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2005
学记
7/27/2005
李慎之《悼念王小波》
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慧与国学》。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这两天，因为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其实，这样的现象，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反思的原因。鲁迅先生说，中国要有希望，必须多有不自满的人。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小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一开头所说的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这样的人中国本来说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然而，这两天看了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后，我发现，小波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有些是我不懂的。我敢说我已经了解了小波，更不敢谬托知已、强作解人，我只能写下这些话，献上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哀思，给予一个本来应该比我多活几十年的中年人，为小波，为中国。
不再沉默——王小波杂文解读
一
王小波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他是一位艺术家，这里说的艺术首先是指小说艺术。一位艺术家往往被自己的才能驱动着去创造，一心想把作品做得尽善尽美并且令人赏心悦目，浑然忘却作品本身还有什么其他功能。这种创造过程会给艺术家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是生理上的快感，所以柏拉图才感叹：“那蕴藏在工匠肌肉里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写小说是王小波的生活，是他的存在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他“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
相对而言，王小波似乎就不那么看重写杂文，或者说他不把写杂文也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尽管他的杂文写得很漂亮。按他的看法，“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他写杂文的动机不是出于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在《我的精神家园》那本杂文自选集的序言中，王小波把这一点讲得更明白：“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在社会伦理问题上装疯卖傻，如果不是有那么多明理的人洁身自好、保持沉默，王小波原本可以不写杂文，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写小说。指出这点区别，不仅对于理解王小波的生活态度与艺术见解，而且对于理解他的小说作品和杂文作品都是很要紧的。
二
杂文究竟是不是可以被视为一种艺术作品？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文再说。我们已经明白了王小波写杂文的动机是想在社会伦理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那就让我们先看一下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见解。我以为，在《＜怀疑三部曲＞总序》一文里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论述。他说，根据推己及人的方法，他得出了三大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由于是“推己及人”的假设，他自己就是证据，不需要再作其他论证。但是，他的生活经验却使他产生怀疑，觉得别人未必都跟他一样，有好些人似乎更热衷于生活在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对于这一点，他感到不可理解。再进一步，有些人总是企图制造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并且企图强迫别人也生活在其中。对于这一点，王小波感觉到的就是不可容忍了。他认为，为了反对这种企图，你就不能保持沉默，得站出来说话，否则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和他一样是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人。
他的“三大基本假设”其实都是些常情常理。所谓“推己及人”，并不是把个人偏好推及别人，原本不会出错。那么，错在哪里？这就是王小波要探究、要讲明的问题。他的杂文要讲的就是这个理。有的人别有居心，有的人不傻装傻，天长日久就会弄假成真，造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出来让大家都活在其中，活得好没意思。这说的不是预言，而是我们的历史。王小波也真可谓苦口婆心。
不过，“三大基本假设”也包含了王小波独到的见解，不可不稍加体会，关于第一个假设，从理论上持异议的人不会太多。－－谁不乐于承认自己是“热爱智慧”的？问题的关键也许只在于：有人不希望别人也热爱智慧。当然，“什么是智慧”有可能歧义丛生，但王小波却是有备而来，他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所谓智慧，我指的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当然，人有贤愚之分，但一个人认为思维是快乐的，那他就可说是热爱智慧的。”王小波强调了独立思考是个人生活的一大乐趣，而没有强调智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或价值。据此，即便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智慧被认为对一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已经足够了，也不能成为禁止他人独立思考（或热爱智慧）的理由，因为这意味着剥夺他人的生活乐趣，让他人活得难受。关于第二个假设在事实上很少会有人真心反对。－－口头不承认的人多半会在行为上承认自己是“热爱异性”的。至于“什么是异性”，当然不再需要定义。王小波说得很平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他“喜欢和女孩子交往，仅仅因为她是异性。”这“仅仅”二字就耐人寻味。王小波显然是直截了当地在说性吸引，而不准备为“热爱异性”附加什么听上去比较高尚的理由。我们在恋爱时通常爱（对别人甚或是对自己）说出一些这样的理由，诸如我爱她是因为她善良、纯洁、贤慧、有志气、有理想等等等等，就是不太会说到性吸引，王小波谈论的是性，而不是在当今之世连道学家也常挂在口边的“爱情”。“爱情”竟成为一块最为堂而皇之的遮羞布，被用来遮掩“性”的事实，这当然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要探究其原因牵扯的事体太大，非本文力所能及，简单说，我则认为是这样：我们习常谈论的“爱情”（符合我们的观念为真，否则为假）。与其他许多观念一样，“爱情”这个观念也是一个舶来品，最早进入我们生活的时间大约在本世纪初。作为一个观念，其雏形形成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制度盛行时期。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这种肇始于骑士精神的爱情观念“自其一开始，就带上了矫揉造作的成分”。想一想堂·吉诃德的对那个并不存在的达辛妮亚怀有的“爱情”，就不难同意这个结论。堂·吉诃德其实不需要达辛妮亚，因为他的“爱情”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与身体无关），自生自灭，本身就是自足的。或者说，它就只是那个观念本身。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却可以说明：把所有的性内容（当然与肉体有关）全部淘空，这个观念仍然可以存在，并且指谓的全是高尚的内容，比如：忠贞、奉献、自我牺牲和经久不衰的激情（奇怪！）等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这里就曾经存在过并且带上了中国特色，当然也曾越来越等同于其他高尚观念（比如爱祖国），因为它的内容实在与其他高尚观念没有什么区别。王小波就举过八十年代初一部电影的例子。那部电影是一个爱情故事，热恋中的男女主角在庐山上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性，却不写爱情，或者更正确一点说，不写图解爱情观念的爱情故事，就已然嘲弄了只剩下一个空壳的爱情观念。事实上，王小波用写性嘲弄了所有只剩下空壳的观念，也就是嘲弄了一切娇柔造作或“假正经”。我们知道，只要把性这个事实摆在桌面上，任何“假正经”都会显得可笑的，这至少在老百姓当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关于第三个假设值得特别一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包含了王小波最有特色的见解。乍看上去，“凡人都喜欢有趣”也不会引起什么异议。－－有谁会喜欢无趣呢？可是，把“有趣”摆在与智慧、性爱并列的地位上却是需要有所解释的，因为我们通常并不把“有趣”看得像智慧、性爱那么重。王小波没有多做解释，但他反复说到人所理解的有趣和无趣，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想法。在《＜怀疑三部曲＞总序》中他说：“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他说：“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在《红指夜奔》的序里他说：“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被超越。照我的理解，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卓越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也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当然，中国人的遭遇和他们是不同的故事。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被提升，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淹没在物欲里。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从以上所引的几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王小波所说的“有趣”意味着新奇、活泼和丰富多彩，也就是生机盎然；其反面则是陈腐、死板和单调划一，也就是死气沉沉。我们还可以说，无趣就是了无生趣，不过这样说虽然能使我们明白“有趣”为什么那么重要，却是把王小波的想法抽象化了，难中肯綮。在王小波眼里，生命本身就是新鲜活泼、多姿多彩的，生活原本就该充满乐趣。可是却有一些靠某种规矩活着的人横站在那里，成为生命和人性的障碍，让生活变得像他们一样无趣。他们似乎只有一种兴趣，那就是让人们都像他们那样活着，或者毋宁说是按某种规矩活着，丝毫也不能顺从自己的生命冲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往往并不按规矩活着。因此，王小波的反对无趣，就是反对一切窒息生命的僵硬教条，反对一切虚伪的说教，反对一切“假正经”。换句话说，在王小波看来，那些守着被抽空了人性内容的观念空壳吃饭的人总想用这些空壳构筑一个无趣的世界，并且强迫别人生活于其中，对此他不能不表示反对。
