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落成的海南省图书馆入口处右侧墙壁上，清晰地镌刻着“海南省图书馆参建民工名录”，名录上包括626位参加图书馆建设的外来务工者名字。“像这样把民工的名字永久刻在建筑物上，还是头一次。”
中国人素来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之说。游览名胜古迹，常可以看到一些名人留下的墨迹。一些现代建筑，也大都有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的留名，还有些建筑上刻有捐款者的名字。但本人还从来没有看过有哪座建筑上刻有参建外来务工者的名字。
多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里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可极少有人想到让他们在城市留下些值得回忆的印迹。有了这样一个“名录”，我想，就可以让每一个参观者记住这些普通劳动者的贡献。这一举措折射出社会对外来务工者劳动的尊重。
我们总说要尊重外来务工人员，但这种尊重不能仅体现在语言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海南省图书馆为参建外来务工者刻“名录”，体现出一种大气和眼光。
让我们听听那些外来务工者的心声，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亲手建起的大楼上，既感意外又很自豪：“没想到自己的工作这么有价值”———我不能不为此而感动。
12/17/2005
8/30/2005
严格捍卫借阅者隐私 美图书馆状告《爱国法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消息 备受争议的美国《爱国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美国政府有权知道图书馆借阅者的借书习惯等个人信息，以便查出潜在的“恐怖分子”。长期以来，这条涉嫌侵犯 公民隐私的规定一直遭到民权团体的强烈批评。本月早些时候，一家图书馆就此向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成为状告《爱国法案》的首家美国图书馆。
《爱国法案》首次被告
据路透社26日报道，这桩诉讼是由一家没有透露名称的图书馆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共同于本月9日向康涅狄格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状告的对象包括美国司法部 长冈萨雷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诉状指控联邦调查局要求这家图书馆提供有关个人信息“在表面上就违反了美国宪法”，而法院下达的“禁声令”，即禁止新闻 媒体公开报道或评论正在审理案件的命令也是限制言论自由的不合法行为。
正是因为这个禁声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其网站上公布这起案件时被迫隐去了一些重要内容。由于此案起诉地是在康涅狄格州，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康州的分支机构参与了此案，人们推测提起诉讼的图书馆就位于康州。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诉讼书中说，这家提起诉讼的图书馆认为，它应该严格保护借阅者的个人信息、图书馆的隐私以及有关互连网记录，不应该在没有特别需要和法 官同意时被迫公开这些信息。而联邦调查局在有关的信中称：“我们要求的这些信息与一项我们被授权保护不受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调查和机密的情报活动有关。”
诉讼书还说，在《爱国法案》下，美国的法律发生了变化，联邦调查局索要这些信息的所谓“国家安全信”本身就是一个禁声令，因为它要求收信者严守秘密。美国 公民自由联盟负责此案的首席律师安·比森也说：“《爱国法案》本身就禁止公众讨论这个法案”，这是不合法的。民权组织已吁请法院解除禁声令，以便有关当事 人能够参加公共辩论以及国会不久将举行的对《爱国法案》的听证会。据悉，康州布里奇波特下周三将就解除禁声令举行听证会。
《爱国法案》不得人心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爱国法案》，强化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恐职能，扩大了它们的执法权限。其中的有关条款规定，联邦调查局可以从书店、企业、医院和图书馆无条件获取“恐怖嫌疑人”的个人信息。
《爱国法案》通过后多次遭到民权组织的批评，后者认为，该法案中的不少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今年1月23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柯林斯曾裁决《爱国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违反美国宪法，这是美国联邦法官首次判《爱国法案》部分违宪。
《爱国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应该在今年年底到期。但美国会众议院今天夏天对这些条款进行审议时，仍无视民权组织的强烈要求，延长了16项即将到期条款的有效期限，其中就包括图书馆条款。预计参议院也将在不久后对这些条款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延长其期限。
《爱国法案》首次被告
据路透社26日报道，这桩诉讼是由一家没有透露名称的图书馆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共同于本月9日向康涅狄格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状告的对象包括美国司法部 长冈萨雷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诉状指控联邦调查局要求这家图书馆提供有关个人信息“在表面上就违反了美国宪法”，而法院下达的“禁声令”，即禁止新闻 媒体公开报道或评论正在审理案件的命令也是限制言论自由的不合法行为。
正是因为这个禁声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其网站上公布这起案件时被迫隐去了一些重要内容。由于此案起诉地是在康涅狄格州，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康州的分支机构参与了此案，人们推测提起诉讼的图书馆就位于康州。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诉讼书中说，这家提起诉讼的图书馆认为，它应该严格保护借阅者的个人信息、图书馆的隐私以及有关互连网记录，不应该在没有特别需要和法 官同意时被迫公开这些信息。而联邦调查局在有关的信中称：“我们要求的这些信息与一项我们被授权保护不受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调查和机密的情报活动有关。”
诉讼书还说，在《爱国法案》下，美国的法律发生了变化，联邦调查局索要这些信息的所谓“国家安全信”本身就是一个禁声令，因为它要求收信者严守秘密。美国 公民自由联盟负责此案的首席律师安·比森也说：“《爱国法案》本身就禁止公众讨论这个法案”，这是不合法的。民权组织已吁请法院解除禁声令，以便有关当事 人能够参加公共辩论以及国会不久将举行的对《爱国法案》的听证会。据悉，康州布里奇波特下周三将就解除禁声令举行听证会。
《爱国法案》不得人心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爱国法案》，强化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恐职能，扩大了它们的执法权限。其中的有关条款规定，联邦调查局可以从书店、企业、医院和图书馆无条件获取“恐怖嫌疑人”的个人信息。
《爱国法案》通过后多次遭到民权组织的批评，后者认为，该法案中的不少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今年1月23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柯林斯曾裁决《爱国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违反美国宪法，这是美国联邦法官首次判《爱国法案》部分违宪。
《爱国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应该在今年年底到期。但美国会众议院今天夏天对这些条款进行审议时，仍无视民权组织的强烈要求，延长了16项即将到期条款的有效期限，其中就包括图书馆条款。预计参议院也将在不久后对这些条款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延长其期限。
8/16/2005
沙叶新：东南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我在上一世纪90年代还写了一些杂文随笔和评论，如《〈露莎的路〉其修远兮》、《秋笳悲咽》、《心上的坟》、《泪眼读顾准》、《“书生”与“梁效”刍议》、《“表态”文化》、《“检讨”文化》等等，也都是我的思想答卷。我想凡是看过我上面所说的这些文章的人，都能看出我痛苦的追寻和点滴的进步。我现在可以说，我比较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啊，能说这句话，能给自己这样一个应该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评价，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呀!
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欲望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于是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
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着、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我举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从中透露出一些什么。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我对数字总是记忆不清。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战必胜。这个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发展到现在成了法国一个专门制造高档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钻石啊，高档的酒啊……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给了萧芳芳，还送给了一些什么国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国就送给了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在德国领奖，是《我的父亲母亲》获奖吧。他特地到上海来，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这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的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我实在是没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说：“一点要求也没有。”对方说：“那好，那好。”
这一次，我确实是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文化活动。我平时发言、演讲，都不写讲稿，信口开河，那次我特地写了讲稿，做了准备。张艺谋嘛，要郑重对待。我想这是发奖大会，发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经。发奖本来就是开心的事，你看奥斯卡颁奖多开心。所以我想尽量讲的轻松一点，风趣一点。我的发言开头说：“张艺谋是不用介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艺谋也不希望别人去夸奖他，一夸奖张艺谋就成了‘夸张’了（笑声）。”
这个开头就赢得大家掌声，我也很得意（笑声）。我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红灯笼’，是得奖专业户。他以前得奖是‘一个和八个’，现在他是‘一个都不能少’。”（笑声）。中间说的也不错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过表演奖，得过导演奖，还得过摄影奖。不是“一个也不能少”吗？那次我讲了10分钟，很受欢迎，我也认为我是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早上，我请张艺谋喝早茶，还请了黄蜀芹、奚美娟等上海电影界人士。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这是两种符号，两种语言。他送给名人的100瓶酒不卖，但其他200瓶酒是要卖的，也可能卖的很贵嘛。他这100瓶送的酒是广告嘛，是为了推销那200瓶酒的广告嘛。我也在无形中做了一次广告，一分钱没拿（笑声）。
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到了90年代，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分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你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当中，我所钦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少很少给名人写信，不是骄傲，是怕打扰他们。当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后，我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和他从无来往。我在信中说了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的激动，我希望他能给我写几个字。我虽然认识一些画家和书法家，但我很少求他们的墨宝。我请李慎之先生给我题写我的书斋名。我的书斋叫“善作剧楼”，不是“恶作剧楼”。李先生回信说他的字很劣，说李锐先生的字好，他可以请李锐先生给我写。李锐先生就是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李锐先生给我写了，寄来了，他写的“善作剧楼”一直悬挂在我的书斋。李锐先生也是我敬佩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还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也是思想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熟知旧营垒里的很多问题，反而比我们年轻人更加清醒。李国文先生、钱理群先生、邵燕祥先生也是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中年人中也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朱学勤、何清涟、刘军宁、王力雄、资中筠、刘晓波、杨小凯等等，可以写出一大串令人尊敬的名单。他们立场也许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的文章观点我也不尽然同意。但他们确实是认真思考的一群。他们是泾渭分明的清流，不是涂着口红的文化明星。没有他们，中国会憋不过气来，他们一扇透风的窗；没有他们，精神会更加猥琐，他们是思想的脊梁！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笑声）。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太狂妄了？什么原因，我下面说。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是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当然也不能说没“议”；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怎么个肉麻？听我慢慢说。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呢？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笑声）。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我怕受这个罪。那不是听不到领导的报告了吗？听开幕式的报告好几次了，不听也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就没参加开幕式。报告没听，怎么讨论呀？报纸上有呀，绝对是头版头条，不可能登在中缝，连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况且我还不一定参加小组讨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说来真巧，那天下午全国作协的一位领导亲临会场，来听我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听听大家学习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位领导原来在上海工作，是部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没听说他整过人，只听说他在当大学党委书记的时候还保护过学生。我对他毫无恶感。大家都叫他某部长。他刚坐下，就有一位作家发言。这个作家曾在这位部长手下工作过。我对他也有好感，我喜欢他的性格，虽接触不多，但印象不错，我们甚至还相约以后一起运动。这个人的小说和文章写得也挺好，很风趣。真的是如此。这位老兄第一个发言，说：“哎呀，部长你来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在你在离开市委的那天告别会上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作风，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笑声）……”
哇，我真的受不了啊（笑声、鼓掌）！怎么好这样呢？我就坐在他不远的地方，他看到我的脸色，有些异样，就对我说：“你发言、你发言。”我根本没接他这个荏儿，我抑制不住地对他说：“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笑声）！”他很尴尬，他也知道我没坏心，我和他无怨无仇。事后我想，我这样的说他，会不会伤害了他？如果有所伤害，我向他道歉。我真的没坏心，当时真的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我非但不是坏心，而且还是好意。否则我不会说他。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才说。否则我理也不理他。他说：“你说，你说。”他一说“你说，你说”，我就忘了老婆的吩咐了。我这次到北京来，我老婆对我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万不要说话，千万不要发言（笑声）。”我说：“好，我保证不说话！”这也是我不参加开幕式和小组讨论的原因之一，不开会，就不会发言了。可这位作家冲着我说：“你说，你说。”我就忘记妻子的嘱咐了。
其实我也可以不说的。实在是看了北京某大报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憋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想，说就说吧。我说：“这次我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声、鼓掌）。”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笑声）。但是，领导的讲话我在报纸上看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领导的讲话，都是很慎重的，要经过研究，经过思考，经过多方面的征求意见，甚至字斟句酌，才最后定稿的，当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后，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阴暗。都是一些全国著名的作家呀，他们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是划时代的。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讲话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里程碑。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呢（笑声、鼓掌）？领导讲话当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讲话都是划时代的、都是纲领性的，都是里程碑呢？还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鼓掌、笑声）？
有一部分人肯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呢？他们这样强烈、激动的感受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呢？我就不信。我这次来北京，我老婆对我说，你千万别说话。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问题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这是老婆的原话。我说我是作家，我的思想境界不高。可我有我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能撒谎，要说真话。当然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更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是罪恶，谎言一定是无耻。假如面对谎言我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是在撒谎。所以我今天必须说出来。我说我们不是作家嘛，而且作家的代表。假如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会议上都不能说真话，那这会有什么开的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选举我们的大多数没来开会的作家吗？
第二点，我讲三个代表。这也很重要，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说我赞成三个代表，这是我的真心话。“三个代表”比“四个坚持”大大地前进一步。但有的话，我没在会议上讲，我是在其他场合讲过的。我说没有“三个代表”，共产党可能没希望；有了“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可能有希望。这是我的真心话，虽然有人也不同意我的话。我这次作协小组会上我没这样讲。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把“三个代表”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三个代表”居然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到处泛滥，什么都要加上“三个代表”。你搞什么一个工作，都是“在三个代表的鼓舞下”（笑声），你反正总可以那样说，这是庸俗化。文革不就是这样吗？全国都讲一个模式的话。干嘛老重复这一套呢？搞宣传的同志有些创意行不行？
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将它列入作协新修改的章程。因为“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讲的，对党员干部讲的，对党员讲的，是针对党说的。而作协是群众性组织，是文学组织，你把“三个代表”列入作协章程，那么你怎么能要求金庸这样的作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写武侠小说呢（笑声、鼓掌）？不是荒唐吗？虽然金庸先生也爱国，也爱党。
我发言完了之后，可能真的是有点激动，心跳加快，我就说，我心脏不好，我要回去吃药，拍拍屁股就走了。第二天沸沸扬扬，不少组知道了，传的很广，有的各取所需，加油添酱。其实他们都是盗版的，正版的在我这儿（笑声）！所以我就说说正版，免得失真，以正视听。
我认为我的那番话是讲道理的，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胡搅蛮缠。我反对的是谎言，每个人代表应该说出真心话，尤其是作家。我是出于爱心。真正爱这个国家，不害这个领导，就应该把真话跟他说。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笑声）。”
虽然我这个人无能，智商也很低，而且生过脑炎（笑声），但是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把这条路走下去。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枯叶沉思》，是在纽约，是我在散步的时候想写的。我住在纽约一个很美的社区，我的儿子、女儿住的地方。每天我写作，下午去散步。正好是秋天，满地金黄的落叶，我在厚厚的黄叶上走着，想到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对他的助手讲：“我还欠人家一个鸡。我死了以后，你要把鸡还给人家。”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债要还。我欠人的友情、欠家人的亲情，欠了很多债！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欠了很多债呀！假如我应该完成的作家的使命、应该肩负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去完成它，不也是债吗？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我在上一世纪90年代还写了一些杂文随笔和评论，如《〈露莎的路〉其修远兮》、《秋笳悲咽》、《心上的坟》、《泪眼读顾准》、《“书生”与“梁效”刍议》、《“表态”文化》、《“检讨”文化》等等，也都是我的思想答卷。我想凡是看过我上面所说的这些文章的人，都能看出我痛苦的追寻和点滴的进步。我现在可以说，我比较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啊，能说这句话，能给自己这样一个应该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评价，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呀!
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欲望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于是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
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着、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我举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从中透露出一些什么。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我对数字总是记忆不清。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战必胜。这个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发展到现在成了法国一个专门制造高档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钻石啊，高档的酒啊……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给了萧芳芳，还送给了一些什么国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国就送给了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在德国领奖，是《我的父亲母亲》获奖吧。他特地到上海来，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这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的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我实在是没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说：“一点要求也没有。”对方说：“那好，那好。”
这一次，我确实是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文化活动。我平时发言、演讲，都不写讲稿，信口开河，那次我特地写了讲稿，做了准备。张艺谋嘛，要郑重对待。我想这是发奖大会，发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经。发奖本来就是开心的事，你看奥斯卡颁奖多开心。所以我想尽量讲的轻松一点，风趣一点。我的发言开头说：“张艺谋是不用介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艺谋也不希望别人去夸奖他，一夸奖张艺谋就成了‘夸张’了（笑声）。”
这个开头就赢得大家掌声，我也很得意（笑声）。我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红灯笼’，是得奖专业户。他以前得奖是‘一个和八个’，现在他是‘一个都不能少’。”（笑声）。中间说的也不错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过表演奖，得过导演奖，还得过摄影奖。不是“一个也不能少”吗？那次我讲了10分钟，很受欢迎，我也认为我是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早上，我请张艺谋喝早茶，还请了黄蜀芹、奚美娟等上海电影界人士。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这是两种符号，两种语言。他送给名人的100瓶酒不卖，但其他200瓶酒是要卖的，也可能卖的很贵嘛。他这100瓶送的酒是广告嘛，是为了推销那200瓶酒的广告嘛。我也在无形中做了一次广告，一分钱没拿（笑声）。
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到了90年代，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分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你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当中，我所钦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少很少给名人写信，不是骄傲，是怕打扰他们。当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后，我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和他从无来往。我在信中说了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的激动，我希望他能给我写几个字。我虽然认识一些画家和书法家，但我很少求他们的墨宝。我请李慎之先生给我题写我的书斋名。我的书斋叫“善作剧楼”，不是“恶作剧楼”。李先生回信说他的字很劣，说李锐先生的字好，他可以请李锐先生给我写。李锐先生就是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李锐先生给我写了，寄来了，他写的“善作剧楼”一直悬挂在我的书斋。李锐先生也是我敬佩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还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也是思想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熟知旧营垒里的很多问题，反而比我们年轻人更加清醒。李国文先生、钱理群先生、邵燕祥先生也是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中年人中也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朱学勤、何清涟、刘军宁、王力雄、资中筠、刘晓波、杨小凯等等，可以写出一大串令人尊敬的名单。他们立场也许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的文章观点我也不尽然同意。但他们确实是认真思考的一群。他们是泾渭分明的清流，不是涂着口红的文化明星。没有他们，中国会憋不过气来，他们一扇透风的窗；没有他们，精神会更加猥琐，他们是思想的脊梁！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笑声）。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太狂妄了？什么原因，我下面说。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是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当然也不能说没“议”；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怎么个肉麻？听我慢慢说。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呢？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笑声）。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我怕受这个罪。那不是听不到领导的报告了吗？听开幕式的报告好几次了，不听也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就没参加开幕式。报告没听，怎么讨论呀？报纸上有呀，绝对是头版头条，不可能登在中缝，连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况且我还不一定参加小组讨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说来真巧，那天下午全国作协的一位领导亲临会场，来听我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听听大家学习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位领导原来在上海工作，是部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没听说他整过人，只听说他在当大学党委书记的时候还保护过学生。我对他毫无恶感。大家都叫他某部长。他刚坐下，就有一位作家发言。这个作家曾在这位部长手下工作过。我对他也有好感，我喜欢他的性格，虽接触不多，但印象不错，我们甚至还相约以后一起运动。这个人的小说和文章写得也挺好，很风趣。真的是如此。这位老兄第一个发言，说：“哎呀，部长你来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在你在离开市委的那天告别会上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作风，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笑声）……”
哇，我真的受不了啊（笑声、鼓掌）！怎么好这样呢？我就坐在他不远的地方，他看到我的脸色，有些异样，就对我说：“你发言、你发言。”我根本没接他这个荏儿，我抑制不住地对他说：“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笑声）！”他很尴尬，他也知道我没坏心，我和他无怨无仇。事后我想，我这样的说他，会不会伤害了他？如果有所伤害，我向他道歉。我真的没坏心，当时真的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我非但不是坏心，而且还是好意。否则我不会说他。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才说。否则我理也不理他。他说：“你说，你说。”他一说“你说，你说”，我就忘了老婆的吩咐了。我这次到北京来，我老婆对我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万不要说话，千万不要发言（笑声）。”我说：“好，我保证不说话！”这也是我不参加开幕式和小组讨论的原因之一，不开会，就不会发言了。可这位作家冲着我说：“你说，你说。”我就忘记妻子的嘱咐了。
其实我也可以不说的。实在是看了北京某大报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憋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想，说就说吧。我说：“这次我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声、鼓掌）。”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笑声）。但是，领导的讲话我在报纸上看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领导的讲话，都是很慎重的，要经过研究，经过思考，经过多方面的征求意见，甚至字斟句酌，才最后定稿的，当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后，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阴暗。都是一些全国著名的作家呀，他们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是划时代的。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讲话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里程碑。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呢（笑声、鼓掌）？领导讲话当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讲话都是划时代的、都是纲领性的，都是里程碑呢？还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鼓掌、笑声）？
有一部分人肯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呢？他们这样强烈、激动的感受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呢？我就不信。我这次来北京，我老婆对我说，你千万别说话。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问题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这是老婆的原话。我说我是作家，我的思想境界不高。可我有我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能撒谎，要说真话。当然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更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是罪恶，谎言一定是无耻。假如面对谎言我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是在撒谎。所以我今天必须说出来。我说我们不是作家嘛，而且作家的代表。假如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会议上都不能说真话，那这会有什么开的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选举我们的大多数没来开会的作家吗？
第二点，我讲三个代表。这也很重要，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说我赞成三个代表，这是我的真心话。“三个代表”比“四个坚持”大大地前进一步。但有的话，我没在会议上讲，我是在其他场合讲过的。我说没有“三个代表”，共产党可能没希望；有了“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可能有希望。这是我的真心话，虽然有人也不同意我的话。我这次作协小组会上我没这样讲。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把“三个代表”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三个代表”居然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到处泛滥，什么都要加上“三个代表”。你搞什么一个工作，都是“在三个代表的鼓舞下”（笑声），你反正总可以那样说，这是庸俗化。文革不就是这样吗？全国都讲一个模式的话。干嘛老重复这一套呢？搞宣传的同志有些创意行不行？
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将它列入作协新修改的章程。因为“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讲的，对党员干部讲的，对党员讲的，是针对党说的。而作协是群众性组织，是文学组织，你把“三个代表”列入作协章程，那么你怎么能要求金庸这样的作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写武侠小说呢（笑声、鼓掌）？不是荒唐吗？虽然金庸先生也爱国，也爱党。
我发言完了之后，可能真的是有点激动，心跳加快，我就说，我心脏不好，我要回去吃药，拍拍屁股就走了。第二天沸沸扬扬，不少组知道了，传的很广，有的各取所需，加油添酱。其实他们都是盗版的，正版的在我这儿（笑声）！所以我就说说正版，免得失真，以正视听。
我认为我的那番话是讲道理的，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胡搅蛮缠。我反对的是谎言，每个人代表应该说出真心话，尤其是作家。我是出于爱心。真正爱这个国家，不害这个领导，就应该把真话跟他说。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笑声）。”
虽然我这个人无能，智商也很低，而且生过脑炎（笑声），但是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把这条路走下去。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枯叶沉思》，是在纽约，是我在散步的时候想写的。我住在纽约一个很美的社区，我的儿子、女儿住的地方。每天我写作，下午去散步。正好是秋天，满地金黄的落叶，我在厚厚的黄叶上走着，想到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对他的助手讲：“我还欠人家一个鸡。我死了以后，你要把鸡还给人家。”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债要还。我欠人的友情、欠家人的亲情，欠了很多债！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欠了很多债呀！假如我应该完成的作家的使命、应该肩负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去完成它，不也是债吗？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8/04/2005
学校图书馆的角色
南方网讯 学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内涵相当丰富，它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增强学生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上，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是每一个学校图书馆工作者应关注的问题。
在调查中完善馆藏
更新、完善学校馆藏，为少年儿童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料，是向少年儿童进行素质教育的物质基础。为此，必须首先做好社会、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的调查。第一，密切关注少儿出版物的动态，及时为儿童提供最新、最优秀的儿童出版物。第二，与教研组等有关部门联系，了解他们开展有关素质教育活动的动向和信息，以便为学生提供所需的书籍资料。第三，了解少儿读者对书刊阅读兴趣的转向。儿童的阅读兴趣会随校园文化、社会文化、自身变化以及教师所要求的变化而转化。只要这种兴趣转向和转化是健康的，有益于儿童素质教育的，我们对图书就要做及时调整和补充，以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这就要求学校图书管理者及时调查、分析，向学校提出更新图书的有效建议，切实发挥图书的效用。
在开放中提高利用率
学校图书馆是学校教育机构之一，它应该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阵地。长期以来，学校图书馆处于半封闭状态，学生借阅图书手续繁琐，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借阅的兴趣。开放图书馆就是要让学生在开放中学习知识，在开放中提高阅读兴趣。为此，学校图书馆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提高阅览室的利用率。学校图书管理人员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为各班学生使用阅览室合理安排时间，使阅览室的使用既不冲突，又不闲置，最大限度地提高阅览室使用率。二是提高图书阅览率。图书管理员要从阅览的角度，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对图书进行分类，为不同年级学生提供适合阅读的图书。三是坚持个人借阅和班级集体借阅相结合。各班级可设立两节课连上的大阅读课，并为学生集体借阅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四是建立图书流动体系。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学校，可在各年级设立图书柜，班级设立图书角，把图书馆内图书分置在级部图书柜，或分置于班级图书角，每隔一定时间组织级部图书柜之间的交流或班级图书角之间的交流，变图书馆内固定图书为级部、班级间的流动图书。
在阅读中指导方法
有些学生自学能力不强，图书管理员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目的的指导。首先，要帮助学生确立课外阅读意识，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证古今中外名人通过读书增长知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事例来启发教育学生，激励学生进图书馆阅读。其次，要指导学生写读书笔记，做读书卡片，并组织读书笔记展览会和读书心得交流会，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尤要注意的是，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指导学生阅读、提高阅读能力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检索、查阅、搜集信息的能力。当前，研究性学习已成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主要形式，图书管理人员应帮助学生提供有关文献信息，帮助他们进行研究课题的文献收集，教会学生检索、查阅资料，培养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能力，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
在活动中培养特长
活动是教育的载体。学校图书馆应以图书馆为教育阵地，开展各种与图书有关的活动，以活动促阅读。一要建立学生各类兴趣小组，如：写作组、阅读组、科技组、书法组等等，并引导学生在开展活动中分类到学校图书馆查阅本小组需要的学习资料。二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演讲比赛、读书讨论会、剪贴手抄报、故事大王赛、学科知识竞赛、读书征文等活动，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在活动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三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学生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提供及时的服务。如：编制新书通报、推荐书目、推荐信息光盘等常规导读活动。同时，还应发挥校刊、广播、专题剪报专栏等阵地作用，使图书馆文化资源起到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进一步使图书馆在学校活动中创建出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促使学生自觉追求自身的完善。
在调查中完善馆藏
更新、完善学校馆藏，为少年儿童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料，是向少年儿童进行素质教育的物质基础。为此，必须首先做好社会、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的调查。第一，密切关注少儿出版物的动态，及时为儿童提供最新、最优秀的儿童出版物。第二，与教研组等有关部门联系，了解他们开展有关素质教育活动的动向和信息，以便为学生提供所需的书籍资料。第三，了解少儿读者对书刊阅读兴趣的转向。儿童的阅读兴趣会随校园文化、社会文化、自身变化以及教师所要求的变化而转化。只要这种兴趣转向和转化是健康的，有益于儿童素质教育的，我们对图书就要做及时调整和补充，以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这就要求学校图书管理者及时调查、分析，向学校提出更新图书的有效建议，切实发挥图书的效用。
在开放中提高利用率
学校图书馆是学校教育机构之一，它应该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阵地。长期以来，学校图书馆处于半封闭状态，学生借阅图书手续繁琐，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借阅的兴趣。开放图书馆就是要让学生在开放中学习知识，在开放中提高阅读兴趣。为此，学校图书馆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提高阅览室的利用率。学校图书管理人员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为各班学生使用阅览室合理安排时间，使阅览室的使用既不冲突，又不闲置，最大限度地提高阅览室使用率。二是提高图书阅览率。图书管理员要从阅览的角度，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对图书进行分类，为不同年级学生提供适合阅读的图书。三是坚持个人借阅和班级集体借阅相结合。各班级可设立两节课连上的大阅读课，并为学生集体借阅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四是建立图书流动体系。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学校，可在各年级设立图书柜，班级设立图书角，把图书馆内图书分置在级部图书柜，或分置于班级图书角，每隔一定时间组织级部图书柜之间的交流或班级图书角之间的交流，变图书馆内固定图书为级部、班级间的流动图书。
在阅读中指导方法
有些学生自学能力不强，图书管理员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目的的指导。首先，要帮助学生确立课外阅读意识，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证古今中外名人通过读书增长知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事例来启发教育学生，激励学生进图书馆阅读。其次，要指导学生写读书笔记，做读书卡片，并组织读书笔记展览会和读书心得交流会，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尤要注意的是，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指导学生阅读、提高阅读能力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检索、查阅、搜集信息的能力。当前，研究性学习已成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主要形式，图书管理人员应帮助学生提供有关文献信息，帮助他们进行研究课题的文献收集，教会学生检索、查阅资料，培养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能力，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
在活动中培养特长
活动是教育的载体。学校图书馆应以图书馆为教育阵地，开展各种与图书有关的活动，以活动促阅读。一要建立学生各类兴趣小组，如：写作组、阅读组、科技组、书法组等等，并引导学生在开展活动中分类到学校图书馆查阅本小组需要的学习资料。二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演讲比赛、读书讨论会、剪贴手抄报、故事大王赛、学科知识竞赛、读书征文等活动，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在活动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三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学生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提供及时的服务。如：编制新书通报、推荐书目、推荐信息光盘等常规导读活动。同时，还应发挥校刊、广播、专题剪报专栏等阵地作用，使图书馆文化资源起到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进一步使图书馆在学校活动中创建出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促使学生自觉追求自身的完善。
7/30/2005
学记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荅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7/27/2005
李慎之《悼念王小波》
我并不认识王小波，虽然我同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是几十年的老相识，因此也认识了他的妻子李银河。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的，李银河和林春两个小姑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二十年过去，看过的名人名文也不少，现在大多记不得了，但是这句话始终还印在我的心里。王小波惟一与我打过的交道是，大约六七年之前，我收到一本书，叫《王二风流史》，扉页上写着“李慎之叔叔指正”，我草草地看了一遍，觉得文字清新简练、轻松活泼。内容照中国人传统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黄”，但是我看也没有什么。因为是写知青的插队生活的，后来转送给另一个也插过队的知青了。我知道这是银河叫他送给我的。小波逝世的时候，我因为中风躺在外国的医院里：他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因为病还没好躺在中国的医院里，零零星星看到一点追悼评论他们文章，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因为这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小波文章的片断回忆。小波和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小说家，已经完成并且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但是，我直到前几天以前才听说过，当然谈不上阅读。事实上，我对小说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小波引起我注意的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字。譬如，文化大革命，我总以为是当代和以后的中国人决不可以忘记的。倘说文化，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明”结穴的杰作；倘说国耻，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期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闹出这样的话剧来，我总以为中国人倘要在二十一世纪还能好好地活下去，就要不断地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已经不敢说“彻底批判”了）但是近十年来，好象大家渐渐都把它淡忘了。只有小波还念念不忘，常在文章里提醒人们。比如他谈到自己“改造”的经验：当年我假装（对劳动之苦）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化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文革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说昧心话的风气还远远没有根绝，甚至还很流行。记得一年多以前，我在美国康桥小住，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约我去座谈。面对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博士生，我发觉他们简直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跨世纪的人才”啊！无怪乎小波还要在文章里专门解释“积代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真怕即使这样解释了以后，年轻人还是不懂。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所谓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转折，其原因，在我看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中国传统还在发生作用，无论是权势者还是知识者，老一套又来了。稍稍改了的一点又退回去了。十年前有许多我有幸引以为同道的青年人，现在都“沉潜”了，抛开“下海”的不说，有的转向“学说”，有的转向“功业”，使我有时很感慨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对青年人的慨叹。但是，我渐渐也“理解”了他们，青年人不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总是要奔一个前程的。然而，特立独行如小波，却更使我感到可贵。九十年代还发生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潮——小波称之为民族主义，我则以为是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许多人大谈起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来了，吠影吠声，很是动人可闻。但是，我有一次偶然看到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慧与国学》。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这两天，因为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其实，这样的现象，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反思的原因。鲁迅先生说，中国要有希望，必须多有不自满的人。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小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一开头所说的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这样的人中国本来说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然而，这两天看了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后，我发现，小波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有些是我不懂的。我敢说我已经了解了小波，更不敢谬托知已、强作解人，我只能写下这些话，献上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哀思，给予一个本来应该比我多活几十年的中年人，为小波，为中国。
