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我与北京图书馆

我与北京图书馆

——“反右”后我在北图七年研读现代西方哲学

李幼蒸

我与北图，实际上，当然并无任何关系。但从1959到1966期间，它曾成为我“反右”后逃离大学和逃离社会的“避风港”；成为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之所；也成为我从封闭中国眺望世界的一扇窗口。

1、退出社会

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并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在当时社会氛围下父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我的自行其事。在当时“反右”、“大跃进”和随后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社会巨变过程中，不久前因香港报纸刊登其“右派言论”而颇感压力的父亲，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我的“不识时务”和一意孤行。父亲是一个不好争辩、不喜解释、性情温和的人。在由津返京的火车上我准备好一整套理由来说服父亲同情和同意我的决定，不想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问题，到头来就这样容易地解决了。于是，回京后的第二天我即去附近文津街北图办好了普通市民阅览证。对我来说，天下虽无边，人生虽久远，当下生存中却只有一事急办：进入北京图书馆。

其实，1958年春假返京时我已萌生退学之念，并试探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不表赞同，却邀我单独去颐和园一游，显有慰抚之意。因父子之间不便直言，我曾打算借此机会和曾获美国哥大教育学博士的父亲共同分析一下反右后的局势，以及虽极不合时宜却对我来说重要无比的个人哲学志向问题。那天父亲请我吃了饭，并主动约我在万寿山前留影纪念。而一天下来，却什么严肃话题也未谈及，似乎一切均宜在不言之中。父子之间存在着对时局的共识：我们已处于极度异常时期。但这并不等于一个人就 有理由“脱离组织”。在当时，即使是“自动退学”，也意味着前途顿时一片灰暗。我本来正是要在此较轻松的气氛中向父亲“汇报”反右后我的观察和我的新人生哲理。社会压力剧增之际，我的向学意欲却空前高涨，不可遏止。结果，颐和园之游，导致我在其后半年中敢于积极安排退出大学和社会的行动计划。当父亲看见我拖着破旧的铁箱自行退学返家后，也就接受了既成事实。但是，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料到随之而来的竟是长达十八、九年之久的家居生涯。尽管对我不无同情，我的处境和前途毕竟成为父亲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然而直到他1975年去世止，十多来年他从未因此事对我有过任何疾言厉色。很久以后我才感悟到，在那特殊年代里，父亲对我的生存选择所给予的谅解、慷慨和护佑，含蕴着何等深情厚意，而那时的我仅只将此幸运结果视为自然而已。

2、走进北图

当时毫无社会经验的我，仅只设想了两个“逃离”步骤：从学校逃回家中，和从社会逃进图书馆。文津街北图曾是我中学时代流连忘返之地，19世纪俄罗斯小说和文学批评已是我当时下意识地躲避学校集体生活的一种方式：通过沉浸于内心世界来疏离于外在世界。反右开始不久，我的大学研读计划全面受阻，于是自然地想到如何从时已成为兵营的大学避入北图。返京次日我即开始了其后长达七八年之久的北图自修时代，直到1966年夏初文革前夕北图长期闭馆为止。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心理上，60年代的北图为我提供了积极精神生存的条件：充实自身和观察世界。从此必须严格量入为出，每日三餐不能超过5角钱，中午必定是在府右街北口小店里吃两角钱一盘的素炒饼(此事须记，因4两一盘的白菜炒饼是多年来永远不会吃饱、也永远不会吃腻的美食)。每月仍然可有几元钱购书。其它一切开销均从“预算”中断然删除。靠此基本“经费”，我才得以“在社会之外”度过了十八，九个年头；才得以在北海旁边的古雅楼宇里为我自己的精神追求奠定了知识的和信仰的根基。初中时的罗曼-罗兰，高中时的托尔斯泰，大学时的康德、黑格尔，于此生存危机时刻均涌集心头，启示我方向，坚固我抉择，最终成全了我长期避世读书之志。

3、 遍览社科

“脱离组织”之后，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革命气氛不再笼罩于我的生存，在一个压制知识的时代，追求知识遂成为我的唯一心念。北图为我提供了生存的精神食粮，外界的强大压力反过来坚定了我“面壁十年”的决心。那时张申府先生主持外文图书采购，西方和日本的文科新书得以源源不断收入书库。在北图读书这七八年里，阅读范围大致分三类：外语，哲学和社科。现代西方哲学是首要科目。为了深化哲学研究，必须掌握西方语言，因此学习外语和阅读相关中文着译是配合进行的。首先我系统地阅读了49年前出版的重要中文社科类书籍，以探求半个世纪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和学术之真相。那时的我，还不能从历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待现代中国学术著作的意义，因此正象我从小学到中学极少看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一样，在北图读书年代对[饮冰室文集]以来现代学人名著并不觉有任何理论吸引力，认为五四以来的学术作品明显属于过度时期，我自然须以研读西方理论原本为目标。在对49年前的社会和思想状况及其利弊得失有了较清楚地了解后，知其不仅不足以作为我的求知范围，也不足以作为我的治学典范。因此从一开始，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在理论上”与现实历史维持着相当距离的，就是朝向于世界和人类全体的。

4、 外语工具

为什么一开始就如此“好高务远”，非要制定五种外语学习目标？俄语是唯一在学校学过的外语，当代俄语固无书籍可读，俄国思想从赫尔岑到普列汉诺夫仍然是我当时的思想史兴趣所在。英语自不待言。德语是通向现代哲学源头的“要道”。至于法语，从孔德到柏格森是另一重要精神资源。至于日语，纯粹由于 相信了梁启超所说 “敏者一周可略读，不敏者半月亦可粗通”(大意)，结果后来连为了记住字母就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的“器”首先就是外语。如今回顾起来，当初之选择，从技术上说颇有可议之处。首先，我非外语长才，记忆力很平常。几十年下来，应该承认没有一种外语是“过了关”的。但从一开始，我的外语学习计划就是高度“实用性的”，目的仅在于迅速阅读学术类书籍。此外，我的外语抱负的确产生过一种心理安定作用：外语是朝向精神世界的通道；学习外语向我自己证明我已在艰困中“上路了”。五种外语于是成了我正在通向五大主流思想世界的“能指”。外语学习实践可被自己视为已经在有效地踏上了朝向最高精神目标的征途。其意义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有心理激励作用。为了自学外语，我想方设法买到英德法三套内部销售的“灵格风教程”，而每天每种语言的听力练习只能花上半小时而已。因以阅读学术类书籍为目的，遂特别着重于词汇量的积累，为此我曾长期默记英法德俄小字典，外语单词卡片常不离身，强力增加词汇，以期能够尽早开始阅读原著。我还记得60年代最初勉强读下每种外语读物时的兴奋和幸福心情。第一本通阅过的明治时代日文书，是大部分实词均为汉字的[康熙大帝传]；第一本浏览过的德文书，是雅斯贝尔斯厚厚的[原子弹和人类未来]；罗素的[自由与组织]，是学了英语一年左右之后对照着中译本边看边学的；而首次比较顺利读毕的英文书，记得是[第三帝国兴衰史]。如此躐等突进的外语学习法缺点是明显的，而其对我的重要性在于：证明我自学外语是有意义的；证明我的自修生活是有成效的；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方式是正当的和可行的。我必须自我检验和自我评价个人行为选择的得与失，并在如此困窘条件下，设法通过不断取得明确知识成绩来实行“自我信心充电”。每逢周一，总要在目录室多花一些时间浏览每周入藏的新书目。不用说，英德法日哲学类新书的到来，对我有着最强烈的刺激和鞭策作用，等于是预告着北图“为我”储积的精神食粮正在增加之中。每逢周六闭馆时，我则照例去西单旧书店翻阅中外旧书，此时也是检验每周外语长进程度的机会。当我发觉识认的单字的确每周有所增加之时，自信心也就随之增强。

5、 笃志进学

作为调剂，我也常常借阅一些欧美画册、日本地理图刊和风俗大全之类的轻松读物。为此有时亦须对付馆员怀疑的目光和可能的盘问：为什么借阅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图片？当然我也有一套应付的说词。60年代初有一次一位刚从北大哲学系分配来的馆员，对我产生了好奇，询问我为什么经常借阅国外资产阶级书籍和图册。我答称为了了解社会实况“以便批判”，正如每日须看<参考消息>一样。这位十几年后与我在现代外国哲学会议上又曾相遇的哲学系毕业生，竟认真地向我论证此二者并非一事的理由何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前几年中我以无业人员身份在北图长期借阅中外社科类书籍时，从并未遭遇过正式盘问。馆方关注的似乎主要是图片类书籍，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那时从画报中观赏到的冰雪覆盖中之扎幌和西柏林之夜景。(1988年在西柏林居留一年期间却再也“找不回”当年所有的如梦如幻感觉了)