王小波并不认为有趣和无趣的问题有多复杂、多深奥、多宏大。实际上他信口一说你也就能明白他的意思。比如他说：“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问题理论化，而宁愿用平常心来看人看事。”更准确的表达则是他在《我的精神家园》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家谱。……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喧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这样的路，这样的人生，不是很有趣么？一个无趣的世界，必定是由那些完全丧失了童心的人构筑起来的。
儿童只愿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成人总会自觉地做一些自己没兴趣却被认为是必要的事；无趣的人则惯于把“必要性”添油加醋，涂脂抹粉地编织成“大道理”（一个系统），要求别人不仅只做“大道理”许可的事，而且要把“大道理”作为自己做任何事的唯一动机。三
那么，“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真的有可能出现么？王小波的回答是：他曾经亲眼看见过，当然，这不是说，他所看见的那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已经把智慧，性爱和有趣涤荡得干干净净。它们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混沌中存在”。此话怎讲？且听王小波道来：“有一本书叫做word is out ，虽然我对书里的内容不能赞同，但是我赞成这个题目。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这一段文字几乎可以当作某种宣言来读。王小波在这里表达了他对社会伦理生活的一个关键看法，即：在社会伦理生活中，个人意愿能否得到表达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无疑触及到诸多理论课题，但我宁愿顺着王小波的思路，按照王小波比较喜欢的方式试着解读一回。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王小波这样写道：“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同性恋者本来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其实都与最普通的大多数人处于同一境遇之中－－他们的存在往往被忽略不计，原因都在于“有些话没有说出来”。还是先以同性恋者为例比较容易说明问题。在中国，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世上还存在着同性恋者，但是在“已经讲出来的话”中同性恋被说成是“变态”而且是“个别现象”。这些话“被人们一再重复”，“世界”的“结构”中便没有了同性恋者的位置。道理很简单，“变态”是应予矫正的，“个别”则是可以不予考虑的。于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同性恋者就不再是他自己，因为他不能说（比如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即使说了也等于白说，因为人们不相信这是真话。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比较容易推测了：一个同性恋者如果还要在这个世界中混下去，他就势必要伪装，说着与别人同样的话。不单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甚至会不承认这世上有同性恋者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为了掩盖自己对异性不感兴趣这个同样被人们认为不太正常的事实，他也可以从“已经讲出来的话”里找到现成的伪装，比如说：“我认为事业比爱情更重要”云云。可是，他的同性恋倾向依然存在着，该怎么办？让它“在混沌中存在”。这不仅指的是偷偷摸摸，而且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他自己有可能也会认为自己的倾向是一种病态，努力矫正，努力挣扎，结果他的生活以及他对生活的理解就变得像一团浆糊那样既不成形，又不流动。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从来不知道同性恋这个科学名称的同性恋者，他甚至不敢给自己的倾向命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岂不是几乎等于不存在？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的事实是：“同性恋”这个科学名称的出现表明这种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得到表达，否则我们现在也无法把它作为例子来讨论。
一个“结构分明”的无同性恋世界就这样“架在混沌之上”，而同性恋“在混沌中存在”。据此我们就不难想象所谓“无性的世界”。当异性性爱在“已经讲出来的话”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时，一个无性的世界就构成了。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曾几何时，人际关系中与爱有关的词汇就只剩下一个“阶级友爱”在“结构”中还有合法席位。且不说“性爱”，连“爱情”二字也不是一度消失过么？乃至于刘心武在《班主任》那篇小说里描写的一位女学生刚翻了几页《青春之歌》就只觉心跳耳热。当然，性爱依然在混沌中存在着，人口剧增就是一个证明。不过，同样的伪装、同样的自我挣扎、同样的不敢命名也都存在过。
同理，假如“热爱智慧”被命名为“走白专道路”或“不相信群众”之类，假如喜欢有趣被命名为“格调不高”或“态度不严肃”之类，无智、无趣的世界也就架在了混沌之上。我们当然可以说，混沌实际上比“已经讲出来的话”要强大，所以，智慧、性爱与有趣终究要占上风。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这也正是王小波的看法。不过这却不意味着没有说出来和说出来了也没什么区别。在混沌中存在和有形有状地存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有智有性有趣的世界一旦有形有状（无形无状又怎能称为世界）就会是参差多态的，不再像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那样单调划一。这难道还需要论证么？王小波一再引用罗素的话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事情的确关涉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幸福。
四
现在我们来说说“沉默的大多数”。在一个“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就必然是沉默的，因为大多数最为普通的意愿与倾向（一如同性恋者之同性恋倾向）都没有得到表达。按王小波的说法，一味附和“已经讲出来的话”不叫讲话，而只是向“话语”上捐税。这样一个大多数当然也只是一个“弱势群体”，与同性恋者的处于弱势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可是，“话没有说出来”该由弱势群体的成员们自己负责么？不尽然。同性恋者说不出话来就很难责怪他们自己。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呢？王小波在此作了一点区分：“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按这种划分，我们很容易下一个判断：没能力、没机会的人不该负责；有隐情的人情有可原，但要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隐情”；而出于厌恶之情的人恐怕就当自省一下了。王小波说他自己属于最后一种人，到四十岁头上却打破沉默，开始讲话。他说：“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多纳税金的责任感……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王小波意识到的这种责任是不是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责任呢？王小波自己的理解还要平实一些，他说：“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与此同时，他还产生了一重新的担忧，因此他又说：“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打破沉默的王小波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在沉默中学到的东西。
五
走笔至此，我斗胆要狗尾续貂，说一点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大约四十年前，我因为评选上市里（不是在北京）的优秀少先队员，在除夕晚会上有幸平生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我获奖后有什么感想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那一年我才十一岁。我还清楚地记得，由于参加演出，我当时化了装，扮演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现在想起来，我那句话倒应该像是我扮演的那个角色说的。有趣的是，我跟那位记者讲的其他话，我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唯独那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中，让我像牛反刍似的经常会去回味它。我想，如果王小波听说了这件事，就会像他嘲笑《红楼梦》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做诗都忘不了“颂圣”一样来嘲笑我：“十来岁的孩子，这叫什么事？”《红楼梦》里的小姑娘的毛病“出在写书人身上”，那么我呢？不能说我那句话是“违心的”，但它实在不像我自己说的。我之所以会说它，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人们在那种场合“已经讲过”并且“重复多次”的话。我经常苦苦追问自己：“那时候我心里有没有另一些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回答竟然是：没有。究其原因，我觉得是面对记者我想不起任何其他话来，我敢担保，如果那位记者在我十二岁时、十三岁时、十四岁时……都再来采访我一次，我也都会作出完全一样的回答，就跟条件反射一样。当然，这个时间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后来跟王小波一样学会了沉默。到了三十三岁那年我考上北大，由于我此前经历有些坎坷，又惊动了记者来采访我。－－那是我平生第二次接受采访。我忽然发觉我又有了说话的机会，但却是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说我十一岁时是不自觉地就知道了记者想听到些什么话，这一回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对记者想要的东西原是了如指掌，但我的条件反射机制已经在沉默中退化了，无法作出反应。所以，当记者又问我那个老问题（你接到通知书后有什么感想）时，我竟然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想要的（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想听的）我已经不会说了，我想说的（这一回我心里倒是有了另一些话）他不会想要。