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慧与国学》。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这两天，因为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其实，这样的现象，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反思的原因。鲁迅先生说，中国要有希望，必须多有不自满的人。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小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一开头所说的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这样的人中国本来说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然而，这两天看了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后，我发现，小波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有些是我不懂的。我敢说我已经了解了小波，更不敢谬托知已、强作解人，我只能写下这些话，献上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哀思，给予一个本来应该比我多活几十年的中年人，为小波，为中国。
不再沉默——王小波杂文解读
作者：朱正琳
一
王小波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他是一位艺术家，这里说的艺术首先是指小说艺术。一位艺术家往往被自己的才能驱动着去创造，一心想把作品做得尽善尽美并且令人赏心悦目，浑然忘却作品本身还有什么其他功能。这种创造过程会给艺术家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是生理上的快感，所以柏拉图才感叹：“那蕴藏在工匠肌肉里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写小说是王小波的生活，是他的存在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他“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
相对而言，王小波似乎就不那么看重写杂文，或者说他不把写杂文也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尽管他的杂文写得很漂亮。按他的看法，“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他写杂文的动机不是出于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在《我的精神家园》那本杂文自选集的序言中，王小波把这一点讲得更明白：“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在社会伦理问题上装疯卖傻，如果不是有那么多明理的人洁身自好、保持沉默，王小波原本可以不写杂文，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写小说。指出这点区别，不仅对于理解王小波的生活态度与艺术见解，而且对于理解他的小说作品和杂文作品都是很要紧的。
二
杂文究竟是不是可以被视为一种艺术作品？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文再说。我们已经明白了王小波写杂文的动机是想在社会伦理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那就让我们先看一下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见解。我以为，在《＜怀疑三部曲＞总序》一文里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论述。他说，根据推己及人的方法，他得出了三大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由于是“推己及人”的假设，他自己就是证据，不需要再作其他论证。但是，他的生活经验却使他产生怀疑，觉得别人未必都跟他一样，有好些人似乎更热衷于生活在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对于这一点，他感到不可理解。再进一步，有些人总是企图制造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并且企图强迫别人也生活在其中。对于这一点，王小波感觉到的就是不可容忍了。他认为，为了反对这种企图，你就不能保持沉默，得站出来说话，否则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和他一样是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人。
他的“三大基本假设”其实都是些常情常理。所谓“推己及人”，并不是把个人偏好推及别人，原本不会出错。那么，错在哪里？这就是王小波要探究、要讲明的问题。他的杂文要讲的就是这个理。有的人别有居心，有的人不傻装傻，天长日久就会弄假成真，造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出来让大家都活在其中，活得好没意思。这说的不是预言，而是我们的历史。王小波也真可谓苦口婆心。
不过，“三大基本假设”也包含了王小波独到的见解，不可不稍加体会，关于第一个假设，从理论上持异议的人不会太多。－－谁不乐于承认自己是“热爱智慧”的？问题的关键也许只在于：有人不希望别人也热爱智慧。当然，“什么是智慧”有可能歧义丛生，但王小波却是有备而来，他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所谓智慧，我指的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当然，人有贤愚之分，但一个人认为思维是快乐的，那他就可说是热爱智慧的。”王小波强调了独立思考是个人生活的一大乐趣，而没有强调智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或价值。据此，即便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智慧被认为对一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经足够了，也不能成为禁止他人独立思考（或热爱智慧）的理由，因为这意味着剥夺他人的生活乐趣，让他人活得难受。关于第二个假设在事实上很少会有人真心反对。－－口头不承认的人多半会在行为上承认自己是“热爱异性”的。至于“什么是异性”，当然不再需要定义。王小波说得很平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他“喜欢和女孩子交往，仅仅因为她是异性。”这“仅仅”二字就耐人寻味。王小波显然是直截了当地在说性吸引，而不准备为“热爱异性”附加什么听上去比较高尚的理由。我们在恋爱时通常爱（对别人甚或是对自己）说出一些这样的理由，诸如我爱她是因为她善良、纯洁、贤慧、有志气、有理想等等等等，就是不太会说到性吸引，王小波谈论的是性，而不是在当今之世连道学家也常挂在口边的“爱情”。“爱情”竟成为一块最为堂而皇之的遮羞布，被用来遮掩“性”的事实，这当然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要探究其原因牵扯的事体太大，非本文力所能及，简单说，我则认为是这样：我们习常谈论的“爱情”（符合我们的观念为真，否则为假）。与其他许多观念一样，“爱情”这个观念也是一个舶来品，最早进入我们生活的时间大约在本世纪初。作为一个观念，其雏形形成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制度盛行时期。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这种肇始于骑士精神的爱情观念“自其一开始，就带上了矫揉造作的成分”。想一想堂·吉诃德的对那个并不存在的达辛妮亚怀有的“爱情”，就不难同意这个结论。堂·吉诃德其实不需要达辛妮亚，因为他的“爱情”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与身体无关），自生自灭，本身就是自足的。或者说，它就只是那个观念本身。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却可以说明：把所有的性内容（当然与肉体有关）全部淘空，这个观念仍然可以存在，并且指谓的全是高尚的内容，比如：忠贞、奉献、自我牺牲和经久不衰的激情（奇怪！）等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这里就曾经存在过并且带上了中国特色，当然也曾越来越等同于其他高尚观念（比如爱祖国），因为它的内容实在与其他高尚观念没有什么区别。王小波就举过八十年代初一部电影的例子。那部电影是一个爱情故事，热恋中的男女主角在庐山上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性，却不写爱情，或者更正确一点说，不写图解爱情观念的爱情故事，就已然嘲弄了只剩下一个空壳的爱情观念。事实上，王小波用写性嘲弄了所有只剩下空壳的观念，也就是嘲弄了一切娇柔造作或“假正经”。我们知道，只要把性这个事实摆在桌面上，任何“假正经”都会显得可笑的，这至少在老百姓当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关于第三个假设值得特别一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包含了王小波最有特色的见解。乍看上去，“凡人都喜欢有趣”也不会引起什么异议。－－有谁会喜欢无趣呢？可是，把“有趣”摆在与智慧、性爱并列的地位上却是需要有所解释的，因为我们通常并不把“有趣”看得像智慧、性爱那么重。王小波没有多做解释，但他反复说到人所理解的有趣和无趣，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想法。在《＜怀疑三部曲＞总序》中他说：“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他说：“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在《红指夜奔》的序里他说：“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被超越。照我的理解，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卓越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也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当然，中国人的遭遇和他们是不同的故事。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被提升，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淹没在物欲里。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从以上所引的几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王小波所说的“有趣”意味着新奇、活泼和丰富多彩，也就是生机盎然；其反面则是陈腐、死板和单调划一，也就是死气沉沉。我们还可以说，无趣就是了无生趣，不过这样说虽然能使我们明白“有趣”为什么那么重要，却是把王小波的想法抽象化了，难中肯綮。在王小波眼里，生命本身就是新鲜活泼、多姿多彩的，生活原本就该充满乐趣。可是却有一些靠某种规矩活着的人横站在那里，成为生命和人性的障碍，让生活变得像他们一样无趣。他们似乎只有一种兴趣，那就是让人们都像他们那样活着，或者毋宁说是按某种规矩活着，丝毫也不能顺从自己的生命冲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往往并不按规矩活着。因此，王小波的反对无趣，就是反对一切窒息生命的僵硬教条，反对一切虚伪的说教，反对一切“假正经”。换句话说，在王小波看来，那些守着被抽空了人性内容的观念空壳吃饭的人总想用这些空壳构筑一个无趣的世界，并且强迫别人生活于其中，对此他不能不表示反对。
王小波并不认为有趣和无趣的问题有多复杂、多深奥、多宏大。实际上他信口一说你也就能明白他的意思。比如他说：“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问题理论化，而宁愿用平常心来看人看事。”更准确的表达则是他在《我的精神家园》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家谱。……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喧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这样的路，这样的人生，不是很有趣么？一个无趣的世界，必定是由那些完全丧失了童心的人构筑起来的。
儿童只愿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成人总会自觉地做一些自己没兴趣却被认为是必要的事；无趣的人则惯于把“必要性”添油加醋，涂脂抹粉地编织成“大道理”（一个系统），要求别人不仅只做“大道理”许可的事，而且要把“大道理”作为自己做任何事的唯一动机。三
那么，“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真的有可能出现么？王小波的回答是：他曾经亲眼看见过，当然，这不是说，他所看见的那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已经把智慧，性爱和有趣涤荡得干干净净。它们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混沌中存在”。此话怎讲？且听王小波道来：“有一本书叫做word is out ，虽然我对书里的内容不能赞同，但是我赞成这个题目。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这一段文字几乎可以当作某种宣言来读。王小波在这里表达了他对社会伦理生活的一个关键看法，即：在社会伦理生活中，个人意愿能否得到表达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无疑触及到诸多理论课题，但我宁愿顺着王小波的思路，按照王小波比较喜欢的方式试着解读一回。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王小波这样写道：“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同性恋者本来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其实都与最普通的大多数人处于同一境遇之中－－他们的存在往往被忽略不计，原因都在于“有些话没有说出来”。还是先以同性恋者为例比较容易说明问题。在中国，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世上还存在着同性恋者，但是在“已经讲出来的话”中同性恋被说成是“变态”而且是“个别现象”。这些话“被人们一再重复”，“世界”的“结构”中便没有了同性恋者的位置。道理很简单，“变态”是应予矫正的，“个别”则是可以不予考虑的。于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同性恋者就不再是他自己，因为他不能说（比如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即使说了也等于白说，因为人们不相信这是真话。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比较容易推测了：一个同性恋者如果还要在这个世界中混下去，他就势必要伪装，说着与别人同样的话。不单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甚至会不承认这世上有同性恋者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为了掩盖自己对异性不感兴趣这个同样被人们认为不太正常的事实，他也可以从“已经讲出来的话”里找到现成的伪装，比如说：“我认为事业比爱情更重要”云云。可是，他的同性恋倾向依然存在着，该怎么办？让它“在混沌中存在”。这不仅指的是偷偷摸摸，而且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他自己有可能也会认为自己的倾向是一种病态，努力矫正，努力挣扎，结果他的生活以及他对生活的理解就变得像一团浆糊那样既不成形，又不流动。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从来不知道同性恋这个科学名称的同性恋者，他甚至不敢给自己的倾向命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岂不是几乎等于不存在？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的事实是：“同性恋”这个科学名称的出现表明这种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得到表达，否则我们现在也无法把它作为例子来讨论。
一个“结构分明”的无同性恋世界就这样“架在混沌之上”，而同性恋“在混沌中存在”。据此我们就不难想象所谓“无性的世界”。当异性性爱在“已经讲出来的话”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时，一个无性的世界就构成了。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曾几何时，人际关系中与爱有关的词汇就只剩下一个“阶级友爱”在“结构”中还有合法席位。且不说“性爱”，连“爱情”二字也不是一度消失过么？乃至于刘心武在《班主任》那篇小说里描写的一位女学生刚翻了几页《青春之歌》就只觉心跳耳热。当然，性爱依然在混沌中存在着，人口剧增就是一个证明。不过，同样的伪装、同样的自我挣扎、同样的不敢命名也都存在过。
同理，假如“热爱智慧”被命名为“走白专道路”或“不相信群众”之类，假如喜欢有趣被命名为“格调不高”或“态度不严肃”之类，无智、无趣的世界也就架在了混沌之上。我们当然可以说，混沌实际上比“已经讲出来的话”要强大，所以，智慧、性爱与有趣终究要占上风。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这也正是王小波的看法。不过这却不意味着没有说出来和说出来了也没什么区别。在混沌中存在和有形有状地存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有智有性有趣的世界一旦有形有状（无形无状又怎能称为世界）就会是参差多态的，不再像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那样单调划一。这难道还需要论证么？王小波一再引用罗素的话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事情的确关涉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幸福。
四
现在我们来说说“沉默的大多数”。在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就必然是沉默的，因为大多数最为普通的意愿与倾向（一如同性恋者之同性恋倾向）都没有得到表达。按王小波的说法，一味附和“已经讲出来的话”不叫讲话，而只是向“话语”上捐税。这样一个大多数当然也只是一个“弱势群体”，与同性恋者的处于弱势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可是，“话没有说出来”该由弱势群体的成员们自己负责么？不尽然。同性恋者说不出话来就很难责怪他们自己。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呢？王小波在此作了一点区分：“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按这种划分，我们很容易下一个判断：没能力、没机会的人不该负责；有隐情的人情有可原，但要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隐情”；而出于厌恶之情的人恐怕就当自省一下了。王小波说他自己属于最后一种人，到四十岁头上却打破沉默，开始讲话。他说：“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多纳税金的责任感……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王小波意识到的这种责任是不是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责任呢？王小波自己的理解还要平实一些，他说：“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与此同时，他还产生了一重新的担忧，因此他又说：“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打破沉默的王小波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在沉默中学到的东西。
五
走笔至此，我斗胆要狗尾续貂，说一点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大约四十年前，我因为评选上市里（不是在北京）的优秀少先队员，在除夕晚会上有幸平生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我获奖后有什么感想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那一年我才十一岁。我还清楚地记得，由于参加演出，我当时化了装，扮演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现在想起来，我那句话倒应该像是我扮演的那个角色说的。有趣的是，我跟那位记者讲的其他话，我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唯独那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中，让我像牛反刍似的经常会去回味它。我想，如果王小波听说了这件事，就会像他嘲笑《红楼梦》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做诗都忘不了“颂圣”一样来嘲笑我：“十来岁的孩子，这叫什么事？”《红楼梦》里的小姑娘的毛病“出在写书人身上”，那么我呢？不能说我那句话是“违心的”，但它实在不像我自己说的。我之所以会说它，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人们在那种场合“已经讲过”并且“重复多次”的话。我经常苦苦追问自己：“那时候我心里有没有另一些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回答竟然是：没有。究其原因，我觉得是面对记者我想不起任何其他话来，我敢担保，如果那位记者在我十二岁时、十三岁时、十四岁时……都再来采访我一次，我也都会作出完全一样的回答，就跟条件反射一样。当然，这个时间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后来跟王小波一样学会了沉默。到了三十三岁那年我考上北大，由于我此前经历有些坎坷，又惊动了记者来采访我。－－那是我平生第二次接受采访。我忽然发觉我又有了说话的机会，但却是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说我十一岁时是不自觉地就知道了记者想听到些什么话，这一回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对记者想要的东西原是了如指掌，但我的条件反射机制已经在沉默中退化了，无法作出反应。所以，当记者又问我那个老问题（你接到通知书后有什么感想）时，我竟然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想要的（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想听的）我已经不会说了，我想说的（这一回我心里倒是有了另一些话）他不会想要。旁边坐着一位朋友急了，代我回答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去看老婆、孩子。”那位朋友当然也明知这句话是记者不想要的，我现在想，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大概都属于“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的人吧？记者当然不会空手而归，他和我们聊了几句家常之后回去写了一篇题为《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采访记，我的熟人看了之后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诉说这些往事是想说明，自己的话说不出来有时候真怪不得自己。我更想说明的是，“话语”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它有时候可以使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话（像我第一次接受采访），有时候则使你有话却不知该怎么说（像我第二次接受采访）。一开口就只能说套话，也就“已经讲过”并且被“重复多次”的话。而我最想说明的则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不说套话时，往往只能用沉默来证明，每当我们重新开口，就又不知不觉地钻进了一个新套子。第二次采访我的那位记者，思想很解放。在他提笔作文时，明显在回避老套子，结果却用了一个新套子。不仅把他自己，而且也把我给套进去了。这当然也不能怪他。套话自有一种强制力，应景应时你离不开它，因为到时候你就想不起别的话。此外，套话总是成套的，说了上句你就想说下句，我们可称之为“体系的力量”。有一年我在北戴河度假，因手指擦伤而发烧不止。去看医生，那医生要我回京去好好检查一下，因为他认为我的病症很像是慢性白血病。我一惊不小，神不守舍地走出医院门，看见两位中年妇女（看上去不像知识分子）沿坡而下，只听得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要允许别人犯错误，还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这话我当然太熟悉了，但当时却让我震骇不已：什么时候了？是什么人？在说什么话？我感觉到套话的荒诞，但同时也感觉到套话的力量。我敢肯定，那位说话的妇女认为自己说的是心里话，而且说了上句就不能不说下句。可是，什么叫“允许别人犯错误”（犯错误的人是在得到允许后才犯）？什么叫“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不得到允许就不敢改正）？那位妇女恐怕从来就没想过。但她说出来了，听上去还满漂亮的，听的人频频点头就是一个证明。
细想起来，套话就满世界都是。我们自己也总是不停地在说。你不信可以试着去想一个广告词（随便找一样商品，比如说洗衣粉），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新鲜的来？近十余年来，新名词、新用语的出现频率在加快，相应地更换频率也在加快。这是不是说明：各种“话语”的衰朽速度在加快？令人奇怪的是：刚问世不久的“新观念”很快就成了空壳。更令人奇怪的是：久已成为空壳的观念却依然欺行霸市。有时候我会觉得，市面上通行的语言很像武二郎还没有打死的那个西门庆－－被酒色淘空了身子。
当然，这些话又说得过于偏激了（我老犯这个毛病）。其实我想说的只是，要想不说套话而说出自己的话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又套了一句流行歌词）。这也和作诗一样，需要有创造性的才能。试想我们平日有情待抒时的光景，通常不就是念两句别人的诗或哼两句流行歌曲了事？真正有创意的表达是不会衰朽的，只需举李白那首最短小的也最平白的“床前明月光……”一诗便足以证明这个结论。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目前各种话语衰朽很快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创意，而蜕化成空壳的观念依然在欺行霸市则说明从整体上的缺乏创造力。要突破套话，不让已成为空壳的观念通行盘踞，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而创造。再说一遍，这需要才能，一种艺术家最富有的才能。尼采说：“最让哲学家感到荣幸的误解就是把他误解为艺术家。”我的理解是，尼采知道，反思的才能远逊于创造的才能。
王小波具备艺术家的才能。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他的杂文的确没有任何套话，与他的小说一样，随处可见独特的表达。文学评论家们当然可以分析他的杂文都有哪些特点。而我却宁愿只用两个字去形容它们，那就是：精彩！他用现代汉语写作，从来不写半文半白的句子，也很少使用成语和古色古香的词藻。写得很平白，却凭空有一种韵律和华彩脱颖而出。因此，我认为他的杂文也是一种艺术品，当然，这样的才能不单和训练有关，也不单和天赋有关，而是和精神的历练也有关。王小波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在偏离“话语”（“不去听它”）的过程中学会了在沉默中学习，这种学习使他养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钟情于文学所受到的陶冶，于是才有了几乎可以无挂无碍地表达自己的才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处，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具备王小波的才能，也就是不及他幸运。因此，我们的表达很难不落套，常常只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要讲理只有少数时候是“径直一讲即可”的，在多数时候都需要讲得“艺术”才行。王小波真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然而，王小波的想法却没有错。我们是能在沉默中学习，但我们终须学会开口讲话。没有才能无妨事，先学会径直一讲。要知道，我们的不会讲话，兴许是沉默得太久的缘故；我们的容易落套，兴许是听别人讲得太多了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径直一讲的人多了，理也就直了，理曲气才壮的现象也就会少些，讲理也就会容易得多（王小波还是对的，杂文未必要写成艺术品）。赵高指鹿为马，你当时没吭气。后来他说这马生了一匹小马，你还是不吭气。再后来他又说这小马是匹千里驹，因为它能日行千里。你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反驳说：这小马不是千里驹；因为它一天只跑了五百里。这样的论辩当然就过于复杂，理要讲好就太难了，再说也太没意思。早知如此，当初径直一讲不就结了？哪会有后来这许多麻烦事？
王小波说得好：“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
[全文完]
一
王小波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他是一位艺术家，这里说的艺术首先是指小说艺术。一位艺术家往往被自己的才能驱动着去创造，一心想把作品做得尽善尽美并且令人赏心悦目，浑然忘却作品本身还有什么其他功能。这种创造过程会给艺术家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是生理上的快感，所以柏拉图才感叹：“那蕴藏在工匠肌肉里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写小说是王小波的生活，是他的存在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他“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
相对而言，王小波似乎就不那么看重写杂文，或者说他不把写杂文也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尽管他的杂文写得很漂亮。按他的看法，“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他写杂文的动机不是出于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在《我的精神家园》那本杂文自选集的序言中，王小波把这一点讲得更明白：“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在社会伦理问题上装疯卖傻，如果不是有那么多明理的人洁身自好、保持沉默，王小波原本可以不写杂文，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写小说。指出这点区别，不仅对于理解王小波的生活态度与艺术见解，而且对于理解他的小说作品和杂文作品都是很要紧的。
二
杂文究竟是不是可以被视为一种艺术作品？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文再说。我们已经明白了王小波写杂文的动机是想在社会伦理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那就让我们先看一下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见解。我以为，在《＜怀疑三部曲＞总序》一文里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论述。他说，根据推己及人的方法，他得出了三大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由于是“推己及人”的假设，他自己就是证据，不需要再作其他论证。但是，他的生活经验却使他产生怀疑，觉得别人未必都跟他一样，有好些人似乎更热衷于生活在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对于这一点，他感到不可理解。再进一步，有些人总是企图制造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并且企图强迫别人也生活在其中。对于这一点，王小波感觉到的就是不可容忍了。他认为，为了反对这种企图，你就不能保持沉默，得站出来说话，否则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和他一样是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人。
他的“三大基本假设”其实都是些常情常理。所谓“推己及人”，并不是把个人偏好推及别人，原本不会出错。那么，错在哪里？这就是王小波要探究、要讲明的问题。他的杂文要讲的就是这个理。有的人别有居心，有的人不傻装傻，天长日久就会弄假成真，造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出来让大家都活在其中，活得好没意思。这说的不是预言，而是我们的历史。王小波也真可谓苦口婆心。
不过，“三大基本假设”也包含了王小波独到的见解，不可不稍加体会，关于第一个假设，从理论上持异议的人不会太多。－－谁不乐于承认自己是“热爱智慧”的？问题的关键也许只在于：有人不希望别人也热爱智慧。当然，“什么是智慧”有可能歧义丛生，但王小波却是有备而来，他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所谓智慧，我指的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当然，人有贤愚之分，但一个人认为思维是快乐的，那他就可说是热爱智慧的。”王小波强调了独立思考是个人生活的一大乐趣，而没有强调智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或价值。据此，即便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智慧被认为对一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经足够了，也不能成为禁止他人独立思考（或热爱智慧）的理由，因为这意味着剥夺他人的生活乐趣，让他人活得难受。关于第二个假设在事实上很少会有人真心反对。－－口头不承认的人多半会在行为上承认自己是“热爱异性”的。至于“什么是异性”，当然不再需要定义。王小波说得很平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他“喜欢和女孩子交往，仅仅因为她是异性。”这“仅仅”二字就耐人寻味。王小波显然是直截了当地在说性吸引，而不准备为“热爱异性”附加什么听上去比较高尚的理由。我们在恋爱时通常爱（对别人甚或是对自己）说出一些这样的理由，诸如我爱她是因为她善良、纯洁、贤慧、有志气、有理想等等等等，就是不太会说到性吸引，王小波谈论的是性，而不是在当今之世连道学家也常挂在口边的“爱情”。“爱情”竟成为一块最为堂而皇之的遮羞布，被用来遮掩“性”的事实，这当然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要探究其原因牵扯的事体太大，非本文力所能及，简单说，我则认为是这样：我们习常谈论的“爱情”（符合我们的观念为真，否则为假）。与其他许多观念一样，“爱情”这个观念也是一个舶来品，最早进入我们生活的时间大约在本世纪初。作为一个观念，其雏形形成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制度盛行时期。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这种肇始于骑士精神的爱情观念“自其一开始，就带上了矫揉造作的成分”。想一想堂·吉诃德的对那个并不存在的达辛妮亚怀有的“爱情”，就不难同意这个结论。堂·吉诃德其实不需要达辛妮亚，因为他的“爱情”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与身体无关），自生自灭，本身就是自足的。或者说，它就只是那个观念本身。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却可以说明：把所有的性内容（当然与肉体有关）全部淘空，这个观念仍然可以存在，并且指谓的全是高尚的内容，比如：忠贞、奉献、自我牺牲和经久不衰的激情（奇怪！）等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这里就曾经存在过并且带上了中国特色，当然也曾越来越等同于其他高尚观念（比如爱祖国），因为它的内容实在与其他高尚观念没有什么区别。王小波就举过八十年代初一部电影的例子。那部电影是一个爱情故事，热恋中的男女主角在庐山上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性，却不写爱情，或者更正确一点说，不写图解爱情观念的爱情故事，就已然嘲弄了只剩下一个空壳的爱情观念。事实上，王小波用写性嘲弄了所有只剩下空壳的观念，也就是嘲弄了一切娇柔造作或“假正经”。我们知道，只要把性这个事实摆在桌面上，任何“假正经”都会显得可笑的，这至少在老百姓当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关于第三个假设值得特别一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包含了王小波最有特色的见解。乍看上去，“凡人都喜欢有趣”也不会引起什么异议。－－有谁会喜欢无趣呢？可是，把“有趣”摆在与智慧、性爱并列的地位上却是需要有所解释的，因为我们通常并不把“有趣”看得像智慧、性爱那么重。王小波没有多做解释，但他反复说到人所理解的有趣和无趣，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想法。在《＜怀疑三部曲＞总序》中他说：“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他说：“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在《红指夜奔》的序里他说：“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被超越。照我的理解，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卓越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也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当然，中国人的遭遇和他们是不同的故事。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被提升，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淹没在物欲里。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从以上所引的几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王小波所说的“有趣”意味着新奇、活泼和丰富多彩，也就是生机盎然；其反面则是陈腐、死板和单调划一，也就是死气沉沉。我们还可以说，无趣就是了无生趣，不过这样说虽然能使我们明白“有趣”为什么那么重要，却是把王小波的想法抽象化了，难中肯綮。在王小波眼里，生命本身就是新鲜活泼、多姿多彩的，生活原本就该充满乐趣。可是却有一些靠某种规矩活着的人横站在那里，成为生命和人性的障碍，让生活变得像他们一样无趣。他们似乎只有一种兴趣，那就是让人们都像他们那样活着，或者毋宁说是按某种规矩活着，丝毫也不能顺从自己的生命冲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往往并不按规矩活着。因此，王小波的反对无趣，就是反对一切窒息生命的僵硬教条，反对一切虚伪的说教，反对一切“假正经”。换句话说，在王小波看来，那些守着被抽空了人性内容的观念空壳吃饭的人总想用这些空壳构筑一个无趣的世界，并且强迫别人生活于其中，对此他不能不表示反对。
王小波并不认为有趣和无趣的问题有多复杂、多深奥、多宏大。实际上他信口一说你也就能明白他的意思。比如他说：“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问题理论化，而宁愿用平常心来看人看事。”更准确的表达则是他在《我的精神家园》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家谱。……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喧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这样的路，这样的人生，不是很有趣么？一个无趣的世界，必定是由那些完全丧失了童心的人构筑起来的。
儿童只愿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成人总会自觉地做一些自己没兴趣却被认为是必要的事；无趣的人则惯于把“必要性”添油加醋，涂脂抹粉地编织成“大道理”（一个系统），要求别人不仅只做“大道理”许可的事，而且要把“大道理”作为自己做任何事的唯一动机。三
那么，“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真的有可能出现么？王小波的回答是：他曾经亲眼看见过，当然，这不是说，他所看见的那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已经把智慧，性爱和有趣涤荡得干干净净。它们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混沌中存在”。此话怎讲？且听王小波道来：“有一本书叫做word is out ，虽然我对书里的内容不能赞同，但是我赞成这个题目。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这一段文字几乎可以当作某种宣言来读。王小波在这里表达了他对社会伦理生活的一个关键看法，即：在社会伦理生活中，个人意愿能否得到表达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无疑触及到诸多理论课题，但我宁愿顺着王小波的思路，按照王小波比较喜欢的方式试着解读一回。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王小波这样写道：“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同性恋者本来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其实都与最普通的大多数人处于同一境遇之中－－他们的存在往往被忽略不计，原因都在于“有些话没有说出来”。还是先以同性恋者为例比较容易说明问题。在中国，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世上还存在着同性恋者，但是在“已经讲出来的话”中同性恋被说成是“变态”而且是“个别现象”。这些话“被人们一再重复”，“世界”的“结构”中便没有了同性恋者的位置。道理很简单，“变态”是应予矫正的，“个别”则是可以不予考虑的。于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同性恋者就不再是他自己，因为他不能说（比如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即使说了也等于白说，因为人们不相信这是真话。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比较容易推测了：一个同性恋者如果还要在这个世界中混下去，他就势必要伪装，说着与别人同样的话。不单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甚至会不承认这世上有同性恋者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为了掩盖自己对异性不感兴趣这个同样被人们认为不太正常的事实，他也可以从“已经讲出来的话”里找到现成的伪装，比如说：“我认为事业比爱情更重要”云云。可是，他的同性恋倾向依然存在着，该怎么办？让它“在混沌中存在”。这不仅指的是偷偷摸摸，而且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他自己有可能也会认为自己的倾向是一种病态，努力矫正，努力挣扎，结果他的生活以及他对生活的理解就变得像一团浆糊那样既不成形，又不流动。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从来不知道同性恋这个科学名称的同性恋者，他甚至不敢给自己的倾向命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岂不是几乎等于不存在？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的事实是：“同性恋”这个科学名称的出现表明这种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得到表达，否则我们现在也无法把它作为例子来讨论。
一个“结构分明”的无同性恋世界就这样“架在混沌之上”，而同性恋“在混沌中存在”。据此我们就不难想象所谓“无性的世界”。当异性性爱在“已经讲出来的话”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时，一个无性的世界就构成了。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曾几何时，人际关系中与爱有关的词汇就只剩下一个“阶级友爱”在“结构”中还有合法席位。且不说“性爱”，连“爱情”二字也不是一度消失过么？乃至于刘心武在《班主任》那篇小说里描写的一位女学生刚翻了几页《青春之歌》就只觉心跳耳热。当然，性爱依然在混沌中存在着，人口剧增就是一个证明。不过，同样的伪装、同样的自我挣扎、同样的不敢命名也都存在过。
同理，假如“热爱智慧”被命名为“走白专道路”或“不相信群众”之类，假如喜欢有趣被命名为“格调不高”或“态度不严肃”之类，无智、无趣的世界也就架在了混沌之上。我们当然可以说，混沌实际上比“已经讲出来的话”要强大，所以，智慧、性爱与有趣终究要占上风。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这也正是王小波的看法。不过这却不意味着没有说出来和说出来了也没什么区别。在混沌中存在和有形有状地存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有智有性有趣的世界一旦有形有状（无形无状又怎能称为世界）就会是参差多态的，不再像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那样单调划一。这难道还需要论证么？王小波一再引用罗素的话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事情的确关涉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幸福。
四
现在我们来说说“沉默的大多数”。在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就必然是沉默的，因为大多数最为普通的意愿与倾向（一如同性恋者之同性恋倾向）都没有得到表达。按王小波的说法，一味附和“已经讲出来的话”不叫讲话，而只是向“话语”上捐税。这样一个大多数当然也只是一个“弱势群体”，与同性恋者的处于弱势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可是，“话没有说出来”该由弱势群体的成员们自己负责么？不尽然。同性恋者说不出话来就很难责怪他们自己。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呢？王小波在此作了一点区分：“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按这种划分，我们很容易下一个判断：没能力、没机会的人不该负责；有隐情的人情有可原，但要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隐情”；而出于厌恶之情的人恐怕就当自省一下了。王小波说他自己属于最后一种人，到四十岁头上却打破沉默，开始讲话。他说：“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多纳税金的责任感……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王小波意识到的这种责任是不是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责任呢？王小波自己的理解还要平实一些，他说：“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与此同时，他还产生了一重新的担忧，因此他又说：“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打破沉默的王小波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在沉默中学到的东西。
五
走笔至此，我斗胆要狗尾续貂，说一点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大约四十年前，我因为评选上市里（不是在北京）的优秀少先队员，在除夕晚会上有幸平生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我获奖后有什么感想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那一年我才十一岁。我还清楚地记得，由于参加演出，我当时化了装，扮演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现在想起来，我那句话倒应该像是我扮演的那个角色说的。有趣的是，我跟那位记者讲的其他话，我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唯独那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中，让我像牛反刍似的经常会去回味它。我想，如果王小波听说了这件事，就会像他嘲笑《红楼梦》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做诗都忘不了“颂圣”一样来嘲笑我：“十来岁的孩子，这叫什么事？”《红楼梦》里的小姑娘的毛病“出在写书人身上”，那么我呢？不能说我那句话是“违心的”，但它实在不像我自己说的。我之所以会说它，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人们在那种场合“已经讲过”并且“重复多次”的话。我经常苦苦追问自己：“那时候我心里有没有另一些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回答竟然是：没有。究其原因，我觉得是面对记者我想不起任何其他话来，我敢担保，如果那位记者在我十二岁时、十三岁时、十四岁时……都再来采访我一次，我也都会作出完全一样的回答，就跟条件反射一样。当然，这个时间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后来跟王小波一样学会了沉默。到了三十三岁那年我考上北大，由于我此前经历有些坎坷，又惊动了记者来采访我。－－那是我平生第二次接受采访。我忽然发觉我又有了说话的机会，但却是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说我十一岁时是不自觉地就知道了记者想听到些什么话，这一回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对记者想要的东西原是了如指掌，但我的条件反射机制已经在沉默中退化了，无法作出反应。所以，当记者又问我那个老问题（你接到通知书后有什么感想）时，我竟然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想要的（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想听的）我已经不会说了，我想说的（这一回我心里倒是有了另一些话）他不会想要。旁边坐着一位朋友急了，代我回答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去看老婆、孩子。”那位朋友当然也明知这句话是记者不想要的，我现在想，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大概都属于“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的人吧？记者当然不会空手而归，他和我们聊了几句家常之后回去写了一篇题为《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采访记，我的熟人看了之后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诉说这些往事是想说明，自己的话说不出来有时候真怪不得自己。我更想说明的是，“话语”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它有时候可以使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话（像我第一次接受采访），有时候则使你有话却不知该怎么说（像我第二次接受采访）。一开口就只能说套话，也就“已经讲过”并且被“重复多次”的话。而我最想说明的则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不说套话时，往往只能用沉默来证明，每当我们重新开口，就又不知不觉地钻进了一个新套子。第二次采访我的那位记者，思想很解放。在他提笔作文时，明显在回避老套子，结果却用了一个新套子。不仅把他自己，而且也把我给套进去了。这当然也不能怪他。套话自有一种强制力，应景应时你离不开它，因为到时候你就想不起别的话。此外，套话总是成套的，说了上句你就想说下句，我们可称之为“体系的力量”。有一年我在北戴河度假，因手指擦伤而发烧不止。去看医生，那医生要我回京去好好检查一下，因为他认为我的病症很像是慢性白血病。我一惊不小，神不守舍地走出医院门，看见两位中年妇女（看上去不像知识分子）沿坡而下，只听得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要允许别人犯错误，还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这话我当然太熟悉了，但当时却让我震骇不已：什么时候了？是什么人？在说什么话？我感觉到套话的荒诞，但同时也感觉到套话的力量。我敢肯定，那位说话的妇女认为自己说的是心里话，而且说了上句就不能不说下句。可是，什么叫“允许别人犯错误”（犯错误的人是在得到允许后才犯）？什么叫“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不得到允许就不敢改正）？那位妇女恐怕从来就没想过。但她说出来了，听上去还满漂亮的，听的人频频点头就是一个证明。
细想起来，套话就满世界都是。我们自己也总是不停地在说。你不信可以试着去想一个广告词（随便找一样商品，比如说洗衣粉），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新鲜的来？近十余年来，新名词、新用语的出现频率在加快，相应地更换频率也在加快。这是不是说明：各种“话语”的衰朽速度在加快？令人奇怪的是：刚问世不久的“新观念”很快就成了空壳。更令人奇怪的是：久已成为空壳的观念却依然欺行霸市。有时候我会觉得，市面上通行的语言很像武二郎还没有打死的那个西门庆－－被酒色淘空了身子。
当然，这些话又说得过于偏激了（我老犯这个毛病）。其实我想说的只是，要想不说套话而说出自己的话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又套了一句流行歌词）。这也和作诗一样，需要有创造性的才能。试想我们平日有情待抒时的光景，通常不就是念两句别人的诗或哼两句流行歌曲了事？真正有创意的表达是不会衰朽的，只需举李白那首最短小的也最平白的“床前明月光……”一诗便足以证明这个结论。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目前各种话语衰朽很快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创意，而蜕化成空壳的观念依然在欺行霸市则说明从整体上的缺乏创造力。要突破套话，不让已成为空壳的观念通行盘踞，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而创造。再说一遍，这需要才能，一种艺术家最富有的才能。尼采说：“最让哲学家感到荣幸的误解就是把他误解为艺术家。”我的理解是，尼采知道，反思的才能远逊于创造的才能。
王小波具备艺术家的才能。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他的杂文的确没有任何套话，与他的小说一样，随处可见独特的表达。文学评论家们当然可以分析他的杂文都有哪些特点。而我却宁愿只用两个字去形容它们，那就是：精彩！他用现代汉语写作，从来不写半文半白的句子，也很少使用成语和古色古香的词藻。写得很平白，却凭空有一种韵律和华彩脱颖而出。因此，我认为他的杂文也是一种艺术品，当然，这样的才能不单和训练有关，也不单和天赋有关，而是和精神的历练也有关。王小波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在偏离“话语”（“不去听它”）的过程中学会了在沉默中学习，这种学习使他养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钟情于文学所受到的陶冶，于是才有了几乎可以无挂无碍地表达自己的才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处，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具备王小波的才能，也就是不及他幸运。因此，我们的表达很难不落套，常常只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要讲理只有少数时候是“径直一讲即可”的，在多数时候都需要讲得“艺术”才行。王小波真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然而，王小波的想法却没有错。我们是能在沉默中学习，但我们终须学会开口讲话。没有才能无妨事，先学会径直一讲。要知道，我们的不会讲话，兴许是沉默得太久的缘故；我们的容易落套，兴许是听别人讲得太多了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径直一讲的人多了，理也就直了，理曲气才壮的现象也就会少些，讲理也就会容易得多（王小波还是对的，杂文未必要写成艺术品）。赵高指鹿为马，你当时没吭气。后来他说这马生了一匹小马，你还是不吭气。再后来他又说这小马是匹千里驹，因为它能日行千里。你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反驳说：这小马不是千里驹；因为它一天只跑了五百里。这样的论辩当然就过于复杂，理要讲好就太难了，再说也太没意思。早知如此，当初径直一讲不就结了？哪会有后来这许多麻烦事？
王小波说得好：“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
[全文完]
7/22/2005
论图书馆之塔“倒掉”－－－－网友：李亚广
这年头呀，兴文化与市场挂钩，什么都要讲经济创收。近日得空去市内一些图书馆忽悠，发现如今的图书馆“创收有道”——或作展览所，或为拍卖场，或成培训班，赚得个钵盆满盈。而更甚，许多地方美名其曰“公共资源”的还得交费才能进去阅览。不禁喟叹：昔日温情幽雅的图书馆，咋都被浓浓的商业标签所掩盖了？!