每日自学进程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段，各有不同的内容。晚间读者稀少，盏盏绿色台灯下气氛柔和，一天硬性课目学习之后，往往也看些文学或传记类读物。每日开馆时进入，至晚九点闭馆铃响起离去，然后沿着府右街漫步回家。一路上回味着一天之所读所思，并检讨方法之得失。15分钟到家后还有一门睡前的“夜课”待补：阅读托父亲代定购的内部社科书籍、[文史资料]或诗词、语录之类“励志”读物。在青年期必有的苦闷消沉来袭之际，使我必定能从心绪低谷复起的主要力源即为[论语]。我虽从小喜爱欧美文学，但真正打动我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词；我虽全力攻读西方哲学，但最能抚慰和激励我心者乃语孟、传习录、近思录一类古籍。实际上，从退学走向隐居读书之路起，指引着我的方向和策略的智慧之源，主要就是<论语>这部中国之圣经。

6、 现代西哲

虽然欧美古典哲学和文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精神食粮来源，当时使我感觉到值得为其冒险而毅然避身北图的直接原因，乃是以罗素、柏格森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列宁所严批的现代西方哲学，竟成为我觉得值得为其长期发奋和毕生探索的目标。当时我确信，无论是为了把握人生真理还是社会真理，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任何其它学术(如中西古典哲学)，才是真理探索的真正起点。因此，我的亲友们并未洞悉，我当时脱离社会的直接动机其实是理智性的，而非情感性的。 固然我有强烈的追求自由冲动，极其不喜欢集体生活，但并非对其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真正的动机是为了保卫个人生存的全部时间以便有条件读书求知。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艰困、孤独和威胁，均无关紧要，把有限生命充分用于追求有关人生和社会的真切知识，才是此生唯一要务。对我来说，求知既不是为了就业，也不是为了满足什么“悲情”需要，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真知。因此哲学研读当然是为己之学，这也就埋下了我二十年后也不会按照西方职业方向去安顿身心的生活态度。知识的肌理是理论和方法，其最前沿的发展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理论。

在社会压力空前高涨和善恶是非无比尖锐之际，我的心志反而全部朝向精神生存的最基本方面：诸多问题的真正理论根据问题。不仅中国古典哲理不能为我提供任何深入的解答，前科学时代的西方古典哲学也不能够。因此，我并不是为了成为学有专精的学者而学习哲学的，而是为了在理论认知上能够“达其所安”。从一开始，励志教养和理论认知对我来说即为二事，二者各有其不同的逻辑，必须先分治，然后求贯通。为什么要首先强调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性？因为西方人文学术的发展已使得西方文科知识系统的格局发生了巨变，诸如逻辑问题，价值问题，信仰问题，审美问题，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学术变革时代，已呈现出非常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设问方式和解决方式。信仰必须以最前沿、最深入的知识系统为根据，这是我在北图8年岁月中明确无比的认识。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以某一流派或学说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冲动。至少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早期迷恋过去后，我就感觉到不同学科学派领域之间的理论关系是多元的，而非直线贯穿的。以一家一派理论为“基础”去“建构”体系，并非成熟心智表现。况且人类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积累都还刚刚开始。人类求知实践必须齐头并进；探索不应停顿，结论不可必期。此外，“成功不必在我”，更不能有争当道统传人的功利意识。因此，对我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恰恰成为从古典哲学基础主义向现代跨学科理论方向过度的一个关键的中途性知识阶段。

附：题外申论

回顾当初选择现代西方哲学作为治学第一目标时的心理背景，此方向选择之本质在于探索更有效的认知理论基础。其后随着认知范围的扩大，认识到“理论基础”不再限于哲学。此外，逐渐辨析出对知识实践的不同“层次”有加以区分的必要。即使在研究结构主义之前我已能够对“知识实践”的层次性构成有直观的领悟和实行。正象科学技术实践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知识实践类型：1) 纯理论的 (纯理论)，2) 应用性理论的(工程理论)和 3) 应用性的(社会、历史、政治之变革)。三者密切相关，却各有不同的运作目标和方法程序，不可混为一谈(结构主义)。有关社会、 历史、 政治等对象的思考研究亦须按此原则区分层次来安排其学术实践方略，不可能再象前科学时代“文士”那样去笼统议论。然而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由当代新闻式思考(过于实际)或“准诗学式思考”(过于悬空) 所代表的笼统议论方式仍然占据人类社会舆论主流。其话语含混性和无效性首先即与其观察分析的“工具”之构成未朝向合理化改进有关。而且，由于多数人急功近利和感情用事，对于基本学术层次上理论革新必要性具有真知灼见者始终不多。世人不解，实际性的“工程技术”必须最终以恰当的抽象性“物理理论”为基础，否则无法进行正确“设计和施工”。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层次研究又并不能等同于在此层次上的任何一种个别的理论实践行为，如某派哲学成果等等。学术实践的层次区分必要性为一事，在每一层次上运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为另一事。在营运具体学术层次实践时，对于如何作到“点、线 、面 ”上课题综合运作合理性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学人动机层上的特定素质(中西哲学在此结合)。新闻式思考，表面上最贴近“现实”，但因分析工具粗糙，结果反而达不到现实的深处。未来人文社会科学期待着纯理论层次上的全面革新，而其基础部分(认识论和方法论) 仍然主要相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本人早先偏重的西方哲学研 究实 践(各流派知识)和 后来偏重的符号学-解释学实践(学际关系问题)，都是出于同一种动机：对学术第一层次结构合理性进行探索的兴趣。现代西方哲学实践层次属于第一学术层次，但非此层次之全部；现代西方哲学肯定为第一学术层次上对象材料之主体，但非所达理论成果之中心。第一层次之理论内容是充分开放的，并尚在其起始阶段。现代西方哲学因此是我们进行理论思考时的最重要智慧来源和运作基地之一，但不必视其为未来理论大厦结构的现成组成部分。不仅对于中国古典思想存在着一个研究对象和思考方法之间的区别，对于新康德主义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系统来说，在较小的程度上(因为后科学时代的理论思维结构和前科学时代的理论思维结构之间在功能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情形也是一样。遗憾的是，二十世纪新儒家运动，对此思考甚少。他们没有认识到需要首先为处理中西思想关系问题准备好知识论条件，竟至于以为可以直接袭用“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之类的东方古典含混话语来处理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在学术方式上，我们不妨说，他们首先正是轻忽了应对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多下功夫的认知，还不用说他们更是普遍忽略了学习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知识的必要性。

7、 饥饿年代

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成为斯大林主义时期整个东方阵营意识形态严厉评判和严格限制的对象，北图并未对相关书籍的借阅予以禁制。毕竟读者甚少，而且大多数借阅者都是政府允准的专业人士。不是在“物理的”意义上，而是在“心理的”意义上，人们似乎普遍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意志。“德不孤，必有邻”，有时也希望在馆内会不期而遇某位独立进学之士，但多年下来我几乎是“社会人士”中唯一的哲学研读者。也许正因如此，象我这样的追求西方思想的个例才未受到监督机构关注和限制。1959年进馆不久，我确实遇到了另一位哲学书籍使用者，他是由北大数学系休学的自由翻译家马元德君(当时北京上海都有少数以独立翻译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马君亦为罗素崇拜者，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作为内部读物的罗素[西方哲学史] 下卷，并为马列编译局 翻 译德文考茨基著作。结识马君后，在其影响下曾进一步坚定了我走逻辑实证主义路线的决心，为此我还曾两度短期“中断”北图生活而进入北京的师范院校数学系。但两次都因不能适应集体环境和个人学习方向调整而几个月后就又退出学校，重回到当时中国最适于我“容身”的小角落：北图。只有走进北图，我才觉得心神有安顿处，现实社会及其价值规范是完全外在于我的生活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基本上是在北图度过的。这段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也是和马君一起在边谈哲学边忍饥饿中度过的。马君一方面热心帮助我规划进修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还协助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为了让我买到梦寐以求的影印韦氏三版大词典，他曾带我到他的几位北大老同学家中去兜售我的几件旧衣物和旧外语片。当他用这笔钱和借来的购书证为我买到字典送至我家时，我真感欣喜若狂，似乎世界知识“精华”已尽在其中(因其数十万词条包括了大量名家例句，可供读赏)。夏季夜晚我们有时也在北图小花园里天南海北，马君记忆力殊强，可背诵大段贝多芬旋律。困难年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彼此都须严格控制主食份量。我因较年轻，往往一个月29斤定量半个月左右就已吃尽，剩下半个月只能胡乱凑活。马君则颇能自律，每餐决不超出限量。有一次到他不过6米左右的小屋去，正赶上他吃饭。(那时多好的朋友都不留饭，因彼此定量都是限定的。)蒸笼里边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玉米面丝糕，他就着咸菜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聊。此情此景，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8、 安危之间

