为妻，这些少女认为嫁给中石油员工肯定不会吃亏，因为中石油宁可让自己的衣食父母受罪也不会让美国股民吃亏，所以她们选派布兰妮为代表，向白宫施压，要求给全体中石油员工签证，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石油的员工，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中石油员工的妻子。有个别情绪激动的少女甚至表示，只要能成为中石油员工的女人，就是当二奶也在所不惜。记者问到：“如果你们嫁给中石油员工为妻，夫妻两地分居如何解决？”布兰妮沉默半晌，最后她咬着嘴唇，一字一顿地说：“宁要中石油，不要性生活！”
据了解，2006年，我国最大的石油企业中石油油气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原油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8.297亿桶。因同期国际油价暴涨，中石油将再登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今年1月5日，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此外，中石油一向是慷慨的公司，多年以来，中石油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中石油主要在国内采油、在国内卖油，支撑它稳坐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的无疑正是中国的巨大市场，也就是国内的百姓。国内的高油价成为中石油蝉联2005年获得的“亚洲最赚钱企业”的引擎。
据悉，布什总统接见了部分请愿者代表，布什表示，中石油有可能发行A股，以后中国老百姓也可能享受到中石油的分红，美国股民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希望请愿的民众冷静下来，让中石油的全体员工获得美国签证的事情等一等再说。但是布什的意见遭到了请愿者代表的强烈反对，泰森.富流油向布什表示，中石油发行A股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表，完全是迫于国内压力虚晃一枪，中石油心里装的都是海外股民。布什的妻子劳拉也表示，如果布什政府不批准，她就准备跟布什离婚，离婚后再嫁给中石油的总裁。最后，被逼无奈的布什总统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关于让中石油全体员工获得美国国籍的会议。
以上新闻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一定见鬼
八年房改的黑色幽默
在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两月位居榜首。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蓝皮书”的有关负责人也把“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称作新的民生三大问题。八年房改之后，安居这一基本民生问题为何反成为催生社会不公的和谐隐患？
经济适用房之殇
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以取消福利分房为特征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此拉开大幕。文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整个23号文特别强调：“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按照23号文新给出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
但就在“十五”计划才执行到一半、中国市民的住房水平离“初步小康”（人均30平米）还差一大截之时，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了。在这份文件里，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房地产商们对18号文都“按捺不住”兴高采烈之情。据报道，在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京城的房地产商学习18号文会议后，潘石屹9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走样”的住房政策
在房改八年后的今天，老百姓不仅很难听到要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口号，作为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的基本承诺，而且住房模式和房地产市场实际导向的结果，使中国的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成为公认的城市社会中“最大的民生问题”。
一项本意是要为民造福的“改革”，在历经了“八年抗战”后，竟然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非和谐因素”，这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那么，这样的蜕变和异化的过程，又是怎样“得逞”的呢？
可以说，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住房要靠“公家买单”到走向市场自己买房，国家和政府提供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既是他们接受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新房改的“政策底线”。
但到了2003年，一些地方尊崇“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观，不少书记市长急着想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增加“资本”。甚至早在18号文件之前，像上海等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已经“失踪”。2003年发布的“房改新政”（18号文）在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在如何做到让平民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见说法。
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上是如此强势，中央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在开发商暗中的强力作用下，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住房和粮食一样，是生存基本而必须的需求，它们一旦在市场上出现较大的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暴涨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国的前十名首富除了4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上榜的以外，其余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开发商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房市成了一些人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
经济适用房之殇
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以取消福利分房为特征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此拉开大幕。文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整个23号文特别强调：“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按照23号文新给出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
但就在“十五”计划才执行到一半、中国市民的住房水平离“初步小康”（人均30平米）还差一大截之时，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了。在这份文件里，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房地产商们对18号文都“按捺不住”兴高采烈之情。据报道，在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京城的房地产商学习18号文会议后，潘石屹9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走样”的住房政策
在房改八年后的今天，老百姓不仅很难听到要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口号，作为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的基本承诺，而且住房模式和房地产市场实际导向的结果，使中国的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成为公认的城市社会中“最大的民生问题”。
一项本意是要为民造福的“改革”，在历经了“八年抗战”后，竟然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非和谐因素”，这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那么，这样的蜕变和异化的过程，又是怎样“得逞”的呢？
可以说，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住房要靠“公家买单”到走向市场自己买房，国家和政府提供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既是他们接受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新房改的“政策底线”。
但到了2003年，一些地方尊崇“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观，不少书记市长急着想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增加“资本”。甚至早在18号文件之前，像上海等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已经“失踪”。2003年发布的“房改新政”（18号文）在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在如何做到让平民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见说法。
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上是如此强势，中央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在开发商暗中的强力作用下，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住房和粮食一样，是生存基本而必须的需求，它们一旦在市场上出现较大的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暴涨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国的前十名首富除了4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上榜的以外，其余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开发商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房市成了一些人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
三十年前的一次“政治任务”
１９６８年，１７岁的我从北京去山西襄垣县插队，１９７２年春被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学习。５月的一天，我突然被学校党政办公室叫去，一位代表党委的同志向我郑重地传达了一份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大意是：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想拍一部以北京一家人为背景，勾勒出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纪录片《故宫》，以此反映中国解放后发生的巨变，希望此片能为促进美中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起到一定宣传作用……他又告诉我，北京市外办经过严格审查，从众多家庭中确定由根红苗正、子孙满堂的我家接受这项“政治任务”。
我认真看了一遍这份标有“国务院办公厅”的红头文件，其中在“注意挑选家庭出身好”的条件下，还有周恩来总理亲自用铅笔加的批示：“在校表现尚好的人。” 校领导交待说：“国家很重视这件事，过去外国人只是用文字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而这回是西方人第一次以图像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央办公厅将文件转到市政府，市政府又转到市外办。露西希望通过北京一家人的生活，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你们家就代表了中国，你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完成。课还要上，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去。”接着又叮嘱了一些外事纪律。
我回到家后，才知道，父母所在单位以及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所在的工厂、学校，都由他们的领导分别通知并做了工作。当时尽管我和家人并不知自己上银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一定要努力完成。为谨慎起见，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受周总理委托，亲自到我家实地查访，看了我的爷爷、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家里的生活情况，又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了深入了解，以决定能否让美国人直接来我家。
开拍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外国人面前都显得非常紧张，有时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几次。然而当我们刚进入角色，露西又有了点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站在一起就像部队一样。后来我大妹刘美蓉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每次拍完片，都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叠好，生怕弄脏弄坏，二妹刘惠敏则去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拍片中还有一件令露西头疼的事，就是群众围观。那时政府年年“五一”、“十一”下文件，要求群众见到外国人不许围观，要不卑不亢，有礼貌等等。文件虽然传达到各家，但群众一见到染着红头发、涂着紫嘴唇、衣服艳丽的露西，金发碧眼的加拿大籍照相师奥瑞女士，露着胸毛、一脸大胡子的世界著名新闻摄影家汤姆，便不由自主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样，紧追不放。开始中方工作人员还解释：“这样不尊重外宾，影响他们的工作。”见围观人根本不听，后来就只好轰，但轰这边，人又跑到那边。露西不得不尽量将拍摄时间改在故宫静园后或每天开门之前。