本来，图书馆作为公益文化场所，该是纯洁的精神食粮之高塔，不容侵染。而综观世界，但凡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无不以拥有高品位、高收藏率和高使用率的图书馆大放光彩。更有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在图书馆的硬件、软件建设上不惜投入，以超前的眼光和扎实的脚步，构建自己的图书馆文化舞台。例如我们的大佛山能下重本搞好“数字图书馆”，以方便民众资源共享就是一个力证。此所谓城市竞争文化论输赢，一座经济腾飞的优秀城市之和谐发展，离不开大大小小高质量的图书馆作文化的支撑。
为何图书馆要把搞创收这本“经”执着诵念？而经济创收之光环大小是否就可衡量图书馆的质量高低？问题的根源要追溯到图书馆的“本性”上。的确，图书馆的普及性、大众性和社会教育等职能，决定了其文化产业运作可涉足经济领域，如会展业、文化艺术培训业、书店或休闲书吧、商务文印中心等。不妨以图书馆热衷开“培训班”为例。当前培训业方兴未艾，谁不想拥有一技之长？况且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培训风起云涌，被喻为“清寒宫”的图书馆就自然不甘落后。与其他场所相比，图书馆搞培训班更具优势，毕竟，图书馆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个看书学习的好地方。而暑期到了，渴望“神童人造”的年代，不惜花金抛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顾客上帝”。如是潜市场大蛋糕，谁人不动心？
然而，话说回头，图书馆是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建立起的公益场所，渴望精神陶冶的民众，又岂能容许浓浓的书香被铜臭味的商业气息所充斥？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借阅费之类的费用，固然可以理解与接受。但将场馆资源明显地办成“培训班”等用于搞创收，将利益无限扩大化，那无疑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图书馆的文化本质，形同给被尊奉为“精神上帝”的读者自残一刀。这更是有违“文化立市”、“文化强市”的目标。
换言之，“搞创收”若为产业发展换新血液本无可厚非，但要分清主副关系，过大而极端的利益关系反而使图书馆业发展的质量滑向庸俗化。长此以往，读者厌之、恶之，图书馆必将把自己所建造的精神文化之塔“推倒”。拒绝铜臭与媚俗，回归文化精神之本意。但愿图书馆这纯洁的人文之塔永不倒，过烈的“搞创收”之风当休止！
学校图书馆的角色--于春艳
学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内涵相当丰富，它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增强学生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上，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是每一个学校图书馆工作者应关注的问题。
在调查中完善馆藏
更新、完善学校馆藏，为少年儿童素
在开放中提高利用率
学校图书馆是学校教育机构之一，它应该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阵地。长期以来，学校图书馆处于半封闭状态，学生借阅图书手续繁琐，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借阅的兴趣。开放图书馆就是要让学生在开放中学习知识，在开放中提高阅读兴趣。为此，学校图书馆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提高阅览室的利用率。学校图书管理人员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为各班学生使用阅览室合理安排时间，使阅览室的使用既不冲突，又不闲置，最大限度地提高阅览室使用率。二是提高图书阅览率。图书管理员要从阅览的角度，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对图书进行分类，为不同年级学生提供适合阅读的图书。三是坚持个人借阅和班级集体借阅相结合。各班级可设立两节课连上的大阅读课，并为学生集体借阅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四是建立图书流动体系。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学校，可在各年级设立图书柜，班级设立图书角，把图书馆内图书分置在级部图书柜，或分置于班级图书角，每隔一定时间组织级部图书柜之间的交流或班级图书角之间的交流，变图书馆内固定图书为级部、班级间的流动图书。
在阅读中指导方法
有些学生自学能力不强，图书管理员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目的的指导。首先，要帮助学生确立课外阅读意识，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证古今中外名人通过读书增长知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事例来启发教育学生，激励学生进图书馆阅读。其次，要指导学生写读书笔记，做读书卡片，并组织读书笔记展览会和读书心得交流会，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尤要注意的是，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指导学生阅读、提高阅读能力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检索、查阅、搜集信息的能力。当前，研究性学习已成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主要形式，图书管理人员应帮助学生提供有关文献信息，帮助他们进行研究课题的文献收集，教会学生检索、查阅资料，培养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能力，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
在活动中培养特长
活动是教育的载体。学校图书馆应以图书馆为教育阵地，开展各种与图书有关的活动，以活动促阅读。一要建立学生各类兴趣小组，如：写作组、阅读组、科技组、书法组等等，并引导学生在开展活动中分类到学校图书馆查阅本小组需要的学习资料。二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演讲比赛、读书讨论会、剪贴手抄报、故事大王赛、学科知识竞赛、读书征文等活动，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在活动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三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学生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提供及时的服务。如：编制新书通报、推荐书目、推荐信息光盘等常规导读活动。同时，还应发挥校刊、广播、专题剪报专栏等阵地作用，使图书馆文化资源起到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进一步使图书馆在学校活动中创建出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促使学生自觉追求自身的完善。
7/21/2005
如我们所想
如我们所想凡尼佛·布什----------------------------------------------------------------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45年7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作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领导，凡尼佛·布什博士指挥着大约6000名杰出的美国科学家工作，以便把科学应用于战争。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为战后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研究方向。他鼓励科学家们改变他们的工作重心，使人类正在增多的知识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许多年来，发明创造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体力，但脑力却没有得到增强。冲锤就是许多个拳头，显微镜使眼睛更锐利，爆破与侦察机器则是最新的成果。但这不是现代科学的最终结果。现在，布什博士说，工具就在手边，只要进行适当地开发，就应该出现一种工具，使人们可以接近并占有世代积累下来的知识。使这种和平的工具变得更完美应是我们的科学家从战争中脱身后最重要的事情。就象1837年爱默生关于"美国学者"的著名演说一样，布什博士的这篇文章开创了思想家与知识总和之间崭新的关系。－－编者----------------------------------------------------------------
这并不是科学家的战争，这是人人有份的战争。在这当中，科学家们丢掉了他们为普通需求而学习和共享过的许多专业知识。曾几何时，人们为能在高效的伙伴关系中工作而感到振奋；但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要结束了。科学家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对生物学家而言，特别是对医学专家而言，没有什么不好决定的，他们的战时工作并不需要离开原来的道路。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和平时期的实验室里面继续他们的工作了。他们的目标基本上保持不变。物理学家们却被拖离了他们自己的轨道，他们远离了学术目的而去研究奇怪的爆炸装置，他们不得不为非己所愿的分配而思考新思路，离开自己的成就主干，和盟友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工作，并在反击敌人方面作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一个伟大团队的一分子。现在，当和平来临时，有人要问，他们该从哪里寻找最有价值的目标呢？
I人们通过利用科学和研究产生的工具得到了哪些持久的好处呢？首先，人们增强了对物质环境的控制能力，改善了衣食住等各方面的条件，增强了自身的安全性并将自己部分地从纯粹存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们对自身生理过程的认识不断加深，生病少了而寿命则延长了；人们促进了生理与心理的相互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精神上的健康；科学使得个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快捷；科学还提供了记录思想的手段，使人们能操作并利用这些思想，因此知识就不再限于个人的一生，而属于人类的整个生命了。我们面前有一座正在增高的科学之山，也有许多我们正在深陷进去的泥潭，这就是不断增强的专门化。对他人的发现与结论而言，研究人员们从没有时间去了解，更不用说记住了，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蹒跚前进。情况就是如此。既然专门化对于进步已经越来越重要，那么在各个组织之间保持联络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准确地说，我们传送与回顾研究成果的方法已经用了好多代，到现在它们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如果用于写作学术论文和阅读的时间可以计算出来的话，它们与时间总量之间的比率绝对可以让人跳起来。既然那些认真的力图与当前的发展保持同步的人只是在很窄的领域内不断地读书，他们一定不愿参加这样一个测试--计算一下他们前几个月的努力有多少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孟德尔的生物进化法则有几代之久不为他人所知，却只是因为他的书没能让少数几个能掌握并发展它的人看到；这种灾难无疑在我们身边重复着，大量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就由于没有后续积累而丧失了。问题似乎在于，我们并不是因为人们巨大和多样的兴趣而过度地印书，而是出版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使用它们的能力。人类的经验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我们从由此而来的知识迷宫中取得重要信息的方法却还和诺亚方舟时代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的信号--新的更有力的设备已经开始使用了。光电管可以物理的感觉来保存可见的信息；高级的照片可以保存可见的甚至不可见的信号；热电子管可以用极小的能量来控制很大的力，比蚊子振动翅膀用的力还小；阴极射线管显示可见图像是如此快速，相比之下，微秒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量了。继电器组可以执行规定好的动作序列，比人工操作更可靠，而且要快上数千倍；还有许多机械装置可以影响到科学记录中的传输问题。两个世纪以前，莱布尼兹发明了一个计算器，它包含了现在键盘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它没能投入使用。这是当时的经济情况使然：在大生产之前的日子里，制造它所用的劳动超过了使用它可能节约的劳动量，它所能做的都可以用铅笔和纸更有效地做出来。而且，这台计算器还经常出毛病，因此人们也不敢依靠它。从那时起以及很久以后，复杂性和不可靠性总是并存的。巴贝奇拥有在他那个时代十分可观的经济支持，但也没能把他的算术机造出来。他的想法十分完美，但制造与维护费用也同样很高。这就象我们给一个法老一份详细而明确的汽车设计图，他也完全理解了它，并且征用了他王国里的所有资源来为这一辆汽车制造成千上万的零件，这辆车还是可能在第一次开往吉萨时就半路抛锚。人们现在已经可以制造出非常经济的可互换的零件，以及使用这种零件的机器。不管有多复杂，它们总是能工作得很好--看一下打字机或是电影摄影机或是汽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是很明白，电力开关是一种很复杂的机器。但注意一下自动电话交换机，它里面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开关，而工作依然很可靠。一个金属网，封在一层薄薄的玻璃壳中，给一根电线通电，使它达到炽热状态，简单的说，这就是无线电装置上的热电子管。人们已经制造了上亿只这种管子，把它拧入管座，插上插头--它亮了！它里面细丝的位置极其精确，如果让过去行会中最出色的工匠来调整，起码也得干上几个月，而现在它只值30美分。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可靠性高而又便宜的复杂设备的时代，而某种事物就要从中诞生了。
II一份记录，如果它对科学有用，就必须不断地扩充和存储，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被采用。今天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写作、照相而后印刷；但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录在胶片、蜡盘和磁性线等设备上。即使没有新的记录工具出现，这些也足以保证修改和扩充过程的政党进行了。照相技术一直在稳定地前进，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更快的反应材料和镜头、更高自动化程度的相机、颗粒更精细的胶片，很快就能使迷你相机的构思得以实现。让我们来注视着这个不可避免的合理的结果吧。这种先进的相机将在前面装备一个比胡桃略大一点的照明灯，可以照出3毫米见方的照片，而后可以进行投影或者放大，与目前的实际情况相比也就多了一个10的倍数。镜头是通用焦距的，定焦孔可以自动定焦到任意距离；由于焦距很短，所以操作非常简单。灯头上内置一个现在许多相机都有的光电管，可以自动地大范围地调整闪光灯参数。相机内的胶片可以拍摄100张，操纵快门和换胶片的弹簧在胶片放入时就一次卷好。它拍出的照片是全彩色的，还可能是由分离镜头拍摄的立体图像，因为在立体摄影技术上激动人心的进展马上就会出现。快门线可以伸到操作者的手上，操作也很简单。轻轻一按，就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在一对普通镜片上接近边缘的地方划上一个细线的方框，它外面就是拍摄范围之外，而出现在方框中的图像也就是可以拍下来的。未来的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或是工作现场走来走去，一旦看到什么值得记录的东西，只要按下快门就可以了，连咔嚓声都没有。这些是不是很神奇？而这个构思最神奇的地方是需要多少图片就可以制作多少。会出现干式照相吗？现在已经有两种形式：湿法照相和电化学照相。在布雷迪拍内战照片时，曝光的平板必须是湿的。而现在却只需在显影时才需要保持湿润。将来很可能完全不需要是湿的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知道可以将胶片浸在重氮染料中就能够不经过显影定影程序而得到照片，所以一拍完就可以得到照片。比如将胶片置于氨气中就可以去掉未曝光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拿到亮光下面进行检查了。这个过程现在还很慢，但会有人加快它的速度，并且现在困扰研究人员的颗粒问题也会一并得到解决。这种方法比较先进，可以跟得上照相机的速度并马上看到照片。目前使用的另外一种工艺也同样很慢，并且还多少有点笨拙。这就是50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浸碘纸，它可以在有电触及的地方变黑，这是纸中的碘发生电化学反应的结果。它可以用于记录：只要有一个探针在上面移动，就可以记下一条轨迹。如果探针在移动时它上面的电势有所变化，线的颜色就会根据电势的大小而深浅不同。这种技术目前已经用在传真机中。探针可以在线上一条挨一条的画线，其间距很小，并且它上面的电势会根据电线上传来的信号而有所变化，而这个信号是由远端扫描图片的光电管产生的。每一时刻，纸上画出的线的深浅都同光电管所扫描的图片上的那一点相一致。这样，当整个图片都扫描完成时，接收端也就有了一个副本。用这种方法，图像可以一行行地由光电管进行扫描，就象照相一样。这一整套设备也就是一台照相机。如果辅以附加特性，还可以在远处照相。这种机器很慢，并且图像质量很差。但它仍然是一种干式照相的方法，并且一旦照下，图像也就出来了。如果谁敢预言说这种工艺永远都是这样笨拙、缓慢，并且质量很差的话，那他可真算是勇敢了。今天的电视设备在一秒钟的时间内可以传输16幅相当不错的图像，而它实际上与上面提到的工艺仅有两点根本区别。一个是电视用移动的电子束进行绘图而不是用移动的探针，因为电子束扫描图片可以十分快捷。另一点就是使用了屏幕，电子束照上去时会发光，而不是用经化学处理的纸或是胶片，因此用不着更换。由于电视是用于处理活动图像而非静止图像的，所以这个速度是必要的。用经化学处理的胶片代替荧光屏，这种设备就能传送一幅图片，而不是一系列图片，这样一台快速的干式照相机就要出现了。经过处理的胶片将在比今天远得多的地方工作，这应该能够做到。更困难的是这个方案中可能需要将胶片放在一个真空腔中，因为电子束只有在这种比较纯净的环境中才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可以用以下方法加以解决，找一块可以让电子束通过而又不会扩散到四周去的隔板，然后让电子束照在它的一个边上，一个边用来压制胶片。隔板的原型是可以制作出来的，并且也可以进行适用化开发。正象干式照相一样，缩微照相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基本的概念是将记录的尺寸缩小并通过投影进行观察，这种可能性完全不能忽视。结合使用光学投影和缩微照相两种技术，人们已经制作了许多用于学习目的的缩微平片，其发展潜力还很大。今天20倍线性缩微的平片已经在使用，并且在投影放大之后其清晰度也完全不受损失。这项技术的限制在于胶片颗粒的大小、光学系统的质量以及光源的强度，所有这些都正在飞速发展。假设将来能使用100的比例，而胶片的厚度就和纸张一样，甚至更薄，在这样的条件下，普通资料的体积和缩微胶片相比将会大上10,000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可以装到一个火柴盒中，一个拥有上百万册图书的图书馆可以压缩到桌面上来。如果把从人们发明移动介质的时候起所有的记录都压缩起来，包括杂志、报纸、书籍、文书、广告、海报、信件等共计约十亿册书，也可以装到一辆货车上去。只是压缩当然是不够的，人们不只要存储，还必须能进行检索，这方面的发展比较迟缓。即使在最现代化的图书馆中也得用普通方法进行检索，新的方法很少有人用过。 压缩的能力很大，但也要花钱。缩微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值一个硬币，并且用几分钱就可以把它寄到任何地方，那么用它制作出1,000,000份拷贝该值多少钱呢？印一张大版面的报纸，其费用不到一分钱，而整个缩微不列颠百科也只是一张8.5×11英寸的纸大小。一旦得到它，再利用将来的照相复制方法就能大量复制，可以1分钱一张出售。准备最初的材料要多少钱？这就是下节要讲的问题。
III进行记录时，我们要用铅笔或是打字机，然后写摘要并进行修改，最后是复杂的排字、印刷和分发。来看一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将来的作家是否可以不写也不打字，而是直接对着机器说呢？他现在也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对速记员或是唱片灌制机说；但如果他想将他说的东西直接变成打印件，则其中一个元素也少不了。他能做的也就是利用当前技术的便利来代替他的语言。最近一次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一台叫做Voder的机器。一个姑娘敲下键，机器就能发出可以辩认的声音，其间不需要人的声音输入。那些键就是将一些由电子设备产生的振动组合起来送到扩音器罢了。在贝尔实验室有一台反向的机器，叫做Vocoder，其中的扩音器换成了麦克风，用来拾取声音。对它说话，相应的键就会动作。这就是我所设想的系统的一些元件。还有一个元件就是速记机，就是那些在某些公开会议上可以见到的烦人的机器。一个姑娘没精打采地按着它的键，同时不安地注意着屋里的发言人。机器上会伸出一条记录有发言人刚说过的话的简化语言记录的纸带，然后这条带子可以被重新打印成普通的语言。对它的早期形式而言，它只是略微有点智能。将这两种元件合并起来，让Vocoder驱动速记机，作为结果，机器就可以将刚才说的话打印出来。我们目前的语言并不是专门适用于这种机器的，这是事实。通用语言的发明者们没有注意到发明一种更适于传送和记录的语言的重要性，这倒是很奇怪。但机器将强迫这种过程的实现，特别是在科学领域内，这样一来科学行话对门外汉来说就不是很难懂了。人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他的手是自由的，人也可以自由移动。当他到处走动并进行观察时，他可以照下照片并且加以评论。时间会自动记录下来，并把两种记录联系到一起。如果他到外边去，他还可以用无线电和记录器连接起来。晚上他重新思考他的评论时，他还可以再次把他们记录下来。他的打印记录和他的照片一样都是缩微的，因此他可以把它们投影出来以便阅读。在收集数据以及观察时，从现有记录中并行地提取材料、最后向记录中再插入新材料，这些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成熟的想法而言，并没有什么机器代理人。但创新的思维与原有的固执想法是很不相同的，对后者而言，将出现强有力的辅助手段。加入一个数字是一个重复的思维过程，很早以前就交给机器去做了。这种机器通常由键盘控制，排好序的数据由机器读入并按下相应的键，这是已经实用的。机器通过光电管读出打印的数字然后打下相应的键，其原理是光电管扫描打印字符，电流对一系列变量进行排序，后续电流将结果解释为线圈的动作并把键按下。由于我们记录符号的方法太过笨拙，所以要用这些复杂的手段。如果按不同的位置来记录符号，比如简单地把它们打点分布在卡片上，自动阅读机就可以相对简单一点。实际上，如果把点变成孔，就成了很早以前就由霍乐瑞斯发明出来的制表机了。当时这种机器只用于人口普查，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使用了。某些复杂任务没有它的参与简直就不能运行。加法只是一种操作，算术运算还包括减、乘、除；还得有暂时存储结果的方法，以便在将来运算中使用；还得把结果打印下来。用于这种目的的机器有两种：键盘操作的和手工控制插入数据的。但通常不管操作步骤有多少，都是自动的。先是打孔机，然后又把工作移交给一系列机器，卡片就从一台机器整体地转交给另一台机器。这两种形式都很有用，但计算都太复杂了，并且都还都处于萌芽阶段。快速的电计数器很快就会出现，物理学家们发现它有望用于宇宙射线的计数。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物理学家们设计了热离子管来记录电脉冲，速率可达每秒10万次。未来的算术机将是用电的，他们会比今天的机器快100倍，或者更多。更进一步，它们还将比今天的商业机器更为多才多艺，因此它们就可以用到很大范围的工作中去。它们会由卡片或胶片来控制，会根据输入的指令自动选择数据进行处理，可以用极高的速度进行复杂的算术运算。结果将以同样的方式记录下来，以便分发或用于以后的操作。这种机器胃口很大，一台机器就能处理一屋子的配备打孔机的打孔员的工作成果，并且几分钟就能送出结果来。在上百万人进行复杂工作的大企业中，会有它的用武之地。
IV但重复的思维过程不只限于算术与统计。实际上，人们每次根据已有的逻辑程序来组织和记录事实的过程中，有创造性的方面也仅限于所用数据和过程的选择上，操作实际上是重复性的，因此很适于让机器来干。但机器在算术计算之外并没有干如此多的本应干的事，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用它不经济。商业事务以及不断扩张的市场都在等待大批量制造的算术机的问世。一旦有效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这种需求就能得到满足。用于高级分析的机器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因为过去和现在这种机器的市场都不大；使用高级方法进行数据操作的人总是少数。这种机器主要用于解决差分、积分方程和公式问题。还有许多特殊的机器，比如用于预测趋势的谐波合成器，会首先出现在科学家等少数人手中。如果科学分析仅限于算术和逻辑过程的话，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很有限。但我们还有使用概率方法来赢得扑克牌的需求。算盘，就是把珠子穿在并排的档上面形成的机器，使阿拉伯人发明了数字以及0的概念，并且比世界其它地方都要早上几个世纪；这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今天也仍然有用。在算盘和今天的键盘计算器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飞跃，而到未来的算术机也有同样的步骤。但即使这种机器也不能让科学家们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如果人们希望能将大脑从根据已知规则进行重复的细节变换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干别的事的话，机器提供的帮助就必须和高等数学与复杂运算区别开来。数学家并不是摆弄数字的，通常他也不会。他也不是用多种算法来做方程变换的人，他主要是一个在较高层次上熟练地使用符号逻辑的人，特别是一种聪明地选择所用操作方法的人。 所有其它的工作都应该交给机器去做，并应该象把汽车的运转交给钢板下的复杂机械一样有信心。只有这样，数学才能有效地给人们带来原子学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化学、金属学和生物学等复杂问题的有效方法。为了这个原因，就应该多制造能帮助科学家处理复杂数学问题的机器。它们中有一些将能满足现代文明的最挑剔的要求。
V科学家并不是仅有的运用逻辑过程来处理数据和审视周围世界的人，尽管有时他会加入那些理性的人群中去，从而将这种现象隐藏起来，就象英国的劳工领袖获封为骑士一样。一旦运用了思维的逻辑过程--也就是说，一旦思维沿着一条被认可的道路前行时--机器就有机会了。在教师的一生中，严格的逻辑是一种可靠的用来训练学生头脑的手段。而现在人们已经能通过巧妙地使用继电器电路，来制造一台可以根据逻辑处理条件的机器。将一系列条件输入到这种机器中，然后转动曲柄，它就能一条条地输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依据逻辑规则进行，和键盘加法器一样毫无差错。逻辑可以变得非常复杂，并且能在使用中仍能保证它的确定性。用于高级分析的机器通常都是解方程的。思想先被送到方程转换器，在那里根据严格、复杂的逻辑，重新安排方程所代表的关系。如果用数学来表达它们的关系的话，就会由于方法粗略而抑制前进的脚步。所以这种机器中用了一种会产生混乱的、不稳定的符号系统，这是逻辑领域内一个奇特的现象。一种基于位置的新的符号系统，将能显著地减少用于机器处理上的数学变换。然后，在严格的数学逻辑基础上，将能开发用于日常事务的逻辑应用。总会有一天，我们能拥有一台机器，并拥有和在点钞机上进行买卖一样的确定性。但逻辑机总不会象一台点钞机，即使是流线型的也不象。这样就可以对思维进行处理并将它们插入到记录中去。这比以前大有进步--我们能大量地扩充记录--尽管它目前的容量我们已经几乎不能进行检索了。这同为了科研检索数据相比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包含了整个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人才能从获取知识的本质中获益，其中最主要的行为是选择，而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没有进步。记录中有成千上万的奇思妙想，以及大量的产生这些思想的经历，这些全部都装箱封存在石头房子里。如果一个学者能用一周的时间进行精细的检索，他的总体思想就不会再与当前的世界图景保持一致了。选择，一般地讲，就是修壁橱的人手中的一把石斧。在其它方面，某些事情已经做完了。工厂人事部门的官员会拿出一堆几千张的雇员卡片，交给一台选择机，根据惯例设定代码，很快就能找出谁住在垂顿城并会说西班牙语。这种设备还是不够快，举个例子来说，要从文件中的5,000,000个指纹中找出一个来该怎么办呢？当然，这种选择机每分钟几百次的速率很快就会得到改进。通过使用光电管和缩微平片，它们将能以每秒数千次的速度浏览数据，并能打印出选中的条目。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只是简单地在大量项目中逐个审察，并挑出带有特殊特征的条目。还有一种形式的选择，可以很好地由自动电话交换机来说明。你拔了一个号码，机器就能从一百万个可能的机器中选择并接通它。它并没有全部过一遍，它只看由第一位数字确定的一类，并且继续这样的判断过程。这样就能极快并且毫无差错的找到所需要的机器，整个过程只要几秒钟。如果加快速度比较经济的话也可以更快。而且如果需要，它还可以变得更快，采用热电子管继电器代替机械继电器，整个过程也许只需要1/100秒。没人出钱来对电话系统进行改进，但这个想法在别处是可行的。考虑一个大型百货商场的一般问题。随时都会有交易发生，随时都有许多事要做：存货清单需要更新，售货员要给出收据，一般的帐目要记入，并且更重要的是，顾客得交费。人们开发了一种中心记账系统，可以方便地完成这些工作。售货员把顾客的身份卡、他自己的卡以及所买东西的卡都放在一个平台上，这些都是穿孔卡片。当他拉动一个把手时，通过孔就会有一个接触，中央处理机就会作出必要的计算和帐目记录，而合适的收据也会同时打印出来，由售货员交给顾客。但是可能会有一万名顾客同时与商场发生了交易，而在所有的操作完成之前，必须有人选取正确的卡片并在中央处理办公室中将其插入，人们将选用更快的选择方法。但还有一个困难，有人一定要看到卡片上的总数，因此机器就得把已计算的项目加到一起去。我们可以相信卡片将是用前面所描述的干式照相法打印的，总数由光电管读出，而新的总数由电子束写入。卡片可以是缩微形式的，这样占地就比较少。它们移动很快，不需要移动很远但不时要移动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上以便光电管和记录器在上面工作。卡片上各个位置上的点就代表着数据。月末时一台机器可以方便地读出这些数据并打印出普通的账单。如果选用了没有任何机械部件的电子管，则调用卡片的时间就会更短--整个操作也许不到1秒钟就完成了。如果需要，卡片上的所有记录都可以由钢片上的磁点来代替，也就不用光学方法进行读入了。这种方法和鲍尔森很久以前将声音记录到磁线上的方法类似，简单又易于擦除。但使用照片可以投影放大，并且可以使用普通的电视设备来进行传送。 有人可能会想到这种形式的快速选择方法，以及用于其它目的的远程投影方法。为了能在1－2秒内从1,000,000张卡片中选出一张，以及在上面加注解的可能需求，有许多方法可供选择，这在许多方面都有启发性。这也可以用在图书馆中，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任意速率下，现在都有许多可能的结合形式。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直接对着麦克风说话，就象前面的声控打字机一样来作出选择。这些设备对那些文职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VI选择问题的真正的中心，要比图书馆采用的机械设备太慢、或适用的设备太缺乏等问题更深一层。我们在检索资料上的笨拙主要是由索引系统的人工性引起的。随意顺序的数据的存储总是按字母顺序或是数字顺序排列的，获取信息（如果有的话）的过程就是一级一级地往下找。如果没有复制件，它就只存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必须学会找到路径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太复杂了。找到了一个条目，要想再找，就必须从系统中退出，再开辟一条新路。人的大脑却不以这种方式工作，它通过联系来工作。当它抓住一个条目时，它也就很快能抓住由思维的联系所建议的下一个条目，而这种联系是根据某些由脑细胞组成的复杂网络形成的。当然它还有其它的特点：不经常使用的轨迹会消失；这些项目并不是完全永久性的，记忆总是暂时的等。人类大脑工作的速度，轨迹的复杂性，大脑图像的细节，都极大地超过其它所有的生物，这一点真是令人敬畏。人类不能奢望完全复制大脑的处理方法，但我们应该能从其中学到点东西。在某些小的方法上，甚至有所改进，因为记录相对来讲是永久性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从相似的选择中学习。通过联系来选择，而不是通过索引，这还是机械化的。我们不奢望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同大脑所依赖的联系轨迹相比，但它应该可以在条目的持久性以及从存储器中取出时的清晰性上能同大脑相媲美。考虑一下未来个人使用的设备，它将是一个机械化的个人图书馆。它需要一个名字提醒人们注意，"MEMEX"就可以。MEMEX是这样一种机械化设备，人们可以在其中存储他所有的书、记录和信件，它可以很高的速度和极强的灵活性从中检索。作为辅助设备，它是人脑的无限扩大。它主要还是一种工作间设备，包括一张桌子，从这里进行操作。桌子上有一个倾斜的半透明的屏幕，资料可以投影到上面进行阅读。还有一个键盘，一系列按钮和把手。除此以外，它就是一张普通的桌子。它的一端是存储的材料。体积问题由于采用了改进的缩微胶片而得到很好的解决。MEMEX内部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存储，其它的部分都是机械。即使用户每天塞进去5000页材料，也需要几百年才能把它的仓库填满。所以使用过程中完全可以挥霍一点，自由地填进去各种东西。MEMEX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买来的，可以直接插入。各种书籍、图片、现行的期刊、报纸都可以这样得到并插入其中进行阅读。商业信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并且还备有直接输入的设备。桌子上有一个透明的平板，可以较长期地存放注释、注解、照片、备忘录等各种各样的材料。把材料放在上面，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对它进行照相，并存到MEMEX的胶片库中下一个空白位置上--这里就要用到干式照相。
VII所有这些都很常规，只是投影超出了目前的机械配件的水平。如果在检索时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能进行联系索引，就会方便地多。其基本的概念是提供一种备用件，使得任何条目都可以随意地选出来，并且可以快速地找到相关的另一个。这就是MEMEX的基本概念：对两个条件进行并行检索是一个重要的要求。用户创建一个轨迹时，他得给它一个名字，插入到他的代码本中，并且可以在键盘上将其调出。在他面前是两个联系起来的条目，投影在相邻的两个观察位置上。每个条目和底部都有一些空的代码位置，并且每个条目上都有一个指针可以指出其中的一个。用户只需按一下键，这两个条目就可以永久地连结起来。每个代码区中都显示相联系的代码。在可视区域之外，但仍在代码区内，插入一系列点以备光电管进行检索；这些点都以不同的位置来指示出其它条目的索引号。 这样，不论何时，只要这些条目中有一个显示出来，就可以只按一下相应代码区下的按钮就能调出相关的条目。更进一步，当许多这样联系在一起的条件形成一条链时，就可以依次进行查看，或快或慢，全看用户的操作，就像翻动书页一样。准确地讲，这就是把集中起来的条目组成了一本新书，并且任何条目都可以插入到许多书中去。 如果MEMEX的主人对弓箭的来历和特性有兴趣，特别是当他在研究在十字军东征的战斗中，为什么土耳其短弓要明显强于英国长弓的时候，MEMEX就相当有用了。在他自己的MEMEX中，他已经有了好几打有关的书籍和文章。首先他浏览一本百科全书，找到相关的东西以及一些有趣但粗略的文章，都一直投影在屏幕上；然后，在一本历史书中，他又找到了一些有关的条目，然后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创建了一条联系许多条目的轨迹。他还可以不时加入他自己的评论，或者和主轨迹相联系，或通过别的轨迹加入到另一个条目中去。当它变得明确起来的时候，就有了大量可用于研究的材料了，他就可以把它从别的轨迹上断开。最后他再加入一些自己的分析，这样，一个利用材料迷宫创建的关于他的兴趣的轨迹就出现了。他的轨迹并不会消亡。几年后，他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也许转到了关于一个坚持革新或其它特别话题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例子证明实际上受辱的欧洲人仍然没有采用土耳其短弓。他有这样一条轨迹：按一下键就可以弹出代码区，再按几下键就可以这条轨迹的头部调出来。随意拉动某个把手，就可以停在某个有趣的条目上，一边还可以离题聊一会。这是一个有趣的轨迹，与论题也有关。于是他可以把这条轨迹复制一份，送给他的朋友插入到他自己的MEMEX中去，在那里它还可能被连入其它的轨迹。
VIII完全新式的百科全书也将出现，制作精美的互相联系的轨迹网贯穿其中，还可以插入MEMEX中，然后可以投影放大。律师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经历中相关的观点和决定，以及朋友们和权威人士的经验中的东西。专利律师可以查看成千上万的已发布的专利，还可以从常用的轨迹中找出客户的兴趣所在。外科医生也许对他的病人的反应感到疑惑，就可以查看一下以前建立的相似病例的轨迹，还可以参考相关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经典书籍。被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困扰的化学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实验室中以前所有的化学文献，以及类似的化合物的轨迹，有的轨迹会存有它们的物理化学特性。历史学家也许拥有大量的个人年表，就可以将它并行地与一个跳跃的轨迹相连，而这个轨迹只在比较显著的条目上才停下来。他可以随时查看现代的轨迹，也可以查询所有文明历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轨迹。将会有一种新的职业出现，这就是轨迹制作者。他们会从大量的普通材料中构造有用的轨迹并从中感受乐趣。大师们的遗产将不只是他个人加到世界仓库中的东西，而将成为他的信徒们共享的整体的知识框架。这样，科学将形成一些途径，通过它们，人们可以制作、存储以及检索人类的所有记录。概括未来更壮观的工具可能很有吸引力，而研究现在已知的或正在快速发展的方法与部件去会很枯燥，就象现在我所做的一样。所有元件的技术困难都被忽略了，并且也忽略了目前还不能预测技术进步，它们也许会象热电子管出现一样加速整个进程。这样的预测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预测，就更能说出其可能性，而不只是预言。这还可以是一个建议，因为基于已经存在的情况进行的预言更具实在性，而基于未知的预言则只是猜测。我们知道当我们看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电振动在感光神经通道中传送到大脑中去的。这同电波在电视电缆中的传送完全相似：图像被看到它的光电管系统转换成无线电波，并从它发射的地方传播开来。我们还知道使用合适的仪器去接近电缆时，不需要接通它，只通过电磁感应就可以检出电磁波，从而得到它所传输的图像，就象电话线路可以分接而泄露信息一样。打字员的手臂神经中的脉冲将翻译过的信息传送到她的指尖，同时也到达她的眼睛和耳朵，这样指头就可以按下正确的按键。如果这些电流被截下，信息是以原来的形式传到大脑呢？还是以奇异的变形形式传送到手上呢？通过骨骼的传导，我们已经将声音传到了聋子的神经通道中，以便让他们听见。难道终有一天我们能学会不经过现在的复杂通道--将电振动先转换为机械振动就可以感知它们吗？因为人们很快又将它们转换成了电的形式，如果在头盖骨上装上一对电极，就可以用笔绘出其轨迹，显示出电在大脑中运行的情况。当然记录并非是智能的，但它可以大致指出大脑机能失效的部位，但谁又能为这些现象的应用范围划定界限呢？在外部世界中，所有形式的知识，不论是声音还是光线，都被转换成变化的电流在电路中进行传送。在人的身体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难道我们必须把一种电信号转换成机械运动才能处理它的另一种形式吗？这只是一个建议，它还很不现实，难以作出什么预测。可以假定，只要人能更好地回顾他灰暗的过去并更加完全和客观地分析他现在的问题，他的精神就会得到提升。他已经建立了如此复杂的文明，以至于必须把知识机械化才能从中得到逻辑的结论而不至于因为记忆耗尽而难以自拔。如果他再次拥有忘掉他不需要立即知道的事情、而又在它变得重要的时候能够立即得到它的特权的话，他的人生旅程将充满欢乐。科学的应用已经给人提供了装备精良的房子，并教会了他在那里健康地生活；他们能够用粗野的武器去反对另一群人；可以真正占有全人类的知识并从中进步；他也许会在学会为他的利益而利用这些知识之前死亡。在人们需要和希望的科学应用之中，看来好象必然有这么一个单独的不幸的时期，它将结束这个过程或象结果一样失去希望。
（齐良培译 选自《新媒介与创新思维》一书）
这并不是科学家的战争，这是人人有份的战争。在这当中，科学家们丢掉了他们为普通需求而学习和共享过的许多专业知识。曾几何时，人们为能在高效的伙伴关系中工作而感到振奋；但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要结束了。科学家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对生物学家而言，特别是对医学专家而言，没有什么不好决定的，他们的战时工作并不需要离开原来的道路。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和平时期的实验室里面继续他们的工作了。他们的目标基本上保持不变。物理学家们却被拖离了他们自己的轨道，他们远离了学术目的而去研究奇怪的爆炸装置，他们不得不为非己所愿的分配而思考新思路，离开自己的成就主干，和盟友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工作，并在反击敌人方面作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一个伟大团队的一分子。现在，当和平来临时，有人要问，他们该从哪里寻找最有价值的目标呢？
I人们通过利用科学和研究产生的工具得到了哪些持久的好处呢？首先，人们增强了对物质环境的控制能力，改善了衣食住等各方面的条件，增强了自身的安全性并将自己部分地从纯粹存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们对自身生理过程的认识不断加深，生病少了而寿命则延长了；人们促进了生理与心理的相互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精神上的健康；科学使得个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快捷；科学还提供了记录思想的手段，使人们能操作并利用这些思想，因此知识就不再限于个人的一生，而属于人类的整个生命了。我们面前有一座正在增高的科学之山，也有许多我们正在深陷进去的泥潭，这就是不断增强的专门化。对他人的发现与结论而言，研究人员们从没有时间去了解，更不用说记住了，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蹒跚前进。情况就是如此。既然专门化对于进步已经越来越重要，那么在各个组织之间保持联络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准确地说，我们传送与回顾研究成果的方法已经用了好多代，到现在它们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如果用于写作学术论文和阅读的时间可以计算出来的话，它们与时间总量之间的比率绝对可以让人跳起来。既然那些认真的力图与当前的发展保持同步的人只是在很窄的领域内不断地读书，他们一定不愿参加这样一个测试--计算一下他们前几个月的努力有多少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孟德尔的生物进化法则有几代之久不为他人所知，却只是因为他的书没能让少数几个能掌握并发展它的人看到；这种灾难无疑在我们身边重复着，大量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就由于没有后续积累而丧失了。问题似乎在于，我们并不是因为人们巨大和多样的兴趣而过度地印书，而是出版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使用它们的能力。人类的经验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我们从由此而来的知识迷宫中取得重要信息的方法却还和诺亚方舟时代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的信号--新的更有力的设备已经开始使用了。光电管可以物理的感觉来保存可见的信息；高级的照片可以保存可见的甚至不可见的信号；热电子管可以用极小的能量来控制很大的力，比蚊子振动翅膀用的力还小；阴极射线管显示可见图像是如此快速，相比之下，微秒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量了。继电器组可以执行规定好的动作序列，比人工操作更可靠，而且要快上数千倍；还有许多机械装置可以影响到科学记录中的传输问题。两个世纪以前，莱布尼兹发明了一个计算器，它包含了现在键盘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它没能投入使用。这是当时的经济情况使然：在大生产之前的日子里，制造它所用的劳动超过了使用它可能节约的劳动量，它所能做的都可以用铅笔和纸更有效地做出来。而且，这台计算器还经常出毛病，因此人们也不敢依靠它。从那时起以及很久以后，复杂性和不可靠性总是并存的。巴贝奇拥有在他那个时代十分可观的经济支持，但也没能把他的算术机造出来。他的想法十分完美，但制造与维护费用也同样很高。这就象我们给一个法老一份详细而明确的汽车设计图，他也完全理解了它，并且征用了他王国里的所有资源来为这一辆汽车制造成千上万的零件，这辆车还是可能在第一次开往吉萨时就半路抛锚。人们现在已经可以制造出非常经济的可互换的零件，以及使用这种零件的机器。不管有多复杂，它们总是能工作得很好--看一下打字机或是电影摄影机或是汽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是很明白，电力开关是一种很复杂的机器。但注意一下自动电话交换机，它里面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开关，而工作依然很可靠。一个金属网，封在一层薄薄的玻璃壳中，给一根电线通电，使它达到炽热状态，简单的说，这就是无线电装置上的热电子管。人们已经制造了上亿只这种管子，把它拧入管座，插上插头--它亮了！它里面细丝的位置极其精确，如果让过去行会中最出色的工匠来调整，起码也得干上几个月，而现在它只值30美分。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可靠性高而又便宜的复杂设备的时代，而某种事物就要从中诞生了。
II一份记录，如果它对科学有用，就必须不断地扩充和存储，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被采用。今天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写作、照相而后印刷；但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录在胶片、蜡盘和磁性线等设备上。即使没有新的记录工具出现，这些也足以保证修改和扩充过程的政党进行了。照相技术一直在稳定地前进，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更快的反应材料和镜头、更高自动化程度的相机、颗粒更精细的胶片，很快就能使迷你相机的构思得以实现。让我们来注视着这个不可避免的合理的结果吧。这种先进的相机将在前面装备一个比胡桃略大一点的照明灯，可以照出3毫米见方的照片，而后可以进行投影或者放大，与目前的实际情况相比也就多了一个10的倍数。镜头是通用焦距的，定焦孔可以自动定焦到任意距离；由于焦距很短，所以操作非常简单。灯头上内置一个现在许多相机都有的光电管，可以自动地大范围地调整闪光灯参数。相机内的胶片可以拍摄100张，操纵快门和换胶片的弹簧在胶片放入时就一次卷好。它拍出的照片是全彩色的，还可能是由分离镜头拍摄的立体图像，因为在立体摄影技术上激动人心的进展马上就会出现。快门线可以伸到操作者的手上，操作也很简单。轻轻一按，就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在一对普通镜片上接近边缘的地方划上一个细线的方框，它外面就是拍摄范围之外，而出现在方框中的图像也就是可以拍下来的。未来的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或是工作现场走来走去，一旦看到什么值得记录的东西，只要按下快门就可以了，连咔嚓声都没有。这些是不是很神奇？而这个构思最神奇的地方是需要多少图片就可以制作多少。会出现干式照相吗？现在已经有两种形式：湿法照相和电化学照相。在布雷迪拍内战照片时，曝光的平板必须是湿的。而现在却只需在显影时才需要保持湿润。将来很可能完全不需要是湿的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知道可以将胶片浸在重氮染料中就能够不经过显影定影程序而得到照片，所以一拍完就可以得到照片。比如将胶片置于氨气中就可以去掉未曝光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拿到亮光下面进行检查了。这个过程现在还很慢，但会有人加快它的速度，并且现在困扰研究人员的颗粒问题也会一并得到解决。这种方法比较先进，可以跟得上照相机的速度并马上看到照片。目前使用的另外一种工艺也同样很慢，并且还多少有点笨拙。这就是50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浸碘纸，它可以在有电触及的地方变黑，这是纸中的碘发生电化学反应的结果。它可以用于记录：只要有一个探针在上面移动，就可以记下一条轨迹。如果探针在移动时它上面的电势有所变化，线的颜色就会根据电势的大小而深浅不同。这种技术目前已经用在传真机中。探针可以在线上一条挨一条的画线，其间距很小，并且它上面的电势会根据电线上传来的信号而有所变化，而这个信号是由远端扫描图片的光电管产生的。每一时刻，纸上画出的线的深浅都同光电管所扫描的图片上的那一点相一致。这样，当整个图片都扫描完成时，接收端也就有了一个副本。用这种方法，图像可以一行行地由光电管进行扫描，就象照相一样。这一整套设备也就是一台照相机。如果辅以附加特性，还可以在远处照相。这种机器很慢，并且图像质量很差。但它仍然是一种干式照相的方法，并且一旦照下，图像也就出来了。如果谁敢预言说这种工艺永远都是这样笨拙、缓慢，并且质量很差的话，那他可真算是勇敢了。今天的电视设备在一秒钟的时间内可以传输16幅相当不错的图像，而它实际上与上面提到的工艺仅有两点根本区别。一个是电视用移动的电子束进行绘图而不是用移动的探针，因为电子束扫描图片可以十分快捷。另一点就是使用了屏幕，电子束照上去时会发光，而不是用经化学处理的纸或是胶片，因此用不着更换。由于电视是用于处理活动图像而非静止图像的，所以这个速度是必要的。用经化学处理的胶片代替荧光屏，这种设备就能传送一幅图片，而不是一系列图片，这样一台快速的干式照相机就要出现了。经过处理的胶片将在比今天远得多的地方工作，这应该能够做到。更困难的是这个方案中可能需要将胶片放在一个真空腔中，因为电子束只有在这种比较纯净的环境中才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可以用以下方法加以解决，找一块可以让电子束通过而又不会扩散到四周去的隔板，然后让电子束照在它的一个边上，一个边用来压制胶片。隔板的原型是可以制作出来的，并且也可以进行适用化开发。正象干式照相一样，缩微照相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基本的概念是将记录的尺寸缩小并通过投影进行观察，这种可能性完全不能忽视。结合使用光学投影和缩微照相两种技术，人们已经制作了许多用于学习目的的缩微平片，其发展潜力还很大。今天20倍线性缩微的平片已经在使用，并且在投影放大之后其清晰度也完全不受损失。这项技术的限制在于胶片颗粒的大小、光学系统的质量以及光源的强度，所有这些都正在飞速发展。假设将来能使用100的比例，而胶片的厚度就和纸张一样，甚至更薄，在这样的条件下，普通资料的体积和缩微胶片相比将会大上10,000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可以装到一个火柴盒中，一个拥有上百万册图书的图书馆可以压缩到桌面上来。如果把从人们发明移动介质的时候起所有的记录都压缩起来，包括杂志、报纸、书籍、文书、广告、海报、信件等共计约十亿册书，也可以装到一辆货车上去。只是压缩当然是不够的，人们不只要存储，还必须能进行检索，这方面的发展比较迟缓。即使在最现代化的图书馆中也得用普通方法进行检索，新的方法很少有人用过。 压缩的能力很大，但也要花钱。缩微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值一个硬币，并且用几分钱就可以把它寄到任何地方，那么用它制作出1,000,000份拷贝该值多少钱呢？印一张大版面的报纸，其费用不到一分钱，而整个缩微不列颠百科也只是一张8.5×11英寸的纸大小。一旦得到它，再利用将来的照相复制方法就能大量复制，可以1分钱一张出售。准备最初的材料要多少钱？这就是下节要讲的问题。
