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巍巍黄万里》序
2000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编辑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我是《老照片》的特邀编辑，三人一起商量选题。我说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后，1957年，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能够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而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在当年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这一折腾，前后“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厦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冯克力也知道黄万里其人，他提议，如果能和黄万里联系上，我们不妨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为自己平素涉及的领域多在文史方面，和水利不搭界，觉得克力的提议虽好，却不知如何才能与黄万里先生联系。思来想去，还是得求助于李锐老。他曾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掌门人，在三峡问题上与黄万里同气相求，可能有黄的联系方法。我给李锐老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认识黄万里，但手头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经与那位朋友咨询，我们便拨通了黄老的电话。黄老听说想要拜访他的客人来自山东，十分高兴。原来，黄老的夫人丁老是山东人。当下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
赵诚是我的老朋友，在山西省委党校任教，当时正好在北京出差。知道我和冯克力、张杰要去拜访黄万里先生，愿与我们同行。于是，四人一起打的，来到清华大学九公寓黄万里家。
黄老当时已经89岁，但精神很好。稍事寒喧，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他说，“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我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活的生命来尊重。那天，他从黄河谈到长江，又谈到雅鲁藏布江，谈到他给中央领导人的上书，谈到领导人委托秘书给他回电话。我还问他，您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黄炎培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同情我，但无可奈何。
黄老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可惜那天我们谁也没带录音机。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黄家相册上的老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照片没有问题。黄老一生都留下了十分精彩的照片。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就是当年9月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的《但教莫绝广陵散》。
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多位读者投书，对黄老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张承甫、鲍慧荪两位老人专门寄来七律，以诗概括黄老的人格风范：“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后来，《老照片》发过一次读者问卷，征求读者对以往各辑内容的意见，表示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高居榜首。
黄老本人读到赵诚的文章也颇为满意。当时，虽然专业圈内知道黄老不寻常的学术造诣和坎坷命运，但公众当中，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水利学界实际学术地位不如他的，有人成了院士，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被青少年当作科学偶像崇拜，而他这位真正科学良知的代表，却在中国公开的书籍报刊上，鲜有介绍。他晚年的著作，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赵诚所撰的《但教莫绝广陵散》，虽然篇幅不长，却基本上概括了黄老生平的亮点。黄老临终前，三个同事和学生给他编文集，自费印刷，黄老欣然同意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其中。
当时，我已经介入口述史学活动。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也同意这个设想。为此，他征求了黄老的意见。但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
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年夏天，清华大学主办活动，庆祝他的90大寿。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不能亲自出席。赵诚从山西赶来，到病床前，与黄老见了最后一面。
2001年8月26日，黄万里与世长辞。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时，许多知情人都撰写悼念文章，缅怀黄万里的人格风范。
不久，冯克力又到北京组稿，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此议甚佳，于是和他商量，请赵诚撰写。赵诚乐意担此重任。不久又来北京，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黄家全力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以便他完成此传。
赵诚原来主修中文，后来专攻国际政治，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问题亦有深入研究。但他担心，在水利方面是外行，生怕在专业上出现纰漏。冯克力本来希望赵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传记。赵诚十分慎重，前后写了两年多。其间，他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下了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功夫。有的访问对象，年事已高，接受采访不久，便驾鹤西去。走南闯北地调查传主生平，本来是传记写作必不可少的功夫。但赵诚自己七年前也曾查出早期肺癌，切了一叶肺，又经历了数年的化疗，身体并不好，但他怀着对黄老的敬意，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对历史负责。
黄万里先生不但是杰出的水利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他诞生于1911年，逝世于2001年。他的一生，基本上与20世纪同行。他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早年漂洋过海，负笈美国，学成归来，希望以现代科学知识报效国家，造福黎民。然而先逢战乱，后逢运动，平生才学得不到充分施展，甚至被打入炼狱，饱受煎熬。在他以一人之力，舌战群儒，反对三门峡工程的五十年代，清华大学还有过另一位教授梁思成为保存古都北京大声疾呼，为当权者所拒绝；北京大学也有过校长马寅初为控制人口力陈己见，遭高层围攻而绝不屈服。真理从来不是权力的奴婢。历史已经证明，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黄万里、梁思成、马寅初的正确意见虽然没有被当权者采纳，但历史终将擦亮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知识界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绝大多数人习惯于随波逐流的年代，他们只是几十万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凤毛麟角。但只有像他们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003年末，赵诚的传记已经杀青，黄万里的名字又一将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五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1000多万亩农田受灾，其中200多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人们都清楚，祸源起于三门峡水库。惨痛的教训再一次验证了黄老的科学预言。这时，中国水利界高层废除三门峡水库的声音越来越高。有一位当年赞成三门峡水库上马，并在1958年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参与批判的两院院士，在中央电视台居然说当年就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库是自己，而只字不提黄万里。一时间舆论大哗。许多人站出来著文发言，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黄万里讨还公正。那位院士只好再次出面表示，他对黄万里很尊敬。
这场不大不小的新闻风波表明，尽快出版一本详实的黄万里传记，实在必要。黄万里的学问，是珍贵的学术遗产；黄万里的人生追求，更是高贵的精神财富。《巍巍黄万里》，只是为黄万里立传的第一次尝试。在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赵诚此书得以与读者见面。我想，追寻黄万里，研究黄万里，还会出现更多更好的著作。黄万里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泽被后世。 ( 燕南
7/31/2004
7/22/2004
《地久天长》
《地久天长》
马悲鸣
【按∶后死者的不幸是因知己都已经先其而死，后代对其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知甚少，故写不出好吊祭文章来。先死者则比较容易获得好祭文。诸葛亮吊周瑜那样的好文章，孔明自己是无福享有了。我有幸认识王小波，并知道他的文笔好，而他是我师弟，按理说，后生后死，他应该后我而死，故曾约他在我死后给我烧祭一篇好悼文。没想到他却先我而亡。只好由我这师兄来给师弟写回忆文章了。】
第一个王小波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智慧与国学》。文章的开头说道∶“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於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
小波说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我也是“老三届”的。在内蒙时，我们公社还有一位插青叫王小波。我刚听到这名字就觉得耳熟。因为王小波是北宋农民起义军首领，历史课上讲过的。
我们公社的王小波中上等身材，瘦瘦的，面皮白晰，长得很清秀，人也聪明，也是一位聊天好手。后来开始了“推荐工农兵学员”，福星忽然照耀到了他的头上，被推荐去了大学。临行前在公社为他们饯行。席间王小波多喝了点酒，脸上白里透红，煞是好看，就如旧小说里形容的那样∶“面如敷粉，唇若涂朱”。我们举杯祝贺王小波荣升，不料他却说他知道自己是因为出身好才被选中。这年头推荐也不凭才，并不以此为荣。这回去了一定好好念书，就是说他白专也在所不惜。
这话虽说逆了我们的祝词，但我们这些“孙山学会”会员却听得颇顺耳。
后来我没再和王小波联系，只听说他在搞模糊数学。而我却总是扫帚星当头，上大学的梦一再破灭。王小波早就毕业好多年了，我还在年复一年地当老童生。直到1978年深秋，上头改变了以家庭出身刷人的做法，我才范进中举。
第二个王小波
我被分配到了某大学。上第一节课点名，从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王小波”。我顺着答应的声音望去，原来不是我的“插友”。这位王小波不但面无敷粉，唇未涂朱，而且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这人的相貌怎么和他的姓名这么不相称。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三个字，就应该和“唇红齿白”的清秀小生联系在一起。从他的长相看，大约是“口里口外，刀子板带”一类到城根、河沿约架的爷们。以后还得提防着点。
下课后，因为初次见面，大家都故做矜持。我独自一人走出教室，站在外边点起一根烟。那位姓名和相貌极不相称的王小波也掏出烟来，好象没有找到火柴，于是很腼腆地跟我借了个火。看来此人不象恶人。我俩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后来同学之间渐渐的熟了才发现，这位王小波不但不是恶人，简直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首屈一指的大好人。可见以貌取人是多么的靠不住。从此我心目中的“王小波”三字，就不再和白面小生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这张脸色虽黑，却表情丰富，嘴唇虽紫，却妙语连珠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我们两人后来越聊越投机，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经常是温着半截功课，忽然来了烟瘾，我们俩就互相招呼一下，一起到操场上去散步抽烟，互相说些有趣的事。他讲云南，我讲内蒙。风土人情，荤素笑话，什么都有。小波那篇杂文开头讲的叫驴之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崩，就是我讲给他的。他讲在街道工厂时的师傅有句口头禅∶“子曰，完蛋操也”。他这位师傅老想请病假，症状是∶“看天蓝色，看地土色，蹲在茅坑上什么都不想吃”。
这些故事后来都入了他的杂文，令读者捧腹。从小波嘴里听到的他这位师傅，已经不亚鲁迅的那篇《我的师傅》了。和小波在一起的时候，每逢遇到败兴的事，他总是笑眯眯地来句“子曰，完蛋操也”。
三、书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提到他们下乡时，没有书读的痛苦。我们在下乡时也有极度缺书读的饥渴感，竟把《赤脚医生手册》翻得稀烂。小波在乡下时，知青被军代表管着，“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
我下乡的队里有位旧世家出身的插青带了部线装的木版《红楼梦》和一部同样老旧的《三国演义》，都是一碰就酥的脆纸，黄得不得了，也没有标点符号。结果被军代表发现没收，一把投入灶火里给烧了。这套比脂胭斋本相差不远的祖传古版《红楼梦》全世界总共没有几套，全是各国图书博物馆里的珍藏。谁料竟在蒙古包里当牛粪干用了。
上大学以后，国家百废待兴，“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渐次打破。我们就象杰克·伦敦《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一样，也如饥似渴地到各处搜寻可读的书。每个周末回到宿舍，都带回一捆捆刚买的书。宿舍里放了几个书架，摆得全是书，其中我买的最多。小波文章中提到的奥威尔的《1984年》和小赫胥离的《奇妙的新世界》就是我从外文出版社买来的过期处理的旧编译参考资料。小波看完了《1984年》后告诉我说，他见过一份统计资料，说此书预言的一百多件事情，到那时绝大部分已经实现。换句话说，至少到1980年，这本书就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历史了。
我和小波的共同爱好是读野路子书和读书路子野。我发现商务出版社有一套著名外国科学家写的非专业杂谈。比如马克斯·波恩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尼尔斯·波尔的《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集》，冯·诺伊曼的《计算机和人脑》，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等。作者要么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要么是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获得者或者各科大师。这套书从五十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出到现在，才仅出了很有限的几本，而且印数非常少。我把那时出过的这套书从新旧书摊上差不多都找全了。小波看了以后跟我说，读这种成功大科学家回过头来写的人文哲学书才最可信和最有教益。
找书、借书、买书、读书、聊书，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记得一次物理化学考试的前一天，小波拿着一本傅献彩著的《物理化学》上册要回家去读。我惊奇地问他，还来得及吗？他说，没事。第二天他回到宿舍，从书包里掏出来的那本《物理化学》的封面和封底已经海带也似卷作两个油黑的卷。我问小波，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
《物理化学》不是小说，傅献彩写的那本又不是简易本。这家伙竟然一天读完。我问过小波读书的速度。他说自己测过，是常人速度的七倍。我读书也算快的了，不过常人速度的两倍而已。但书在小波手里，折旧破损的速度更超过常人七倍。
四、婚事
上大学之前，我们都经历过文革、下乡、待业、工厂，婚事都耽误了。我和小波虽好，但互相都不打听对方的私事。我看小波那付无忧无虑的样子，大概和我也情况差不多。有一天我们俩一起骑车进城。路过百万庄附近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他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进去找个人。我也没当回事，就自己骑车回家了。没多久，听班上同学说小波有个女朋友，就是在那个大院里工作，并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银河。
忽然一天早晨，同学们传说小波结婚了。我很惊奇，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在校门口附近遇见小波，问他这话可当得真？小波咧开大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几块糖塞给我。我则笑着问他∶“如意君安乐否”。这是《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里的典故。下次见到李银河，她说，你把我们俩全骂了。我赶紧道对不起。
小波不事张扬的婚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不久我也学他的样子悄然结婚。我和老婆曾在一起插队，她也是李银河中学校友。那天我们刚从婚礼上回家，正好小波来找我。因为我事先谁也没告诉，让小波吃了一惊。我请他进来坐会儿。他看有亲戚在旁，只坐了一下就站起来要走。我还想拦他，不料他悄悄跟我说，看我结婚太忙，我们一起做的课题论文草稿该我誊抄的那部分他想拿去帮我抄。
小波真是好哥们！帮人就帮在点子上。这不就是“刀兵点水工”的浑号“及时雨”吗。婚者昏也，我也没推辞，就把草稿给了他。
五、写作
就在小波结婚后不久，班上同学又传说小波发表了一篇小说。我见到小波问他是否真有其事。他只好承认。我请他拿来看看。过了几天，他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塞给我一本《丑小鸭》。小波的小说刊登在上面，题目是《地久天长》。小说讲“我”和另一位有点书呆子气的男知青，还有一位女知青一起在乡下干活时的真挚友情，互相之间丝毫没有三角恋爱式的“邪念”。后来那位女知青突患脑病去世。“我”和“他”就把“她”留下的书分了一下，各自离开。
我把小波的小说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看罢笑着说小波是在歌颂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我倒没有觉得小说里有哪位贤哲式的爱情，不过我非常欣赏这篇小说的题目“地久天长”。因为我们下乡时唱过一首歌，《小松树》。歌词最后是这样的∶
“小松树啊，你可曾记得，我们的心在激烈地跳荡。
亲爱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小说题目一下子就勾引起我对当年插青之间少年纯情的回忆。这才知道王小波把交朋友当做人生第一件大事来抓。
我也看《说唐》《水浒》走火入魔。平生所喜的是“三十六友反登州”和“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小孟尝”秦叔宝和“及时雨”宋公明那份江湖上闻风拜倒的名头，真是令人生羡。后来小波在他的《黄金时代》里写道∶“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友谊。水浒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这话我已经在《地久天长》里看出端倪了。
不久又听同学说起小波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了。我还是去质问小波。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这回他写的是书评，评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文章不长，没什么废话。我们那时候读书是先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中国的外国的都看，目的为了知道哪些书是“文学史上有名书”，然后照单搜寻。
六、怂恿
小波发表了小说和文章以后，一天在宿舍聊天，说起有报刊邀请他写稿子，鼓励读书和歌颂“学科学，攀高峰”。他不肯写命题作文，就说那还不容易，把《神童诗》登出来不就得了。《神童诗》是五言的∶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其实小波并不欣赏这首诗，他只是不愿充号召群众的角色，以调侃来推辞而已。我听罢告诉他这首诗可以扩展成七言∶
古今天子重英豪，学内文章教尔曹。
世上万般皆下品，人间唯有读书高。
过了不久，小波又说有刊物约稿，他没的可写，问我能不能来一篇。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什么都行。我是草原插过队的，牲口群，或者叫物种群落的配种繁殖是那里的主要生产方式。牲口群里混得时间久了，也能渐渐悟出点其中的道理。后来才知道人家达尔文一百多年前就把这道理说破了。上大学后又看了本《自私的基因》和《科学与哲学》上摘译的一些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文章。一天吃中午饭时，照例是我和小波班长三人一起，边吃边聊。班长忽然讲，最近听说国外有门社会生物学，挺时兴的。我听罢猛然产生一种顿悟的感觉，就说我知道这学问是说什么的。那以后我曾想过把这顿悟写出来，现在既然小波怂恿我写稿子，就不妨写写这类话题吧。
我以前只知读别人写的东西，还从来不曾想过自己写东西。第一次涂鸦，自不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章写好，给了小波。小波一边看一边乐，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就问小波，行吗？小波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先拿去试试吧。”
过了几天小波一脸坏笑地告诉我∶“李银河把你的稿子给送去了。人家看完后说这人思想有问题，得好好受受教育。”第一次写稿得了这么个评语，真让人脸红。谁料没几天，小波又满面笑容地跟我说∶“我把你写的东西拿回家给我哥看了。我哥说你讲的挺有道理的。”
虽然有思想问题的东西不得发表，但能蒙小波哥哥说声“有道理”，也就知足了。小波的哥哥77年考大学因高血压被刷，78年便直接考上了社科院哲学所沈有鼎的研究生。沈有鼎有次给国外朋友随便写了封信，就成了逻辑学界有名的“沈有鼎大定理”。这人才是真正的逻辑大师。
有一回小波在宿舍讲起他哥哥和他在家里分析当时刚上映的一部电影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可以是两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三个人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个狗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猫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还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人的东西”，诸如此类。这种应时电影，我们平时也不注意。听了小波的逻辑分析，仔细一想，也都乐了。
我们班的L君先我看了些数理逻辑的书，有一天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那时认为，我们平常说话讲道理所遵循的语法逻辑是服从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也是能在语法逻辑范围内叙述的，所以讲到底还是形式逻辑。L君说我讲的不对。凡是形式逻辑能够表达的东西，都能用数理逻辑表达；反之，所有能用数理逻辑表达的东西未必都能用形式逻辑表达，所以讲到底还是数理逻辑。我们已经熄灯上床，还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正好这时小波回来了，我们就请小波仲裁。小波听了两造的说词，作出裁判，说L君讲的对。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搜书的领域，把市面上所有简单介绍逻辑学，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书差不多都买全了，并特别欣赏书中讲到的罗素悖论。
七、启迪智慧的人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说∶“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他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业师储先生。
储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因受家庭出身太好之累，一毕业就被空军要去，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文革后调来这间大学。储老师非常会讲。课间我们还常围着储老师聊天。我和小波曾经问过储老师这样的怪问题，很多学生学不好数学，您说究竟是学生笨呢，还是老师笨。储老师明确地回答，是老师笨。只要会讲，差不多的学生都能学会。
数学课结束后，我们班每有聚会或者郊游，总不忘邀请储老师参加。储老师念我们的好意，特地给我们额外讲了一堂狭义相对论。他在课堂上说∶“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公式是洛仑兹变换。现在一般书上的洛仑兹变换都是用数学分析推导的。今天我给你们换一种方法，用线性代数来推导。”于是一笔秀丽的粉笔字平展在黑板上，把个震惊当世的相对论讲得简单明了，一直推导出E=mc^2的爱因斯坦方程。
储老师给我们讲的概率论超过了我们专业教学大纲的范围，教到马尔科夫链。储老师告诉我们说，马尔科夫链以前算概率论，从马尔科夫链开始算随机过程。回想起在大学学过的功课，就属储老师教的有用。
储老师到那时还没放弃他心爱的物理。有一天他告诉我们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相对论尺钟分析的论文。我赶紧到书摊上买来，大家传着看。我们谁也不怀疑业师的数理分析功力。可惜爱因斯坦在中国是当做和雷锋一样的榜样来用的。等象储老师这样的人士真问到相对论时，又象小波在《智慧与国学》里举例说到的那两位质问欧几里德学几何学能带来什么好处的学生和质问法拉第电磁感应有什么用的贵夫人一样，又该受到中国传统思维“器物之用”式的质问了。储老师的论文也就到此为止。
小波在他的文章里说∶“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和技能，在方法和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这话应该是包括储老师在内的。他在课堂上给小波和我，给全班同学启迪出来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受用终生。
毕业后我再度被分配进工厂。小波去了分校。不久，我们俩的夫人都出国留学去了。我和小波自然就成了她们老哈(husband)协会的留守会员。
两位老婆一走，闪得我和小波又重新过起了光棍汉的日子。我得坐班。小波当教师可以不用坐班，就不时来厂里找我，有时还顺便在我们厂的浴室里洗个澡。后来我办公室的同事全都认识他了。这种日子过了整整两年，我们俩才双双出国去寻找老婆。
八、《1984年》
终于迎来了1984年。整个上半年我和小波都在忙联系出国的事。我们俩三天两头见面，互通声息。那时的出国政策是大学毕业后至少服务两年才能申请，也还没允许夫妻二人同时出国，但政策时紧时松。我和小波都在到处打听。年前小波忽然得到消息，允许伴读的文件批下来了。他赶快告诉我。国内这边有了着落，还要等国外那边的消息。又是小半年过去了，忽然福星光临到我们头上，俩人都拿到了老婆所在学校的入学许可。于是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护照拿到了，然后是签证。我和小波对签证都心里没谱，还是先侦察一下地形罢。美国驻华领事馆门前常围着好多人。据说一旦被拒签，就要在护照上做个记号，很长时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所以很多人在门外打探消息，如果里面的签证官员比较手松，就赶紧去签。如果手紧的话，就躲着点。
看好地形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小波一起走进领馆，只见一排排椅子上坐满了人。椅子阵旁边有一行人在排队。我们打听清楚了，也排在队伍后边。前面的队伍在逐渐缩短，眼看就要轮到我们了，这才忽然感到万一惨遭拒签的恐怖。我们俩互相推委着让对方去趟地雷。终于还是小波心眼好，发一声狠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我前边挡头阵去了。
我们俩的英语都不行，头天晚上刚结结巴巴背了几句临时可能用上的现成句子。不料小波从窗口底下塞进去申请签证的材料，人家连一句英语都不问。一个美国人说着满口中国话，一看我们毕业的学校，随手就批了。我在小波后边也和他一样，顺利签成。小波拿着签证在门口等我。我们俩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走出领馆没多远，又停在那里∶下一步该干什么呀？我们想了想，觉得应该是买飞机票和置办行装。咱们好歹也算是中国出去的留学生，国家伟大的体面还得靠咱们维持呢。于是商定好一个日子，一起去采购。
采购那几天，我们俩到处看服装。谁知买书我是行家，买服装可大是外行。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厂家盯住年青姑娘的钱包，到处都是花里胡哨的女式服装，可就没我们大男人合适的衣服。更何况我和小波都身高一米八四，都穿44号大鞋。我们俩四只大平足在马路上来回遛得踝子骨生疼，满街的服装店硬是买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我和小波走一处生一处气。最后忽然想到，实在没法，只好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运动服装，兴许还有大号的。因为运动员还是个子高的多。果然不出所料，利生有大号的。于是两人各买一身，权充出国的行头，也顾不得太多形象了。
那时还没有几家外国航空公司飞北京航线。我们又没钱，只能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民航每周只单日飞美国，而且降纽约的不降旧金山，降旧金山的不降纽约。小波要去东部的匹茨堡，在纽约转机。我则去中西部的一所大学要在旧金山转机。这回我和小波可真要分手了。想起我们在一起整整六年的海聊，特别是最后这两年一起过的老哈协会的日子，真是舍不得。本来还想着同乘一架飞机，怎么也能再多聊十来个小时，没想到航空公司的航班这么不尽人情。凭什么不能先降旧金山再降纽约？
我们是八月中旬走的。小波的机票是星期三。我是星期五。小波走那天我去送他，顺便侦察一下机场地形。那天上午天很阴，非常闷热。小波的飞机起飞后，我和送他的母亲还有大姐一起刚走出候机厅不远，忽然惊天动地一声，天上打了个极响的炸雷，吓得他姐姐大叫一声，一头钻进妈妈的怀抱。我当时也是心头猛然一震，生怕小波乘坐的飞机遭到雷击。回到家里提心吊胆了一整天，直到晚上看电视新闻，见没发生什么事才算放心。
我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件是就是赶紧给小波打了个长途电话互道平安，并问小波听见那声炸雷没有。小波说，没有啊。原来他那架飞机已经飞出云层很远了。
我休息了两天就去研究生院报到。走过街头的几家书店，橱窗里都摆着奥威尔的《1984年》。
九、地久天长
在草原时唱过一首歌，《动荡的青春》。歌词里有这样的句子∶
“时刻挂在我们的心上，是一个平凡的愿望。
愿亲爱的家乡美好，愿祖国万年长。
听风雪在喧嚷，看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在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
当年小波去了云南，我去了内蒙。后来两个不安分的灵魂在大学里相遇相识。这一回，激烈跳荡的心再度呼唤我们去更其遥远，更其动荡的远方。两个不安分的灵魂又各奔东西，--动荡的青春依旧。
今后的路怎么走？谁也说不清。
我心里想着∶
亲爱的小波，我的好兄弟。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马悲鸣
【按∶后死者的不幸是因知己都已经先其而死，后代对其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知甚少，故写不出好吊祭文章来。先死者则比较容易获得好祭文。诸葛亮吊周瑜那样的好文章，孔明自己是无福享有了。我有幸认识王小波，并知道他的文笔好，而他是我师弟，按理说，后生后死，他应该后我而死，故曾约他在我死后给我烧祭一篇好悼文。没想到他却先我而亡。只好由我这师兄来给师弟写回忆文章了。】
第一个王小波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智慧与国学》。文章的开头说道∶“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於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
小波说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我也是“老三届”的。在内蒙时，我们公社还有一位插青叫王小波。我刚听到这名字就觉得耳熟。因为王小波是北宋农民起义军首领，历史课上讲过的。
我们公社的王小波中上等身材，瘦瘦的，面皮白晰，长得很清秀，人也聪明，也是一位聊天好手。后来开始了“推荐工农兵学员”，福星忽然照耀到了他的头上，被推荐去了大学。临行前在公社为他们饯行。席间王小波多喝了点酒，脸上白里透红，煞是好看，就如旧小说里形容的那样∶“面如敷粉，唇若涂朱”。我们举杯祝贺王小波荣升，不料他却说他知道自己是因为出身好才被选中。这年头推荐也不凭才，并不以此为荣。这回去了一定好好念书，就是说他白专也在所不惜。
这话虽说逆了我们的祝词，但我们这些“孙山学会”会员却听得颇顺耳。
后来我没再和王小波联系，只听说他在搞模糊数学。而我却总是扫帚星当头，上大学的梦一再破灭。王小波早就毕业好多年了，我还在年复一年地当老童生。直到1978年深秋，上头改变了以家庭出身刷人的做法，我才范进中举。
第二个王小波
我被分配到了某大学。上第一节课点名，从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王小波”。我顺着答应的声音望去，原来不是我的“插友”。这位王小波不但面无敷粉，唇未涂朱，而且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这人的相貌怎么和他的姓名这么不相称。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三个字，就应该和“唇红齿白”的清秀小生联系在一起。从他的长相看，大约是“口里口外，刀子板带”一类到城根、河沿约架的爷们。以后还得提防着点。
下课后，因为初次见面，大家都故做矜持。我独自一人走出教室，站在外边点起一根烟。那位姓名和相貌极不相称的王小波也掏出烟来，好象没有找到火柴，于是很腼腆地跟我借了个火。看来此人不象恶人。我俩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后来同学之间渐渐的熟了才发现，这位王小波不但不是恶人，简直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首屈一指的大好人。可见以貌取人是多么的靠不住。从此我心目中的“王小波”三字，就不再和白面小生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这张脸色虽黑，却表情丰富，嘴唇虽紫，却妙语连珠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我们两人后来越聊越投机，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经常是温着半截功课，忽然来了烟瘾，我们俩就互相招呼一下，一起到操场上去散步抽烟，互相说些有趣的事。他讲云南，我讲内蒙。风土人情，荤素笑话，什么都有。小波那篇杂文开头讲的叫驴之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崩，就是我讲给他的。他讲在街道工厂时的师傅有句口头禅∶“子曰，完蛋操也”。他这位师傅老想请病假，症状是∶“看天蓝色，看地土色，蹲在茅坑上什么都不想吃”。
这些故事后来都入了他的杂文，令读者捧腹。从小波嘴里听到的他这位师傅，已经不亚鲁迅的那篇《我的师傅》了。和小波在一起的时候，每逢遇到败兴的事，他总是笑眯眯地来句“子曰，完蛋操也”。
三、书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提到他们下乡时，没有书读的痛苦。我们在下乡时也有极度缺书读的饥渴感，竟把《赤脚医生手册》翻得稀烂。小波在乡下时，知青被军代表管着，“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
我下乡的队里有位旧世家出身的插青带了部线装的木版《红楼梦》和一部同样老旧的《三国演义》，都是一碰就酥的脆纸，黄得不得了，也没有标点符号。结果被军代表发现没收，一把投入灶火里给烧了。这套比脂胭斋本相差不远的祖传古版《红楼梦》全世界总共没有几套，全是各国图书博物馆里的珍藏。谁料竟在蒙古包里当牛粪干用了。
上大学以后，国家百废待兴，“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渐次打破。我们就象杰克·伦敦《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一样，也如饥似渴地到各处搜寻可读的书。每个周末回到宿舍，都带回一捆捆刚买的书。宿舍里放了几个书架，摆得全是书，其中我买的最多。小波文章中提到的奥威尔的《1984年》和小赫胥离的《奇妙的新世界》就是我从外文出版社买来的过期处理的旧编译参考资料。小波看完了《1984年》后告诉我说，他见过一份统计资料，说此书预言的一百多件事情，到那时绝大部分已经实现。换句话说，至少到1980年，这本书就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历史了。
我和小波的共同爱好是读野路子书和读书路子野。我发现商务出版社有一套著名外国科学家写的非专业杂谈。比如马克斯·波恩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尼尔斯·波尔的《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集》，冯·诺伊曼的《计算机和人脑》，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等。作者要么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要么是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获得者或者各科大师。这套书从五十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出到现在，才仅出了很有限的几本，而且印数非常少。我把那时出过的这套书从新旧书摊上差不多都找全了。小波看了以后跟我说，读这种成功大科学家回过头来写的人文哲学书才最可信和最有教益。
找书、借书、买书、读书、聊书，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记得一次物理化学考试的前一天，小波拿着一本傅献彩著的《物理化学》上册要回家去读。我惊奇地问他，还来得及吗？他说，没事。第二天他回到宿舍，从书包里掏出来的那本《物理化学》的封面和封底已经海带也似卷作两个油黑的卷。我问小波，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
《物理化学》不是小说，傅献彩写的那本又不是简易本。这家伙竟然一天读完。我问过小波读书的速度。他说自己测过，是常人速度的七倍。我读书也算快的了，不过常人速度的两倍而已。但书在小波手里，折旧破损的速度更超过常人七倍。
四、婚事
上大学之前，我们都经历过文革、下乡、待业、工厂，婚事都耽误了。我和小波虽好，但互相都不打听对方的私事。我看小波那付无忧无虑的样子，大概和我也情况差不多。有一天我们俩一起骑车进城。路过百万庄附近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他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进去找个人。我也没当回事，就自己骑车回家了。没多久，听班上同学说小波有个女朋友，就是在那个大院里工作，并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银河。
忽然一天早晨，同学们传说小波结婚了。我很惊奇，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在校门口附近遇见小波，问他这话可当得真？小波咧开大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几块糖塞给我。我则笑着问他∶“如意君安乐否”。这是《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里的典故。下次见到李银河，她说，你把我们俩全骂了。我赶紧道对不起。
小波不事张扬的婚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不久我也学他的样子悄然结婚。我和老婆曾在一起插队，她也是李银河中学校友。那天我们刚从婚礼上回家，正好小波来找我。因为我事先谁也没告诉，让小波吃了一惊。我请他进来坐会儿。他看有亲戚在旁，只坐了一下就站起来要走。我还想拦他，不料他悄悄跟我说，看我结婚太忙，我们一起做的课题论文草稿该我誊抄的那部分他想拿去帮我抄。
小波真是好哥们！帮人就帮在点子上。这不就是“刀兵点水工”的浑号“及时雨”吗。婚者昏也，我也没推辞，就把草稿给了他。
五、写作
就在小波结婚后不久，班上同学又传说小波发表了一篇小说。我见到小波问他是否真有其事。他只好承认。我请他拿来看看。过了几天，他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塞给我一本《丑小鸭》。小波的小说刊登在上面，题目是《地久天长》。小说讲“我”和另一位有点书呆子气的男知青，还有一位女知青一起在乡下干活时的真挚友情，互相之间丝毫没有三角恋爱式的“邪念”。后来那位女知青突患脑病去世。“我”和“他”就把“她”留下的书分了一下，各自离开。
我把小波的小说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看罢笑着说小波是在歌颂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我倒没有觉得小说里有哪位贤哲式的爱情，不过我非常欣赏这篇小说的题目“地久天长”。因为我们下乡时唱过一首歌，《小松树》。歌词最后是这样的∶
“小松树啊，你可曾记得，我们的心在激烈地跳荡。
亲爱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小说题目一下子就勾引起我对当年插青之间少年纯情的回忆。这才知道王小波把交朋友当做人生第一件大事来抓。
我也看《说唐》《水浒》走火入魔。平生所喜的是“三十六友反登州”和“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小孟尝”秦叔宝和“及时雨”宋公明那份江湖上闻风拜倒的名头，真是令人生羡。后来小波在他的《黄金时代》里写道∶“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友谊。水浒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这话我已经在《地久天长》里看出端倪了。
不久又听同学说起小波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了。我还是去质问小波。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这回他写的是书评，评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文章不长，没什么废话。我们那时候读书是先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中国的外国的都看，目的为了知道哪些书是“文学史上有名书”，然后照单搜寻。
六、怂恿
小波发表了小说和文章以后，一天在宿舍聊天，说起有报刊邀请他写稿子，鼓励读书和歌颂“学科学，攀高峰”。他不肯写命题作文，就说那还不容易，把《神童诗》登出来不就得了。《神童诗》是五言的∶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其实小波并不欣赏这首诗，他只是不愿充号召群众的角色，以调侃来推辞而已。我听罢告诉他这首诗可以扩展成七言∶
古今天子重英豪，学内文章教尔曹。
世上万般皆下品，人间唯有读书高。
过了不久，小波又说有刊物约稿，他没的可写，问我能不能来一篇。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什么都行。我是草原插过队的，牲口群，或者叫物种群落的配种繁殖是那里的主要生产方式。牲口群里混得时间久了，也能渐渐悟出点其中的道理。后来才知道人家达尔文一百多年前就把这道理说破了。上大学后又看了本《自私的基因》和《科学与哲学》上摘译的一些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文章。一天吃中午饭时，照例是我和小波班长三人一起，边吃边聊。班长忽然讲，最近听说国外有门社会生物学，挺时兴的。我听罢猛然产生一种顿悟的感觉，就说我知道这学问是说什么的。那以后我曾想过把这顿悟写出来，现在既然小波怂恿我写稿子，就不妨写写这类话题吧。
我以前只知读别人写的东西，还从来不曾想过自己写东西。第一次涂鸦，自不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章写好，给了小波。小波一边看一边乐，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就问小波，行吗？小波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先拿去试试吧。”
过了几天小波一脸坏笑地告诉我∶“李银河把你的稿子给送去了。人家看完后说这人思想有问题，得好好受受教育。”第一次写稿得了这么个评语，真让人脸红。谁料没几天，小波又满面笑容地跟我说∶“我把你写的东西拿回家给我哥看了。我哥说你讲的挺有道理的。”
虽然有思想问题的东西不得发表，但能蒙小波哥哥说声“有道理”，也就知足了。小波的哥哥77年考大学因高血压被刷，78年便直接考上了社科院哲学所沈有鼎的研究生。沈有鼎有次给国外朋友随便写了封信，就成了逻辑学界有名的“沈有鼎大定理”。这人才是真正的逻辑大师。
有一回小波在宿舍讲起他哥哥和他在家里分析当时刚上映的一部电影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可以是两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三个人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个狗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猫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还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人的东西”，诸如此类。这种应时电影，我们平时也不注意。听了小波的逻辑分析，仔细一想，也都乐了。
我们班的L君先我看了些数理逻辑的书，有一天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那时认为，我们平常说话讲道理所遵循的语法逻辑是服从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也是能在语法逻辑范围内叙述的，所以讲到底还是形式逻辑。L君说我讲的不对。凡是形式逻辑能够表达的东西，都能用数理逻辑表达；反之，所有能用数理逻辑表达的东西未必都能用形式逻辑表达，所以讲到底还是数理逻辑。我们已经熄灯上床，还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正好这时小波回来了，我们就请小波仲裁。小波听了两造的说词，作出裁判，说L君讲的对。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搜书的领域，把市面上所有简单介绍逻辑学，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书差不多都买全了，并特别欣赏书中讲到的罗素悖论。
七、启迪智慧的人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说∶“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他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业师储先生。
储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因受家庭出身太好之累，一毕业就被空军要去，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文革后调来这间大学。储老师非常会讲。课间我们还常围着储老师聊天。我和小波曾经问过储老师这样的怪问题，很多学生学不好数学，您说究竟是学生笨呢，还是老师笨。储老师明确地回答，是老师笨。只要会讲，差不多的学生都能学会。
数学课结束后，我们班每有聚会或者郊游，总不忘邀请储老师参加。储老师念我们的好意，特地给我们额外讲了一堂狭义相对论。他在课堂上说∶“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公式是洛仑兹变换。现在一般书上的洛仑兹变换都是用数学分析推导的。今天我给你们换一种方法，用线性代数来推导。”于是一笔秀丽的粉笔字平展在黑板上，把个震惊当世的相对论讲得简单明了，一直推导出E=mc^2的爱因斯坦方程。
储老师给我们讲的概率论超过了我们专业教学大纲的范围，教到马尔科夫链。储老师告诉我们说，马尔科夫链以前算概率论，从马尔科夫链开始算随机过程。回想起在大学学过的功课，就属储老师教的有用。
储老师到那时还没放弃他心爱的物理。有一天他告诉我们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相对论尺钟分析的论文。我赶紧到书摊上买来，大家传着看。我们谁也不怀疑业师的数理分析功力。可惜爱因斯坦在中国是当做和雷锋一样的榜样来用的。等象储老师这样的人士真问到相对论时，又象小波在《智慧与国学》里举例说到的那两位质问欧几里德学几何学能带来什么好处的学生和质问法拉第电磁感应有什么用的贵夫人一样，又该受到中国传统思维“器物之用”式的质问了。储老师的论文也就到此为止。
小波在他的文章里说∶“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和技能，在方法和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这话应该是包括储老师在内的。他在课堂上给小波和我，给全班同学启迪出来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受用终生。
毕业后我再度被分配进工厂。小波去了分校。不久，我们俩的夫人都出国留学去了。我和小波自然就成了她们老哈(husband)协会的留守会员。
两位老婆一走，闪得我和小波又重新过起了光棍汉的日子。我得坐班。小波当教师可以不用坐班，就不时来厂里找我，有时还顺便在我们厂的浴室里洗个澡。后来我办公室的同事全都认识他了。这种日子过了整整两年，我们俩才双双出国去寻找老婆。
八、《1984年》
终于迎来了1984年。整个上半年我和小波都在忙联系出国的事。我们俩三天两头见面，互通声息。那时的出国政策是大学毕业后至少服务两年才能申请，也还没允许夫妻二人同时出国，但政策时紧时松。我和小波都在到处打听。年前小波忽然得到消息，允许伴读的文件批下来了。他赶快告诉我。国内这边有了着落，还要等国外那边的消息。又是小半年过去了，忽然福星光临到我们头上，俩人都拿到了老婆所在学校的入学许可。于是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护照拿到了，然后是签证。我和小波对签证都心里没谱，还是先侦察一下地形罢。美国驻华领事馆门前常围着好多人。据说一旦被拒签，就要在护照上做个记号，很长时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所以很多人在门外打探消息，如果里面的签证官员比较手松，就赶紧去签。如果手紧的话，就躲着点。
看好地形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小波一起走进领馆，只见一排排椅子上坐满了人。椅子阵旁边有一行人在排队。我们打听清楚了，也排在队伍后边。前面的队伍在逐渐缩短，眼看就要轮到我们了，这才忽然感到万一惨遭拒签的恐怖。我们俩互相推委着让对方去趟地雷。终于还是小波心眼好，发一声狠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我前边挡头阵去了。
我们俩的英语都不行，头天晚上刚结结巴巴背了几句临时可能用上的现成句子。不料小波从窗口底下塞进去申请签证的材料，人家连一句英语都不问。一个美国人说着满口中国话，一看我们毕业的学校，随手就批了。我在小波后边也和他一样，顺利签成。小波拿着签证在门口等我。我们俩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走出领馆没多远，又停在那里∶下一步该干什么呀？我们想了想，觉得应该是买飞机票和置办行装。咱们好歹也算是中国出去的留学生，国家伟大的体面还得靠咱们维持呢。于是商定好一个日子，一起去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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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久天长
在草原时唱过一首歌，《动荡的青春》。歌词里有这样的句子∶
“时刻挂在我们的心上，是一个平凡的愿望。
愿亲爱的家乡美好，愿祖国万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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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在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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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2004
教你用经典英文赞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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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ou look great today.（你今天看上去很棒。）【每天都可以用！】
2. you did a good job. （你干得非常好。）【国际最通用的表扬！】
3. we're so proud of you.（我们十分为你骄傲。）【最高级的表扬！】
4. i'm very pleased with your work.（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真诚的赞扬！】
5. this is really a nice place.（这真是个好地方！）【效果很好的表扬！】
6. you're looking sharp!（你看上去真精神/真棒/真漂亮。）【与众不同的表扬！】
7. you always know the right thing to say.