拍电影挺累的，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浑身晒得直冒油，又累又渴又饿。有时外国人拿出汽水、面包请我们吃，可一想到要不卑不亢，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我们就婉言谢绝了。可老外挺认真，还以为你真的不饿、不渴呢。唉，其实那是蒙自己呢。《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１００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３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人群中。
近三个月的拍摄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露西一行，对他们为积极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而我家参与拍《故宫》这件事，媒体既没报道，我们也没和别人说，连自己在电影里究竟啥样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后１９７３年，我才在一位清华政治老师的陪同下，一块去中苏友好协会看到了这部长达５７分钟的英文纪录片《故宫》。
《故宫》在美国放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许多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蒋遵和摘自《纵横》作者刘志军)
我认真看了一遍这份标有“国务院办公厅”的红头文件，其中在“注意挑选家庭出身好”的条件下，还有周恩来总理亲自用铅笔加的批示：“在校表现尚好的人。” 校领导交待说：“国家很重视这件事，过去外国人只是用文字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而这回是西方人第一次以图像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央办公厅将文件转到市政府，市政府又转到市外办。露西希望通过北京一家人的生活，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你们家就代表了中国，你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完成。课还要上，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去。”接着又叮嘱了一些外事纪律。
我回到家后，才知道，父母所在单位以及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所在的工厂、学校，都由他们的领导分别通知并做了工作。当时尽管我和家人并不知自己上银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一定要努力完成。为谨慎起见，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受周总理委托，亲自到我家实地查访，看了我的爷爷、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家里的生活情况，又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了深入了解，以决定能否让美国人直接来我家。
开拍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外国人面前都显得非常紧张，有时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几次。然而当我们刚进入角色，露西又有了点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站在一起就像部队一样。后来我大妹刘美蓉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每次拍完片，都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叠好，生怕弄脏弄坏，二妹刘惠敏则去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拍片中还有一件令露西头疼的事，就是群众围观。那时政府年年“五一”、“十一”下文件，要求群众见到外国人不许围观，要不卑不亢，有礼貌等等。文件虽然传达到各家，但群众一见到染着红头发、涂着紫嘴唇、衣服艳丽的露西，金发碧眼的加拿大籍照相师奥瑞女士，露着胸毛、一脸大胡子的世界著名新闻摄影家汤姆，便不由自主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样，紧追不放。开始中方工作人员还解释：“这样不尊重外宾，影响他们的工作。”见围观人根本不听，后来就只好轰，但轰这边，人又跑到那边。露西不得不尽量将拍摄时间改在故宫静园后或每天开门之前。
拍电影挺累的，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浑身晒得直冒油，又累又渴又饿。有时外国人拿出汽水、面包请我们吃，可一想到要不卑不亢，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我们就婉言谢绝了。可老外挺认真，还以为你真的不饿、不渴呢。唉，其实那是蒙自己呢。《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１００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３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人群中。
近三个月的拍摄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露西一行，对他们为积极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而我家参与拍《故宫》这件事，媒体既没报道，我们也没和别人说，连自己在电影里究竟啥样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后１９７３年，我才在一位清华政治老师的陪同下，一块去中苏友好协会看到了这部长达５７分钟的英文纪录片《故宫》。
《故宫》在美国放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许多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蒋遵和摘自《纵横》作者刘志军)
道德荒芜的中国都市
程美信
中国社会道德前景令人担忧，除了现有体制法规的松散，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现代性文化资源匮乏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致命伤。中心大都市本该是胚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可中国大都市缺乏这种现代性文化张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中国农民因生存压力而大量涌入都市，从卖力到卖身，无所不有。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是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业繁荣和教育发达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市民，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中国长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使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们越缺德性﹔中层社会则普遍的麻木不仁，这是中国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视的严峻实现。可以说，中国城市已是道德荒芜之地，严重匮乏现代性道德文化资源，单一经济发展以牺牲道德和法制为前提，更谈不上整体有序性。
当中国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然而，中国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幺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严重匮乏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宗法伦理又是一种缺乏正义勇气的贫血道德，使得中国文化整体无比阴森，以致审美与价值上倾向消极冷漠，缺乏人性张力和正义热情，这大概是中国人冷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国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乡两级户籍制度毫无松动，这一户籍制度显然是集权与奴役的新变种，那些在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会持着天经地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农民有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那就是他们诉不尽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谁要我们是农民呢？”。路遥是最早对城乡户籍不公制度发起抗议之声的文化人，与《人生》同期的“伤痕文学”便是一片哭诉声，通篇充斥着“下乡者”﹑“下放者”的不幸经历，这固然没有错，但本质上漠视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的不幸命运。换言之，伤痕文学哭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人的道德危机。中国虽是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却有着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农民”一词是中国城里人贬人的口头禅，实际利益的歧视就更指不胜指了。赵本山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农民那套绝活之所以那幺受欢迎，就是因为愚昧﹑丑陋﹑穷酸的农民形象已成为人们捧腹笑料。城里人习惯以歧视农民而获得价值优越感的满足，也是一种幸灾乐祸与变态心理。当前学界“贫富”﹑“城乡”或“三农”问题炙手可热，实质上并非一种社会自觉的良知，而是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矛盾的危机反应，因为今天中国农民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顺，而是有些蠢蠢欲动，似乎愈来愈缺德性，这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和学朮界注视。由于市民社会对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国两民”问题遥遥无期，甚至有人公开起来维护这一丑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对外地人采取颁发给外国人的“绿卡”政策，只适用于那些对北京有“特殊贡献”人士，通常都是些暴发富商，普通民工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暂住证﹑挨罚挨关是他们人人不可逃脱的恶运。目前大城市户口价值三至十万不等，连一般城镇户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许多地方公安部门以抓人罚款﹑贩卖户口为生财之道。城市中小学校对无户口求学者高额收费，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问津，子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泸两地网人互相贬斥﹑拆台，一决高低，显然是狭隘而偏执的市侩习气在作祟。总体上，两地人都恶劣地排斥﹑歧视外地人，民工被无辜伤害最为严重。北京人一贯的霸道狂妄与上海人一贯的骄傲自大，皆成中国都市人格病态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观念更为膨胀病态，事实上，北京哪一样值得自满的东西不是来自全国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绕几句不阴不阳的京腔视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过去宫人专有语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奥斯文，更不是什幺贵族派头，热爱故乡或家乡的本位主义无可厚非，可谓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压人的宝器，可见中国城市阶层是多幺缺乏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素质，跟纽约﹑伦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相比，这种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走向彻底“缺德化”。
中国都市人习惯把善良与诚实当作“傻冒”行为，视脏活苦力为贱民职业，意味着对劳动与劳动者的藐视，显然是因为城市人在长期的皇粮制度中养尊处优所致，再加上城市又是集权势力的中心地带，权力本身充满了冷酷和血腥，戕伤良知和正义，可是它现在成了改造十亿农民的灵魂加工厂。
那些搞旅游观光的山区，常常率先城市化，人们普遍见钱眼开，坑蒙拐骗和敲诈勒索渐成常态，跟城市人接触多了，即使在深山沟里也会道德败坏起来，而且经济意识提高就意味着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国可以说是普遍现象。笔者曾到瑶族山寨，见当地妇女的服饰很有特色，便请求给她们拍几张照片，她们却一致拒绝，说除非给钱，不然她们是不让国内游客拍照的，她们却很乐意让外国人拍照，我一打听，说是从前国内观光客和摄影者给她们拍照，总是许诺寄给她们，结果却是杳无音讯，反而外国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给个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丽江，也遇到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说法。农民传统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进城，便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头也只是求财避祸，难以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准则。长期的封建专制，只有统治者才可以唯我独尊﹑自我神化，绝不容许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权之上，一旦政权腐败，社会风气随之糜烂。道德本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普遍社会自觉，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严法，两者都是任何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法律则是一种不得已的外科手朮。道德高度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经验判断，这是它相当脆弱性的一面。