III进行记录时，我们要用铅笔或是打字机，然后写摘要并进行修改，最后是复杂的排字、印刷和分发。来看一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将来的作家是否可以不写也不打字，而是直接对着机器说呢？他现在也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对速记员或是唱片灌制机说；但如果他想将他说的东西直接变成打印件，则其中一个元素也少不了。他能做的也就是利用当前技术的便利来代替他的语言。最近一次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一台叫做Voder的机器。一个姑娘敲下键，机器就能发出可以辩认的声音，其间不需要人的声音输入。那些键就是将一些由电子设备产生的振动组合起来送到扩音器罢了。在贝尔实验室有一台反向的机器，叫做Vocoder，其中的扩音器换成了麦克风，用来拾取声音。对它说话，相应的键就会动作。这就是我所设想的系统的一些元件。还有一个元件就是速记机，就是那些在某些公开会议上可以见到的烦人的机器。一个姑娘没精打采地按着它的键，同时不安地注意着屋里的发言人。机器上会伸出一条记录有发言人刚说过的话的简化语言记录的纸带，然后这条带子可以被重新打印成普通的语言。对它的早期形式而言，它只是略微有点智能。将这两种元件合并起来，让Vocoder驱动速记机，作为结果，机器就可以将刚才说的话打印出来。我们目前的语言并不是专门适用于这种机器的，这是事实。通用语言的发明者们没有注意到发明一种更适于传送和记录的语言的重要性，这倒是很奇怪。但机器将强迫这种过程的实现，特别是在科学领域内，这样一来科学行话对门外汉来说就不是很难懂了。人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他的手是自由的，人也可以自由移动。当他到处走动并进行观察时，他可以照下照片并且加以评论。时间会自动记录下来，并把两种记录联系到一起。如果他到外边去，他还可以用无线电和记录器连接起来。晚上他重新思考他的评论时，他还可以再次把他们记录下来。他的打印记录和他的照片一样都是缩微的，因此他可以把它们投影出来以便阅读。在收集数据以及观察时，从现有记录中并行地提取材料、最后向记录中再插入新材料，这些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成熟的想法而言，并没有什么机器代理人。但创新的思维与原有的固执想法是很不相同的，对后者而言，将出现强有力的辅助手段。加入一个数字是一个重复的思维过程，很早以前就交给机器去做了。这种机器通常由键盘控制，排好序的数据由机器读入并按下相应的键，这是已经实用的。机器通过光电管读出打印的数字然后打下相应的键，其原理是光电管扫描打印字符，电流对一系列变量进行排序，后续电流将结果解释为线圈的动作并把键按下。由于我们记录符号的方法太过笨拙，所以要用这些复杂的手段。如果按不同的位置来记录符号，比如简单地把它们打点分布在卡片上，自动阅读机就可以相对简单一点。实际上，如果把点变成孔，就成了很早以前就由霍乐瑞斯发明出来的制表机了。当时这种机器只用于人口普查，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使用了。某些复杂任务没有它的参与简直就不能运行。加法只是一种操作，算术运算还包括减、乘、除；还得有暂时存储结果的方法，以便在将来运算中使用；还得把结果打印下来。用于这种目的的机器有两种：键盘操作的和手工控制插入数据的。但通常不管操作步骤有多少，都是自动的。先是打孔机，然后又把工作移交给一系列机器，卡片就从一台机器整体地转交给另一台机器。这两种形式都很有用，但计算都太复杂了，并且都还都处于萌芽阶段。快速的电计数器很快就会出现，物理学家们发现它有望用于宇宙射线的计数。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物理学家们设计了热离子管来记录电脉冲，速率可达每秒10万次。未来的算术机将是用电的，他们会比今天的机器快100倍，或者更多。更进一步，它们还将比今天的商业机器更为多才多艺，因此它们就可以用到很大范围的工作中去。它们会由卡片或胶片来控制，会根据输入的指令自动选择数据进行处理，可以用极高的速度进行复杂的算术运算。结果将以同样的方式记录下来，以便分发或用于以后的操作。这种机器胃口很大，一台机器就能处理一屋子的配备打孔机的打孔员的工作成果，并且几分钟就能送出结果来。在上百万人进行复杂工作的大企业中，会有它的用武之地。
IV但重复的思维过程不只限于算术与统计。实际上，人们每次根据已有的逻辑程序来组织和记录事实的过程中，有创造性的方面也仅限于所用数据和过程的选择上，操作实际上是重复性的，因此很适于让机器来干。但机器在算术计算之外并没有干如此多的本应干的事，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用它不经济。商业事务以及不断扩张的市场都在等待大批量制造的算术机的问世。一旦有效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这种需求就能得到满足。用于高级分析的机器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因为过去和现在这种机器的市场都不大；使用高级方法进行数据操作的人总是少数。这种机器主要用于解决差分、积分方程和公式问题。还有许多特殊的机器，比如用于预测趋势的谐波合成器，会首先出现在科学家等少数人手中。如果科学分析仅限于算术和逻辑过程的话，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很有限。但我们还有使用概率方法来赢得扑克牌的需求。算盘，就是把珠子穿在并排的档上面形成的机器，使阿拉伯人发明了数字以及0的概念，并且比世界其它地方都要早上几个世纪；这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今天也仍然有用。在算盘和今天的键盘计算器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飞跃，而到未来的算术机也有同样的步骤。但即使这种机器也不能让科学家们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如果人们希望能将大脑从根据已知规则进行重复的细节变换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干别的事的话，机器提供的帮助就必须和高等数学与复杂运算区别开来。数学家并不是摆弄数字的，通常他也不会。他也不是用多种算法来做方程变换的人，他主要是一个在较高层次上熟练地使用符号逻辑的人，特别是一种聪明地选择所用操作方法的人。 所有其它的工作都应该交给机器去做，并应该象把汽车的运转交给钢板下的复杂机械一样有信心。只有这样，数学才能有效地给人们带来原子学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化学、金属学和生物学等复杂问题的有效方法。为了这个原因，就应该多制造能帮助科学家处理复杂数学问题的机器。它们中有一些将能满足现代文明的最挑剔的要求。
V科学家并不是仅有的运用逻辑过程来处理数据和审视周围世界的人，尽管有时他会加入那些理性的人群中去，从而将这种现象隐藏起来，就象英国的劳工领袖获封为骑士一样。一旦运用了思维的逻辑过程--也就是说，一旦思维沿着一条被认可的道路前行时--机器就有机会了。在教师的一生中，严格的逻辑是一种可靠的用来训练学生头脑的手段。而现在人们已经能通过巧妙地使用继电器电路，来制造一台可以根据逻辑处理条件的机器。将一系列条件输入到这种机器中，然后转动曲柄，它就能一条条地输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依据逻辑规则进行，和键盘加法器一样毫无差错。逻辑可以变得非常复杂，并且能在使用中仍能保证它的确定性。用于高级分析的机器通常都是解方程的。思想先被送到方程转换器，在那里根据严格、复杂的逻辑，重新安排方程所代表的关系。如果用数学来表达它们的关系的话，就会由于方法粗略而抑制前进的脚步。所以这种机器中用了一种会产生混乱的、不稳定的符号系统，这是逻辑领域内一个奇特的现象。一种基于位置的新的符号系统，将能显著地减少用于机器处理上的数学变换。然后，在严格的数学逻辑基础上，将能开发用于日常事务的逻辑应用。总会有一天，我们能拥有一台机器，并拥有和在点钞机上进行买卖一样的确定性。但逻辑机总不会象一台点钞机，即使是流线型的也不象。这样就可以对思维进行处理并将它们插入到记录中去。这比以前大有进步--我们能大量地扩充记录--尽管它目前的容量我们已经几乎不能进行检索了。这同为了科研检索数据相比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包含了整个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人才能从获取知识的本质中获益，其中最主要的行为是选择，而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没有进步。记录中有成千上万的奇思妙想，以及大量的产生这些思想的经历，这些全部都装箱封存在石头房子里。如果一个学者能用一周的时间进行精细的检索，他的总体思想就不会再与当前的世界图景保持一致了。选择，一般地讲，就是修壁橱的人手中的一把石斧。在其它方面，某些事情已经做完了。工厂人事部门的官员会拿出一堆几千张的雇员卡片，交给一台选择机，根据惯例设定代码，很快就能找出谁住在垂顿城并会说西班牙语。这种设备还是不够快，举个例子来说，要从文件中的5,000,000个指纹中找出一个来该怎么办呢？当然，这种选择机每分钟几百次的速率很快就会得到改进。通过使用光电管和缩微平片，它们将能以每秒数千次的速度浏览数据，并能打印出选中的条目。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只是简单地在大量项目中逐个审察，并挑出带有特殊特征的条目。还有一种形式的选择，可以很好地由自动电话交换机来说明。你拔了一个号码，机器就能从一百万个可能的机器中选择并接通它。它并没有全部过一遍，它只看由第一位数字确定的一类，并且继续这样的判断过程。这样就能极快并且毫无差错的找到所需要的机器，整个过程只要几秒钟。如果加快速度比较经济的话也可以更快。而且如果需要，它还可以变得更快，采用热电子管继电器代替机械继电器，整个过程也许只需要1/100秒。没人出钱来对电话系统进行改进，但这个想法在别处是可行的。考虑一个大型百货商场的一般问题。随时都会有交易发生，随时都有许多事要做：存货清单需要更新，售货员要给出收据，一般的帐目要记入，并且更重要的是，顾客得交费。人们开发了一种中心记账系统，可以方便地完成这些工作。售货员把顾客的身份卡、他自己的卡以及所买东西的卡都放在一个平台上，这些都是穿孔卡片。当他拉动一个把手时，通过孔就会有一个接触，中央处理机就会作出必要的计算和帐目记录，而合适的收据也会同时打印出来，由售货员交给顾客。但是可能会有一万名顾客同时与商场发生了交易，而在所有的操作完成之前，必须有人选取正确的卡片并在中央处理办公室中将其插入，人们将选用更快的选择方法。但还有一个困难，有人一定要看到卡片上的总数，因此机器就得把已计算的项目加到一起去。我们可以相信卡片将是用前面所描述的干式照相法打印的，总数由光电管读出，而新的总数由电子束写入。卡片可以是缩微形式的，这样占地就比较少。它们移动很快，不需要移动很远但不时要移动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上以便光电管和记录器在上面工作。卡片上各个位置上的点就代表着数据。月末时一台机器可以方便地读出这些数据并打印出普通的账单。如果选用了没有任何机械部件的电子管，则调用卡片的时间就会更短--整个操作也许不到1秒钟就完成了。如果需要，卡片上的所有记录都可以由钢片上的磁点来代替，也就不用光学方法进行读入了。这种方法和鲍尔森很久以前将声音记录到磁线上的方法类似，简单又易于擦除。但使用照片可以投影放大，并且可以使用普通的电视设备来进行传送。 有人可能会想到这种形式的快速选择方法，以及用于其它目的的远程投影方法。为了能在1－2秒内从1,000,000张卡片中选出一张，以及在上面加注解的可能需求，有许多方法可供选择，这在许多方面都有启发性。这也可以用在图书馆中，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任意速率下，现在都有许多可能的结合形式。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直接对着麦克风说话，就象前面的声控打字机一样来作出选择。这些设备对那些文职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VI选择问题的真正的中心，要比图书馆采用的机械设备太慢、或适用的设备太缺乏等问题更深一层。我们在检索资料上的笨拙主要是由索引系统的人工性引起的。随意顺序的数据的存储总是按字母顺序或是数字顺序排列的，获取信息（如果有的话）的过程就是一级一级地往下找。如果没有复制件，它就只存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必须学会找到路径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太复杂了。找到了一个条目，要想再找，就必须从系统中退出，再开辟一条新路。人的大脑却不以这种方式工作，它通过联系来工作。当它抓住一个条目时，它也就很快能抓住由思维的联系所建议的下一个条目，而这种联系是根据某些由脑细胞组成的复杂网络形成的。当然它还有其它的特点：不经常使用的轨迹会消失；这些项目并不是完全永久性的，记忆总是暂时的等。人类大脑工作的速度，轨迹的复杂性，大脑图像的细节，都极大地超过其它所有的生物，这一点真是令人敬畏。人类不能奢望完全复制大脑的处理方法，但我们应该能从其中学到点东西。在某些小的方法上，甚至有所改进，因为记录相对来讲是永久性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从相似的选择中学习。通过联系来选择，而不是通过索引，这还是机械化的。我们不奢望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同大脑所依赖的联系轨迹相比，但它应该可以在条目的持久性以及从存储器中取出时的清晰性上能同大脑相媲美。考虑一下未来个人使用的设备，它将是一个机械化的个人图书馆。它需要一个名字提醒人们注意，"MEMEX"就可以。MEMEX是这样一种机械化设备，人们可以在其中存储他所有的书、记录和信件，它可以很高的速度和极强的灵活性从中检索。作为辅助设备，它是人脑的无限扩大。它主要还是一种工作间设备，包括一张桌子，从这里进行操作。桌子上有一个倾斜的半透明的屏幕，资料可以投影到上面进行阅读。还有一个键盘，一系列按钮和把手。除此以外，它就是一张普通的桌子。它的一端是存储的材料。体积问题由于采用了改进的缩微胶片而得到很好的解决。MEMEX内部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存储，其它的部分都是机械。即使用户每天塞进去5000页材料，也需要几百年才能把它的仓库填满。所以使用过程中完全可以挥霍一点，自由地填进去各种东西。MEMEX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买来的，可以直接插入。各种书籍、图片、现行的期刊、报纸都可以这样得到并插入其中进行阅读。商业信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并且还备有直接输入的设备。桌子上有一个透明的平板，可以较长期地存放注释、注解、照片、备忘录等各种各样的材料。把材料放在上面，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对它进行照相，并存到MEMEX的胶片库中下一个空白位置上--这里就要用到干式照相。
VII所有这些都很常规，只是投影超出了目前的机械配件的水平。如果在检索时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能进行联系索引，就会方便地多。其基本的概念是提供一种备用件，使得任何条目都可以随意地选出来，并且可以快速地找到相关的另一个。这就是MEMEX的基本概念：对两个条件进行并行检索是一个重要的要求。用户创建一个轨迹时，他得给它一个名字，插入到他的代码本中，并且可以在键盘上将其调出。在他面前是两个联系起来的条目，投影在相邻的两个观察位置上。每个条目和底部都有一些空的代码位置，并且每个条目上都有一个指针可以指出其中的一个。用户只需按一下键，这两个条目就可以永久地连结起来。每个代码区中都显示相联系的代码。在可视区域之外，但仍在代码区内，插入一系列点以备光电管进行检索；这些点都以不同的位置来指示出其它条目的索引号。 这样，不论何时，只要这些条目中有一个显示出来，就可以只按一下相应代码区下的按钮就能调出相关的条目。更进一步，当许多这样联系在一起的条件形成一条链时，就可以依次进行查看，或快或慢，全看用户的操作，就像翻动书页一样。准确地讲，这就是把集中起来的条目组成了一本新书，并且任何条目都可以插入到许多书中去。 如果MEMEX的主人对弓箭的来历和特性有兴趣，特别是当他在研究在十字军东征的战斗中，为什么土耳其短弓要明显强于英国长弓的时候，MEMEX就相当有用了。在他自己的MEMEX中，他已经有了好几打有关的书籍和文章。首先他浏览一本百科全书，找到相关的东西以及一些有趣但粗略的文章，都一直投影在屏幕上；然后，在一本历史书中，他又找到了一些有关的条目，然后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创建了一条联系许多条目的轨迹。他还可以不时加入他自己的评论，或者和主轨迹相联系，或通过别的轨迹加入到另一个条目中去。当它变得明确起来的时候，就有了大量可用于研究的材料了，他就可以把它从别的轨迹上断开。最后他再加入一些自己的分析，这样，一个利用材料迷宫创建的关于他的兴趣的轨迹就出现了。他的轨迹并不会消亡。几年后，他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也许转到了关于一个坚持革新或其它特别话题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例子证明实际上受辱的欧洲人仍然没有采用土耳其短弓。他有这样一条轨迹：按一下键就可以弹出代码区，再按几下键就可以这条轨迹的头部调出来。随意拉动某个把手，就可以停在某个有趣的条目上，一边还可以离题聊一会。这是一个有趣的轨迹，与论题也有关。于是他可以把这条轨迹复制一份，送给他的朋友插入到他自己的MEMEX中去，在那里它还可能被连入其它的轨迹。
VIII完全新式的百科全书也将出现，制作精美的互相联系的轨迹网贯穿其中，还可以插入MEMEX中，然后可以投影放大。律师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经历中相关的观点和决定，以及朋友们和权威人士的经验中的东西。专利律师可以查看成千上万的已发布的专利，还可以从常用的轨迹中找出客户的兴趣所在。外科医生也许对他的病人的反应感到疑惑，就可以查看一下以前建立的相似病例的轨迹，还可以参考相关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经典书籍。被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困扰的化学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实验室中以前所有的化学文献，以及类似的化合物的轨迹，有的轨迹会存有它们的物理化学特性。历史学家也许拥有大量的个人年表，就可以将它并行地与一个跳跃的轨迹相连，而这个轨迹只在比较显著的条目上才停下来。他可以随时查看现代的轨迹，也可以查询所有文明历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轨迹。将会有一种新的职业出现，这就是轨迹制作者。他们会从大量的普通材料中构造有用的轨迹并从中感受乐趣。大师们的遗产将不只是他个人加到世界仓库中的东西，而将成为他的信徒们共享的整体的知识框架。这样，科学将形成一些途径，通过它们，人们可以制作、存储以及检索人类的所有记录。概括未来更壮观的工具可能很有吸引力，而研究现在已知的或正在快速发展的方法与部件去会很枯燥，就象现在我所做的一样。所有元件的技术困难都被忽略了，并且也忽略了目前还不能预测技术进步，它们也许会象热电子管出现一样加速整个进程。这样的预测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预测，就更能说出其可能性，而不只是预言。这还可以是一个建议，因为基于已经存在的情况进行的预言更具实在性，而基于未知的预言则只是猜测。我们知道当我们看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电振动在感光神经通道中传送到大脑中去的。这同电波在电视电缆中的传送完全相似：图像被看到它的光电管系统转换成无线电波，并从它发射的地方传播开来。我们还知道使用合适的仪器去接近电缆时，不需要接通它，只通过电磁感应就可以检出电磁波，从而得到它所传输的图像，就象电话线路可以分接而泄露信息一样。打字员的手臂神经中的脉冲将翻译过的信息传送到她的指尖，同时也到达她的眼睛和耳朵，这样指头就可以按下正确的按键。如果这些电流被截下，信息是以原来的形式传到大脑呢？还是以奇异的变形形式传送到手上呢？通过骨骼的传导，我们已经将声音传到了聋子的神经通道中，以便让他们听见。难道终有一天我们能学会不经过现在的复杂通道--将电振动先转换为机械振动就可以感知它们吗？因为人们很快又将它们转换成了电的形式，如果在头盖骨上装上一对电极，就可以用笔绘出其轨迹，显示出电在大脑中运行的情况。当然记录并非是智能的，但它可以大致指出大脑机能失效的部位，但谁又能为这些现象的应用范围划定界限呢？在外部世界中，所有形式的知识，不论是声音还是光线，都被转换成变化的电流在电路中进行传送。在人的身体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难道我们必须把一种电信号转换成机械运动才能处理它的另一种形式吗？这只是一个建议，它还很不现实，难以作出什么预测。可以假定，只要人能更好地回顾他灰暗的过去并更加完全和客观地分析他现在的问题，他的精神就会得到提升。他已经建立了如此复杂的文明，以至于必须把知识机械化才能从中得到逻辑的结论而不至于因为记忆耗尽而难以自拔。如果他再次拥有忘掉他不需要立即知道的事情、而又在它变得重要的时候能够立即得到它的特权的话，他的人生旅程将充满欢乐。科学的应用已经给人提供了装备精良的房子，并教会了他在那里健康地生活；他们能够用粗野的武器去反对另一群人；可以真正占有全人类的知识并从中进步；他也许会在学会为他的利益而利用这些知识之前死亡。在人们需要和希望的科学应用之中，看来好象必然有这么一个单独的不幸的时期，它将结束这个过程或象结果一样失去希望。
（齐良培译 选自《新媒介与创新思维》一书）
7/18/2005
媒体出版业大热点：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据hc360慧聪网印刷行业频道报道，目前数字资产管理（Digital Assets Management），已成为媒体出版业的一大热点。 数字资产主要是指一个企业或单位在经营、生产过程中积累的、有价值的各种数字化的信息和内容，这些信息和内容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格式进行存储，但都同企业的生产、服务、运作、管理等商业活动密不可分，甚至这些信息和内容本身就是企业的产品之一。例如，对于报业来讲，各种各样的稿件、网页、图片、版面文件、背景资料等信息，这些报社所拥有的大量用于出版或服务的数字内容，都是报社的数字资产。媒体本身的价值在于生产这些高价值的信息和内容，并依靠这些高价值的内容提供信息服务。这些信息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文字、图形、图像、数据、影音、动画等，而互联网又使资讯爆炸，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数字资产，自然会落得散失无存，或者是管理不善，不能翻查再用就变成有等于无。看来要想在信息时代保持竞争力，为客户管理好这些数字资产是非常重要的。 数字资产管理的内容 数字资产管理可以是简单的档案管理(File Management)，也可以是普通的数据库(Database)、资料分类 (Cataloging)、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图书管理 (Library Management)、数字化(Digitization)、文件存档 (Archiving)、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甚至可以是多媒体资讯管理(Multi Media Management)、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企业和商业智能(Corporate Intelligence、Business Intelligence)等等，直接影响客户关系管理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数字资产管理包括多渠道的信息采集创建、灵活的信息加工流程管理、内容存储管理和跨媒体出版四个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采集、加工、存储、发布平台。通过完整的数字资产管理方案，来加快信息生产过程，降低跨媒体出版的生产成本。数字化的信息资产管理，对于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资产，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和竞争激烈的网络经济中，向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至关重要 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数字资产管理系统（DAMS）是一系列软件，它提供了一个开放平台，支持对多媒体数据的采集、创建、管理、存储、归档、检索、传输和显示，其中包括图像、视频、声音、文本和电影剪辑等。这些基础软件是内容创作（例如，生成数字内容的应用程序）的积木块或软总线，也是资产管理（例如，对数字资产存档、浏览或查询的应用系统）以及数字传输和显示的基本构件。 从本质上说，一个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必须支持所有的数字资产，包括图像、视频、电影、声音和文本等。在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基础之上创建的应用程序必须能适应不同的格式（比如说静止图像的GIF／JPEG和用于电影的MPEG、QuickTime等等）和各种分辨率(影片的分辨率、电视的分辨率、HDTV和标准的广播电视、短片、试播片等)。平台必须支持格式转换、多种分辨率资产的创建，以及能够从逻辑上把同一资产的所有格式和分辨率组织在一起。 内容创建与共享 在内容创建领域，由于大多数数字媒体应用系统不能很方便地交换信息。一个数字资产管理环境必须提供一个表达各种数字资产的公共框架。举例来说，由一个应用系统所创建的内容不能方便地被另一个系统使用。易交换的格式（比如Open Media Framework或OMF）能方便地使数字内容相互交换。但是一个应用程序如何查找和使用别的程序创建的内容呢？采用软总线体系结构，各种应用程序都能“插入”其中，从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互操作性，这种互操作性是无法通过个别的应用程序存储（使用特殊的格式）到文件系统中获得的。除此之外，通过利用一个开放的框架对数字资产的表达进行标准化，使得资产描述同具体的内容相分离，并且将这些描述封装在一个标准的格式中，使互操作性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举一个例子，一个创作应用系统必须能够在数据管理系统中查找某个数据，一旦找到后利用它，不用关心是由哪一个应用系统创建的。一个浏览应用程序必须能够显示存储在管理系统中的各种数据细节，无论它是哪一个应用程序创建和存储的。在数据创作领域另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能够将复杂的与特定应用程序相关的信息映射到由数据管理系统提供的底层存储结构中。这样就要求具有“对象建模”，以及创建反映应用需求的复杂的对象层次结构的能力。用户需要实时访问和高可用性的数据，由于所涉及数据的大小和规模不同，而且各个结点的数据可能是分布式的，甚至有可能存储在地理上分散的地方。虽然数据库系统对于存储元数据十分有用，但不能单独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数据资产管理系统的各种要求，所需要的是一个得到工业界支持的解决方案，它建立在传统的关系、对象数据库系统之上。 内容发布 通过支持多种私有和公共网络，一个数据管理系统很容易成为数据发布或传输的“中心”。举例来说，一个中心的内容创建机构可能向一个地区的一组电视机传输电视内容（联播），带有适合广域网的基础设施的公司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例如Telcos）。传输不仅仅包括内容，而且涉及描述内容的无数组的传输。通过增加一组服务可以方便各种传输，这些服务能够向两个端点提供与网络种类无关的数据和内容的封包和解包。这些服务同样是电子邮件和共享“白板”等应用系统的核心。 内容访问 在创作阶段完成之后，下一个合理的步骤是让感兴趣的单位访问这些数据。这一个步骤通常包括观看这些内容是什么，或是先提供一个低分辨率版本预览后，再真正选择高分辨率的版本。数据资产存储系统必须能够在各种传输模式下正常工作（比如传出、传进、广播／联播），并且不限制在一种服务上，而是要提供各种服务。发行也必须是无缝的，也就是说，为了出版发行所创作的内容，用户不必退出自己正在使用的工具。 对数据的访问控制是数字资产管理中又一个重要的方面。数据库系统提供的访问控制级别（“表层次”上的访问控制）是不适用的，因为一旦用了这样的表来存储各种不同的数据，只有在必须知道的基础上才能访问。而所需要的是“对象层次”上的访问，即能够定义哪些用户或用户组对哪些单独的对象具有哪种访问级别（读、写等等），同样需要的是操作上的访问控制，即哪些用户或用户组具有操作哪种数据的哪种权利（比如登记／校验／删除等）。为了提供工作流机制，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必须提供手工或是自动的方式在各个工作站点之间传输数据，手工的方式可能只是简单地直接把完成好的数据放置到其他人的机器上并且发送一个通知，自动的方式则要求建立一个基础设施能在生产部门内部传送各种数据，而且要很有效地操作（很像工厂的厂房自动化），为了达到自动的流动，管理系统必须能够在系统中当有感兴趣的事件发生时通知各个节点。 操作平台 由于数字资产管理系统的基础特性，数字资产管理环境必须能在各种平台上运行，并且能够与其他的基础软件互相集成，包括各种类型的文件服务器、视频服务器、已有的记账服务和权限管理系统等。 总体上来说，数字资产管理将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被采用，这不仅是出版或传媒单方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客户自身业务发展与利益方面的需要，对双方均有利。至于建立数字资产管理系统DAMS，或单方独立创办，或双方结合创办，方式多样，孰优孰劣，最终当视所产生的具体效益和作用而定。
7/17/2005
李昌平：农民为何这样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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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农民为何这样穷？（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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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何这样穷？（上）
文/李昌平
这个年轻人如此乐观，他大概已经习惯了这种赤贫
许多人认为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讲。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 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力、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力、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这个14岁的孩子是个背煤的工人，这一会儿他之所以能坐在黑黑的矿口前歇口气，是因为他工作的小煤窑被关闭了。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中国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政府只要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多少这样的农村女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干着与她们的年龄不相称的体力劳动。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再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就是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每斤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每斤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乡村小学的教室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荆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15 7:19:14编辑过]
*.*.*.* 2005-7-15 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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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何这样穷？（下）
李昌平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农民掏钱买种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是假种子！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小农，怎么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么不穷呢？
农家小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城市里的农民子弟学校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什么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进了城的乡下人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里，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母与子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拾煤渣的儿童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于弱势，一个处于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么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后期，工业化进步后，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里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里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后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么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走在现代化的大道上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么什么"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么走啊？
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全文完）
作者小传：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这位经济学硕士、乡党委书记，富有17年乡镇工作经验，对农村、农民、农业充满深深的同情，且正当37岁，正是年富力强。他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风范，在污浊的基层官僚体系中显得如此醒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11/2005
我在北大图书馆曾经遭遇尴尬 柳哲
初到北大的头几天，一切都很顺利，没有碰到不愉快的事。我仿佛来到了精神的伊甸园，一切都是乐融融的。可是到了3月21日，我拿着北大单科进修证去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时，却遭遇到了尴尬。北大图书馆规定旁听生不给予办理借书证，这仿佛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凉透了我的整个身心。
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山生就了我坚韧不拔、不畏艰辛的性格。我耐下心来，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温暖那工作人员的冷漠和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他们讲叙了我过去的特殊经历，现在是自费来北大求知进修，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特殊照顾。但工作人员很是不耐烦，说旁听生都来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早就被挤破了。我无奈地走出图书馆，两行清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我确实有说不出的委屈。这是我来北京一个多星期后的第一次流泪。
我来北大读书，如果图书馆都进不了，这还算得上是在学习吗？求知是平等的，但在这里就遇到了不平等。记得在20年代初蔡元培主校时，当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校长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校长对此非常赞许。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旁听证和中文系的介绍信，反而进不了图书馆了，我不免眷恋起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校长起来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又走了一圈。想起当初自己的幼稚，上高中时，我是文科班的班长，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开始发表文字。但长期在那填鸭式的教学环境中，课程索然无味，还老是排名次，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竟然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反感，因此还消极抵抗，有一次我还差点逃学去了异地他乡。我讨厌中学教育，我也讨厌上大学。高考落榜了，我并不难过，仿佛挣脱了禁锢了很久的重重枷锁，我终于回到了自由的天地。我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有多次保送或自费上大学的机会，我也一一放弃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幼稚，我一个稚气未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能抵抗得起那约定俗成的高考制度吗？简直是鸡蛋碰石头了。在社会上滚打摸爬，终于明白了这个社会没有文凭是多么艰难，高等教育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和文化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现在在北大吃到了苦果，都是自己早年无知所种的因。但是这次我来北大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弥补自己缺乏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文凭。过了几天，中文系给我开了介绍信，办证人员仍非常无礼地拒绝办理借书证。
冬天未名湖的冰，坚硬如磐石。现在已开始融化，但我毕竟又看到了冰，我的心情反而好多了。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了，已很难看到雪。一阵风吹来，已有了一些暖意，哦，春天来了，这里不久以后就会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之后，我就忙于听课和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收获颇多。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乡前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楼开炤先生，他对我很理解，很快给北大图书馆林馆长通了气。林馆长非常热情接见了我，安排副馆长到外借办证处办理，才知道图书馆只要有北大的教授或教职工担保，可以办理临时借书证，这也许是一条内部规定吧。我顺利找了担保人，交了400元押金，一年借阅费100元，办理了借书证。我终于有了借书证，拿到了图书馆的通行证，真是喜出望外。虽然押金、借阅费比本科生高出了好几倍，但只要我拥有了与北大学生同等的求知权利，我便心满意足了。当天就借了《邵力子》、《和平老人邵力子》、《浙江十大文化名人》3本书，还复印了部分《浦江历代县志版本考》等乡土文化资料。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服务也日益完善，不论是旁听生或社会人士只要有身份证，每天交2元借阅费，便可在图书馆各阅览室查阅资料了。后来我认识的不少旁听生，在北大旁听多年，却无缘进图书馆瞧瞧，我真是同情他们，从此，我就闯进了“北大三宝”之一的图书馆（另二宝为北大教授的课程和校内外优秀人才的学术讲座），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文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为我今后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我与图书馆结缘，这是开始，恋爱还在后面呢！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吉永庄5号寻根工作室 柳哲 邮编100080
010-62767364,86517312，13051818154 电子邮件：caojuren@vip.sina.com http://weiming.tougao.com
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山生就了我坚韧不拔、不畏艰辛的性格。我耐下心来，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温暖那工作人员的冷漠和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他们讲叙了我过去的特殊经历，现在是自费来北大求知进修，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特殊照顾。但工作人员很是不耐烦，说旁听生都来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早就被挤破了。我无奈地走出图书馆，两行清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我确实有说不出的委屈。这是我来北京一个多星期后的第一次流泪。
我来北大读书，如果图书馆都进不了，这还算得上是在学习吗？求知是平等的，但在这里就遇到了不平等。记得在20年代初蔡元培主校时，当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校长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校长对此非常赞许。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旁听证和中文系的介绍信，反而进不了图书馆了，我不免眷恋起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校长起来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又走了一圈。想起当初自己的幼稚，上高中时，我是文科班的班长，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开始发表文字。但长期在那填鸭式的教学环境中，课程索然无味，还老是排名次，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竟然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反感，因此还消极抵抗，有一次我还差点逃学去了异地他乡。我讨厌中学教育，我也讨厌上大学。高考落榜了，我并不难过，仿佛挣脱了禁锢了很久的重重枷锁，我终于回到了自由的天地。我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有多次保送或自费上大学的机会，我也一一放弃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幼稚，我一个稚气未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能抵抗得起那约定俗成的高考制度吗？简直是鸡蛋碰石头了。在社会上滚打摸爬，终于明白了这个社会没有文凭是多么艰难，高等教育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和文化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现在在北大吃到了苦果，都是自己早年无知所种的因。但是这次我来北大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弥补自己缺乏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文凭。过了几天，中文系给我开了介绍信，办证人员仍非常无礼地拒绝办理借书证。
冬天未名湖的冰，坚硬如磐石。现在已开始融化，但我毕竟又看到了冰，我的心情反而好多了。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了，已很难看到雪。一阵风吹来，已有了一些暖意，哦，春天来了，这里不久以后就会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之后，我就忙于听课和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收获颇多。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乡前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楼开炤先生，他对我很理解，很快给北大图书馆林馆长通了气。林馆长非常热情接见了我，安排副馆长到外借办证处办理，才知道图书馆只要有北大的教授或教职工担保，可以办理临时借书证，这也许是一条内部规定吧。我顺利找了担保人，交了400元押金，一年借阅费100元，办理了借书证。我终于有了借书证，拿到了图书馆的通行证，真是喜出望外。虽然押金、借阅费比本科生高出了好几倍，但只要我拥有了与北大学生同等的求知权利，我便心满意足了。当天就借了《邵力子》、《和平老人邵力子》、《浙江十大文化名人》3本书，还复印了部分《浦江历代县志版本考》等乡土文化资料。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服务也日益完善，不论是旁听生或社会人士只要有身份证，每天交2元借阅费，便可在图书馆各阅览室查阅资料了。后来我认识的不少旁听生，在北大旁听多年，却无缘进图书馆瞧瞧，我真是同情他们，从此，我就闯进了“北大三宝”之一的图书馆（另二宝为北大教授的课程和校内外优秀人才的学术讲座），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文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为我今后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我与图书馆结缘，这是开始，恋爱还在后面呢！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吉永庄5号寻根工作室 柳哲 邮编100080
010-62767364,86517312，13051818154 电子邮件：caojuren@vip.sina.com http://weiming.tougao.com
7/08/2005
“开放获取(OA)”推动信息共享
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越来越难以负担期刊订购的费用，这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科学家获取世界科技信息。
中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多数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发表，成为国外出版商向我国索取高额利润的独占资产。
保证科学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开放获取并不损害作者的知识产权，反而有利于提高论文等科研成果的被引用率。
“几年前，中国购买了一家国外著名期刊网络版的使用权，面向全体国民开放，科学的智慧通过网络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迅速传递。后来由于价格暴涨，我们无力再去购买这种高质高价的期刊网络版，新疆的中学生、东北的农民都无法再亲近这家著名的期刊，因为为数不多的纸质版本只有在少数大学或研究所图书馆才能看到，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贴近那曾经近在咫尺的‘科学’。”6月下旬在北京开幕的“科学信息开放获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与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芬兰等国的知名学术机构代表一起，共同呼吁通过互联网免费、自由地利用科技信息。
科学期刊论文是科学交流的主要形式。但据统计，过去15年间，学术期刊订购价格翻了一番。自1986年以来，在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1％的情况下，学术期刊的订购价格年均增长达9％，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越来越难以负担期刊订购的费用，这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科学家获取世界科技信息。
“中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多数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这往往使中国作者的知识产权———至少是网络传播权和长期保存权等———落到出版商手里，使得这些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国家公共投资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商向我国索取高额利润的独占资产。”胡启恒说。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发起了致力于推动科技信息免费共享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2004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代表中国科学界签署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
胡启恒说，保证科学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对于接受纳税人投资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更必须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社会公共知识资产的一部分。开放获取并不损害作者的知识产权，反而有利于提高论文等科研成果的被引用率。她建议制订国家层面的开放获取政策，要求凡是由国家科研经费资助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发表后尽快地存入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改革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将开放获取期刊纳入科研评价之列，鼓励科研人员在相应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对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提供经费支持。
中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多数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发表，成为国外出版商向我国索取高额利润的独占资产。
保证科学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开放获取并不损害作者的知识产权，反而有利于提高论文等科研成果的被引用率。
“几年前，中国购买了一家国外著名期刊网络版的使用权，面向全体国民开放，科学的智慧通过网络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迅速传递。后来由于价格暴涨，我们无力再去购买这种高质高价的期刊网络版，新疆的中学生、东北的农民都无法再亲近这家著名的期刊，因为为数不多的纸质版本只有在少数大学或研究所图书馆才能看到，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贴近那曾经近在咫尺的‘科学’。”6月下旬在北京开幕的“科学信息开放获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与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芬兰等国的知名学术机构代表一起，共同呼吁通过互联网免费、自由地利用科技信息。
科学期刊论文是科学交流的主要形式。但据统计，过去15年间，学术期刊订购价格翻了一番。自1986年以来，在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1％的情况下，学术期刊的订购价格年均增长达9％，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越来越难以负担期刊订购的费用，这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科学家获取世界科技信息。
“中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多数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这往往使中国作者的知识产权———至少是网络传播权和长期保存权等———落到出版商手里，使得这些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国家公共投资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商向我国索取高额利润的独占资产。”胡启恒说。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发起了致力于推动科技信息免费共享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2004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代表中国科学界签署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
胡启恒说，保证科学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对于接受纳税人投资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更必须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社会公共知识资产的一部分。开放获取并不损害作者的知识产权，反而有利于提高论文等科研成果的被引用率。她建议制订国家层面的开放获取政策，要求凡是由国家科研经费资助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发表后尽快地存入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改革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将开放获取期刊纳入科研评价之列，鼓励科研人员在相应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对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提供经费支持。
信息开放获取是科学家的责任
科学信息开放获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这是在我国召开的该领域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院士指出，促进科技信息开放获取是科学家的责任。她说，科学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在于它变成社会集体智慧和能力的一个部分。因此，保证科学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