旁边坐着一位朋友急了，代我回答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去看老婆、孩子。”那位朋友当然也明知这句话是记者不想要的，我现在想，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大概都属于“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的人吧？记者当然不会空手而归，他和我们聊了几句家常之后回去写了一篇题为《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采访记，我的熟人看了之后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诉说这些往事是想说明，自己的话说不出来有时候真怪不得自己。我更想说明的是，“话语”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它有时候可以使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话（像我第一次接受采访），有时候则使你有话却不知该怎么说（像我第二次接受采访）。一开口就只能说套话，也就“已经讲过”并且被“重复多次”的话。而我最想说明的则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不说套话时，往往只能用沉默来证明，每当我们重新开口，就又不知不觉地钻进了一个新套子。第二次采访我的那位记者，思想很解放。在他提笔作文时，明显在回避老套子，结果却用了一个新套子。不仅把他自己，而且也把我给套进去了。这当然也不能怪他。套话自有一种强制力，应景应时你离不开它，因为到时候你就想不起别的话。此外，套话总是成套的，说了上句你就想说下句，我们可称之为“体系的力量”。有一年我在北戴河度假，因手指擦伤而发烧不止。去看医生，那医生要我回京去好好检查一下，因为他认为我的病症很像是慢性白血病。我一惊不小，神不守舍地走出医院门，看见两位中年妇女（看上去不像知识分子）沿坡而下，只听得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要允许别人犯错误，还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这话我当然太熟悉了，但当时却让我震骇不已：什么时候了？是什么人？在说什么话？我感觉到套话的荒诞，但同时也感觉到套话的力量。我敢肯定，那位说话的妇女认为自己说的是心里话，而且说了上句就不能不说下句。可是，什么叫“允许别人犯错误”（犯错误的人是在得到允许后才犯）？什么叫“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不得到允许就不敢改正）？那位妇女恐怕从来就没想过。但她说出来了，听上去还满漂亮的，听的人频频点头就是一个证明。
细想起来，套话就满世界都是。我们自己也总是不停地在说。你不信可以试着去想一个广告词（随便找一样商品，比如说洗衣粉），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新鲜的来？近十余年来，新名词、新用语的出现频率在加快，相应地更换频率也在加快。这是不是说明：各种“话语”的衰朽速度在加快？令人奇怪的是：刚问世不久的“新观念”很快就成了空壳。更令人奇怪的是：久已成为空壳的观念却依然欺行霸市。有时候我会觉得，市面上通行的语言很像武二郎还没有打死的那个西门庆－－被酒色淘空了身子。
当然，这些话又说得过于偏激了（我老犯这个毛病）。其实我想说的只是，要想不说套话而说出自己的话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又套了一句流行歌词）。这也和作诗一样，需要有创造性的才能。试想我们平日有情待抒时的光景，通常不就是念两句别人的诗或哼两句流行歌曲了事？真正有创意的表达是不会衰朽的，只需举李白那首最短小的也最平白的“床前明月光……”一诗便足以证明这个结论。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目前各种话语衰朽很快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创意，而蜕化成空壳的观念依然在欺行霸市则说明从整体上的缺乏创造力。要突破套话，不让已成为空壳的观念通行盘踞，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而创造。再说一遍，这需要才能，一种艺术家最富有的才能。尼采说：“最让哲学家感到荣幸的误解就是把他误解为艺术家。”我的理解是，尼采知道，反思的才能远逊于创造的才能。
王小波具备艺术家的才能。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他的杂文的确没有任何套话，与他的小说一样，随处可见独特的表达。文学评论家们当然可以分析他的杂文都有哪些特点。而我却宁愿只用两个字去形容它们，那就是：精彩！他用现代汉语写作，从来不写半文半白的句子，也很少使用成语和古色古香的词藻。写得很平白，却凭空有一种韵律和华彩脱颖而出。因此，我认为他的杂文也是一种艺术品，当然，这样的才能不单和训练有关，也不单和天赋有关，而是和精神的历练也有关。王小波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在偏离“话语”（“不去听它”）的过程中学会了在沉默中学习，这种学习使他养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钟情于文学所受到的陶冶，于是才有了几乎可以无挂无碍地表达自己的才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处，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具备王小波的才能，也就是不及他幸运。因此，我们的表达很难不落套，常常只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要讲理只有少数时候是“径直一讲即可”的，在多数时候都需要讲得“艺术”才行。王小波真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然而，王小波的想法却没有错。我们是能在沉默中学习，但我们终须学会开口讲话。没有才能无妨事，先学会径直一讲。要知道，我们的不会讲话，兴许是沉默得太久的缘故；我们的容易落套，兴许是听别人讲得太多了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径直一讲的人多了，理也就直了，理曲气才壮的现象也就会少些，讲理也就会容易得多（王小波还是对的，杂文未必要写成艺术品）。赵高指鹿为马，你当时没吭气。后来他说这马生了一匹小马，你还是不吭气。再后来他又说这小马是匹千里驹，因为它能日行千里。你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反驳说：这小马不是千里驹；因为它一天只跑了五百里。这样的论辩当然就过于复杂，理要讲好就太难了，再说也太没意思。早知如此，当初径直一讲不就结了？哪会有后来这许多麻烦事？
王小波说得好：“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
[全文完]
7/22/2005
论图书馆之塔“倒掉”－－－－网友：李亚广
这年头呀，兴文化与市场挂钩，什么都要讲经济创收。近日得空去市内一些图书馆忽悠，发现如今的图书馆“创收有道”——或作展览所，或为拍卖场，或成培训班，赚得个钵盆满盈。而更甚，许多地方美名其曰“公共资源”的还得交费才能进去阅览。不禁喟叹：昔日温情幽雅的图书馆，咋都被浓浓的商业标签所掩盖了？!
本来，图书馆作为公益文化场所，该是纯洁的精神食粮之高塔，不容侵染。而综观世界，但凡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无不以拥有高品位、高收藏率和高使用率的图书馆大放光彩。更有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在图书馆的硬件、软件建设上不惜投入，以超前的眼光和扎实的脚步，构建自己的图书馆文化舞台。例如我们的大佛山能下重本搞好“数字图书馆”，以方便民众资源共享就是一个力证。此所谓城市竞争文化论输赢，一座经济腾飞的优秀城市之和谐发展，离不开大大小小高质量的图书馆作文化的支撑。
为何图书馆要把搞创收这本“经”执着诵念？而经济创收之光环大小是否就可衡量图书馆的质量高低？问题的根源要追溯到图书馆的“本性”上。的确，图书馆的普及性、大众性和社会教育等职能，决定了其文化产业运作可涉足经济领域，如会展业、文化艺术培训业、书店或休闲书吧、商务文印中心等。不妨以图书馆热衷开“培训班”为例。当前培训业方兴未艾，谁不想拥有一技之长？况且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培训风起云涌，被喻为“清寒宫”的图书馆就自然不甘落后。与其他场所相比，图书馆搞培训班更具优势，毕竟，图书馆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个看书学习的好地方。而暑期到了，渴望“神童人造”的年代，不惜花金抛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顾客上帝”。如是潜市场大蛋糕，谁人不动心？
然而，话说回头，图书馆是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建立起的公益场所，渴望精神陶冶的民众，又岂能容许浓浓的书香被铜臭味的商业气息所充斥？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借阅费之类的费用，固然可以理解与接受。但将场馆资源明显地办成“培训班”等用于搞创收，将利益无限扩大化，那无疑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图书馆的文化本质，形同给被尊奉为“精神上帝”的读者自残一刀。这更是有违“文化立市”、“文化强市”的目标。
换言之，“搞创收”若为产业发展换新血液本无可厚非，但要分清主副关系，过大而极端的利益关系反而使图书馆业发展的质量滑向庸俗化。长此以往，读者厌之、恶之，图书馆必将把自己所建造的精神文化之塔“推倒”。拒绝铜臭与媚俗，回归文化精神之本意。但愿图书馆这纯洁的人文之塔永不倒，过烈的“搞创收”之风当休止！
学校图书馆的角色--于春艳
学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内涵相当丰富，它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增强学生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上，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是每一个学校图书馆工作者应关注的问题。
在调查中完善馆藏
更新、完善学校馆藏，为少年儿童素
在开放中提高利用率
学校图书馆是学校教育机构之一，它应该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阵地。长期以来，学校图书馆处于半封闭状态，学生借阅图书手续繁琐，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借阅的兴趣。开放图书馆就是要让学生在开放中学习知识，在开放中提高阅读兴趣。为此，学校图书馆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提高阅览室的利用率。学校图书管理人员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为各班学生使用阅览室合理安排时间，使阅览室的使用既不冲突，又不闲置，最大限度地提高阅览室使用率。二是提高图书阅览率。图书管理员要从阅览的角度，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对图书进行分类，为不同年级学生提供适合阅读的图书。三是坚持个人借阅和班级集体借阅相结合。各班级可设立两节课连上的大阅读课，并为学生集体借阅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四是建立图书流动体系。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学校，可在各年级设立图书柜，班级设立图书角，把图书馆内图书分置在级部图书柜，或分置于班级图书角，每隔一定时间组织级部图书柜之间的交流或班级图书角之间的交流，变图书馆内固定图书为级部、班级间的流动图书。