8. you're very eloquent.（你总是说话得体。）【高层次的表扬！】
9. nice going! = you did a good job.（干得好！）【极其地道的表扬！】
10. the food is delicious.（好吃！）【最普通、但非常重要的表扬！】
11. everything tastes great.（每样东西都很美味！）
12. your son/daughter is so cute.（你的孩子很可爱。）
13. what an adorable baby!（多么可爱的孩子。）【只管大胆用！】
14. i admire your work.
15. i respect your work.（我对你的工作表示敬意。）【世界通用！】
16. you've got a great personality.（你的个性很好。）【一个非常安全的表扬！】
17.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你真幽默。）【美国人极其喜欢的表扬！】
18. your chinese is really surprising.（你的中文令人惊讶。）
19. your english is incredible.（我真不敢相信你的英语。）【用了六星级形容词！】
20. you have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你的事业很成功。
21. you're very professional.（你非常专业。）【专业化的表扬！】
22. your company is very impressive.（你的公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3. you're so smart.（你非常聪明。）
24. i envy you very much.（我非常羡慕你。）
25. your wife is very charming.（你的妻子很有魅力！）
26. you two make a lovely couple.（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27. you're really talented.（你很有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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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your wife is very charming.（你的妻子很有魅力！）
26. you two make a lovely couple.（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27. you're really talented.（你很有天赋。）
28. you look nice in that color.（你穿那种颜色很好看。）
29. you have a good taste.（你很有品位。）
30. you look like a million dollars. = you look outstanding.（你看上去帅呆了。）
7/16/2004
巴金的意义
巴金的意义
时 间：2003-10-28 作 者：陈思和
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因为《明报》月刊的约稿，而是早就想把近一二年来我一直思考着的想法表达出来；也不仅是为巴金先生最近受到的某些攻击作辩护，像巴金这样的文化泰岳，任何褒贬都如风过峡谷，徒留呼啸之声而已。但是，我从当代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中，明显感受到当代知识者的忽略或隔阂之处，而这些现象，又集中体现在对巴金的文化意义的认识上。
巴金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用风烛残年来形容他的生命现象也不过分。听在巴金身边工作的陆正伟先生说，1999年春节前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切开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经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又听徐钤先生告诉我，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但在今天的外部环境与身体状况下，他显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想法来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会，也无法为今天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关的）负责。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我不想讨论前些日子网上出现的那些攻击性的文字，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1980年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某种权力阶层；1990年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暂且不必讨论，而后者，当我读到其中一些态度比较严肃的攻击性文字时，总是会想起当年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所写的长篇攻击性文字《雨果的传说》。大作家雨果一生经历了从保皇主义向自由主义又向共和主义转化的过程，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而被迫流亡十九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回国后成为民族英雄，去世时法国人民以国葬来纪念他，但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和许多商人也利用这次国葬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拉法格身在狱中，直接遭受国家机器的迫害，他把绝望、仇恨、怨怒全部化为文字的子弹射向了雨果。拉法格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工人运动战斗一生，最后在年老无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与妻子双双自愿地结束生命。我从小对这个人物充满好感与敬意，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雨果的传说》，不是说雨果不可以批评，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评的合理性，但明显的是，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不切合实际的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题发挥地伤害对方人格，都造成了这位批评家的思维误区。当然，我这么联想并不意味要将这两桩事件混为一谈或者作简单类比，在中国大约也很少有像拉法格那样品行高贵、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更没有把巴金比作维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发开去，面对同一社会中的人因为环境不同而生的隔阂，谈谈我个人对巴金先生的理解。
一，信仰
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0年的秋天，他应该是七十六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著名作家。当时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那位研究者的观点是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显然是要为巴金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辩诬，但他显然也没有认真读过巴金早期的著作。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关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我们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它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先生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连他说那段话时挥着手的动作，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过一丝疑问：他现在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坦率地说：“我到死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并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我没有见过四川的教育家卢剑波先生，但听访问过他的朋友说，卢先生也说过，你只要信仰过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记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
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在还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在他的晚年文章里，他曾解释过他的思想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我是竭力主张他把1930年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郭在1958年编文集时把他的辩论文章《卖淫妇的饶舌》收入了，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巴金，这在当时显然是有构对方于罪的意图，但巴金却从未再提过这件公案。当我这样建议后，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那天巴金先生特意对我说了这事，他脸上略有笑意，有点挪揄地说：“还是他（指全集的责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 这使我感到，巴金先生还是有许多顾忌，没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种能够被现代读者所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的话，我想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
但是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因为像毕修勺等人1950年代都遭受过极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19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编文集时删改自己旧著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我接触过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其中比较激进的朋友对此都有微词。
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如果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私下里表达对它的信仰当然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就像19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鲁迅还拒绝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声明，他宁可用各种笔名在各种灰色报刊杂志上发表曲折的杂文，这是为什么？当年左翼激进青年不理解鲁迅，连斯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社会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冯雪峰显然比那些青年人和外国人更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保护文化名人的重要。在鲁迅死后，他曾一度想去主动接近知堂，争取知堂。这些成功的和没成功的计划，都显示出冯作为一个政工人员的卓越眼光。我想鲁迅当年与周扬那样一批既有热血又有野心的兴风作浪青年之间的隔阂肯定会发生的，而今天的巴金所面对的是比当年鲁迅、蔡元培更加无奈的环境，他只能选择自己最有利也有效的工作方式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忽略和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19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过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我随便举巴金曾经信仰的学说并非无的放矢。前不久我请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时，他激情地论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现代经济学家统计，当代世界所生产的财富早已足够让全人类过比较健康的生活，问题在于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夺，制造出发展主义的假象，导致消费的过剩与能源的危机。我这样概括可能是太简单了一点，但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却觉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著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一百多年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过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与个体真正地无路可走，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还有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想象，就是去年我读到台湾一位另类女作家洪凌的小说，她的小说世界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反叛社会道德的生命现象，而她自觉地给它们冠上了一面旗帜：施蒂奈尔和蒲鲁东的“安那其”。我不知道洪凌是否纯粹出于游戏举出了这一旗帜，但我的内心由此而感到震撼。我想洪凌的感受也许是很寂寞而且孤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多似牛毛，但只有很过时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才是一个永远与财富、权力和国家机器无关，永远与受到侮辱和受到损害的人们守候在一起，永远与个性主义的孤魂野鬼纠缠在一起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权力斗争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的发挥着作用。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
二、岗位
我在上一节本来是要讨论巴金先生的信仰，因为这涉及到巴金先生是否保持人格的一贯性以及关于“说真话”的问题，结果似乎仍然没有能得到肯定性的结论。但这并不离题，因为看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信仰主要不是看他的言论，而是看他的行动。无政府主义在长期被镇压的过程中逐渐蜕变为一种日常的伦理行为，即强调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像毕修勺先生自觉把无政府主义精神解释为“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格原则，并贯穿到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去。吴朗西先生把只讲奉献、助人为乐都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工作中去。这样的转变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早在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消失，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分化，比较上层的人士都参与了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如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而处于社会下层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都分散到边缘地区，积极从事理想主义的教育、出版等工作，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
关于这些想法，我过去在巴金传记与其他一些文章里都已经说过，不必再重复。本节要讨论的是，巴金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如何被体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我把这两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权力与民间权利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走这条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是作家或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决不是用强调专业来掩盖对现实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来体现。这两种意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民主空间比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加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轮美奂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学如何结合这两种功能显然是认识不足，这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实现“安那其”的理想。这些煽动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和偏执。到1930年代中期，他的朋友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请他回国当总编辑，切实的岗位才使他有了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具体的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现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热情，也逐渐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憩园》、《寒夜》等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结合。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独特的道路，而是中国社会民主空间越来越小的产物。鲁迅就是在切实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特有的道路。他弃小说而重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场上的战斗作用，同时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严格设定在文化批判领域，这就是他与郭沫若见异思迁的品行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先拒绝李立三，后又拒绝周扬的根本立场。鲁迅晚年摆脱了周扬等左联领导集团的控制后，自觉团结了一批严肃认真从事文化事业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其中主要就形成了以巴金和胡风为代表的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很显然，如果鲁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汇聚了各种风气的上海发挥极为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显区别于《新青年》开创的广场的传统，也区别于因怯懦于现实环境而躲入书斋的传统文人的方式，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鲁迅去世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识分子岗位上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并没有可能在鲁迅的传统基础上更前进一步。更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工作方式后来也被残酷地中断了，巴金胡风在后来的历史中各有不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80年代他们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坛上。这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唯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写作《随想录》。
三、《随想录》
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1980年，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1980年，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也是政治权力更替的产物，但毕竟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枝所依，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我当时就写过评论《随想录》的文章指出过：巴金在起先写作中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影响来不断支持比较异端的文化现象，反对权力者对异端的迫害，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后来他感受到压迫越来越严重，就以“说真话”来为自己辩护，从消极意义上拒绝与权力者的某些行径合作。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在1980年很多次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波中，巴金始终不像曹禺等人丧失人格去迎合权势，客观上就竖起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旗帜。在写作《随想录》的最后一个阶段里，巴金一口气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批判“清除精神污染”，以及为胡风、叶非英等冤案抗议的文章，使《随想录》的境界提升了一层。我注意到有些指责文章提到了巴金对胡风一案的暧昧态度，其实早在1981年，胡风冤案刚被提出的时候，巴金就在《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的谈话》里对此开始反省，直到1986年写《怀念胡风》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正义的声音。这里固然包含了复杂的客观因素对巴金的压力，但同时也足见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像唱歌一样地到处表态忏悔之情是官僚周扬的方式，而对沉默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太沉重的思考，难道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吗？将来如果有人将《随想录》与其写作时代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会发现这是一部迅速反应时代话题、又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政治文化百科全书，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了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可惜，这些言说艺术在网络操纵下普遍粗鄙化的1990年代文化氛围里很难被人注意到，因此，误解与隔阂就在所难免了。
有的批评者把1980年的《随想录》与1990年代的《思痛录》相比，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比较。且不说1980年的二元对立的肉搏式思想斗争与1990年无名状态下的多元话语并存的环境不一样，巴金先生作为一个统战对象与韦君宜先生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巴金先生反思的只能从他身边的事件引出教训，表达良知，而韦君宜先生则是从权力圈子里倒戈出来，她的所知范围自然更有揭示内幕的价值，而且以她的资历和党内地位来说，她也毋须用“奴隶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任何人的觉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1980年巴金先生吞吞吐吐地为胡风鸣冤的时候，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先生正是阻止《新文学论丛》发表胡风先生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出来的长达五万言的《〈胡风评论集〉后记》的当事人之一。我这么说绝没有贬低韦先生的意思，我对《思痛录》也是充满敬意的，只是我想，即使是韦先生的肺腑之言，也不是想说就能随时说出来的，也是经过了内心激烈的自我斗争和最后之觉悟。我们讨论问题应该尽力做到知人论世，不能脱离现实环境的制约，以青年人的急躁心态来轻易作出孰是孰非的结论。
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当然我也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龄和重病，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已经无法使他在1980年的思想基础上有更进一层的突破。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巴金先生个人的悲哀，总的来说，1980年思想界起过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到了90年代几乎是广陵散绝，自有另一批新的偶像与战士来领风骚，这是时代风气的变迁所致。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九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人永远与青年人一样冲锋陷阵，何况，在1990年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以思想界领袖或青年斗士自居的人们是否真的在冲锋陷阵，退一步说，是否都能像巴金先生那样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也是值得怀疑的。《随想录》当然会有局限，正如任何前人创造的精神成果在急剧变化中的现实中国环境里，都会有其局限一样。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前辈的创造。我总以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靠一代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培养和积累得以发展的，即使从本世纪初的严复章炳麟算起，也不过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所谓百年积德，真正的“德”，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极其薄弱的。我们现在无法创造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前辈们的精神遗产继承过来，加以清理，他们做到了的我们有责任发扬广大，继往开来；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有责任勉力做去，点点滴滴，都是在前辈知识分子的努力、苦难和教训的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由于忽略与隔阂，就用狂妄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虽也能称快一时或不失为一种后生可畏的进步，但是自斩其根自断其流，这样的“进步”也终将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近两年有学者提倡“鲁迅精神谱系”，我不很赞同这样的片面说法，但我是理解倡导者心态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难离开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来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鲁迅的精神传统不应该成为几座孤立的独秀峰，而是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河流，它既泾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成为少数精英们的专利，它还应该能够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没无聊闲碎之音，使每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融化为其中的一点一滴，而贡献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来讨论巴金的意义才是有益的。
2000年7月19日于黑水斋
时 间：2003-10-28 作 者：陈思和
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因为《明报》月刊的约稿，而是早就想把近一二年来我一直思考着的想法表达出来；也不仅是为巴金先生最近受到的某些攻击作辩护，像巴金这样的文化泰岳，任何褒贬都如风过峡谷，徒留呼啸之声而已。但是，我从当代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中，明显感受到当代知识者的忽略或隔阂之处，而这些现象，又集中体现在对巴金的文化意义的认识上。
巴金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用风烛残年来形容他的生命现象也不过分。听在巴金身边工作的陆正伟先生说，1999年春节前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切开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经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又听徐钤先生告诉我，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但在今天的外部环境与身体状况下，他显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想法来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会，也无法为今天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关的）负责。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我不想讨论前些日子网上出现的那些攻击性的文字，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1980年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某种权力阶层；1990年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暂且不必讨论，而后者，当我读到其中一些态度比较严肃的攻击性文字时，总是会想起当年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所写的长篇攻击性文字《雨果的传说》。大作家雨果一生经历了从保皇主义向自由主义又向共和主义转化的过程，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而被迫流亡十九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回国后成为民族英雄，去世时法国人民以国葬来纪念他，但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和许多商人也利用这次国葬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拉法格身在狱中，直接遭受国家机器的迫害，他把绝望、仇恨、怨怒全部化为文字的子弹射向了雨果。拉法格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工人运动战斗一生，最后在年老无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与妻子双双自愿地结束生命。我从小对这个人物充满好感与敬意，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雨果的传说》，不是说雨果不可以批评，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评的合理性，但明显的是，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不切合实际的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题发挥地伤害对方人格，都造成了这位批评家的思维误区。当然，我这么联想并不意味要将这两桩事件混为一谈或者作简单类比，在中国大约也很少有像拉法格那样品行高贵、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更没有把巴金比作维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发开去，面对同一社会中的人因为环境不同而生的隔阂，谈谈我个人对巴金先生的理解。
一，信仰
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0年的秋天，他应该是七十六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著名作家。当时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那位研究者的观点是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显然是要为巴金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辩诬，但他显然也没有认真读过巴金早期的著作。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关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我们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它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先生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连他说那段话时挥着手的动作，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过一丝疑问：他现在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坦率地说：“我到死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并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我没有见过四川的教育家卢剑波先生，但听访问过他的朋友说，卢先生也说过，你只要信仰过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记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
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在还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在他的晚年文章里，他曾解释过他的思想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我是竭力主张他把1930年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郭在1958年编文集时把他的辩论文章《卖淫妇的饶舌》收入了，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巴金，这在当时显然是有构对方于罪的意图，但巴金却从未再提过这件公案。当我这样建议后，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那天巴金先生特意对我说了这事，他脸上略有笑意，有点挪揄地说：“还是他（指全集的责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 这使我感到，巴金先生还是有许多顾忌，没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种能够被现代读者所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的话，我想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
但是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因为像毕修勺等人1950年代都遭受过极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19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编文集时删改自己旧著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我接触过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其中比较激进的朋友对此都有微词。
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如果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私下里表达对它的信仰当然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就像19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鲁迅还拒绝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声明，他宁可用各种笔名在各种灰色报刊杂志上发表曲折的杂文，这是为什么？当年左翼激进青年不理解鲁迅，连斯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社会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冯雪峰显然比那些青年人和外国人更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保护文化名人的重要。在鲁迅死后，他曾一度想去主动接近知堂，争取知堂。这些成功的和没成功的计划，都显示出冯作为一个政工人员的卓越眼光。我想鲁迅当年与周扬那样一批既有热血又有野心的兴风作浪青年之间的隔阂肯定会发生的，而今天的巴金所面对的是比当年鲁迅、蔡元培更加无奈的环境，他只能选择自己最有利也有效的工作方式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忽略和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19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过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我随便举巴金曾经信仰的学说并非无的放矢。前不久我请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时，他激情地论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现代经济学家统计，当代世界所生产的财富早已足够让全人类过比较健康的生活，问题在于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夺，制造出发展主义的假象，导致消费的过剩与能源的危机。我这样概括可能是太简单了一点，但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却觉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著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一百多年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过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与个体真正地无路可走，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还有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想象，就是去年我读到台湾一位另类女作家洪凌的小说，她的小说世界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反叛社会道德的生命现象，而她自觉地给它们冠上了一面旗帜：施蒂奈尔和蒲鲁东的“安那其”。我不知道洪凌是否纯粹出于游戏举出了这一旗帜，但我的内心由此而感到震撼。我想洪凌的感受也许是很寂寞而且孤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多似牛毛，但只有很过时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才是一个永远与财富、权力和国家机器无关，永远与受到侮辱和受到损害的人们守候在一起，永远与个性主义的孤魂野鬼纠缠在一起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权力斗争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的发挥着作用。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
二、岗位
我在上一节本来是要讨论巴金先生的信仰，因为这涉及到巴金先生是否保持人格的一贯性以及关于“说真话”的问题，结果似乎仍然没有能得到肯定性的结论。但这并不离题，因为看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信仰主要不是看他的言论，而是看他的行动。无政府主义在长期被镇压的过程中逐渐蜕变为一种日常的伦理行为，即强调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像毕修勺先生自觉把无政府主义精神解释为“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格原则，并贯穿到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去。吴朗西先生把只讲奉献、助人为乐都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工作中去。这样的转变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早在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消失，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分化，比较上层的人士都参与了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如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而处于社会下层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都分散到边缘地区，积极从事理想主义的教育、出版等工作，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