而且，对于接受纳税人投资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更必须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社会公共知识资产的一个部分，保证社会能够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提升整个国民素质，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自由方便地利用这些科学成果。
据介绍，开放获取（Open Access）是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因特网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以此促进科学信息的广泛传播,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出版,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保障科学信息的长期保存。近几年来，以德国马普学会、开放社会协会等为代表的许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积极推动科技信息开放获取运动，我国科学界也积极支持开放获取的原则立场。
而且，对于接受纳税人投资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更必须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社会公共知识资产的一个部分，保证社会能够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提升整个国民素质，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自由方便地利用这些科学成果。
据介绍，开放获取（Open Access）是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因特网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以此促进科学信息的广泛传播,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出版,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保障科学信息的长期保存。近几年来，以德国马普学会、开放社会协会等为代表的许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积极推动科技信息开放获取运动，我国科学界也积极支持开放获取的原则立场。
开放源代码发展简史
1968年，Internet的先驱，ARPANET建立。虽然ARPANET的设计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在合作一个项目时可以共享代码和信息，但是它也成为了对开放源代码可行性的一个展示。
1969年，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Ken Thompson编写了Unix的第一个版本，这是一个多用户，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在整个七十年代，Unix的代码都在免费的传播，它迅速成为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很流行的系统。
1971年，作为开放源码的先驱，Richard Stallman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专门研究免费软件的组织。作为Emacs文本编辑程序的开发者，他后来建立了GNU项目；这最终导致了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的诞生。
1973年，来自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Vinton Cerf和Bob Kahn开发了TCP/IP协议——该协议成为了Internet的网络基础。十年后，美国国防部为Internet命名，并且要求连入Internet的计算机都使用TCP/IP协议。
1979年，AT&T宣布了使Unix商业化的计划。这导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自己的Unix版本，称为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s) Unix。BSD Unix被DEC和Sun这样的商业公司所接受。后来AT&T和Sun同意将各自的Unix版本合并，并且推进其竞争对手(DEC，HP，以及IBM)共同建立开放软件基金(Open Software Foundatio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学生，Eric Allman，开发了一个程序用来在ARPANET网上的计算机之间发送信息。Eric Allman随后将这个程序进一步改造成sendmail。今天，Internet上有超过75%的e-mail服务使用这个开放源码的程序来发送邮件。
1983年，为了反对软件所有权私有化的趋势，Stallman 建立了GNU计划来推进免费软件模型，并为此开发了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以及开发工具。更重要的是，GNU建立了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就是Copyleft，它成为许多开放源码软件所采用的模型。
1986年，Larry Wall建立了Perl(Practical Extraction and Report Language)，这是一种编写CGI程序广泛采用的通用编程语言。CGI为Web带来了更多动态内容。
1987年，开发者Andrew Tanenbaum发布了Minix，这是一个为PC，Mac，Amiga，以及Atari ST设计的Unix版本，在发布时带有完整的源代码。
1989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名学生Linus Torvalds为了超越Minix，发布了一个新的Unix变种——Linux。三年后，Linux正式接受GPL。今天，按照Red Hat Software的说法，全球有大约700万Linux用户。
1993年，FreeBSD 1.0发布。这个系统以BSD Unix为基础，包括网络，虚拟内存，任务切换，以及长文件名。BSD许可不需要开发者反馈任何东西。
1994年，Marc Ewing 建立Red Hat Linux，用以解决Linux易用性方面的问题。Red Hat包含Linux，第三方软件，文档，以及初级技术支持，售价为50美圆。Red Hat迅速成为领先的Linux发行人。同年，Bryan Sparks在前Novell CEO Ray Noorda的支持下建立Caldera。
1995年，Apache Group建立了一种新的Web Server——Apache，该服务器以NCSA(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的HTTPd 1.3以及一系列的补丁为基础。这种免费的Web Server以及成为最流行的HTTP server。
1997年，程序员Eric S. Raymond(也是《新黑客字典》的作者)发表了名为“大教堂和集市”的文章，对比了商业开发模型以及开放源码开发模型。该文章成为Netscape的Mozilla.org的灵感。
1998年，Netscape宣布不仅其Communicator 5.0是免费的，而且还将发布其源代码。
几个主要的软件厂商，包括CA，Corel，IBM，Informix，Interbase，Oracle，以及Sybase，宣布了支持Linux的产品计划。
陷入反托拉斯诉讼的Microsoft，在一份声明中引linux为例用以说明其在操作系统方面没有垄断地位。不久以后，万圣节文档——一系列Microsoft内部讨论开放源码软件和linux威胁的备忘录被泄露给了开放源码团体，并且在Web上公布。
Sun Microsystem宣布计划将Java 2(以前被称为 JDK 1.2)的源码公开给开发人员，但是这是在一个修改协定控制下的。
1999年，Linux 2.2发布； GNOME 1.0 发布； 支持Linux 2.2的Red Hat 6.0发布； IBM推出全面支持Linux计划; HP宣布支持Linux;
6/28/2005
历史依然在沉没中沉默：张志新命案追踪
目录：
一，背景
二，谁下达了张志新的死刑判决
三，毛远新今日何在
三，有谁愿意为张志新之死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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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背景
姓名：张志新
性别：女
生辰：1930-12-05
祭日：1975-04-04
籍贯：天津
地区：天津
国家：中国
职业：公务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民族：汉
张志新烈士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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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生平及家庭简介：
张志新，天津人。父张玉藻，母郝玉芝，妹张志勤、张志惠。其夫曾真，其女曾林林，其子曾彤彤。（另有张志玲及是否有兄弟待核实）
张氏三姐妹在天津音乐界曾是颇有名气的才女，常随父亲出演音乐会，每次都少不了「弦乐三重奏」。三姐妹是大姐志新、二妹志惠、三妹志勤。她们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叁加过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增就读於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两人都从事教育工作。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
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后，学校批准她参加志愿军，并送其到军事干部学校学习。
1951年1月，被军事干部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
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以后，被提前调出参加工作，分配到该校俄语系资料室。
195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从北京调到沈阳市委工作。1962年，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
1968年，随东北局和原省委机关许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临刑前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张志新呼喊挣扎、痛苦至极，以至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1978年10月1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
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导，开始介绍了一位与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最后被他们残杀了的基层女干部张志新的动人心弦而又令人悲愤的故事；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进一步介绍张志新。其中提到她于1974年4月4日临刑时的情节：“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段话说得朦朦胧胧，让人猜疑。一个多月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这情节就清楚些了：“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这一情节又更具体些：“（被割破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那些人为什么在临刑前要割破张志新的喉管？无非是怕她在行刑时再高喊“反动口号”，而实际上，此时的张志新，已经被他们逼疯了。
我们国家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可是那时中国还没有刑法（中国的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制定的，以前只有一部宪法和一部婚姻法。）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进一步披露了这位英雄在狱中的惨景：她屡遭强奸/轮奸，她被逼疯，整天在只能一个人坐的“小号”里，一个人只能坐，不能躺睡的特殊小牢笼里，她用窝窝头沾著月经血吃，在小床上大小便，虽然已经疯了，但她都没有做疯子的权利，“上面”不允许她疯，监狱工作人员将女病人的情况向上报，上面没有任何司法调查，就回答：“装疯卖傻。”
文中谈到：“张志新之所以被杀，并不仅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是对毛XX同志的功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摘引了一段张志新原话："中国共(的)党从诞生以来，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mao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和)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 (和)命论，而忽视了革(和)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和)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张志新还对"文(和)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和)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和)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她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志新于1969年8月写下的这些文字，等于是提前10年就用自己的生命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对毛XX 评价的部分！说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她当之无愧。----这才是张志新案件最大的秘密。”
(出自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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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谁决定了枪杀张志新
和林昭之死不同的是，张志新死刑签署者是有迹可循的。如下文字指出了张志新死刑的决策者：
“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在犯人参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会上，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这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因而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上，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乾脆吧。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乾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以上除了有名有姓的四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在“等17人”里面还有谁？在以下网页可以查到“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员会第四届省委”的组成成员：中华功勋网（http://www.zhgx.net/1949/gongxunweb-149ln.htm）：
[引用：
第四届省委(1971年1月一1979年8月)
第一书记 陈锡联 曾绍山(1975年9月一) 任仲夷(1978年9月一)
第二书记 曾绍山 任仲夷(1977年2月一) 黄欧东(1978年11月－)
第三书记 黄欧东(1977年10月一)
书 记 李伯秋 杨春甫 毛远新 黄欧东 白 潜 胡亦民
魏秉奎(1975年9月一)
苏 羽(1975年9月一)
刘盛田(1975年9月—)
陈璞如(1977年12月一)
张树德(1977年10月一)
李 荒(1978年3月一)
徐少甫(1978年1月一)
郭 峰(1979年2月一)
张正德(1979年4月一)
沈 越(1979年6月一)
副书记
杨春甫 毛远新 张新村(1977年8月－) ]
以上四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全部位列书记一栏，书记总人数共16人，这17人中的另外一人则可能是陈锡联、曾绍山、任仲夷三人中之一？（其中任仲夷不大可能是第17人，因为任仲夷“1978年便｀擅自｀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
也就是说，极大的可能，是这17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李伯秋、杨春甫、白潜、胡亦民、刘盛田、陈璞如、张树德、李荒、徐少甫、郭峰、张正德、沈越，缺一人)在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处死张志新。其中毛远新是直接拍板者：“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引用：
他(毛远新)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后，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曾绍山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引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对毛远新进行保护审查。由于当时的专案组在审查中袭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等，尽管毛远新搞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别人用类似这些他熟悉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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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远新今日何在
毛远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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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17年刑满后的生活近况(图)(1)
http://news.china.com/zh_cn/social/1007/20040511/11685587.html
[引用：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刑满后 在上海的生活近况(图):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发现李实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毛远新和女儿李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后来，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5月号，原摘于《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作者：马社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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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谁愿意对张志新之死忏悔
我想，及看到本文的许多人（包括本文作者），并无意将毛远新等人拖上法制法庭重新审判甚至判刑一次，“以暴制暴”无助于化解历史的怨毒。许多曾经的害人者其实自己也是被害者。正如毛远新的女儿因青链霉素而导致双耳失聪，做父亲的心中能不痛或怨？推自及人，张志新被先割喉管后被枪杀的一幕，又给她本人及亲属带来了多大的痛苦！毛远新的沉默，对张志新的家人来说，岂不是另一种伤害？
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何仍然鲜见有人主动站出来反省或者忏悔？正如有人说：“愿意忏悔的，我还没见到一个。”。
[引用：
我国的现行法律未规定任何公民都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忏悔的义务，借助外力强迫一个人进行忏悔有侵害一个人内心自由权之嫌。 ]
[引用：
王书瑶(国家税务总局退休研究员)：
几十年的深重灾难，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卷了进去，有的害人，有的受害，有的则是既害人又受害，没有赢家。有些人虽然始终都站住了脚跟，道德上却已输得精光。既没有害人也没有被人害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自省是一个人向上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一个不知自省的人和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自重而后人重，自爱而后人爱。自爱就要有耻辱感，没有耻辱感的人就一定不会自省。
民族的道德水准，是这个民族所作所为的基础，如果在我们的民族当中，哪怕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有马寅初的梗骨、彭德怀的侠肠和顾准的执着，我们的民族也就有可能不会发生这么多的灾难。
反省吧！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反省吧！为了孩子，也为了洗净自己的灵魂！]
关于“文/革忏悔”这方面的话题已经谈得太多，本文在最后向这可能决定了处死张志新的17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李伯秋、杨春甫、白 潜、胡亦民、刘盛田、陈璞如、张树德、李荒、徐少甫、郭峰、张正德、沈越)发出真诚的呼吁：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孩子，也为了洗净自己的灵魂，请求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反省吧！
一，背景
二，谁下达了张志新的死刑判决
三，毛远新今日何在
三，有谁愿意为张志新之死忏悔
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
正文：
一，背景
姓名：张志新
性别：女
生辰：1930-12-05
祭日：1975-04-04
籍贯：天津
地区：天津
国家：中国
职业：公务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民族：汉
张志新烈士遗像：
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张志新生平及家庭简介：
张志新，天津人。父张玉藻，母郝玉芝，妹张志勤、张志惠。其夫曾真，其女曾林林，其子曾彤彤。（另有张志玲及是否有兄弟待核实）
张氏三姐妹在天津音乐界曾是颇有名气的才女，常随父亲出演音乐会，每次都少不了「弦乐三重奏」。三姐妹是大姐志新、二妹志惠、三妹志勤。她们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叁加过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增就读於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两人都从事教育工作。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
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后，学校批准她参加志愿军，并送其到军事干部学校学习。
1951年1月，被军事干部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
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以后，被提前调出参加工作，分配到该校俄语系资料室。
195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从北京调到沈阳市委工作。1962年，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
1968年，随东北局和原省委机关许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临刑前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张志新呼喊挣扎、痛苦至极，以至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1978年10月1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
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导，开始介绍了一位与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最后被他们残杀了的基层女干部张志新的动人心弦而又令人悲愤的故事；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进一步介绍张志新。其中提到她于1974年4月4日临刑时的情节：“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段话说得朦朦胧胧，让人猜疑。一个多月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这情节就清楚些了：“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这一情节又更具体些：“（被割破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那些人为什么在临刑前要割破张志新的喉管？无非是怕她在行刑时再高喊“反动口号”，而实际上，此时的张志新，已经被他们逼疯了。
我们国家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可是那时中国还没有刑法（中国的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制定的，以前只有一部宪法和一部婚姻法。）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进一步披露了这位英雄在狱中的惨景：她屡遭强奸/轮奸，她被逼疯，整天在只能一个人坐的“小号”里，一个人只能坐，不能躺睡的特殊小牢笼里，她用窝窝头沾著月经血吃，在小床上大小便，虽然已经疯了，但她都没有做疯子的权利，“上面”不允许她疯，监狱工作人员将女病人的情况向上报，上面没有任何司法调查，就回答：“装疯卖傻。”
文中谈到：“张志新之所以被杀，并不仅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是对毛XX同志的功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摘引了一段张志新原话："中国共(的)党从诞生以来，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mao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和)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 (和)命论，而忽视了革(和)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和)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张志新还对"文(和)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和)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和)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她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志新于1969年8月写下的这些文字，等于是提前10年就用自己的生命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对毛XX 评价的部分！说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她当之无愧。----这才是张志新案件最大的秘密。”
(出自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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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谁决定了枪杀张志新
和林昭之死不同的是，张志新死刑签署者是有迹可循的。如下文字指出了张志新死刑的决策者：
“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在犯人参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会上，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这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因而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上，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乾脆吧。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乾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以上除了有名有姓的四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在“等17人”里面还有谁？在以下网页可以查到“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员会第四届省委”的组成成员：中华功勋网（http://www.zhgx.net/1949/gongxunweb-149ln.htm）：
[引用：
第四届省委(1971年1月一1979年8月)
第一书记 陈锡联 曾绍山(1975年9月一) 任仲夷(1978年9月一)
第二书记 曾绍山 任仲夷(1977年2月一) 黄欧东(1978年11月－)
第三书记 黄欧东(1977年10月一)
书 记 李伯秋 杨春甫 毛远新 黄欧东 白 潜 胡亦民
魏秉奎(1975年9月一)
苏 羽(1975年9月一)
刘盛田(1975年9月—)
陈璞如(1977年12月一)
张树德(1977年10月一)
李 荒(1978年3月一)
徐少甫(1978年1月一)
郭 峰(1979年2月一)
张正德(1979年4月一)
沈 越(1979年6月一)
副书记
杨春甫 毛远新 张新村(1977年8月－) ]
以上四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全部位列书记一栏，书记总人数共16人，这17人中的另外一人则可能是陈锡联、曾绍山、任仲夷三人中之一？（其中任仲夷不大可能是第17人，因为任仲夷“1978年便｀擅自｀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
也就是说，极大的可能，是这17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李伯秋、杨春甫、白潜、胡亦民、刘盛田、陈璞如、张树德、李荒、徐少甫、郭峰、张正德、沈越，缺一人)在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处死张志新。其中毛远新是直接拍板者：“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引用：
他(毛远新)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后，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曾绍山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引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对毛远新进行保护审查。由于当时的专案组在审查中袭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等，尽管毛远新搞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别人用类似这些他熟悉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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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远新今日何在
毛远新图片：
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出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17年刑满后的生活近况(图)(1)
http://news.china.com/zh_cn/social/1007/20040511/11685587.html
[引用：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刑满后 在上海的生活近况(图):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发现李实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毛远新和女儿李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后来，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5月号，原摘于《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作者：马社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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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谁愿意对张志新之死忏悔
我想，及看到本文的许多人（包括本文作者），并无意将毛远新等人拖上法制法庭重新审判甚至判刑一次，“以暴制暴”无助于化解历史的怨毒。许多曾经的害人者其实自己也是被害者。正如毛远新的女儿因青链霉素而导致双耳失聪，做父亲的心中能不痛或怨？推自及人，张志新被先割喉管后被枪杀的一幕，又给她本人及亲属带来了多大的痛苦！毛远新的沉默，对张志新的家人来说，岂不是另一种伤害？
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何仍然鲜见有人主动站出来反省或者忏悔？正如有人说：“愿意忏悔的，我还没见到一个。”。
[引用：
我国的现行法律未规定任何公民都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忏悔的义务，借助外力强迫一个人进行忏悔有侵害一个人内心自由权之嫌。 ]
[引用：
王书瑶(国家税务总局退休研究员)：
几十年的深重灾难，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卷了进去，有的害人，有的受害，有的则是既害人又受害，没有赢家。有些人虽然始终都站住了脚跟，道德上却已输得精光。既没有害人也没有被人害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自省是一个人向上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一个不知自省的人和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自重而后人重，自爱而后人爱。自爱就要有耻辱感，没有耻辱感的人就一定不会自省。
民族的道德水准，是这个民族所作所为的基础，如果在我们的民族当中，哪怕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有马寅初的梗骨、彭德怀的侠肠和顾准的执着，我们的民族也就有可能不会发生这么多的灾难。
反省吧！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反省吧！为了孩子，也为了洗净自己的灵魂！]
关于“文/革忏悔”这方面的话题已经谈得太多，本文在最后向这可能决定了处死张志新的17人(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李伯秋、杨春甫、白 潜、胡亦民、刘盛田、陈璞如、张树德、李荒、徐少甫、郭峰、张正德、沈越)发出真诚的呼吁：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孩子，也为了洗净自己的灵魂，请求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反省吧！
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 （转贴）
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
文/余英时
§前言§
中院副院长朱敬一先生约我为他所策划的「时报科学与人文」版撰稿，谈谈中国人文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我很理解他的关怀，所以一口答应了下来。及至开始运思时，才发现这篇文字实在不易下笔。
「人文」的范围如此广阔，我的知识又极其有很，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惶恐。最后我决定从一百年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大趋势开始，然后归结到中国的现状。这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文处境是由西方文化入侵开始的，潮流必须探源。
在撰写期间，关于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动向，我特别参考了下列两本书：英国作家华特生《现代心灵─二十世纪知识思想史》（Ｍodern Ｍind: Ａn Ｉntellectual Ｈistory of the 20th Ｃentury,2001）和《变动中的美国学院文化》（Ｔhomas Ｂender and Ｃarl Ｅ. Ｓchorske, eds., 《Ａmerican Ａcademic Ｃulture in Ｔransformation》,1997），前者从空中作全面的俯瞰，后者经内部作体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特附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至于文中的论点则必须由我自己负责。
回顾二十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
科学革命虽早始于十七世纪，但科学主宰人类的生活，从局部到全面，则是二十世纪的新发展。科学及其所衍生的实用技术今天已经由西方传布至全世界，这是所谓「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之所在。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科技越来越支配现代生活这一事实，然后才能对人文研究在今天的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我略举实例，以说明我的意思。
一九００年发现了量子学说的蒲朗克（Ｍax Ｐlanck）自然是公认的物理学大家，毫无争议。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人文学科的地位仍远在新兴的科学之上。蒲氏出生在一个宗教和学术的世家，家人和亲戚并不鼓励他去学物理，甚至还有加以嘲笑的。他们都认为人文是比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相对比重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九五九年英国剑桥大学所爆发的「两种文化」争论，便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斯诺（C.P. Snow）是出身剑桥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却以失败著名，后来改写小说，同时又兼任政府的科学顾问。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讲，题目是「两个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将英国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一类是科学。他对这两类知识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力大体上掌握在人文知识人的手上，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训练不外经典、史学和文学，但对科学却一窍不通。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才是真正科学革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因此国家政策由科学外行来拟定，是极危险的事。
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斯诺的主要论点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时却引起了西方学术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发难的是剑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李维思（F.R.Leavis），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方法不同，语言不同，「两种文化」之说是无知妄作。随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崔林（Lionel Trlling）评论这一争论，也认为斯诺过于简化人文的复杂内涵，「两种文化」的对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而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八十年之间，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一升一降，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国广播公司曾特制四十年纪念的讨论节目），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现象。四十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见之明，科学文化现在几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随而来的，则是文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心地位比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来，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专为一般读者写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虽说是为了「雅俗共赏」（Popluar），其实还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训练，读者若没有相当的数理知识，还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规模的书店都有几个书架列着这些读物，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现象；一般人的「人文修养」大有为「科学修养」取而代之的趋势。
一九八七年贾柯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最后的知识人》（The Last Intellectuals），主要讨论为什么所谓「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在美国社会呈现逐渐减少的倾向？此书的解说很繁复，这里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公共知识人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取代。
譬如贾柯比书中特别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学已取得全面的胜利，应该更合乎科学时代的需要，但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一般影响力反而比不上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学家？布氏的回答非常干脆：科学今天无论在政策或哲学涵义方面，其所引申的后果比从前越来越深远，政府与社会都不能不更加重视。分析哲学家尽管在「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Science）方面有种种精巧的建构，但是毕竟还是科学家对他本行所进行的哲学家思考更为先进，也更为有用。
我必须说明，这里引布洛克曼的话，不过是借以指出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在一般人的意识中，科学今天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虽不同意布洛克曼对整个问题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陈述的事实。现在人文与科学之间「霸权」交替的史迹已明，让我在这个基础上，检视一下人文研究在二十世纪的动向。
在这篇短论中，我试图提出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观察：二十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这显然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所创获的知识不但具有普遍性、准确性、稳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严格。人文研究见贤思齐，毋宁是很自然的。尽管这一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远多于成功，但整体来看，二十世纪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学典范的引诱之下游移徘徊，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姑就文、史、哲三门各说几句话，以见其梗概。
六十年代重视量化史学
八○年代后，逐渐冷淡
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史学说起，由于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不完整的了解，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
马克思派的历史「规律」说固不必说，法国年鉴派的「长期」结构或系统也是尽量要使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减少距离，因而可以接受「科学的处理」。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继「科学史学」之后，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扩大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自然科学接轨，而是与社会科学合流，而社会科学当然奉自然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典范。这一潮流在美继长增高，至五十、六十年代而登峰造极。
在这一风气下所取得的最大创获，则在美国经济史方面。佛格尔（Robert W. Fogel）与诺尔思（Douglass C.North）等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曾运用经济计量的方法，通过计算机对庞大统计数字的处理，研究了美国史上的经济成长、铁路建造、以及奴隶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但严格地说，这项成就已属于经济学，而不是史学。所以他们在几年前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
尽管如此，美国一般史学家对于他们的结论还是颇多持疑。佛格尔关于南方黑奴是奴隶制度的受益者之说，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论。量化史学在六十年代极受重视，社会史（如家庭关系）、政治史（如投票行为）都曾予以援用。但时间久了，大家发现统计数字的解释甚难确定，这样的「科学的史学」还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关于建立规律、精确、预言或预测等等的需求。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这里我必须补充一句，二十世纪中也仍然有不少人把史学列入「人文」的范畴，因为史学究属「理科」（Sciences）或「文科」（Arts），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五十年代以后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欧陆「精神科学」传说的影响，特别是柯林乌（R. G. Collingwood）的启发，也开始重视「同情的理解」以及「人」主观作用。这条途径终于引出了今天所谓「诠释学」的流行。但整体观察，追求各式各样的「科学化」则一直是史学的主流。
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 与史、哲学同步调
关于哲学与文学也取法于自然科学，我祇能说得更简略。二十世纪是所谓「分析哲学」的时代。这笼统的名词虽然包涵着极复杂的内容和不同方向的内在发展，但专就它与科学关系而言，分析哲学甘居于辅佐地位，则始终未变。从开山大师罗素，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到五十年代以后的蒯因（W. V. Quine）都是环绕着科学知识（特别是物理知识）而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蒯因有一句名言：「哲学祇要以科学为对象便尽够了。」这句话虽引起不少同行的诟病，但的确表达了分析哲学的主要精神。所以在它的笼罩之下，政治、社会、哲学十分寂寞，直到一九七一年劳尔斯（John Rowls,刚刚过世）的《公平理论》出版，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其书究竟是否应当归功于分析哲学还大成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评论，这里便不再详说了。（见《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一九九二，页一二五─一六三）
文学研究同样在科学典范的笼罩之下。在「新批评」未兴起之前，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以历史语言学（Philology）为主轴。当时的专家便明说要把文学研究建立成与「科学」相同的一种严格学科。这和「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见解十分相似。中国学人当时也以干、嘉的「训诂考证」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
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新批评」执牛耳的时期。「新批评家」嫌历史语言的研究不够专门化，把许多外在的因素揽入文学领域之中，如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之类。所以他们主张直接以作品为对象，「细读」而后进行「分析」。不但历史背景与作者生平必须推向边缘的地位，而且作者的本意也毋须理会。因为创作时的想法早已一去不返，即使作者本人事后追忆也未必可靠。所以作品研究，除了细读与分析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让它接受普遍而又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的评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方式与科学家对待自然界万物态度是很相近的。把作者本意搁置不问之后，则作品或文本已转化为一个客观存在，因而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文学研究自然很难安插进「普遍规律」的寻求，但仍有其替代物，即所谓「普遍而不变的价值标准」。「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直接研究作品取代了以前历史与训诂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这也明显地受科学文化的激荡而使然。
如果奉科学知识为典范，历史确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分析哲学长期以来都将哲学史划入另册。社会科学的视野一般也不包括历史在内。经济学走上数学模型的科学之路以后，连经济思想史也不得不退出经济课程的中心。
解构运动兴起 人文、社科均受冲击