在阅读中指导方法
有些学生自学能力不强，图书管理员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目的的指导。首先，要帮助学生确立课外阅读意识，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证古今中外名人通过读书增长知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事例来启发教育学生，激励学生进图书馆阅读。其次，要指导学生写读书笔记，做读书卡片，并组织读书笔记展览会和读书心得交流会，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尤要注意的是，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指导学生阅读、提高阅读能力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检索、查阅、搜集信息的能力。当前，研究性学习已成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主要形式，图书管理人员应帮助学生提供有关文献信息，帮助他们进行研究课题的文献收集，教会学生检索、查阅资料，培养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能力，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
在活动中培养特长
活动是教育的载体。学校图书馆应以图书馆为教育阵地，开展各种与图书有关的活动，以活动促阅读。一要建立学生各类兴趣小组，如：写作组、阅读组、科技组、书法组等等，并引导学生在开展活动中分类到学校图书馆查阅本小组需要的学习资料。二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演讲比赛、读书讨论会、剪贴手抄报、故事大王赛、学科知识竞赛、读书征文等活动，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在活动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三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学生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提供及时的服务。如：编制新书通报、推荐书目、推荐信息光盘等常规导读活动。同时，还应发挥校刊、广播、专题剪报专栏等阵地作用，使图书馆文化资源起到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进一步使图书馆在学校活动中创建出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促使学生自觉追求自身的完善。
7/21/2005
如我们所想
这并不是科学家的战争，这是人人有份的战争。在这当中，科学家们丢掉了他们为普通需求而学习和共享过的许多专业知识。曾几何时，人们为能在高效的伙伴关系中工作而感到振奋；但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要结束了。科学家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对生物学家而言，特别是对医学专家而言，没有什么不好决定的，他们的战时工作并不需要离开原来的道路。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和平时期的实验室里面继续他们的工作了。他们的目标基本上保持不变。物理学家们却被拖离了他们自己的轨道，他们远离了学术目的而去研究奇怪的爆炸装置，他们不得不为非己所愿的分配而思考新思路，离开自己的成就主干，和盟友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工作，并在反击敌人方面作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一个伟大团队的一分子。现在，当和平来临时，有人要问，他们该从哪里寻找最有价值的目标呢？
I人们通过利用科学和研究产生的工具得到了哪些持久的好处呢？首先，人们增强了对物质环境的控制能力，改善了衣食住等各方面的条件，增强了自身的安全性并将自己部分地从纯粹存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们对自身生理过程的认识不断加深，生病少了而寿命则延长了；人们促进了生理与心理的相互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精神上的健康；科学使得个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快捷；科学还提供了记录思想的手段，使人们能操作并利用这些思想，因此知识就不再限于个人的一生，而属于人类的整个生命了。我们面前有一座正在增高的科学之山，也有许多我们正在深陷进去的泥潭，这就是不断增强的专门化。对他人的发现与结论而言，研究人员们从没有时间去了解，更不用说记住了，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蹒跚前进。情况就是如此。既然专门化对于进步已经越来越重要，那么在各个组织之间保持联络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准确地说，我们传送与回顾研究成果的方法已经用了好多代，到现在它们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如果用于写作学术论文和阅读的时间可以计算出来的话，它们与时间总量之间的比率绝对可以让人跳起来。既然那些认真的力图与当前的发展保持同步的人只是在很窄的领域内不断地读书，他们一定不愿参加这样一个测试--计算一下他们前几个月的努力有多少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孟德尔的生物进化法则有几代之久不为他人所知，却只是因为他的书没能让少数几个能掌握并发展它的人看到；这种灾难无疑在我们身边重复着，大量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就由于没有后续积累而丧失了。问题似乎在于，我们并不是因为人们巨大和多样的兴趣而过度地印书，而是出版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使用它们的能力。人类的经验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我们从由此而来的知识迷宫中取得重要信息的方法却还和诺亚方舟时代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的信号--新的更有力的设备已经开始使用了。光电管可以物理的感觉来保存可见的信息；高级的照片可以保存可见的甚至不可见的信号；热电子管可以用极小的能量来控制很大的力，比蚊子振动翅膀用的力还小；阴极射线管显示可见图像是如此快速，相比之下，微秒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量了。继电器组可以执行规定好的动作序列，比人工操作更可靠，而且要快上数千倍；还有许多机械装置可以影响到科学记录中的传输问题。两个世纪以前，莱布尼兹发明了一个计算器，它包含了现在键盘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它没能投入使用。这是当时的经济情况使然：在大生产之前的日子里，制造它所用的劳动超过了使用它可能节约的劳动量，它所能做的都可以用铅笔和纸更有效地做出来。而且，这台计算器还经常出毛病，因此人们也不敢依靠它。从那时起以及很久以后，复杂性和不可靠性总是并存的。巴贝奇拥有在他那个时代十分可观的经济支持，但也没能把他的算术机造出来。他的想法十分完美，但制造与维护费用也同样很高。这就象我们给一个法老一份详细而明确的汽车设计图，他也完全理解了它，并且征用了他王国里的所有资源来为这一辆汽车制造成千上万的零件，这辆车还是可能在第一次开往吉萨时就半路抛锚。人们现在已经可以制造出非常经济的可互换的零件，以及使用这种零件的机器。不管有多复杂，它们总是能工作得很好--看一下打字机或是电影摄影机或是汽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是很明白，电力开关是一种很复杂的机器。但注意一下自动电话交换机，它里面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开关，而工作依然很可靠。一个金属网，封在一层薄薄的玻璃壳中，给一根电线通电，使它达到炽热状态，简单的说，这就是无线电装置上的热电子管。人们已经制造了上亿只这种管子，把它拧入管座，插上插头--它亮了！它里面细丝的位置极其精确，如果让过去行会中最出色的工匠来调整，起码也得干上几个月，而现在它只值30美分。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可靠性高而又便宜的复杂设备的时代，而某种事物就要从中诞生了。
II一份记录，如果它对科学有用，就必须不断地扩充和存储，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被采用。今天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写作、照相而后印刷；但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录在胶片、蜡盘和磁性线等设备上。即使没有新的记录工具出现，这些也足以保证修改和扩充过程的政党进行了。照相技术一直在稳定地前进，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更快的反应材料和镜头、更高自动化程度的相机、颗粒更精细的胶片，很快就能使迷你相机的构思得以实现。让我们来注视着这个不可避免的合理的结果吧。这种先进的相机将在前面装备一个比胡桃略大一点的照明灯，可以照出3毫米见方的照片，而后可以进行投影或者放大，与目前的实际情况相比也就多了一个10的倍数。镜头是通用焦距的，定焦孔可以自动定焦到任意距离；由于焦距很短，所以操作非常简单。灯头上内置一个现在许多相机都有的光电管，可以自动地大范围地调整闪光灯参数。相机内的胶片可以拍摄100张，操纵快门和换胶片的弹簧在胶片放入时就一次卷好。它拍出的照片是全彩色的，还可能是由分离镜头拍摄的立体图像，因为在立体摄影技术上激动人心的进展马上就会出现。快门线可以伸到操作者的手上，操作也很简单。轻轻一按，就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在一对普通镜片上接近边缘的地方划上一个细线的方框，它外面就是拍摄范围之外，而出现在方框中的图像也就是可以拍下来的。未来的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或是工作现场走来走去，一旦看到什么值得记录的东西，只要按下快门就可以了，连咔嚓声都没有。这些是不是很神奇？而这个构思最神奇的地方是需要多少图片就可以制作多少。会出现干式照相吗？现在已经有两种形式：湿法照相和电化学照相。在布雷迪拍内战照片时，曝光的平板必须是湿的。而现在却只需在显影时才需要保持湿润。将来很可能完全不需要是湿的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知道可以将胶片浸在重氮染料中就能够不经过显影定影程序而得到照片，所以一拍完就可以得到照片。比如将胶片置于氨气中就可以去掉未曝光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拿到亮光下面进行检查了。这个过程现在还很慢，但会有人加快它的速度，并且现在困扰研究人员的颗粒问题也会一并得到解决。这种方法比较先进，可以跟得上照相机的速度并马上看到照片。目前使用的另外一种工艺也同样很慢，并且还多少有点笨拙。这就是50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浸碘纸，它可以在有电触及的地方变黑，这是纸中的碘发生电化学反应的结果。它可以用于记录：只要有一个探针在上面移动，就可以记下一条轨迹。如果探针在移动时它上面的电势有所变化，线的颜色就会根据电势的大小而深浅不同。这种技术目前已经用在传真机中。探针可以在线上一条挨一条的画线，其间距很小，并且它上面的电势会根据电线上传来的信号而有所变化，而这个信号是由远端扫描图片的光电管产生的。每一时刻，纸上画出的线的深浅都同光电管所扫描的图片上的那一点相一致。