关于这些想法，我过去在巴金传记与其他一些文章里都已经说过，不必再重复。本节要讨论的是，巴金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如何被体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我把这两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权力与民间权利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走这条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是作家或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决不是用强调专业来掩盖对现实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来体现。这两种意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民主空间比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加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轮美奂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学如何结合这两种功能显然是认识不足，这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实现“安那其”的理想。这些煽动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和偏执。到1930年代中期，他的朋友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请他回国当总编辑，切实的岗位才使他有了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具体的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现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热情，也逐渐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憩园》、《寒夜》等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结合。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独特的道路，而是中国社会民主空间越来越小的产物。鲁迅就是在切实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特有的道路。他弃小说而重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场上的战斗作用，同时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严格设定在文化批判领域，这就是他与郭沫若见异思迁的品行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先拒绝李立三，后又拒绝周扬的根本立场。鲁迅晚年摆脱了周扬等左联领导集团的控制后，自觉团结了一批严肃认真从事文化事业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其中主要就形成了以巴金和胡风为代表的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很显然，如果鲁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汇聚了各种风气的上海发挥极为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显区别于《新青年》开创的广场的传统，也区别于因怯懦于现实环境而躲入书斋的传统文人的方式，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鲁迅去世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识分子岗位上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并没有可能在鲁迅的传统基础上更前进一步。更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工作方式后来也被残酷地中断了，巴金胡风在后来的历史中各有不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80年代他们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坛上。这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唯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写作《随想录》。
三、《随想录》
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1980年，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1980年，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也是政治权力更替的产物，但毕竟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枝所依，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我当时就写过评论《随想录》的文章指出过：巴金在起先写作中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影响来不断支持比较异端的文化现象，反对权力者对异端的迫害，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后来他感受到压迫越来越严重，就以“说真话”来为自己辩护，从消极意义上拒绝与权力者的某些行径合作。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在1980年很多次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波中，巴金始终不像曹禺等人丧失人格去迎合权势，客观上就竖起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旗帜。在写作《随想录》的最后一个阶段里，巴金一口气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批判“清除精神污染”，以及为胡风、叶非英等冤案抗议的文章，使《随想录》的境界提升了一层。我注意到有些指责文章提到了巴金对胡风一案的暧昧态度，其实早在1981年，胡风冤案刚被提出的时候，巴金就在《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的谈话》里对此开始反省，直到1986年写《怀念胡风》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正义的声音。这里固然包含了复杂的客观因素对巴金的压力，但同时也足见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像唱歌一样地到处表态忏悔之情是官僚周扬的方式，而对沉默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太沉重的思考，难道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吗？将来如果有人将《随想录》与其写作时代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会发现这是一部迅速反应时代话题、又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政治文化百科全书，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了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可惜，这些言说艺术在网络操纵下普遍粗鄙化的1990年代文化氛围里很难被人注意到，因此，误解与隔阂就在所难免了。
有的批评者把1980年的《随想录》与1990年代的《思痛录》相比，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比较。且不说1980年的二元对立的肉搏式思想斗争与1990年无名状态下的多元话语并存的环境不一样，巴金先生作为一个统战对象与韦君宜先生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巴金先生反思的只能从他身边的事件引出教训，表达良知，而韦君宜先生则是从权力圈子里倒戈出来，她的所知范围自然更有揭示内幕的价值，而且以她的资历和党内地位来说，她也毋须用“奴隶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任何人的觉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1980年巴金先生吞吞吐吐地为胡风鸣冤的时候，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先生正是阻止《新文学论丛》发表胡风先生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出来的长达五万言的《〈胡风评论集〉后记》的当事人之一。我这么说绝没有贬低韦先生的意思，我对《思痛录》也是充满敬意的，只是我想，即使是韦先生的肺腑之言，也不是想说就能随时说出来的，也是经过了内心激烈的自我斗争和最后之觉悟。我们讨论问题应该尽力做到知人论世，不能脱离现实环境的制约，以青年人的急躁心态来轻易作出孰是孰非的结论。
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当然我也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龄和重病，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已经无法使他在1980年的思想基础上有更进一层的突破。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巴金先生个人的悲哀，总的来说，1980年思想界起过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到了90年代几乎是广陵散绝，自有另一批新的偶像与战士来领风骚，这是时代风气的变迁所致。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九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人永远与青年人一样冲锋陷阵，何况，在1990年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以思想界领袖或青年斗士自居的人们是否真的在冲锋陷阵，退一步说，是否都能像巴金先生那样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也是值得怀疑的。《随想录》当然会有局限，正如任何前人创造的精神成果在急剧变化中的现实中国环境里，都会有其局限一样。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前辈的创造。我总以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靠一代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培养和积累得以发展的，即使从本世纪初的严复章炳麟算起，也不过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所谓百年积德，真正的“德”，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极其薄弱的。我们现在无法创造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前辈们的精神遗产继承过来，加以清理，他们做到了的我们有责任发扬广大，继往开来；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有责任勉力做去，点点滴滴，都是在前辈知识分子的努力、苦难和教训的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由于忽略与隔阂，就用狂妄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虽也能称快一时或不失为一种后生可畏的进步，但是自斩其根自断其流，这样的“进步”也终将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近两年有学者提倡“鲁迅精神谱系”，我不很赞同这样的片面说法，但我是理解倡导者心态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难离开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来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鲁迅的精神传统不应该成为几座孤立的独秀峰，而是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河流，它既泾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成为少数精英们的专利，它还应该能够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没无聊闲碎之音，使每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融化为其中的一点一滴，而贡献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来讨论巴金的意义才是有益的。
2000年7月19日于黑水斋
7/15/2004
黄永玉：忧郁的幸存者 余杰
我很喜欢黄永玉先生的画，更喜欢他的文字。我总是把文字当作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本质是忧伤的，所以最好的文字也是忧伤的，所以黄永玉先生把他的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叫作《这些忧郁的碎屑》（黄永玉著，三联书店1998年4月出版）。黄永玉先生忧伤的文字具有某种奇特的穿透力，穿透迷雾和烟云，穿透苦难和幸福，直抵心 灵最柔弱的地方。正像作者所说：“我深爱这个世界，包括它的悲苦。” 在熙熙攘攘的今天，这样的文字已经不多见了。同样的白纸黑字，有的像草叶般芳香（如黄永玉），有的却像厨房般油腻（如余秋雨）。《这些忧郁的碎屑》很难一下子读完，读着读着，你就喘不过气来，忧伤覆盖了你，你的心脏难受得快要跳不动了。我在这个时刻，便翻开黄永玉的漫画集《永玉六记》来，让其中那种透剔的幽默将冻结的 冰块解冻。就好像小时候，生病了，要吃药，死活不肯，母亲便拿糖果来诱惑，一口药，一颗糖。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
忧伤的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忘记了“尊严”这个词语。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形成巨大的矛盾，使如何“活着”几乎成了全民族唯一的命题。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活着就己耗尽人的精力和时间，哪还顾得着其它的事情呢？然而，黄永玉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看到或感受到悲哀而不悲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一种荒谬而残酷的力量，能令整个时代互相仇杀，颠倒伦理，以至于麻木了情感，忘记自己是人。”从他的文字里，我读出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横断面。这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书写，小人物的小故事，却更让人惊心动魄。这一百年，是尊严不断受到伤害、受到剥夺的一百年，是审美的感觉不断钝化、耻辱的感觉不断丧失的一百年。像黄永玉这样的老人，几乎经历过了中国本世纪历史中所有的悲剧——战争、杀戮、政治运动、铁幕以及传统道德的堤坝决口以后的放纵。他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更准确地说，是幸存者。幸存者们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彻底丧失了尊严感，成为奴隶，成为牛马，成为看客，成为铁屋子中沉睡的麻木的灵魂；另一类则是面对时代的挤压，权力的迫害始终不放弃对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他们坚韧地要求过“人”的生活、过昂首挺胸的生活。前者的生命是可怜的、可鄙的，而后者的生命则是可敬的、可爱的。黄永玉属于后者。
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忧伤的而有尊严的生命。黄永玉笔下的表叔沈从文，是弱者，也是强者，是幸运者，也是不幸者。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沈从文去世前夕，黄永玉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是沈从文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黄苗子看了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书写的时间是民国十年，也即1921年，那时沈从文刚19岁整。为什么完整地留下这块碑文呢？因为石头好，底面用来洗衣十分光洁适用。当黄永玉把拓片带给表叔看的时候，沈从文注视了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永玉的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沈从文转过眼睛看着黄永玉，眼檐一闪一闪，他一定在笑……太久的岁月了，是哭是笑都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他是被自己的创造力所感动，只要这种创造力还能够存在、还能够流传，人类就有希望。他是怎样一个“老实”的天才啊——天才一般都是狂放的、外向的，而很少像沈从文这样谦卑的、内敛的天才。他的脸上一直都带着淡淡的微笑，长衫在北平的风中飘动着。然而，无论他怎样谦卑和内敛，时代仍然没有放过他，他被时代无情地伤害、再伤害，有了伤口，再抹上盐。是谁逼他自杀，是谁逼他放弃了心爱的文学？我们该诅咒谁？谁来承担责任——那已经躺下的人？都过去了，像一阵烟。此时此刻，谁的过错也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沈从文承担了这份痛苦和磨难，他的诞生也许就是来回应痛苦与磨难的。《圣经》中说：“神常用痛苦来造就一个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痛苦叫人有益。”所以，沈从文还是幸福的。那么多趾高气扬的领袖与富豪，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宣言与语录，留存下来的有多少？而沈从文留存了下来。他的一个句子，在历史长河中占据的空间就比他们全部加起来要广阔得多。
《这些忧郁的碎屑》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蜜泪》。蜜与泪，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液体，然而黄永玉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它们一结合，产生的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滴小小的蜜泪，一半甜，一半咸，但哪一半甜，哪一半咸，你是分不开的。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4年5月30日
忧伤的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忘记了“尊严”这个词语。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形成巨大的矛盾，使如何“活着”几乎成了全民族唯一的命题。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活着就己耗尽人的精力和时间，哪还顾得着其它的事情呢？然而，黄永玉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看到或感受到悲哀而不悲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一种荒谬而残酷的力量，能令整个时代互相仇杀，颠倒伦理，以至于麻木了情感，忘记自己是人。”从他的文字里，我读出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横断面。这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书写，小人物的小故事，却更让人惊心动魄。这一百年，是尊严不断受到伤害、受到剥夺的一百年，是审美的感觉不断钝化、耻辱的感觉不断丧失的一百年。像黄永玉这样的老人，几乎经历过了中国本世纪历史中所有的悲剧——战争、杀戮、政治运动、铁幕以及传统道德的堤坝决口以后的放纵。他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更准确地说，是幸存者。幸存者们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彻底丧失了尊严感，成为奴隶，成为牛马，成为看客，成为铁屋子中沉睡的麻木的灵魂；另一类则是面对时代的挤压，权力的迫害始终不放弃对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他们坚韧地要求过“人”的生活、过昂首挺胸的生活。前者的生命是可怜的、可鄙的，而后者的生命则是可敬的、可爱的。黄永玉属于后者。
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忧伤的而有尊严的生命。黄永玉笔下的表叔沈从文，是弱者，也是强者，是幸运者，也是不幸者。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沈从文去世前夕，黄永玉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是沈从文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黄苗子看了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书写的时间是民国十年，也即1921年，那时沈从文刚19岁整。为什么完整地留下这块碑文呢？因为石头好，底面用来洗衣十分光洁适用。当黄永玉把拓片带给表叔看的时候，沈从文注视了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永玉的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沈从文转过眼睛看着黄永玉，眼檐一闪一闪，他一定在笑……太久的岁月了，是哭是笑都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他是被自己的创造力所感动，只要这种创造力还能够存在、还能够流传，人类就有希望。他是怎样一个“老实”的天才啊——天才一般都是狂放的、外向的，而很少像沈从文这样谦卑的、内敛的天才。他的脸上一直都带着淡淡的微笑，长衫在北平的风中飘动着。然而，无论他怎样谦卑和内敛，时代仍然没有放过他，他被时代无情地伤害、再伤害，有了伤口，再抹上盐。是谁逼他自杀，是谁逼他放弃了心爱的文学？我们该诅咒谁？谁来承担责任——那已经躺下的人？都过去了，像一阵烟。此时此刻，谁的过错也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沈从文承担了这份痛苦和磨难，他的诞生也许就是来回应痛苦与磨难的。《圣经》中说：“神常用痛苦来造就一个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痛苦叫人有益。”所以，沈从文还是幸福的。那么多趾高气扬的领袖与富豪，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宣言与语录，留存下来的有多少？而沈从文留存了下来。他的一个句子，在历史长河中占据的空间就比他们全部加起来要广阔得多。
《这些忧郁的碎屑》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蜜泪》。蜜与泪，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液体，然而黄永玉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它们一结合，产生的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滴小小的蜜泪，一半甜，一半咸，但哪一半甜，哪一半咸，你是分不开的。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4年5月30日
7/1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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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热衷于搜集信息，那么你很可能早已领略了网志(weblog)的迷人魅力，它能够集评论、相关网站链接等功能于一身。那些迷恋创建网志的人在国际互联网上不断搜寻新闻报导、公告、甚至是其他网志中的各种趣闻逸事，然后挑选出最好的加入自己的网志以及建立链接。好的网志如同一个朋友，总是把报纸上那些最佳报导指给你看。
但是，网志的蓬勃发展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重了网络信息的超载。据估计，网志的数量已经接近300万。并且，不只是业余爱好者参与其中，许多初创的媒体公司也在创建网志。比如，Gawker就建立了有关小器具信息的网志Gizmodo(网址www.gizmodo.com)和关于街头传言的网志Wonkette (网址www.wonkette.com)。
为了用好这些网志，我最近一直在尝试一种新玩艺儿：新闻阅读器(newsreader)。新闻阅读器可以把你收藏的网志所更新的新闻集中到一个地方，让你不必为了追踪最新的新闻帖而在各个网志间来回切换。
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因为许多网志更新内容都采用新闻信息包(news feed)格式，这种网络格式便于新闻阅读程序（或另一个网站）搜集和操控个人张贴的信息。对于网志出版人来说，上传信息就和通过新闻有线服务发布新内容非常相似。要判断一个网站是否提供新闻信息包，只要看能不能找到标有RSS和Atom的小图标就行。
我对许多流行的新闻阅读器进行了测试。它们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追踪你感兴趣的网志，并为你提供一份个性化的网络报纸。但只有当你愿意花些时间去事先组织信息的时候，它们才真正值得一用。
新闻阅读器各式各样。一种是你能在个人电脑上安装的独立软件程序。在这类产品中，FeedDemon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由Bradbury Software生产，售价29.95美元），它提供多种选择，使新闻信息包在屏幕上能个性化地显示。
另一种新闻阅读器将新闻信息包与电子邮件合二为一，其原理是：对许多用户而言，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包罗万象的信息中心。这类产品中的NewsGator（由NewsGator Technologies推出，售价29美元）将新闻信息包与Microsoft Outlook合二为一，而Oddpost（网址www.oddpost.com）则将新闻信息包与他们提供的一种出色的网络电子邮件服务结合在一起，每年的服务费为30美元。Mac电脑的用户还有其他选择，因为苹果电脑公司(Apple)刚刚宣布将在下一版的Safari浏览器中添加新闻阅读器功能。这一举措也表明了通过网志获取新闻已经变得何等重要。
总而言之，我在测试中对一种名为Bloglines的服务感觉最好，并向您推荐，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Bloglines (网址www.bloglines.com)是一种网络服务，这也就是说，你无需安装软件，并且能用任何网络浏览器追踪更新的网志。你将不再被某台特定电脑中的书签捆住手脚，你可以在家里、办公室或路上查阅更新的新闻。这种服务也是免费的。Bloglines的运营商Trustic Inc.的首席执行长马克·弗莱彻(Mark Fletcher)告诉我说，他们的网站将通过不显眼的Google风格的广告来获取收入。
当你在Bloglines新开帐户以后，就可以去访问那些你想要追踪的网志了。等你再访问Bloglines的时候，你追踪的网志列表就出现在屏幕的左侧，并有简短的信息告知你自从你上次登陆后这些网志都更新了多少条新闻。点击一个网志，里面更新的新闻就会出现在右侧窗口中。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你不用在那些没有更新新闻的网志上浪费访问时间。
当然，如果你没有感兴趣的网志，那这些东西就全无用武之地了。想找到好网志的最佳方式是：顺著自己的好奇心，追踪你访问过的网志链接。以下这些网志可以供你一试身手：
普通兴趣类网志：Boing Boing (网址www.boingboing.net) 是网络上最著名的日志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日志之一。我所谓的“普通兴趣”是指对互联网中等入迷的普通技术爱好者。这些人关注的焦点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但希望往那个方向发展。在最近一周，该网志上更新的话题包括：机器人、喜剧书以及外形很酷的电插头等等。
经济类网志：EconLog (网址econlog.econlib.org) 提供有关经济学的电子日志，都是深奥的东西，话题涉及新闻（比如房地产市场、税务）和理论。该日志上也有其他一些经济类网志的链接，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器具类网志：Engadget (网址www.engadget.com) 相当不错，每天更新六七条或者更多有关数码相机、MP3播放器和手机之类的新闻。如果它不是第一个介绍好玩意的网志，它会毫不犹豫地通过一个有趣的帖子帮你链接到另一个网志，因此，它通常都是比较新的。
政治类网志：迄今为止，WatchBlog (网址www.watchblog.com) 已经坚持一个有趣的理念一年有余了。实际上，它是三个网志的组合：三个单独的网志并排在一起，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和独立人士的观点来追踪2004年的大选新闻。
科技类网志：Lessig Blog (网址www.lessig.org/blog)。其实，它也和政治有关。更确切一点说，它涉及的内容是行业监管与科技的交界点。其出版者是斯坦福的法律教授及作家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他侧重的内容是高科技领域的版权、隐私权以及其他有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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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网志：EconLog (网址econlog.econlib.org) 提供有关经济学的电子日志，都是深奥的东西，话题涉及新闻（比如房地产市场、税务）和理论。该日志上也有其他一些经济类网志的链接，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器具类网志：Engadget (网址www.engadget.com) 相当不错，每天更新六七条或者更多有关数码相机、MP3播放器和手机之类的新闻。如果它不是第一个介绍好玩意的网志，它会毫不犹豫地通过一个有趣的帖子帮你链接到另一个网志，因此，它通常都是比较新的。
政治类网志：迄今为止，WatchBlog (网址www.watchblog.com) 已经坚持一个有趣的理念一年有余了。实际上，它是三个网志的组合：三个单独的网志并排在一起，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和独立人士的观点来追踪2004年的大选新闻。
科技类网志：Lessig Blog (网址www.lessig.org/blog)。其实，它也和政治有关。更确切一点说，它涉及的内容是行业监管与科技的交界点。其出版者是斯坦福的法律教授及作家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他侧重的内容是高科技领域的版权、隐私权以及其他有争议的话题。
7/13/2004
美国全国图书馆协会和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提出的九大标准
美国全国图书馆协会和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提出的九大标准
一、信息素养
标准一：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有效地和高效地获取信息。
标准二：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熟练地、批判性地评价信息。
标准三：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精确地、创造性地使用信息。
二、独立学习
标准四：作为一个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探求与个人兴趣有关的信息。
标准五：作为一个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欣赏作品和其他对信息进行创造性表达的内容。
标准六：作为一个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力争在信息查询和知识创新中做得最好。
三、社会责任
标准七：对学习社区和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认识信息对民主化社会的重要性。
标准八：对学习社区和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实行与信息和信息技术相关的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
标准九：对学习社区和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学生有信息素养，并能积极参与小组的活动来探求和创建信息
一、信息素养
标准一：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有效地和高效地获取信息。
标准二：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熟练地、批判性地评价信息。
标准三：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精确地、创造性地使用信息。
二、独立学习
标准四：作为一个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探求与个人兴趣有关的信息。
标准五：作为一个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欣赏作品和其他对信息进行创造性表达的内容。
标准六：作为一个独立学习者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力争在信息查询和知识创新中做得最好。
三、社会责任
标准七：对学习社区和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认识信息对民主化社会的重要性。
标准八：对学习社区和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学生具有信息素养，并能实行与信息和信息技术相关的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
标准九：对学习社区和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学生有信息素养，并能积极参与小组的活动来探求和创建信息
7/11/2004
钱钟书
钱钟书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生于1910年。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院长等职务。著作等身，《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围城》等为人所共知。
1998年12月19日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新华社消息称，钱先生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打电话，对钱钟书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杨绛先生保重身体。扬绛先生深表感谢。”
而法国总统希拉克也特意发来唁函，对钱先生的过世深表哀悼，并说：“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善良、开放和谦虚。法国深知这位20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作的贡献。……自30年代钱钟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记得一句非洲古谚说：“一个老人的去世，就像一座图书馆遭到焚毁”。早就有人把钱钟书比作“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a living encyclopedia）”。而钱钟书的仙逝，使中国文化痛失了一座“移动的图书馆”。
人中之龙
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之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宓先生突发感慨说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当时陈寅恪先生已在中年，其博学卓识，不仅在清华园内，而且在国内外学界都已为人所共誉，声名藉藉；而钱钟书刚刚毕业离校，不过二十三四岁，但他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师生都留下了极深印象，甚至被誉为清华有学生以来仅见。从吴宓对这二人的推崇来看，一方面可见得雨僧先生胸襟之坦荡磊落，虚怀若谷，而另一方面则是吴宓的独具慧眼，相中了钱钟书的才学气度，并盛赞之可与一代宗师陈寅恪比肩。世事沧桑，转眼就是70年，而今钱先生也已驾鹤西去，他的学问之精邃，识见之深卓，品性之纯粹，都当让吴宓先生地下有知，颔首微笑。
关于钱钟书在校时期的轶闻趣事，可谓车载斗量。例如说他曾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即把清华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甲字第一号（中文）和A字第一号（外文）开始通览一过，有的还要作批注；又如说道他上课从来不作笔记，有时还浏览其他书籍，可是一到考试稍加复习，便可考出优异成绩。这些说法或者因钱钟书才气之大声名之显而在流传中有所夸张，但据人查阅清华档案中他毕业时的成绩单，确实是令人瞠目的。他在清华读书4年，共修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论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除了第一学年体育和军训术课（第二学年以后这两门课都获准免修）吃了“当头棒”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金齿耙”和“银麻花”。
当时清华记分方法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劣，分别以E（被当时学生戏称为金齿耙）、S（银麻花）、N（三节鞭）、I（当头棒）、F（手枪）标志。其分值分别为1.2、1.1、1.0、0.9、0.0。而“超+”是1.2＋0.025，以学科之分数（学分）乘各科所得之分值，为该学程之“学积分”。不妨看看钱钟书第二学年的成绩单：
第二年英语，温源宁教授讲授，超
第二年法语，常安尔教授讲授，超
西洋文学概要，翟孟生教授讲授，超
西洋小说，瑞恰慈教授讲授，超
英国浪漫诗人，吴宓教授讲授，超
西洋哲学史，邓以蛰教授讲授，超＋
像钱钟书这样的成绩，在文学院乃至全校都是罕有其匹的。
狂生钟书
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
学者常凤，当年是钱钟书的同学，两人交往甚密，他回忆过当年初见钱钟书的场景：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唰唰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歉。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而二人第一次真正结识，则在当天下午，“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钟书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
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曾经说，他们一批同学中，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此君手笔。”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表演他的才学。
老师们也相当器重这位尽管张狂然而才华横溢的学生。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钱钟书参加。而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四年级的时候，钱钟书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学生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钟书：“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他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四月初春的清华园，绿草依稀，空气凉爽，学生们喜欢聚集到校园的咖啡馆，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边吃边喝边聊，宛如西洋酒吧。有一次，曹禺见吴祖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外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祖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祖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祖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祖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钱钟书这种过目不忘的超凡本领其实处处显露，著名画家黄永玉也有过和吴祖缃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
直到八十年代，钱钟书虽年事已高，但仍帮黄永玉解了一次围：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黄永玉画了一张以“凤凰涅槃”为寓意的大幅国画，他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作品。代表团就要出发，团长王震关照黄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黄起初以为事情简单，没想到一动手才发现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子也没有。他查遍《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还是没有！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黄终于想起救星，连忙挂了个电话给钱钟书求教。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黄依言果然马上找到，解决了问题。钱钟书的博闻强识，也的确令人叹服。
批评本色
钱钟书的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早已蜚声海内外，但这种批评家本色却是他自少年时便显露无遗的，在30年代的清华校园里，他已然成为一个著名的“大批评家”。
在1937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上这样描写他的这种“批评本色”：
“批评的”是他底特性。他好批评，善批评，他今生今世或许全盘要经营批评的事业了。他是忠实于他底批评的特性的：他到处批评，他逢人批评，他随时批评。对书他固然爱发表意见，对人何尝不是，对自然、对社会，都没有例外。他谈论一张诗笺的精致美丽，正如（谈论）某个不相识的女人一双眼的灵活生动那样兴奋；他开亚里斯多德的玩笑，好像形容一个教授如何在讲演时摇着牛头一样严肃。兴奋里，严肃里，他总说出一个响响亮亮的理由。此所以他是批评的，此所以他是一个可以成为理想的批评的人。因为，他既有诚恳的热情，又有清澈的理智——批评少不了它俩儿。
而这种“批评本色”除了学识见地之外，也出自于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惟有胸怀赤诚，方可不避不讳不偏颇地进行批评：
有许多人很会“做”人，可是“待”人极坏。老钱和这个刚相反，他“待”人极好，我相信的，他会永远那样好，但是“做”人方面，他就比较差了。……老钱这人最可爱处是在他底本色，而且他从来不大肯委屈自己而隐藏那点本色。如果他说文学是贵族的，他决不说得扭扭捏捏，而一定是干干脆脆；如果他说文学是革命的，那也一定是如此。装腔作势，他是不来的。他捧人，他自然也得骂人，而且骂得厉害；曾经一次受过他尊大人严重的警告，警告当然也无效。捧也好，骂也好，捧骂俱全也好，他对于他底对象一视同仁，只要看他常常惦记着那些被他骂得不像样子不成东西的宝贝便可以明白的。他最愿意读本色的书，他也愿意写本色的文字；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一路的兄弟……他自己喜欢本色，他也求人本色；独特的人，独特的文字，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大小玩意儿，他都极喜欢，心里喜欢不算，不知不觉赞美，赞美过分了，人家或许不好意思起来，他却似乎更体味着一个光明的境界。
据说钱钟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许渊冲曾经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做过钱钟书的学生，对此评论道：
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钱钟书青年时代就是如此血气方刚，对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因此有时被目为不可近的“狂生”。但他所指摘的往往都是事实上的错误，指出这样的错误对读者作者都只有好处，有何不可？再说，他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是万分严格。他每写一篇东西总是改了又改，简直没有满意的时候。据有幸最先拜读他《谈艺录》手稿的郑朝宗回忆，第一次看时已觉得很精彩，谁知隔天再去看，却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以后不知又删改了多少次才付排印。据说他有巴尔扎克之癖，爱在校样上润色文字，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出版后卷末的“补遗”和“增订”，这些也是没完没了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钱钟书过于尖刻严苛，然而他的崇尚本色，他的只求真理不求讳饰，或许正是当前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某种精神吧。
勤学苦读
钱钟书的天资才情、过目不忘、才情放旷，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未必都知道他是如何勤苦用功的。
常凤回忆过当年的情形：“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十六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两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这就是当年“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钟书。
前人有言：“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这句话用来形容钱钟书其实再恰当不过。他名符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书是他最大的癖好，其余一切都要让路。在国外留学期间，为了博览国内不易看到的书籍，他竟日夜埋首于图书馆的书从中，孜孜不倦，终因用脑过度，归国后长期患头晕之症，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读书聚精会神，绝无旁骛，有时正在谈话，忽然被手边一本什么书吸引住了，便全神贯注，忘记身边尚有人在。
他坚守博学强记的古训，读书时不让头脑充当漏斗或者海绵的角色，而要牢牢记住一切必须记住的东西。他不倚靠卡片和目录索引，需要查书时，总是一查就得。他身边也自有一种“秘本”（他的读书笔记）供他繁征博引时的参考之需，但这秘本如何使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吴祖缃向来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回忆说自己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
他读书极快，一本厚厚的非常难啃的古典哲学名著，别人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才啃得了的，他一般只需一个星期。钱钟书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对他这些特点无疑起了很大影响。他的父亲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钟书幼承家学，博览群书，精于写作，古文功底雄厚。而后他就读的中学、大学乃至国外的高等学府，都是第一流的。这些雨露加上他自身毕生不懈的努力，终造就了一株奕奕生辉的奇葩。