如果以上的观察大致不错，那么「新批评」的文学研究恰好与同时的史学、哲学采取了同一步调；科学的示范作用在此是无可否认的。「新批评」的权威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接着便是尽人皆知的「解构」运动的爆发，最后发展到根本否定西方「经典」的地步。这一猛烈的思潮并不限于文学领域，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无处不受到它的冲击。这个大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我现在想指出的是它与科学典范的关联。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六十年代的后期所写《美国新批评中的形式与意向》（Form and Intent in American New Criticism）是最早发难的文字之一。这时他还不是解构论者，仅仅引用欧陆的诠释学传统以质疑文本的「客观」地位。他认为新批评的错误在于将「文学对象」（Literary Object）混同于「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
如果到此止步，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人文研究开始摆脱科学典范的笼罩。但是到解构论上场时，德里达（J.Derrida）和德曼等人的文学观点则显然流露出科学的影响。解构论把文本看作「场」（Field），并且说其中流动着「力」（Force）、「能」（Energy）与互相冲突的成分。这些「力」、「能」所发挥的功能是在无目的活动中显出其目的性。（见M.H.Abran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in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页一三八）不但名词借自物理学，所描述的也明明像是物理现象。这个疑团我在一部研究福柯（M.Foucault）的书中终于找到了解答，福柯正是用「场」的概念来建立一个新的模型，以分析文化现象。
他从新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吸收了若干观念，组成一套颠覆人文传统的理论。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学」与新物理在思惟结构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以变动为系列的「断裂」而非连续，如反对知识论上主客对立、如否认离开人的观察过程而能认识客观的实在、如以或然率与不确定原则代替因果律与决定论等等。总之，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量子力学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是爱因斯坦始终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识考古学」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详见Pamela Major-Poetzl，《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1983，第三章）
援引新物理学入人文研究的领域并不自福科始，早在五十年代中叶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巴特（Roland Barthes），即已畅论物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他明白指出：最能有助于当代文学的理解者，除现代电影手法外，便是物理学；但非牛顿的古典物理，而是现代新物理。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无他物」；他又强调文本意义不能确定，因人而异。这样看来，前引解构论把文本界定为「场」便毫不足异了。解构论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面向，而后现代主义今天正在冲击着人文研究的每一部门。所以我认有必要指出它与物理学的一段渊源。如果把后现代看作西方的最新思潮，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迟疑地断言：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掉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心态。
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上面我根据具体的事例，试图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动态勾出一个历史的轮廓。我所引用的事例是一般公认的，其间很难有个人任意取舍的空隙。这一轮廓透显出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
第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世界各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投资比例，便十分清楚了。第二，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仿效，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物理学、生物学的成功高度。
专从这两种动态说，好象二十世纪以来是一部科学越来越兴旺、人文越来越冷落的历史。我这篇文字到现在为止，也好象是在一方面颂扬科学，另一方又为人文叹息似的。其实则适得其反。上面所指陈的不过是人文研究的现状及其演变的轨迹；通过这一演变，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即西方人文研究也许正处于再出发的前夕。华特生在《现代心灵》这部大书的结尾处，特别标出「新人文、新经典」之目，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下面我要简单地说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人文研究逐渐恢复独立
人文研究作为一个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它的独立地位今天是更加强，而不是更削弱了。人文与科学的划分，特别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德国。但二十世纪初叶以后，这两大领域的分界受到严重的质疑。
维也纳学派的纽拉斯（O.Neurath）、卡纳普（R.Carnap）等人倡导「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的运动，企图以「科学方法」统一一切学科，声势浩大，逼得人文领域几乎没有存身之地。两年前去世的蒯因是分析哲学界的重镇，他曾经内部批判了逻辑实证论的一些极端论点。但他基本上仍奉「科学知识」为知识的最高标准。他不谈「统一科学」，而仍以最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为一「连续体」，最抽象的一端是数学、物理，最具体的一端则是工程、史学之类。
他自己所提倡的哲学则直接与数、理相连续。这个「连续体」比「统一科学」自然减少了霸道的意味，然而人文不成其为一独立领域，却依然如故。到七十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家已开始改变态度。普南(H.Putnam)先后师事蒯因与卡纳普，早年的哲学研究集中在科学知识论方面。但是一九七六年他在牛津大学担任洛克讲座时，讲题却是「意义与精神科学」（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所谓「精神科学」即德文的geistwissenshafter，本文为方便起见，称之为「人文」。
他在第六讲回到亚里斯多德的古典源头，承认在「理论知识」之外尚有「实践知识」。这两种知识各有领域，既不能「统一」，也不是「连续体」了。普南之所以如此改变显然是受了欧陆现象学、注释学、甚至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因此我们大致可说，这二、三十年来是人文领域逐步恢复其独立地位的过程。
2. 人文与科学绝非各霸一方
这个重建的或恢复的人文领域，已经过了长期与科学领域的密切的沟通。早期人文研究者奉科学知识为典范，毋宁是一个自然而不必要的过程。科学方法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绩，自然引起人在人文、社会的研究领域中作同样的尝试。
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不算是全军尽没，因为人文、社会现象中毕竟有可能接受科学方法处理的部分或层次。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便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索罗（Robert M. Solow）也指出，经济学如果过分师法理论物理也有很大的危险。他特别警告，经济规律与物理规律未可等量齐观。后者确是普遍性的，热和光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但经济现象中相当于光和热的仅占其中极小的一部份，绝大部份都离不开历史和社会环境。然而经济学如果不经过「科学化」的阶段，索罗如何能总结出这一有价值的经验呢？推之人文研究的其它部门，也都大同小异。所以人文研究今天能重新出发，是和它与科学的长期交涉分不开的。
今后人文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是「精神」和「物质」各霸一方的关系，如中国学人在「科学论战」时期所想象的那样。前面引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力主双向交流，倒不失为一个可行之道。
3.如何重建新的人文研究传统？
西方最近二、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十分激烈，尤以后现代论的攻势蔓延最广，而又经久不息。文学研究所受的冲激最大，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波动。但可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曾因此溃不成军；常态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着。新观点、新题目当然大量出现了，坚守旧垒的也依然大有人在。以首当其冲的文学领域而言，最有才能的布鲁姆（Harold Bloom）便奋起保卫《西方经典》（Western Canon,一九九四）。
他的老师亚布兰（M.H.Abrams)更是乐观得很，因为后现代论集的编者已明白承认「传统派」的文学研究中有卓越的成果，而且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史学领域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不详说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极有启示性。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科学研究现在大致已赶上西方的水平，而人文方面似乎相对较弱。为什么呢？问题似乎便出在研究传统上面。
中国的科学研究是直承西方传统而来，其中毫无间隔，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人文研究则无法直接与西方挂钩，除非所研究的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在「五四」以后二十年间确曾出现过一个人文研究的传统，成绩卓著。当时文、史、哲各方面的创获今天仍在日本与西方的「汉学」论着中有清楚的反映。可惜因战乱关系，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所以怎样重建一个新的人文研究传统，是我们的主要课题。这便引至本文的最后一个论点。
4.西方人文研究的基调已变
如前所述，西方的人文研究现在已开始收复一部分失地，重新出发。对于人文、社会现象，很少研究者还致力于追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五、六十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风行一时，那是假定所有「传统」社会最后都会曲曲折折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理论中也包括若干可信的经验观察，不能一笔抹杀。但作为一种普遍模式来看，它的基本预设－-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和阶段─-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今天西方人文、社会研究的基调已变。去到每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以主流文化来淹没或压制少数族群的文化；以全世界而言，西方文明也祇是许多文明中的一支。在人文领域中，人类学家提出的「局部地方的知识」(Local Knowledge)取代了科学家的「普遍性知识」。以前服膺「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家，今天也以「文明的冲突」代替以前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无论是一个社会内的少数族群「文化」、或西方以外不同的「文明」，首先都必须从其内在的脉络中去求了解。这是今天西方人文研究的新预设，其中涉及许多理论上与方法论上的复杂问题，但这里只好存而不论。
我特别指出这一新动向，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文研究提供了再出发的契机。这里我暂且将「中国人文研究」局限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文明范围之内，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谓的「国故」。我立此范围以自限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国故」是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所在；第二，「五四」所提出的「整理国故」，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可惜四十年代以后因战乱而中断。以客观条件说，这应该是中国学人最能有贡献的领域。但是我不但不在「国故」与中国人文研究之间划上等号，甚至也不认为前者必然构成后者的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幸勿误会。
当年胡适提供「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事实上是指用西方既有的学科分类系统，全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科学方法」四字的提出则表示这一运动在观念上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搬到中国来了。但这祇是运动的口号而已。在实践中，由于那一代的人文学者都出身于旧学训练，或继承清代经史考证，或偏好宋、明理学，或沉潜于晚清复兴的佛学，他们的专门论着大体都能显出对古书理解的深厚功力。其中，真正运用了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地方实在微乎其微。他们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能够形成一个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是和早年的旧学根柢有莫大关系。
但「五四」以来，不少学人在自觉层面往往为西方理论与方法所镇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心理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种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何一门都是异说竞出，莫衷一是。这正应验了《易经》所谓「群龙无首」之象，西方学者则引《旧约》所谓「以色列已没有国王」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研究中国人文传统的人，自然再也没有「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预设之下，研究者承认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独立的主体，首先必须各就其内在脉络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学者所谓"in its ownterms"。）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的研究都祇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它文明互相比较与参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类事象在其它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这和以西方流行的现成理论当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在「五四」时期曾揭橥「输入学理」的口号，然而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文/余英时
§前言§
中院副院长朱敬一先生约我为他所策划的「时报科学与人文」版撰稿，谈谈中国人文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我很理解他的关怀，所以一口答应了下来。及至开始运思时，才发现这篇文字实在不易下笔。
「人文」的范围如此广阔，我的知识又极其有很，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惶恐。最后我决定从一百年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大趋势开始，然后归结到中国的现状。这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文处境是由西方文化入侵开始的，潮流必须探源。
在撰写期间，关于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动向，我特别参考了下列两本书：英国作家华特生《现代心灵─二十世纪知识思想史》（Ｍodern Ｍind: Ａn Ｉntellectual Ｈistory of the 20th Ｃentury,2001）和《变动中的美国学院文化》（Ｔhomas Ｂender and Ｃarl Ｅ. Ｓchorske, eds., 《Ａmerican Ａcademic Ｃulture in Ｔransformation》,1997），前者从空中作全面的俯瞰，后者经内部作体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特附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至于文中的论点则必须由我自己负责。
回顾二十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
科学革命虽早始于十七世纪，但科学主宰人类的生活，从局部到全面，则是二十世纪的新发展。科学及其所衍生的实用技术今天已经由西方传布至全世界，这是所谓「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之所在。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科技越来越支配现代生活这一事实，然后才能对人文研究在今天的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我略举实例，以说明我的意思。
一九００年发现了量子学说的蒲朗克（Ｍax Ｐlanck）自然是公认的物理学大家，毫无争议。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人文学科的地位仍远在新兴的科学之上。蒲氏出生在一个宗教和学术的世家，家人和亲戚并不鼓励他去学物理，甚至还有加以嘲笑的。他们都认为人文是比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相对比重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九五九年英国剑桥大学所爆发的「两种文化」争论，便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斯诺（C.P. Snow）是出身剑桥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却以失败著名，后来改写小说，同时又兼任政府的科学顾问。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讲，题目是「两个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将英国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一类是科学。他对这两类知识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力大体上掌握在人文知识人的手上，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训练不外经典、史学和文学，但对科学却一窍不通。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才是真正科学革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因此国家政策由科学外行来拟定，是极危险的事。
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斯诺的主要论点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时却引起了西方学术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发难的是剑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李维思（F.R.Leavis），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方法不同，语言不同，「两种文化」之说是无知妄作。随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崔林（Lionel Trlling）评论这一争论，也认为斯诺过于简化人文的复杂内涵，「两种文化」的对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而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八十年之间，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一升一降，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国广播公司曾特制四十年纪念的讨论节目），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现象。四十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见之明，科学文化现在几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随而来的，则是文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心地位比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来，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专为一般读者写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虽说是为了「雅俗共赏」（Popluar），其实还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训练，读者若没有相当的数理知识，还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规模的书店都有几个书架列着这些读物，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现象；一般人的「人文修养」大有为「科学修养」取而代之的趋势。
一九八七年贾柯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最后的知识人》（The Last Intellectuals），主要讨论为什么所谓「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在美国社会呈现逐渐减少的倾向？此书的解说很繁复，这里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公共知识人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取代。
譬如贾柯比书中特别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学已取得全面的胜利，应该更合乎科学时代的需要，但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一般影响力反而比不上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学家？布氏的回答非常干脆：科学今天无论在政策或哲学涵义方面，其所引申的后果比从前越来越深远，政府与社会都不能不更加重视。分析哲学家尽管在「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Science）方面有种种精巧的建构，但是毕竟还是科学家对他本行所进行的哲学家思考更为先进，也更为有用。
我必须说明，这里引布洛克曼的话，不过是借以指出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在一般人的意识中，科学今天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虽不同意布洛克曼对整个问题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陈述的事实。现在人文与科学之间「霸权」交替的史迹已明，让我在这个基础上，检视一下人文研究在二十世纪的动向。
在这篇短论中，我试图提出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观察：二十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这显然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所创获的知识不但具有普遍性、准确性、稳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严格。人文研究见贤思齐，毋宁是很自然的。尽管这一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远多于成功，但整体来看，二十世纪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学典范的引诱之下游移徘徊，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姑就文、史、哲三门各说几句话，以见其梗概。
六十年代重视量化史学
八○年代后，逐渐冷淡
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史学说起，由于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不完整的了解，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
马克思派的历史「规律」说固不必说，法国年鉴派的「长期」结构或系统也是尽量要使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减少距离，因而可以接受「科学的处理」。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继「科学史学」之后，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扩大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自然科学接轨，而是与社会科学合流，而社会科学当然奉自然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典范。这一潮流在美继长增高，至五十、六十年代而登峰造极。
在这一风气下所取得的最大创获，则在美国经济史方面。佛格尔（Robert W. Fogel）与诺尔思（Douglass C.North）等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曾运用经济计量的方法，通过计算机对庞大统计数字的处理，研究了美国史上的经济成长、铁路建造、以及奴隶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但严格地说，这项成就已属于经济学，而不是史学。所以他们在几年前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
尽管如此，美国一般史学家对于他们的结论还是颇多持疑。佛格尔关于南方黑奴是奴隶制度的受益者之说，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论。量化史学在六十年代极受重视，社会史（如家庭关系）、政治史（如投票行为）都曾予以援用。但时间久了，大家发现统计数字的解释甚难确定，这样的「科学的史学」还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关于建立规律、精确、预言或预测等等的需求。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这里我必须补充一句，二十世纪中也仍然有不少人把史学列入「人文」的范畴，因为史学究属「理科」（Sciences）或「文科」（Arts），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五十年代以后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欧陆「精神科学」传说的影响，特别是柯林乌（R. G. Collingwood）的启发，也开始重视「同情的理解」以及「人」主观作用。这条途径终于引出了今天所谓「诠释学」的流行。但整体观察，追求各式各样的「科学化」则一直是史学的主流。
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 与史、哲学同步调
关于哲学与文学也取法于自然科学，我祇能说得更简略。二十世纪是所谓「分析哲学」的时代。这笼统的名词虽然包涵着极复杂的内容和不同方向的内在发展，但专就它与科学关系而言，分析哲学甘居于辅佐地位，则始终未变。从开山大师罗素，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到五十年代以后的蒯因（W. V. Quine）都是环绕着科学知识（特别是物理知识）而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蒯因有一句名言：「哲学祇要以科学为对象便尽够了。」这句话虽引起不少同行的诟病，但的确表达了分析哲学的主要精神。所以在它的笼罩之下，政治、社会、哲学十分寂寞，直到一九七一年劳尔斯（John Rowls,刚刚过世）的《公平理论》出版，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其书究竟是否应当归功于分析哲学还大成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评论，这里便不再详说了。（见《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一九九二，页一二五─一六三）
文学研究同样在科学典范的笼罩之下。在「新批评」未兴起之前，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以历史语言学（Philology）为主轴。当时的专家便明说要把文学研究建立成与「科学」相同的一种严格学科。这和「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见解十分相似。中国学人当时也以干、嘉的「训诂考证」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
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新批评」执牛耳的时期。「新批评家」嫌历史语言的研究不够专门化，把许多外在的因素揽入文学领域之中，如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之类。所以他们主张直接以作品为对象，「细读」而后进行「分析」。不但历史背景与作者生平必须推向边缘的地位，而且作者的本意也毋须理会。因为创作时的想法早已一去不返，即使作者本人事后追忆也未必可靠。所以作品研究，除了细读与分析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让它接受普遍而又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的评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方式与科学家对待自然界万物态度是很相近的。把作者本意搁置不问之后，则作品或文本已转化为一个客观存在，因而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文学研究自然很难安插进「普遍规律」的寻求，但仍有其替代物，即所谓「普遍而不变的价值标准」。「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直接研究作品取代了以前历史与训诂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这也明显地受科学文化的激荡而使然。
如果奉科学知识为典范，历史确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分析哲学长期以来都将哲学史划入另册。社会科学的视野一般也不包括历史在内。经济学走上数学模型的科学之路以后，连经济思想史也不得不退出经济课程的中心。
解构运动兴起 人文、社科均受冲击
如果以上的观察大致不错，那么「新批评」的文学研究恰好与同时的史学、哲学采取了同一步调；科学的示范作用在此是无可否认的。「新批评」的权威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接着便是尽人皆知的「解构」运动的爆发，最后发展到根本否定西方「经典」的地步。这一猛烈的思潮并不限于文学领域，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无处不受到它的冲击。这个大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我现在想指出的是它与科学典范的关联。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六十年代的后期所写《美国新批评中的形式与意向》（Form and Intent in American New Criticism）是最早发难的文字之一。这时他还不是解构论者，仅仅引用欧陆的诠释学传统以质疑文本的「客观」地位。他认为新批评的错误在于将「文学对象」（Literary Object）混同于「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
如果到此止步，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人文研究开始摆脱科学典范的笼罩。但是到解构论上场时，德里达（J.Derrida）和德曼等人的文学观点则显然流露出科学的影响。解构论把文本看作「场」（Field），并且说其中流动着「力」（Force）、「能」（Energy）与互相冲突的成分。这些「力」、「能」所发挥的功能是在无目的活动中显出其目的性。（见M.H.Abran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in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页一三八）不但名词借自物理学，所描述的也明明像是物理现象。这个疑团我在一部研究福柯（M.Foucault）的书中终于找到了解答，福柯正是用「场」的概念来建立一个新的模型，以分析文化现象。
他从新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吸收了若干观念，组成一套颠覆人文传统的理论。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学」与新物理在思惟结构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以变动为系列的「断裂」而非连续，如反对知识论上主客对立、如否认离开人的观察过程而能认识客观的实在、如以或然率与不确定原则代替因果律与决定论等等。总之，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量子力学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是爱因斯坦始终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识考古学」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详见Pamela Major-Poetzl，《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1983，第三章）
援引新物理学入人文研究的领域并不自福科始，早在五十年代中叶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巴特（Roland Barthes），即已畅论物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他明白指出：最能有助于当代文学的理解者，除现代电影手法外，便是物理学；但非牛顿的古典物理，而是现代新物理。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无他物」；他又强调文本意义不能确定，因人而异。这样看来，前引解构论把文本界定为「场」便毫不足异了。解构论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面向，而后现代主义今天正在冲击着人文研究的每一部门。所以我认有必要指出它与物理学的一段渊源。如果把后现代看作西方的最新思潮，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迟疑地断言：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掉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心态。
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上面我根据具体的事例，试图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动态勾出一个历史的轮廓。我所引用的事例是一般公认的，其间很难有个人任意取舍的空隙。这一轮廓透显出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
第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世界各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投资比例，便十分清楚了。第二，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仿效，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物理学、生物学的成功高度。
专从这两种动态说，好象二十世纪以来是一部科学越来越兴旺、人文越来越冷落的历史。我这篇文字到现在为止，也好象是在一方面颂扬科学，另一方又为人文叹息似的。其实则适得其反。上面所指陈的不过是人文研究的现状及其演变的轨迹；通过这一演变，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即西方人文研究也许正处于再出发的前夕。华特生在《现代心灵》这部大书的结尾处，特别标出「新人文、新经典」之目，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下面我要简单地说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人文研究逐渐恢复独立
人文研究作为一个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它的独立地位今天是更加强，而不是更削弱了。人文与科学的划分，特别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德国。但二十世纪初叶以后，这两大领域的分界受到严重的质疑。
维也纳学派的纽拉斯（O.Neurath）、卡纳普（R.Carnap）等人倡导「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的运动，企图以「科学方法」统一一切学科，声势浩大，逼得人文领域几乎没有存身之地。两年前去世的蒯因是分析哲学界的重镇，他曾经内部批判了逻辑实证论的一些极端论点。但他基本上仍奉「科学知识」为知识的最高标准。他不谈「统一科学」，而仍以最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为一「连续体」，最抽象的一端是数学、物理，最具体的一端则是工程、史学之类。
他自己所提倡的哲学则直接与数、理相连续。这个「连续体」比「统一科学」自然减少了霸道的意味，然而人文不成其为一独立领域，却依然如故。到七十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家已开始改变态度。普南(H.Putnam)先后师事蒯因与卡纳普，早年的哲学研究集中在科学知识论方面。但是一九七六年他在牛津大学担任洛克讲座时，讲题却是「意义与精神科学」（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所谓「精神科学」即德文的geistwissenshafter，本文为方便起见，称之为「人文」。
他在第六讲回到亚里斯多德的古典源头，承认在「理论知识」之外尚有「实践知识」。这两种知识各有领域，既不能「统一」，也不是「连续体」了。普南之所以如此改变显然是受了欧陆现象学、注释学、甚至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因此我们大致可说，这二、三十年来是人文领域逐步恢复其独立地位的过程。
2. 人文与科学绝非各霸一方
这个重建的或恢复的人文领域，已经过了长期与科学领域的密切的沟通。早期人文研究者奉科学知识为典范，毋宁是一个自然而不必要的过程。科学方法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绩，自然引起人在人文、社会的研究领域中作同样的尝试。
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不算是全军尽没，因为人文、社会现象中毕竟有可能接受科学方法处理的部分或层次。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便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索罗（Robert M. Solow）也指出，经济学如果过分师法理论物理也有很大的危险。他特别警告，经济规律与物理规律未可等量齐观。后者确是普遍性的，热和光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但经济现象中相当于光和热的仅占其中极小的一部份，绝大部份都离不开历史和社会环境。然而经济学如果不经过「科学化」的阶段，索罗如何能总结出这一有价值的经验呢？推之人文研究的其它部门，也都大同小异。所以人文研究今天能重新出发，是和它与科学的长期交涉分不开的。
今后人文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是「精神」和「物质」各霸一方的关系，如中国学人在「科学论战」时期所想象的那样。前面引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力主双向交流，倒不失为一个可行之道。
3.如何重建新的人文研究传统？
西方最近二、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十分激烈，尤以后现代论的攻势蔓延最广，而又经久不息。文学研究所受的冲激最大，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波动。但可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曾因此溃不成军；常态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着。新观点、新题目当然大量出现了，坚守旧垒的也依然大有人在。以首当其冲的文学领域而言，最有才能的布鲁姆（Harold Bloom）便奋起保卫《西方经典》（Western Canon,一九九四）。
他的老师亚布兰（M.H.Abrams)更是乐观得很，因为后现代论集的编者已明白承认「传统派」的文学研究中有卓越的成果，而且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史学领域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不详说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极有启示性。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科学研究现在大致已赶上西方的水平，而人文方面似乎相对较弱。为什么呢？问题似乎便出在研究传统上面。
中国的科学研究是直承西方传统而来，其中毫无间隔，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人文研究则无法直接与西方挂钩，除非所研究的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在「五四」以后二十年间确曾出现过一个人文研究的传统，成绩卓著。当时文、史、哲各方面的创获今天仍在日本与西方的「汉学」论着中有清楚的反映。可惜因战乱关系，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所以怎样重建一个新的人文研究传统，是我们的主要课题。这便引至本文的最后一个论点。
4.西方人文研究的基调已变
如前所述，西方的人文研究现在已开始收复一部分失地，重新出发。对于人文、社会现象，很少研究者还致力于追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五、六十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风行一时，那是假定所有「传统」社会最后都会曲曲折折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理论中也包括若干可信的经验观察，不能一笔抹杀。但作为一种普遍模式来看，它的基本预设－-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和阶段─-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今天西方人文、社会研究的基调已变。去到每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以主流文化来淹没或压制少数族群的文化；以全世界而言，西方文明也祇是许多文明中的一支。在人文领域中，人类学家提出的「局部地方的知识」(Local Knowledge)取代了科学家的「普遍性知识」。以前服膺「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家，今天也以「文明的冲突」代替以前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无论是一个社会内的少数族群「文化」、或西方以外不同的「文明」，首先都必须从其内在的脉络中去求了解。这是今天西方人文研究的新预设，其中涉及许多理论上与方法论上的复杂问题，但这里只好存而不论。
我特别指出这一新动向，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文研究提供了再出发的契机。这里我暂且将「中国人文研究」局限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文明范围之内，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谓的「国故」。我立此范围以自限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国故」是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所在；第二，「五四」所提出的「整理国故」，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可惜四十年代以后因战乱而中断。以客观条件说，这应该是中国学人最能有贡献的领域。但是我不但不在「国故」与中国人文研究之间划上等号，甚至也不认为前者必然构成后者的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幸勿误会。
当年胡适提供「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事实上是指用西方既有的学科分类系统，全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科学方法」四字的提出则表示这一运动在观念上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搬到中国来了。但这祇是运动的口号而已。在实践中，由于那一代的人文学者都出身于旧学训练，或继承清代经史考证，或偏好宋、明理学，或沉潜于晚清复兴的佛学，他们的专门论着大体都能显出对古书理解的深厚功力。其中，真正运用了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地方实在微乎其微。他们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能够形成一个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是和早年的旧学根柢有莫大关系。
但「五四」以来，不少学人在自觉层面往往为西方理论与方法所镇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心理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种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何一门都是异说竞出，莫衷一是。这正应验了《易经》所谓「群龙无首」之象，西方学者则引《旧约》所谓「以色列已没有国王」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研究中国人文传统的人，自然再也没有「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预设之下，研究者承认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独立的主体，首先必须各就其内在脉络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学者所谓"in its ownterms"。）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的研究都祇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它文明互相比较与参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类事象在其它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这和以西方流行的现成理论当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在「五四」时期曾揭橥「输入学理」的口号，然而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6/19/2005
世上已无蔡元培 文/ 韩水法
一场轰轰烈烈改革的大幕可以落得如此静悄悄，以至于时至今日，校外的朋友经常还要认真地问起，“你们北大的改革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所以不回答也罢。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进行，而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事件又是如此的矛盾，尽管最后颁行的文件所规定的是一个折中的、在一些主要原则方面甚至大打折扣的制度，聪明的人们却已经寻得了跳过这些制度的捷径——不过，这至少说明这个文件无论有多少漏洞，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在。
性急的人们已经开始撰写这场改革的历史了。无论如何写法，有一笔大概是史家们不会忽略的：这就是无论倡导这场改革的勇士，态度复杂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此项改革的智者，对它的最后结局都是不满意的，或者非常不满意的。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此项改革为人重重提起却轻轻放下的原由。人们胸中郁结的不平烦闷之气各有所自，而用来浇这些形形色色块垒的却几乎是同一杯陈酿：蔡元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大陆范围，下同）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
在那些记录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文献里，人们发现，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这一现象在美国那些著名大学里尤其醒目。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蔡元培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几届民国政府的高官，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然而，蔡元培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
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作为此种状况的一个象征，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有自己的章程或宪章的。如果大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独立的法人，独立的教育团体，那么它就应当拥有自己的原则、宗旨、标准和追求，而后者在不同的大学是有其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的。我说这个现象是一个象征，指它表明了中国大学作为行政部门下属机构的性质，而并非说没有章程或宪章的大学就必定是不独立的。然而，因为没有章程一类的规范，而大学在形式上又是法人，它的权力来源就缺乏公共性。于是中国就有了一项世界大学界里最为独特的现象：无论是多么著名和有影响力的大学，并没有校长产生的公开程序。校长是指定给大学的。学校的大部分教师于校长的产生这件事情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某一天中午他们课后到食堂吃午饭，听到旁桌的人说，“某某校长如何如何”，他或她觉得这个某某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于是知道或者猜想有了一位新校长。