这样，当整个图片都扫描完成时，接收端也就有了一个副本。用这种方法，图像可以一行行地由光电管进行扫描，就象照相一样。这一整套设备也就是一台照相机。如果辅以附加特性，还可以在远处照相。这种机器很慢，并且图像质量很差。但它仍然是一种干式照相的方法，并且一旦照下，图像也就出来了。如果谁敢预言说这种工艺永远都是这样笨拙、缓慢，并且质量很差的话，那他可真算是勇敢了。今天的电视设备在一秒钟的时间内可以传输16幅相当不错的图像，而它实际上与上面提到的工艺仅有两点根本区别。一个是电视用移动的电子束进行绘图而不是用移动的探针，因为电子束扫描图片可以十分快捷。另一点就是使用了屏幕，电子束照上去时会发光，而不是用经化学处理的纸或是胶片，因此用不着更换。由于电视是用于处理活动图像而非静止图像的，所以这个速度是必要的。用经化学处理的胶片代替荧光屏，这种设备就能传送一幅图片，而不是一系列图片，这样一台快速的干式照相机就要出现了。经过处理的胶片将在比今天远得多的地方工作，这应该能够做到。更困难的是这个方案中可能需要将胶片放在一个真空腔中，因为电子束只有在这种比较纯净的环境中才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可以用以下方法加以解决，找一块可以让电子束通过而又不会扩散到四周去的隔板，然后让电子束照在它的一个边上，一个边用来压制胶片。隔板的原型是可以制作出来的，并且也可以进行适用化开发。正象干式照相一样，缩微照相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基本的概念是将记录的尺寸缩小并通过投影进行观察，这种可能性完全不能忽视。结合使用光学投影和缩微照相两种技术，人们已经制作了许多用于学习目的的缩微平片，其发展潜力还很大。今天20倍线性缩微的平片已经在使用，并且在投影放大之后其清晰度也完全不受损失。这项技术的限制在于胶片颗粒的大小、光学系统的质量以及光源的强度，所有这些都正在飞速发展。假设将来能使用100的比例，而胶片的厚度就和纸张一样，甚至更薄，在这样的条件下，普通资料的体积和缩微胶片相比将会大上10,000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可以装到一个火柴盒中，一个拥有上百万册图书的图书馆可以压缩到桌面上来。如果把从人们发明移动介质的时候起所有的记录都压缩起来，包括杂志、报纸、书籍、文书、广告、海报、信件等共计约十亿册书，也可以装到一辆货车上去。只是压缩当然是不够的，人们不只要存储，还必须能进行检索，这方面的发展比较迟缓。即使在最现代化的图书馆中也得用普通方法进行检索，新的方法很少有人用过。 压缩的能力很大，但也要花钱。缩微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值一个硬币，并且用几分钱就可以把它寄到任何地方，那么用它制作出1,000,000份拷贝该值多少钱呢？印一张大版面的报纸，其费用不到一分钱，而整个缩微不列颠百科也只是一张8.5×11英寸的纸大小。一旦得到它，再利用将来的照相复制方法就能大量复制，可以1分钱一张出售。准备最初的材料要多少钱？这就是下节要讲的问题。
III进行记录时，我们要用铅笔或是打字机，然后写摘要并进行修改，最后是复杂的排字、印刷和分发。来看一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将来的作家是否可以不写也不打字，而是直接对着机器说呢？他现在也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对速记员或是唱片灌制机说；但如果他想将他说的东西直接变成打印件，则其中一个元素也少不了。他能做的也就是利用当前技术的便利来代替他的语言。最近一次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一台叫做Voder的机器。一个姑娘敲下键，机器就能发出可以辩认的声音，其间不需要人的声音输入。那些键就是将一些由电子设备产生的振动组合起来送到扩音器罢了。在贝尔实验室有一台反向的机器，叫做Vocoder，其中的扩音器换成了麦克风，用来拾取声音。对它说话，相应的键就会动作。这就是我所设想的系统的一些元件。还有一个元件就是速记机，就是那些在某些公开会议上可以见到的烦人的机器。一个姑娘没精打采地按着它的键，同时不安地注意着屋里的发言人。机器上会伸出一条记录有发言人刚说过的话的简化语言记录的纸带，然后这条带子可以被重新打印成普通的语言。对它的早期形式而言，它只是略微有点智能。将这两种元件合并起来，让Vocoder驱动速记机，作为结果，机器就可以将刚才说的话打印出来。我们目前的语言并不是专门适用于这种机器的，这是事实。通用语言的发明者们没有注意到发明一种更适于传送和记录的语言的重要性，这倒是很奇怪。但机器将强迫这种过程的实现，特别是在科学领域内，这样一来科学行话对门外汉来说就不是很难懂了。人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他的手是自由的，人也可以自由移动。当他到处走动并进行观察时，他可以照下照片并且加以评论。时间会自动记录下来，并把两种记录联系到一起。如果他到外边去，他还可以用无线电和记录器连接起来。晚上他重新思考他的评论时，他还可以再次把他们记录下来。他的打印记录和他的照片一样都是缩微的，因此他可以把它们投影出来以便阅读。在收集数据以及观察时，从现有记录中并行地提取材料、最后向记录中再插入新材料，这些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成熟的想法而言，并没有什么机器代理人。但创新的思维与原有的固执想法是很不相同的，对后者而言，将出现强有力的辅助手段。加入一个数字是一个重复的思维过程，很早以前就交给机器去做了。这种机器通常由键盘控制，排好序的数据由机器读入并按下相应的键，这是已经实用的。机器通过光电管读出打印的数字然后打下相应的键，其原理是光电管扫描打印字符，电流对一系列变量进行排序，后续电流将结果解释为线圈的动作并把键按下。由于我们记录符号的方法太过笨拙，所以要用这些复杂的手段。如果按不同的位置来记录符号，比如简单地把它们打点分布在卡片上，自动阅读机就可以相对简单一点。实际上，如果把点变成孔，就成了很早以前就由霍乐瑞斯发明出来的制表机了。当时这种机器只用于人口普查，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使用了。某些复杂任务没有它的参与简直就不能运行。加法只是一种操作，算术运算还包括减、乘、除；还得有暂时存储结果的方法，以便在将来运算中使用；还得把结果打印下来。用于这种目的的机器有两种：键盘操作的和手工控制插入数据的。但通常不管操作步骤有多少，都是自动的。先是打孔机，然后又把工作移交给一系列机器，卡片就从一台机器整体地转交给另一台机器。这两种形式都很有用，但计算都太复杂了，并且都还都处于萌芽阶段。快速的电计数器很快就会出现，物理学家们发现它有望用于宇宙射线的计数。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物理学家们设计了热离子管来记录电脉冲，速率可达每秒10万次。未来的算术机将是用电的，他们会比今天的机器快100倍，或者更多。更进一步，它们还将比今天的商业机器更为多才多艺，因此它们就可以用到很大范围的工作中去。它们会由卡片或胶片来控制，会根据输入的指令自动选择数据进行处理，可以用极高的速度进行复杂的算术运算。结果将以同样的方式记录下来，以便分发或用于以后的操作。这种机器胃口很大，一台机器就能处理一屋子的配备打孔机的打孔员的工作成果，并且几分钟就能送出结果来。在上百万人进行复杂工作的大企业中，会有它的用武之地。
IV但重复的思维过程不只限于算术与统计。实际上，人们每次根据已有的逻辑程序来组织和记录事实的过程中，有创造性的方面也仅限于所用数据和过程的选择上，操作实际上是重复性的，因此很适于让机器来干。但机器在算术计算之外并没有干如此多的本应干的事，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用它不经济。商业事务以及不断扩张的市场都在等待大批量制造的算术机的问世。一旦有效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这种需求就能得到满足。用于高级分析的机器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因为过去和现在这种机器的市场都不大；使用高级方法进行数据操作的人总是少数。这种机器主要用于解决差分、积分方程和公式问题。还有许多特殊的机器，比如用于预测趋势的谐波合成器，会首先出现在科学家等少数人手中。如果科学分析仅限于算术和逻辑过程的话，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很有限。但我们还有使用概率方法来赢得扑克牌的需求。算盘，就是把珠子穿在并排的档上面形成的机器，使阿拉伯人发明了数字以及0的概念，并且比世界其它地方都要早上几个世纪；这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今天也仍然有用。在算盘和今天的键盘计算器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飞跃，而到未来的算术机也有同样的步骤。但即使这种机器也不能让科学家们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如果人们希望能将大脑从根据已知规则进行重复的细节变换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干别的事的话，机器提供的帮助就必须和高等数学与复杂运算区别开来。数学家并不是摆弄数字的，通常他也不会。他也不是用多种算法来做方程变换的人，他主要是一个在较高层次上熟练地使用符号逻辑的人，特别是一种聪明地选择所用操作方法的人。 所有其它的工作都应该交给机器去做，并应该象把汽车的运转交给钢板下的复杂机械一样有信心。只有这样，数学才能有效地给人们带来原子学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化学、金属学和生物学等复杂问题的有效方法。为了这个原因，就应该多制造能帮助科学家处理复杂数学问题的机器。它们中有一些将能满足现代文明的最挑剔的要求。
V科学家并不是仅有的运用逻辑过程来处理数据和审视周围世界的人，尽管有时他会加入那些理性的人群中去，从而将这种现象隐藏起来，就象英国的劳工领袖获封为骑士一样。一旦运用了思维的逻辑过程--也就是说，一旦思维沿着一条被认可的道路前行时--机器就有机会了。在教师的一生中，严格的逻辑是一种可靠的用来训练学生头脑的手段。而现在人们已经能通过巧妙地使用继电器电路，来制造一台可以根据逻辑处理条件的机器。将一系列条件输入到这种机器中，然后转动曲柄，它就能一条条地输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依据逻辑规则进行，和键盘加法器一样毫无差错。逻辑可以变得非常复杂，并且能在使用中仍能保证它的确定性。用于高级分析的机器通常都是解方程的。思想先被送到方程转换器，在那里根据严格、复杂的逻辑，重新安排方程所代表的关系。如果用数学来表达它们的关系的话，就会由于方法粗略而抑制前进的脚步。所以这种机器中用了一种会产生混乱的、不稳定的符号系统，这是逻辑领域内一个奇特的现象。一种基于位置的新的符号系统，将能显著地减少用于机器处理上的数学变换。然后，在严格的数学逻辑基础上，将能开发用于日常事务的逻辑应用。总会有一天，我们能拥有一台机器，并拥有和在点钞机上进行买卖一样的确定性。但逻辑机总不会象一台点钞机，即使是流线型的也不象。这样就可以对思维进行处理并将它们插入到记录中去。这比以前大有进步--我们能大量地扩充记录--尽管它目前的容量我们已经几乎不能进行检索了。这同为了科研检索数据相比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包含了整个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人才能从获取知识的本质中获益，其中最主要的行为是选择，而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没有进步。记录中有成千上万的奇思妙想，以及大量的产生这些思想的经历，这些全部都装箱封存在石头房子里。如果一个学者能用一周的时间进行精细的检索，他的总体思想就不会再与当前的世界图景保持一致了。选择，一般地讲，就是修壁橱的人手中的一把石斧。在其它方面，某些事情已经做完了。工厂人事部门的官员会拿出一堆几千张的雇员卡片，交给一台选择机，根据惯例设定代码，很快就能找出谁住在垂顿城并会说西班牙语。这种设备还是不够快，举个例子来说，要从文件中的5,000,000个指纹中找出一个来该怎么办呢？当然，这种选择机每分钟几百次的速率很快就会得到改进。通过使用光电管和缩微平片，它们将能以每秒数千次的速度浏览数据，并能打印出选中的条目。