反右派，大跃进， 大饥荒：这是文革以前的革命三部曲。奇怪的是，那五六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进步”的时期，即使在各个家庭内部也少有不满和牢骚。反右运动显然极为成功。大多数右派都能服罪和自责。大约从文革开始后，知识分子才稍微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久之后又在外力挑动下轻易卷入各种无谓的派系斗争， 不假思索地为之生生死死，总归是顺时顺势顺流而动(这一知识分子的固有倾向，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其性格特质并无根本不同)。因此反右以来二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现象之一。这样，文革前也是“脱离组织”者最感社会压力的时期，因为人人视你为可疑份子(不只是落后份子，很可能是“反动份子”)。如何冷静准确地估量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之间的关系，成为维持独立精神生存的必要智术。固然我幸有家庭支柱(作为“民主人士”之子和作为“人民教师”的配偶)，但这只是极其脆弱的“最低安全线”。当时任何象我这样“脱离组织”的游离份子都有随时遭遣送“劳动教养”的可能。十多年来我也一直是街道积极份子和民警暗中监视的对象。不过，审时度势之后我形成了自己的“安保理论”，因为在公开的禁令严格性和对个人自由实际容忍度之间，存在有一个内部掌控的“差距”。我的自由选择就是实现于对此差距的不断重估之中；我比别人多一些的所谓勇气也就建基在敢于在此最低安全概率估计中去安身立命，以图确保自由生存时间。对我来说，研究安全底线问题涉及独立求知计划的有效贯彻。相比起我的重大精神目标来说，现实行为必须格外谨慎，尽量不使误判和偶然意外发生。我如认真向学，就必须注意安全，为此所需的代价即自愿成为“等外人”和孤独者。十多年来我所受到的主要“关注”方式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夜半“查户口”行动：其程序是：半夜敲门，一位民警和几位街道妇女一起挤进我的小屋，制造威胁气氛。开场白之后，照例突转话题：“最近在干什么？”我照例答复：“没干什么。”民警边问话边作翻阅书物状。有时加问一句：看什么书呢？我照例答“看韦氏大字典”。民警盯一眼后补上一句：“来人记着报户口。”这一夜倒是必可高枕无忧了。

9、北图关闭

等到文革来临北图闭馆时，我已在那里出入了七八个寒暑，并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知识观。这对于我其后十一年在南、北家中第二阶段的独立研读生活确有相当助益。1966年春，社会上大批判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北图的读者也渐渐稀疏起来。记得邢台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二楼大阅览室看书，慌忙随众冲出楼外。北图遇震，象征了北图已不再是我的“避风港”。其后形势日渐混乱，北图终于长期闭馆。我于是动身去宁波探亲，没想到抵甬不久，文革运动开始，妻子学校中的大字报贴满楼墙。我于是又匆匆跑回北京。此时京城已成一夕数惊之地。不久东单广场竟然张出了“焚书大会”横幅，显示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实乃历史上另一次全面灭书运动。我骑车路过东单时见此情景，不觉一时热血沸腾，“读书人用功岂非正在此时！”就现实面而言，却须打起全副精神来应对此空前危难。回家后一面设法“坚壁清野”，把社科类书籍藏到红卫兵不致一眼看到的地方。同时告诫父亲，如遭红卫兵身体侮辱，决不可意气顶撞。父亲历史问题严重，我则必被视为“不满份子”。两人都属首当其冲。不想等到抄家高潮过去后，我们父子竟均安然无恙。父亲因三十年代在北师大学潮时开除过进步学生，49年后即遭闲置。加以和大多数民主人士积极于靠拢和自表不同，父亲不事营求，一直住在破旧四合院南角原为“下人”居住的八米大小陋室内(父亲在此住了整20年，直到去世)，每日自生煤炉和上胡同公厕，与贫民居住条件无异，结果反因此免遭一劫。

10、重进北图

十一年过去了。文革结束，1977年夏北图重新开馆。通过亲友的借书证我又重新迈进睽隔十一年的北图。十年来已大有长进的外语阅读能力使我得以迅即进入当前世界学术状况。几个月来，如饥似渴地翻阅英德法日俄文字资料，并发现了和文革同时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当时我所期盼的只是如何弄到借书证，以便能够继续文革前在北图读书的日子。万万没想到是“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成了使我重新走入社会的“媒介”。我遂在社科院仅向社会开放半年的缺口期间，意外地挤进了这所最高文科学府。是两位“老干部”(室主任杜任之和所长孙耕夫) 为我开启了绿灯(当时如为知识分子精英主事，则我决无可能获得为中国哲学重建事业贡献心力的机会。我并先后向杜任之先生推荐过北图旧识张金言君和张履平君。可惜掌握多种外语的履平君迟了一步，最后未能转正)。北图为我准备了“不惑之年”进入学界的条件。如果没有北图时期确立的方向，就没有文革时期坚持独学的定力。没有20年的国内独立探索，也就没有其后20年的国外独立追求。知为行先，任重道远，迟暮之年，固当力倡此悟成于40年前北图“向壁”时期的“学之哲学”，以待后之来者。

(1999年初稿，2005年3月16日改定)

警世箴言

美丽世界！是的，我们需要一个美丽世界。

猪圈不是美丽世界，哪怕是丰衣足食的猪圈。人不应生活在对人权、人道、人性和人味都充满敌意的境遇之中。人必须恢复对人类的认同。

用常识为武器，我们必将摧毁恐怖和谎言编织的梦魇。不要和常识作对。不要和良心作对。

让真话回到我们的生活，就像让大地回到我们的脚下！

哈维尔1975年在《给捷克总统暨GCDZSJHushake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生命不能被永远消灭，则历史同样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惯性和假象的深层底下，一条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流淌，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的在侵蚀这深层：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它会发生：那深层会开始断裂。”

——这也肯定会是我们的未来。

多喝水能提高血液质量

　　最新实验研究显示，大量饮水可以有效提高人体内血液质量。血液是一种红色黏稠的液体，它在我们的血管内日夜不停地流动，成为人体生命的源泉，使体内细胞不断更新，各组织、器官的功能得以维持，让人充满活力。

　　血液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运输：血液把从消化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和从肺泡吸入的氧气，运送到全身各组织细胞；同时将细胞代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及其他废物，如尿酸、尿素、肌酸等，运送到肺、肾、皮肤等排泄器官，排出体外。

　　2.调节：内分泌腺所分泌的激素和其他组织细胞所产生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必须通过血液传递到各组织器官，从而对它们的活性进行调节。

　　3.保护：血液中含有大量的白细胞、巨嗜细胞、单核细胞和各种抗体、补体，具有强大的免疫功能，充当着人体的卫士，能够抵抗体内和外界各种有毒物质的侵袭，在细胞和体液的自我免疫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如何保持血液系统的健康稳定呢？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饮水，以便加快血液的代谢，使有毒物质尽快排出体外，让血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及其成分的合理搭配。血脂过高、血液过于黏稠等都会引起血液质量的改变，是引发疾病的根源。平时注意补水，特别是喝一些对健康有益的茶水，对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在微小血管中的流动作用很明显。

熬夜人士护胃有法

熬夜人士护胃有法

经常熬夜的人，中医称之为阴虚火旺之人，此类人也常有肠胃毛病，可通过食疗改善，达到护胃目的。

食疗方一：生地瘦肉汤

材料：生地15g、瘦肉250g

制法：煲汤饮用

适用：2-3人量

食疗方二：鲜百合银耳糖水

材料：鲜百合30g、银耳30g、雪梨1个、燕窝10-30g、冰糖适量。

制法：放冰糖与其他材料炖糖水

适用：2-3人量，有养阴凉血之健胃作用

食疗方三：玉竹汤

材料：玉竹30g、瘦肉半斤

制法：材料共煲汤

适用：2-3人量，适合大便燥热便秘者。

食疗方四：土茯苓芡实汤

材料：土茯苓30g、芡实30g

制法：煲汤饮用

适用：2-3人量，适合大便湿热、便溏者，可清热，令大便恢复正常。

熬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 熬夜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累，但是无论多累，中间最好不要上床休息，就像机器一样，突然开突然关的，对身体非常不好，一定要等事情忙完再休息。 　　