中国社会道德前景令人担忧，除了现有体制法规的松散，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现代性文化资源匮乏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致命伤。中心大都市本该是胚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可中国大都市缺乏这种现代性文化张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中国农民因生存压力而大量涌入都市，从卖力到卖身，无所不有。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是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业繁荣和教育发达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市民，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中国长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使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们越缺德性﹔中层社会则普遍的麻木不仁，这是中国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视的严峻实现。可以说，中国城市已是道德荒芜之地，严重匮乏现代性道德文化资源，单一经济发展以牺牲道德和法制为前提，更谈不上整体有序性。
当中国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然而，中国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幺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严重匮乏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宗法伦理又是一种缺乏正义勇气的贫血道德，使得中国文化整体无比阴森，以致审美与价值上倾向消极冷漠，缺乏人性张力和正义热情，这大概是中国人冷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国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乡两级户籍制度毫无松动，这一户籍制度显然是集权与奴役的新变种，那些在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会持着天经地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农民有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那就是他们诉不尽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谁要我们是农民呢？”。路遥是最早对城乡户籍不公制度发起抗议之声的文化人，与《人生》同期的“伤痕文学”便是一片哭诉声，通篇充斥着“下乡者”﹑“下放者”的不幸经历，这固然没有错，但本质上漠视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的不幸命运。换言之，伤痕文学哭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人的道德危机。中国虽是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却有着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农民”一词是中国城里人贬人的口头禅，实际利益的歧视就更指不胜指了。赵本山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农民那套绝活之所以那幺受欢迎，就是因为愚昧﹑丑陋﹑穷酸的农民形象已成为人们捧腹笑料。城里人习惯以歧视农民而获得价值优越感的满足，也是一种幸灾乐祸与变态心理。当前学界“贫富”﹑“城乡”或“三农”问题炙手可热，实质上并非一种社会自觉的良知，而是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矛盾的危机反应，因为今天中国农民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顺，而是有些蠢蠢欲动，似乎愈来愈缺德性，这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和学朮界注视。由于市民社会对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国两民”问题遥遥无期，甚至有人公开起来维护这一丑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对外地人采取颁发给外国人的“绿卡”政策，只适用于那些对北京有“特殊贡献”人士，通常都是些暴发富商，普通民工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暂住证﹑挨罚挨关是他们人人不可逃脱的恶运。目前大城市户口价值三至十万不等，连一般城镇户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许多地方公安部门以抓人罚款﹑贩卖户口为生财之道。城市中小学校对无户口求学者高额收费，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问津，子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泸两地网人互相贬斥﹑拆台，一决高低，显然是狭隘而偏执的市侩习气在作祟。总体上，两地人都恶劣地排斥﹑歧视外地人，民工被无辜伤害最为严重。北京人一贯的霸道狂妄与上海人一贯的骄傲自大，皆成中国都市人格病态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观念更为膨胀病态，事实上，北京哪一样值得自满的东西不是来自全国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绕几句不阴不阳的京腔视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过去宫人专有语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奥斯文，更不是什幺贵族派头，热爱故乡或家乡的本位主义无可厚非，可谓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压人的宝器，可见中国城市阶层是多幺缺乏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素质，跟纽约﹑伦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相比，这种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走向彻底“缺德化”。
中国都市人习惯把善良与诚实当作“傻冒”行为，视脏活苦力为贱民职业，意味着对劳动与劳动者的藐视，显然是因为城市人在长期的皇粮制度中养尊处优所致，再加上城市又是集权势力的中心地带，权力本身充满了冷酷和血腥，戕伤良知和正义，可是它现在成了改造十亿农民的灵魂加工厂。
那些搞旅游观光的山区，常常率先城市化，人们普遍见钱眼开，坑蒙拐骗和敲诈勒索渐成常态，跟城市人接触多了，即使在深山沟里也会道德败坏起来，而且经济意识提高就意味着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国可以说是普遍现象。笔者曾到瑶族山寨，见当地妇女的服饰很有特色，便请求给她们拍几张照片，她们却一致拒绝，说除非给钱，不然她们是不让国内游客拍照的，她们却很乐意让外国人拍照，我一打听，说是从前国内观光客和摄影者给她们拍照，总是许诺寄给她们，结果却是杳无音讯，反而外国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给个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丽江，也遇到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说法。农民传统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进城，便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头也只是求财避祸，难以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准则。长期的封建专制，只有统治者才可以唯我独尊﹑自我神化，绝不容许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权之上，一旦政权腐败，社会风气随之糜烂。道德本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普遍社会自觉，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严法，两者都是任何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法律则是一种不得已的外科手朮。道德高度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经验判断，这是它相当脆弱性的一面。
花花公子：没有裸照即文学
康慨/文
1979年，《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人休·海夫纳（Hugh M.Hefner）在洛杉矶的花花女郎聚会上，发表了如下演讲：
“要是没有你们，”他说，“我就有一本文学杂志了。”
这话未必是玩笑。翻开2006年12月出版的最新一期《花花公子》，如果我们闭上眼睛，不看那些裸女照片，那么，你也许会得到一本《纽约客》。
翻到76页，是大作家戈尔·维达尔写克林顿的副总统艾尔·戈尔政治家族史的文章，然后经过一大堆香艳的画页，你会突然看到巨大的整页头像，那是隐居之王JD·塞林格年轻时的照片；你还会在第99页读到斯蒂芬·金的短篇小说《薇拉》（Willa）；从137页开始，则是布克奖得主AS·拜亚特和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简·斯迈利（Jane Smiley）等多人的文章拼盘，所论乃小说中的性描写。
海夫纳一直是个文学青年，一个办了本色情杂志的富裕文学青年。从《花花公子》创刊之初，他便以超乎想像的高稿酬约请一线名家为他撰稿，以色情养文学，以文学提升色情。此等惊世骇俗之举，据说秘密地迎合了男性的成功欲，是为海夫纳所称之“花花公子哲学”（Playboy Philosophy）。现在，由海夫纳亲自编选的一本《花花公子》文学作品选已经出版，书名叫作《新版床头〈花花公子〉：半世纪的休闲娱乐》（The New Bed side Play boy: A Half Century of Amusement,Diversion & Entertainment），收入大名家文章，撰稿者中，尽皆伍迪·艾伦、乔伊丝·卡罗尔·奥茨、索尔·贝娄这样的文艺名流，以及谢尔·希尔弗斯坦等大师级漫画家。
书中没有裸女照片，但有4页笑话和21幅不文漫画。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花花公子》53年来的作者集体，足以组成当代文学史的梦之队，除前述众人之外，还有纳博科夫、博尔赫斯、诺曼·梅勒和约翰·厄普代克等数十人。海夫纳或许不单单是文学追星族，事实上，该杂志也曾为杰克·凯如阿克等边缘作家开辟出试验田，于文学事业也算劳苦有功。
1979年，《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人休·海夫纳（Hugh M.Hefner）在洛杉矶的花花女郎聚会上，发表了如下演讲：
“要是没有你们，”他说，“我就有一本文学杂志了。”
这话未必是玩笑。翻开2006年12月出版的最新一期《花花公子》，如果我们闭上眼睛，不看那些裸女照片，那么，你也许会得到一本《纽约客》。
翻到76页，是大作家戈尔·维达尔写克林顿的副总统艾尔·戈尔政治家族史的文章，然后经过一大堆香艳的画页，你会突然看到巨大的整页头像，那是隐居之王JD·塞林格年轻时的照片；你还会在第99页读到斯蒂芬·金的短篇小说《薇拉》（Willa）；从137页开始，则是布克奖得主AS·拜亚特和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简·斯迈利（Jane Smiley）等多人的文章拼盘，所论乃小说中的性描写。
海夫纳一直是个文学青年，一个办了本色情杂志的富裕文学青年。从《花花公子》创刊之初，他便以超乎想像的高稿酬约请一线名家为他撰稿，以色情养文学，以文学提升色情。此等惊世骇俗之举，据说秘密地迎合了男性的成功欲，是为海夫纳所称之“花花公子哲学”（Playboy Philosophy）。现在，由海夫纳亲自编选的一本《花花公子》文学作品选已经出版，书名叫作《新版床头〈花花公子〉：半世纪的休闲娱乐》（The New Bed side Play boy: A Half Century of Amusement,Diversion & Entertainment），收入大名家文章，撰稿者中，尽皆伍迪·艾伦、乔伊丝·卡罗尔·奥茨、索尔·贝娄这样的文艺名流，以及谢尔·希尔弗斯坦等大师级漫画家。
书中没有裸女照片，但有4页笑话和21幅不文漫画。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花花公子》53年来的作者集体，足以组成当代文学史的梦之队，除前述众人之外，还有纳博科夫、博尔赫斯、诺曼·梅勒和约翰·厄普代克等数十人。海夫纳或许不单单是文学追星族，事实上，该杂志也曾为杰克·凯如阿克等边缘作家开辟出试验田，于文学事业也算劳苦有功。
潜规则：摆平违规者
一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注1）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二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
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
三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
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人情，绝对不会领他林县令的人情，但是上级摊派下来，林县令并没有说二话。他买的是省市领导的面子。既然林县令已经尽到了在陋规中的责任，并没有露出公事公办的脸色，省市领导也就有义务替他担待遮掩，不能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的小错误卖给御史呢？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又是张藩台的不对。
总之，尽管从表面看来林县令违规了，好像他不懂规矩，揭发了钦差大臣与山西几位领导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质上，并不是林县令违规，相反，他的所作所为正是维护潜规则的尊严，他要惩罚违规者。出卖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间接的连带，一张惩罚违规者的王牌。
遭到林县令的重击，张藩台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在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的同时，张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与林县令谈判，答应赔他一笔巨款，补偿被"斥革"的损失，也请他认个错，撤回上诉。张藩台肯出的巨款数目是一万两银子，虞知府激变责任最重，一个人掏三千两，其余七千两由张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担。
以当时中央规定的粮价折算，一万两银子将近二百万人民币，数字不算小了。我不清楚道光年间捐一个县令的官价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此事发生的二三十年后，买一个县令只要三千两银子（注2）。由此看来，林县令赚了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几经周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林县令宣称介休财政亏空巨万，张藩台和姜首道答应由后任承担这笔亏损。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规矩，林县令的亏空要由他自己赔补，赔不起就要抄家。现在林县令不用赔了，等于又得了一万两银子。对张藩台一方来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烦是需要找一个肯顶着这笔巨额亏损接任介休县令的冤大头。姜首道找到了这样的大头，名字叫多瑞，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于是，林县令认错撤诉，姜首道则出面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说事已查明，不用入奏皇上了。杨巡抚看了汇报，对张集馨说：姜首道等人既然已经查办明白了，我也不愿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张藩台恐怕不能不受连累。不过这摊派钦差费一项，事关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杨巡抚委派张集馨和叶名琛专查这笔款子。