在青少年时代，钱钟书风华正茂，词采斐然，身上难免粘些才子气味，爱学做张船山、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被父执辈陈衍老先生看到了，着实把他教导一番。陈老告诉他，走那条路子，不但做不出好诗，而且“折寿”。钱钟书果然从此改弦易辙去追求风格高的诗歌道路。这件事足够说明他一生为人与治学之道。他能耐寂寞，安守本分，决不作出位之思，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外间如何风云变幻，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冷摊子。从不强出头，是以也不曾落得青冥垂翅，丢尽毛羽。这种行径非人人能理解，因此便难摆脱“狂”的称号。而实际他更有“狷”的姿态，“狷者有所不为”。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杨绛曾称钱钟书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他们一直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黄永玉回忆道：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这便是一生勤勉向学的钱钟书的真实写照。
文化昆仑
在治学方面，钱钟书富于民主精神，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从不笃信一先生言，也决不拜倒于哪位大师门下，像蜜蜂酿蜜似的，博采众长，匠心独运，以自成一家之说。和他见过面的人，往往惊叹于他书卷的丰富和才识的超群，顿生仰慕之感。例如许渊冲就回忆钱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给他们讲课的情形，只讲英语，不说汉语；用一口牛津英语，对学生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他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然而说也奇怪，这样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竟没有写出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只发表些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惹得浅见的人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 。他们不知道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是钱钟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决定了的，那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可是钱钟书不同意。他说，那种书“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因此他要结结实实地下苦功，不说一句陈言和空话，而每一点滴的收获都是自己才智的结晶，可以传之久远的。
钱钟书文思敏捷，下笔如风，有时当着客人的面写一封骈四俪六的书信，顷刻立就，文辞甚美；但他一般并不如此轻率，写一首律诗也要千锤百炼，力求精切。“对客挥毫”和“闭门觅句”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的。他爱读小说，尤爱读西洋小说。抗战末期他忽发感慨，以为读了半辈子的书，只能评头论足，却不会创作，连个毛姆（Somerset Maugham）都比不上，实在可悲。于是，发愤图强，先写短篇，后写长篇，那本举世闻名的《围城》就是在此激愤情绪下产生的。他写小说，和作学术论文一样，态度非常认真，从情节安排到语言运用都煞费苦心，也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味。《围城》堪称“学人之小说”，非读破万卷书定然写不出。恰似锦上添花，此书一出，钱钟书声名更盛，仿佛无所不能一般。然而平心而论，他的最大成就还在学术方面。
钱钟书在学术上究竟有什么突出贡献呢？有人认为他就是读书多，拿起笔来，繁征博引尽是中西冷僻古籍，使人目瞪口呆，望洋兴叹；也有人认为他的真本领是懂得多种外语，著作里塞满蟹行文字，使得没上过洋学堂的土老儿吓破胆子；还有人认为他两手分执亚椠欧铅，研究中西比较文学应推他为巨擘。如此种种，不无道理，但也都是皮相之谈。俗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钱钟书早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将文艺批评上升到科学的地位。他深感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名家都只是凭主观创立学说，在一个时期里可以惊动一世，过了些日子，则又如秋后的蚊蝇，凉风一扫不见踪迹。其中有站得住脚的，也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参考，整个体系算是垮了。等而下之，更有一些不入流的批评家，毋庸提及。钱钟书独辟蹊径，不尚空谈，不作高论，而把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具体作品，试图从中概括出攻不破推不倒的艺术规律。他也注意古今中外一切文艺理论，吸取其中值得吸取的东西，但他严格遵守的却是批判原则。他不迷信任何人，更不昏头赶时髦，赶时髦是他最鄙视的浅薄行径。他既致力于探索艺术规律，自然要广泛阅读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习闻惯见、家喻户晓的那几种。这就是他爱繁证博引得真正原因。有人讥笑他矜奇炫博，专以征引冷僻书吓人，他早已作了回答：“《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什么“冷僻书”，只是少见多怪罢了！他不抹杀文艺的国界，但又深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艺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普天下的诗心文心应该可以一致。钱钟书奋斗了几十年，从事文艺批评科学化的工作。他不汲汲于建立理论体系，而专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文艺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在作鉴赏评判的同时，他大量征引中外文学作品中性质相同的例子，以资说明。就这样，一片散沙似的偶然发生的文艺现象，经过精心探索被归纳成为一条条艺术规律。
一切不存偏见的人应该承认，这样的治学方法无论如何要比从概念出发的专事空谈更坚实牢靠，更合乎科学。这条路子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谈艺录》。40年后他又发表了《管锥编》。这部内容浩瀚的巨著，既是学术著作，又是时代镜子，其范围至少包括文史哲三方面，而精思锐笔，博学卓识，更在《谈艺录》之上，老成胜少作，果不其然。在《管锥编》有关文艺部分，钱先生用的仍然是具体鉴赏和评判的方法，没有把自己一生心血凝成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据统计，此书前四册共1200多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考订的性质，其余或论史，或衡文，或阐明哲理，皆独抒己见，启人神智。仅就谈艺部分而言，有重大发现可视同定律或原则的论述不下百十则。这些都可写成论文或专书，而钱钟书则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用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百字了之，以实涵虚，点到即止。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只有材料而无理论，故而如此，殊不知宁纳须弥于芥子而决不将坟桎扩大为泰山，是此老根深蒂固的习惯。再说他当时已年逾七十，若再做长篇大论，《管锥编》恐难问世。认识钱钟书的人知道他的兴趣是在于学术本身，学术上的是非他当仁不让，而开立宗派，用大部头的系统著作自广声气，则非他所愿。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用作钱钟书的写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
钱杨之恋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
杨季康(绛)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文研究生。东吴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可以很好地学英语，但学费比较高，只有“公子哥儿”和“小姐”们才上得起。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而她当初所以没能在清华读本科，则因为她考大学时，清华不在南方招女生。于是，她只好就近考入东吴大学，而且与《围城》中的唐晓芙一样，读的是极平常的政治系。
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多少时间，女学生们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男同学呢，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当时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4岁的“大姐”袁震(吴晗夫人)同屋，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给袁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正要与吴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她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袁的男朋友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使袁震不高兴，只好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维说，她要让吴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而现在，她们三人成为了“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后来，袁震与吴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杨绛与袁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那时，钱钟书在校园内名气很大，杨绛初次见到他，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而且第二年便订了婚。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议论钱钟书。现在所知道的是，当时杨绛选修中文系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习作”课程，于1934年秋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同时期，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富有李义山风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
缠绵徘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髫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的一首七言律体中，钱钟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并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爱情，常为人们誉为珠联璧合，举世无双。
诗中所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使人想起《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钟书父亲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钱钟书夫子便端出这封“季康与宣信”来教育侄女。到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典。杨绛先生回忆当时情形如是说：
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因为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就这样，钱钟书和杨绛走到一起，一走就是一辈子。
夏衍说过：“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写散文、小说，《干校六记》、《洗澡》都是名篇。有人称赞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有人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钟书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
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钟书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有人曾问过钱钟书“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钱钟书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 “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不论如何，二人如神仙眷侣般的传奇早已随他们的著述永垂青史。
淡泊名利
杨绛先生在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写道：“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的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钱钟书博大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钱先生淡漠名利的人生态度更是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婉谢了哈佛大学要给他的荣誉博士。由于他的学术地位，社科院想让钱钟书担任一定职务，他一直不干，后来是胡乔木反复做工作，他才当了副院长。
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和得以聆听他的教诲的人可谓少而又少。杨绛在《钱钟书与〈围城〉》一书中提过这么一件事，已经成为经典：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打电话求见，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正因此，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绎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钟书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钱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
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是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钟书执意不收。1991年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钟书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而他们也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杨绛曾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钟书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不得不碍于情面，“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黄永玉还回忆过这样的事情：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钱先生没有出门。
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钟书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钱先生留下的遗嘱对自己的身后事作出了这样的安排：“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钱先生的丧事，留给了他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夫人杨绛先生。在杨绛的坚持下，钱先生的遗嘱得到了尊重和执行。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生于1910年。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院长等职务。著作等身，《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围城》等为人所共知。
1998年12月19日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新华社消息称，钱先生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打电话，对钱钟书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杨绛先生保重身体。扬绛先生深表感谢。”
而法国总统希拉克也特意发来唁函，对钱先生的过世深表哀悼，并说：“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善良、开放和谦虚。法国深知这位20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作的贡献。……自30年代钱钟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记得一句非洲古谚说：“一个老人的去世，就像一座图书馆遭到焚毁”。早就有人把钱钟书比作“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a living encyclopedia）”。而钱钟书的仙逝，使中国文化痛失了一座“移动的图书馆”。
人中之龙
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之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宓先生突发感慨说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当时陈寅恪先生已在中年，其博学卓识，不仅在清华园内，而且在国内外学界都已为人所共誉，声名藉藉；而钱钟书刚刚毕业离校，不过二十三四岁，但他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师生都留下了极深印象，甚至被誉为清华有学生以来仅见。从吴宓对这二人的推崇来看，一方面可见得雨僧先生胸襟之坦荡磊落，虚怀若谷，而另一方面则是吴宓的独具慧眼，相中了钱钟书的才学气度，并盛赞之可与一代宗师陈寅恪比肩。世事沧桑，转眼就是70年，而今钱先生也已驾鹤西去，他的学问之精邃，识见之深卓，品性之纯粹，都当让吴宓先生地下有知，颔首微笑。
关于钱钟书在校时期的轶闻趣事，可谓车载斗量。例如说他曾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即把清华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甲字第一号（中文）和A字第一号（外文）开始通览一过，有的还要作批注；又如说道他上课从来不作笔记，有时还浏览其他书籍，可是一到考试稍加复习，便可考出优异成绩。这些说法或者因钱钟书才气之大声名之显而在流传中有所夸张，但据人查阅清华档案中他毕业时的成绩单，确实是令人瞠目的。他在清华读书4年，共修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论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除了第一学年体育和军训术课（第二学年以后这两门课都获准免修）吃了“当头棒”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金齿耙”和“银麻花”。
当时清华记分方法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劣，分别以E（被当时学生戏称为金齿耙）、S（银麻花）、N（三节鞭）、I（当头棒）、F（手枪）标志。其分值分别为1.2、1.1、1.0、0.9、0.0。而“超+”是1.2＋0.025，以学科之分数（学分）乘各科所得之分值，为该学程之“学积分”。不妨看看钱钟书第二学年的成绩单：
第二年英语，温源宁教授讲授，超
第二年法语，常安尔教授讲授，超
西洋文学概要，翟孟生教授讲授，超
西洋小说，瑞恰慈教授讲授，超
英国浪漫诗人，吴宓教授讲授，超
西洋哲学史，邓以蛰教授讲授，超＋
像钱钟书这样的成绩，在文学院乃至全校都是罕有其匹的。
狂生钟书
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
学者常凤，当年是钱钟书的同学，两人交往甚密，他回忆过当年初见钱钟书的场景：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唰唰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歉。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而二人第一次真正结识，则在当天下午，“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钟书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
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曾经说，他们一批同学中，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此君手笔。”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表演他的才学。
老师们也相当器重这位尽管张狂然而才华横溢的学生。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钱钟书参加。而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四年级的时候，钱钟书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学生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钟书：“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他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四月初春的清华园，绿草依稀，空气凉爽，学生们喜欢聚集到校园的咖啡馆，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边吃边喝边聊，宛如西洋酒吧。有一次，曹禺见吴祖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外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祖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祖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祖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祖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钱钟书这种过目不忘的超凡本领其实处处显露，著名画家黄永玉也有过和吴祖缃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
直到八十年代，钱钟书虽年事已高，但仍帮黄永玉解了一次围：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黄永玉画了一张以“凤凰涅槃”为寓意的大幅国画，他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作品。代表团就要出发，团长王震关照黄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黄起初以为事情简单，没想到一动手才发现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子也没有。他查遍《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还是没有！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黄终于想起救星，连忙挂了个电话给钱钟书求教。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黄依言果然马上找到，解决了问题。钱钟书的博闻强识，也的确令人叹服。
批评本色
钱钟书的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早已蜚声海内外，但这种批评家本色却是他自少年时便显露无遗的，在30年代的清华校园里，他已然成为一个著名的“大批评家”。
在1937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上这样描写他的这种“批评本色”：
“批评的”是他底特性。他好批评，善批评，他今生今世或许全盘要经营批评的事业了。他是忠实于他底批评的特性的：他到处批评，他逢人批评，他随时批评。对书他固然爱发表意见，对人何尝不是，对自然、对社会，都没有例外。他谈论一张诗笺的精致美丽，正如（谈论）某个不相识的女人一双眼的灵活生动那样兴奋；他开亚里斯多德的玩笑，好像形容一个教授如何在讲演时摇着牛头一样严肃。兴奋里，严肃里，他总说出一个响响亮亮的理由。此所以他是批评的，此所以他是一个可以成为理想的批评的人。因为，他既有诚恳的热情，又有清澈的理智——批评少不了它俩儿。
而这种“批评本色”除了学识见地之外，也出自于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惟有胸怀赤诚，方可不避不讳不偏颇地进行批评：
有许多人很会“做”人，可是“待”人极坏。老钱和这个刚相反，他“待”人极好，我相信的，他会永远那样好，但是“做”人方面，他就比较差了。……老钱这人最可爱处是在他底本色，而且他从来不大肯委屈自己而隐藏那点本色。如果他说文学是贵族的，他决不说得扭扭捏捏，而一定是干干脆脆；如果他说文学是革命的，那也一定是如此。装腔作势，他是不来的。他捧人，他自然也得骂人，而且骂得厉害；曾经一次受过他尊大人严重的警告，警告当然也无效。捧也好，骂也好，捧骂俱全也好，他对于他底对象一视同仁，只要看他常常惦记着那些被他骂得不像样子不成东西的宝贝便可以明白的。他最愿意读本色的书，他也愿意写本色的文字；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一路的兄弟……他自己喜欢本色，他也求人本色；独特的人，独特的文字，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大小玩意儿，他都极喜欢，心里喜欢不算，不知不觉赞美，赞美过分了，人家或许不好意思起来，他却似乎更体味着一个光明的境界。
据说钱钟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许渊冲曾经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做过钱钟书的学生，对此评论道：
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钱钟书青年时代就是如此血气方刚，对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因此有时被目为不可近的“狂生”。但他所指摘的往往都是事实上的错误，指出这样的错误对读者作者都只有好处，有何不可？再说，他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是万分严格。他每写一篇东西总是改了又改，简直没有满意的时候。据有幸最先拜读他《谈艺录》手稿的郑朝宗回忆，第一次看时已觉得很精彩，谁知隔天再去看，却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以后不知又删改了多少次才付排印。据说他有巴尔扎克之癖，爱在校样上润色文字，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出版后卷末的“补遗”和“增订”，这些也是没完没了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钱钟书过于尖刻严苛，然而他的崇尚本色，他的只求真理不求讳饰，或许正是当前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某种精神吧。
勤学苦读
钱钟书的天资才情、过目不忘、才情放旷，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未必都知道他是如何勤苦用功的。
常凤回忆过当年的情形：“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十六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两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这就是当年“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钟书。
前人有言：“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这句话用来形容钱钟书其实再恰当不过。他名符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书是他最大的癖好，其余一切都要让路。在国外留学期间，为了博览国内不易看到的书籍，他竟日夜埋首于图书馆的书从中，孜孜不倦，终因用脑过度，归国后长期患头晕之症，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读书聚精会神，绝无旁骛，有时正在谈话，忽然被手边一本什么书吸引住了，便全神贯注，忘记身边尚有人在。
他坚守博学强记的古训，读书时不让头脑充当漏斗或者海绵的角色，而要牢牢记住一切必须记住的东西。他不倚靠卡片和目录索引，需要查书时，总是一查就得。他身边也自有一种“秘本”（他的读书笔记）供他繁征博引时的参考之需，但这秘本如何使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吴祖缃向来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回忆说自己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
他读书极快，一本厚厚的非常难啃的古典哲学名著，别人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才啃得了的，他一般只需一个星期。钱钟书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对他这些特点无疑起了很大影响。他的父亲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钟书幼承家学，博览群书，精于写作，古文功底雄厚。而后他就读的中学、大学乃至国外的高等学府，都是第一流的。这些雨露加上他自身毕生不懈的努力，终造就了一株奕奕生辉的奇葩。
在青少年时代，钱钟书风华正茂，词采斐然，身上难免粘些才子气味，爱学做张船山、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被父执辈陈衍老先生看到了，着实把他教导一番。陈老告诉他，走那条路子，不但做不出好诗，而且“折寿”。钱钟书果然从此改弦易辙去追求风格高的诗歌道路。这件事足够说明他一生为人与治学之道。他能耐寂寞，安守本分，决不作出位之思，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外间如何风云变幻，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冷摊子。从不强出头，是以也不曾落得青冥垂翅，丢尽毛羽。这种行径非人人能理解，因此便难摆脱“狂”的称号。而实际他更有“狷”的姿态，“狷者有所不为”。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杨绛曾称钱钟书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他们一直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黄永玉回忆道：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这便是一生勤勉向学的钱钟书的真实写照。
文化昆仑
在治学方面，钱钟书富于民主精神，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从不笃信一先生言，也决不拜倒于哪位大师门下，像蜜蜂酿蜜似的，博采众长，匠心独运，以自成一家之说。和他见过面的人，往往惊叹于他书卷的丰富和才识的超群，顿生仰慕之感。例如许渊冲就回忆钱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给他们讲课的情形，只讲英语，不说汉语；用一口牛津英语，对学生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他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然而说也奇怪，这样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竟没有写出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只发表些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惹得浅见的人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 。他们不知道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是钱钟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决定了的，那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可是钱钟书不同意。他说，那种书“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因此他要结结实实地下苦功，不说一句陈言和空话，而每一点滴的收获都是自己才智的结晶，可以传之久远的。
钱钟书文思敏捷，下笔如风，有时当着客人的面写一封骈四俪六的书信，顷刻立就，文辞甚美；但他一般并不如此轻率，写一首律诗也要千锤百炼，力求精切。“对客挥毫”和“闭门觅句”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的。他爱读小说，尤爱读西洋小说。抗战末期他忽发感慨，以为读了半辈子的书，只能评头论足，却不会创作，连个毛姆（Somerset Maugham）都比不上，实在可悲。于是，发愤图强，先写短篇，后写长篇，那本举世闻名的《围城》就是在此激愤情绪下产生的。他写小说，和作学术论文一样，态度非常认真，从情节安排到语言运用都煞费苦心，也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味。《围城》堪称“学人之小说”，非读破万卷书定然写不出。恰似锦上添花，此书一出，钱钟书声名更盛，仿佛无所不能一般。然而平心而论，他的最大成就还在学术方面。
钱钟书在学术上究竟有什么突出贡献呢？有人认为他就是读书多，拿起笔来，繁征博引尽是中西冷僻古籍，使人目瞪口呆，望洋兴叹；也有人认为他的真本领是懂得多种外语，著作里塞满蟹行文字，使得没上过洋学堂的土老儿吓破胆子；还有人认为他两手分执亚椠欧铅，研究中西比较文学应推他为巨擘。如此种种，不无道理，但也都是皮相之谈。俗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钱钟书早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将文艺批评上升到科学的地位。他深感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名家都只是凭主观创立学说，在一个时期里可以惊动一世，过了些日子，则又如秋后的蚊蝇，凉风一扫不见踪迹。其中有站得住脚的，也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参考，整个体系算是垮了。等而下之，更有一些不入流的批评家，毋庸提及。钱钟书独辟蹊径，不尚空谈，不作高论，而把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具体作品，试图从中概括出攻不破推不倒的艺术规律。他也注意古今中外一切文艺理论，吸取其中值得吸取的东西，但他严格遵守的却是批判原则。他不迷信任何人，更不昏头赶时髦，赶时髦是他最鄙视的浅薄行径。他既致力于探索艺术规律，自然要广泛阅读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习闻惯见、家喻户晓的那几种。这就是他爱繁证博引得真正原因。有人讥笑他矜奇炫博，专以征引冷僻书吓人，他早已作了回答：“《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什么“冷僻书”，只是少见多怪罢了！他不抹杀文艺的国界，但又深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艺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普天下的诗心文心应该可以一致。钱钟书奋斗了几十年，从事文艺批评科学化的工作。他不汲汲于建立理论体系，而专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文艺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在作鉴赏评判的同时，他大量征引中外文学作品中性质相同的例子，以资说明。就这样，一片散沙似的偶然发生的文艺现象，经过精心探索被归纳成为一条条艺术规律。
一切不存偏见的人应该承认，这样的治学方法无论如何要比从概念出发的专事空谈更坚实牢靠，更合乎科学。这条路子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谈艺录》。40年后他又发表了《管锥编》。这部内容浩瀚的巨著，既是学术著作，又是时代镜子，其范围至少包括文史哲三方面，而精思锐笔，博学卓识，更在《谈艺录》之上，老成胜少作，果不其然。在《管锥编》有关文艺部分，钱先生用的仍然是具体鉴赏和评判的方法，没有把自己一生心血凝成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据统计，此书前四册共1200多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考订的性质，其余或论史，或衡文，或阐明哲理，皆独抒己见，启人神智。仅就谈艺部分而言，有重大发现可视同定律或原则的论述不下百十则。这些都可写成论文或专书，而钱钟书则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用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百字了之，以实涵虚，点到即止。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只有材料而无理论，故而如此，殊不知宁纳须弥于芥子而决不将坟桎扩大为泰山，是此老根深蒂固的习惯。再说他当时已年逾七十，若再做长篇大论，《管锥编》恐难问世。认识钱钟书的人知道他的兴趣是在于学术本身，学术上的是非他当仁不让，而开立宗派，用大部头的系统著作自广声气，则非他所愿。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用作钱钟书的写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
钱杨之恋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
杨季康(绛)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文研究生。东吴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可以很好地学英语，但学费比较高，只有“公子哥儿”和“小姐”们才上得起。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而她当初所以没能在清华读本科，则因为她考大学时，清华不在南方招女生。于是，她只好就近考入东吴大学，而且与《围城》中的唐晓芙一样，读的是极平常的政治系。
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多少时间，女学生们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男同学呢，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当时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4岁的“大姐”袁震(吴晗夫人)同屋，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给袁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正要与吴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她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袁的男朋友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使袁震不高兴，只好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维说，她要让吴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而现在，她们三人成为了“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后来，袁震与吴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杨绛与袁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那时，钱钟书在校园内名气很大，杨绛初次见到他，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而且第二年便订了婚。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议论钱钟书。现在所知道的是，当时杨绛选修中文系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习作”课程，于1934年秋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同时期，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富有李义山风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
缠绵徘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髫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的一首七言律体中，钱钟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并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爱情，常为人们誉为珠联璧合，举世无双。
诗中所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使人想起《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钟书父亲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钱钟书夫子便端出这封“季康与宣信”来教育侄女。到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典。杨绛先生回忆当时情形如是说：
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因为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就这样，钱钟书和杨绛走到一起，一走就是一辈子。
夏衍说过：“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写散文、小说，《干校六记》、《洗澡》都是名篇。有人称赞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有人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钟书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
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钟书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有人曾问过钱钟书“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钱钟书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 “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不论如何，二人如神仙眷侣般的传奇早已随他们的著述永垂青史。
淡泊名利
杨绛先生在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写道：“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的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钱钟书博大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钱先生淡漠名利的人生态度更是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婉谢了哈佛大学要给他的荣誉博士。由于他的学术地位，社科院想让钱钟书担任一定职务，他一直不干，后来是胡乔木反复做工作，他才当了副院长。
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和得以聆听他的教诲的人可谓少而又少。杨绛在《钱钟书与〈围城〉》一书中提过这么一件事，已经成为经典：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打电话求见，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正因此，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绎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钟书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钱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
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是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钟书执意不收。1991年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钟书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而他们也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杨绛曾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钟书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不得不碍于情面，“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黄永玉还回忆过这样的事情：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钱先生没有出门。