2、若困乏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忙完，则可喝咖啡或茶水等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饮品来提神，但要注意应热饮，浓度不要太高，以免伤胃。 　　

3、 熬夜时，大脑需氧量会增大，应时时做深呼吸。 　　

4、 事情忙完后，一定要收心，即使不睡觉，也要坐在椅子上收心。 　　

熬夜后的补救措施 　　

1. 睡前或起床后利用五至十分钟敷一下脸(可使用保湿面膜)，来补充缺水的肌肤。 　　

2. 起床后洗脸时利用冷、热交替剌激脸部血液循环 　　

3. 涂抹保养品时，先按摩脸部五分钟； 　　

4. 早上起床后先喝一杯枸杞茶，有补气养身之效。 　　

5. 做个简易柔软操，活动一下筋骨，让精神旺起来。 　　

6. 早饭一定要吃饱，但是不能吃凉的食物。　

晚睡亦能拥有好肌肤

上网，昼夜奋战；工作，如陀螺难停；聚会的宴席，夜夜不散……如今，太多的理由使“彻夜不眠”、“通宵达旦”类的字眼儿变成我们生活的常用词。“晚睡族群”确为城市增添了许多生命活力，而对个人的健康却是一种慢性戕害。尤其对那些间断性（不规律）晚睡的白领而言，频繁调整生物钟对健康的危害尤其严重。因而西方的劳动保护专家们从维护职工健康出发，呼吁将夜班工人相对固定在一类人群中，这样，可以使其生物钟相对稳定，制定出保护身心的特别计划。 　　

晚睡是女子美肤的大敌，我国民间“男靠吃、女靠睡”的说法正是对此而言的。偶尔的夜班、应酬使自己不能按照正常的作息时间休息的城市白领女性，关照皮肤的方式就应与正常睡眠的人有所不同。 　　

一、重视晚睡前的“晚餐” 　　

这里关照的晚睡族群，是指那些有工作或应酬的任务在身而不能在正常时间进入睡眠的女性。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事先自己是知道的，这样就可以为“晚睡”而不“伤身”做些准备。重视晚睡前的“晚餐”是十分重要的。皮肤在得不到充足睡眠的情况下，会出现营养（水分、养分）的过度流失，在晚餐时多补充一些含维生素C或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如“动物肉皮”，大量的水果中都富含维生素C，或者口服1～2片维生素C片。晚餐应少食辛辣食品，防止皮肤中的水分过度蒸发。敏感性皮肤的女子应尽量少食易引起皮肤敏感的海鲜。酒精类饮料能帮我们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却对皮肤的养分吸收和保有大打折扣，因而尽量少用，而多饮用些鲜果榨汁或豆浆、纯净水等较为适宜。 　　

二、给足充沛的水分 　　

皮肤缺水就会显得干燥无华。在晚睡的人群中，由于睡眠不足造成水分流失，补充水分尤其重要。缺水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环境因素，一是护理不当。在熬夜时，应该注重让室内空气保持通畅并有一定的湿度。如果无法改变身处的环境质量（如酒吧、饭店、工厂生产线等），就更要在护理上稍微用心了——使用含有充足水分和养分的乳液，既易于皮肤吸收，又能有效隔离部分不良空气微粒造成的皮肤污染。 　　　

三、“晚睡”却不“晚洗” 　　

一般而言，皮肤的作息时间是在晚上10∶00～11∶00点之间进入晚间保养状态。正常人在晚间10∶00～11∶00点间是就寝前的准备阶段，身心放松，神情安静，这时却是皮肤吸收养分的好时机。如果有条件的晚睡族群，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进行一次皮肤清洁和保养。用温和的洁面用品清洁之后，涂抹前述的保湿营养乳液，这样，皮肤在下一个阶段虽然不能正常进入睡眠，却也能正常得到养分与水分的补充。如果身在应酬之中，也要设法脱身去进行一次简单的清洁后的补妆，正所谓“尽管晚睡，却不晚洗”。 　　

四、喧嚣中的“镇静” 　　

由于睡眠的缺失，喝浓茶或咖啡、酒类等维持兴奋是晚睡人习惯采用的方法。这样面部容易出现黑眼圈、眼袋、皮肤晦暗无光等现象。细心的女子应该在喧闹的应酬或忙碌的工作中，懂得遮盖倦容。让皮肤镇静是消除黑眼圈、眼袋的有效办法之一。 　　

1.有条件的晚睡者可用棉签蘸放凉的盐水敷压眼周皮肤。喝过的茶叶用纱布包成扁平的小包也是很好的凉敷用品。 　　

2.处于公众环境中的晚睡者可将毛巾、手帕等随身可用的柔软棉织物，用流动着的自来水冲湿，越凉越好，然后趁去洗手间的便利时机将其敷在面部，尤其是两颊及眼部、颈部，约3～5分钟即可。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Ⅷ

我提出我们需要主要而非全部对于科学家来说的新的职业道德，其原因就在于此。我建议它应基于下面十二条原则，我将以这十二条原则结束我的讲演。
　　 1．我们的客观的猜测性知识越来越超出任何一个人所能掌握的程度。因此简直不会有任何“权威”。在专业化的学科中亦然。
　　 2．不可能避免一切错误，或者甚至本身可避免的所有那些错误。人们可以避免错误因此义不容辞地要避免它们，对于这种旧日的观念必须予以修正：它本身是错误的。
　　 3.当然，只要可能就避免错误，它仍然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正是为着避免它们，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避免它们何其困难，没有人完全取得了成功。甚至由直觉引导的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也没有成功：直觉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4．错误甚至可能隐藏在得到很好证实的那些理论中，寻求这样的错误是科学家的特殊任务。人们看到被成功地使用的得到很好证实的理论或技术是错误的，这种观察可能是一种重要发现。
　　 5．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错误的态度。我们实际的道德改革正是必须从这里开始。因为旧的职业道德的态度使我们掩盖错误，保守秘密，尽快忘掉它们。
　　 6．新的基本原则是，为学会避免犯错误，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因此，掩盖错误是最大的理智的罪恶。
　　 7．我们必须不断提防错误。当我们发现错误时，一定要记住它们；我们必须彻底分析它们，弄清事情的原委。
　　 8．因此维护批评态度，维护个人的诚实成了职责的问题。
　　 9．既然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当别人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错误时，我们也必须学会接受，甚至感激地接受。当我们又让别人注意他们的错误时，我们总应当记住我们自己曾犯过相似的错误。我们应当记住，最伟大的科学家们曾犯过错误。我无疑不想说我们的错误通常是可宽恕的：我们决不可让我们的注意力松懈。但是从人的角度说，一再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10．我们自己心中必须清楚，我们需要别人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如他们需要我们一样），尤其那些在不同的环境中带着不同的观念成长起来的人。这也导致宽容。
　　 11．我们必须了解，自我批评是最好的批评；但是别人的批评是必需的。它几乎和自我批评一样有益。
　　 12．理性批评必须总是特定的：它必须给出特定的命题、特定的假设何以错误，特定的论点何以站不住脚的特定的原因。它必须由更接近客观真理的观念作指导。在这个意义上，它必须是非个人的。
　　 我请你们把这几点看作建议。它们是要表明，在伦理学领域人们也可以提出可予以讨论和改进的建议。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Ⅶ

我想看一看对于知识分子，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职业的伦理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对于科学家，对于医生、律师、工程师以及对于建筑师的伦理学；对于文官，最重要的是对于政治家的伦理学。
　　 我想向你们提出新的职业道德的一些原则，与宽容和理智的诚实的概念密切相关的原则。
　　 为了这个目的，我将首先描绘一下旧的职业道德，也许甚至画点漫画，以把它和我提出的新的职业道德进行比较。
　　 无可否认，旧的和新的职业道德都以真理的、合理性的、理智责任的概念为基础，但是旧的道德以个人知识和确定的知识的观念，因而是以权威的观念为基础；而新的道德是以客观知识和不确定的知识的观念为基础。这意味着构成基础的思想方式的根本变化，因而是真理的观念、合理性的观念和理智的诚实和责任心的观念起作用的方式的根本变化。
　　 旧的理想是掌握真理－－确定的真理－－而且如果可能，凭借逻辑证明来保证真理。
　　 至今被广泛接受的这种理想是人即哲人的智慧的观念；当然，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而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智慧”：是作为权威的哲人、应得到权力的博学的哲学家：哲人之王。对于哲学家的旧的命令是：做权威！知道你的领域中的一切！
　　 一旦你被承认为权威，你的权威就会得到同行的保护；你也当然必须保护同行的权威。
　　 我在描述的旧道德没有给错误留下余地。简直不容许有错误。因此，不可承认错误。我不必强调旧的职业道德是不存异说的。此外，它总是在理智上不诚实的：它导致（尤其在医学和政治中）为保护权威而掩盖错误。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Ⅵ