我以为杨巡抚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林县令凭着几封信，把山西的省领导们折腾得焦头烂额，用两万两银子才算把事摆平，这分明树立了一个危险榜样，想学习林县令的人还有多少？这种地雷一般的、一旦处分下级官员就会爆炸的信件还有多少？花多少银子才能摆平？留着如此重大的隐患，省领导还怎么当？
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
试想，林县令与领导翻脸时是什么处境？他已经被中央下令"斥革"，整个成了无产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了。现在的各级领导又是什么处境？他们最要紧的是保官和升官，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险，像绑票的土匪一样敲诈领导？果然，张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机摆平了。
四
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
全面描绘潜规则大楼内外及其悠久历史，远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们不妨随张集馨在西北角的楼梯上转几层，看看其他楼层和房间的模样。因为楼层和房间太多，我只能以静态描绘为主，迅速浏览一遍部分房间的门窗尺寸，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只好简略或者由前边的事件代表了。但读者不难想象，每一间房子里，都可能演出过精彩纷呈的戏剧。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四十五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现在的陕西省军区后勤部主任，勉强也可以叫省粮食局局长，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注3）
我得先声明一句：张集馨不是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当不错。这一点就连皇上也很赞赏。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张集馨拜见皇上，皇上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前几年申启贤（山西一把手）年终密考，还称赞了你的操守。此去陕西，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拜领皇帝的教导之后，张集馨开始按照潜规则处理分肥问题。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前边提到的"钦差费"就是这类交换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没有路费了。
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我们知道这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万，可以买上百处房产或五六百条人命。陕西粮道能有这么肥么？此外，用得着如此出血分肥么？究竟粮道有多肥，我们一会就会看到。至于分肥，从情理推测，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张集馨也用了"不得不"这个词，想必是无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规矩。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类似政治局委员）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帮助他办折子的，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类似监察部长），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我们已经转完潜规则大楼的京官层，现在随着张集馨下一层楼梯继续转。
五
陕西粮道的日常工作是收发军粮。发放军粮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关系，其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粮食质量。这方面的冲突，张集馨刚刚到任就领教了。
张集馨的前任叫方用仪，为人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场上买了四千石麦壳搀入东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价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按说，规模大了便难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后任不肯替前任背这么大的黑锅，听到风声后通常会拒绝签字接手。但是与张集馨办理交接手续的不是方用仪本人，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代理督粮道是公认的发财机会，如果刘源灏和方用仪办交接手续的时候拒绝签字，显然会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他签了字，方用仪作弊得逞了。我估计方用仪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正因为他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当时有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张集馨到任后访知此事，便拒绝从刘源灏那里接手签字。刘源灏苦苦劝说，说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细品刘源灏说服张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个暗示：如果漏洞确实就这么几千两银子，为了等待方用仪回来重办交接，公文往来加上路途花费的时间恐怕需要好几个月，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还要超过这几千两银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损失，算上在官场中不肯通融的名誉损失呢？换句话说，等待公事公办的代价太大，不值得，还是认账合算。张集馨果然被说服了，认了账。由此反推回去，方用仪离任前决定掺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也不是二百卡车，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规，满营八旗的官兵每个月分八天领粮。到了领粮的日子，张集馨叮嘱部下说：我这是初次放粮，绝对不许像方用仪任上那样掺假，让众官兵轻视我，以后的公事反而不好办。他指定用好粮仓放粮。
领粮的官兵们来了，他们早就知道方用仪掺麦壳的事，警惕性很高，断定仓吏带他们去的仓是麦壳仓。仓吏极力辩解，官兵更加怀疑，"围仓大哗"，坚决不肯在张集馨指定的粮仓领粮。于是粮道方面请官兵自己指定仓库，没想到官兵们指定的仓库，恰好是掺了麦壳的仓库，开仓一看，官兵们脸色变了，开始互相抱怨。张集馨下令打开刚才指定的仓库让他们看，里面装的果然是圆净好麦。最后张集馨下令把这四千石麦壳筛了出去，铺在粮仓的路上，解除了众兵的怀疑。
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规定，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这里说的将军是各省驻军的最高领导，省军级干部，粮道的伺候对象。他对粮食质量的态度，对领取粮食的官兵影响极大，将军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骄兵就能闹翻天。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
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
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到仓库领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他们并不老实，从来就不是省油灯，也需要粮道方面小心应酬。张集馨说，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八旗，一连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仓库方面的人员必须忍气吞声，闹大了还要请将军和副都统推荐来的家人从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劝说，才能不闹出事来。
粮道在军队方面的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请将军、副都统的筵席必须有戏班子唱戏，叫做"戏筵"。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满营和绿营（汉族军队）的中级军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请一次。这些联络感情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在张集馨之前，一个叫豫泰的官员曾当了半年督粮道代理，代理期间专收坏粮，希图民间踊跃交粮，以便得到过手的好处。这位官员收下的坏粮最后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属的肚子里，却又没见到张集馨关于军队方面为此闹事的记载，想必粮道把军官们糊弄得不错。
与军界有关的陋规大体如此。下边我们再换一层楼，看看粮道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我们知道，林则徐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陋规？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陕西粮道深感困难。所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我并没有贬低林则徐的意思，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我想强调的是，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粮道给林则徐送的陋规比给任何领导的都要多。这是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向皇上密报下属官员的操守才干和各方面的表现，这叫年终密考，对官员的前程影响巨大。粮道给巡抚的陋规按季节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此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这是上百万人民币的巨款。
陕甘总督的官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点，但是隔了层，不算直接领导，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规的数量反倒略低于巡抚。总督的陋规按三节送，每节一千两，此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所有这些东西，都由督粮道派家人送到总督驻节的兰州。
陕西粮道有"财神庙"之称，省领导们自然不容庙里的和尚独吞好处，他们把粮道当成小金库来用，来往客人一概由粮道出钱招待，这也是长期形成的规矩。下边我们来仔细看看清朝官场如何请客吃饭。张集馨在这方面的记载极为详尽，语言也比较明白，我将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引者注：即陕西巡抚）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引者注：即各位领导回到本衙门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引者注：即张集馨请的师爷）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引者注：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引者注：即送客登轿），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纯粹是给本省的军政领导作脸），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对象）。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两银子，折人民币四万上下），程仪在外。
"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引者注：即巡抚）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领导，藩司负责全省的钱粮，臬司负责全省的刑狱）、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盐道（引者注：负责全省盐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是历代王朝的利税大户）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别看张集馨那么忙，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人家还不领情。因为这是规矩，是应该的，你做得也许还很不到位呢。即使领情，外客主要也领省领导的情，省领导满意就算张集馨没有白忙。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不遵守这些陋规又会怎么样呢？张集馨只简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请客时不上白鳝和鹿尾之类的贵重难得之物，别人就会说你"悭吝"。显然，一个被大家看做吝啬、别扭、不懂规矩、吃独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么乐观：说你坏话，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圣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某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张集馨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找到生动的补充。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引者注：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七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注4）。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注5）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来。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罗，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注6）。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八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莫非"洪桐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行话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一般都是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常规，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的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张王牌：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新官，一心要当个清官，不熟悉这些官场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这样一来，不仅贪官王伸汉和包祥骂他是书呆子，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也骂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着这么好的买卖不做，这长随还有什么干头？包祥看出了对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就许以重利，让他们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册偷出来烧毁。李毓昌复命的时间要到了，一旦烧了，没有时间从头查。以后再查，就有时间做手脚了。李祥等同意。没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长随难以得手。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想来合算，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按说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了。万事大吉之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偏偏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家人顿生疑心。但是这案子连总督都核准了，没有特别过硬的证据很难翻案，只好先运棺柩回乡。