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钟书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钱先生留下的遗嘱对自己的身后事作出了这样的安排：“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钱先生的丧事，留给了他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夫人杨绛先生。在杨绛的坚持下，钱先生的遗嘱得到了尊重和执行。
7/09/2004
谈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
谈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
――谈《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前天给大家讲了一个专题 “谈天道与孝道的问题” 。对于什么是道，大概很多人听得稀里糊涂的，这也很正常，因为无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如何学道,儒家和佛家、道家在形式上有些不一样，儒家所说的学道，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家庭开始，把孝道做好，把男女关系处理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主题是“《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 。
大家看这个题目好像有些罗嗦，既然说恋爱，那肯定是男和女恋爱了，所以男女恋爱问题就觉得好像是罗嗦，然而我又想了一下，还是加上“男女”二字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同性恋（众笑），诗经我研究了三分之一，还没发现有同性恋问题，所以我就把今天所讲的专题定为“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所以今天下午所讲的不谈同性恋问题，谈的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大家听到这个问题都觉得很害羞，其实没什么好害羞的。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男人，另一种女人，所以男女问题是相当重要的，孔老夫子也曾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就是说人有两个最基本的欲望，一个是饮食，另一个是男女关系。人吃饱了就有男女问题，也就是说男人想要女人，女人想要男人嘛，这是很正常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如此，所以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呢，就会出现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是如何把男女关系给处理好。关于男女关系，如果我们只是一种教条式的说教，大多数同学都不喜欢听。如果说《诗经》中的男女关系，很多同学就喜欢听了，这就是经典的摄受力。谈到《诗经》，大家都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但是接下去的诗句，大多数同学们就不知道了。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这首诗是什么意思许多同学也搞不清楚，以为仅仅是男人追女人的情诗。从文字看似乎是男女恋爱的情诗，但是它的内在含义是很深的。
㈠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诗经》，我首先给大家讲讲《诗经》的来历。孔子与《诗经》有很大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有云：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一段文字是说，从上古开始到孔子那个时候，流下来的诗大概是三千余篇，孔子重新编排和删减，最后选定三百零五篇编成《诗经》。这三百零五篇诗歌孔子弹着琴唱了一遍（因为古代的诗是可以唱的），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诗经》从孔子以后往下流传，经过战国一直到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特别不喜欢儒生。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秦始皇也很冤枉，他活埋的儒生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他当时也没烧多少书，只是把民间的书全部收起来，放到阿房宫。后来项羽进了咸阳，一把火烧掉阿房宫，烧了三个月，才烧完，所以大家看到底是谁烧的？说不清楚了，你说不是秦始皇干的吗？也不对，因为他不把书民间的书收到阿房宫，项羽也没法烧。其实是这两位老兄一起干的，书烧掉了，但是烧掉不要紧，因为古人读书不同今人，古人读书一般能背诵。如果是你们就惨了，烧完了再也记不住了。古人不同，所以烧掉不要紧。秦始皇很快完蛋了，到了汉朝时，儒生们把烧掉的经典重新背诵出来，重新记成书，《诗经》也因此而流传下来。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即后世所谓的“四家诗”。《鲁诗》因鲁人申培而得名，《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传自荀子的弟子毛亨，毛公为之作《诗诂训传》，后传毛苌。前三家，西汉时立为官学。《毛诗》东汉方立于官学。后《毛诗》盛，三家衰，《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三国魏，《韩诗》亡于宋，今仅存《韩诗外传》一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诗经》是由毛公所传的《毛诗》。
孔夫子非常强调诗的教育，大家读过《论语》都知道，孔子和他的弟子经常谈诗，如果你进不了诗的殿堂，可以这么说，你当孔子的学生应该是稀里糊涂的，估计考试肯定不及格。《论语》第一篇里记载，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贡说，“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已，告诸往而知来者。”意思是说，子贡，现在可以跟你谈诗了。为什么把这一句放在《论语》的第一篇呢？这样编排的意思是说，要进入孔子学问的殿堂，要登堂入室，你不了解诗是不行的。中国古人，特别是儒家，修学道，往往是通过诗歌，通过诗歌来使自己的思想纯净下来，最终体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古代的诗，和我们现代所讲的诗有很大的差别。
大家都很喜欢诗，然而到底什么叫诗呢？《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讲得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诗就是志之所之。志又是什么呢？我们心中愿望所指向的，在心称之为志，如果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之为诗。这就是诗最权威的定义。我们心中有所感悟，我们就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有所感触，我们就想用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语言还不足以表达，就拖长语调感叹之，感叹还不足抒发内心所感就歌咏之，也就是写诗来唱。如果歌咏之还不足表达内心所感，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所以古代的诗，常配有音乐和舞蹈。但是有些同学说，哎呀，我现在想成为亿万富翁，所以我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你能写出来诗来吗？估计写不出，因为你这个志之所之，之错了。古人所讲的志，所之的是什么呢？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夫子认为人生在世，他的志向是在道上。人心向于道，在学道、求道当中有所感悟，发言也就成诗。所以说为什么你不能发言为诗呢？因为你心所志的那个不是道。还有些同学呢，哎呀，看到一位漂亮姑娘，我要追求他，要给她写情书，写情书还不过瘾，最好写情诗，所以往往谈恋爱的人能写出诗。因为你谈恋爱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名和利的问题，你用的是真情，这就稍有了点诗的感觉。但是只有志于道，你才能写出真正的诗。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夫子这句话告诉我们诗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思想无邪纯善。《毛诗序》有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句话所讲的就是诗的作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思无邪，让我们的思想无邪，纯洁。人人能思无邪，自然就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就天下太平。当然孔夫子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写诗的根本原则，就是思无邪。当我们思无邪时，自然也就会从心中流出诗歌。人的初恋都很纯情，天真无邪，所以初恋的人很容易写出情诗。以后大家不要乱谈恋爱，初恋一过就没了。以前初恋的时候就写过好多诗，后来一把火把它全烧了，因为志于道有所得，再看以前得东西就没什么意思啦。所以说志于道，才能写出真正得诗，因为诗就在我们内心得心灵深处，但是由于物欲的蒙蔽而丧失。所谓的道前面我们讲过，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在《易·系辞》里说得更精微，什么叫道？夫子说：“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道虽很玄，但也很简单，当你的思无邪时，对道一定会有所体悟，将这一体悟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可成诗。
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些有关道和诗的故事，学过中国哲学史的同学都知道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在中国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人物。六祖慧能出身贫寒，以打柴为生。后听人诵《金刚经》有所体悟，便从广州步行到湖北，投到黄梅五祖弘忍门下学习。五祖年纪大了要把他的衣钵传给接班人，传给谁呢？五祖让所有的弟子都写首偈，看谁对道的感悟高就传给谁。大弟子神秀很有心得就写了一首偈：
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常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菩提树是释迦牟尼悟到的地方，“身为菩提树”，就是我们的身就像菩提树一样如如不动。“心如明镜台”，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像明镜一样。为此就要时常勤拂拭，不要让我们的心灵有所污垢，勿使其惹尘埃。但六祖慧能认为他的师兄，还没有悟道，所以六祖慧为了表明自己的见地，他将神秀的偈稍改动一下：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一看慧能的这首偈，便知道六祖对道的体悟要高于神秀。所以将自己的衣钵传给了慧能，但是怕别人害六祖，就让慧能赶快南行。六祖走了好几天，五祖才向弟子宣布慧能为自己的传人。神秀没出声，但其他的弟子不干，将军出身的慧明，提着刀就去追杀慧能。慧明追上慧能后，没有杀慧能，当然也杀不了慧能，慧能传了些道与慧明，慧明有所感悟就返回修道去了。慧能便就在猎人堆里隐居修道，十五年后，慧能出山，至广州法性寺。正好印宗法师在将课。这时风吹旗动，一位僧人说是旗动，另一位说是风动，六祖慧能过去跟这两位僧人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是仁者心动。六祖慧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圣人，但有一个事实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六祖慧能是一个文盲，他不认识字的，但他会写诗，很奇怪吧。六祖也会讲经，他怎么讲经呢？他让弟子念一段，然后他给解释一段。这个老师蛮好当的吧，文盲也可以当老师，这个了不起！六祖慧能去世以后，后人把六祖慧能教学的内容总结起来，记录下来而成为经典，即《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是中国十大哲学名著之一，毛主席最喜欢读这部书。毛主席也很喜欢研究六祖慧能，他说六祖慧能的佛学是老百姓的佛学，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佛学。毛主席是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研究佛教思想的，这个很有特点。六祖慧能是个文盲，为什么他会写诗呢？因为他思无邪，他自然就会写诗了，是不是呢？道理非常简单嘛！所以印度的佛学思想到了中国，跟儒家的诗歌结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禅。中国禅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相当大，禅宗非常讲究诗的修为，很多禅师一悟道，马上写诗以言道，这些诗文不仅文字优美，而且诗中的意境不是一般读书人能够达到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和尚，大家都知道的，是谁呢？济公，济颠和尚。济公的诗写的相当好，他的诗与当时的陆游、范成大是齐名的。济颠和尚有一首诗写得相当好，“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这首诗太妙了，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依旧水连天碧”。这首诗朴直、优美，且每一句都充满着禅意。所以孔老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当你的思维纯净、无邪，诗自然从胸襟流出。不知大家有点感觉了没有，有点消息没有。我明道之路程，也曾有所感，有所感自然就有诗。下面这首诗我就是这样写出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翔集山梁任急湍，只因魂断万仞崖。
为山一篑千劫难，待到胸襟化沧桑。
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翔集山梁”出于《论语·乡党第十》，是说野鸡在天上盘旋，之后落在山梁上。山梁是什么？两座大山当中的桥梁，古代的桥梁一般都有绳索的，这只野鸡就停在这个绳索上面，它停得非常妙，下面是激流而下的河水，这只野鸡呢，安祥地停在山梁上。为什么它在这么湍急的河流上能如此安祥，悠哉悠哉呢？只因魂断万仞崖，就是说曾经在万仞的悬崖上，掉下去过，由于再困难的环境都已经过，现在停在山梁上也就是小菜一碟了。“为山一篑千劫难” ，是说我们要筑一个高山，用铲子一铲一铲去积土，要经过很长时间，而且困难重重。这是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世间上做人，要成就道德学问，要经历重重困难。“待到胸襟化沧桑” ，是说对这些困难，不要过多去计较它们，这些艰难困苦到了我们的胸怀中，全部都可以把它包容。以后同学们遇到困难时，记住我这一句诗，“待到胸襟化沧桑” 。果能如此，你做人就有气度了。这就是中国儒家讲的，诗的修养。不知道大家有点感悟了吗？所以古人所谈的诗，它讲的都是道德学问的问题。下面再看看苏东坡的名词《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上阕讲的是宇宙自然问题，“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讲的哲学问题，宇宙什么时候出现。大家看，用诗词表达哲学问题多美。“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东坡先生超凡脱俗道学的境界。下阕是人生问题，“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苏东坡的人生境界，做人要洒脱，要随缘，要存善心。讲道的境界用到生活中，这个就是道德学问。行道有所得，发言就是诗，所以中国的文学是和哲学、历史、政治不分的。很可怜，我们现在的大学一般都有设中文系、哲学系、政治系、历史系，好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断章取义，学中文的不懂哲学、历史、政治，学哲学的不懂文学、历史，学历史的不懂文学、哲学。这如何能真正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呢？我们研究《诗经》，如果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不是从道学的角度去研究，那就麻烦了，这就远远地偏离了诗的意境。此外，苏东坡还有很多的诗都是讲道学的，下面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是写景的，其实苏东坡是借景来写他对道的认识。这个道，从不同的角度看，它不相同，所以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为什么你不知道道是什么呢？因为你就在它当中，就像迷了路的人，不知道他就在路中嘛，所以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就是苏东坡对道的认识和见地。苏东坡很喜欢参禅，也喜欢跟和尚做朋友，他有一位和尚朋友叫佛印。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有一天，苏东坡两腿一盘打坐参禅，境界很好，下了座也就写了一首诗：
稽首天中天，毫光遍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天中天” ，指的是大圣人释迦牟尼。“稽首” ，就是磕头礼拜。毫光遍大千，任何东西分到后面都是光，苏东坡体会到这个境界了，打坐参禅时身心合一，一片光明，照遍大千世界。所以他说：“毫光遍大千” 。“八风” ，是指苦、乐、贫、富、毁、誉、贵、贱。“端坐紫金莲”是说苏东坡他自己不为八风所动心。你骂我，不要紧，我是一片光明，随便你骂好了；你打我，我也不动心了；即使我很贫穷，也很快乐了；我很富贵，也很快乐。苏东坡写完，觉得自己的境界很好，他读了几遍还是觉得自己的诗很好，写得好那找谁来欣赏一下呢？对了，找佛印来欣赏。于是他就叫两个小童拿着这首诗，乘着一叶小舟过了长江找到佛印。小童找到佛印，请佛印批阅一下，佛印看罢，拿起笔写了两个字：放屁！两小童不敢说什么，又回去了。回去把佛印的批阅给苏东坡看，苏东坡一看，“放屁” ，气愤了。东坡先生说，这个佛印怎么能这么说呢？便亲自去找佛印算帐，一进门就破口大骂佛印，“哎，你这个老和尚！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好心写一首诗给你，不好也不能称之为放屁嘛！”佛印看他一眼，便说了：“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两个字就把你打过江来呢？”（众笑）这个就是诗，就是中国的禅宗，非常活泼，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的禅宗公案。苏东坡呢，只会嘴上说，实际做不到，所以苏东坡那个禅叫口头禅，没用的。中国的道学，是让我们将道的真理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去。什么叫道？道就是刚才讲的八风吹不动，无论是在逆境当中顺境当中，是贵还是贱，是贫还是富，你都能够以平常心来对待，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平常心是道。诗，它是言道的，我们现在的诗大多数已经偏离了诗的本意，现在的很多诗写出来是为了卖钱的，我经常说那些诗不叫诗，叫尸体的尸。那些“尸”没有做到思无邪，读这些诗，没有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人格的教育，所以不能叫做诗，读了反而起了邪念，这就麻烦。
古人的诗是为了使人的心灵无邪，如果诗还不能完全表达对道的体悟，就配合音乐、舞蹈来表达他内心的世界。所以音乐非常重要，先王的音乐同样能让人思无邪。孔子之所以对三百零五篇诗歌他都弦歌之，就是正当时的音乐，使之合韶武雅颂之音，以教化人。中国古人对音乐的认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古人认为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境界，《礼记·乐记》有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音和声有什么区别？音是有节奏的，动物只能知道声而不知道音，一般人是只能听其音而不能闻其乐，只有君子有音乐的修养，有道德学问，才能听其声闻其乐，以纯净自己的心灵。古人通过音乐和诗歌，来使人思无邪，平治天下。西方人非常重视音乐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国民素质很高。我们现在很可怜，不注重音乐教育。在座的各位能看得懂五线谱的举手，（同学们举手）很可怜，只有三个，麻烦了，没有了音乐的教育。全国上下大家都在听流行音乐，就说明没有了音乐的素养，这样国民的素质怎样能提高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听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的声音中正平和，听多了自然就有中正平和之气，思想自自然然也就无邪。靡靡之音，听多了人就会很消沉的，本来就有点伤心，听了以后就更伤心，本来想死的，听了以后就更想死了。这些靡靡之音，不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而是一种颓废的，我们的青少年在这种音乐中成长必定是颓废的一代，所以不要听这种音乐。
古乐和诗一样都是言道的，舜的音乐尽善尽美，所以孔子特别推崇。据《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齐国，听到舜的音乐“韶” ，三月不知肉味，是不是孔子神经了，三个月不知道肉放在哪里，找不到肉吃，以致不知道肉的味道。不是的，而是说孔子他听到舜的这首音乐以后，他的思想就定在无邪这个境界，他在这个境界定了多久呢？三个月。在三个月，夫子全部沉浸在这首音乐的境界当中！所以当时的齐国人都非常敬佩孔子，有如此之高的音乐修养。有一次我走在学校的小路上，忽然听到一首非常著名的古典音乐，非常震撼人心，我一下就定住在那里不动了，不是我神经了，而是一下沉浸在音乐里面。当然我不能像孔子那样三月不知肉味，我是一小时不知肉味，一小时而已。一小时的思无邪的境界，遇到外在的让人惊心的雪景，也就自然从心中流出一首诗：
幽幽琴音履冬雪，茫茫无痕回头却。
怵惕恍惚行心灭，昭然发蒙始知乐。
这首诗第一句是描写雪景的，一天清晨起床，推开窗一看，茫茫一片白雪，心为之一惊，此时此心就跟白雪一样一片洁白，这就是思无邪。此时，传来幽幽的古琴声，琴音在空中飘荡，轻轻的履着白雪向远方而去。此音此景，如此之美，让人完全融入其中而不知，忽的惊醒，念头回转，才知刚才的瞬间，自己所有的妄念都已熄灭。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音乐，才真正体会到夫子所说的思无邪。古人将自己学道所感，以诗记载下来流传，后人通过诵读前人的诗，而契入诗人的境界，甚至还能有所发挥。所以诗是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诗所合的音乐和舞蹈，都是使人思无邪。我们现在的诗，现在的音乐，现在的舞蹈，都不是让我们思无邪，而是让我们思有邪。所以现在的诗，变成了尸体的尸了；现在的音乐，成了靡靡之音；现在的舞蹈，大都是以脱衣、发泄为主流；这就是文化的丧失，这些诗、音乐、舞蹈充斥于耳目，污染我们的心灵。如果大家的思想很多邪念，这个社会就不能稳定。所以古人平治天下，就是诗的教育，养人以中正平和之气，使人思无邪，这才是诗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什么叫风呢？《毛诗序》有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是一种体裁，这种体裁的诗如果是描写国君的，就是用来教化百姓；如果是民间的百姓写的，也就是用来讽刺上面的领导人没有把政治办好。上面的领导人看到民间讽刺他的诗歌，他就引以为戒。古代的天子到下面的诸侯国去巡守的时候，都要委派官员去采风，通过收集上来的诗歌来看当地领导人把政治办好没有；如果民间的诗歌是赞美当地领导人的，肯定把政治办好了，相反是诗是讽刺的，就证明当地领导人肯定没把政治办好，对这些领导人天子就要降爵位、削封地。这种讽刺的诗表现当时民间的思想、怨气，这就是风。对于这些讽刺诗是不会追究责任的，所以满清时搞文字狱就不得人心。诗给人的教育是温柔敦厚，人有意见用诗的方式表达就很含蓄。根据我人生的经验，遇到不顺心时，写写诗骂人，就把怨气消掉了，所以孔夫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种就是诗的修为，使一个人思无邪。现在大学的“课桌文学” 、“厕所文学” ，从某种角度来说，就类似风。以前我在广西师范大学读书，有一首很流行。广西人说普通话不准，常把“广西师范大学”说成“光吃稀饭大学” ，（众笑）有人干脆在课桌上写：“光吃稀饭大学” ，后来有人在此句后接着写：“不吃白不吃” ，另一个又接着写：“吃了也白吃”，还又一个又接着在下面写：“白吃还要吃” 。（众笑）桂工也流行一首课桌打油诗，其诗云：“桂工女生一回头，吓死河边一头牛。桂工女生二回头，乔丹改打乒乓球。桂工女生三回头，明日火星撞地球……” （众笑）但这些都已是诗歌末流之末流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雅，雅，就是描写、歌颂天子、王者的诗歌。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因为政事有大有小。颂，是天子在祭祖的时，歌诵祖宗的诗歌。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而赋、比、兴可以说是诗写作的手法。《周礼·大师》郑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赋，就是平铺直叙诗人所感，或所叙之事。比，是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兴，见物而起兴所感。大家用这六义来研究诗，才能找到研究诗的门道。
㈡
下面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诗经》中的一首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大概分三章，第一章是起兴，第二章是求淑女之方，第三章是求到以后如何过夫妻生活，夫妻要闲邪存诚。毛公在《诗经》每一首诗中都有一小序，这个序告诉我们这首诗大概描写什么内容。当然也有人说，研究《诗经》不要序，因为看了序以后思维就给框住了，诗应该由读者自由去联想和发挥。这个说法虽然不错，但是如果偏离了作者原意去联想和发挥，那会离题千里。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基于古人的注解再加以发挥和联想，这样就比较合乎情理。《关雎》这一首诗到底写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毛公他怎么说的。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毛公认为，《关雎》一首是赞美后妃德行的诗。谁的后妃呢？是周文王的后妃。文王的太太非常有德行，这一首诗赞美她的德行。这首诗描写文王如何求到一位窈窕淑女，当然，古人的注解很多认为，这首诗是后妃在求一位窈窕淑女来帮助自己治理家庭。在这里，我采取前一种说法。窈窕不是苗条，窈窕是很娴静的意思。文王和一位有德行的窈窕淑女才是一对佳偶。文王他非常想得到这样一位有品德的女子来做他的后妃，帮助他把家庭治理好，所以文王他“忧在进贤不淫色” ，也就是说文王不是注重后妃的美色，而是注重后妃的德行。淫就是过分的意思，文王选太太不是过分看重美色。我们很多同学就不一样，找女朋友要找漂亮的，身材好的，这就是淫其色；女同学呢，找男朋友要找帅哥。文王就不同，文王是进贤不淫色。看看圣人，我们应该感觉到惭愧。
文王在求窈窕淑女时，是“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 。窈窕就是内心很安静，很慈善的，纯善的女子。文王希望得到这样的一位女子来做他的后妃，来帮助他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文王在求窈窕淑女的时候，无伤善之心，没有失掉自己的善心。我们有些同学就不好了，他追求女朋友伤了自己的善心，给别人写情书，别人不理他，他又去缠别人啦，人家去哪里他跟去哪里，人家女孩子讨厌他，他就死缠硬磨，麻烦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善心，人家不喜欢你，你干嘛一定要喜欢别人呢？人家不喜欢你，你就是要得到她，不得到就誓不甘心，想尽办法弄到手。还有一些看到别人的女朋友很好，怎么办呢？挖墙脚，甚至别人已经结婚了，也不管，要把别人的家庭破坏掉了。这些做法，都伤了自己的善心，文王不一样，文王求窈窕淑女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纯善之心，这个就是《关雎》这一首诗的意义所在。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关关”就是鸟叫的声音，叫得非常和谐动听。“雎鸠”是一种鸟，诗人他听到这个鸟“关关”的叫声，很和谐很动听，顺着声音往下一看，原来是雎鸠，雎鸠在哪里呢？在河之洲。大家看这个诗写得多美，所以大家注意呀，如果说雎鸠关关，就没有了诗的意境，先闻其声，后见其鸟嘛。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即水中突出来的土堆，或者在岸边，都可以称之为洲，这种雎鸠很喜欢在河洲上行走，所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什么一种鸟呢？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朱熹《集传》云：“雎鸠，水鸟也。状类凫（音服）鹥（音一），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这些注解就写得非常清楚，雎鸠是一种水鸟，后人称之为鱼鹰。这种鸟有一个特点，即生有定偶而不相乱，而且这种鸟挚而有别。一般的动物发情的时候，是乱来的，当着人的面就抱起来了，人看了就很气愤，常骂它们畜生。雎鸠这种鸟就不一样，它发情的时候是躲起来的，人看不到它，一般的动物也看不到它。我们很多同学可能不如雎鸠，发情的时候呢，就没有躲起来。我经常看到一些男男女女同学在校园的路上抱在一起，发情了，躲起来嘛！（众笑）人不能不如鸟儿，而且大家要注意，雎鸠是定偶不相乱。什么意思？就是说雄雎鸠，它只要找到它理想的伴侣结婚了，就再也不跟其它雌雎鸠往来了的。雌的也是一样，它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以后，也再不跟其它雄雎鸠保持暧昧关系了，所以雎鸠是“生有定偶而不相乱” 。现在有些同学就不如雎鸠，在学校谈了一个男朋友，在家乡又有一个，在其他学校又有一个；有一些男同学呢，就更不好了，女朋友一大堆，手机一响，听是女孩子的声音，就不说话，因为女朋友太多，怕搞错。还有一些人，自己结了婚，又去找女朋友。所以我们不如这个雎鸠，雎鸠非常重感情，而且相互尊重。雎鸠“偶常并游而不相狎”， “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乱开玩笑，夫妻相互尊重。雎鸠能做到这一点，夫妻在一起生活相敬如宾，这就是男女有别。不像有的男女同学谈恋爱时就不知道这些道理，在食堂里面吃饭，你喂我一口了我喂你一口，这样亲亲我我的，似乎感情很好，过了一段日子，你发现我的缺点，我发现你的缺点，然后便是相互指责批评。人无完人，所以男女同学恋爱时，要相互尊重。即使感情很好，也要不相狎，不要乱开玩笑。有一天我走过我们学校的灌木丛，听见有些动静，有一对恋爱的男女同学在里面，男同学使劲往女同学身上乱摸，那女同学躲来躲去的。恋爱之初，男女双方有新鲜感，如胶似漆，相处久了没了新鲜感，如果相互不尊重，那感情很难牢固。夫妻生活在一起，更没有新鲜感，如果不相互尊重，家庭如何稳定呢？如何给小孩作榜样呢？所以我们很多人与雎鸠相比，不如雎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是这首诗的起兴。诗人描写文王，听到这个关关雎鸠叫声就想到了自己要找到一位妻子，她的品德就像这个雌的雎鸠一样，能和自己白头偕老，能帮助自己把国家治理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毛诗传云：“窈窕，幽闲也。淑，善也。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幽闲”，就是内心非常的安祥，娴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文静。“淑”就是善、好的意思。“窈窕淑女”就是很文静，内心很慈祥，很安静，没有杂念，能够做到思无邪的好女子。逑，就是匹配的意思，也就是说窈窕淑女，和君子匹配是一对佳偶。诗人描写文王看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情景，就想到自己要找到一位窈窕淑女来帮助他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看一下，文王求太太之前就有善的念头，所以注定就有一个善的结果？我看现在很多同学求女朋友，应该把这首诗改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美女，帅哥追求。”要知道窈窕淑女不是苗条美女，苗条美女她是注重的是外在的形象，窈窕淑女讲究的是女子内在德行的修为。君子是有德行的人，唯有君子和窈窕淑女，才是一对佳偶，所以我们同学们要向文王和后妃学习。
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是不整齐的意思。“荇菜”，就是水草，开黄花。“流”，当求字讲。“左右”，是帮助的意思。在古代祭祀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教化百姓懂得感恩祖先、天地、鬼神，有了感恩之情，就有敬畏之心。有了敬畏的人格，人才懂得孝顺父母，尊重领导，社会才太平。所以古人是非常重视祭祀，特别是祭祀祖先。祭祀祖先的时候要有很多种物品，荇菜就是其中的一种，谁才能去采荇菜，谁才能向祖宗供奉荇菜呢？只有窈窕淑女才做得到，如果你不是有德行的女子，你不能去采这个荇菜，你采的荇菜祭祀祖宗，祖宗是不来飨用的。所以文王他要治理好国家，就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位窈窕淑女。文王是“寤寐求之” 。“寤寐” ，“寤”是醒的时候。“寐” ，是睡觉的时候。文王他在醒的时候在想如何求一位窈窕淑女，睡觉的时候也在想如何求一位窈窕淑女，文王是用至诚心去求。服，是思的意思。悠哉，是深思的意思。文王求一位窈窕淑女做妻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文王为求一位好太太，深深的沉思，反省自己有什么过失，通过不断地改过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感动上天。文王如此，以致难以入睡。文王求好太太，是用自己的真诚心去求。用真诚心去求就容易求得到，不用真诚心去求就不容易求得到。什么叫真诚心？就是自己的纯善之心、至善之心。因为文王求窈窕淑女，不是为他自己的欲望在求，他为谁在求呢？他是为百姓在求一位后妃，求一位有德行的后妃来帮助他教化国民。文王是用这种至诚心去求，不是用自己的私心去求，所以文王能够求得到。
接着我们看文王求到后妃以后，是怎样过夫妻生活的，是怎样给我们作表率的。“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白虎通》云：“琴，禁也。瑟，啬也。” 禁，就是纯洁我们的思想，不要让邪念进来。瑟，亦作闲，即关闭的意思，就是不要让那些邪知邪见进入我们的思想。所以古代的音乐，是中正和平之声。通过弹琴鼓瑟，把邪的思想堵住，不让它侵入我们的心灵，保持自己的纯善之心。“友”字在篆书中，是两个手握在一起，所以可理解为帮助的意思。“琴瑟友之” ，意思是说夫妇相互帮助，各尽其职，就像琴、瑟之声配合得非常和谐。这种琴瑟之声，就也像关关之鸟鸣声一样和谐动听，所以文王听到雎鸠关关的叫声，就想到要求一位窈窕淑女帮助他治家教化国民。文王用真诚心待后妃，后妃亦用真诚心待文王，故夫妻能如此和谐互助。闲邪存诚，就是夫妻用真诚心相待，就是夫妻都能够安分，不胡思乱想，不是同床异梦。丈夫跟妻子生活在一起，偷偷又去跟其他的女子去约会，这种就不是闲邪存诚啦；或者作为太太，还跟很多男性保持暧昧的关系，这也不是闲邪存诚。这些行为都有伤于夫妻的感情，这个就不是“琴瑟友之” ，不是互助的。文王的后妃不是，他们能够真心相待，闲邪存诚，一心一意为家庭，为国家而生活。夫妻之所以能和谐互助，就在于大家能够闲邪存诚，内心是真诚地去对待对方，不是欺骗，这个就是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毛传云：“芼，择也。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 这句诗的意思是，后妃她带着其他女子去采荇菜，并用所采的荇菜到宗庙上去祭祖，由于后妃很有德行，所以她祭祖时，有钟鼓之乐来配合赞美她的德行。
《关雎》这一首诗告诉我们要重视男女这一伦。如果男和女这一伦，乱掉了，这个社会就乱了，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首诗，讲这个事实，其实是在帮助大家，也是在帮助我自己。如果一个人沉迷于女色和情感，心志就会被物欲闭塞，就会丧失理智，失去善心。《尚书》有云：“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所以夫妇之间这一伦不能不重视，夫妇不能有别，父子则不能亲。我有一位朋友，结了婚，成天去泡妞，后来太太知道了，儿子也知道了。你说这个儿子会尊重他父亲吗？一般儿子对母亲感情很深的，因为父亲伤害了母亲，所以他就讨厌父亲，所以一家人都不幸福，所以孝道就没有了，如果没有孝道，如何正君臣的关系呢？文王作为一国之君，他让他的臣子要尊敬他，他自己首先得把夫妻这一伦摆正，把父子这一伦摆正，这样臣子对文王才真正是心悦诚服。文王当时是诸侯，天子是纣王，但是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顺于文王的，因为文王非常有德行。如果文王不能处理好夫妻关系、夫子关系，那个诸侯会归顺文王呢？纣王虽是天子，但沉溺女色，丧失理智，以致众叛亲离。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
文王要教化国人，所以他要正夫妇这一伦，所以他要求一位窈窕淑女来帮助他治理国家，所以并不淫其色，而且做到男女有别。什么叫男女有别呢？古人是这样的，一位男性给东西给女性，是不能直接给的，要放在桌子上，女性再去拿。这就是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现在不管这一套都是直接给，好色之徒就顺手摸一把，(众笑)吃别人豆腐。现在没有了男女之礼，则不能防微杜渐。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古时候，过古人的生活。但是要坚持礼的本义，古代男女之礼就是使得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意思就是说男女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以防止人生邪心，即使是夫妻也不要相亵狎，而要相互尊重。男女有别还有一层含义是男女的职责不相同，双方要安于自己的职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说。文王他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他把自己的家庭办好，把夫妻这一伦办好，把父子这一伦办好，这样群臣才尊敬他，他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每一位大学生出去以后都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告诉你，你要做一番事业，你没有一位好的女朋友，你没有一位好的太太，你的事业很难成功。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位女性如果没有找到一位君子来做自己的丈夫，你一生都不可能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到你四十多岁了，人老珠黄了，不好看了，又胖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丈夫去泡小秘了，你能高兴吗？家庭能和睦吗？男女之伦是社会的基础，很重要。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也就是说不明白《诗经》中的男女关系，不能正男女这一伦关系，学道就是“犹正墙面而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儒家学道，是从家庭入手，要把孝道做好，把夫妻这一伦处理好。同样我们要成就自己的事业，把企业治理好，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把男女关系处理好，不然我们就像瞎子一样，撞在墙上，撞的头破血流。
我现在看到很多人都离婚了，至少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有一半是离婚的，很可怜！离婚对谁的伤害最大呢？小孩！小孩会问妈妈：爸爸去哪里啦？爸爸不要我啦？或者问爸爸：妈妈去哪里啦？妈妈不要我啦？小孩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就很难有一个好的人格教育，这对小孩一生的成长是很不好的。现在很多人都说，跟太太不是感情不好了，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了，都不是的。哎呀，夫妻这一伦搞不好，很多男人过不了“色”这一关。男人天生好色，好多女人都不喜欢好色的男人，其实天下男人都好色的。哎呀，女孩子也不要瞧不起男性了，女人好情，男人好色，所以连在一起叫色情。（众笑）都这样的啦，不然男人不叫男人，女人不叫女人了。女子好情，哎呀，跟女人谈恋爱很幸苦的，整天就是缠着你说，说一句爱我好啦，说一句I love you.嘛，说一句嘛，就喜欢这样嘛。天下很多女子常沉迷于情感，成天愁眉苦脸。你看那个林黛玉，为什么身体不好呢？天天忧愁嘛，发愁嘛，我的宝哥哥在哪里呀？三百六十五日，不在愁中便在病中，那身体能好吗？
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所喜欢的那个人，往往不是那人本身，而是喜欢你去喜欢的感觉，就像男人好色一样，他喜欢的是他的感觉。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你看我的手也很白的，细皮嫩肉。当你看到一个漂亮的美眉长得很漂亮，皮肤好白，很想摸一下；当你去摸她手的时候，你闭着眼睛去享受，快摸到的时候，把这位美眉把手拿走，把我的手替上去，告诉你，你得到的感觉肯定是一样的，对不对？好舒服啊，（众笑）事实上你摸的是我的手嘛，你是在摸你自己的感觉，懂不懂？所以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嘛。懂不懂这个道理，你所谓的爱，其实你是爱去爱的那个感受，明白吗？所以你会为之悲哀，会为之痛苦，流泪，你都愿意去爱，你是爱是这个感受。你要明白你就开悟啦，就解脱了。
找男朋友，就要找一个像文王一样有德行的，他才能够一心一意对自己好嘛。要找一位太太，要找一位什么样的呢？要窈窕淑女，不要整天想苗条美女。同学们要懂这个道理，如果男女这一伦没有处理好，社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我看到现在的大学生，男男女女经常在外面同居的很多。其实都搞错了，很多同学谈恋爱，甚至同居，其实都没有想到要建立家庭，要生小孩，要去尽家庭、社会的责任。很多男女同学恋爱、同居，只是觉得很新潮，好奇，或者受情欲驱使。但是当你还没有搞清楚家庭是什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你就过上夫妻生活。不知道大家这么做时，是否想过自己未来的丈夫、妻子和小孩。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是老封建，这些话我相信我说的跟你们父母说的是一样的。我是比你们大十几岁，虽然看起来我很年轻，作为过来人，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因为见多了，不希望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重演。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背下很多感情的债，到他结婚以后，这些感情的纠纷不可能使他家庭幸福。所以大家现在的一言一行，都要想到未来自己的家庭，自己应该怎样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如果现在大家乱搞男女关系，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不要那么幼稚，大家一定要冷静的去想，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要搞清楚再去做，还没搞清楚，稀里糊涂就去做，那就很麻烦。
㈢
男女有别的另一层含义是说，男女的职责不相同。女子承担着家庭、社会的重任，而且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奉献。所以古人对女子的赞美是：厚德载物。下面我再给大家讲《诗经》的另一首诗，《思齐》。“齐”字，念“斋”音。这首诗赞美了一些伟大的女性。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
《思齐》这一首诗出至《诗经·大雅》，毛序云：“《思齐》，文王所以圣人。”孔颖达疏云：“作思齐诗者，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圣亦由大贤故，故歌咏其母。言文王之圣有所以而然也。经四章首章言太任德行纯备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圣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当神明，施化家国，下民变恶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圣人之事也。” 《思齐》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文王是为什么可以成为圣人。文王为什么可以成为圣人呢？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贤母，由于文王的母亲很有德行，所以她能把文王教育好，使文王成了圣人。虽然文王了不起，但他的母亲更了不起。这一首诗一共是四章，第一章是赞美文王母亲太任的德行；第二章至第四章，讲的是文王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王为政是以德教化群臣、百姓。
“思齐大任” 。毛传云：“齐，庄也” ，庄，即庄严肃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庄严肃穆的。这句诗是说文王的母亲太任，她的内心一直定在庄严肃穆中。文王母亲的德行事迹，大家可以参阅《烈女传》。唉！《烈女传》这部书，现在你在书店里绝对找不到。因为大家都不想当烈女，都想当美女，一提起《烈女传》很多人说那是残害妇女的。我告诉你刚好相反，妇女最重要的是什么？她的家庭，她的小孩，这部书告诉我们如何教育自己的小孩，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这是帮助女子的怎么说是残害妇女的呢？《烈女传》里说到太任在怀文王的时候，就是做到思齐，内心庄严肃穆，这样生下来的小孩非常聪明的。如果一个小孩体弱多病，他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一定是多愁善感，为什么母亲多愁善感呢？一定是夫妻感情不好。如果夫妻感情很好，生活很美满，那么怀孕的时候心情很愉快，如果内心又庄严肃穆，生下来的小孩一定非常聪明、活泼健康。这就是胎教，中国古人老早就懂得了。现在西方科学家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女子怀孕以后，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我主张大学里男生女生的课要区别开来，因为上天赋予男女的职责不同，男女有别嘛！现在大学男生女生的课程都完全一样，而把女性建立家庭，生育小孩的教育全部推给社会，社会又没有去教育，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这就导致整个国民的素质下降，为什么不在大学开一门课呢？开设这些课程，告诉女子怎么去对待这些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告诉女子怀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当好一个母亲，这个是应该的呀！难道在座的女生都不想当一个好母亲吗？以前我有一个女学生，很讨厌小孩，过了几年，她年纪大了后，就很喜欢小孩，看到小孩就想抱，很想生一个很活泼健康的小孩子。这是女人的天性，母爱是女人的天性，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要把我们的女子都当做男人来教育，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来的。太任她就懂得这个道理，她怀文王的时候庄严肃穆，所以生下来的儿子能当圣人。