因此我们有四点理由甚至在今天也表明，苏格拉底的见识，“我知道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并且连这一点也几乎不知道”，仍然非常恰当——可能比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更恰当。在为宽容的辩护中，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从这种见识得出伊拉斯谟、蒙田、伏尔泰和后来的莱辛从中得出的那些伦理学的结果。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结果。
　　 构成每一次理性讨论即在寻求真理中进行的每一次讨论的基础的原则基本上是伦理学的原则。我想讲三个这样的原则。
　　 1．可错性原则：也许我是错的，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们很可能都是错的。
　　 2．理性讨论的原则：我们希望努力尽量与个人无关地仔细考虑我们赞成或反对一种理论的理由；一种明确的和可批评的理论。
　　 3．接近真理的原则：在避免个人攻击的讨论中我们几乎总能更接近真理。它能帮助我们达到更好的理解，甚至在我取得一致的那些情况下也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原则既是认识论的又是伦理学的原则。因为除其他外它们还意味着宽容：如果我希望向你学习，如果我想为了真理而学习，那么我不仅必须宽容你而且必须承认你是潜在的地位相等者；所有人潜在的一致与平等以某种方式构成了我们乐于理解地讨论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个原则也很重要，即，我们可以从讨论中学到许多东西，甚至当它没有导致一致见解时也如此：讨论可以通过使我们了解自己的一些错误而给我们以帮助。
　　 因此伦理学原则构成了科学的基础。真理是基本的调节原则——指导我们的探索的原则——的观念可被看作一个伦理学原则。
　　 对真理的寻求和接近真理的观念也是伦理学原则；如理智的诚实和可错性原则是伦理学原则一样，它们把我们引到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宽容。
　　 我们可以在伦理学领域中学习，这也很重要。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Ⅴ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这种自我批评的知识哲学的当代意义上。

　　 首先，我们必须讨论下面一种重要的异议。有人会说，确实，色诺芬尼、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一无所知，他们承认自己缺乏知识的确是明智的；他们采取了探索或寻求知识的态度，这也许更明智。我们——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科学家们——仍然是寻求者、探究者。但是今天科学家们不仅在寻求，而且在发现。他们发现了许多东西；的确很多，以致科学知识的数量本身已成了问题。因此，甚至在现在我们也应真诚地把我们的知识哲学建立在苏格拉底关于缺乏知识的命题之上，这是正确的吗？

　　 这种异议是正确的，但只是根据很重要的另外四点来看是正确的。

　　 首先，当人们提出科学知道了许多东西时，这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科学”一词显然是无意识地在与色诺芬尼和苏格拉底所指的意义、也与目前的日常习惯用法给予“知识”一词的意义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知识”通常是指“确定的知识”。如果有人说“我知道今天是星期二，但是我不确知今天是星期二”，他是在自相矛盾，或者在他的陈述的后半部分收回了他在前半部分所说的话。

　　 但是我们的科学知识仍然不是确定的知识。它可以修改。它由可检验的猜想、由假定构成－－至多由经受了最严格的考验的假定构成，然而．它仍然仅仅由猜想构成。这是第一点，它本身是对苏格拉底强调我们缺乏知识、对色诺芬尼关于甚至我们讲完美的真理时我们也不能知道我们的话是正确的这个见解的完满的辩护。

　　 必须把第二点附加到关于我们今天知道得如此之多的异议上，它是这样的：随着几乎每一项新的科学成就，随着对科学问题的每一个假定的解决办法，未解决的问题的数量和难度也都增加。实际上，它们的增加比解决办法要快得多。人们很可能说，我们的假定知识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无知却是无限的。但是不仅如此：在对未解决的问题敏感的真正的科学家看来，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世界正越来越变成难解之谜。

　　 我的第三点是这样的：当我们说今天我们知道得比色诺芬尼或苏格拉底要多时，如果我们在主观意义上理解“知道”，那可能是不正确的。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得更多；我们只是知道不同的事物。我们用其他的理论、假定、猜想取代了特定的理论、特定的假定、特定的猜想；无可否认，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更好的理论、假定和猜想取代它们：在更接近真理的意义上是更好的。

　　 这些理论、假定、猜想的内容可称作客观意义上的知识，与主观或个人知识相对照。例如，一部物理学百科全书的内容是非个人的或客观的——当然是假定的——知识：它远远超过了最博学的物理学家可能知道的东西。一个物理学家知道的事物——更确切地说，猜想的事物——可称作他个人的或主观的知识。二者——非个人的和个人的知识——都主要是假定的，能够改进的。然而非个人的或客观的知识普遍地远远超过任何人的个人知识，而且它进展十分迅速，以致个人的或主观的知识只能在小的领域中，在短期内跟上它，而且基本上经常变得陈旧过时。

　　 这是苏格拉底仍然正确的第四点理由。因为这种过时的知识由人们已发现其错误的理论构成：过时的知识不是知识，至少在这个词的平常意义上不是知识。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Ⅳ

我刚刚描述的一些观点我原来多少已很清楚地了解，甚至我读到色诺芬尼的片断之前就很清楚地了解，否则我也许就不会理解它们了。通过爱因斯坦，我清楚地看到我们最好的知识是猜想的，它是种种猜测编织的网。因为他指出，牛顿的引力理论——正如爱因斯坦自己的引力理论一样——是猜想的知识，尽管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牛顿的理论一样。爱因斯坦自己的理论似乎只是对真理的接近。
　　 我认为，没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工作，我就不会清楚地认识到猜想知识的意义。因此我问自己，二千五百年前色诺芬尼如何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这样的；色诺芬尼最初接受了荷马对宇宙的描述，正如我接受了牛顿对宇宙的描述一样。他最初的信念对于他来说破灭了，正如它对于我来说破灭了一样：对于他是通过他自己对荷马的批评；对于我是通过爱因斯坦对牛顿的批评。色诺芬尼正如爱因斯坦一样，用另一种描述取代了受到批评的对宇宙的描述，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对宇宙的新的描述只是猜想。
　　 色诺芬尼先于我二千五百年就预见到我的猜想知识的理论，这种认识教导我要谦虚。但是理智的谦虚的观念也几乎同样早就被预见到，它来自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怀疑论传统的第二个、远为有影响的奠基者。他教导说：只有知道自己不聪明的人才是聪明的。
　　 苏格拉底，大约同时还有德谟克利特，彼此独立地做出了同样的伦理学发现。他们都用很相似的话说：“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人们可以断言，这种见识－－至少如果和对我们知道得何其少的了解结合起来——如伏尔泰很久以后所教导的那样，导致宽容。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Ⅲ