灵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后来，李毓昌被树为官员的榜样，皇上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皇上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到了严厉处分。（注7）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注1：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
张集馨（1800年-1878年），江苏仪征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入翰林，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他的自编年谱。
注2：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七，第30页，转引自鲁子建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21页。
注3：全部描述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五年。
注4：据《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三十年记载，甘肃一带粮食"部价每石一两"，清代每石稻谷的重量为71.6公斤。本文通过粮价进行的银子与人民币比价的折算，大体以此"部价"为根据。在平常年头，西北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这么高，稻谷的比重也不如圆净小麦。所以本文对银子的购买力的估计偏低，读者不妨把我提到的人民币的数字看做很保守的估计。
注5：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05、647页，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68、571页。
注6：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藏《巴档抄件》，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0页。
注7：引自完颜邵元：《封建衙门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第210页。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注1）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二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
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
三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
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人情，绝对不会领他林县令的人情，但是上级摊派下来，林县令并没有说二话。他买的是省市领导的面子。既然林县令已经尽到了在陋规中的责任，并没有露出公事公办的脸色，省市领导也就有义务替他担待遮掩，不能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的小错误卖给御史呢？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又是张藩台的不对。
总之，尽管从表面看来林县令违规了，好像他不懂规矩，揭发了钦差大臣与山西几位领导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质上，并不是林县令违规，相反，他的所作所为正是维护潜规则的尊严，他要惩罚违规者。出卖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间接的连带，一张惩罚违规者的王牌。
遭到林县令的重击，张藩台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在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的同时，张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与林县令谈判，答应赔他一笔巨款，补偿被"斥革"的损失，也请他认个错，撤回上诉。张藩台肯出的巨款数目是一万两银子，虞知府激变责任最重，一个人掏三千两，其余七千两由张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担。
以当时中央规定的粮价折算，一万两银子将近二百万人民币，数字不算小了。我不清楚道光年间捐一个县令的官价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此事发生的二三十年后，买一个县令只要三千两银子（注2）。由此看来，林县令赚了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几经周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林县令宣称介休财政亏空巨万，张藩台和姜首道答应由后任承担这笔亏损。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规矩，林县令的亏空要由他自己赔补，赔不起就要抄家。现在林县令不用赔了，等于又得了一万两银子。对张藩台一方来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烦是需要找一个肯顶着这笔巨额亏损接任介休县令的冤大头。姜首道找到了这样的大头，名字叫多瑞，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于是，林县令认错撤诉，姜首道则出面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说事已查明，不用入奏皇上了。杨巡抚看了汇报，对张集馨说：姜首道等人既然已经查办明白了，我也不愿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张藩台恐怕不能不受连累。不过这摊派钦差费一项，事关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杨巡抚委派张集馨和叶名琛专查这笔款子。
我以为杨巡抚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林县令凭着几封信，把山西的省领导们折腾得焦头烂额，用两万两银子才算把事摆平，这分明树立了一个危险榜样，想学习林县令的人还有多少？这种地雷一般的、一旦处分下级官员就会爆炸的信件还有多少？花多少银子才能摆平？留着如此重大的隐患，省领导还怎么当？
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
试想，林县令与领导翻脸时是什么处境？他已经被中央下令"斥革"，整个成了无产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了。现在的各级领导又是什么处境？他们最要紧的是保官和升官，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险，像绑票的土匪一样敲诈领导？果然，张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机摆平了。
四
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
全面描绘潜规则大楼内外及其悠久历史，远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们不妨随张集馨在西北角的楼梯上转几层，看看其他楼层和房间的模样。因为楼层和房间太多，我只能以静态描绘为主，迅速浏览一遍部分房间的门窗尺寸，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只好简略或者由前边的事件代表了。但读者不难想象，每一间房子里，都可能演出过精彩纷呈的戏剧。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四十五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现在的陕西省军区后勤部主任，勉强也可以叫省粮食局局长，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注3）
我得先声明一句：张集馨不是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当不错。这一点就连皇上也很赞赏。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张集馨拜见皇上，皇上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前几年申启贤（山西一把手）年终密考，还称赞了你的操守。此去陕西，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拜领皇帝的教导之后，张集馨开始按照潜规则处理分肥问题。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前边提到的"钦差费"就是这类交换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没有路费了。
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我们知道这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万，可以买上百处房产或五六百条人命。陕西粮道能有这么肥么？此外，用得着如此出血分肥么？究竟粮道有多肥，我们一会就会看到。至于分肥，从情理推测，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张集馨也用了"不得不"这个词，想必是无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规矩。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类似政治局委员）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帮助他办折子的，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类似监察部长），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我们已经转完潜规则大楼的京官层，现在随着张集馨下一层楼梯继续转。
五
陕西粮道的日常工作是收发军粮。发放军粮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关系，其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粮食质量。这方面的冲突，张集馨刚刚到任就领教了。
张集馨的前任叫方用仪，为人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场上买了四千石麦壳搀入东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价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按说，规模大了便难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后任不肯替前任背这么大的黑锅，听到风声后通常会拒绝签字接手。但是与张集馨办理交接手续的不是方用仪本人，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代理督粮道是公认的发财机会，如果刘源灏和方用仪办交接手续的时候拒绝签字，显然会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他签了字，方用仪作弊得逞了。我估计方用仪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正因为他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当时有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张集馨到任后访知此事，便拒绝从刘源灏那里接手签字。刘源灏苦苦劝说，说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细品刘源灏说服张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个暗示：如果漏洞确实就这么几千两银子，为了等待方用仪回来重办交接，公文往来加上路途花费的时间恐怕需要好几个月，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还要超过这几千两银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损失，算上在官场中不肯通融的名誉损失呢？换句话说，等待公事公办的代价太大，不值得，还是认账合算。张集馨果然被说服了，认了账。由此反推回去，方用仪离任前决定掺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也不是二百卡车，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规，满营八旗的官兵每个月分八天领粮。到了领粮的日子，张集馨叮嘱部下说：我这是初次放粮，绝对不许像方用仪任上那样掺假，让众官兵轻视我，以后的公事反而不好办。他指定用好粮仓放粮。
领粮的官兵们来了，他们早就知道方用仪掺麦壳的事，警惕性很高，断定仓吏带他们去的仓是麦壳仓。仓吏极力辩解，官兵更加怀疑，"围仓大哗"，坚决不肯在张集馨指定的粮仓领粮。于是粮道方面请官兵自己指定仓库，没想到官兵们指定的仓库，恰好是掺了麦壳的仓库，开仓一看，官兵们脸色变了，开始互相抱怨。张集馨下令打开刚才指定的仓库让他们看，里面装的果然是圆净好麦。最后张集馨下令把这四千石麦壳筛了出去，铺在粮仓的路上，解除了众兵的怀疑。
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规定，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这里说的将军是各省驻军的最高领导，省军级干部，粮道的伺候对象。他对粮食质量的态度，对领取粮食的官兵影响极大，将军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骄兵就能闹翻天。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
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