大学不是自治的，校长自然也就不可能具有代表大学的全权，并且从程序上、从事实上来说，他也不对大学负有全责，而只需对任命他的行政部门负责就行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再来讨论蔡元培式的改革，那么人们自然就会碰到一个挠头的问题，谁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发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这里且将个人的意志、理想、道德操守、原则和威望放在一边，或者假定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都具备这些良好的品格而不弱于蔡元培先生，一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有权力来发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无论校长还是书记，都首先只是行政官员而已，他们并不是自治因而独立的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代表。
以校长作为大学教学和行政的共同领导人，作为大学权力的代表，这是现代合理而成熟的大学制度最为典型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内容，无论校长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董事会任命的。它的付之阙如则意味着相应的大学制度还不是合理而现代的，或者至少表明它们有待改变为合理而现代的制度。然而，这里的关键并非在于校长职位的意义，而在于作为行政部门附庸的大学，因此我在这里更愿意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学本身的意义上面。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是一个拥有特权的教育与学术自治团体，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权，如授予学位和学衔，自治的权利等等，它就负有相应的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坚持学术与道德要求、服务于社会而非特殊利益团体，如此等等。大学所拥有的特权与大学所肩负的责任，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和道德标准、自身荣誉，而从历史上来看，正是后面这些性质才使大学获得了那些特权并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在维持一所大学以及它的历史、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也维持和保匠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与学术的规范，正常秩序。仅就这种规范和秩序而论，社会与大学之间是相互约束、监督的关系，因为大学是自治的，所以这种约束和监督是能够奏效的。在大学自身，自治是大学能够拥有和保持这些性质的前提，而自治总是要求相应的组织形式。
大学自治可以简单地从两个层次上来分析，这就是大学本身在社会中的独立的身份，以及大学之中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地位，这就是说，大学本身应当是二个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学和研究单位的联合体；是一种教学与学术共同体。因此，大学自治就是由宏观自治和微观自治的双重结构来实现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大学体制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在均具有自治的双重结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尽管相对而言，欧洲大陆大学宏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程度却颇高：与此相反，美国大学的宏观层面自治程度相当高，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种双重的自治结构是相互依赖的，两个层面之中任何一个的缺乏就会使另一个也失去意义，从而使大学自治结构坍塌。大学这种双重自治的结构，从渊源上来说虽然可以追溯至大学在中世纪的形成方式，然而，这同时就表明，它对于现代大学来说依然是最为适合的形式。其实，一切旨在从事思想和知识层面的创造性活动的团体，都会趋向于以如此结构为基本框架。以官僚层级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创造性的思想和知识活动来说，不啻扦格不入的形式。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常常为人所忽视，甚至是许多人，包括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等等，所不了解的。
既然中国的大学不是自治的，因此不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自为者：它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原则和决定行事、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权限和能力。因此，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事实上也就无法独立地确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荣誉。
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大学的基本学术单位也主要是大学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并且受到双重束缚，它们所具有的自主性相当薄弱。这主要体现为行政主导，基本学术单位的主要管理方式，从教学学术到其他事务，都是行政决定式的，而不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的，亦即民主的方式决定的。而在现代社会，任何自治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民主方式，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面，不要说全体教师，就是教授也没有决定基层学术单位重大事务的平等的权利和权力，更没有保障这种权利和权力的制度和程序。即便在颇受争论的北大方案里面，教授会议也无非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无实质的权力；并且这个方案事实上的许多漏洞，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对这个可怜的咨询机构敬而远之。
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原本还包含一层相当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大学的系、学院或研究所一级的组织，就其组成而论，乃是教学和学术的自为者的合作组织。所谓教学和学术自为者，是指这些单位中的基本成员都是独立地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的教师。基本学术单位当然有其共同的目标，然而这些共同的目标是由这些自为者通过自由的精神劳动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调而完成的。这种协调无法通过官僚层级制的行政命令而只能通过民主和平等的协商达到。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程度必定直接决定教学和学术的自由以及民主式协商的程度，而后者直接影响大学产生新知识、新思想乃至新技术的能力。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止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了。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这里的危害在于：行政权力与学术的外在价值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可以相互转换。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控制力和影响的，这一点原本就是教育与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逆向的转化是不允许的，它是反教育和反学术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教育与学术之所以为教育与学术的不可突破的界限。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转化已经司空见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可以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标准等等，举凡掌握在这样一个行政体系之中的一切，大体皆在可以转化之列。
作为这样一种行政控制体系的必然结果，学术寡头也开始出现，并且由于这种体系而得到制度性的保障。与西方的大学体系相比，即使与那些受到政府直接而强大的管理的国家的大学体系相比，中国现行大学体系和其他学术体系之中的学术寡头，有更为强力的行政力量为其依凭，从而获得对许多学术资源的垄断性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学术寡头，其所具有的学术成就和造诣远称不上学术权威，而却通过上述那个行政体系依靠非学术的因素获得巨大的学术控制权。
这里不妨在比较的视野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概括一下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权力结构的特点。一般而言，中国大学权力结构既具有欧洲大学的特点，也具有美国大学的特点，然而，不幸的是，是更多地具有了两者的缺点。就欧洲的制度来说，政府在许多方面对大学的直接管理，学术寡头，大学之间缺乏特色、竞争和分工，这些正是中国大学既有的或正在形成的通病；而欧洲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的完全自由、教授颇高的地位和决定权力以及校长由教授和其他相关人员选举产生，则是中国大学所缺乏的。与美国大学体系相比，在大学内部和外部，教授相对较低的地位，校、院与系较强的行政权力，美国大学的这些特点中国大学无不具备；然而，董事会管理方式，从而使大学行政权力有其明确的来源，大学行政官员具有明确的责任，受到章程和董事会的明确而有效的监督，基本学术单位内教师的平等地位，教授在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决定性权力，强大的教授组织，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学的分工和特色，大学自身的严格的学术和道德标准和荣誉，大学强大的筹款能力和社会化的从而多元的经费来源（无数的基金），这些优点又是中国大学体系极度缺乏的。
尽管不能说中国大学界以及学术界的所有弊病都根自这个体系，但是，后者无论如何也是那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大学领导人既是行政任命的，而且实际上在有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远大于责任，所以几乎看不到为自己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挺身而出的校长。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
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陈：“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望东方周刊》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同一个报道中，作者还指出：“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道德委员会之所以软弱无力，甚至最后也行“暗箱操作”的矛盾之举，关键在于，它也是上述那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让这个体系自己来对自己做道德监督，除了搔痒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效果呢？因此，这个报告的最后建议仅仅局限于建立依然从属于那个教育与学术行政体系之内的官办的专门的监察委员会或办公室，真是让人顿生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感叹。当然还有虽然妙却更无济于事的建议：“大学校长尊严奖”。（《中国青年报》二○○五年二月二日）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或许能够造就个把“英雄校长”，但中国大学校长的绝大多数对此大概只能苦笑一声，因为他们都是明智的。在这里，令人可怕的是我们时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体系，而令人悲观的是人们的思想也被圈在这个体制里面，无法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这个真正的突破口就是中国大学以及相应的学术机构从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这个行政体制就应该去履行它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责，这就是建立中国大学和学术的最基本和最必要的规范，并且确保这些规范得到遵守。大学应当是自治的，大学的国立性质与自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大学的真正自治，是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步，自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自治的教学和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充分的自为者，不仅有建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的必要，而且也有联合其他大学共同捍卫大学的声誉、学术和道德标准的动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大学和学术界种种腐败以及更为普遍的灰色学术，才会失去所以滋生的土地和庇护的依靠。中国大学就能走进它们从来就没有进去过的象牙之塔。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无需规范，抛却一切制约，相反，在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后，它应当受到法律、社会、其他大学和大学内部中坚力量即教授更为有效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其他群体如学生等等的约束。然而，这些积极约束的前提乃是大学实际的自治。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因此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大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因为一个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水平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思想、知识领域可以达到多高水平。
大学自治的时代倘若能够到来，大学改革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事情，“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问题，而不再是使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尴尬和愧疚不已的社会问题。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大学所能迸发出的创造性是人们现在所无法估量的。蔡元培依然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然而当他的原则付之实现时，人们不必拿他再当旗帜来挥舞。
世上已无蔡元培！
性急的人们已经开始撰写这场改革的历史了。无论如何写法，有一笔大概是史家们不会忽略的：这就是无论倡导这场改革的勇士，态度复杂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此项改革的智者，对它的最后结局都是不满意的，或者非常不满意的。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此项改革为人重重提起却轻轻放下的原由。人们胸中郁结的不平烦闷之气各有所自，而用来浇这些形形色色块垒的却几乎是同一杯陈酿：蔡元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大陆范围，下同）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
在那些记录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文献里，人们发现，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这一现象在美国那些著名大学里尤其醒目。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蔡元培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几届民国政府的高官，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然而，蔡元培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
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作为此种状况的一个象征，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有自己的章程或宪章的。如果大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独立的法人，独立的教育团体，那么它就应当拥有自己的原则、宗旨、标准和追求，而后者在不同的大学是有其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的。我说这个现象是一个象征，指它表明了中国大学作为行政部门下属机构的性质，而并非说没有章程或宪章的大学就必定是不独立的。然而，因为没有章程一类的规范，而大学在形式上又是法人，它的权力来源就缺乏公共性。于是中国就有了一项世界大学界里最为独特的现象：无论是多么著名和有影响力的大学，并没有校长产生的公开程序。校长是指定给大学的。学校的大部分教师于校长的产生这件事情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某一天中午他们课后到食堂吃午饭，听到旁桌的人说，“某某校长如何如何”，他或她觉得这个某某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于是知道或者猜想有了一位新校长。
大学不是自治的，校长自然也就不可能具有代表大学的全权，并且从程序上、从事实上来说，他也不对大学负有全责，而只需对任命他的行政部门负责就行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再来讨论蔡元培式的改革，那么人们自然就会碰到一个挠头的问题，谁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发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这里且将个人的意志、理想、道德操守、原则和威望放在一边，或者假定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都具备这些良好的品格而不弱于蔡元培先生，一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有权力来发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无论校长还是书记，都首先只是行政官员而已，他们并不是自治因而独立的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代表。
以校长作为大学教学和行政的共同领导人，作为大学权力的代表，这是现代合理而成熟的大学制度最为典型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内容，无论校长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董事会任命的。它的付之阙如则意味着相应的大学制度还不是合理而现代的，或者至少表明它们有待改变为合理而现代的制度。然而，这里的关键并非在于校长职位的意义，而在于作为行政部门附庸的大学，因此我在这里更愿意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学本身的意义上面。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是一个拥有特权的教育与学术自治团体，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权，如授予学位和学衔，自治的权利等等，它就负有相应的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坚持学术与道德要求、服务于社会而非特殊利益团体，如此等等。大学所拥有的特权与大学所肩负的责任，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和道德标准、自身荣誉，而从历史上来看，正是后面这些性质才使大学获得了那些特权并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在维持一所大学以及它的历史、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也维持和保匠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与学术的规范，正常秩序。仅就这种规范和秩序而论，社会与大学之间是相互约束、监督的关系，因为大学是自治的，所以这种约束和监督是能够奏效的。在大学自身，自治是大学能够拥有和保持这些性质的前提，而自治总是要求相应的组织形式。
大学自治可以简单地从两个层次上来分析，这就是大学本身在社会中的独立的身份，以及大学之中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地位，这就是说，大学本身应当是二个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学和研究单位的联合体；是一种教学与学术共同体。因此，大学自治就是由宏观自治和微观自治的双重结构来实现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大学体制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在均具有自治的双重结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尽管相对而言，欧洲大陆大学宏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程度却颇高：与此相反，美国大学的宏观层面自治程度相当高，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种双重的自治结构是相互依赖的，两个层面之中任何一个的缺乏就会使另一个也失去意义，从而使大学自治结构坍塌。大学这种双重自治的结构，从渊源上来说虽然可以追溯至大学在中世纪的形成方式，然而，这同时就表明，它对于现代大学来说依然是最为适合的形式。其实，一切旨在从事思想和知识层面的创造性活动的团体，都会趋向于以如此结构为基本框架。以官僚层级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创造性的思想和知识活动来说，不啻扦格不入的形式。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常常为人所忽视，甚至是许多人，包括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等等，所不了解的。
既然中国的大学不是自治的，因此不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自为者：它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原则和决定行事、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权限和能力。因此，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事实上也就无法独立地确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荣誉。
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大学的基本学术单位也主要是大学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并且受到双重束缚，它们所具有的自主性相当薄弱。这主要体现为行政主导，基本学术单位的主要管理方式，从教学学术到其他事务，都是行政决定式的，而不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的，亦即民主的方式决定的。而在现代社会，任何自治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民主方式，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面，不要说全体教师，就是教授也没有决定基层学术单位重大事务的平等的权利和权力，更没有保障这种权利和权力的制度和程序。即便在颇受争论的北大方案里面，教授会议也无非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无实质的权力；并且这个方案事实上的许多漏洞，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对这个可怜的咨询机构敬而远之。
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原本还包含一层相当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大学的系、学院或研究所一级的组织，就其组成而论，乃是教学和学术的自为者的合作组织。所谓教学和学术自为者，是指这些单位中的基本成员都是独立地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的教师。基本学术单位当然有其共同的目标，然而这些共同的目标是由这些自为者通过自由的精神劳动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调而完成的。这种协调无法通过官僚层级制的行政命令而只能通过民主和平等的协商达到。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程度必定直接决定教学和学术的自由以及民主式协商的程度，而后者直接影响大学产生新知识、新思想乃至新技术的能力。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止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了。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这里的危害在于：行政权力与学术的外在价值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可以相互转换。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控制力和影响的，这一点原本就是教育与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逆向的转化是不允许的，它是反教育和反学术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教育与学术之所以为教育与学术的不可突破的界限。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转化已经司空见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可以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标准等等，举凡掌握在这样一个行政体系之中的一切，大体皆在可以转化之列。
作为这样一种行政控制体系的必然结果，学术寡头也开始出现，并且由于这种体系而得到制度性的保障。与西方的大学体系相比，即使与那些受到政府直接而强大的管理的国家的大学体系相比，中国现行大学体系和其他学术体系之中的学术寡头，有更为强力的行政力量为其依凭，从而获得对许多学术资源的垄断性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学术寡头，其所具有的学术成就和造诣远称不上学术权威，而却通过上述那个行政体系依靠非学术的因素获得巨大的学术控制权。
这里不妨在比较的视野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概括一下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权力结构的特点。一般而言，中国大学权力结构既具有欧洲大学的特点，也具有美国大学的特点，然而，不幸的是，是更多地具有了两者的缺点。就欧洲的制度来说，政府在许多方面对大学的直接管理，学术寡头，大学之间缺乏特色、竞争和分工，这些正是中国大学既有的或正在形成的通病；而欧洲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的完全自由、教授颇高的地位和决定权力以及校长由教授和其他相关人员选举产生，则是中国大学所缺乏的。与美国大学体系相比，在大学内部和外部，教授相对较低的地位，校、院与系较强的行政权力，美国大学的这些特点中国大学无不具备；然而，董事会管理方式，从而使大学行政权力有其明确的来源，大学行政官员具有明确的责任，受到章程和董事会的明确而有效的监督，基本学术单位内教师的平等地位，教授在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决定性权力，强大的教授组织，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学的分工和特色，大学自身的严格的学术和道德标准和荣誉，大学强大的筹款能力和社会化的从而多元的经费来源（无数的基金），这些优点又是中国大学体系极度缺乏的。
尽管不能说中国大学界以及学术界的所有弊病都根自这个体系，但是，后者无论如何也是那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大学领导人既是行政任命的，而且实际上在有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远大于责任，所以几乎看不到为自己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挺身而出的校长。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
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陈：“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望东方周刊》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同一个报道中，作者还指出：“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道德委员会之所以软弱无力，甚至最后也行“暗箱操作”的矛盾之举，关键在于，它也是上述那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让这个体系自己来对自己做道德监督，除了搔痒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效果呢？因此，这个报告的最后建议仅仅局限于建立依然从属于那个教育与学术行政体系之内的官办的专门的监察委员会或办公室，真是让人顿生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感叹。当然还有虽然妙却更无济于事的建议：“大学校长尊严奖”。（《中国青年报》二○○五年二月二日）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或许能够造就个把“英雄校长”，但中国大学校长的绝大多数对此大概只能苦笑一声，因为他们都是明智的。在这里，令人可怕的是我们时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体系，而令人悲观的是人们的思想也被圈在这个体制里面，无法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这个真正的突破口就是中国大学以及相应的学术机构从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这个行政体制就应该去履行它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责，这就是建立中国大学和学术的最基本和最必要的规范，并且确保这些规范得到遵守。大学应当是自治的，大学的国立性质与自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大学的真正自治，是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步，自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自治的教学和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充分的自为者，不仅有建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的必要，而且也有联合其他大学共同捍卫大学的声誉、学术和道德标准的动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大学和学术界种种腐败以及更为普遍的灰色学术，才会失去所以滋生的土地和庇护的依靠。中国大学就能走进它们从来就没有进去过的象牙之塔。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无需规范，抛却一切制约，相反，在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后，它应当受到法律、社会、其他大学和大学内部中坚力量即教授更为有效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其他群体如学生等等的约束。然而，这些积极约束的前提乃是大学实际的自治。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因此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大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因为一个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水平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思想、知识领域可以达到多高水平。
大学自治的时代倘若能够到来，大学改革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事情，“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问题，而不再是使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尴尬和愧疚不已的社会问题。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大学所能迸发出的创造性是人们现在所无法估量的。蔡元培依然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然而当他的原则付之实现时，人们不必拿他再当旗帜来挥舞。
世上已无蔡元培！
6/15/2005
6/04/2005
几句话
第一句话是：优秀是一种习惯。
这句话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那么懒惰也是一种习惯。人出生的时候，除了脾气会因为天性而有所不同，其他的东西基本都是后天形成的，是家庭影响和教育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我们有的人形成了很好的习惯，
有的人形成了很坏的习惯。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使我们的优秀行为习以为常，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让我们习惯性地去创造性思考，习惯性地去认真做事情，习惯性地对别人友好，习惯性地欣赏大自然。
注解：要会“装”，要持续的、不间断的“装”，装久了就成了真的了，就成了习惯了，比如准时到会，每次都按时到会，你装装看，你装30年看看，装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习惯。：）
第二句话是：生命是一种过程。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命充实。
人的生命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亡，我们不能因此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世界上很少有永恒。大学生谈恋爱，每天都在信誓旦旦地说我会爱你一辈子，这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学生谈恋爱的100对里有90对最后会分手，最后结婚了的还有一半会离婚。你说爱情能永恒吗？所以最真实的说法是：“我今天，此时此刻正在真心地爱着你。”明天也许你会失恋，失恋后我们会体验到失恋的痛苦。这种体验也是丰富你生命的一个过程。
注解：生命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你自己赋予你的生命一种你希望实现的意义，因此享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种意义所在。
第三句话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并不一定是直线。
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直截了当就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时需要等待，有时需要合作，有时需要技巧。我们做事情会碰到很多困难和障碍，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硬挺、硬冲，我们可以选择有困难绕过去，有障碍绕过去，也许这样做事情更加顺利。大家想一想，
我们和别人说话还得想想哪句话更好听呢。尤其在中国这个比较复杂的社会中，大家要学会想办法谅解别人，要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成熟，很不错，你才能把事情做成。
注解：如果你在考数学试题，一定要答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如果你在走路，从A到B，明明可以直接过去，但所以人都不走，你最好别走，因为有陷阱。在中国办事情，直线性思维在很多地方要碰壁，这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处事智慧。
第四句话是：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加快速度。
我在滑雪的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停不下来。我刚开始学滑雪时没有请教练，看着别人滑雪，觉得很容易，不就是从山顶滑到山下吗？于是我穿上滑雪板，哧溜一下就滑下去了，结果我从山顶滑到山下，实际上是滚到山下，摔了很多个跟斗。我发现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停止、怎么保持平衡。最后我反复练习怎么在雪地上、斜坡上停下来。练了一个星期，我终于学会了在任何坡上停止、滑行、再停止。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会滑雪了，就敢从山顶高速地往山坡下冲。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想停，一转身就能停下来。只要你能停下来，你就不会撞上树、撞上石头、撞上人，你就不会被撞死。因此，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高速前进。
注解：用汽车来比喻，宝马可以上200公里，奇瑞却只能上120公里，为什么？发动机估计不相上下，差距在刹车系统，上了200公里刹不了车，呵呵，我的天！
第五句话是：放弃是一种智慧，缺陷是一种恩惠。
当你拥有六个苹果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们都吃掉，因为你把六个苹果全都吃掉，你也只吃到了六个苹果，只吃到了一种味道，那就是苹果的味道。如果你把六个苹果中的五个拿出来给别人吃，尽管表面上你丢了五个苹果，但实际上你却得到了其他五个人的友情和好感。以后你还能得到更多，当别人有了别的水果的时候，也一定会和你分享，你会从这个人手里得到一个橘子，那个人手里得到一个梨，最后你可能就得到了六种不同的水果，六种不同的味道，六种不同的颜色，六个人的友谊。人一定要学会用你拥有的东西去换取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和丰富的东西。所以说，放弃是一种智慧。
注解：我的个人原则是：每一次放弃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就不要放弃；每一次选择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不要选择。
做人最大的乐趣在于通过奋斗去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有缺点意味着我们可以进一步完美，有匮乏之处意味着我们可以进一步努力。美国有一部电视片，讲的是一位富翁给后代留下了用不尽的遗产，结果他的后代全都变成了吸毒的、自杀的、进监狱的，或者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位富翁给自己后代留下的钱太多了，以致他们不需要劳动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继承一大笔财富，就几乎什么都能买到。所以，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他的生存空间就被剥夺掉了。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醒过来，感到自己今天缺点儿什么，感到自己还需要更加完美，感到自己还有追求，那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这句话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那么懒惰也是一种习惯。人出生的时候，除了脾气会因为天性而有所不同，其他的东西基本都是后天形成的，是家庭影响和教育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我们有的人形成了很好的习惯，
有的人形成了很坏的习惯。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使我们的优秀行为习以为常，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让我们习惯性地去创造性思考，习惯性地去认真做事情，习惯性地对别人友好，习惯性地欣赏大自然。
注解：要会“装”，要持续的、不间断的“装”，装久了就成了真的了，就成了习惯了，比如准时到会，每次都按时到会，你装装看，你装30年看看，装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习惯。：）
第二句话是：生命是一种过程。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命充实。
人的生命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亡，我们不能因此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世界上很少有永恒。大学生谈恋爱，每天都在信誓旦旦地说我会爱你一辈子，这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学生谈恋爱的100对里有90对最后会分手，最后结婚了的还有一半会离婚。你说爱情能永恒吗？所以最真实的说法是：“我今天，此时此刻正在真心地爱着你。”明天也许你会失恋，失恋后我们会体验到失恋的痛苦。这种体验也是丰富你生命的一个过程。
注解：生命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你自己赋予你的生命一种你希望实现的意义，因此享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种意义所在。
第三句话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并不一定是直线。
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直截了当就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时需要等待，有时需要合作，有时需要技巧。我们做事情会碰到很多困难和障碍，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硬挺、硬冲，我们可以选择有困难绕过去，有障碍绕过去，也许这样做事情更加顺利。大家想一想，
我们和别人说话还得想想哪句话更好听呢。尤其在中国这个比较复杂的社会中，大家要学会想办法谅解别人，要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成熟，很不错，你才能把事情做成。
注解：如果你在考数学试题，一定要答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如果你在走路，从A到B，明明可以直接过去，但所以人都不走，你最好别走，因为有陷阱。在中国办事情，直线性思维在很多地方要碰壁，这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处事智慧。
第四句话是：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加快速度。
我在滑雪的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停不下来。我刚开始学滑雪时没有请教练，看着别人滑雪，觉得很容易，不就是从山顶滑到山下吗？于是我穿上滑雪板，哧溜一下就滑下去了，结果我从山顶滑到山下，实际上是滚到山下，摔了很多个跟斗。我发现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停止、怎么保持平衡。最后我反复练习怎么在雪地上、斜坡上停下来。练了一个星期，我终于学会了在任何坡上停止、滑行、再停止。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会滑雪了，就敢从山顶高速地往山坡下冲。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想停，一转身就能停下来。只要你能停下来，你就不会撞上树、撞上石头、撞上人，你就不会被撞死。因此，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高速前进。
注解：用汽车来比喻，宝马可以上200公里，奇瑞却只能上120公里，为什么？发动机估计不相上下，差距在刹车系统，上了200公里刹不了车，呵呵，我的天！
第五句话是：放弃是一种智慧，缺陷是一种恩惠。
当你拥有六个苹果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们都吃掉，因为你把六个苹果全都吃掉，你也只吃到了六个苹果，只吃到了一种味道，那就是苹果的味道。如果你把六个苹果中的五个拿出来给别人吃，尽管表面上你丢了五个苹果，但实际上你却得到了其他五个人的友情和好感。以后你还能得到更多，当别人有了别的水果的时候，也一定会和你分享，你会从这个人手里得到一个橘子，那个人手里得到一个梨，最后你可能就得到了六种不同的水果，六种不同的味道，六种不同的颜色，六个人的友谊。人一定要学会用你拥有的东西去换取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和丰富的东西。所以说，放弃是一种智慧。
注解：我的个人原则是：每一次放弃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就不要放弃；每一次选择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不要选择。
做人最大的乐趣在于通过奋斗去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有缺点意味着我们可以进一步完美，有匮乏之处意味着我们可以进一步努力。美国有一部电视片，讲的是一位富翁给后代留下了用不尽的遗产，结果他的后代全都变成了吸毒的、自杀的、进监狱的，或者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位富翁给自己后代留下的钱太多了，以致他们不需要劳动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继承一大笔财富，就几乎什么都能买到。所以，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他的生存空间就被剥夺掉了。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醒过来，感到自己今天缺点儿什么，感到自己还需要更加完美，感到自己还有追求，那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6/03/2005
我们时代的病症与文化（转贴）
我们时代的病症与文化傅翔
泰勒说过：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由此看来，想要对一种文化进行阐释也就免不了对这些方面作应有的考察。抱着这样的观念，本文侧重于对大众文化的以上方面作适当的剖析，以此希求获得对文化的更深一步的了解。不管怎么说，大众文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就好像谁也无法界定文化一样，大众文化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也正由于此，本文力求在文化的诸多方面对大众文化做出相应的解释，而不求概念的创新性解释与逻辑式论证。 在我看来，大众文化首先是大众的，这也就是大众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没有大众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因此在这里涉及到受众的问题。面对受众，自然少不了研究受众的普遍面临的问题以及受众所具有的特征。而清楚了受众之后，便只有面对这种文化本身。这种文化存在的依据是什么？这种文化将如何发展？以及它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解决的。同时，文化的很重要一面的艺术到底又是什么情形，这同样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