“思媚周姜”。媚，是爱的意思。周姜就是太姜，是太任的婆婆。文王的父亲叫王季，王季的太太叫太任，王季的父亲叫古公亶父，就是文王的爷爷，文王爷爷的太太就是文王的奶奶，文王的奶奶叫太姜。太姜也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女子，古公亶父这个人相当了不起，他原来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但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整天去攻打他的国家抢夺他的财物，他为了不让百姓打仗，就把财物送给这些少数民族，要粮食就送粮食，要钱就送钱。然而这些少数民族还要攻打他的国家，目的是想抢他的土地，后来古公亶父就说，“哎呀，你们不要打仗了，会死很多百姓的，干脆我不当国君了，我走，把国家送给你们算了。”所以他大清早也不上朝，骑上马要远走他乡。百姓可不让，百姓说我们组织军队来，肯定能把少数民族打败。古公亶父对百姓说，“国家在我手上和在别人手上对你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我个人的利益，牺牲你们百姓的生命不值得。”说完，古公亶父骑着马就离开了豳国，谁跟着他呢？他的太太，太姜，跟着他。如果一个不好的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哎呀，我要做王后呀，我要做后妃呀，你不能不要国家。我看他古公亶父，也得东倒西歪。太姜没有这么做，太姜很支持古公亶父，跟着古公亶父一起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这一群百姓一看，他们的国君如此之厚道，如此关爱自己，不能离开这样得国君，所以这些老百姓携妻带子的，跟着古公亶父翻山越岭到了歧下，从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周，古公亶父为周八百年的江山奠定厚实的基础。太姜的德行非常好，能辅佐古公亶父成就德业。太任她就经常思念太姜的德行，以太姜作为自己的榜样，所以她就成为了“京室之妇” ，也就是成了国君的夫人。
文王的父亲王季不是古公亶父的长子，而是小儿子，泰伯才是长子。但是由于太任怀文王的时候内心庄严肃穆，生下的文王有圣人的瑞相，所以古公亶父就想把国家传给这个孙子。但是要这么做就得把江山传给小儿子王季（即文王的父亲），但是古公亶父很为难，因为泰伯是长子，应传为给他。泰伯很孝顺父亲，知道父亲的心思，就和虞仲（古公亶父的二子）偷偷跑了，跑到了南蛮之地，纹身断发，不再回国。后来古公亶父就把国君之位传给了王季，太任呢，也就成了“京室之妇” 。王季最后将把江山传给了文王。文王受了母亲的教育，知道要治理好国家，就要找一位像自己母亲一样的贤妻良母，所以他要求一位窈窕淑女做后妃，文王用真诚心求，所以求到了。这位后妃是谁呢？如果我没理解错，就是太姒。所以将《雎鸠》和《思齐》这两首诗连在一起研究，这就明白了许多道理。文王所求的窈窕淑女是太姒，这位后妃非常有德行，能帮助文王以百里之地而王天下。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嗣，就是继承的意思。徽，是美的意思。这句诗是说，文王的后妃太姒能够继承太任的美德，能够行太任之德行，能够续行太任之教令。太姒她有十个儿子，其他妾所生的儿子近百个，文王这一家人丁兴旺，家庭和睦，这都是后妃管理有方。后妃非常了不起，因为她还生了两位圣人，一位是武王，另一位是周公。这样的母亲的确是太伟大了。文王有一个好的太太，又有一个好的母亲，所以能成圣人。文王很有德行，虽只有百里之国，但却能使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顺他。文王去世以后将国君之位传给了武王，武王最后才把纣王给灭了，建立了周八百年的江山。文王、武王、周公父子三人，综合上古文化，建立了庞大的人文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对人类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孔子称赞周的文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周朝八百年的江山，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这些丰功伟绩，是谁奠定的？是三位女性，太王的夫人太姜、王季的夫人太任、文王的夫人太姒，是这“三太” 。所以古人称妻子称为太太，是出自于这“三太”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叫妻子为“太太” ，不知道所以就不叫“太太”了，叫老婆，（众笑）一点都没有尊敬之心。“太太”是尊称，因为女子厚德载物，犹“三太”一样，为人所尊敬。以后各为女同学做别人的太太，别人叫你老婆，不要答应他，要叫“太太” 。明白吗？称呼可以提醒我们要向“三太”学生，要懂得教育小孩，教育丈夫。叫我“太太”是尊重我，叫“老婆”好很难听的，老婆就是老太婆的简称嘛。（众笑）
古人称夫人为“妻” 。妻者，齐也，言与夫齐体，主辅为一，说的就是和丈夫为一体。古人也称妻为“夫子” 。夫者，扶也，犹能扶成主之德也，说的是作为妻子，她能够辅佐自己的丈夫，能够完成他的德业的修养，就是古人讲的“相夫教子”。“相夫”，不是天天帮他洗衣服，做饭，是帮助他成就自己的德行，帮助他。所以女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她相夫教子，能够教育小孩成人，能扶成丈夫之德业。大家看看这“三太” ，就会明白为什么古人赞美女性用“厚德载物”这四个字。女德，太伟大了。古人男女关系的处理是效仿天地秩序的，孔子在《易经·系辞》有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之，坤能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公；有亲则可以，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谓乎其中矣。”
人类社会的秩序，若是效仿整个宇宙的，符合天道，必定是天长地久。如果乾坤颠倒，必亡矣！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尊地卑” ，大家不要依文解字，说天是尊贵的，地是下贱、卑微的，是不重要的。如果没有土地，我们何以立足，那简直是不堪设想。所以“卑高在陈，贵贱位矣”，我们换一种说法，意思是天在上，地在下，相辅相成，自为一体。也就是说天在上，地在下，一个是主，另一个是辅。天地有尊卑，那么事有就有主辅。换一种说法，大家容易理解。主，就是主要的。辅，是辅助。二者为一体，不可以偏废。尊卑在于万事万物，我们可以看它是上和下的关系；对于事情来说，可以理解为主辅关系。事情要成功，就要有主、有辅。家庭也是如此，在古代的家庭男为主，女为辅。有些女同志说，我们不服气，我们也当主。女主男辅也可以。总有一个人要作辅，不能两个都作主。两个都要作主，就一定会打架。现在的家庭夫妻为什么不和？因为两个人都想当老大，所以不和。主和辅，它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任何事情有主，肯定有辅；作为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有上级必定会有下级；作为一个家庭也必定有主辅。没有了这个人伦，全部都乱套了。乱套，就称之为乾坤颠倒。你能想像地在天的位置，天在地的位置，人怎么活呢？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男尊女卑” ，但现代人依文解字，会误解为岐视女性，所以我换一个说法，就是“男主女辅” ，这样大家好理解。
现在提倡男女平等，是说男女有同样的人权，不是说男女一定要做相同的事才叫平等。难道男人跟女人做一样的事吗？不可能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稍为冷静去想就懂了。首先，女子她要生小孩，男人是不能完成这件事情的。男人他怎么能怀孕生小孩呢？这不可能吧？所以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尽的职责是不同的。古人认为男女有别，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从文王以礼对待后妃，就知道古人夫妻相处，是相敬如宾。所以古人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心是平等的，但在家庭的职责上是有别的。这就是相有差别、有尊卑的不平等，而心是平等的，这就是天道。现代人颠倒了。男女在事相上要平等，但夫妻之间心不平等，所以家庭不和，离婚率相当高。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古代去过古人的生活，让我们的女子躲在家里不出来，如果那样是历史的倒退，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女子相夫教子的职责是不能丢的，所以这个时代的女性是了不起的，既要尽相夫教子的职责，又要在社会上和男子竞争，女性在这中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能力与智慧会越来越强，所以走上领导岗位的女性越来越强，这就是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众笑）因此，这个世纪一定是女人的世界。但是有些女性，就不是很明白这个道理，借口忙于自己的事业而完全忽视对小孩的教育，其实所谓的事业不外乎名和利，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放弃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是不对的。没有女性的付出，家庭、社会都会混乱。所以，在座的各位女生要清楚自己肩上的重担。古人将女子比喻为土地，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就是说女子犹土地一样，生长了万物，繁衍了人类，没有了土地和女子就无所谓在天成象，四时不会有，事不能成。
文王有一个好太太的帮助，所以做起事来就如有神助，才成就他的丰功伟绩。“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毛传云：“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笺云：“惠，顺也。宗公，大臣也。文王为政，咨于大臣，顺而行之，故能当于神明。神明无是怨恚，其所行者，无是痛伤，其将无有凶祸也。”“宗公” ，有几种解释，一种说是自己的祖宗，一种指说是大臣。“惠” ，当顺字讲，也就是说文王为政，能常常请教自己的大臣，能够顺天道而行之，所以他做事情如有神助，没有什么过错。“罔” ，是无的意思，就是众神对文王没有任何的怨恚之心。“恫”，是痛的意思，就是说众神对于文王所做的事情没有伤痛。众神即文王的祖宗，死而为神，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的祖辈，对于文王所做的没有任何伤痛，可见文王的德行如此之好，就是鬼神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邢，法也。寡妻，嫡妻。文王能够以礼法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兄弟，即对自己的妻子，他很尊敬，对自己的兄弟懂得友爱。御，是治的意思，文王能以礼法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为政整个国家治理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用儒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文王怎样把家庭的关系处理得好的呢？文王用礼来对待自己的妻子。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不到。你们男女青年谈恋爱你就会体会到，谈恋爱之前朦朦胧胧，男女都文质彬彬的，你尊敬我，我尊敬你。确定恋爱关系，开始谈恋爱的头一、两个月，爱得要死要活的，之后，距离就越拉越近，你看到我缺点，我看到你的缺点，接着就开始你攻击我的缺点，我攻击你的缺点，然后就是互相漫骂，一点也不相互尊重。夫妇也是如此，相处久了，对方的缺点全看透了，就开始讨厌，不用以礼来对待。
丈夫在单位里面工作，受了气，回到家里面找谁出气？找妻子出气，妻子很难过了，说你干嘛要找我出气呀？因为你是我妻子才找你出气！多么荒谬的理由！妻子是你这一生最爱的人，你有气你为什么找她出呢？想过没有，她是你最爱的人，你干嘛要找她出气？搞错了！就像女朋友是自己最爱的人，你有气你干嘛要找她出气？男朋友也是一样，你最爱他，为什么你有气你一定要往他身上发呢？根本不懂得以礼相待。什么叫做礼？自卑而尊人叫做礼，对待自己的妻子、丈夫要以礼相待。夫妻相处，生活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但是要懂得用礼来对待，这个叫做人熟礼不熟。所以夫妻关系怎么把它搞好呢？经常互相请客吃饭送礼，一定能搞好。今天是太太的生日，哎呀，送一些礼物给太太，请她吃餐饭，经常请客送礼，说好话，一定能搞好。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这些道理，我们其实都懂为什么做不到呢？是因为在单位、在社会上做事，人际关系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大家都知道要克制。但是夫妻、恋人相处时，就不懂得克制自己而是任自己得性子说话、做事，所以容易伤害对方，因此夫妻相处更应该要懂得克制自己，最好得方法是以礼相待。文王懂得这个道理，能“刑于寡妻” ，所以能把家治好。同样，文王治理国家，对待群臣懂得以礼相待，君臣和睦团结，所以又能把国家治理好。文王能“刑于寡妻”，所以太太能尽心尽力帮助他，而且太姒又是一位品德非常好的女子，文王不可能后院起火的，所以他才能专心治国。如果文王在朝廷上处理政务，忽然有人来告诉他，文王不好拉，你的太太跟别的帅哥、猛男约会去了，文王听了肯定，“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不知怎么办才好。你说文王能把国家治理得好吗？你的太太也是如此，她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带小孩，忽然听说，自己丈夫跟其他的美眉不知道跑哪去玩了，她会怎么想？家庭能稳定吗？道理非常的简单，所以夫妻相互的尊重，用真诚心对待，不要相互欺骗。
《思齐》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有一位好的母亲，有一位好的太太，有两位女性教育、帮助，所以成就了他的事业。我经常讲，教育女性是很好的事情，教育好一个女性至少可以影响两个男性，一个是她的丈夫，另一个是她的小孩，所以今天来听课的女性越多越好。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男人要靠女人教育的，我没说错吧，对不对？你一出生第一位影响和教育你的就是母亲，她是你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对不对？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年轻人，往往是受异性影响很大。你们看那男同学踢足球，累了，一点精神都没了，这时女同学一鼓掌，他就会拼着老命踢。（众笑）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如果女性有品德，想追她的男子就会向着君子的方向进行，所以女德非常重要。如果女性认为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男性就会来追求我了。这不行，因为来追你的看上你的是什么呢？是美色，出发点不好结果就不会好，到后面你肯定倒霉，因为他看到一个比你更漂亮的，身材更好的，他就跟你bye-bye，跟更漂亮的美女去了。所以女子要注重德行的修为，你注重德行的修为，追求你的男子就会用道德去塑造自己。女人对男人的影响很大，不要以为男人很厉害，你说是英雄厉害还是美女厉害？英雄征服天下，美女征服英雄，（众笑）美女都是征服英雄的，美女出现的目的就是征服英雄，不然不叫美女的。英雄的出现是征服天下的，美女征服英雄，历史都是这样的。但美女不能征服圣人，圣人是美女没法征服的，圣人是教育英雄和美女的。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这两段诗文是说，文王德行的能教化群臣和百姓，使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㈣
《关雎》、《思齐》这两首诗，告诉我们一定要懂得把夫妻这一伦处理好，夫妻这一伦处理得不好，问题就非常严重。在《礼记·哀公问》里有一段话，这一段话从另一个大的原则来讲明这一问题。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古代所讲的为政，不是现在说的从政，而是教化。作为国君，为政就是教化百姓，所以自己要懂得把夫妇这一伦搞清楚。夫妇这一伦正了，父子之间才有亲情可言。父慈子孝，家才能治，作为领导家齐，下面的干部自然会忠诚于你，所以“君臣严” 。在古代，教化人，爱人为大。要教化国人懂得爱人，礼教非常的重要。礼教，敬为大。敬到了极处，才知道婚姻很重要。古代的婚就是黄昏的昏，因为古代的婚礼，是在黄昏的时候进行的。作为一个人，就要重视自己的婚姻，不要稀里糊涂的，自己的婚姻影响自己一生的。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如果作为国君，影响一个国家；作为组织里的领导人，影响一个组织；作为自己，如果婚姻搞得不好，影响你的一生；所以大家现在在大学生活，你的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你未来的一切，所以大家要注意，恋爱和婚姻最关键的就是一种责任感。人为什么要结婚，大家想过没有？很多同学没想过的，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不结婚那谈恋爱干嘛！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那干嘛要结婚，很多同学真的讲不清楚。结婚都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干嘛要结婚呢？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一个人都不结婚，不生小孩，不出三十年人类就快灭亡了，快没人了嘛！
人类要延续下去，家庭很重要，为什么要组建家庭，这是社会的一种责任。所以在家庭中，对于后代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古人对小孩是爱和敬的教育。爱是由母亲教育；敬，由父亲教育。古代母亲对小孩很慈爱，这样就有了爱的人格，父亲对小孩一般很威严，小孩怕父亲，从小小孩就有了敬畏之心。现在的人倒过来的，母亲对小孩很严厉，父亲对小孩很宠爱，颠倒的，所以现在的小孩很难教。而且有一些就更糊涂，不知道婚姻的道理，结了婚稀里糊涂把小孩生出来，也不知道如何去教育。小孩子很可爱，很好玩，父母喜欢玩小孩，我对经常说，你不要玩小孩了，今天你玩他，长大他玩你。（众笑）小孩的教育很重要，要给他人格的教育，给他爱的教育，给他敬畏的教育。父亲很严肃，给他敬畏的教育；母亲善良、体贴，小孩就有爱心的教育，夫妻配合，小孩才有好的人格教育。如果夫妻相亵狎，互相不尊敬，家庭不和，夫妻经常吵架，你去看一下他们小孩，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恭敬之心，不会有爱心。如果家庭不幸福，那小孩的爱心、敬畏心从哪里培养起？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如何把恋爱、婚姻、家庭搞好，作为年轻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男子是色字，女孩子是情字。所以孔子讲这么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年轻人血气未定，这个时候容易纵于色溺于情；到人壮了，血气方刚，就喜欢斗，像那些事业有成的人，有能力了，就喜欢争名夺利；老了就喜欢贪，因为快老了，快退休了，不贪就没得贪了。所以很多干部，到了五十八岁，五十九岁容易出问题。孔夫子是圣人，他讲的这句话很对的，年轻人戒之在色，中年人，戒之在斗，老年人，戒之在得，戒之在贪，没有讲错的。年轻人要将精力放在学习、工作上，多培福；中年人有能力，要为社会造福；老了要懂得享清福。大家作为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字，一个色字，一个情字，要戒之。
如何戒呢？近代的印光大师在《寿康宝鉴》一书中有段段话，可以作为参考。这一段话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勉。
“色是少年第一关，此关打不过，任他才高绝学，都无受用。盖万事以身体为本，血肉之躯，所以能长有者，曰精，曰气，曰血。血为阴，气为阳，阴阳之凝结者为精，精含乎骨髓，上通髓海，下贯尾闾（音吕），人生之至宝也。故天一之水不竭，则耳目聪明，肢体强健，如水之润物，而百物皆毓（音育），又如油养灯，油不竭则灯不灭，故先儒以心肾相交为既济。盖心，君火也，火性炎上，常乘未定之血气，炽为淫思。君火一动，则肝肾之火皆动，肾水遭铄，泄于外而竭于内矣。男子十六通精，古者必三十而后娶，盖以坚其筋骨，保其元气，且血气稍定，亦不至如少年之自耗也。近世子弟，婚期过早，筋骨未坚，元神耗散，未娶而先拔其根本，既婚而益伐其萌蘖(音聂)数年而精血消亡，奄奄不振，虽具人形，旋等鬼录，此固子弟之不才，亦由父兄之失教。今为立三大则，曰勤职业以劳其心，别男女以杜其渐，慎交友以绝其诱，如此则内外交修，德定日进，而父兄之道尽矣。”
“天一之水” ，出自《易经》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印度的哲学家认为，万物本源的物质是水。人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水。所以印祖云：“故天一之水不竭，则耳目聪明，肢体强健，如水之润物，而百物皆毓（音育），又如油养灯，油不竭则灯不灭，故先儒以心肾相交为既济。盖心，君火也，火性炎上，常乘未定之血气，炽为淫思。君火一动，则肝肾之火皆动，”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身体很重要，身体最重要的三个：精、血、气。血和气相结合就是精，人的精含于骨髓，非常宝贵。如果人的天一之水充沛，必定健康聪明，就像油养灯一样，油不竭，灯当然不灭了。人心，君火，属火。如果身体的血气未定，火性一起，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想入非非的淫念。一些同学看了些色情照片、电影，就会想想入非非。这个时候，肝肾之火一动，则“肾水遭铄，泄于外而竭于内矣。”
我们这个时代，报纸、杂志，特别是网络都有许多的色情内容，这些东西充斥耳目，所以许多同学过早发生性的行为，并不能责备大家。男子十六通精，所以青少年沉溺于色情，有损于身心健康。古代男子三十以后结婚，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男子三十，筋骨已坚，血气稍定，有了自制力，纵有婚姻的生活也不至于犹少年一样自耗伤身。但是“近世子弟，婚期过早，筋骨未坚，元神耗散，未娶而先拔其根本，既婚而益伐其萌蘖数年而精血消亡，奄奄不振，虽具人形，旋等鬼录，此固子弟之不才，亦由父兄之失教。”我们现在很多男女同学不懂这个道理，年纪轻轻男女同学在外面同居，我看到我都很心痛，你们父母肯定不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很多父母其实并不知道你们这群大学生在大学都干嘛？不仅许多男女同居，甚至有不少同性恋。唉！父母知道，气都得气死！过早的男女的冲动行为，对身体不好，特别是男性，消耗精力和体力。纵欲过度，麻烦还是自己，到自己真正要结婚生子的时候，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小孩就不会健康。所以过早的这种行为，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没有一点好处，特别是对未来的家庭和小孩没有一点好处。这个点，印祖讲得好：“未娶而先拔其根。”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和色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如何去对待它？印光大师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三大原则：“曰勤职业以劳其心，别男女以杜其渐，慎交友以绝其诱，如此则内外交修，德定日进，而父兄之道尽矣。” “勤职业以劳其心” ，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的心，整天无所事事，悠哉游哉的，这样容易生邪思。要多看书，多学习，多思维，就不会去想入非非了。所以古人有云：“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别男女以杜其渐”，就是说男女要有别，男同学女同学距离不要太近，太近就容易起邪心，会胡思乱想。我不反对男女交往，男同学女同学不交往，性格一定会有缺陷。男性心粗，女性心细，所以男同学跟女同学交往他心会细一点，女同学跟男同学交往她的性格会更刚强一些。但是交往要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就是“别男女以杜其渐” 。“慎交友以绝其诱”，就是说交朋友要谨慎，所以大家上网的时候要注意，要谨慎，你不要乱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完了想入非非。此外，交朋友你要注意，不要去交那些专门引诱你的坏朋友。“内外交修，德定日进，而父兄之道尽矣”，也就是说要依以上的三条去做，自己的修为一定会有所增进。此外，父母兄长要经常提醒自己的子弟，才是尽父兄之道。同学们不懂这些道理，是因为父母、兄长没有跟你们说，不知者无罪。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些，不是以一个教师的身份跟大家说的，而是以一位过来人的身份，以一位兄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说的。我所说的，是真正关爱你们的身体和你们未来的家庭。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没有一句欺骗你们的话，完全是出自于我真诚心。
为了自己未来的家庭，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要向文王学习，向太姜、太任和太姒。以他们作为我们的偶像，不要再把什么周杰伦了，阿杜了，当为偶像。大家大学生嘛，要有道德上的修为，你不要玩那些东西了，我以前也玩过的，过了年纪以后就不玩这些了。所以我们要以圣贤作为我们的榜样，以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榜样，按照圣人处理男女关系的原则，把男女关系的处理好，这样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谈《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前天给大家讲了一个专题 “谈天道与孝道的问题” 。对于什么是道，大概很多人听得稀里糊涂的，这也很正常，因为无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如何学道,儒家和佛家、道家在形式上有些不一样，儒家所说的学道，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家庭开始，把孝道做好，把男女关系处理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主题是“《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 。
大家看这个题目好像有些罗嗦，既然说恋爱，那肯定是男和女恋爱了，所以男女恋爱问题就觉得好像是罗嗦，然而我又想了一下，还是加上“男女”二字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同性恋（众笑），诗经我研究了三分之一，还没发现有同性恋问题，所以我就把今天所讲的专题定为“诗经中的男女恋爱问题”。所以今天下午所讲的不谈同性恋问题，谈的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大家听到这个问题都觉得很害羞，其实没什么好害羞的。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男人，另一种女人，所以男女问题是相当重要的，孔老夫子也曾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就是说人有两个最基本的欲望，一个是饮食，另一个是男女关系。人吃饱了就有男女问题，也就是说男人想要女人，女人想要男人嘛，这是很正常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如此，所以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呢，就会出现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是如何把男女关系给处理好。关于男女关系，如果我们只是一种教条式的说教，大多数同学都不喜欢听。如果说《诗经》中的男女关系，很多同学就喜欢听了，这就是经典的摄受力。谈到《诗经》，大家都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但是接下去的诗句，大多数同学们就不知道了。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这首诗是什么意思许多同学也搞不清楚，以为仅仅是男人追女人的情诗。从文字看似乎是男女恋爱的情诗，但是它的内在含义是很深的。
㈠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诗经》，我首先给大家讲讲《诗经》的来历。孔子与《诗经》有很大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有云：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一段文字是说，从上古开始到孔子那个时候，流下来的诗大概是三千余篇，孔子重新编排和删减，最后选定三百零五篇编成《诗经》。这三百零五篇诗歌孔子弹着琴唱了一遍（因为古代的诗是可以唱的），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诗经》从孔子以后往下流传，经过战国一直到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特别不喜欢儒生。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秦始皇也很冤枉，他活埋的儒生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他当时也没烧多少书，只是把民间的书全部收起来，放到阿房宫。后来项羽进了咸阳，一把火烧掉阿房宫，烧了三个月，才烧完，所以大家看到底是谁烧的？说不清楚了，你说不是秦始皇干的吗？也不对，因为他不把书民间的书收到阿房宫，项羽也没法烧。其实是这两位老兄一起干的，书烧掉了，但是烧掉不要紧，因为古人读书不同今人，古人读书一般能背诵。如果是你们就惨了，烧完了再也记不住了。古人不同，所以烧掉不要紧。秦始皇很快完蛋了，到了汉朝时，儒生们把烧掉的经典重新背诵出来，重新记成书，《诗经》也因此而流传下来。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即后世所谓的“四家诗”。《鲁诗》因鲁人申培而得名，《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传自荀子的弟子毛亨，毛公为之作《诗诂训传》，后传毛苌。前三家，西汉时立为官学。《毛诗》东汉方立于官学。后《毛诗》盛，三家衰，《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三国魏，《韩诗》亡于宋，今仅存《韩诗外传》一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诗经》是由毛公所传的《毛诗》。
孔夫子非常强调诗的教育，大家读过《论语》都知道，孔子和他的弟子经常谈诗，如果你进不了诗的殿堂，可以这么说，你当孔子的学生应该是稀里糊涂的，估计考试肯定不及格。《论语》第一篇里记载，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贡说，“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已，告诸往而知来者。”意思是说，子贡，现在可以跟你谈诗了。为什么把这一句放在《论语》的第一篇呢？这样编排的意思是说，要进入孔子学问的殿堂，要登堂入室，你不了解诗是不行的。中国古人，特别是儒家，修学道，往往是通过诗歌，通过诗歌来使自己的思想纯净下来，最终体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古代的诗，和我们现代所讲的诗有很大的差别。
大家都很喜欢诗，然而到底什么叫诗呢？《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讲得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诗就是志之所之。志又是什么呢？我们心中愿望所指向的，在心称之为志，如果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之为诗。这就是诗最权威的定义。我们心中有所感悟，我们就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有所感触，我们就想用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语言还不足以表达，就拖长语调感叹之，感叹还不足抒发内心所感就歌咏之，也就是写诗来唱。如果歌咏之还不足表达内心所感，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所以古代的诗，常配有音乐和舞蹈。但是有些同学说，哎呀，我现在想成为亿万富翁，所以我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你能写出来诗来吗？估计写不出，因为你这个志之所之，之错了。古人所讲的志，所之的是什么呢？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夫子认为人生在世，他的志向是在道上。人心向于道，在学道、求道当中有所感悟，发言也就成诗。所以说为什么你不能发言为诗呢？因为你心所志的那个不是道。还有些同学呢，哎呀，看到一位漂亮姑娘，我要追求他，要给她写情书，写情书还不过瘾，最好写情诗，所以往往谈恋爱的人能写出诗。因为你谈恋爱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名和利的问题，你用的是真情，这就稍有了点诗的感觉。但是只有志于道，你才能写出真正的诗。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夫子这句话告诉我们诗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思想无邪纯善。《毛诗序》有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句话所讲的就是诗的作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思无邪，让我们的思想无邪，纯洁。人人能思无邪，自然就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就天下太平。当然孔夫子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写诗的根本原则，就是思无邪。当我们思无邪时，自然也就会从心中流出诗歌。人的初恋都很纯情，天真无邪，所以初恋的人很容易写出情诗。以后大家不要乱谈恋爱，初恋一过就没了。以前初恋的时候就写过好多诗，后来一把火把它全烧了，因为志于道有所得，再看以前得东西就没什么意思啦。所以说志于道，才能写出真正得诗，因为诗就在我们内心得心灵深处，但是由于物欲的蒙蔽而丧失。所谓的道前面我们讲过，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在《易·系辞》里说得更精微，什么叫道？夫子说：“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道虽很玄，但也很简单，当你的思无邪时，对道一定会有所体悟，将这一体悟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可成诗。
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些有关道和诗的故事，学过中国哲学史的同学都知道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在中国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人物。六祖慧能出身贫寒，以打柴为生。后听人诵《金刚经》有所体悟，便从广州步行到湖北，投到黄梅五祖弘忍门下学习。五祖年纪大了要把他的衣钵传给接班人，传给谁呢？五祖让所有的弟子都写首偈，看谁对道的感悟高就传给谁。大弟子神秀很有心得就写了一首偈：
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常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菩提树是释迦牟尼悟到的地方，“身为菩提树”，就是我们的身就像菩提树一样如如不动。“心如明镜台”，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像明镜一样。为此就要时常勤拂拭，不要让我们的心灵有所污垢，勿使其惹尘埃。但六祖慧能认为他的师兄，还没有悟道，所以六祖慧为了表明自己的见地，他将神秀的偈稍改动一下：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一看慧能的这首偈，便知道六祖对道的体悟要高于神秀。所以将自己的衣钵传给了慧能，但是怕别人害六祖，就让慧能赶快南行。六祖走了好几天，五祖才向弟子宣布慧能为自己的传人。神秀没出声，但其他的弟子不干，将军出身的慧明，提着刀就去追杀慧能。慧明追上慧能后，没有杀慧能，当然也杀不了慧能，慧能传了些道与慧明，慧明有所感悟就返回修道去了。慧能便就在猎人堆里隐居修道，十五年后，慧能出山，至广州法性寺。正好印宗法师在将课。这时风吹旗动，一位僧人说是旗动，另一位说是风动，六祖慧能过去跟这两位僧人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是仁者心动。六祖慧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圣人，但有一个事实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六祖慧能是一个文盲，他不认识字的，但他会写诗，很奇怪吧。六祖也会讲经，他怎么讲经呢？他让弟子念一段，然后他给解释一段。这个老师蛮好当的吧，文盲也可以当老师，这个了不起！六祖慧能去世以后，后人把六祖慧能教学的内容总结起来，记录下来而成为经典，即《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是中国十大哲学名著之一，毛主席最喜欢读这部书。毛主席也很喜欢研究六祖慧能，他说六祖慧能的佛学是老百姓的佛学，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佛学。毛主席是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研究佛教思想的，这个很有特点。六祖慧能是个文盲，为什么他会写诗呢？因为他思无邪，他自然就会写诗了，是不是呢？道理非常简单嘛！所以印度的佛学思想到了中国，跟儒家的诗歌结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禅。中国禅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相当大，禅宗非常讲究诗的修为，很多禅师一悟道，马上写诗以言道，这些诗文不仅文字优美，而且诗中的意境不是一般读书人能够达到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和尚，大家都知道的，是谁呢？济公，济颠和尚。济公的诗写的相当好，他的诗与当时的陆游、范成大是齐名的。济颠和尚有一首诗写得相当好，“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这首诗太妙了，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依旧水连天碧”。这首诗朴直、优美，且每一句都充满着禅意。所以孔老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当你的思维纯净、无邪，诗自然从胸襟流出。不知大家有点感觉了没有，有点消息没有。我明道之路程，也曾有所感，有所感自然就有诗。下面这首诗我就是这样写出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翔集山梁任急湍，只因魂断万仞崖。
为山一篑千劫难，待到胸襟化沧桑。
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翔集山梁”出于《论语·乡党第十》，是说野鸡在天上盘旋，之后落在山梁上。山梁是什么？两座大山当中的桥梁，古代的桥梁一般都有绳索的，这只野鸡就停在这个绳索上面，它停得非常妙，下面是激流而下的河水，这只野鸡呢，安祥地停在山梁上。为什么它在这么湍急的河流上能如此安祥，悠哉悠哉呢？只因魂断万仞崖，就是说曾经在万仞的悬崖上，掉下去过，由于再困难的环境都已经过，现在停在山梁上也就是小菜一碟了。“为山一篑千劫难” ，是说我们要筑一个高山，用铲子一铲一铲去积土，要经过很长时间，而且困难重重。这是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世间上做人，要成就道德学问，要经历重重困难。“待到胸襟化沧桑” ，是说对这些困难，不要过多去计较它们，这些艰难困苦到了我们的胸怀中，全部都可以把它包容。以后同学们遇到困难时，记住我这一句诗，“待到胸襟化沧桑” 。果能如此，你做人就有气度了。这就是中国儒家讲的，诗的修养。不知道大家有点感悟了吗？所以古人所谈的诗，它讲的都是道德学问的问题。下面再看看苏东坡的名词《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上阕讲的是宇宙自然问题，“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讲的哲学问题，宇宙什么时候出现。大家看，用诗词表达哲学问题多美。“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东坡先生超凡脱俗道学的境界。下阕是人生问题，“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苏东坡的人生境界，做人要洒脱，要随缘，要存善心。讲道的境界用到生活中，这个就是道德学问。行道有所得，发言就是诗，所以中国的文学是和哲学、历史、政治不分的。很可怜，我们现在的大学一般都有设中文系、哲学系、政治系、历史系，好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断章取义，学中文的不懂哲学、历史、政治，学哲学的不懂文学、历史，学历史的不懂文学、哲学。这如何能真正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呢？我们研究《诗经》，如果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不是从道学的角度去研究，那就麻烦了，这就远远地偏离了诗的意境。此外，苏东坡还有很多的诗都是讲道学的，下面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是写景的，其实苏东坡是借景来写他对道的认识。这个道，从不同的角度看，它不相同，所以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为什么你不知道道是什么呢？因为你就在它当中，就像迷了路的人，不知道他就在路中嘛，所以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就是苏东坡对道的认识和见地。苏东坡很喜欢参禅，也喜欢跟和尚做朋友，他有一位和尚朋友叫佛印。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有一天，苏东坡两腿一盘打坐参禅，境界很好，下了座也就写了一首诗：
稽首天中天，毫光遍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天中天” ，指的是大圣人释迦牟尼。“稽首” ，就是磕头礼拜。毫光遍大千，任何东西分到后面都是光，苏东坡体会到这个境界了，打坐参禅时身心合一，一片光明，照遍大千世界。所以他说：“毫光遍大千” 。“八风” ，是指苦、乐、贫、富、毁、誉、贵、贱。“端坐紫金莲”是说苏东坡他自己不为八风所动心。你骂我，不要紧，我是一片光明，随便你骂好了；你打我，我也不动心了；即使我很贫穷，也很快乐了；我很富贵，也很快乐。苏东坡写完，觉得自己的境界很好，他读了几遍还是觉得自己的诗很好，写得好那找谁来欣赏一下呢？对了，找佛印来欣赏。于是他就叫两个小童拿着这首诗，乘着一叶小舟过了长江找到佛印。小童找到佛印，请佛印批阅一下，佛印看罢，拿起笔写了两个字：放屁！两小童不敢说什么，又回去了。回去把佛印的批阅给苏东坡看，苏东坡一看，“放屁” ，气愤了。东坡先生说，这个佛印怎么能这么说呢？便亲自去找佛印算帐，一进门就破口大骂佛印，“哎，你这个老和尚！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好心写一首诗给你，不好也不能称之为放屁嘛！”佛印看他一眼，便说了：“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两个字就把你打过江来呢？”（众笑）这个就是诗，就是中国的禅宗，非常活泼，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的禅宗公案。苏东坡呢，只会嘴上说，实际做不到，所以苏东坡那个禅叫口头禅，没用的。中国的道学，是让我们将道的真理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去。什么叫道？道就是刚才讲的八风吹不动，无论是在逆境当中顺境当中，是贵还是贱，是贫还是富，你都能够以平常心来对待，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平常心是道。诗，它是言道的，我们现在的诗大多数已经偏离了诗的本意，现在的很多诗写出来是为了卖钱的，我经常说那些诗不叫诗，叫尸体的尸。那些“尸”没有做到思无邪，读这些诗，没有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人格的教育，所以不能叫做诗，读了反而起了邪念，这就麻烦。
古人的诗是为了使人的心灵无邪，如果诗还不能完全表达对道的体悟，就配合音乐、舞蹈来表达他内心的世界。所以音乐非常重要，先王的音乐同样能让人思无邪。孔子之所以对三百零五篇诗歌他都弦歌之，就是正当时的音乐，使之合韶武雅颂之音，以教化人。中国古人对音乐的认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古人认为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境界，《礼记·乐记》有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音和声有什么区别？音是有节奏的，动物只能知道声而不知道音，一般人是只能听其音而不能闻其乐，只有君子有音乐的修养，有道德学问，才能听其声闻其乐，以纯净自己的心灵。古人通过音乐和诗歌，来使人思无邪，平治天下。西方人非常重视音乐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国民素质很高。我们现在很可怜，不注重音乐教育。在座的各位能看得懂五线谱的举手，（同学们举手）很可怜，只有三个，麻烦了，没有了音乐的教育。全国上下大家都在听流行音乐，就说明没有了音乐的素养，这样国民的素质怎样能提高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听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的声音中正平和，听多了自然就有中正平和之气，思想自自然然也就无邪。靡靡之音，听多了人就会很消沉的，本来就有点伤心，听了以后就更伤心，本来想死的，听了以后就更想死了。这些靡靡之音，不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而是一种颓废的，我们的青少年在这种音乐中成长必定是颓废的一代，所以不要听这种音乐。
古乐和诗一样都是言道的，舜的音乐尽善尽美，所以孔子特别推崇。据《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齐国，听到舜的音乐“韶” ，三月不知肉味，是不是孔子神经了，三个月不知道肉放在哪里，找不到肉吃，以致不知道肉的味道。不是的，而是说孔子他听到舜的这首音乐以后，他的思想就定在无邪这个境界，他在这个境界定了多久呢？三个月。在三个月，夫子全部沉浸在这首音乐的境界当中！所以当时的齐国人都非常敬佩孔子，有如此之高的音乐修养。有一次我走在学校的小路上，忽然听到一首非常著名的古典音乐，非常震撼人心，我一下就定住在那里不动了，不是我神经了，而是一下沉浸在音乐里面。当然我不能像孔子那样三月不知肉味，我是一小时不知肉味，一小时而已。一小时的思无邪的境界，遇到外在的让人惊心的雪景，也就自然从心中流出一首诗：
幽幽琴音履冬雪，茫茫无痕回头却。
怵惕恍惚行心灭，昭然发蒙始知乐。