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到仓库领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他们并不老实，从来就不是省油灯，也需要粮道方面小心应酬。张集馨说，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八旗，一连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仓库方面的人员必须忍气吞声，闹大了还要请将军和副都统推荐来的家人从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劝说，才能不闹出事来。
粮道在军队方面的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请将军、副都统的筵席必须有戏班子唱戏，叫做"戏筵"。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满营和绿营（汉族军队）的中级军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请一次。这些联络感情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在张集馨之前，一个叫豫泰的官员曾当了半年督粮道代理，代理期间专收坏粮，希图民间踊跃交粮，以便得到过手的好处。这位官员收下的坏粮最后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属的肚子里，却又没见到张集馨关于军队方面为此闹事的记载，想必粮道把军官们糊弄得不错。
与军界有关的陋规大体如此。下边我们再换一层楼，看看粮道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我们知道，林则徐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陋规？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陕西粮道深感困难。所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我并没有贬低林则徐的意思，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我想强调的是，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粮道给林则徐送的陋规比给任何领导的都要多。这是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向皇上密报下属官员的操守才干和各方面的表现，这叫年终密考，对官员的前程影响巨大。粮道给巡抚的陋规按季节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此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这是上百万人民币的巨款。
陕甘总督的官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点，但是隔了层，不算直接领导，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规的数量反倒略低于巡抚。总督的陋规按三节送，每节一千两，此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所有这些东西，都由督粮道派家人送到总督驻节的兰州。
陕西粮道有"财神庙"之称，省领导们自然不容庙里的和尚独吞好处，他们把粮道当成小金库来用，来往客人一概由粮道出钱招待，这也是长期形成的规矩。下边我们来仔细看看清朝官场如何请客吃饭。张集馨在这方面的记载极为详尽，语言也比较明白，我将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引者注：即陕西巡抚）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引者注：即各位领导回到本衙门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引者注：即张集馨请的师爷）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引者注：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引者注：即送客登轿），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纯粹是给本省的军政领导作脸），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对象）。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两银子，折人民币四万上下），程仪在外。
"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引者注：即巡抚）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领导，藩司负责全省的钱粮，臬司负责全省的刑狱）、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盐道（引者注：负责全省盐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是历代王朝的利税大户）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别看张集馨那么忙，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人家还不领情。因为这是规矩，是应该的，你做得也许还很不到位呢。即使领情，外客主要也领省领导的情，省领导满意就算张集馨没有白忙。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不遵守这些陋规又会怎么样呢？张集馨只简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请客时不上白鳝和鹿尾之类的贵重难得之物，别人就会说你"悭吝"。显然，一个被大家看做吝啬、别扭、不懂规矩、吃独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么乐观：说你坏话，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圣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某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张集馨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找到生动的补充。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引者注：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七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注4）。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注5）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来。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罗，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注6）。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八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莫非"洪桐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行话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一般都是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常规，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的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张王牌：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新官，一心要当个清官，不熟悉这些官场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这样一来，不仅贪官王伸汉和包祥骂他是书呆子，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也骂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着这么好的买卖不做，这长随还有什么干头？包祥看出了对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就许以重利，让他们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册偷出来烧毁。李毓昌复命的时间要到了，一旦烧了，没有时间从头查。以后再查，就有时间做手脚了。李祥等同意。没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长随难以得手。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想来合算，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按说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了。万事大吉之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偏偏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家人顿生疑心。但是这案子连总督都核准了，没有特别过硬的证据很难翻案，只好先运棺柩回乡。
灵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后来，李毓昌被树为官员的榜样，皇上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皇上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到了严厉处分。（注7）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注1：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
张集馨（1800年-1878年），江苏仪征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入翰林，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他的自编年谱。
注2：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七，第30页，转引自鲁子建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21页。
注3：全部描述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五年。
注4：据《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三十年记载，甘肃一带粮食"部价每石一两"，清代每石稻谷的重量为71.6公斤。本文通过粮价进行的银子与人民币比价的折算，大体以此"部价"为根据。在平常年头，西北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这么高，稻谷的比重也不如圆净小麦。所以本文对银子的购买力的估计偏低，读者不妨把我提到的人民币的数字看做很保守的估计。
注5：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05、647页，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68、571页。
注6：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藏《巴档抄件》，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0页。
注7：引自完颜邵元：《封建衙门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第210页。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国涌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校长，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上当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选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傅国涌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校长，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上当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选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1/19/2007
薛涌：呼唤中国的教育平权法
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出我国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4％)。然而，最严重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教育拨款不足，而是教育系统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变本加厉地创造社会不公平。下面这段报道，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研究人员在对北京某高校2003级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统计中发现，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低35分，比工人阶层子女低26.2分。”
显然，当一个大学这样录取学生时，问题就根本不是什么经费不足。相反，这样的大学，根本不应该得到任何教育拨款。众所周知，教育是减缓社会贫富分化趋势最有效的手段。纳税人必须有权利监督:自己的钱被国家投在教育上，到底是在消除不平等，还是创造不平等。中国必须制订教育平权法案，严格规定每个大学逐年上报各阶层学生的录取分数以及学生的阶层分布。国家要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核查这些数据。媒体也应该不断展开独立调查，进行监督。发现上述歧视穷学生的情况后，国家就必须削减甚至断绝对该大学的拨款。家庭收入低于某一法定的贫困线的学生，学费全免。大学如果招收这种学生达不到一定的比例，也将丧失国家拨款。同时，国家要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使各学校在扶贫上竞争。那些越向贫困生倾斜，贫困生比例越高，学生平均家庭收入越低的学校，将获得越多的拨款。
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极端措施。在美国，这种措施早就以不同的形式施行了。即使如此，还挡不住富家子弟的教育优势。乃至有人担心二三十年后美国的贫富分化更严重。而我们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教育上欺负穷人，等于为社会制造着一个火药桶。
看看美国的大学录取，各校都有许多规定照顾弱势阶层。以下是在分数之外最普遍的几条加分因素:
第一，克服社会和经济障碍的能力。比如，如果你的父亲进了监狱，母亲靠拾垃圾领救济度日，分数稍微低一些，但因为证明了具备“克服社会和经济的障碍的能力”，在进大学时可以轻易击败比你分数高一些的百万富翁子弟。许多学校还专门列出一条:你是不是单身母亲拉扯大的？如果是的话，你又会加分。同进一个名校，一个富家子弟的入学能力测验(SAT)考了1400分(满分1600)，很容易被一个仅考了1100分的穷孩子给挤掉。这样向穷学生倾斜，学校不仅丧失了那个功课好的富家子弟学费，还得给穷孩子支付全额奖学金。但这种事情，在美国各大学(特别是名校)司空见惯。大家都抢这些穷孩子。问题是，有这种能跟得上班的分数的穷孩子太少，不是有了没人要。所以不少人说，穷人到了一定分数，上学反而省心。