　　 在这里，客观真理的观念和寻求真理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最先发展真理论，并把客观真理的观念与我们的基本的人的可错性的观念联系起来的思想家，是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色诺芬尼。他于公元前571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是最先写文学批评的希腊人、第一位道德哲学家、最先发展关于人类知识的批评性理论的人、第一位思辨的一神论者。
　　 色诺芬尼是除其他人外——还有苏格拉底、伊拉斯谟、蒙田、洛克、休谟、伏尔泰和莱辛也属其中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思想方式的奠基者。
　　 这种传统有时被称作怀疑派。然而，这样的描述很容易导致误解。例如，《简明牛津词典》写道：“怀疑者……怀疑……宗教教义……的真理者，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或持愤世嫉俗观点者。”但是这个词由之派生而来的希腊词的意思是（如《牛津词典》所告诉我们的）“留心”、“查问”、“沉思”、“探求”。
　　 在怀疑论者中（在这个词的原义中）无疑有许多多疑的人，或许也有疑心重的人，但是把“怀疑的”和“多疑的”两个词相等同的致命步骤很可能是斯多葛学派的诡诈的步骤，它想揶揄它的对手。无论如何，怀疑论者色诺芬尼、苏格拉底、伊拉斯谟、蒙田、洛克、伏尔泰和莱辛都是有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这个怀疑论传统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包括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斯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以及我也与这个传统所共有的是，我们强调我们人类的无知。由此我们可以指明重要的伦理学结果：宽容，但不是对不容异说、暴力或残酷的宽容。
　　 色诺芬尼的职业是吟游诗人。他是荷马和赫西奥德的学生，对这两个人他都加以批评。他的批评是伦理学的和教育学的。他反对荷马和赫西奥德关于神在盗窃、说谎和私通的论点。这使他批评荷马关于神的学说。这种批评的重要结果是对今天会称作拟人化的事物的发现：发现不应认真看待希腊关于神的故事，因为它们把神表现为人。此刻我也讲可以用韵文的形式援引色诺芬尼的一些论据（我几乎是逐词翻译的）：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鼻子扁平，黑皮肤， 而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蓝眼红发。然而，倘若牛或马或狮子长着手，能描画，能像人一样制作雕像，那么马会把它们的神画得像马，牛会把它们的神画得像牛，各自都会按各自的形象塑造神的躯体。
　　 色诺芬尼用这个论据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对神人同形论作了这种批评之后，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神？我们有四个片断包含了他的答案的重要的一部分。尽管色诺芬尼像路德在翻译第一诫律时那样，在对他的一神论的系统表达中求助于使用复数的“神”，回答却是一神论的。
　　 在神与人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神最伟大，
　　 他的躯体和思想都不与人相仿。
　　 他总固守一处，永远不动。
　　 四处漫游不适宜于他。
　　 他仅靠思想和意图轻松裕如地支配一切。
　　 他无所不见；无所不思；无所不闻。
　　 这些片断说明了色诺芬尼的思辨神学。
　　 十分清楚，这个全新的理论对于色诺芬尼来说是一个难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它对他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宇宙问题的解决办法。对知识心理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怀疑，对于它的创造者，这种新的见识一定像一个启示。
　　 尽管如此，色诺芬尼清楚而诚实地说明，他的理论仅仅是猜想。这是无与伦比的自我批评的胜利，他的理智的诚实和他的谦虚的胜利。
　　 色诺芬尼以我认为他所特有的方式把这种自我批评普遍化：在他看来十分清楚，他关于他自己的理论的发现——尽管具有直觉的说服力，它却仅仅是猜想——一定适用于一切人类理论：一切都只是猜想。在我看来，这揭示出他把自己的理论看作猜想是不容易的。
　　 色诺芬尼在六行优美的诗中系统表达了他的批评的知识论——一切都是猜想：
　　 　但是至于确实的真理，无人已知晓，
　　 　将来他也不会知晓；既不知道神的真理，
　　 　也不知道我们谈论的一切事物的真理。
　　 　即使偶然他会说出
　　 　最终真理，他自己也不会知道：
　　 　因为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所编织的网。
　　 这六行诗所包含的不仅是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的理论。它们包括了客观知识的理论。因为色诺芬尼在这时告诉我们，尽管我说的一些话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它是正确的。然而，这意味着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我说的话与事实相一致；无论我实际上是否知道存在这种一致。
　　 而且，这六行诗包括另一种很重要的理论。它们包括对客观真理与知识的主观确定性间的差异的暗示。因为这六行诗断言甚至当我宣告最完美的真理时，我也不能确切知道这一点。因为没有确实可靠的真理标准：我们永远或几乎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没有犯错误。
　　 但是色诺芬尼不是认识论的悲观主义者。他是探索者，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通过批评性再审查，能够改进他的许多猜想，尤其是他的科学理论。下面是他的话：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色诺芬尼也解释了他的“懂得更好的东西”的所指：他是指接近客观真理；与真理的贴近，与真理的相似。因为他就他的一个猜想谈论道：
　　 我们很可能猜想，这些事物就像真理。
　　 在这个片断中，“猜想”一词可能暗指色诺芬尼的自然神论的一神论。
　　 在色诺芬尼关于真理和人类知识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下面几点：
　　 1．我们的知识由陈述构成。
　　 2．陈述或者正确或者错误。
　　 3．真理是客观的。它是陈述的内容与事实的一致。
　　 4．甚至当我们表达最完美的真理时，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一点——即，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5. 由于“知识”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是指“确定的知识”，因此不会有知识。只会有猜想的知识：“因为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所编织的网。”
　　 6．但是在我们的猜想的知识中，可以有向更好的事物的进步。
　　 7．更好的知识是更接近真理。
　　 8．但是它总仍是猜想的知识——猜测之网。
　　 要理解色诺芬尼的真理论，重要的是强调色诺芬尼清楚地区分了客观真理与主观确定性。客观知识是陈述与事实的一致，无论我们是否知道这一点——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因此，不可把真理与确定性或确定的知识相混淆。确切知道某件事物的人是知道真理的人。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人猜想某件事，却不确切地知道它；他的猜想由于与事实相一致，因此实际上是正确的。色诺芬尼十分正确地含蓄着有许多无人确切知道的真理——重要的真理；有许多无人能知道的真理，尽管它们可能被一些人猜想到。他进一步含蓄着有无人甚至能猜想到的真理。
　　 确实，在我们能够用以谈论自然数的无限序列的任何语言中，存在着无限种类的清楚、明确的陈述（例如：17的平方=627＋2）。这些陈述中的每个陈述或者是正确的，或者，如果它是错误的，它的否定是正确的。因此，有无限多的不同的正确命题。由此可见，存在着无限多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正确命题——无限多的不可知的真理。
　　 甚至在今天也有许多哲学家认为，只有我们拥有真理，即确切知道它，真理对于我们才会有意义。然而对存在猜想性知识的了解非常重要。有些真理我们只有辛勤地探索才能接近。我们的路径几乎总是通过错误迂回前进。没有真理就不会有错误（没有错误，就没有可错性）。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Ⅱ

　　 我的讲演的题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指启蒙运动之父伏尔泰的一个论点，为宽容辩护的论点。伏尔泰问道，“什么是宽容？”他回答说（我译得很自由）：
　　 宽容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我们一直在犯错误。因此让我们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这是天赋人权的第一个原则。
　　 这里伏尔泰在求助于我们的理智的诚实：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可错性，我们的无知。伏尔泰十分清楚，深信不疑的狂信者确实存在。但是，他们的信念真的是诚实的吗？他们是否诚实地审查过自己、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持那些信仰的理由？难道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是所有理智的诚实的一部分吗？难道狂热不常常是一种尝试，要淹没我们压抑住的因此只是半意识到的我们自己不予承认的不信吗？
　　 伏尔泰求助于我们理智的谦虚，尤其是他求助于我们理智的诚实，这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在这里重述一下他的求助。
　　 伏尔泰为宽容辩护提出的理由是，我们应当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但是，伏尔泰十分正确地发现，一种通常的愚行，不容异说的愚行，是难以宽容的。确实，宽容正是在这里有着自己的局限。如果我们给予不容异说被宽容的权利，那么我们就破坏了宽容，破坏了立宪国家。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就是这样。
　　 但是，除不容异说外，还有其他一些愚行我们不应宽容，尤其是使知识分子追随最新时尚的愚行。这种愚行使许多作家采用晦涩的、耸人听闻的风格，歌德在《浮士德》中毁灭性地批评的那种难解的风格（例如，魔女的九九口诀）。这种风格，这种使用大而晦涩的词语，使用夸张、费解的词语的风格，这种写作手法，应当不再受到赞赏，甚至不应当被知识分子所宽容。它在理智上是不负责任的。它破坏了健康的常识，它破坏了理智。它使被描述为相对主义的哲学成为可能，这种哲学相当于所有命题在理性上都多少同样可辩护的命题。一切都行得通！因此相对主义的命题导致无政府状态、导致非法、导致暴力统治。
　　 于是，我的命题，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把我引向相对主义的问题。
　　 此刻我想比较一下相对主义与一种几乎总是与相对主义相混淆然而实际上截然不同的主张。我常常把这种主张描述为多元论；但是这只是导致了这些误解。因此我在这里将把它描述为批评的多元论。产生自一种不严格形式的宽容的相对主义导致暴力统治，而批评的相对主义却能有助于抑制暴力。
　　 为了区分相对主义和批评的相对主义，真理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相对主义是一切都可被断言，或者实际上一切都可被断言，因而一切都不可被断言的主张。一切都是正确的，或者一切都不是正确的。因此真理是个无意义的概念。
　　 批评的多元论是这样一种主张，即为了寻求真理，应允许所有理论－－多多益善——与所有其他理论竞争。这种竞争在于对理论的理性讨论，在于对它们的批评性淘汰。讨论应当是理性的－－这意味着它应当关注相竞争的理论的真理：在批评性讨论过程中似乎更接近真理的理论是更好的理论，更好的理论取代了较差的理论。因此正是真理的问题利害攸关。