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只是简单地在大量项目中逐个审察，并挑出带有特殊特征的条目。还有一种形式的选择，可以很好地由自动电话交换机来说明。你拔了一个号码，机器就能从一百万个可能的机器中选择并接通它。它并没有全部过一遍，它只看由第一位数字确定的一类，并且继续这样的判断过程。这样就能极快并且毫无差错的找到所需要的机器，整个过程只要几秒钟。如果加快速度比较经济的话也可以更快。而且如果需要，它还可以变得更快，采用热电子管继电器代替机械继电器，整个过程也许只需要1/100秒。没人出钱来对电话系统进行改进，但这个想法在别处是可行的。考虑一个大型百货商场的一般问题。随时都会有交易发生，随时都有许多事要做：存货清单需要更新，售货员要给出收据，一般的帐目要记入，并且更重要的是，顾客得交费。人们开发了一种中心记账系统，可以方便地完成这些工作。售货员把顾客的身份卡、他自己的卡以及所买东西的卡都放在一个平台上，这些都是穿孔卡片。当他拉动一个把手时，通过孔就会有一个接触，中央处理机就会作出必要的计算和帐目记录，而合适的收据也会同时打印出来，由售货员交给顾客。但是可能会有一万名顾客同时与商场发生了交易，而在所有的操作完成之前，必须有人选取正确的卡片并在中央处理办公室中将其插入，人们将选用更快的选择方法。但还有一个困难，有人一定要看到卡片上的总数，因此机器就得把已计算的项目加到一起去。我们可以相信卡片将是用前面所描述的干式照相法打印的，总数由光电管读出，而新的总数由电子束写入。卡片可以是缩微形式的，这样占地就比较少。它们移动很快，不需要移动很远但不时要移动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上以便光电管和记录器在上面工作。卡片上各个位置上的点就代表着数据。月末时一台机器可以方便地读出这些数据并打印出普通的账单。如果选用了没有任何机械部件的电子管，则调用卡片的时间就会更短--整个操作也许不到1秒钟就完成了。如果需要，卡片上的所有记录都可以由钢片上的磁点来代替，也就不用光学方法进行读入了。这种方法和鲍尔森很久以前将声音记录到磁线上的方法类似，简单又易于擦除。但使用照片可以投影放大，并且可以使用普通的电视设备来进行传送。 有人可能会想到这种形式的快速选择方法，以及用于其它目的的远程投影方法。为了能在1－2秒内从1,000,000张卡片中选出一张，以及在上面加注解的可能需求，有许多方法可供选择，这在许多方面都有启发性。这也可以用在图书馆中，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任意速率下，现在都有许多可能的结合形式。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直接对着麦克风说话，就象前面的声控打字机一样来作出选择。这些设备对那些文职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VI选择问题的真正的中心，要比图书馆采用的机械设备太慢、或适用的设备太缺乏等问题更深一层。我们在检索资料上的笨拙主要是由索引系统的人工性引起的。随意顺序的数据的存储总是按字母顺序或是数字顺序排列的，获取信息（如果有的话）的过程就是一级一级地往下找。如果没有复制件，它就只存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必须学会找到路径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太复杂了。找到了一个条目，要想再找，就必须从系统中退出，再开辟一条新路。人的大脑却不以这种方式工作，它通过联系来工作。当它抓住一个条目时，它也就很快能抓住由思维的联系所建议的下一个条目，而这种联系是根据某些由脑细胞组成的复杂网络形成的。当然它还有其它的特点：不经常使用的轨迹会消失；这些项目并不是完全永久性的，记忆总是暂时的等。人类大脑工作的速度，轨迹的复杂性，大脑图像的细节，都极大地超过其它所有的生物，这一点真是令人敬畏。人类不能奢望完全复制大脑的处理方法，但我们应该能从其中学到点东西。在某些小的方法上，甚至有所改进，因为记录相对来讲是永久性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从相似的选择中学习。通过联系来选择，而不是通过索引，这还是机械化的。我们不奢望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同大脑所依赖的联系轨迹相比，但它应该可以在条目的持久性以及从存储器中取出时的清晰性上能同大脑相媲美。考虑一下未来个人使用的设备，它将是一个机械化的个人图书馆。它需要一个名字提醒人们注意，"MEMEX"就可以。MEMEX是这样一种机械化设备，人们可以在其中存储他所有的书、记录和信件，它可以很高的速度和极强的灵活性从中检索。作为辅助设备，它是人脑的无限扩大。它主要还是一种工作间设备，包括一张桌子，从这里进行操作。桌子上有一个倾斜的半透明的屏幕，资料可以投影到上面进行阅读。还有一个键盘，一系列按钮和把手。除此以外，它就是一张普通的桌子。它的一端是存储的材料。体积问题由于采用了改进的缩微胶片而得到很好的解决。MEMEX内部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存储，其它的部分都是机械。即使用户每天塞进去5000页材料，也需要几百年才能把它的仓库填满。所以使用过程中完全可以挥霍一点，自由地填进去各种东西。MEMEX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买来的，可以直接插入。各种书籍、图片、现行的期刊、报纸都可以这样得到并插入其中进行阅读。商业信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并且还备有直接输入的设备。桌子上有一个透明的平板，可以较长期地存放注释、注解、照片、备忘录等各种各样的材料。把材料放在上面，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对它进行照相，并存到MEMEX的胶片库中下一个空白位置上--这里就要用到干式照相。
VII所有这些都很常规，只是投影超出了目前的机械配件的水平。如果在检索时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能进行联系索引，就会方便地多。其基本的概念是提供一种备用件，使得任何条目都可以随意地选出来，并且可以快速地找到相关的另一个。这就是MEMEX的基本概念：对两个条件进行并行检索是一个重要的要求。用户创建一个轨迹时，他得给它一个名字，插入到他的代码本中，并且可以在键盘上将其调出。在他面前是两个联系起来的条目，投影在相邻的两个观察位置上。每个条目和底部都有一些空的代码位置，并且每个条目上都有一个指针可以指出其中的一个。用户只需按一下键，这两个条目就可以永久地连结起来。每个代码区中都显示相联系的代码。在可视区域之外，但仍在代码区内，插入一系列点以备光电管进行检索；这些点都以不同的位置来指示出其它条目的索引号。 这样，不论何时，只要这些条目中有一个显示出来，就可以只按一下相应代码区下的按钮就能调出相关的条目。更进一步，当许多这样联系在一起的条件形成一条链时，就可以依次进行查看，或快或慢，全看用户的操作，就像翻动书页一样。准确地讲，这就是把集中起来的条目组成了一本新书，并且任何条目都可以插入到许多书中去。 如果MEMEX的主人对弓箭的来历和特性有兴趣，特别是当他在研究在十字军东征的战斗中，为什么土耳其短弓要明显强于英国长弓的时候，MEMEX就相当有用了。在他自己的MEMEX中，他已经有了好几打有关的书籍和文章。首先他浏览一本百科全书，找到相关的东西以及一些有趣但粗略的文章，都一直投影在屏幕上；然后，在一本历史书中，他又找到了一些有关的条目，然后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创建了一条联系许多条目的轨迹。他还可以不时加入他自己的评论，或者和主轨迹相联系，或通过别的轨迹加入到另一个条目中去。当它变得明确起来的时候，就有了大量可用于研究的材料了，他就可以把它从别的轨迹上断开。最后他再加入一些自己的分析，这样，一个利用材料迷宫创建的关于他的兴趣的轨迹就出现了。他的轨迹并不会消亡。几年后，他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也许转到了关于一个坚持革新或其它特别话题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例子证明实际上受辱的欧洲人仍然没有采用土耳其短弓。他有这样一条轨迹：按一下键就可以弹出代码区，再按几下键就可以这条轨迹的头部调出来。随意拉动某个把手，就可以停在某个有趣的条目上，一边还可以离题聊一会。这是一个有趣的轨迹，与论题也有关。于是他可以把这条轨迹复制一份，送给他的朋友插入到他自己的MEMEX中去，在那里它还可能被连入其它的轨迹。
VIII完全新式的百科全书也将出现，制作精美的互相联系的轨迹网贯穿其中，还可以插入MEMEX中，然后可以投影放大。律师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经历中相关的观点和决定，以及朋友们和权威人士的经验中的东西。专利律师可以查看成千上万的已发布的专利，还可以从常用的轨迹中找出客户的兴趣所在。外科医生也许对他的病人的反应感到疑惑，就可以查看一下以前建立的相似病例的轨迹，还可以参考相关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经典书籍。被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困扰的化学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实验室中以前所有的化学文献，以及类似的化合物的轨迹，有的轨迹会存有它们的物理化学特性。历史学家也许拥有大量的个人年表，就可以将它并行地与一个跳跃的轨迹相连，而这个轨迹只在比较显著的条目上才停下来。他可以随时查看现代的轨迹，也可以查询所有文明历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轨迹。将会有一种新的职业出现，这就是轨迹制作者。他们会从大量的普通材料中构造有用的轨迹并从中感受乐趣。大师们的遗产将不只是他个人加到世界仓库中的东西，而将成为他的信徒们共享的整体的知识框架。这样，科学将形成一些途径，通过它们，人们可以制作、存储以及检索人类的所有记录。概括未来更壮观的工具可能很有吸引力，而研究现在已知的或正在快速发展的方法与部件去会很枯燥，就象现在我所做的一样。所有元件的技术困难都被忽略了，并且也忽略了目前还不能预测技术进步，它们也许会象热电子管出现一样加速整个进程。这样的预测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预测，就更能说出其可能性，而不只是预言。这还可以是一个建议，因为基于已经存在的情况进行的预言更具实在性，而基于未知的预言则只是猜测。我们知道当我们看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电振动在感光神经通道中传送到大脑中去的。这同电波在电视电缆中的传送完全相似：图像被看到它的光电管系统转换成无线电波，并从它发射的地方传播开来。我们还知道使用合适的仪器去接近电缆时，不需要接通它，只通过电磁感应就可以检出电磁波，从而得到它所传输的图像，就象电话线路可以分接而泄露信息一样。打字员的手臂神经中的脉冲将翻译过的信息传送到她的指尖，同时也到达她的眼睛和耳朵，这样指头就可以按下正确的按键。如果这些电流被截下，信息是以原来的形式传到大脑呢？还是以奇异的变形形式传送到手上呢？通过骨骼的传导，我们已经将声音传到了聋子的神经通道中，以便让他们听见。难道终有一天我们能学会不经过现在的复杂通道--将电振动先转换为机械振动就可以感知它们吗？因为人们很快又将它们转换成了电的形式，如果在头盖骨上装上一对电极，就可以用笔绘出其轨迹，显示出电在大脑中运行的情况。当然记录并非是智能的，但它可以大致指出大脑机能失效的部位，但谁又能为这些现象的应用范围划定界限呢？在外部世界中，所有形式的知识，不论是声音还是光线，都被转换成变化的电流在电路中进行传送。在人的身体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难道我们必须把一种电信号转换成机械运动才能处理它的另一种形式吗？这只是一个建议，它还很不现实，难以作出什么预测。可以假定，只要人能更好地回顾他灰暗的过去并更加完全和客观地分析他现在的问题，他的精神就会得到提升。他已经建立了如此复杂的文明，以至于必须把知识机械化才能从中得到逻辑的结论而不至于因为记忆耗尽而难以自拔。如果他再次拥有忘掉他不需要立即知道的事情、而又在它变得重要的时候能够立即得到它的特权的话，他的人生旅程将充满欢乐。科学的应用已经给人提供了装备精良的房子，并教会了他在那里健康地生活；他们能够用粗野的武器去反对另一群人；可以真正占有全人类的知识并从中进步；他也许会在学会为他的利益而利用这些知识之前死亡。在人们需要和希望的科学应用之中，看来好象必然有这么一个单独的不幸的时期，它将结束这个过程或象结果一样失去希望。