第二，你是否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你父母是博士或高科技人员，对不起，你在SAT上比一个家里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对手高出两三百分，要竞争进名校，你多半还是会败的。
第三，你是否住在穷困地区。以底特律为例，这是美国最穷、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82％的人口是黑人，只有6％的人口有四年制大学文凭。当地的学校，对这一地区出身的学生给予加分照顾。另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该校特别派人到本州最穷困的农村招学生，并拿出奖学金等等优惠，说服那些不敢相信自己能上这样的名校的穷人来读书。当然还有一些州规定，只要你在班里排名到前百分之几，就可以自动被本州大学录取。这样，最穷地区的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就有了保障。
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我还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这些措施不仅在公立院校实施，私立院校也毫不落后。像常青藤这样的顶尖私立学校，因为资源充沛，在扶助穷学生上手面更大。第二，即使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极端的措施实施后，富家子弟在大学里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因为他们从小就从家里获得了优厚的教育资源，比穷学生的分数不止高两三百分。这说明，这些措施不仅不“极端”，而且还远远不够。
不过，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可以发现富学生比例比穷学生比例高得多，却很难发现富学生的平均录取分数比穷学生高的。你发现了，那就是丑闻。当然，当种族的因素加进来后，一个黑人的富学生可能比一个穷困的华裔学生录取分数高。但这本来也是出于照顾弱势种族的考虑，目前类似的政策正在调整。增加教育拨款等政策，涉及到复杂的财政问题，还有扯皮的借口。但是，实行教育平权法，并不需要特别的财政拨款，需要的是良好的制度设计。中国贫困分化加大的趋势已经持续了1/4世纪以上。如果这样举手之劳的事情不做，实乃政府的失职。
“研究人员在对北京某高校2003级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统计中发现，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低35分，比工人阶层子女低26.2分。”
显然，当一个大学这样录取学生时，问题就根本不是什么经费不足。相反，这样的大学，根本不应该得到任何教育拨款。众所周知，教育是减缓社会贫富分化趋势最有效的手段。纳税人必须有权利监督:自己的钱被国家投在教育上，到底是在消除不平等，还是创造不平等。中国必须制订教育平权法案，严格规定每个大学逐年上报各阶层学生的录取分数以及学生的阶层分布。国家要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核查这些数据。媒体也应该不断展开独立调查，进行监督。发现上述歧视穷学生的情况后，国家就必须削减甚至断绝对该大学的拨款。家庭收入低于某一法定的贫困线的学生，学费全免。大学如果招收这种学生达不到一定的比例，也将丧失国家拨款。同时，国家要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使各学校在扶贫上竞争。那些越向贫困生倾斜，贫困生比例越高，学生平均家庭收入越低的学校，将获得越多的拨款。
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极端措施。在美国，这种措施早就以不同的形式施行了。即使如此，还挡不住富家子弟的教育优势。乃至有人担心二三十年后美国的贫富分化更严重。而我们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教育上欺负穷人，等于为社会制造着一个火药桶。
看看美国的大学录取，各校都有许多规定照顾弱势阶层。以下是在分数之外最普遍的几条加分因素:
第一，克服社会和经济障碍的能力。比如，如果你的父亲进了监狱，母亲靠拾垃圾领救济度日，分数稍微低一些，但因为证明了具备“克服社会和经济的障碍的能力”，在进大学时可以轻易击败比你分数高一些的百万富翁子弟。许多学校还专门列出一条:你是不是单身母亲拉扯大的？如果是的话，你又会加分。同进一个名校，一个富家子弟的入学能力测验(SAT)考了1400分(满分1600)，很容易被一个仅考了1100分的穷孩子给挤掉。这样向穷学生倾斜，学校不仅丧失了那个功课好的富家子弟学费，还得给穷孩子支付全额奖学金。但这种事情，在美国各大学(特别是名校)司空见惯。大家都抢这些穷孩子。问题是，有这种能跟得上班的分数的穷孩子太少，不是有了没人要。所以不少人说，穷人到了一定分数，上学反而省心。
第二，你是否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你父母是博士或高科技人员，对不起，你在SAT上比一个家里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对手高出两三百分，要竞争进名校，你多半还是会败的。
第三，你是否住在穷困地区。以底特律为例，这是美国最穷、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82％的人口是黑人，只有6％的人口有四年制大学文凭。当地的学校，对这一地区出身的学生给予加分照顾。另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该校特别派人到本州最穷困的农村招学生，并拿出奖学金等等优惠，说服那些不敢相信自己能上这样的名校的穷人来读书。当然还有一些州规定，只要你在班里排名到前百分之几，就可以自动被本州大学录取。这样，最穷地区的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就有了保障。
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我还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这些措施不仅在公立院校实施，私立院校也毫不落后。像常青藤这样的顶尖私立学校，因为资源充沛，在扶助穷学生上手面更大。第二，即使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极端的措施实施后，富家子弟在大学里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因为他们从小就从家里获得了优厚的教育资源，比穷学生的分数不止高两三百分。这说明，这些措施不仅不“极端”，而且还远远不够。
不过，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可以发现富学生比例比穷学生比例高得多，却很难发现富学生的平均录取分数比穷学生高的。你发现了，那就是丑闻。当然，当种族的因素加进来后，一个黑人的富学生可能比一个穷困的华裔学生录取分数高。但这本来也是出于照顾弱势种族的考虑，目前类似的政策正在调整。增加教育拨款等政策，涉及到复杂的财政问题，还有扯皮的借口。但是，实行教育平权法，并不需要特别的财政拨款，需要的是良好的制度设计。中国贫困分化加大的趋势已经持续了1/4世纪以上。如果这样举手之劳的事情不做，实乃政府的失职。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
美国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的调查，在对22个国家总共2万多人中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只有9%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人。换句话说，十个中国人中有九个认为自己不快乐。而英国为36%;印度为37%；美国为46%等。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鞠躬尽瘁创造幸福后，却没有享受到这些幸福带来的快乐。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人生活特点概括一下的话，我想最好描述就是“活得太累”，不快乐！身无分文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在被人家使唤的时候不快乐，到了使唤人家的时候仍然不快乐；在做学生的时候不快乐，打工挣钱的时候还是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还是不快乐。 连接收听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呢？大家可能会说是因为我们不如美国人那样有钱。但是比中国人更没有钱的印度人，为什么其中自认为快乐的人要四倍于同样的中国人呢？！那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收入比美国平均水平都高，为何还不如那些在美国等待救济的墨西哥人、黑人快乐呢？
有一个到法国旅游的国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在法国的经历和感想。一天，他乘地铁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原来一个年轻人拉起一块幕布，用两个木偶在演出。有的人饶有兴趣的看着，有的人继续打着瞌睡，5分钟后，演出结束，年轻人收起了幕布和道具，满脸微笑的走过来，有的人掏出了硬币，有的人笑着点点头，那个年轻人还是笑着看着大家，然后走到下一节车厢继续表演了，在他脸上，看不出任何失望，虽然没有多少人给他钱。
地铁通道里，一个弹吉他的中年男人正在边弹边唱，他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拉小提琴。很多人匆匆而过，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看见有人在看他们的演出，他们微笑着，开始更用力的演奏起来，脚下的帽子里只有几个小面值的硬币，他们没有在意，只是微笑着继续演奏。
作者等地铁的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个高大的黑人妇女，她正在高亢的发表演讲，说什么，作者听不懂，而周围有人很有兴趣的听着，有人悠闲的看着报纸。看见有人关注她的演讲，黑人妇女嘴角一乐，微笑着把声音又提高了一度，继续她的慷慨陈词，身边的一个朋友告诉作者，她说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法国政府对待他们不公正，说政府对她们不好，像抹布一样用完就扔掉了，这是违反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周围的人因为她的语言而鼓起掌，黑人妇女微笑着走进车厢，继续在地铁里开始她的演讲。
微笑和轻松是许多海外国家给我们最大的印象，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肤色，语言，不同的职业，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些人的脸上都有微笑和轻松的痕迹，尤其是当大家双目交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多会微笑着来表示礼貌，微笑是来自心底。
在中国，却很少看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微笑。因为中国人不幸福，中国人“活得太累”。中国人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微笑！失去了轻松！有关“你来世是否还做中国人”的调查是一个佐证。
即使在海外的中国人，也逃脱不了这种不幸福的命运。假设走到街上，看到一个蒙起脸孔的人过来，你从他的眼睛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许多中国人眼中那种无端的警戒，猜疑，不信任，甚至敌意，是特有的。
到底为什么？
1. 价值观和道德观
有个成语叫作“安居乐业”，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当你仔仔细细去咀嚼，去思考时，你会发现，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有多深，有多广。在许多国家，即使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还是那么的轻松，微笑着生活，没有中国人目前的焦虑和浮躁。从宾馆的服务生，餐厅的服务员，卖票的售票员，街头卖艺的人，出租车司机，清理街道的清洁工，我看到的是很多人的微笑和轻松，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好，他们给你的感觉是因为他们在工作，在生活，他们乐业，所以他们很幸福。而中国，笑贫不笑娼社会风气下，许多人发现，他们没办法乐业，没办法幸福的活着。
许多人移民留学到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建立信用”。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很好奇地问一个和他们做生意的美国犹太人：“为什么美国人的钱都在你们犹太人的袋子里？”他回答说：“你在和我做生意时没有注意到吗，我们犹太人口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合同，都是对上帝的承诺。”
在如今的中国，没有骗人或没有被骗的人，那可真比稀有动物还稀有。官场上的这一套东西就不用多说了。前段时间，国内报道上说八名中国农民被黑中介骗到伊拉克打工，被抓作人质后，家人着急、悲痛得的场面真是让人难过。
人命都可以骗，其它的就更不用说了。买东西你一不留神随时就可能被骗了。2004年10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这些产品按每人买500元计算(约为民工的一个月工资)，也有2亿多人被骗。
你要是在中国投资股票之类，就保证骗你没商量。经常公布了某家上市公司造假被查的事，为此，不知又有多少股民被坑。这是公布的，没公布的呢？时下的中国股市，有几家公司的帐是真的，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总的说来，几千多万股民有多少没有被骗的呢！
更不幸的数百万民工辛辛苦苦干一年，到过年了工资拿不到。一些脆弱甚至选择了自杀。其它如你看到考试、学位是假的，阅读到的论文是抄来的之类的就更普遍了，但就没有造成很大的直伤害，就不多提了。粗略统计，每年中国至少有20亿人次被各种欺骗，暂时或永久的去了快乐。
中国坑蒙拐骗如此泛滥主要是失去了道德标准。从个人看，如果那个人被骗，比如那些女学生被骗卖给农民做老婆或被骗去卖淫，我们很多中国人不去谴责那些骗子，反而笑话被骗的人太傻。从单位看，中国人的信条是“合同随便签，就是不付钱”，“千年不赖账，万年不还钱”，“不管那条道，搞到钱就是正道”。从政府看，打假往往是“假打”，一些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增加税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为由，极力阻碍跨省区的打假行动，不允许执法部门进行检查。
中国人这样的行为，不但牺牲了长远的利益，而且给华人在国际交往中带来很多不愉快。很多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之所以看不起我们，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其实，许多来自于部分美国人的厌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我们被污染了的道德观念和不诚实的习惯。
2. 健康
这是最大的快乐的道理。而我们为了钱可以牺牲一切。由于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健康，带走了他们的快乐。