１、文化大众的危机与贫困 关注文化大众是了解与阐释大众文化的先决条件。作为大众文化的受众，它是广泛的、普遍的。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流行音乐、通俗小说都有自己的“广大受众”。受众越多，它的消费行为就越被动，越无鉴别性和批判性，它就越是欣然接受那些标准化的、效果有所保证的文化产品。因此，从有选择性和批判性的受众变为在文化上无动于衷的“大众”，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受众人数的大大增加。从这点上来说，城市的大众文化永远比乡村的大众文化来得发达，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品种上，乡村都远远地落后于城市。然而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这点仅有的差距也正渐渐地消失，因此说，大众文化的地域之别并不明显。但从目前看来，特别是中国，这种地域之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众文化的受众在地域上是有别的。 受众的城乡之别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受众到底以什么为限？对于熟悉城乡之别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虽然乡村的受众似乎比城市的受众少些生存的重压感，但我想，作为生存，任何人面对的都是一样的选择，那就是活着呢？还是死去？显然，面对这问题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因此，在本文中侧重于城市的受众为代表。 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一个综合体，而是一个混杂体。它完全是由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缺乏共同经验的个人组成的。大众文化受众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的混杂和个人特征的消失，但这种消失并不是共同体意识取而代之的结果。他们同处一个空间，但相互毫不相干，他们可能有共同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对彼此没有意义，正如一切运动会的观众彼此不发生关系一样。受众的多而杂无疑是大众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点决定的。然而，受众虽然多而杂，甚至遍及每一个角落（如电视的受众），但它都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不在于文化意义上，而在于精神意义上。 首先，文化大众都普遍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出现，那就是我们该如何生存？生存的意义何在？其次，也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所出现的贫困，贫困在此特指大众面对这种文化而产生的危机以及危机无法解除的困惑。无论是在艺术当中，还是在夜总会、卡拉ＯＫ歌舞厅当中，或者在快餐、街头文化之中，受众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生的悬置之谜发问：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是天天悬浮在大众文化的表层呢？还是天天都满足于劳碌奔波与生计？显然，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明显走向单一化了，上班、下班、工作娱乐……似乎已经没有第三种生活方式，即使有也可望不可及的。面对如此贫困的生存方式与环境，人们普遍意识到了生存的危机与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毋庸置疑，当代人同时亦是可怜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生存如此尴尬，但却没有人敢于站起来宣言这个时代精神的贫乏与意义的丧失，同时更没有人能够指出一条通向家园的路途。大众沉迷于文化制造出来的繁华景象之中，知道是假象却没法不依赖，知道缺乏意义却不去寻找。在这样的生存图景中，大众普遍丧失了为人的尊严与品格，如果说得过分一点的话，那就是与昆虫走兽活着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仅仅知道为活下去而活着，没有人愿意为精神而活，为理想而活，为信仰而活。正是由此，危机日渐显露出来，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面对危机的无法摆脱，贫困也便随之而来。贫困最大程度上无疑是精神的，精神的贫困正是当代人生存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夜总会、歌舞厅、卡拉ＯＫ以及快餐厅、街头文化共同围剿的文化大众面前，大众文化已经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当然，这种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级的娱乐与充斥肉体感官刺激的低级的艺术共同组成的。不排除存在着水准较高的大众文化，但说实话，这种文化同样也以降低水准的手段来寻求大众的更为普遍的掌声与喝彩。正由于此，大众文化的受众更多的是庸俗不堪之辈，以及知识水准较低而又少去涉及生存问题的相对麻木的人们。这种人有一特质，那就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文化填补他们的空虚与无聊、痛苦与绝望、愁闷及忧郁，因此，这种人同样成了大众文化消费的生力军。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人也就没有大众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的繁荣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大众欣赏水准的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衰落，而不是进步。大众精神的贫困与危机是大众文化繁荣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纵观文化的进程可以发现，文化的进步与文明的兴盛与那个时代精神的相对富足是分不开的，在人们慨叹文明已经逝去，文化已经进入低落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世纪时代精神的危机与贫困。 显然，这个世纪的精神是可怕的，而在这个世纪末的时代钟声中，精神的危机更是接踵而来，这是谁也没法逃避的问题。时下，大众精神的危机与贫困并非中国特有，它早就存在于这个星球的每一角落。还在古希腊的伟大诗人赫西俄德的笔下，这个“黑铁的世纪”便全是罪恶，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忧虑……它带给人类的除了悲惨以外没有别的，而这种悲惨是无边无际的”。接着，犹太天才作家卡夫卡又做出了世纪的预言，在他看来，“一切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副其实。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立的监狱，因而就更残酷。”“一切似乎都是用坚固的材料造成的，似乎很稳固，而实际上却是一架电梯，人们在电梯里向深渊冲下去。我们看不见深渊，但只要闭上眼睛，人们就听见深渊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啸声。”显然，这代表的是人们的共识，随着尼采、施宾格勒、叔本华、萨特以及雅斯贝尔斯等人的诉说，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人类生存的虚无暗夜便成了一个梦魇徘徊在人类中间。人类的危机处境从此暗示了这世纪的绝望境遇，空虚无聊的大量增殖共同诉说人类生存意义的缺席。 然而，就是面对着这样可怕的生存图景，却仍然没有人去寻求意义，恰恰相反，更多的人寻找的是一种消解意义的途径。在他们满足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可怕的危机，那就是精神的贫困已经悬浮于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上。触目可见的危机只有更进一步地催化生存的苦痛与绝望的诞生，而不是消解危机的爆发。此时的我们就仿佛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再不寻求出路便只有坐以待毙。
2、萎缩的生存空间与大众文化 显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危机的爆发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实。在这大众包抄而成的生存空间里，人们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只有蒙在鼓里的人才以为大众文化给他们带去了享受与满足。实际上，人类是以神圣品格的沦丧换来大众文化的繁荣的。大众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替代了人类对神圣的向往与追求。取消了神圣的在场也就意味着通俗的泛滥，同时也意味着道德尺度的消失而失去了评判的标准。许许多多低级的文化消费成了人们口头津津乐道以及心中急切向往的事实，原因便正在于此。大众的生活方式的单一化，内容的空洞与贫乏，意义的缺席与无聊苦闷的增殖，所有这些都是大众文化存在的依据。可以这样说，假若人们的精神是富足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存在的依据与人类生存的背景无疑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在这样萎缩的生存空间里，大众文化扩展了大众的生存空间所包含的欲望范围。以欲望的填补式扩张来满足大众由于萎缩的生存空间而导致的贫乏，这正是大众文化的特色以及成功的地方。大众文化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但却是便利的途径使大众的浅层欲望（很大程度上是刺激感官）获得满足。当然，这种满足实现得越好也就寓示大众文化越成功或越繁荣。 大众文化需要发展，它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里，只要复制的技术过关，大众文化也就越有被推销的可能。现代大众文化的社会特点并不在于希望制作容易广泛传播的产品──在这以前人们已希望这样做了──而是在于希望找到这样一种生产方案：根据它，相同类型的产品可以及时地、畅通无阻地到达相同的接受对象那里。娱乐产业的忠实的拥护者们常常因为死抱已经用过的类型不放而遭到谴责，他们之所以不放，因为同类产品在长时间内畅销可以给他们带来利润，但同时他们也由于人为地制造对新型式的需要、制造对快速变换时尚的渴望以求增长消费而遭到责难。正如西梅尔所说：“东西不是生产以后才会变得流行的，东西是为了流行才生产的。”事实上，两种方法──坚持时尚和改变时尚──是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情况交替使用的，大众文化生产的组织也依赖于对受众需要的操纵。当然，就娱乐产业而言，它不会去教育大众，去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指责出版商、戏剧导演和制片人有意阻碍受众鉴赏能力的成熟，是把事情简单化了。(3) 大众文化不仅把艺术标准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准，不仅使人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变得麻木不仁，不仅会导致盲目服从和不负责任，而且也开了许多人的眼界，使他们了解了从不知道的事情和价值。因此，它不仅解除了人们精神上的武装，而且也铺平了批评和反对的道路。正是由此，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少见批判大众文化的文章，这与其说是不了解毋宁说是没有那份胆量。 当代工业社会的程式化生活，大城市生活的机械化，个人对共同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的适应，逐渐出现了个性丧失的趋向。大众媒介──广播、电视、电影、报纸和路牌广告，总之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正在推进这种趋势。必须发现的事实、必须回答的问题和必须分享的观点都是现成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每当文化大众的圈子扩大一层，他们的鉴赏水平就下降一级。在他们那狂热的赞同声音当中，个性丧失已成了一个突出的事实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可以想见，伴随着激情与狂热的消失，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在这因疯狂无知与愚昧共同编织而成的受众世界里，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余地不受干扰而令自身富足？ 事实是最好的法官。在时下发达的感官世界中，大众文化的泛滥成灾已成了众目所聚的焦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占了人们可能有的每一块空余时光，人们已经别无选择地就范，似乎没有出路。生存空间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别的一律逃不脱大众文化的可怕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已经成了一剂麻醉品，它麻醉了每一位受众的空闲时光，而更甚的则侵入了工作的每一个单位时间。这种生存图景不能不说是令人忧虑的，因为“空虚和无聊决不是一件可以轻视的灾害，到了最后，它会在人脸上刻画出真正的绝望”（叔本华语）。绝望并不可悲，可悲的是绝望已经到来还不知道。在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世界之中，我们发现，人们已经不会在神圣面前寻找真正的出路，（因为这条道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他们不约而同地寻回到这个自己配制的由空虚与无聊共同编织而成的生存苦酒之中。这无疑是一条消解之路，在这循环反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空虚与无聊在一定意义上得到消解，但同时却在另一种意义上繁殖衍生。就在这样无尽的灭与生、生与灭的循环中，人们享受了生存的酸甜苦辣，没有激情，没有英雄主义，更没有浪漫与诗情画意，一切都是枯燥的、乏味的，它只适用来打发日子，而甚至谈不上过日子。大众的麻木由此可知，可悲也由此可知。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的确加速了大众的成熟，而这成熟更多的是限于麻木与无聊的认识上的。就在这无聊充斥的大众生存图景中，大众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创新与发展。它在这样的大众世界中寻求突破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它对大众的特征作一次民意测验（这种方法日益被利用了），它便能投其所好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投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然后投放开放的市场媒介机制并转到消费大众手上。所有这些在当今社会都伴随着机械复制的利用，正是由此，惊人的速度正在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又一特色。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与大众文化的营业目的分不开的，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为了赚钱与取得利润，因此只要投大众所好，大众文化也就名利双收。一者在于赚了大量的利润；二者则由此扩大影响，为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打开了坦途。大众文化并不考虑自身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它的本质就在于经营本身，它纯粹是一种经济的产物，与文化的关系也仅仅在于它利用了大众精神的缺陷来捞取利润，这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副产品。说到底，这种文化虽表面关注人，但却是以营利为出发点的，这就好比别的任何商品一样，提高商品的质量或降低商品的质量原因都只在于寻求更好的销路。因此说来，大众文化是不为神圣负责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但实际上却朝这方向冒险），它都尽量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个势力范围更多是以受众的经济能力来衡量的，而不是以文化程度来衡量的。正是如此，在时下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文化正日益成为受众消费的最主要内容，而这恰恰是精英文化无法比拟的。从某一点上来说，大众文化的繁荣是伴随着精英文化的衰落同时出现的，其中，大众文化的兴起往往成为先导，而大部分则又往往同步进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一切的原因都应该到社会中寻找，即经济的发展及大众精神的变化趋向上。 大众文化并不会那么容易衰落下去，只要经济文明继续发展，大众精神持续于危机与贫困状态之中，大众文化便有足够的环境适合它继续繁衍生长。纵观全球，大众文化都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与影响，要想它在一夜之间或短时间内失去宝座地位无疑是不合实际的幻想，面对大众文化的统治，我们当下之急并不是去改变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应该从自身出发，去寻求与大众文化相抗衡的力量，而这力量也便是神圣品格的重归与定位。
3、大众化：艺术的没落 信仰及相应的神圣的失落无疑正是当今社会的症结所在。早在尼采那句惊天动地的宣言之后，我们便来到了这样令人难堪的一方处境，谁也没办法自救，也没有办法被他人所救。既然信仰的“上帝死了”，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信仰的迷失换来的不是轻松，恰恰相反是沉重，是更为黑暗可怕的“世界之夜”。这已经不是人为的杜撰，只要头脑相对清醒的有识之士都没法不亲临这个世纪的绝望与黑暗。在此没有必要花上冗长的篇幅去举例，因为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我所愿意做的是，人们要认识到这社会的本质而不是盲目狂妄、麻醉不醒。只有清醒地处身于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一切已经发展到何等可怕的程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待每一个问题。 在此，这个问题就是大众文化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作为文化一方面的艺术到底如何？而大众文化的繁荣是否意味着文化的进步？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应当解决的。在本文前面，我想我已经把大众文化的问题作了适当的分析，这里我只想把文化重要方面的艺术剖析一下，看一看大众文化这罪魁祸首对真正艺术的干扰是何等严重。 可以先下一个结论，那就是大众文化兴盛的结果便是艺术的没落。在此，艺术特指纯艺术或精英艺术，也即高雅艺术，因为在相当大程度上，艺术的进步是以这种艺术为标准来衡量的。没有必要讳言大众文化本身存在的不足，只有面对它，我们才能看到精英艺术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的尴尬。实际上，精英艺术在当下境况中已只能在大众文化的缝隙中寻找生存，它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倍受上层社会的青睐与宠爱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目前，精英艺术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虽然有许许多多有识之士在为其处境奔走呼号，但这声音与大众文化的喧哗成势显然有着天壤之别。渐渐地，也就少却了许多如此清醒的“勇士”，一切又归于沉寂。当然，精英艺术永远还没有到达灭绝的边缘，而且说到底也不会灭绝，但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复兴尽到自己的一份菲薄之力，就好像我们仍要为这个时代的神圣复归奔走呼号一样。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惊心动魄的了，这事业的艰巨无疑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的。虽然危机与贫困已经到来，甚至发展到一个可怕的程度而面临崩溃的危险，但这精神的麻木与黑暗却从此永久地积淀下来了，消除这可怕的积淀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好比要除去人生的堕落与罪恶本性一样，决不是三天两头可以解决或一劳永逸的。它需要的是我们的耐心与持之以恒的激情，只有这种对神圣的仰望姿态才能使我们保持对目标的清晰度而不至于迷失。 重建家园的渴望与重构精英艺术的迷人框架是互不可分的，只有重建起对家园的企盼，精英艺术才有希望。没有对家园的企盼之姿，也就没有精英艺术的复兴。说到底，精英艺术与对人的精神关怀及灵魂探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只有致力于人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类灵魂的无偿责任感及良心才有资格称得上精英艺术。与这些无关的便只能称作通俗艺术，而大众文化则是通俗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大体上以受众的数量来衡量。只有受众达到一定数量的通俗艺术才称得上大众文化。精英艺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大众文化，即使它通过各种媒介可能成为众所乐道的文化，但它本质上只能是精英艺术。 大众化无疑只能带来艺术的没落，大众文化的繁荣无不是伴随着精英艺术的没落而出现的。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电影、电视、卡拉ＯＫ、报纸、杂志及形形色色的舞台等大众媒介使得通俗艺术或精英艺术（部分）转化成了大众文化，它或使受众欢迎（大部分，即使时间很短），或使受众难受。然而不管怎样，大众文化都必然要形之于目或声之于耳，只有这样，它才尽可能满足受众的感官需要，从而达到消费的目的。当然，大众文化更多的只是一次性消费，因为它不是一目了然的就是直截了当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吸引忙碌得象机器一样的大众，也只有这样，它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更新换代，推陈出新，从而达到再生产的目的。从目前所见，艺术的大众化程度及媒介对通俗艺术的传播范围都是相当大的，而通俗艺术的再生产速度则更为惊人，它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艺术投放市场机制之后已经发生严重后果。 与精英艺术相比，通俗艺术不是一种效果短暂的刺激品。当然精英艺术作品也是被“消费”的，也要经历新陈代谢的过程。精神产品的消费总是意味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在历史条件下──既在通俗艺术中又在精英艺术中──也能引起一个积极意义上的新陈代谢过程。艺术质量的提高和降低可以发生在两个范畴中，不仅发生在接受的过程中，而且发生在生产的过程中。精英艺术作品如果传播得太广，也会呈现廉价的、直截了当的娱乐特征。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在作者欣然接受广泛传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工业──商业时代，艺术品的商品性对所有艺术生产都是重要的，并非通俗艺术所特有，其区别在于：市场和商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在一种艺术中比较隐蔽，在另一种艺术中则比较明显。通俗艺术的商品性因作品的权宜之计而表现得特别明显。严肃的精英艺术有一种迷惑人的效果，常会给人带来痛苦的折磨；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而不是催人奋进，使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检讨。 经济上和文化上没有地位的社会阶层无论对精英艺术还是对通俗艺术都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以非艺术观点来看待艺术作品的成就。他们对作品的美学价值（即艺术的优劣）常常无动于衷，关心的只是作品是否涉及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否反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如果作品符合他们的需要和希望，能消除他们对生活的恐惧，增强他们的安全感，那么他们也是无意贬低作品的美学价值的。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作品反而不易获得成功，因为他们未受过好的教育，没有特殊的审美经验。通俗艺术可使他们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模糊对道德沦丧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的认识。对将来迷茫的不仅是下层社会，上层社会同样也是不无忧虑的。这就是通俗艺术受众如此混杂的原因。 但我们不能把通俗艺术质量的低劣归咎于要求不高的受众，不能说受众仅仅得其所欲。每一种艺术都要适应它所服务的受众的趣味；精英艺术作品则超过了一般人的希望和期待。不管一般的受众能否获得符合他们要求的作品，不管他们在接受作品之前是否需要接受训练，艺术作品的质量总是不变的。因此，不能说受众仅仅得其所欲而已，受众应该得到比较好的东西。(4) 然而，人需要赚钱和获得长期这样做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他们要选择拙劣的艺术品，而不是优秀的艺术品。因为，首先他们一般分辨不出孰优孰劣，其次抛弃质量低劣的作品要比抛弃好作品容易得多。大众文化产品质量的低劣可以──至少部分地可以──用文化的民主化和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来解释。然而，更好的解释却只有来自大众的鉴赏水平的高低，因为它直接地影响了大众文化产品质量的高下。要想洞悉大众鉴赏水平的高低，一个不容忽视的媒介便是电视。在大众媒介中，电视的受众最多，也最为混杂。作为一种娱乐产业，其产品之多和质量之低都达到了极点。电视主要是用来消磨无用的时光的。那些在晚上或周日无所事事的人总会坐在电视机前，以为自己在享受生活，或者什么也不想。看电视的人一旦打开了电视机就以为他看到的就是生活中的画卷，而不是缩小的图像。电视观众之所以对电视节目如此着迷，那是因为电视接收机对接收者的接近、家庭的接收气氛的亲密和接收范围的狭小。从这当代人们最主要的娱乐产业之中，我们看到大众消费文化的水准已经是何等的低下。人们更多地停留在“好看”与“不好看”的鉴赏水平线上，从来没有什么人发表出什么高深的见解。 在这大众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过多的抱怨都是无益的，因为艺术的没落已成为事实。当然，真正的艺术不会消亡，它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再次验证出自己的实力，它那夺目的光彩必将在大众艺术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渐次开放出来。这个过程也就是神圣复归的过程，是良心与责任感重返心灵的过程。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1)[英]泰勒：《文化之定义》，《**视野中的文化理论》Ｐ99，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见《卡夫卡对我说》Ｐ53－Ｐ54，时代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3)参见[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Ｐ256－Ｐ257，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4)参见[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Ｐ253－Ｐ234，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莽昆仑
泰勒说过：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由此看来，想要对一种文化进行阐释也就免不了对这些方面作应有的考察。抱着这样的观念，本文侧重于对大众文化的以上方面作适当的剖析，以此希求获得对文化的更深一步的了解。不管怎么说，大众文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就好像谁也无法界定文化一样，大众文化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也正由于此，本文力求在文化的诸多方面对大众文化做出相应的解释，而不求概念的创新性解释与逻辑式论证。 在我看来，大众文化首先是大众的，这也就是大众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没有大众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因此在这里涉及到受众的问题。面对受众，自然少不了研究受众的普遍面临的问题以及受众所具有的特征。而清楚了受众之后，便只有面对这种文化本身。这种文化存在的依据是什么？这种文化将如何发展？以及它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解决的。同时，文化的很重要一面的艺术到底又是什么情形，这同样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
１、文化大众的危机与贫困 关注文化大众是了解与阐释大众文化的先决条件。作为大众文化的受众，它是广泛的、普遍的。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流行音乐、通俗小说都有自己的“广大受众”。受众越多，它的消费行为就越被动，越无鉴别性和批判性，它就越是欣然接受那些标准化的、效果有所保证的文化产品。因此，从有选择性和批判性的受众变为在文化上无动于衷的“大众”，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受众人数的大大增加。从这点上来说，城市的大众文化永远比乡村的大众文化来得发达，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品种上，乡村都远远地落后于城市。然而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这点仅有的差距也正渐渐地消失，因此说，大众文化的地域之别并不明显。但从目前看来，特别是中国，这种地域之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众文化的受众在地域上是有别的。 受众的城乡之别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受众到底以什么为限？对于熟悉城乡之别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虽然乡村的受众似乎比城市的受众少些生存的重压感，但我想，作为生存，任何人面对的都是一样的选择，那就是活着呢？还是死去？显然，面对这问题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因此，在本文中侧重于城市的受众为代表。 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一个综合体，而是一个混杂体。它完全是由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缺乏共同经验的个人组成的。大众文化受众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的混杂和个人特征的消失，但这种消失并不是共同体意识取而代之的结果。他们同处一个空间，但相互毫不相干，他们可能有共同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对彼此没有意义，正如一切运动会的观众彼此不发生关系一样。受众的多而杂无疑是大众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点决定的。然而，受众虽然多而杂，甚至遍及每一个角落（如电视的受众），但它都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不在于文化意义上，而在于精神意义上。 首先，文化大众都普遍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出现，那就是我们该如何生存？生存的意义何在？其次，也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所出现的贫困，贫困在此特指大众面对这种文化而产生的危机以及危机无法解除的困惑。无论是在艺术当中，还是在夜总会、卡拉ＯＫ歌舞厅当中，或者在快餐、街头文化之中，受众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生的悬置之谜发问：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是天天悬浮在大众文化的表层呢？还是天天都满足于劳碌奔波与生计？显然，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明显走向单一化了，上班、下班、工作娱乐……似乎已经没有第三种生活方式，即使有也可望不可及的。面对如此贫困的生存方式与环境，人们普遍意识到了生存的危机与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毋庸置疑，当代人同时亦是可怜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生存如此尴尬，但却没有人敢于站起来宣言这个时代精神的贫乏与意义的丧失，同时更没有人能够指出一条通向家园的路途。大众沉迷于文化制造出来的繁华景象之中，知道是假象却没法不依赖，知道缺乏意义却不去寻找。在这样的生存图景中，大众普遍丧失了为人的尊严与品格，如果说得过分一点的话，那就是与昆虫走兽活着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仅仅知道为活下去而活着，没有人愿意为精神而活，为理想而活，为信仰而活。正是由此，危机日渐显露出来，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面对危机的无法摆脱，贫困也便随之而来。贫困最大程度上无疑是精神的，精神的贫困正是当代人生存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夜总会、歌舞厅、卡拉ＯＫ以及快餐厅、街头文化共同围剿的文化大众面前，大众文化已经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当然，这种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级的娱乐与充斥肉体感官刺激的低级的艺术共同组成的。不排除存在着水准较高的大众文化，但说实话，这种文化同样也以降低水准的手段来寻求大众的更为普遍的掌声与喝彩。正由于此，大众文化的受众更多的是庸俗不堪之辈，以及知识水准较低而又少去涉及生存问题的相对麻木的人们。这种人有一特质，那就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文化填补他们的空虚与无聊、痛苦与绝望、愁闷及忧郁，因此，这种人同样成了大众文化消费的生力军。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人也就没有大众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的繁荣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大众欣赏水准的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衰落，而不是进步。大众精神的贫困与危机是大众文化繁荣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纵观文化的进程可以发现，文化的进步与文明的兴盛与那个时代精神的相对富足是分不开的，在人们慨叹文明已经逝去，文化已经进入低落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世纪时代精神的危机与贫困。 显然，这个世纪的精神是可怕的，而在这个世纪末的时代钟声中，精神的危机更是接踵而来，这是谁也没法逃避的问题。时下，大众精神的危机与贫困并非中国特有，它早就存在于这个星球的每一角落。还在古希腊的伟大诗人赫西俄德的笔下，这个“黑铁的世纪”便全是罪恶，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忧虑……它带给人类的除了悲惨以外没有别的，而这种悲惨是无边无际的”。接着，犹太天才作家卡夫卡又做出了世纪的预言，在他看来，“一切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副其实。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立的监狱，因而就更残酷。”“一切似乎都是用坚固的材料造成的，似乎很稳固，而实际上却是一架电梯，人们在电梯里向深渊冲下去。我们看不见深渊，但只要闭上眼睛，人们就听见深渊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啸声。”显然，这代表的是人们的共识，随着尼采、施宾格勒、叔本华、萨特以及雅斯贝尔斯等人的诉说，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人类生存的虚无暗夜便成了一个梦魇徘徊在人类中间。人类的危机处境从此暗示了这世纪的绝望境遇，空虚无聊的大量增殖共同诉说人类生存意义的缺席。 然而，就是面对着这样可怕的生存图景，却仍然没有人去寻求意义，恰恰相反，更多的人寻找的是一种消解意义的途径。在他们满足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可怕的危机，那就是精神的贫困已经悬浮于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上。触目可见的危机只有更进一步地催化生存的苦痛与绝望的诞生，而不是消解危机的爆发。此时的我们就仿佛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再不寻求出路便只有坐以待毙。
2、萎缩的生存空间与大众文化 显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危机的爆发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实。在这大众包抄而成的生存空间里，人们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只有蒙在鼓里的人才以为大众文化给他们带去了享受与满足。实际上，人类是以神圣品格的沦丧换来大众文化的繁荣的。大众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替代了人类对神圣的向往与追求。取消了神圣的在场也就意味着通俗的泛滥，同时也意味着道德尺度的消失而失去了评判的标准。许许多多低级的文化消费成了人们口头津津乐道以及心中急切向往的事实，原因便正在于此。大众的生活方式的单一化，内容的空洞与贫乏，意义的缺席与无聊苦闷的增殖，所有这些都是大众文化存在的依据。可以这样说，假若人们的精神是富足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存在的依据与人类生存的背景无疑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在这样萎缩的生存空间里，大众文化扩展了大众的生存空间所包含的欲望范围。以欲望的填补式扩张来满足大众由于萎缩的生存空间而导致的贫乏，这正是大众文化的特色以及成功的地方。大众文化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但却是便利的途径使大众的浅层欲望（很大程度上是刺激感官）获得满足。当然，这种满足实现得越好也就寓示大众文化越成功或越繁荣。 大众文化需要发展，它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里，只要复制的技术过关，大众文化也就越有被推销的可能。现代大众文化的社会特点并不在于希望制作容易广泛传播的产品──在这以前人们已希望这样做了──而是在于希望找到这样一种生产方案：根据它，相同类型的产品可以及时地、畅通无阻地到达相同的接受对象那里。娱乐产业的忠实的拥护者们常常因为死抱已经用过的类型不放而遭到谴责，他们之所以不放，因为同类产品在长时间内畅销可以给他们带来利润，但同时他们也由于人为地制造对新型式的需要、制造对快速变换时尚的渴望以求增长消费而遭到责难。正如西梅尔所说：“东西不是生产以后才会变得流行的，东西是为了流行才生产的。”事实上，两种方法──坚持时尚和改变时尚──是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情况交替使用的，大众文化生产的组织也依赖于对受众需要的操纵。当然，就娱乐产业而言，它不会去教育大众，去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指责出版商、戏剧导演和制片人有意阻碍受众鉴赏能力的成熟，是把事情简单化了。(3) 大众文化不仅把艺术标准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准，不仅使人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变得麻木不仁，不仅会导致盲目服从和不负责任，而且也开了许多人的眼界，使他们了解了从不知道的事情和价值。因此，它不仅解除了人们精神上的武装，而且也铺平了批评和反对的道路。正是由此，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少见批判大众文化的文章，这与其说是不了解毋宁说是没有那份胆量。 当代工业社会的程式化生活，大城市生活的机械化，个人对共同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的适应，逐渐出现了个性丧失的趋向。大众媒介──广播、电视、电影、报纸和路牌广告，总之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正在推进这种趋势。必须发现的事实、必须回答的问题和必须分享的观点都是现成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每当文化大众的圈子扩大一层，他们的鉴赏水平就下降一级。在他们那狂热的赞同声音当中，个性丧失已成了一个突出的事实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可以想见，伴随着激情与狂热的消失，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在这因疯狂无知与愚昧共同编织而成的受众世界里，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余地不受干扰而令自身富足？ 事实是最好的法官。在时下发达的感官世界中，大众文化的泛滥成灾已成了众目所聚的焦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占了人们可能有的每一块空余时光，人们已经别无选择地就范，似乎没有出路。生存空间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别的一律逃不脱大众文化的可怕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已经成了一剂麻醉品，它麻醉了每一位受众的空闲时光，而更甚的则侵入了工作的每一个单位时间。这种生存图景不能不说是令人忧虑的，因为“空虚和无聊决不是一件可以轻视的灾害，到了最后，它会在人脸上刻画出真正的绝望”（叔本华语）。绝望并不可悲，可悲的是绝望已经到来还不知道。在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世界之中，我们发现，人们已经不会在神圣面前寻找真正的出路，（因为这条道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他们不约而同地寻回到这个自己配制的由空虚与无聊共同编织而成的生存苦酒之中。这无疑是一条消解之路，在这循环反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空虚与无聊在一定意义上得到消解，但同时却在另一种意义上繁殖衍生。就在这样无尽的灭与生、生与灭的循环中，人们享受了生存的酸甜苦辣，没有激情，没有英雄主义，更没有浪漫与诗情画意，一切都是枯燥的、乏味的，它只适用来打发日子，而甚至谈不上过日子。大众的麻木由此可知，可悲也由此可知。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的确加速了大众的成熟，而这成熟更多的是限于麻木与无聊的认识上的。就在这无聊充斥的大众生存图景中，大众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创新与发展。它在这样的大众世界中寻求突破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它对大众的特征作一次民意测验（这种方法日益被利用了），它便能投其所好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投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然后投放开放的市场媒介机制并转到消费大众手上。所有这些在当今社会都伴随着机械复制的利用，正是由此，惊人的速度正在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又一特色。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与大众文化的营业目的分不开的，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为了赚钱与取得利润，因此只要投大众所好，大众文化也就名利双收。一者在于赚了大量的利润；二者则由此扩大影响，为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打开了坦途。大众文化并不考虑自身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它的本质就在于经营本身，它纯粹是一种经济的产物，与文化的关系也仅仅在于它利用了大众精神的缺陷来捞取利润，这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副产品。说到底，这种文化虽表面关注人，但却是以营利为出发点的，这就好比别的任何商品一样，提高商品的质量或降低商品的质量原因都只在于寻求更好的销路。因此说来，大众文化是不为神圣负责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但实际上却朝这方向冒险），它都尽量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个势力范围更多是以受众的经济能力来衡量的，而不是以文化程度来衡量的。正是如此，在时下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文化正日益成为受众消费的最主要内容，而这恰恰是精英文化无法比拟的。从某一点上来说，大众文化的繁荣是伴随着精英文化的衰落同时出现的，其中，大众文化的兴起往往成为先导，而大部分则又往往同步进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一切的原因都应该到社会中寻找，即经济的发展及大众精神的变化趋向上。 大众文化并不会那么容易衰落下去，只要经济文明继续发展，大众精神持续于危机与贫困状态之中，大众文化便有足够的环境适合它继续繁衍生长。纵观全球，大众文化都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与影响，要想它在一夜之间或短时间内失去宝座地位无疑是不合实际的幻想，面对大众文化的统治，我们当下之急并不是去改变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应该从自身出发，去寻求与大众文化相抗衡的力量，而这力量也便是神圣品格的重归与定位。
3、大众化：艺术的没落 信仰及相应的神圣的失落无疑正是当今社会的症结所在。早在尼采那句惊天动地的宣言之后，我们便来到了这样令人难堪的一方处境，谁也没办法自救，也没有办法被他人所救。既然信仰的“上帝死了”，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信仰的迷失换来的不是轻松，恰恰相反是沉重，是更为黑暗可怕的“世界之夜”。这已经不是人为的杜撰，只要头脑相对清醒的有识之士都没法不亲临这个世纪的绝望与黑暗。在此没有必要花上冗长的篇幅去举例，因为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我所愿意做的是，人们要认识到这社会的本质而不是盲目狂妄、麻醉不醒。只有清醒地处身于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一切已经发展到何等可怕的程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待每一个问题。 在此，这个问题就是大众文化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作为文化一方面的艺术到底如何？而大众文化的繁荣是否意味着文化的进步？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应当解决的。在本文前面，我想我已经把大众文化的问题作了适当的分析，这里我只想把文化重要方面的艺术剖析一下，看一看大众文化这罪魁祸首对真正艺术的干扰是何等严重。 可以先下一个结论，那就是大众文化兴盛的结果便是艺术的没落。在此，艺术特指纯艺术或精英艺术，也即高雅艺术，因为在相当大程度上，艺术的进步是以这种艺术为标准来衡量的。没有必要讳言大众文化本身存在的不足，只有面对它，我们才能看到精英艺术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的尴尬。实际上，精英艺术在当下境况中已只能在大众文化的缝隙中寻找生存，它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倍受上层社会的青睐与宠爱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目前，精英艺术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虽然有许许多多有识之士在为其处境奔走呼号，但这声音与大众文化的喧哗成势显然有着天壤之别。渐渐地，也就少却了许多如此清醒的“勇士”，一切又归于沉寂。当然，精英艺术永远还没有到达灭绝的边缘，而且说到底也不会灭绝，但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复兴尽到自己的一份菲薄之力，就好像我们仍要为这个时代的神圣复归奔走呼号一样。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惊心动魄的了，这事业的艰巨无疑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的。虽然危机与贫困已经到来，甚至发展到一个可怕的程度而面临崩溃的危险，但这精神的麻木与黑暗却从此永久地积淀下来了，消除这可怕的积淀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好比要除去人生的堕落与罪恶本性一样，决不是三天两头可以解决或一劳永逸的。它需要的是我们的耐心与持之以恒的激情，只有这种对神圣的仰望姿态才能使我们保持对目标的清晰度而不至于迷失。 重建家园的渴望与重构精英艺术的迷人框架是互不可分的，只有重建起对家园的企盼，精英艺术才有希望。没有对家园的企盼之姿，也就没有精英艺术的复兴。说到底，精英艺术与对人的精神关怀及灵魂探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只有致力于人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类灵魂的无偿责任感及良心才有资格称得上精英艺术。与这些无关的便只能称作通俗艺术，而大众文化则是通俗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大体上以受众的数量来衡量。只有受众达到一定数量的通俗艺术才称得上大众文化。精英艺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大众文化，即使它通过各种媒介可能成为众所乐道的文化，但它本质上只能是精英艺术。 大众化无疑只能带来艺术的没落，大众文化的繁荣无不是伴随着精英艺术的没落而出现的。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电影、电视、卡拉ＯＫ、报纸、杂志及形形色色的舞台等大众媒介使得通俗艺术或精英艺术（部分）转化成了大众文化，它或使受众欢迎（大部分，即使时间很短），或使受众难受。然而不管怎样，大众文化都必然要形之于目或声之于耳，只有这样，它才尽可能满足受众的感官需要，从而达到消费的目的。当然，大众文化更多的只是一次性消费，因为它不是一目了然的就是直截了当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吸引忙碌得象机器一样的大众，也只有这样，它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更新换代，推陈出新，从而达到再生产的目的。从目前所见，艺术的大众化程度及媒介对通俗艺术的传播范围都是相当大的，而通俗艺术的再生产速度则更为惊人，它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艺术投放市场机制之后已经发生严重后果。 与精英艺术相比，通俗艺术不是一种效果短暂的刺激品。当然精英艺术作品也是被“消费”的，也要经历新陈代谢的过程。精神产品的消费总是意味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在历史条件下──既在通俗艺术中又在精英艺术中──也能引起一个积极意义上的新陈代谢过程。艺术质量的提高和降低可以发生在两个范畴中，不仅发生在接受的过程中，而且发生在生产的过程中。精英艺术作品如果传播得太广，也会呈现廉价的、直截了当的娱乐特征。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在作者欣然接受广泛传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工业──商业时代，艺术品的商品性对所有艺术生产都是重要的，并非通俗艺术所特有，其区别在于：市场和商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在一种艺术中比较隐蔽，在另一种艺术中则比较明显。通俗艺术的商品性因作品的权宜之计而表现得特别明显。严肃的精英艺术有一种迷惑人的效果，常会给人带来痛苦的折磨；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而不是催人奋进，使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检讨。 经济上和文化上没有地位的社会阶层无论对精英艺术还是对通俗艺术都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以非艺术观点来看待艺术作品的成就。他们对作品的美学价值（即艺术的优劣）常常无动于衷，关心的只是作品是否涉及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否反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如果作品符合他们的需要和希望，能消除他们对生活的恐惧，增强他们的安全感，那么他们也是无意贬低作品的美学价值的。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作品反而不易获得成功，因为他们未受过好的教育，没有特殊的审美经验。通俗艺术可使他们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模糊对道德沦丧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的认识。对将来迷茫的不仅是下层社会，上层社会同样也是不无忧虑的。这就是通俗艺术受众如此混杂的原因。 但我们不能把通俗艺术质量的低劣归咎于要求不高的受众，不能说受众仅仅得其所欲。每一种艺术都要适应它所服务的受众的趣味；精英艺术作品则超过了一般人的希望和期待。不管一般的受众能否获得符合他们要求的作品，不管他们在接受作品之前是否需要接受训练，艺术作品的质量总是不变的。因此，不能说受众仅仅得其所欲而已，受众应该得到比较好的东西。(4) 然而，人需要赚钱和获得长期这样做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他们要选择拙劣的艺术品，而不是优秀的艺术品。因为，首先他们一般分辨不出孰优孰劣，其次抛弃质量低劣的作品要比抛弃好作品容易得多。大众文化产品质量的低劣可以──至少部分地可以──用文化的民主化和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来解释。然而，更好的解释却只有来自大众的鉴赏水平的高低，因为它直接地影响了大众文化产品质量的高下。要想洞悉大众鉴赏水平的高低，一个不容忽视的媒介便是电视。在大众媒介中，电视的受众最多，也最为混杂。作为一种娱乐产业，其产品之多和质量之低都达到了极点。电视主要是用来消磨无用的时光的。那些在晚上或周日无所事事的人总会坐在电视机前，以为自己在享受生活，或者什么也不想。看电视的人一旦打开了电视机就以为他看到的就是生活中的画卷，而不是缩小的图像。电视观众之所以对电视节目如此着迷，那是因为电视接收机对接收者的接近、家庭的接收气氛的亲密和接收范围的狭小。从这当代人们最主要的娱乐产业之中，我们看到大众消费文化的水准已经是何等的低下。人们更多地停留在“好看”与“不好看”的鉴赏水平线上，从来没有什么人发表出什么高深的见解。 在这大众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过多的抱怨都是无益的，因为艺术的没落已成为事实。当然，真正的艺术不会消亡，它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再次验证出自己的实力，它那夺目的光彩必将在大众艺术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渐次开放出来。这个过程也就是神圣复归的过程，是良心与责任感重返心灵的过程。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1)[英]泰勒：《文化之定义》，《**视野中的文化理论》Ｐ99，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见《卡夫卡对我说》Ｐ53－Ｐ54，时代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3)参见[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Ｐ256－Ｐ257，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4)参见[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Ｐ253－Ｐ234，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莽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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