这首诗第一句是描写雪景的，一天清晨起床，推开窗一看，茫茫一片白雪，心为之一惊，此时此心就跟白雪一样一片洁白，这就是思无邪。此时，传来幽幽的古琴声，琴音在空中飘荡，轻轻的履着白雪向远方而去。此音此景，如此之美，让人完全融入其中而不知，忽的惊醒，念头回转，才知刚才的瞬间，自己所有的妄念都已熄灭。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音乐，才真正体会到夫子所说的思无邪。古人将自己学道所感，以诗记载下来流传，后人通过诵读前人的诗，而契入诗人的境界，甚至还能有所发挥。所以诗是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诗所合的音乐和舞蹈，都是使人思无邪。我们现在的诗，现在的音乐，现在的舞蹈，都不是让我们思无邪，而是让我们思有邪。所以现在的诗，变成了尸体的尸了；现在的音乐，成了靡靡之音；现在的舞蹈，大都是以脱衣、发泄为主流；这就是文化的丧失，这些诗、音乐、舞蹈充斥于耳目，污染我们的心灵。如果大家的思想很多邪念，这个社会就不能稳定。所以古人平治天下，就是诗的教育，养人以中正平和之气，使人思无邪，这才是诗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什么叫风呢？《毛诗序》有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是一种体裁，这种体裁的诗如果是描写国君的，就是用来教化百姓；如果是民间的百姓写的，也就是用来讽刺上面的领导人没有把政治办好。上面的领导人看到民间讽刺他的诗歌，他就引以为戒。古代的天子到下面的诸侯国去巡守的时候，都要委派官员去采风，通过收集上来的诗歌来看当地领导人把政治办好没有；如果民间的诗歌是赞美当地领导人的，肯定把政治办好了，相反是诗是讽刺的，就证明当地领导人肯定没把政治办好，对这些领导人天子就要降爵位、削封地。这种讽刺的诗表现当时民间的思想、怨气，这就是风。对于这些讽刺诗是不会追究责任的，所以满清时搞文字狱就不得人心。诗给人的教育是温柔敦厚，人有意见用诗的方式表达就很含蓄。根据我人生的经验，遇到不顺心时，写写诗骂人，就把怨气消掉了，所以孔夫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种就是诗的修为，使一个人思无邪。现在大学的“课桌文学” 、“厕所文学” ，从某种角度来说，就类似风。以前我在广西师范大学读书，有一首很流行。广西人说普通话不准，常把“广西师范大学”说成“光吃稀饭大学” ，（众笑）有人干脆在课桌上写：“光吃稀饭大学” ，后来有人在此句后接着写：“不吃白不吃” ，另一个又接着写：“吃了也白吃”，还又一个又接着在下面写：“白吃还要吃” 。（众笑）桂工也流行一首课桌打油诗，其诗云：“桂工女生一回头，吓死河边一头牛。桂工女生二回头，乔丹改打乒乓球。桂工女生三回头，明日火星撞地球……” （众笑）但这些都已是诗歌末流之末流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雅，雅，就是描写、歌颂天子、王者的诗歌。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因为政事有大有小。颂，是天子在祭祖的时，歌诵祖宗的诗歌。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而赋、比、兴可以说是诗写作的手法。《周礼·大师》郑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赋，就是平铺直叙诗人所感，或所叙之事。比，是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兴，见物而起兴所感。大家用这六义来研究诗，才能找到研究诗的门道。
㈡
下面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诗经》中的一首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大概分三章，第一章是起兴，第二章是求淑女之方，第三章是求到以后如何过夫妻生活，夫妻要闲邪存诚。毛公在《诗经》每一首诗中都有一小序，这个序告诉我们这首诗大概描写什么内容。当然也有人说，研究《诗经》不要序，因为看了序以后思维就给框住了，诗应该由读者自由去联想和发挥。这个说法虽然不错，但是如果偏离了作者原意去联想和发挥，那会离题千里。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基于古人的注解再加以发挥和联想，这样就比较合乎情理。《关雎》这一首诗到底写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毛公他怎么说的。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毛公认为，《关雎》一首是赞美后妃德行的诗。谁的后妃呢？是周文王的后妃。文王的太太非常有德行，这一首诗赞美她的德行。这首诗描写文王如何求到一位窈窕淑女，当然，古人的注解很多认为，这首诗是后妃在求一位窈窕淑女来帮助自己治理家庭。在这里，我采取前一种说法。窈窕不是苗条，窈窕是很娴静的意思。文王和一位有德行的窈窕淑女才是一对佳偶。文王他非常想得到这样一位有品德的女子来做他的后妃，帮助他把家庭治理好，所以文王他“忧在进贤不淫色” ，也就是说文王不是注重后妃的美色，而是注重后妃的德行。淫就是过分的意思，文王选太太不是过分看重美色。我们很多同学就不一样，找女朋友要找漂亮的，身材好的，这就是淫其色；女同学呢，找男朋友要找帅哥。文王就不同，文王是进贤不淫色。看看圣人，我们应该感觉到惭愧。
文王在求窈窕淑女时，是“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 。窈窕就是内心很安静，很慈善的，纯善的女子。文王希望得到这样的一位女子来做他的后妃，来帮助他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文王在求窈窕淑女的时候，无伤善之心，没有失掉自己的善心。我们有些同学就不好了，他追求女朋友伤了自己的善心，给别人写情书，别人不理他，他又去缠别人啦，人家去哪里他跟去哪里，人家女孩子讨厌他，他就死缠硬磨，麻烦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善心，人家不喜欢你，你干嘛一定要喜欢别人呢？人家不喜欢你，你就是要得到她，不得到就誓不甘心，想尽办法弄到手。还有一些看到别人的女朋友很好，怎么办呢？挖墙脚，甚至别人已经结婚了，也不管，要把别人的家庭破坏掉了。这些做法，都伤了自己的善心，文王不一样，文王求窈窕淑女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纯善之心，这个就是《关雎》这一首诗的意义所在。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关关”就是鸟叫的声音，叫得非常和谐动听。“雎鸠”是一种鸟，诗人他听到这个鸟“关关”的叫声，很和谐很动听，顺着声音往下一看，原来是雎鸠，雎鸠在哪里呢？在河之洲。大家看这个诗写得多美，所以大家注意呀，如果说雎鸠关关，就没有了诗的意境，先闻其声，后见其鸟嘛。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即水中突出来的土堆，或者在岸边，都可以称之为洲，这种雎鸠很喜欢在河洲上行走，所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什么一种鸟呢？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朱熹《集传》云：“雎鸠，水鸟也。状类凫（音服）鹥（音一），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这些注解就写得非常清楚，雎鸠是一种水鸟，后人称之为鱼鹰。这种鸟有一个特点，即生有定偶而不相乱，而且这种鸟挚而有别。一般的动物发情的时候，是乱来的，当着人的面就抱起来了，人看了就很气愤，常骂它们畜生。雎鸠这种鸟就不一样，它发情的时候是躲起来的，人看不到它，一般的动物也看不到它。我们很多同学可能不如雎鸠，发情的时候呢，就没有躲起来。我经常看到一些男男女女同学在校园的路上抱在一起，发情了，躲起来嘛！（众笑）人不能不如鸟儿，而且大家要注意，雎鸠是定偶不相乱。什么意思？就是说雄雎鸠，它只要找到它理想的伴侣结婚了，就再也不跟其它雌雎鸠往来了的。雌的也是一样，它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以后，也再不跟其它雄雎鸠保持暧昧关系了，所以雎鸠是“生有定偶而不相乱” 。现在有些同学就不如雎鸠，在学校谈了一个男朋友，在家乡又有一个，在其他学校又有一个；有一些男同学呢，就更不好了，女朋友一大堆，手机一响，听是女孩子的声音，就不说话，因为女朋友太多，怕搞错。还有一些人，自己结了婚，又去找女朋友。所以我们不如这个雎鸠，雎鸠非常重感情，而且相互尊重。雎鸠“偶常并游而不相狎”， “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乱开玩笑，夫妻相互尊重。雎鸠能做到这一点，夫妻在一起生活相敬如宾，这就是男女有别。不像有的男女同学谈恋爱时就不知道这些道理，在食堂里面吃饭，你喂我一口了我喂你一口，这样亲亲我我的，似乎感情很好，过了一段日子，你发现我的缺点，我发现你的缺点，然后便是相互指责批评。人无完人，所以男女同学恋爱时，要相互尊重。即使感情很好，也要不相狎，不要乱开玩笑。有一天我走过我们学校的灌木丛，听见有些动静，有一对恋爱的男女同学在里面，男同学使劲往女同学身上乱摸，那女同学躲来躲去的。恋爱之初，男女双方有新鲜感，如胶似漆，相处久了没了新鲜感，如果相互不尊重，那感情很难牢固。夫妻生活在一起，更没有新鲜感，如果不相互尊重，家庭如何稳定呢？如何给小孩作榜样呢？所以我们很多人与雎鸠相比，不如雎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是这首诗的起兴。诗人描写文王，听到这个关关雎鸠叫声就想到了自己要找到一位妻子，她的品德就像这个雌的雎鸠一样，能和自己白头偕老，能帮助自己把国家治理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毛诗传云：“窈窕，幽闲也。淑，善也。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幽闲”，就是内心非常的安祥，娴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文静。“淑”就是善、好的意思。“窈窕淑女”就是很文静，内心很慈祥，很安静，没有杂念，能够做到思无邪的好女子。逑，就是匹配的意思，也就是说窈窕淑女，和君子匹配是一对佳偶。诗人描写文王看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情景，就想到自己要找到一位窈窕淑女来帮助他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看一下，文王求太太之前就有善的念头，所以注定就有一个善的结果？我看现在很多同学求女朋友，应该把这首诗改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美女，帅哥追求。”要知道窈窕淑女不是苗条美女，苗条美女她是注重的是外在的形象，窈窕淑女讲究的是女子内在德行的修为。君子是有德行的人，唯有君子和窈窕淑女，才是一对佳偶，所以我们同学们要向文王和后妃学习。
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是不整齐的意思。“荇菜”，就是水草，开黄花。“流”，当求字讲。“左右”，是帮助的意思。在古代祭祀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教化百姓懂得感恩祖先、天地、鬼神，有了感恩之情，就有敬畏之心。有了敬畏的人格，人才懂得孝顺父母，尊重领导，社会才太平。所以古人是非常重视祭祀，特别是祭祀祖先。祭祀祖先的时候要有很多种物品，荇菜就是其中的一种，谁才能去采荇菜，谁才能向祖宗供奉荇菜呢？只有窈窕淑女才做得到，如果你不是有德行的女子，你不能去采这个荇菜，你采的荇菜祭祀祖宗，祖宗是不来飨用的。所以文王他要治理好国家，就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位窈窕淑女。文王是“寤寐求之” 。“寤寐” ，“寤”是醒的时候。“寐” ，是睡觉的时候。文王他在醒的时候在想如何求一位窈窕淑女，睡觉的时候也在想如何求一位窈窕淑女，文王是用至诚心去求。服，是思的意思。悠哉，是深思的意思。文王求一位窈窕淑女做妻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文王为求一位好太太，深深的沉思，反省自己有什么过失，通过不断地改过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感动上天。文王如此，以致难以入睡。文王求好太太，是用自己的真诚心去求。用真诚心去求就容易求得到，不用真诚心去求就不容易求得到。什么叫真诚心？就是自己的纯善之心、至善之心。因为文王求窈窕淑女，不是为他自己的欲望在求，他为谁在求呢？他是为百姓在求一位后妃，求一位有德行的后妃来帮助他教化国民。文王是用这种至诚心去求，不是用自己的私心去求，所以文王能够求得到。
接着我们看文王求到后妃以后，是怎样过夫妻生活的，是怎样给我们作表率的。“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白虎通》云：“琴，禁也。瑟，啬也。” 禁，就是纯洁我们的思想，不要让邪念进来。瑟，亦作闲，即关闭的意思，就是不要让那些邪知邪见进入我们的思想。所以古代的音乐，是中正和平之声。通过弹琴鼓瑟，把邪的思想堵住，不让它侵入我们的心灵，保持自己的纯善之心。“友”字在篆书中，是两个手握在一起，所以可理解为帮助的意思。“琴瑟友之” ，意思是说夫妇相互帮助，各尽其职，就像琴、瑟之声配合得非常和谐。这种琴瑟之声，就也像关关之鸟鸣声一样和谐动听，所以文王听到雎鸠关关的叫声，就想到要求一位窈窕淑女帮助他治家教化国民。文王用真诚心待后妃，后妃亦用真诚心待文王，故夫妻能如此和谐互助。闲邪存诚，就是夫妻用真诚心相待，就是夫妻都能够安分，不胡思乱想，不是同床异梦。丈夫跟妻子生活在一起，偷偷又去跟其他的女子去约会，这种就不是闲邪存诚啦；或者作为太太，还跟很多男性保持暧昧的关系，这也不是闲邪存诚。这些行为都有伤于夫妻的感情，这个就不是“琴瑟友之” ，不是互助的。文王的后妃不是，他们能够真心相待，闲邪存诚，一心一意为家庭，为国家而生活。夫妻之所以能和谐互助，就在于大家能够闲邪存诚，内心是真诚地去对待对方，不是欺骗，这个就是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毛传云：“芼，择也。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 这句诗的意思是，后妃她带着其他女子去采荇菜，并用所采的荇菜到宗庙上去祭祖，由于后妃很有德行，所以她祭祖时，有钟鼓之乐来配合赞美她的德行。
《关雎》这一首诗告诉我们要重视男女这一伦。如果男和女这一伦，乱掉了，这个社会就乱了，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首诗，讲这个事实，其实是在帮助大家，也是在帮助我自己。如果一个人沉迷于女色和情感，心志就会被物欲闭塞，就会丧失理智，失去善心。《尚书》有云：“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所以夫妇之间这一伦不能不重视，夫妇不能有别，父子则不能亲。我有一位朋友，结了婚，成天去泡妞，后来太太知道了，儿子也知道了。你说这个儿子会尊重他父亲吗？一般儿子对母亲感情很深的，因为父亲伤害了母亲，所以他就讨厌父亲，所以一家人都不幸福，所以孝道就没有了，如果没有孝道，如何正君臣的关系呢？文王作为一国之君，他让他的臣子要尊敬他，他自己首先得把夫妻这一伦摆正，把父子这一伦摆正，这样臣子对文王才真正是心悦诚服。文王当时是诸侯，天子是纣王，但是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顺于文王的，因为文王非常有德行。如果文王不能处理好夫妻关系、夫子关系，那个诸侯会归顺文王呢？纣王虽是天子，但沉溺女色，丧失理智，以致众叛亲离。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
文王要教化国人，所以他要正夫妇这一伦，所以他要求一位窈窕淑女来帮助他治理国家，所以并不淫其色，而且做到男女有别。什么叫男女有别呢？古人是这样的，一位男性给东西给女性，是不能直接给的，要放在桌子上，女性再去拿。这就是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现在不管这一套都是直接给，好色之徒就顺手摸一把，(众笑)吃别人豆腐。现在没有了男女之礼，则不能防微杜渐。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古时候，过古人的生活。但是要坚持礼的本义，古代男女之礼就是使得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意思就是说男女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以防止人生邪心，即使是夫妻也不要相亵狎，而要相互尊重。男女有别还有一层含义是男女的职责不相同，双方要安于自己的职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说。文王他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他把自己的家庭办好，把夫妻这一伦办好，把父子这一伦办好，这样群臣才尊敬他，他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每一位大学生出去以后都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告诉你，你要做一番事业，你没有一位好的女朋友，你没有一位好的太太，你的事业很难成功。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位女性如果没有找到一位君子来做自己的丈夫，你一生都不可能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到你四十多岁了，人老珠黄了，不好看了，又胖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丈夫去泡小秘了，你能高兴吗？家庭能和睦吗？男女之伦是社会的基础，很重要。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也就是说不明白《诗经》中的男女关系，不能正男女这一伦关系，学道就是“犹正墙面而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儒家学道，是从家庭入手，要把孝道做好，把夫妻这一伦处理好。同样我们要成就自己的事业，把企业治理好，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把男女关系处理好，不然我们就像瞎子一样，撞在墙上，撞的头破血流。
我现在看到很多人都离婚了，至少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有一半是离婚的，很可怜！离婚对谁的伤害最大呢？小孩！小孩会问妈妈：爸爸去哪里啦？爸爸不要我啦？或者问爸爸：妈妈去哪里啦？妈妈不要我啦？小孩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就很难有一个好的人格教育，这对小孩一生的成长是很不好的。现在很多人都说，跟太太不是感情不好了，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了，都不是的。哎呀，夫妻这一伦搞不好，很多男人过不了“色”这一关。男人天生好色，好多女人都不喜欢好色的男人，其实天下男人都好色的。哎呀，女孩子也不要瞧不起男性了，女人好情，男人好色，所以连在一起叫色情。（众笑）都这样的啦，不然男人不叫男人，女人不叫女人了。女子好情，哎呀，跟女人谈恋爱很幸苦的，整天就是缠着你说，说一句爱我好啦，说一句I love you.嘛，说一句嘛，就喜欢这样嘛。天下很多女子常沉迷于情感，成天愁眉苦脸。你看那个林黛玉，为什么身体不好呢？天天忧愁嘛，发愁嘛，我的宝哥哥在哪里呀？三百六十五日，不在愁中便在病中，那身体能好吗？
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所喜欢的那个人，往往不是那人本身，而是喜欢你去喜欢的感觉，就像男人好色一样，他喜欢的是他的感觉。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你看我的手也很白的，细皮嫩肉。当你看到一个漂亮的美眉长得很漂亮，皮肤好白，很想摸一下；当你去摸她手的时候，你闭着眼睛去享受，快摸到的时候，把这位美眉把手拿走，把我的手替上去，告诉你，你得到的感觉肯定是一样的，对不对？好舒服啊，（众笑）事实上你摸的是我的手嘛，你是在摸你自己的感觉，懂不懂？所以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嘛。懂不懂这个道理，你所谓的爱，其实你是爱去爱的那个感受，明白吗？所以你会为之悲哀，会为之痛苦，流泪，你都愿意去爱，你是爱是这个感受。你要明白你就开悟啦，就解脱了。
找男朋友，就要找一个像文王一样有德行的，他才能够一心一意对自己好嘛。要找一位太太，要找一位什么样的呢？要窈窕淑女，不要整天想苗条美女。同学们要懂这个道理，如果男女这一伦没有处理好，社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我看到现在的大学生，男男女女经常在外面同居的很多。其实都搞错了，很多同学谈恋爱，甚至同居，其实都没有想到要建立家庭，要生小孩，要去尽家庭、社会的责任。很多男女同学恋爱、同居，只是觉得很新潮，好奇，或者受情欲驱使。但是当你还没有搞清楚家庭是什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你就过上夫妻生活。不知道大家这么做时，是否想过自己未来的丈夫、妻子和小孩。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是老封建，这些话我相信我说的跟你们父母说的是一样的。我是比你们大十几岁，虽然看起来我很年轻，作为过来人，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因为见多了，不希望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重演。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背下很多感情的债，到他结婚以后，这些感情的纠纷不可能使他家庭幸福。所以大家现在的一言一行，都要想到未来自己的家庭，自己应该怎样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如果现在大家乱搞男女关系，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不要那么幼稚，大家一定要冷静的去想，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要搞清楚再去做，还没搞清楚，稀里糊涂就去做，那就很麻烦。
㈢
男女有别的另一层含义是说，男女的职责不相同。女子承担着家庭、社会的重任，而且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奉献。所以古人对女子的赞美是：厚德载物。下面我再给大家讲《诗经》的另一首诗，《思齐》。“齐”字，念“斋”音。这首诗赞美了一些伟大的女性。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
《思齐》这一首诗出至《诗经·大雅》，毛序云：“《思齐》，文王所以圣人。”孔颖达疏云：“作思齐诗者，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圣亦由大贤故，故歌咏其母。言文王之圣有所以而然也。经四章首章言太任德行纯备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圣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当神明，施化家国，下民变恶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圣人之事也。” 《思齐》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文王是为什么可以成为圣人。文王为什么可以成为圣人呢？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贤母，由于文王的母亲很有德行，所以她能把文王教育好，使文王成了圣人。虽然文王了不起，但他的母亲更了不起。这一首诗一共是四章，第一章是赞美文王母亲太任的德行；第二章至第四章，讲的是文王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王为政是以德教化群臣、百姓。
“思齐大任” 。毛传云：“齐，庄也” ，庄，即庄严肃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庄严肃穆的。这句诗是说文王的母亲太任，她的内心一直定在庄严肃穆中。文王母亲的德行事迹，大家可以参阅《烈女传》。唉！《烈女传》这部书，现在你在书店里绝对找不到。因为大家都不想当烈女，都想当美女，一提起《烈女传》很多人说那是残害妇女的。我告诉你刚好相反，妇女最重要的是什么？她的家庭，她的小孩，这部书告诉我们如何教育自己的小孩，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这是帮助女子的怎么说是残害妇女的呢？《烈女传》里说到太任在怀文王的时候，就是做到思齐，内心庄严肃穆，这样生下来的小孩非常聪明的。如果一个小孩体弱多病，他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一定是多愁善感，为什么母亲多愁善感呢？一定是夫妻感情不好。如果夫妻感情很好，生活很美满，那么怀孕的时候心情很愉快，如果内心又庄严肃穆，生下来的小孩一定非常聪明、活泼健康。这就是胎教，中国古人老早就懂得了。现在西方科学家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女子怀孕以后，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我主张大学里男生女生的课要区别开来，因为上天赋予男女的职责不同，男女有别嘛！现在大学男生女生的课程都完全一样，而把女性建立家庭，生育小孩的教育全部推给社会，社会又没有去教育，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这就导致整个国民的素质下降，为什么不在大学开一门课呢？开设这些课程，告诉女子怎么去对待这些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告诉女子怀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当好一个母亲，这个是应该的呀！难道在座的女生都不想当一个好母亲吗？以前我有一个女学生，很讨厌小孩，过了几年，她年纪大了后，就很喜欢小孩，看到小孩就想抱，很想生一个很活泼健康的小孩子。这是女人的天性，母爱是女人的天性，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要把我们的女子都当做男人来教育，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来的。太任她就懂得这个道理，她怀文王的时候庄严肃穆，所以生下来的儿子能当圣人。
“思媚周姜”。媚，是爱的意思。周姜就是太姜，是太任的婆婆。文王的父亲叫王季，王季的太太叫太任，王季的父亲叫古公亶父，就是文王的爷爷，文王爷爷的太太就是文王的奶奶，文王的奶奶叫太姜。太姜也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女子，古公亶父这个人相当了不起，他原来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但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整天去攻打他的国家抢夺他的财物，他为了不让百姓打仗，就把财物送给这些少数民族，要粮食就送粮食，要钱就送钱。然而这些少数民族还要攻打他的国家，目的是想抢他的土地，后来古公亶父就说，“哎呀，你们不要打仗了，会死很多百姓的，干脆我不当国君了，我走，把国家送给你们算了。”所以他大清早也不上朝，骑上马要远走他乡。百姓可不让，百姓说我们组织军队来，肯定能把少数民族打败。古公亶父对百姓说，“国家在我手上和在别人手上对你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我个人的利益，牺牲你们百姓的生命不值得。”说完，古公亶父骑着马就离开了豳国，谁跟着他呢？他的太太，太姜，跟着他。如果一个不好的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哎呀，我要做王后呀，我要做后妃呀，你不能不要国家。我看他古公亶父，也得东倒西歪。太姜没有这么做，太姜很支持古公亶父，跟着古公亶父一起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这一群百姓一看，他们的国君如此之厚道，如此关爱自己，不能离开这样得国君，所以这些老百姓携妻带子的，跟着古公亶父翻山越岭到了歧下，从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周，古公亶父为周八百年的江山奠定厚实的基础。太姜的德行非常好，能辅佐古公亶父成就德业。太任她就经常思念太姜的德行，以太姜作为自己的榜样，所以她就成为了“京室之妇” ，也就是成了国君的夫人。
文王的父亲王季不是古公亶父的长子，而是小儿子，泰伯才是长子。但是由于太任怀文王的时候内心庄严肃穆，生下的文王有圣人的瑞相，所以古公亶父就想把国家传给这个孙子。但是要这么做就得把江山传给小儿子王季（即文王的父亲），但是古公亶父很为难，因为泰伯是长子，应传为给他。泰伯很孝顺父亲，知道父亲的心思，就和虞仲（古公亶父的二子）偷偷跑了，跑到了南蛮之地，纹身断发，不再回国。后来古公亶父就把国君之位传给了王季，太任呢，也就成了“京室之妇” 。王季最后将把江山传给了文王。文王受了母亲的教育，知道要治理好国家，就要找一位像自己母亲一样的贤妻良母，所以他要求一位窈窕淑女做后妃，文王用真诚心求，所以求到了。这位后妃是谁呢？如果我没理解错，就是太姒。所以将《雎鸠》和《思齐》这两首诗连在一起研究，这就明白了许多道理。文王所求的窈窕淑女是太姒，这位后妃非常有德行，能帮助文王以百里之地而王天下。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嗣，就是继承的意思。徽，是美的意思。这句诗是说，文王的后妃太姒能够继承太任的美德，能够行太任之德行，能够续行太任之教令。太姒她有十个儿子，其他妾所生的儿子近百个，文王这一家人丁兴旺，家庭和睦，这都是后妃管理有方。后妃非常了不起，因为她还生了两位圣人，一位是武王，另一位是周公。这样的母亲的确是太伟大了。文王有一个好的太太，又有一个好的母亲，所以能成圣人。文王很有德行，虽只有百里之国，但却能使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顺他。文王去世以后将国君之位传给了武王，武王最后才把纣王给灭了，建立了周八百年的江山。文王、武王、周公父子三人，综合上古文化，建立了庞大的人文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对人类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孔子称赞周的文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周朝八百年的江山，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这些丰功伟绩，是谁奠定的？是三位女性，太王的夫人太姜、王季的夫人太任、文王的夫人太姒，是这“三太” 。所以古人称妻子称为太太，是出自于这“三太”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叫妻子为“太太” ，不知道所以就不叫“太太”了，叫老婆，（众笑）一点都没有尊敬之心。“太太”是尊称，因为女子厚德载物，犹“三太”一样，为人所尊敬。以后各为女同学做别人的太太，别人叫你老婆，不要答应他，要叫“太太” 。明白吗？称呼可以提醒我们要向“三太”学生，要懂得教育小孩，教育丈夫。叫我“太太”是尊重我，叫“老婆”好很难听的，老婆就是老太婆的简称嘛。（众笑）
古人称夫人为“妻” 。妻者，齐也，言与夫齐体，主辅为一，说的就是和丈夫为一体。古人也称妻为“夫子” 。夫者，扶也，犹能扶成主之德也，说的是作为妻子，她能够辅佐自己的丈夫，能够完成他的德业的修养，就是古人讲的“相夫教子”。“相夫”，不是天天帮他洗衣服，做饭，是帮助他成就自己的德行，帮助他。所以女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她相夫教子，能够教育小孩成人，能扶成丈夫之德业。大家看看这“三太” ，就会明白为什么古人赞美女性用“厚德载物”这四个字。女德，太伟大了。古人男女关系的处理是效仿天地秩序的，孔子在《易经·系辞》有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之，坤能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公；有亲则可以，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谓乎其中矣。”
人类社会的秩序，若是效仿整个宇宙的，符合天道，必定是天长地久。如果乾坤颠倒，必亡矣！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尊地卑” ，大家不要依文解字，说天是尊贵的，地是下贱、卑微的，是不重要的。如果没有土地，我们何以立足，那简直是不堪设想。所以“卑高在陈，贵贱位矣”，我们换一种说法，意思是天在上，地在下，相辅相成，自为一体。也就是说天在上，地在下，一个是主，另一个是辅。天地有尊卑，那么事有就有主辅。换一种说法，大家容易理解。主，就是主要的。辅，是辅助。二者为一体，不可以偏废。尊卑在于万事万物，我们可以看它是上和下的关系；对于事情来说，可以理解为主辅关系。事情要成功，就要有主、有辅。家庭也是如此，在古代的家庭男为主，女为辅。有些女同志说，我们不服气，我们也当主。女主男辅也可以。总有一个人要作辅，不能两个都作主。两个都要作主，就一定会打架。现在的家庭夫妻为什么不和？因为两个人都想当老大，所以不和。主和辅，它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任何事情有主，肯定有辅；作为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有上级必定会有下级；作为一个家庭也必定有主辅。没有了这个人伦，全部都乱套了。乱套，就称之为乾坤颠倒。你能想像地在天的位置，天在地的位置，人怎么活呢？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男尊女卑” ，但现代人依文解字，会误解为岐视女性，所以我换一个说法，就是“男主女辅” ，这样大家好理解。
现在提倡男女平等，是说男女有同样的人权，不是说男女一定要做相同的事才叫平等。难道男人跟女人做一样的事吗？不可能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稍为冷静去想就懂了。首先，女子她要生小孩，男人是不能完成这件事情的。男人他怎么能怀孕生小孩呢？这不可能吧？所以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尽的职责是不同的。古人认为男女有别，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从文王以礼对待后妃，就知道古人夫妻相处，是相敬如宾。所以古人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心是平等的，但在家庭的职责上是有别的。这就是相有差别、有尊卑的不平等，而心是平等的，这就是天道。现代人颠倒了。男女在事相上要平等，但夫妻之间心不平等，所以家庭不和，离婚率相当高。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古代去过古人的生活，让我们的女子躲在家里不出来，如果那样是历史的倒退，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女子相夫教子的职责是不能丢的，所以这个时代的女性是了不起的，既要尽相夫教子的职责，又要在社会上和男子竞争，女性在这中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能力与智慧会越来越强，所以走上领导岗位的女性越来越强，这就是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众笑）因此，这个世纪一定是女人的世界。但是有些女性，就不是很明白这个道理，借口忙于自己的事业而完全忽视对小孩的教育，其实所谓的事业不外乎名和利，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放弃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是不对的。没有女性的付出，家庭、社会都会混乱。所以，在座的各位女生要清楚自己肩上的重担。古人将女子比喻为土地，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就是说女子犹土地一样，生长了万物，繁衍了人类，没有了土地和女子就无所谓在天成象，四时不会有，事不能成。
文王有一个好太太的帮助，所以做起事来就如有神助，才成就他的丰功伟绩。“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毛传云：“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笺云：“惠，顺也。宗公，大臣也。文王为政，咨于大臣，顺而行之，故能当于神明。神明无是怨恚，其所行者，无是痛伤，其将无有凶祸也。”“宗公” ，有几种解释，一种说是自己的祖宗，一种指说是大臣。“惠” ，当顺字讲，也就是说文王为政，能常常请教自己的大臣，能够顺天道而行之，所以他做事情如有神助，没有什么过错。“罔” ，是无的意思，就是众神对文王没有任何的怨恚之心。“恫”，是痛的意思，就是说众神对于文王所做的事情没有伤痛。众神即文王的祖宗，死而为神，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的祖辈，对于文王所做的没有任何伤痛，可见文王的德行如此之好，就是鬼神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邢，法也。寡妻，嫡妻。文王能够以礼法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兄弟，即对自己的妻子，他很尊敬，对自己的兄弟懂得友爱。御，是治的意思，文王能以礼法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为政整个国家治理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用儒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文王怎样把家庭的关系处理得好的呢？文王用礼来对待自己的妻子。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不到。你们男女青年谈恋爱你就会体会到，谈恋爱之前朦朦胧胧，男女都文质彬彬的，你尊敬我，我尊敬你。确定恋爱关系，开始谈恋爱的头一、两个月，爱得要死要活的，之后，距离就越拉越近，你看到我缺点，我看到你的缺点，接着就开始你攻击我的缺点，我攻击你的缺点，然后就是互相漫骂，一点也不相互尊重。夫妇也是如此，相处久了，对方的缺点全看透了，就开始讨厌，不用以礼来对待。
丈夫在单位里面工作，受了气，回到家里面找谁出气？找妻子出气，妻子很难过了，说你干嘛要找我出气呀？因为你是我妻子才找你出气！多么荒谬的理由！妻子是你这一生最爱的人，你有气你为什么找她出呢？想过没有，她是你最爱的人，你干嘛要找她出气？搞错了！就像女朋友是自己最爱的人，你有气你干嘛要找她出气？男朋友也是一样，你最爱他，为什么你有气你一定要往他身上发呢？根本不懂得以礼相待。什么叫做礼？自卑而尊人叫做礼，对待自己的妻子、丈夫要以礼相待。夫妻相处，生活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但是要懂得用礼来对待，这个叫做人熟礼不熟。所以夫妻关系怎么把它搞好呢？经常互相请客吃饭送礼，一定能搞好。今天是太太的生日，哎呀，送一些礼物给太太，请她吃餐饭，经常请客送礼，说好话，一定能搞好。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这些道理，我们其实都懂为什么做不到呢？是因为在单位、在社会上做事，人际关系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大家都知道要克制。但是夫妻、恋人相处时，就不懂得克制自己而是任自己得性子说话、做事，所以容易伤害对方，因此夫妻相处更应该要懂得克制自己，最好得方法是以礼相待。文王懂得这个道理，能“刑于寡妻” ，所以能把家治好。同样，文王治理国家，对待群臣懂得以礼相待，君臣和睦团结，所以又能把国家治理好。文王能“刑于寡妻”，所以太太能尽心尽力帮助他，而且太姒又是一位品德非常好的女子，文王不可能后院起火的，所以他才能专心治国。如果文王在朝廷上处理政务，忽然有人来告诉他，文王不好拉，你的太太跟别的帅哥、猛男约会去了，文王听了肯定，“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不知怎么办才好。你说文王能把国家治理得好吗？你的太太也是如此，她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带小孩，忽然听说，自己丈夫跟其他的美眉不知道跑哪去玩了，她会怎么想？家庭能稳定吗？道理非常的简单，所以夫妻相互的尊重，用真诚心对待，不要相互欺骗。
《思齐》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有一位好的母亲，有一位好的太太，有两位女性教育、帮助，所以成就了他的事业。我经常讲，教育女性是很好的事情，教育好一个女性至少可以影响两个男性，一个是她的丈夫，另一个是她的小孩，所以今天来听课的女性越多越好。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男人要靠女人教育的，我没说错吧，对不对？你一出生第一位影响和教育你的就是母亲，她是你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对不对？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年轻人，往往是受异性影响很大。你们看那男同学踢足球，累了，一点精神都没了，这时女同学一鼓掌，他就会拼着老命踢。（众笑）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如果女性有品德，想追她的男子就会向着君子的方向进行，所以女德非常重要。如果女性认为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男性就会来追求我了。这不行，因为来追你的看上你的是什么呢？是美色，出发点不好结果就不会好，到后面你肯定倒霉，因为他看到一个比你更漂亮的，身材更好的，他就跟你bye-bye，跟更漂亮的美女去了。所以女子要注重德行的修为，你注重德行的修为，追求你的男子就会用道德去塑造自己。女人对男人的影响很大，不要以为男人很厉害，你说是英雄厉害还是美女厉害？英雄征服天下，美女征服英雄，（众笑）美女都是征服英雄的，美女出现的目的就是征服英雄，不然不叫美女的。英雄的出现是征服天下的，美女征服英雄，历史都是这样的。但美女不能征服圣人，圣人是美女没法征服的，圣人是教育英雄和美女的。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这两段诗文是说，文王德行的能教化群臣和百姓，使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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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思齐》这两首诗，告诉我们一定要懂得把夫妻这一伦处理好，夫妻这一伦处理得不好，问题就非常严重。在《礼记·哀公问》里有一段话，这一段话从另一个大的原则来讲明这一问题。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古代所讲的为政，不是现在说的从政，而是教化。作为国君，为政就是教化百姓，所以自己要懂得把夫妇这一伦搞清楚。夫妇这一伦正了，父子之间才有亲情可言。父慈子孝，家才能治，作为领导家齐，下面的干部自然会忠诚于你，所以“君臣严” 。在古代，教化人，爱人为大。要教化国人懂得爱人，礼教非常的重要。礼教，敬为大。敬到了极处，才知道婚姻很重要。古代的婚就是黄昏的昏，因为古代的婚礼，是在黄昏的时候进行的。作为一个人，就要重视自己的婚姻，不要稀里糊涂的，自己的婚姻影响自己一生的。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如果作为国君，影响一个国家；作为组织里的领导人，影响一个组织；作为自己，如果婚姻搞得不好，影响你的一生；所以大家现在在大学生活，你的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你未来的一切，所以大家要注意，恋爱和婚姻最关键的就是一种责任感。人为什么要结婚，大家想过没有？很多同学没想过的，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不结婚那谈恋爱干嘛！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那干嘛要结婚，很多同学真的讲不清楚。结婚都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干嘛要结婚呢？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一个人都不结婚，不生小孩，不出三十年人类就快灭亡了，快没人了嘛！
人类要延续下去，家庭很重要，为什么要组建家庭，这是社会的一种责任。所以在家庭中，对于后代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古人对小孩是爱和敬的教育。爱是由母亲教育；敬，由父亲教育。古代母亲对小孩很慈爱，这样就有了爱的人格，父亲对小孩一般很威严，小孩怕父亲，从小小孩就有了敬畏之心。现在的人倒过来的，母亲对小孩很严厉，父亲对小孩很宠爱，颠倒的，所以现在的小孩很难教。而且有一些就更糊涂，不知道婚姻的道理，结了婚稀里糊涂把小孩生出来，也不知道如何去教育。小孩子很可爱，很好玩，父母喜欢玩小孩，我对经常说，你不要玩小孩了，今天你玩他，长大他玩你。（众笑）小孩的教育很重要，要给他人格的教育，给他爱的教育，给他敬畏的教育。父亲很严肃，给他敬畏的教育；母亲善良、体贴，小孩就有爱心的教育，夫妻配合，小孩才有好的人格教育。如果夫妻相亵狎，互相不尊敬，家庭不和，夫妻经常吵架，你去看一下他们小孩，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恭敬之心，不会有爱心。如果家庭不幸福，那小孩的爱心、敬畏心从哪里培养起？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如何把恋爱、婚姻、家庭搞好，作为年轻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男子是色字，女孩子是情字。所以孔子讲这么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年轻人血气未定，这个时候容易纵于色溺于情；到人壮了，血气方刚，就喜欢斗，像那些事业有成的人，有能力了，就喜欢争名夺利；老了就喜欢贪，因为快老了，快退休了，不贪就没得贪了。所以很多干部，到了五十八岁，五十九岁容易出问题。孔夫子是圣人，他讲的这句话很对的，年轻人戒之在色，中年人，戒之在斗，老年人，戒之在得，戒之在贪，没有讲错的。年轻人要将精力放在学习、工作上，多培福；中年人有能力，要为社会造福；老了要懂得享清福。大家作为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字，一个色字，一个情字，要戒之。
如何戒呢？近代的印光大师在《寿康宝鉴》一书中有段段话，可以作为参考。这一段话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勉。
“色是少年第一关，此关打不过，任他才高绝学，都无受用。盖万事以身体为本，血肉之躯，所以能长有者，曰精，曰气，曰血。血为阴，气为阳，阴阳之凝结者为精，精含乎骨髓，上通髓海，下贯尾闾（音吕），人生之至宝也。故天一之水不竭，则耳目聪明，肢体强健，如水之润物，而百物皆毓（音育），又如油养灯，油不竭则灯不灭，故先儒以心肾相交为既济。盖心，君火也，火性炎上，常乘未定之血气，炽为淫思。君火一动，则肝肾之火皆动，肾水遭铄，泄于外而竭于内矣。男子十六通精，古者必三十而后娶，盖以坚其筋骨，保其元气，且血气稍定，亦不至如少年之自耗也。近世子弟，婚期过早，筋骨未坚，元神耗散，未娶而先拔其根本，既婚而益伐其萌蘖(音聂)数年而精血消亡，奄奄不振，虽具人形，旋等鬼录，此固子弟之不才，亦由父兄之失教。今为立三大则，曰勤职业以劳其心，别男女以杜其渐，慎交友以绝其诱，如此则内外交修，德定日进，而父兄之道尽矣。”
“天一之水” ，出自《易经》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印度的哲学家认为，万物本源的物质是水。人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水。所以印祖云：“故天一之水不竭，则耳目聪明，肢体强健，如水之润物，而百物皆毓（音育），又如油养灯，油不竭则灯不灭，故先儒以心肾相交为既济。盖心，君火也，火性炎上，常乘未定之血气，炽为淫思。君火一动，则肝肾之火皆动，”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身体很重要，身体最重要的三个：精、血、气。血和气相结合就是精，人的精含于骨髓，非常宝贵。如果人的天一之水充沛，必定健康聪明，就像油养灯一样，油不竭，灯当然不灭了。人心，君火，属火。如果身体的血气未定，火性一起，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想入非非的淫念。一些同学看了些色情照片、电影，就会想想入非非。这个时候，肝肾之火一动，则“肾水遭铄，泄于外而竭于内矣。”