我国目前污染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近年全国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约2000万吨,废水约400亿吨，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二氧化硫排放居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居全球第二;城市河段80%以上受到了严重污染;80%以上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占8个;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音环境中;农村面源污染日渐突出;酸雨面积接近国土的1/3,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海洋污染严重,赤潮频频发生。
卫生部承认，目前中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导致2亿多人受到职业危害。以矿工中常见的尘肺病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累计发生尘肺病人数已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国外专家估计，目前中国有500万多名尘肺病患者。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每年仅肺癌患者新增就有100万人！
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人们的健康和扼杀生命,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近年仅污染造成的损失就占GDP的7%到10%。这说明我国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换来的。如果在GDP中扣除污染损失,不少年份是负增长。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生能快乐吗？
3. 财富
财富本来是快乐的资本，但中国人的财富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富人对自己挣来的钱进行处置时，还要受到种种“钉梢”，钱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负担或者忌讳。当钱成为富人的一种负担或者忌讳时，愉快就会灰飞烟灭。
美国人不太喜欢把钱和时间用在大吃大喝，而用在旅游和健身上；美国人还热衷于各种社会捐献，并在人们的尊敬、感激和赞美中获得快乐。
而很多中国人在追求财富时失去了健康。宁波企业家协会有近千名会员，最近接受体检，年龄大部分在50岁左右，最年轻的大约30多岁，他们95%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有不少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或其他疾病，患有高血脂的人最多，占56%。正如体检医生说的：“现在生意场应酬少不了烟酒，这些人平时压力就大，心理负担又重，多数老总的体检数据超标可以理解，但只有5%的人处于真正的健康状态”。人穷了不快乐，但中国人富裕后，还是不快乐。在广东省民营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上，面对200多位“富人”，主持人请“认为自己解决了财富问题的人”举手时，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但当主持人请“感到内心愉快的人”举手时，举手的人却只剩下了一个。
还有中国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不快乐。中国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是世界最突出的。最近看到一份统计资料，中国最富的城市(深圳)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城市人均收入的14倍！同一城市中，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如北京最贫和最富居民群之间，二○○○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三点一倍，三年后的二○○三年是四点七倍，到去年骤升至五点八倍。差距扩大是因为富人收入不断猛涨，而穷人收入停滞不前，经济愈发展、贫富愈悬殊。而中国人历来有“等级”观念，也有“不患寡，只患不均”思想，这样，被富人看不起的穷人不快乐，被穷人仇视的富人没有安全感也不快乐。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呢？大家可能会说是因为我们不如美国人那样有钱。但是比中国人更没有钱的印度人，为什么其中自认为快乐的人要四倍于同样的中国人呢？！那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收入比美国平均水平都高，为何还不如那些在美国等待救济的墨西哥人、黑人快乐呢？
有一个到法国旅游的国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在法国的经历和感想。一天，他乘地铁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原来一个年轻人拉起一块幕布，用两个木偶在演出。有的人饶有兴趣的看着，有的人继续打着瞌睡，5分钟后，演出结束，年轻人收起了幕布和道具，满脸微笑的走过来，有的人掏出了硬币，有的人笑着点点头，那个年轻人还是笑着看着大家，然后走到下一节车厢继续表演了，在他脸上，看不出任何失望，虽然没有多少人给他钱。
地铁通道里，一个弹吉他的中年男人正在边弹边唱，他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拉小提琴。很多人匆匆而过，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看见有人在看他们的演出，他们微笑着，开始更用力的演奏起来，脚下的帽子里只有几个小面值的硬币，他们没有在意，只是微笑着继续演奏。
作者等地铁的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个高大的黑人妇女，她正在高亢的发表演讲，说什么，作者听不懂，而周围有人很有兴趣的听着，有人悠闲的看着报纸。看见有人关注她的演讲，黑人妇女嘴角一乐，微笑着把声音又提高了一度，继续她的慷慨陈词，身边的一个朋友告诉作者，她说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法国政府对待他们不公正，说政府对她们不好，像抹布一样用完就扔掉了，这是违反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周围的人因为她的语言而鼓起掌，黑人妇女微笑着走进车厢，继续在地铁里开始她的演讲。
微笑和轻松是许多海外国家给我们最大的印象，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肤色，语言，不同的职业，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些人的脸上都有微笑和轻松的痕迹，尤其是当大家双目交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多会微笑着来表示礼貌，微笑是来自心底。
在中国，却很少看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微笑。因为中国人不幸福，中国人“活得太累”。中国人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微笑！失去了轻松！有关“你来世是否还做中国人”的调查是一个佐证。
即使在海外的中国人，也逃脱不了这种不幸福的命运。假设走到街上，看到一个蒙起脸孔的人过来，你从他的眼睛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许多中国人眼中那种无端的警戒，猜疑，不信任，甚至敌意，是特有的。
到底为什么？
1. 价值观和道德观
有个成语叫作“安居乐业”，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当你仔仔细细去咀嚼，去思考时，你会发现，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有多深，有多广。在许多国家，即使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还是那么的轻松，微笑着生活，没有中国人目前的焦虑和浮躁。从宾馆的服务生，餐厅的服务员，卖票的售票员，街头卖艺的人，出租车司机，清理街道的清洁工，我看到的是很多人的微笑和轻松，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好，他们给你的感觉是因为他们在工作，在生活，他们乐业，所以他们很幸福。而中国，笑贫不笑娼社会风气下，许多人发现，他们没办法乐业，没办法幸福的活着。
许多人移民留学到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建立信用”。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很好奇地问一个和他们做生意的美国犹太人：“为什么美国人的钱都在你们犹太人的袋子里？”他回答说：“你在和我做生意时没有注意到吗，我们犹太人口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合同，都是对上帝的承诺。”
在如今的中国，没有骗人或没有被骗的人，那可真比稀有动物还稀有。官场上的这一套东西就不用多说了。前段时间，国内报道上说八名中国农民被黑中介骗到伊拉克打工，被抓作人质后，家人着急、悲痛得的场面真是让人难过。
人命都可以骗，其它的就更不用说了。买东西你一不留神随时就可能被骗了。2004年10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这些产品按每人买500元计算(约为民工的一个月工资)，也有2亿多人被骗。
你要是在中国投资股票之类，就保证骗你没商量。经常公布了某家上市公司造假被查的事，为此，不知又有多少股民被坑。这是公布的，没公布的呢？时下的中国股市，有几家公司的帐是真的，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总的说来，几千多万股民有多少没有被骗的呢！
更不幸的数百万民工辛辛苦苦干一年，到过年了工资拿不到。一些脆弱甚至选择了自杀。其它如你看到考试、学位是假的，阅读到的论文是抄来的之类的就更普遍了，但就没有造成很大的直伤害，就不多提了。粗略统计，每年中国至少有20亿人次被各种欺骗，暂时或永久的去了快乐。
中国坑蒙拐骗如此泛滥主要是失去了道德标准。从个人看，如果那个人被骗，比如那些女学生被骗卖给农民做老婆或被骗去卖淫，我们很多中国人不去谴责那些骗子，反而笑话被骗的人太傻。从单位看，中国人的信条是“合同随便签，就是不付钱”，“千年不赖账，万年不还钱”，“不管那条道，搞到钱就是正道”。从政府看，打假往往是“假打”，一些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增加税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为由，极力阻碍跨省区的打假行动，不允许执法部门进行检查。
中国人这样的行为，不但牺牲了长远的利益，而且给华人在国际交往中带来很多不愉快。很多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之所以看不起我们，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其实，许多来自于部分美国人的厌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我们被污染了的道德观念和不诚实的习惯。
2. 健康
这是最大的快乐的道理。而我们为了钱可以牺牲一切。由于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健康，带走了他们的快乐。
我国目前污染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近年全国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约2000万吨,废水约400亿吨，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二氧化硫排放居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居全球第二;城市河段80%以上受到了严重污染;80%以上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占8个;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音环境中;农村面源污染日渐突出;酸雨面积接近国土的1/3,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海洋污染严重,赤潮频频发生。
卫生部承认，目前中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导致2亿多人受到职业危害。以矿工中常见的尘肺病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累计发生尘肺病人数已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国外专家估计，目前中国有500万多名尘肺病患者。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每年仅肺癌患者新增就有100万人！
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人们的健康和扼杀生命,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近年仅污染造成的损失就占GDP的7%到10%。这说明我国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换来的。如果在GDP中扣除污染损失,不少年份是负增长。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生能快乐吗？
3. 财富
财富本来是快乐的资本，但中国人的财富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富人对自己挣来的钱进行处置时，还要受到种种“钉梢”，钱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负担或者忌讳。当钱成为富人的一种负担或者忌讳时，愉快就会灰飞烟灭。
美国人不太喜欢把钱和时间用在大吃大喝，而用在旅游和健身上；美国人还热衷于各种社会捐献，并在人们的尊敬、感激和赞美中获得快乐。
而很多中国人在追求财富时失去了健康。宁波企业家协会有近千名会员，最近接受体检，年龄大部分在50岁左右，最年轻的大约30多岁，他们95%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有不少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或其他疾病，患有高血脂的人最多，占56%。正如体检医生说的：“现在生意场应酬少不了烟酒，这些人平时压力就大，心理负担又重，多数老总的体检数据超标可以理解，但只有5%的人处于真正的健康状态”。人穷了不快乐，但中国人富裕后，还是不快乐。在广东省民营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上，面对200多位“富人”，主持人请“认为自己解决了财富问题的人”举手时，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但当主持人请“感到内心愉快的人”举手时，举手的人却只剩下了一个。
还有中国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不快乐。中国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是世界最突出的。最近看到一份统计资料，中国最富的城市(深圳)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城市人均收入的14倍！同一城市中，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如北京最贫和最富居民群之间，二○○○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三点一倍，三年后的二○○三年是四点七倍，到去年骤升至五点八倍。差距扩大是因为富人收入不断猛涨，而穷人收入停滞不前，经济愈发展、贫富愈悬殊。而中国人历来有“等级”观念，也有“不患寡，只患不均”思想，这样，被富人看不起的穷人不快乐，被穷人仇视的富人没有安全感也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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