（齐良培译 选自《新媒介与创新思维》一书）
7/18/2005
媒体出版业大热点：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7/17/2005
李昌平：农民为何这样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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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农民为何这样穷？（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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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何这样穷？（上）
文/李昌平
这个年轻人如此乐观，他大概已经习惯了这种赤贫
许多人认为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讲。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 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力、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力、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这个14岁的孩子是个背煤的工人，这一会儿他之所以能坐在黑黑的矿口前歇口气，是因为他工作的小煤窑被关闭了。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中国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政府只要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多少这样的农村女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干着与她们的年龄不相称的体力劳动。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再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就是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每斤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每斤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乡村小学的教室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荆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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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何这样穷？（下）
李昌平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农民掏钱买种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是假种子！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小农，怎么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么不穷呢？
农家小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城市里的农民子弟学校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什么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进了城的乡下人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里，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母与子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拾煤渣的儿童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于弱势，一个处于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么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后期，工业化进步后，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里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里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后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么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走在现代化的大道上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么什么"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么走啊？
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全文完）
作者小传：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这位经济学硕士、乡党委书记，富有17年乡镇工作经验，对农村、农民、农业充满深深的同情，且正当37岁，正是年富力强。他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风范，在污浊的基层官僚体系中显得如此醒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11/2005
我在北大图书馆曾经遭遇尴尬 柳哲
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山生就了我坚韧不拔、不畏艰辛的性格。我耐下心来，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温暖那工作人员的冷漠和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他们讲叙了我过去的特殊经历，现在是自费来北大求知进修，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特殊照顾。但工作人员很是不耐烦，说旁听生都来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早就被挤破了。我无奈地走出图书馆，两行清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我确实有说不出的委屈。这是我来北京一个多星期后的第一次流泪。
我来北大读书，如果图书馆都进不了，这还算得上是在学习吗？求知是平等的，但在这里就遇到了不平等。记得在20年代初蔡元培主校时，当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校长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校长对此非常赞许。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旁听证和中文系的介绍信，反而进不了图书馆了，我不免眷恋起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校长起来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又走了一圈。想起当初自己的幼稚，上高中时，我是文科班的班长，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开始发表文字。但长期在那填鸭式的教学环境中，课程索然无味，还老是排名次，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竟然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反感，因此还消极抵抗，有一次我还差点逃学去了异地他乡。我讨厌中学教育，我也讨厌上大学。高考落榜了，我并不难过，仿佛挣脱了禁锢了很久的重重枷锁，我终于回到了自由的天地。我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有多次保送或自费上大学的机会，我也一一放弃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幼稚，我一个稚气未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能抵抗得起那约定俗成的高考制度吗？简直是鸡蛋碰石头了。在社会上滚打摸爬，终于明白了这个社会没有文凭是多么艰难，高等教育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和文化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现在在北大吃到了苦果，都是自己早年无知所种的因。但是这次我来北大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弥补自己缺乏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文凭。过了几天，中文系给我开了介绍信，办证人员仍非常无礼地拒绝办理借书证。
冬天未名湖的冰，坚硬如磐石。现在已开始融化，但我毕竟又看到了冰，我的心情反而好多了。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了，已很难看到雪。一阵风吹来，已有了一些暖意，哦，春天来了，这里不久以后就会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之后，我就忙于听课和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收获颇多。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乡前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楼开炤先生，他对我很理解，很快给北大图书馆林馆长通了气。林馆长非常热情接见了我，安排副馆长到外借办证处办理，才知道图书馆只要有北大的教授或教职工担保，可以办理临时借书证，这也许是一条内部规定吧。我顺利找了担保人，交了400元押金，一年借阅费100元，办理了借书证。我终于有了借书证，拿到了图书馆的通行证，真是喜出望外。虽然押金、借阅费比本科生高出了好几倍，但只要我拥有了与北大学生同等的求知权利，我便心满意足了。当天就借了《邵力子》、《和平老人邵力子》、《浙江十大文化名人》3本书，还复印了部分《浦江历代县志版本考》等乡土文化资料。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服务也日益完善，不论是旁听生或社会人士只要有身份证，每天交2元借阅费，便可在图书馆各阅览室查阅资料了。后来我认识的不少旁听生，在北大旁听多年，却无缘进图书馆瞧瞧，我真是同情他们，从此，我就闯进了“北大三宝”之一的图书馆（另二宝为北大教授的课程和校内外优秀人才的学术讲座），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文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为我今后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我与图书馆结缘，这是开始，恋爱还在后面呢！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吉永庄5号寻根工作室 柳哲 邮编100080