卡尔·波普尔《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Ⅰ

　　今天我在这里应邀重复我在蒂宾根发表的关于“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的主题的讲演。这个讲演是为着纪念学者、历史学家、成为不容异说与残忍的受害者的宽容与仁慈的人利奥波德·卢卡斯。
　　 1942年12月，当他七十岁的时候，利奥波德博士和夫人被关押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在那里他当一名拉比：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十个月后在那里去世。他的夫人多拉·卢卡斯又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呆了十三个月，不过，她能够当一名护士。1944年10月，她与一万八千名其他囚犯一起被放逐到波兰。她在那里被害。
　　 这是可怕的命运。这是无数人的命运——热爱别人的人、努力帮助别人的人；被别人热爱的人、别人努力帮助的人的命运。他们属于被分裂、被破坏、破灭绝的家庭。
　　 在这里我不想谈论这些可怕的事件。无论人们试图说什么．或者甚至想什么，它总是似乎在缩小那一难以想象的事件。
Ⅰ
但是恐怖在继续。越南难民、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受害者、伊朗革命的受害者、阿富汗难民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儿童、妇女和男人一次又一次成了疯狂的狂信者的受害者。
　　 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这些可怕的事件呢？我们能做什么吗？
　　 我的回答是：能做。我相信，我们有许多事情可做。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是指知识分子，即，对观念感兴趣的人，尤其是那些读书也许还写作的人。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呢？只是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知识分子造成了最可怕的危害。以一种观念、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宗教为名的大屠杀——这都是我们的所为、我们的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只要我们停止使人们对抗——常常怀着最好的意图——就会有很大改进。谁也不能说我们不可能停止这样做。
　　 十诫最重要的是：不可杀人！它几乎包含了整个的伦理学。例如，叔本华系统阐述伦理学的方式不过是这个最重要的诫律的扩展。叔本华的伦理学简单、直率、明晰。他说：不要伤害任何人，但要尽力帮助所有人！
　　 但是当摩西第一次持法版从西奈山下来，甚至未及宣布十诫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目睹了一个可怕的异端，金牛犊的异端。看到这个情景，他完全忘记了“不可杀人！”的诫律，喊道（《出埃及记》32）：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
　　 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
　　 那也许是个开端。但是确凿的是情况继续这样发展，先在圣地，后来在西方，尤其是基督教获得了官方宗教的地位之后。它成了宗教迫害的可怕故事，为了正统地位而进行的迫害。后来——尤其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又有其他一些观念形态竞相为迫害、残酷和恐怖辩护：民族主义、种族、政治的正统派观念和其他宗教。
　　 在正统派信仰和异端邪说的观念后面隐藏着一类最小的罪恶，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恶：傲慢、近乎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理智的虚荣。所有这些都是小的罪恶——不是像残酷那样的大罪恶。

永远的汪曾祺

文/汪修荣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如果说读汪氏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意,读汪氏散文我们享受的则是闲情逸致。

汪曾祺先生生于江苏高邮一个亦农亦医的世家,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父亲是个乐天派,属于那个时代少有的玩家,不仅工于绘画,且热爱运动,善治印,会摆弄各种乐器,多才多艺,闲来还乐于做孩子王,领着一帮孩子疯玩作乐。《多年父子成兄弟》记载的这段往事令许多人为之神往。开明的家庭气氛,宽松的生活环境,对他后来创作、为人影响很深,自然也在其风格上留下了印痕,他的小说和散文风格都可以从他的童年生活中找到索引。作为沈从文嫡传弟子,汪氏文风也明显地烙着沈氏的印记,但仔细品来却又别具特色。沈氏散文,充溢着边地纯朴自然之气,野性浪漫中蕴含着对人生的关切,缥缈中带着一丝苦涩;汪氏的散文却是闲适冲淡中包孕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中国文人一般分两类,一类兼济天下,一类独善其身。汪曾祺先生大约可算后一种人。汪曾祺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文人趣味,更多的时候,他走的是陶渊明的路子,一心志在泉林。但他毕竟是现代文人,很难真正出世的,所以我们透过那些洒脱的文字仍时时感受到他的济世之心。在汪氏笔下,一草一木总关情,像《人间草木》、《葡萄月令》、《昆明的雨》、《夏天》、《冬天》等等,无不洋溢着生之趣味,显示出作者的文人雅趣和逸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水则意溢于水,山山水水在他笔下都是有情物,常常“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美食向来是中国文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汪氏素有美食家之称,每到一处,不食会议餐,而是专走小街偏巷,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每每陶醉其间,自得其乐。人皆爱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却难。汪氏深知个中三昧,那些寻常小食一经汪氏的点晴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氏笔下,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书中一组回忆作者故乡美食的文字,如《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等等,这些儿时食物,一经作者生花妙笔点染,不仅骤成妙品,还令人顿起游子之思。

汪氏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以及在文章中传达的浓浓的文化氛围,也是令读者心仪的地方。收入这本书中的《严子陵钓台》、《国子监》、《胡同文化》、《宋朝人的吃喝》、《岁朝清供》等篇什,让人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特有魅力和神韵。时光交错,我们仿佛置身那逝去的时光。

作为小说家,写人是他的拿手戏。在本书中,汪曾祺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他小说家的才情与睿智,无论是追忆父祖家人的《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多年父子成兄弟》,还是怀念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赵树理等昔日师友的文字,无不具有小说的意境和神韵,状物描人情文并茂,栩栩如生。

汪氏散文晚年已臻化境,其文字技巧用炉火纯青来形容毫不为过。这本《人间草木》,集中了汪曾祺先生一生创作的各类散文菁华,斯人已逝,但这些文字却是不朽的,自会发出永久的清香。

[来源：光明日报]

文似阳光人如画

　　一个沉静的下午，我在自家的阳台上读着《汪曾祺的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暮春的阳光打在我的身上，如水又像绸缎般柔和细腻。透过院内香椿树枝条的缝隙，分散的光束上下跳跃着，我好像看见汪曾祺老人笑着姗姗走来。

　　汪曾祺人好，文好，字好，画好，属于典型的文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不仅熟谙古学经典，对新文学样式也是样样精通，游刃有余。金庸认为“满嘴噙香中国味”的，在中国大陆只有汪曾祺和邓友梅。汪的文章，简简单单，朴朴素素，看似如老妇叙谈，直白浅显，读后却如饮白水，清淡有味，如饮醇酒，清厚绵长。汪所习、所善、所悦的都是文人雅好，弥漫的是文人情调，例如为文，善画，酷爱京戏，精于饮馔，有美文家和美食家之誉。无论著文，还是做画，汪讲求的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做人则随遇而安，自在由心。汪曾祺天生性情谦和，却并非只是一味慎独，一味退让，碰到不平，仍然会愤懑，会不平则鸣。但是这种愤懑和争鸣，却不是鲁迅式的“痛打落水狗”般激烈，他对“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尽管对其迫害画家潘天寿的行为颇为不齿，也只是淡淡一句“下手实在太狠了”。即使后来看到文字、书法等文化事业误入歧途，尽管忧心如焚，也不盛气凌人，高声叫嚷。这是汪一贯不出恶语的风格，也是他心静如水的真实表露。叶兆言说汪曾祺是一介狂生，我还半信不信，以汪的性格和心境，实在当不起这个评价。只是后来阅历渐丰，对时事也略懂一二时，才知狂生并不能一味解作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而是如水注势，不肯随形，亦即不愿出卖本性，是至柔乃至刚。

　　汪先生乃是性情中人，他在《自报家门》写到“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将孔夫子作如是观的人，想来两千年也没有几人，由此可见汪先生自己的儿女情态和境界开阔。《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家》等几篇散文将自己的身世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对生活琐事不分巨细，合盘托出，既觉活泼可爱，又觉生意满眼。汪曾祺的文字不讲规矩，信手拈来，看似无意，往往却能别出心裁，流水行云，自有韵味。有人向他讨教写小说的秘诀，他告之“随便”，随便就是不定规则，无规矩无束缚，随心意为之。这引起专教文章结构学的林斤澜不满，于是汪只好将文章的结构称之为“苦心经营的随便”。汪从容冲淡的胸怀和不拘一格的意境可见一斑。

　　越到晚年，汪的文字越是平淡娴熟，炉火纯青，字画也是如此。虽然文是小文，字画尽是一花一草，可是感觉池塘春草，杂花满树，情趣盎然。汪的文字尤其适合夜深静读，细细体会，如此始能感到中国文字的姿媚熨贴，魅力无穷。能将古典文学和现代语言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当世恐怕只有汪曾祺老先生了。

　　汪说自己最喜欢宋人的诗句，一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又云“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因为对境的自然认同，对人的高度关爱，才使汪的文字满溢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时时充满济世之心，是 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他说“儒家是爱人的”，其实他也是爱人的，这种爱出于本心，著之于文字，表现为自娱娱人，如赤子般天真仁智，发乎性情。读汪曾祺，第一是感动，再读汪曾祺，仍然是感动，“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是他记述朋友的文字，也可当作自己的人生写照。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董明庆