010-62767364,86517312，13051818154 电子邮件：caojuren@vip.sina.com http://weiming.tougao.com
7/08/2005
“开放获取(OA)”推动信息共享
中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多数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发表，成为国外出版商向我国索取高额利润的独占资产。
保证科学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开放获取并不损害作者的知识产权，反而有利于提高论文等科研成果的被引用率。
“几年前，中国购买了一家国外著名期刊网络版的使用权，面向全体国民开放，科学的智慧通过网络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迅速传递。后来由于价格暴涨，我们无力再去购买这种高质高价的期刊网络版，新疆的中学生、东北的农民都无法再亲近这家著名的期刊，因为为数不多的纸质版本只有在少数大学或研究所图书馆才能看到，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贴近那曾经近在咫尺的‘科学’。”6月下旬在北京开幕的“科学信息开放获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与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芬兰等国的知名学术机构代表一起，共同呼吁通过互联网免费、自由地利用科技信息。
科学期刊论文是科学交流的主要形式。但据统计，过去15年间，学术期刊订购价格翻了一番。自1986年以来，在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1％的情况下，学术期刊的订购价格年均增长达9％，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越来越难以负担期刊订购的费用，这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科学家获取世界科技信息。
“中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多数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这往往使中国作者的知识产权———至少是网络传播权和长期保存权等———落到出版商手里，使得这些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国家公共投资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商向我国索取高额利润的独占资产。”胡启恒说。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发起了致力于推动科技信息免费共享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2004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代表中国科学界签署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
胡启恒说，保证科学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对于接受纳税人投资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更必须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社会公共知识资产的一部分。开放获取并不损害作者的知识产权，反而有利于提高论文等科研成果的被引用率。她建议制订国家层面的开放获取政策，要求凡是由国家科研经费资助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发表后尽快地存入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改革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将开放获取期刊纳入科研评价之列，鼓励科研人员在相应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对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提供经费支持。
信息开放获取是科学家的责任
而且，对于接受纳税人投资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更必须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社会公共知识资产的一个部分，保证社会能够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提升整个国民素质，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自由方便地利用这些科学成果。
据介绍，开放获取（Open Access）是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因特网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以此促进科学信息的广泛传播,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出版,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保障科学信息的长期保存。近几年来，以德国马普学会、开放社会协会等为代表的许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积极推动科技信息开放获取运动，我国科学界也积极支持开放获取的原则立场。
开放源代码发展简史
1968年，Internet的先驱，ARPANET建立。虽然ARPANET的设计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在合作一个项目时可以共享代码和信息，但是它也成为了对开放源代码可行性的一个展示。
1969年，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Ken Thompson编写了Unix的第一个版本，这是一个多用户，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在整个七十年代，Unix的代码都在免费的传播，它迅速成为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很流行的系统。
1971年，作为开放源码的先驱，Richard Stallman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专门研究免费软件的组织。作为Emacs文本编辑程序的开发者，他后来建立了GNU项目；这最终导致了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的诞生。
1973年，来自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Vinton Cerf和Bob Kahn开发了TCP/IP协议——该协议成为了Internet的网络基础。十年后，美国国防部为Internet命名，并且要求连入Internet的计算机都使用TCP/IP协议。
1979年，AT&T宣布了使Unix商业化的计划。这导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自己的Unix版本，称为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s) Unix。BSD Unix被DEC和Sun这样的商业公司所接受。后来AT&T和Sun同意将各自的Unix版本合并，并且推进其竞争对手(DEC，HP，以及IBM)共同建立开放软件基金(Open Software Foundatio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学生，Eric Allman，开发了一个程序用来在ARPANET网上的计算机之间发送信息。Eric Allman随后将这个程序进一步改造成sendmail。今天，Internet上有超过75%的e-mail服务使用这个开放源码的程序来发送邮件。
1983年，为了反对软件所有权私有化的趋势，Stallman 建立了GNU计划来推进免费软件模型，并为此开发了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以及开发工具。更重要的是，GNU建立了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就是Copyleft，它成为许多开放源码软件所采用的模型。
1986年，Larry Wall建立了Perl(Practical Extraction and Report Language)，这是一种编写CGI程序广泛采用的通用编程语言。CGI为Web带来了更多动态内容。
1987年，开发者Andrew Tanenbaum发布了Minix，这是一个为PC，Mac，Amiga，以及Atari ST设计的Unix版本，在发布时带有完整的源代码。
1989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名学生Linus Torvalds为了超越Minix，发布了一个新的Unix变种——Linux。三年后，Linux正式接受GPL。今天，按照Red Hat Software的说法，全球有大约700万Linux用户。
1993年，FreeBSD 1.0发布。这个系统以BSD Unix为基础，包括网络，虚拟内存，任务切换，以及长文件名。BSD许可不需要开发者反馈任何东西。
1994年，Marc Ewing 建立Red Hat Linux，用以解决Linux易用性方面的问题。Red Hat包含Linux，第三方软件，文档，以及初级技术支持，售价为50美圆。Red Hat迅速成为领先的Linux发行人。同年，Bryan Sparks在前Novell CEO Ray Noorda的支持下建立Caldera。
1995年，Apache Group建立了一种新的Web Server——Apache，该服务器以NCSA(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的HTTPd 1.3以及一系列的补丁为基础。这种免费的Web Server以及成为最流行的HTTP server。
1997年，程序员Eric S. Raymond(也是《新黑客字典》的作者)发表了名为“大教堂和集市”的文章，对比了商业开发模型以及开放源码开发模型。该文章成为Netscape的Mozilla.org的灵感。
1998年，Netscape宣布不仅其Communicator 5.0是免费的，而且还将发布其源代码。
几个主要的软件厂商，包括CA，Corel，IBM，Informix，Interbase，Oracle，以及Sybase，宣布了支持Linux的产品计划。
陷入反托拉斯诉讼的Microsoft，在一份声明中引linux为例用以说明其在操作系统方面没有垄断地位。不久以后，万圣节文档——一系列Microsoft内部讨论开放源码软件和linux威胁的备忘录被泄露给了开放源码团体，并且在Web上公布。
Sun Microsystem宣布计划将Java 2(以前被称为 JDK 1.2)的源码公开给开发人员，但是这是在一个修改协定控制下的。
1999年，Linux 2.2发布； GNOME 1.0 发布； 支持Linux 2.2的Red Hat 6.0发布； IBM推出全面支持Linux计划; HP宣布支持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