书要怎么读

　　有一个朋友，是个天生的批评家，不论读什么书，问他对书的评价，总是不屑一顾地说，写的什么啊，然后就是诸如肤浅、荒谬、胡说八道之类的评语，反正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对哪本书一点点好的称许。我问他，既然书都这么糟，你何必还要读，读完了还惹得自己生气。他倒振振有辞地说，不读怎么知道这么糟，不读怎么知道自己
水平这么高。很有一番世人皆浊我独清的架势。大概各人有各人的读书方法吧，朋友的爱批评也无可厚非，况且，现在确实许多快餐式的书籍经不起细品。

　　近日读《读书这么好的事》，有个哲学家熊十力教人读书的故事。国民党陆军少将徐复观去重庆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叫他回去读《读通鉴论》，徐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让他再读。不久后，徐再去，告之《读通鉴论》读完了，熊十力问他有什么心得，徐觉得自己读得很认真，便得意地说了书里很多他不同意的地方。还没说完，熊十力就生气地骂道：“像你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得到什么 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这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那一段，理解得多么深刻。这些你记得吗？你这样读书，真是太没有出息！”

　　徐复观听了，如醍醐灌顶，彻悟到读书先要读出书的好处，并感慨地将熊十力的骂称为起死回生的一骂。而我，看到这一段，也不禁为这一骂拍手称绝，只是不知道如果拿给像我的朋友那样的天生的批评家看看，会作何感想？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书时不要存心诘难作者。”每读一本书都是一次吸收营养的机会，如果总是看不到书里的可取之处，自己的水平学识又怎么能够提高呢？用批判的态度读书，本身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是对批判的态度的曲解，以为批判的态度就是全盘否定，于是吹毛求疵，于是鸡蛋里挑骨头，于是甚至实在批不出来时，就对作者的身世经历寻根究底，妄图找出可以批评的蛛丝马迹。可能，这也是某些书评评着评着就脱离了书本身，成了人身批评的原因了吧。

　　能通过正规途径出版的书，再次，也终究有可取之处的吧。读书的动机应该是获取知识，最有效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再去其糟粕，这样读书，收获多，乐趣也多。　　　

(来源：中华读书报 赵明霞)

服药时牢记十四种忌口

　 药最好是用温开水服用，有胃肠道反应的最好是饭后服用.吃了就完了，但药物参与消化的所有过程，可能和你抽的那支烟、喝的那种果汁、吃的那种食物相互作用。因此，你有必要了解你正在服用的药物有哪些忌口，防止药效打折甚至出现不良反应。
　　任何药物——烟
　　服用任何药物后的30分钟内都不能吸烟。因为烟碱会加快肝脏降解药物的速度，
导致血液中药物浓度不足，难以充分发挥药效。试验证实，服药后30分钟内吸烟，血药浓度约降至不吸烟时的1/20。
　　阿司匹林——酒、果汁
　　酒进入人体后需要被氧化成乙醛，再进一步被氧化成乙酸。阿司匹林妨碍乙醛氧化成乙酸，造成人体内乙醛蓄积，不仅加重发热和全身疼痛症状，还容易引起肝损伤。而果汁则会加剧阿司匹林对胃黏膜的刺激，诱发胃出血。
　　黄连素——茶
　　茶水中含有约10%鞣质，鞣质在人体内分解成鞣酸，鞣酸会沉淀黄连素中的生物碱，大大降低其药效。因此，服用黄连素前后2小时内不能饮茶。
　　布洛芬——咖啡、可乐
　　布洛芬(芬必得)对胃黏膜有较大刺激性，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及可乐中含有的古柯碱都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会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毒副作用，甚至诱发胃出血、胃穿孔。
　　抗生素——牛奶、果汁
　　服用抗生素前后2小时内不要饮用牛奶或果汁。因为牛奶会降低抗生素活性，使药效无法充分发挥；而果汁(尤其是新鲜果汁)中富含的果酸则加速抗生素溶解，不仅降低药效，还可能生成有害的中间产物，增加毒副作用。
　　钙片——菠菜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钾，进入人体后电解出的草酸根离子会沉淀钙离子，不仅妨碍人体吸收钙，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专家建议服用钙片前后2小时内不要进食菠菜，或先将菠菜煮一下，待草酸钾溶解于水，将水倒掉后再食用。
　　抗过敏药——奶酪、肉制品
　　服用抗过敏药物期间忌食奶酪、肉制品等富含组氨酸的食物。因为组氨酸在人体内会转化为组织胺，而抗过敏药抑制组织胺分解，因此造成人体内组织胺蓄积，诱发头晕、头痛、心慌等不适症状。
　　止泻药——牛奶
　　服用止泻药物，不能饮用牛奶。因为牛奶不仅降低止泻药药效，其含有的乳糖成分还容易加重腹泻症状。
　　苦味健胃药——甜食
　　苦味健胃药依靠苦味刺激唾液、胃液等消化液分泌，促食欲、助消化。
　　甜味成分一方面掩盖苦味、降低药效，另一方面还与健胃药中的很多成分发生络合反应，降低其有效成分含量。
　　利尿剂——香蕉、橘子
　　服用利尿剂期间，钾会在血液中滞留。若同时再吃富含钾的香蕉、橘子，体内钾蓄积更加严重，易诱发心脏、血压方面的并发症。
　　维生素C——虾
　　服用维生素C前后2小时内不能吃虾。因为虾中含量丰富的铜会氧化维生素C，令其失效；同时，虾中的五价砷成分还会与维生素C反应生成具有毒性的“三价砷”。
　　滋补类中药——萝卜
　　滋补类中药通过补气，进而滋补全身气血阴阳，而萝卜有破气作用，会大大减弱滋补功效，因此服用滋补类中药期间忌食萝卜。
　　降压药——西柚汁
　　服用降压药期间不能饮用西柚汁。因为西柚汁中的柚皮素成分会影响肝脏中某种酶的功能，而这种酶与降压药的代谢有关，将造成血液中药物浓度过高，副作用大大增加。
　　多酶片——热水
　　酶是多酶片等助消化类药物的有效成分，酶这种活性蛋白质遇热水后即凝固变性，失去应有的助消化作用，因此服用多酶片时最好用低温水送服。

“世界图书日”的昨天与今天

　　“世界图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又译“世界书香日”、“世界读书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IPA，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1996年，国际出版商协会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俄罗斯认为，“世界图书日”还应当增加版权的概念。于是，1996年10月25日——11月16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通过28C/3.18号决议，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灵感来西班牙浪漫传统

选择4月23日的灵感来自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传统。1926年，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设立了“西班牙自由节”，并把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生日10月7日作为这个节日的庆祝日。1930年庆祝活动移到4月23日——塞万提斯的忌日，这一天也是加泰罗尼亚大众节日“圣乔治节”。相传勇士乔治屠龙救公主，并获得了回赠——一本书册，象征着知识与力量。一些欧洲国家将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每到这一天，加泰罗尼亚的妇女们就给丈夫或男朋友赠送一本书，男人们则回赠一支玫瑰花。由此相沿成习，如今每到这一天，书籍减价10％，玫瑰花的价格则陡然上涨。

文学大师们的生日与忌日

4月23日与世界上很多著名作家也有很大关系：它是莎士比亚出生和去世的日期，也是塞万提斯、西班牙游记作家何西·布拉（JosepPla）、秘鲁文学家加尔西拉索（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去世的日子，还是纳博科夫、法国作家莫里斯·德鲁昂（Maurice Druon）、冰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克斯内斯（K.Laxness）、哥伦比亚小说家曼努埃尔·梅希亚·巴列霍（Manual Mejia Vallejo）等人的生日。

设立“世界图书日”的基本宗旨是让各国政府与公众更加重视图书这一传播知识、表达观念、交流信息的形式，尽管传播媒体日益复杂先进，但是图书依然是积极教育与批判思考的基础。“世界图书日”也强调图书与版权在发展一种和平、宽容、普世对话的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让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获得图书

在一份谈论图书与阅读重要性的声明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文化产业与版权部主任兼教科文组织出版社社长米拉格罗斯·德尔·科罗尔曾说：“阅读意味着与作品作者创造的虚拟世界展开互动对话：由于每一个读者想像力的不同，这个由知识、智慧展现出来的世界也不同。”科罗尔女士还强调阅读的持续不均衡问题：“我们拥有面向所有时代所有公众的各种领域图书，但我们必须能够让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图书。”

自“世界图书日”设立后，各国出版社、图书馆、作家、文化人每年都积极组织、参加各种图书宣传活动，特别重视针对青少年的活动，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人文精神，引导他们尊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