我们这个时代，报纸、杂志，特别是网络都有许多的色情内容，这些东西充斥耳目，所以许多同学过早发生性的行为，并不能责备大家。男子十六通精，所以青少年沉溺于色情，有损于身心健康。古代男子三十以后结婚，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男子三十，筋骨已坚，血气稍定，有了自制力，纵有婚姻的生活也不至于犹少年一样自耗伤身。但是“近世子弟，婚期过早，筋骨未坚，元神耗散，未娶而先拔其根本，既婚而益伐其萌蘖数年而精血消亡，奄奄不振，虽具人形，旋等鬼录，此固子弟之不才，亦由父兄之失教。”我们现在很多男女同学不懂这个道理，年纪轻轻男女同学在外面同居，我看到我都很心痛，你们父母肯定不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很多父母其实并不知道你们这群大学生在大学都干嘛？不仅许多男女同居，甚至有不少同性恋。唉！父母知道，气都得气死！过早的男女的冲动行为，对身体不好，特别是男性，消耗精力和体力。纵欲过度，麻烦还是自己，到自己真正要结婚生子的时候，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小孩就不会健康。所以过早的这种行为，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没有一点好处，特别是对未来的家庭和小孩没有一点好处。这个点，印祖讲得好：“未娶而先拔其根。”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和色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如何去对待它？印光大师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三大原则：“曰勤职业以劳其心，别男女以杜其渐，慎交友以绝其诱，如此则内外交修，德定日进，而父兄之道尽矣。” “勤职业以劳其心” ，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的心，整天无所事事，悠哉游哉的，这样容易生邪思。要多看书，多学习，多思维，就不会去想入非非了。所以古人有云：“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别男女以杜其渐”，就是说男女要有别，男同学女同学距离不要太近，太近就容易起邪心，会胡思乱想。我不反对男女交往，男同学女同学不交往，性格一定会有缺陷。男性心粗，女性心细，所以男同学跟女同学交往他心会细一点，女同学跟男同学交往她的性格会更刚强一些。但是交往要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就是“别男女以杜其渐” 。“慎交友以绝其诱”，就是说交朋友要谨慎，所以大家上网的时候要注意，要谨慎，你不要乱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完了想入非非。此外，交朋友你要注意，不要去交那些专门引诱你的坏朋友。“内外交修，德定日进，而父兄之道尽矣”，也就是说要依以上的三条去做，自己的修为一定会有所增进。此外，父母兄长要经常提醒自己的子弟，才是尽父兄之道。同学们不懂这些道理，是因为父母、兄长没有跟你们说，不知者无罪。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些，不是以一个教师的身份跟大家说的，而是以一位过来人的身份，以一位兄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说的。我所说的，是真正关爱你们的身体和你们未来的家庭。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没有一句欺骗你们的话，完全是出自于我真诚心。
为了自己未来的家庭，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要向文王学习，向太姜、太任和太姒。以他们作为我们的偶像，不要再把什么周杰伦了，阿杜了，当为偶像。大家大学生嘛，要有道德上的修为，你不要玩那些东西了，我以前也玩过的，过了年纪以后就不玩这些了。所以我们要以圣贤作为我们的榜样，以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榜样，按照圣人处理男女关系的原则，把男女关系的处理好，这样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
● 熊培云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 “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像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他的“换个角度看历史”，差点换掉了我的工作）。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地成了我的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知了般佯叫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的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 “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由得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全集》，时长痛短痛，嘘声振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中共结束两个凡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五毒俱全）；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中国台湾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中国应该搞邦联制（…… ……）；
………… …………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 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
● 熊培云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 “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像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他的“换个角度看历史”，差点换掉了我的工作）。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地成了我的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知了般佯叫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的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 “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由得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全集》，时长痛短痛，嘘声振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中共结束两个凡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五毒俱全）；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中国台湾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中国应该搞邦联制（…… ……）；
………… …………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 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刘小枫: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
刘小枫: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
1913年──中国闹“共和”革命后的第三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张君劢为外蒙问题在报上攻击中华共和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没法呆了，于是跑去德国柏林念书。到欧洲留学，机会难得，张君劢想，当然得习点欧洲的学问，而非梵文或突厥文什么的──便选择了法学和经济学。
在开往欧洲的火轮上，置身大海变幻的波涛，张君劢脑子里也许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中国已闹过“共和”革命，德意志还是帝制，按理说不及中国“进步”，干嘛还去德国取经？
到德国没多久，欧洲就爆发战事。热心天下事的张君劢兴奋不已，书不念了，几乎每天剪报纸──这不是个中国间谍吗？房东老太想，得向警方告发。警方果然马上来人，但受“住宅自由”所限，不敢进屋搜查，站在门外盘问几句就算了。 德意志虽还是帝制，但早已立宪──公法学家施米特称1871年的俾斯麦宪法为“天才之作”。在立宪帝制国家居然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保障，让张君劢大迭眼镜：君主立宪也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要闹“共和”？国家强盛？个人权利？这些在君主立宪制下不也可以求得──一切不都取决于立宪吗？
再说，“共和”是什么意思？“立宪”又是什么意思？
这段时期，张君劢想过这些问题，但来不及静下心来边想边认真念书──祖国的“共和”尚在襁褓中，动辄有人想复辟帝制。1915年，欧战正打得难解难分，张君劢匆匆离开德国，回祖国“帮助朋友反对洪宪帝制”，成了共和国政府中的政治家，先后在段祺瑞总理和冯国璋总统的官僚班子里干过。
在段总理的班子里当秘书时，张君劢有一天突然想到：要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立点功，不就可以乘机摆脱种种不平等条约？经过一番盘算，张君劢估计德意志帝国会战败，便极力怂恿段总理赌一盘──对德意志宣战。
受到过帝国警方“礼”遇，而且就个人感觉来说，张君劢相当欣赏这个立宪帝制国家，为什么还要主张对德国宣战？看来，张君劢心里清楚：政治不是私人情感的事情，一切乃出于“国家理由”。为了替中国对德宣战找到借口，张君劢在报上说：宣战书不必扯什么“中德十余年历史”，在现实中随便找个“口实”就可以了。
其时，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段总理失和，内阁与国会仍然不睦。段祺瑞听了小政治家的建言赞成对德宣战，总统及国会为了与总理抬杠，即便晓得宣战对国家有益也要反对──在野名流康有为、孙中山也极力反对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倒是张君劢的亦师亦友梁任公支持，跟着自己这位小兄弟说：国家“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云云。张君劢为此非常高兴：看来看去，任公还算“政治成熟”，他清楚晓得，至于“所谓公决，所谓人道，普通义耳，所谓条件，抑附属之后起义耳，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国家利益是首要的。
宣战就得进入战争状态──通常，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可以凝聚民心。张君劢和梁任公都没有想到：对德宣战后，共和国不仅没有上下一心，反而南北分裂──其实，欧洲离中国老远，所谓参战不过瞎哄哄。张君劢痛心疾首，由此恍悟到一个道理：“一国以内，先要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充实，然后才有好政治”。
无论欧洲还是中国的古代圣贤不是都说，先有“好政治”，人民才会有“智识力、道德力”？是否到了民主政治时代，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就是“好政治”的前提了呢？何谓民主政治？
中华共和国政府最终还是派了少量工兵部队参战。战事结束后，从法理上讲，中国是战胜国，但中国并没有像君劢和任公设想的那样摆脱不平等条约，反倒再受不平等条约羞辱──这回张君劢才晓得：“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无公理”，“至于说国际公法，更是空话”，决心把自己“所藏国际法书藉付诸一炬”。
1918年九月，德军总司令兴登堡宣布战败。不到两个月，德国保守的中世纪古城慕尼黑就爆发了有点像俄国十月革命的十一月革命。也许，由于“德国革命没有列宁或托洛茨基”（张君劢语），社会民主党人得以掌握哗变叛军和工人，成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准备走向“共和”。
君主国可以是宪政国家，“共和国”也可以是专制国家──比如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革命推翻帝制后，德意志便面临重大政治决断：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
谁将对这一重大政治决断作出决定？人民吗？
从十一月的革命到制订魏玛宪法的短短几个月里，德意志的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为自己所主张的国家政体打斗得不可开交──“这个战场的两极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和苏联类型的人民代表大会专政”。 为政制选择打斗的都是些智识人和政治家，“人民”并没有实际的政治决定权。张君劢这时也许会想到，只有像他或任公那样的智识人、政治家先具有“智识力、道德力”，中国才会有“好政治”？
十一月革命时，德国作为一个立宪国家仍处于战争状态。其实，在前线和国内，德意志帝国当时都还有实力尚存的军队。国内出现动乱时，本来政府可以援用宪法规定的紧急专政权平息动乱，稳定国家秩序，谁也没想到，君主宪政秩序几乎自动崩溃，然后德国有点神奇地在半年多一点时间里和平完成政体转换。两个月后，临时“人民委员会”在魏玛举行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获得多数，组成联合内阁（所谓“魏玛联合”），获得“人民”授权起草宪法──魏玛宪法。 魏玛民国就这样诞生了──从君主立宪到联邦制共和，对于德国来说，不仅是宪政从君主立宪向议会民主制转变，而且以联邦共和制形式重新肯定了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的政治结构──在一些政治家看来，这当然是德国的历史性倒退：德国面临重新分裂的危险。
1908年，大清皇族就起心模仿日本，订立了《钦定宪法大纲》，打算施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有如1918－1919之交的德国革命，拒绝了君主立宪。但“共和”以后，立宪的事情总没有着落──共和国起初模仿英国宪章的虚君共和（《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又搞出个具有民主宪章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看来，立宪不是一朝能成的事情。 德国人那么快就搞出部宪法，真让人欣慕。
在宪法史上，魏玛宪法有自由主义“法学家”的杰作这一美誉。据说，“自由民主派”中的左翼智识人（自由左派）领袖──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思想史家特洛尔奇和法理学家迈勒克对魏玛宪法的起草以及魏玛民国采用议会民主制起过重大作用 ──比如，总统应该像法国那样由议会选举，抑或像美国那样由人民直选，最后便是听了韦伯劝告采用后者。在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的自由民主精神引领下，魏玛民国的立法者们认真研究了瑞士、英国、法国、美国的宪法，立志要集历史上已有宪法的优点于一身──魏玛宪法涉及国家生活（宗教、教育、经济）的条文之具体，美国、法国宪法也相形见拙，对共和国采行的内阁制作出的种种规定之细致，据说连同样采用内阁制的英、法宪法亦无法相比。
说起搞“宪法”，中国智识人和政治家当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欧人不仅有绝对王权时代以来的宪制经验，更有罗马的“共和”理念和罗马法传统。“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法律家等级”（韦伯语），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很快搞出部宪法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1918年，张君劢随任公再访欧，因厌倦了民国政治便留下来在德国继续深造；1919年8月，德意志国民大会通过魏玛宪法，正在德国的张君劢觉得真有如社会福音：这可是“以往的成文宪法中最彻底的民主文件之一”呵，说它开创了“共和宪政的新纪元”也不为过。
1919年12月，张君劢拜望魏玛宪法主笔、魏玛民国首任司法部长普鲁斯，从这位公法大师手里兴奋地接过魏玛宪法打字稿，随即译成中文，希望中国智识人“读万遍”。 张君劢并非不清楚，德国宪政传统虽然当从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算起，对于德国宪政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其实是君主立宪的1871年宪法──俾斯麦的强势专政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使得德意志逐渐成了政治强国。可是，张君劢看重的并非德国的立法者经验，而是国民道德──他对国人说，魏玛民国的成功，从政治上看，军队支持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是德国“国民道德智识之健全”，民族性格“守纪律、爱秩序”。言下之意，改造国民性乃施行宪政的首要政治因素。
回想到自己的祖国，初生的中华共和国虽然不如人意，张君劢以为，当依法改进“共和”，而非再来一次革命。北洋政府毕竟有其“共和”正当性，如今端赖于据其正当性建立合法性制度（法制）：“国之所以立，必赖法律，苟无法律，国且不存；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而国必乱”。要是中国也能像德国那样，有一部行之有效的民主宪法，该多好！
宪法等于经民意的代议机关审议通过的一套法律规定吗？
好些法学家的确就这么认为。法学家施米特却不这么看。他在《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
倘若不区分“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仅从魏玛宪法的条文来看，就会出现荒唐的情形。施米特举例说，宪法76条的修宪条款属于具体的宪法法规──规定了修宪的各种程序；“德意志民国为共和政体”这一规定也是宪法条款之一（宪法第一条），倘若不区分这两个条款的性质（前者体现的是制宪权，后者体现的是修宪权），宪法第一条就得从属于76条的效力范围──民国政体便可以随（民）意经三分之二议会多数通过修改。这样一来，魏玛宪法本身就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的“合宪”成份，制宪的政治决断就成了儿戏。
施米特提出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一次决断──随后的制宪（制订具体的宪法法规），不过是这个政治统一体自觉选择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绝对意义”的宪法是为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的政治行动，不可与相对意义的“宪法”（具体的宪法法规）等而视之。
倘若如此，人们就得问，共和革命的政治决断是谁作出的？如果不是“人民”，何以能把没有“好政治”怪在“人民”头上？
魏玛宪法让张君劢兴奋，还因为魏玛宪法的妥协性符合他自己的宪政理想：通过宪法来统合各种政治势力的对立。如果按政党意见来划分，张君劢在魏玛民国大概该算社会民主党右翼，要是参加魏玛民国议会的政治决断，他也会说在中国说的话：“扑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故对于列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在张君劢眼里，魏玛宪法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划时代胜利，中国应该从效法法国革命转向效法德国革命：“昔焉以法国为政治革命之先驱，而全欧洲转相效法，则今后各国所取者，其在社会革命之先驱之德国乎”。
的确，在涉及国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二编中，魏玛宪法不仅囊括了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还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条文，可以说是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妥协的产物──由于魏玛宪法统合了内阁制与总统制、议会政治与直接民主、中央集权与权力分化、劳工与资产者等对立因素，在张君劢看来，魏玛宪法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宪法。
在施米特看来，魏玛宪法的妥协性使得宪法条文巨增，几乎成了“包罗无遗的法典”，其实并非出于政治智能，而是出于多党妥协的需要──各党为了各自利益在条文上斤斤计较、讨价换价。虽然大致可以把魏玛民国初期的德国党派分为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亲苏俄的左派和主张回归传统的右派，实际上，哪一党派中都又还有左右。社会民主党主流人士居左偏右，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另立“独立社会民主党”，几乎与紧跟苏维埃的共产党人要在同条战壕；天主教中央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都算右派，但前者远不如后者极端；自由民主的德意志民主党主张传承启蒙政治理想的血脉，却没有政治实力──没有掌握“人民的呼声”，其自由主义还被视为“不合国情”；社会民主党算所有政党中势力最大的，成了“魏玛联合”的中坚，但这个党的领袖们偏偏缺乏政治抱负。 魏玛宪法是在这样的政党状况中产生的，其妥协性与其说反映了立法者的政治明智，毋宁说暴露出新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个政治统一体的体质脆弱。 宪法的妥协性本身也并非一定是好事情，反倒可能是现代性政治的根本问题的表征：自从传统的自然法被扫进历史拉圾堆，规定国家生活的法规体系已经没有“终极正当性”，“所有宪法条文都取决于制订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受制于政党政治的偶然情势”（施米特语）。民主政治删除了传统的自然法──超验的正义来源，人民便成了立法的德穆哥；在民主政制中，谁如果还诉求传统的上帝旨意，便无异于诉求“非民主的超验要素”，成了反人民的诉求。施米特一再提醒人们，“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一古谚是由杰斐逊赋予新生命的。民主政治──人民自己（选出统治者来）治理自己，预设了拥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同质的人民。但即便同质的“人民”也很少时候是同心同德的铁板一块──对于政治家来说，“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用”（毛泽东语）；用今天的话来说，“民意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各政党为了争当“人民的声音”的代表，大多希望“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以“合民众口味”的方式“动员人民”（毛泽东语）。“人民”这个立法的德穆哥像个九头鸟，或者身上有成千只手，需要政治家去掌握──民主政治究竟是人民掌握政治还是政治掌握人民，真不大容易说得清。 政治上有歧见是人类的天性，“共和国”有各种党派也算自然的事情。可是，倘若党派林立，“神”的声音乱七八糟，国会就一塌糊涂，对于民主宪政来讲的确是个大麻烦。魏玛共和宪政偏重“议会民主”，国民议会拥有很大权限，使得国家统治者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治理国家，“尽管总统任命的总理和政府不一定要由国会批准，但是国会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不信任票就使政府或者个别部长倒台”（《德意志史》，前揭，页223）──从1919年二月魏玛民国建立首界内阁到1932年纳粹党依魏玛宪法规定的合法程序出来组阁，民国历时十三年，内阁更迭十九次，最短的仅执政一个月（1923年Stressemann的两次组阁），最长的也不到两年。
当然，内阁执政时间的长短，还不足以判定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法国的内阁更迭比魏玛有过之无不及。是否反映政权稳定，还得看内阁更迭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内阁制要求内阁对国会负责，政党依直接选举所得的国会席位来决定内阁构成，虽然魏玛宪法53条规定总统有权任免内阁，但在魏玛民国初期，内阁并不能完全由总统个人意志来决定，而是由党派意志来决定。如果国会中只有两党，内阁更迭不过就是轮流执政的格局；倘若国会内党派林立，党派必须纵横联合，才能形成议会多数来组阁──纵横联合的党派往往使得内阁不稳，总理和部长由议员出任，他们不过是各自党派的代理人，只能执行党的机关决定的政策，党的纪律妨碍内阁成员的政策立场──这种情形在两党制中就不大可能出现。
1911年共和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所谓军绅政权时期──据说，这也是中国近代最为自由的时代。国家政权疲弱不堪，国内政治力量四分五裂，却不乏市民社会的“自由”──鲁迅可以骂很难听的政治怪话，虽然遇到不少麻烦，还不至于没有地方发文章或干脆押起来。然而，经历过北洋时期的共和，张君劢也体认到，搞宪政不能将代议制民主绝对化，“绝对的议会政治”最终不过“少数政党代表议会代表”，“假名窃号，而以主人翁自居”，实际上是政党操纵民意。张君劢叹服魏玛宪法精深，也在于魏玛宪法混合了直接民主（直选总统和全民公投）与代议制政治的混合──中国的“民国”采用“绝对的议会政治”，一再因议会与政府对峙而陷入泥潭，全体人民插不上手。张君劢感叹：“诚当日约法中有国民大会之规定，以四万万人全场一致之决议，息争议和，则国会其奈吾民何，军人其奈吾民何！”国家就要像个国家，不要被议会民主政治搞得国将不国。
既然如此，张君劢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对政党的限制性规定恰恰是魏玛宪法的弱项──其原由恰恰来自魏玛宪法的妥协性，就令人费解了。的确，魏玛宪法中的直接民主因素可以平衡议会政党政治，然而，这种平衡却是危险的平衡──何况，如此平衡恰恰又增添了魏玛民国内阁不稳的因素。
正是由于考虑到德国选择了议会民主，国家权力从君主转移到了议会多数，议会冲突可能使得国家政权不能保持稳定，智识界领袖韦伯和魏玛宪法起草人普鲁斯在制宪时都主张，必须在宪法中赋予总统足够的权力。表面看来，在议会责任制下，民国总统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传统君主帝制的个人最高权力被取缔了，但魏玛宪法规定总统有权缔结条约（45条）、任免内阁（46条）、解散国会（25条）、在国会对某一法案争执不下时有权诉诸全民公投（72、73条）──尤其宪法48条的强制执行权和“专政强制权”（Diktaturgewalt），让总统有权授予内阁在国家“危急状态”下动用军队，采取军管维护国家安定。 依据这些宪法条文，总统的权力显得至高无上，甚至可以甩开国会中的最大党任命国会外的超然人物出任总理，当然可以成为平衡和解决议会冲突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此宪政安排，很可能是韦伯一类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制宪时暗中塞进宪法中的总统制成份，以应付国会混乱导致国将不国。 由于国会中的党派混战过于频仍，民国总统兴登堡事实上越来越多地积极干预组阁，内阁被国会推翻的次数反倒不多──天主教中央党由此得以多次成为魏玛民国内阁的中心（十九次内阁中，有九任总理出自中央党）。不仅如此，总统还靠专政强制权以紧急命令方式代为立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如何，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混合，看似一种妥协，实际上也成了内阁不稳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是各党派争夺内阁席位，一方面是总统干预内阁成员的任命，内阁构成既受国会党派冲突限制，也受总统限制，难以形成听命于自己的内阁班子，遑论制订内外政策。 为了避免共和宪政陷入议会党争、甚至国家内战，看来还得凭靠宪法赋予总统的特别权力──可是，为稳定国家秩序而制订的总统专政条款，毕竟与宪法的民主共和精神相抵触。不错，宪法通常都要赋予国家总统某些特别权力（军队统率权、外交权、任命权之类），但魏玛宪法48条的重点是赋予总统的专政强制权，这一条文继受于1871年俾斯麦宪法68条规定的德皇紧急命令权。但紧急命令权需先有戒严令或紧急状态令，并限于无法召开国会时才可以动用，魏玛宪法的总统专政权却可以不受法院干预地解释社会危急状态，自行决断是否施行专政，因而与旧宪法相比，民主宪法实际上强化了总统专政权。 宪法学家们当然可以解释说：“专政强制权”针对的是，国家处于“围困状态”（Beladerungszustand）──国际政治处境不妙、国内出现混乱时，如何可能维持住国家秩序；何况，在民主宪法框架下，专政不等于专制──专制是个人（皇上或君主）的独断统治，专政是宪法授权的强制统治；专制不受法律限制，专政却受根本法（宪法）的限制。尽管如此，施米特仍然尖锐地指出：既然魏玛宪法的专政条款基于专政者的自由裁量，专政的宪法规定本身便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原则相矛盾，因而意味着，自由民主宪政的安稳恰恰要靠非自由民主的专政来守卫。
共和宪政的如此内在矛盾是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带来的：民国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具有人民主权赋予的最高权力，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同样由人民直选出来；一旦总统与国会对立，这两个人民的合法代表就处于对立之中。由于魏玛宪法的立法者们的良苦用心，宪法使得总统在与国会对立时占点上风，需要反对国会法案时，可以将法案诉诸公民复决，需要强制人民时，则可以动用“专政强制权”。 尽管如此，这个“人民的代表”（直选出来的总统）毕竟不能完全无视另一个“人民的代表”（直选出来的议会）的“声音”。魏玛民国建国第二年──1920年3月，就发生了卡普暴动（Kapp Pusch），民国政府平定暴动后打算取消罢工权利，工会则要求更多参政权作为交换。结果，政府与工会居然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工会有权参予决定民国政府内阁和普鲁士邦内阁人选的去留，有权参予决定经济、社会立法，有权参予认可行政制度的改革方案，俨然成了议会党团，史称“无异于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与张君劢的看法不同，在施米特看来，民主宪法不过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行为的结果，不能将宪法看成“什么绝对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从其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倘若以为有了宪法就万事大吉，那就大错特错了──关键问题仍然在于：谁决定、谁制订。宪法不会靠自身的规范系统自动产生作用，“宪法的效力有赖于制订宪法的人的政治意志”──无论“共和”还是“宪法”，都不是一揽子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人类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无论对于传统的政治还是现代的民主政治，政治家或立法者的智识力和道德力都是首要的决定性要素。
1930年初，魏玛民国议会实际上已经陷于瘫痪，三月28日那天，兴登堡没有事先与政治党派商量，任命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出任民国总理组阁，搁置了国会的权力──这一事件标志着张君劢欣佩的“立法国家”的破产，开始了实质性的总统制。这时，自由民主派智识人和法学家们议论纷纷，担心自由民主的共和宪政会因此受到根本性损害──施米特马上将一年前的文章〈宪法的守护者〉（1929）扩展成小书，为兴登堡的政治行动辩护：总统制不仅是魏玛宪法准予的法律建构，而且对于民国来说，也是唯一有出路的选择──通过总统制打破议会制霸权，修复议会传统创设的立法与执法的微妙平衡，使议会传统不至于被“直接的”议会民主摧毁。因为──施米特在随后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一书中告诫说，魏玛宪法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宪法即便具有妥协性，仍然遭到极左派和极右派政党拒绝。对极左派来说，这是一部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与第二帝国宪法藕断丝连；只有实现以工农兵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旧宪法革命性地决裂而非其改良，才能彻底告别专制时代。对于极右派来说，魏玛宪法是崇洋媚外，把外国那套政治制度生搬硬套强加给具有悠久民族传统的德意志“人民”。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魏玛宪法甚至给予明明白白宣称站在宪法敌对面的政党以“议会平等”的权利──施米特警告说，倘若这样的政党靠直选一时拥有了“人民的呼声”在国会占据多数，就可能依相对意义的宪法（条文）改变绝对意义的宪法（民主政体），现代僭政就来了。 就政治和经济处境来说，魏玛民国与张君劢时期的中华共和国一样，其实一直面临再来一次“革命”的压力──国内政治党派林立，国家承受着因战争赔款而来的巨大经济负担。 不过，两个“共和国”有一个根本不同：魏玛民国没有陷入军阀割据，军方始终忠于政府，不像北洋时期，动不动就有地方军头要领兵入京──1917年六月，安徽督军张勋引兵入京，用武力强逼总统解散国会，随即宣布拥宣统复辟；其时梁任公和张君劢都在段祺瑞内阁任职，两人积极附和，促段祺瑞采取专政措施──如此措施的基础显然是统一号令的军队。可是，靠军力复辟帝制是历史倒退，靠军力重建共和，就是历史的进步了：孙中山已经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耐心，宣称“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 政治家孙中山（而非人民）再次作出决断，让共和国从军政起步重新来过。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玛民国最终断送在魏玛宪法手中。这种说法把一件复杂的历史事情简单化了，但并非无中声有──1932年下半年以来，帕本内阁中的国防部长施莱歇尔将军和内政部长盖尔多次打算启用一项崎靠军方的“国家紧急状态计画”，最终因违宪官司的压力而作罢──这事说起来，迄今还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下篇
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失业人数不断上升，纳粹运动对魏玛民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冲锋队到处扰乱公共秩序──1932年4－5月间，总理布吕宁和防长Gröner打算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以此抑制纳粹运动，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免国家陷入内战，国防部的施莱歇尔将军想出一计，说服民国总统兴登堡对纳粹运动采取“驯化”策略：许诺给纳粹党领袖人物几个内阁职位，条件是纳粹党不再搞社会运动。32年四月的总统选举后，总统制已经由议会制约转变为纯粹的总统制，总统想让谁当总理，就让谁当总理。兴登堡听从了施莱歇尔的建言，约见希特勒，说他会撤掉布吕宁的总理职务，换上估计纳粹党会接受的帕本出任总理，还答应取消布吕宁宣布的冲锋队禁令，重新选举国会。
施莱歇尔将军在总统面前说得起话，不仅因为他有政治见识，还因为他在国防部有一个关怀共和命运的政治组织，其成员伸展到军队的中级军官。6月间，总统换掉了总理，同时让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七月30日，新一届国会选举，纳粹党票数大升，虽然还没有取得绝对多数，但如果与德共联手，就能形成多数。纳粹党见势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采取策略性合作姿态──于是情势大变，民国总统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以纳粹党为主体的三党联盟就有可能赶“魏玛联盟”下台。当然，倘若希特勒信守与兴登堡密谈时的承诺，不靠议会多数得寸进尺，夺取国家权力，民国政府也可以听之任之。 希特勒哪里会信守承诺，他夹持议会多数要求的不是部长什么的，而是国家领导权（总理位置），并由他来重新组阁。兴登堡断然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虽然兴登堡打算给一些内阁位子给纳粹党领袖人物，绝没有打算把主要的内阁位子（比如总理之类）给纳粹党，遑论组阁权。国会与总统这两个人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就这样僵住了──纳粹党扬言，如果不服从国会选举所体现的民意，就要发动全面的社会抵抗。 八月10日那天，帕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防长施莱歇尔将军与内政部长（我们这里叫公安部长）盖尔（Gayl）在会上联手提出了一项“国家紧急状态计画”（der Staatsnotstandsplan）：废除这次国会选举，无限期推迟新的国会选举──这意味着政府将在没有国会这一民意机构的条件下执政一段时期，实行所谓“总统专政”──总统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因而也可以叫做：基于直接民主的总统专政。
施莱歇尔将军在会上发言说，他本来打算接纳几个纳粹党头头进内阁，以便平息纳粹党领导的社会运动，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内政治冲突，现在看来这一着行不通。倘若不解散国会，已经占多数的激进政党联盟就会在国会通过要求本届内阁退位的决议。目前，内阁只有一条生路：不理睬国会的不信任动议，诉诸总统的紧急专政权，解散国会，无限期推迟国会选举；倘若激进政党要搞事，内阁完全可以依靠国家武装力量。说到这里，施莱歇尔将军停顿了一会，扫视了一下各位部长的脸，然后沉静地接着说：七月20日以来，民国军队和普鲁士邦警方已经处于戒备，随时准备为国家效力。
盖尔发言时态度更坚决：怎么可以让纳粹党人进内阁？这无异于让国家倒退到议会民主主义。什么叫“议会民主主义”？只讲“议会民主”的程序，其它什么都不管，无论什么乌其八糟的党，只要一时有了人民的选票就可以执政，这就叫“议会民主主义”！人民从来只看眼前利益，根本不顾及国家安危。……当然，宪法规定，解散国会后得马上举行新选举──国家没有国会这个民意的立法机构看守住的话，就不叫民主共和国了，推迟选举必然会被视为严重的违宪行为。可是，诸位得看清楚，就国家的当前状态来说，推迟选举完全正当。国家不能老这样下去，依我之见，最好利用这次紧急状态时期修宪──我们的宪法实在成问题，要是不来一场“从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将那些与自由民主理念作对的政党统统取缔，我看哪……
司法部长Gürtner接过话头：推迟选举既违宪，也合宪，因为，总统有权采取这样的行动，只要我们可以说服总统就行了──Gürtner的表态实际上是支持盖尔，其它部长们则不同了，你一句我一句，总之不赞同将紧急状态计画与推迟选举挂红，根本理由是：倘若如此，内阁会背上违宪罪名，再次被告到宪法法院。好多内阁成员当了部长才没有几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这次内阁会议最终没有作出决议。 八月13日是魏玛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盖尔在纪念讲演中公开批评魏玛宪法：魏玛宪法使得我们的国家陷入分裂而非成为一体，在民主议会制原则至上的口号下，国家简直成了党派争斗的玩物，国家无法求得稳定，没有稳定，经济就无法好转，法国人的怨债就没法还完。我们的国家需要全面修宪──具体来讲，得修改选举法，引入个人选举法，以抽掉政党势力虚假的民意基础；增加家庭成员和母亲的选举权，以此削弱激进政党的民意基础；宪法中还得增加限制小党派的条款，以减少国会中的分裂；最好还搞个由总统授权、由社会贤达组成的政务院，平衡议会政治对内阁的冲击…… 盖尔公开主张修宪体现了其个人的立法者品格，因为，主张修宪意味着魏玛宪法并非完美，甚至得担当被视为敌视民主宪法的政治危险。出于策略考虑，盖尔没有明说如何修宪，但他明确地说，修宪不可采取宪法规定的议会多数原则来搞，否则，无异于给了目前在国会占多数的激进政党以可乘之机──盖尔心里想的是，利用终止议会期，由专业人士、公法学家和各邦代表提出议案，再由总统付诸全民表决，而且还得等内政已经稳定、国家经济状况已经好转。
宪法不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吗？如此修改宪法不是破坏民主宪法？
“宪法神圣不容侵犯”，按施米特的看法，其含义应该是指“绝对意义”的宪法，而非“相对意义”的宪法（条文）。不然的话，总统行使宪法48条的专政条款时，必然会打破好些宪法条文，已经算“侵犯”宪法了。在《宪法学说》中施米特说，宪法48条的专政条款“并不涉及【立宪的】根本政治决断和宪法核心”，绝非等于破坏了“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毋宁说倒是在维护这个自由民主宪法得以产生的政治意志。“不容侵犯”的，并非宪法的具体条文，而是制宪权的政治意愿。以“宪法神圣不容侵犯”为由来否定魏玛宪法48条（比如把它说成专制残余），无异于为魏玛民国制宪主体（德意志人民）的敌人提供了颠覆民主宪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总理帕本得知盖尔的修宪提议后，公开表态支持，同时申明，盖尔的讲话绝非内阁的授意。但修宪这样的话，总统兴登堡最不爱听──他的历史荣光靠在魏玛共和宪政身上，魏玛宪法有神圣性，等于他自己有神圣性──他就是这个宪法规定的人民直选选出来的。23日那天，兴登堡再约见希特勒，仍然寄望于说服希特勒放弃与政府作对的立场，他会让希特勒和其它几个纳粹头目进内阁当部长。希特勒瞪着两眼对总统说：怎么可能呢？你瞧瞧现在的民意，如果我不当总理，你怎么向人民交待？为了国家，你最好按宪法48条授权给我紧急专政权──你不是曾经授权布吕宁和帕本这样的紧急专政权吗？那样的话，我马上就可以重新整顿好国家。
兴登堡只好叫侍卫送客──谈判破裂倒使得内阁执行紧急状态计画的决心加强了。
八月30日，新选出的国会开碰头会，草拟步骤杯葛内阁──内阁也在总统渡假的Neudeck开会。帕本总理对总统说，国会肯定会提出内阁不信任议案，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解散国会。问题是，根据宪法解散国会后得马上重新选举国会，从目前情况看，纳粹党仍然会在国会获得强势，所以，无限期推迟国会新选举看来是必要的。这一行动虽然违宪，但我们可以依据宪法规定的总统专政权获得合法性：总统就任誓约中有保护德国人民不受伤害的义务（宪法42条），新的国会选举将出现街头恐怖，伤害德国人民──将新的国会选举推迟到国家政治处境安定以后，乃总统的义务。
兴登堡低头想了一下说：看来，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也只能违背人民主权的多数原则了；不过──总统补充说──不能动用“紧急专政权”来支持修宪。总统的这种表态已经等于变相授权执行紧急状态计画，其它内阁成员没有什么话说──内阁会议作出决议：解散国会，推迟新的国会选举。
两周以后（九月12日），新的国会开第一次会议，纳粹党的戈林（Hermann Göring）坐在国会主席的位子上，洋洋得意地宣布：现在，我们这届由人民选出的国会按宪法54条表决由共产党人议员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议案。总理帕本一下子懵了，没想到不信任动议表决来得那么快，居然赶在他宣布解散国会之前。帕本站起身来，赶紧把解散国会的政令交给戈林。戈林看都不看一眼，说现在是国会开会，继续表决──559位议员，512票赞成，仅42票反对──很清楚，赞成不信任动议的也有“魏玛联盟”的议员。
从法理上讲，不信任表决无效，因为，政府已经提交了解散国会令，国会不能再进行新的表决，只能就解散国会令作出反应──戈林强行表决不过想要制造政治效应，给政府造成道德压力：让全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看到，眼下的德国政府根本没有代表民意──甚至反民主。
国会表决后，盖尔在记者会上仍然强硬宣称，政府的解散国会令有效。可是，盖尔低估了不信任议案带来的社会心理影响。九月14日那天，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大多数部长们已经转变态度，担心继续推行紧急状态计画会使得政府吃宪政官司，最好在坚持解散国会令有效的同时，宣布马上选举新国会，以免引发政治动乱。
盖尔急了，从位子上跳起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违这个宪！
一直没有说话的施莱歇尔将军这时用一贯的沉静声调说：要是宪法的民主多数原则和当前的政党状况没有改变的话，重新选举国会对国家一点好处没有，我们应该向人民讲明这一点。再说，不定期推迟国会选举，在宪法上找到说法，不是没有可能，我的助手奥忒上校（Oberstleutnant Ott）已经找宪法学家施米特、比尔芬格（Bilfinger）、雅可比（Jacobi）等人征询过意见，应该没有问题。
其它所有内阁部长仍然反对推迟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的一致理由是：不仅纳粹党，甚至中央党都扬言，如果推迟国会选举就会依宪法59条入秉宪法法院，这威胁在传媒中已经传开了，政府的名声目前非常不好。内阁会议也得少数服从多数，盖尔和施莱歇尔不得不作罢，以免被看作无视宪法约束的违宪分子。 新的国会选举定在11月6日。不出所料，新选举没有改变国会格局：纳粹党失去了很少的选票，与纳粹党结成议会党团的德共则增加了票数，两党在国会取得了具有否决权的多数。选举期间，这两个激进政党还联手在柏林搞了一次公交工人罢工，让柏林公共交通瘫了几天（3－7日），既给政府一点颜色，也显示拥有工人阶级的民意。
总理帕本想重新启用已经搁置的紧急状态计画，打电话给施莱歇尔将军，想看军方态度如何。施莱歇尔在电话那头说，新的国会选举后，他已经不能担保军队肯定会支持政府、保障公共秩序。不过，他可以搞一次纸上军演（Planspiel），试试军方的态度。
军演由奥忒上校负责，他在提交给施莱歇尔的军演报告中说：军队将领普遍认为，军队没有可能既弹压激进政党发动的骚乱，又对付东部边境波兰人的骚乱──奥忒上校建议，应该阻止政府想靠军事非常状态来保护自己的念头。施莱歇尔将军与国防部幕僚认真研究了一番情势，断定帕本内阁在广泛社会压力下已经不可能守住政权。为了避免国防军卷入内战，施莱歇尔决定靠自己个人的良好人缘和“社会将军”（sozialer General）的声望，寻求与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合作，支持他出面来搞个临时性的非常内阁──具有社会权威性的总统内阁（sozial-autoritärer Präsidialkabinett）。施莱歇尔没有排除纳粹党，一则担心其社会煽动力实在太大，二则打算拉拢纳粹党中温和的Strasser一翼。施莱歇尔当然清楚，根本问题来自宪法的约束，但他也晓得，这个时候动宪法非常危险，因此暂不提修宪的事情，先利用议会中的党派斗争──尤其利用纳粹党内的分歧以及工会阵线的力量，分化纳粹党。
12月1日那天，总统招内阁成员到府上开会，议题是如何更换政府才会让国会满意。没想到多数部长的一致看法是，更换内阁无论如何不会让国会满意，即便换上施莱歇尔将军当总理，仍然不可能指望他在可见的时间内改变激进政党占议会多数的状况，除非在解散国会后不是马上选举新国会，而是在专政期间修宪。兴登堡急了，只好再次动用宪法48条的紧急专政权，让帕本内阁挺下去。不过，他重申，不能在没有国会期间修宪──目前，他说，自己最看重的是“捍卫宪法”。
第二天，内阁开会讨论具体施行措施。司法部长问，如果执行紧急状况计画，国防军立场会如何，施莱歇尔让坐在身后的奥忒上校把军演报告拿出来念一下。听完报告，帕本站起身来，给总统打了个电话提出辞呈，提名施莱歇尔将军接任总理。
施莱歇尔将军临危受命，首先着手疏导军方。12月13到15日，施莱歇尔把时在柏林的军方头头招集起来开了两天会。施莱歇尔将军对将领们说：过去，帕本内阁只有靠军方支撑才能维持下去，但调察发现，军方立场并不乐观，万一几天之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走上街头怎么办？本届新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缓解紧张，看国会格局在下个月是否会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变。要是纳粹党继续与政府作对，我看就得对他们不客气了。现在我只有倚靠国防军，直到政府在国会里缓过气来。诸位，你们得作好思想准备，政府可能对纳粹党人采取强硬立场──与纳粹党人斗，可不是“打蚊子”（Mückenstichen），而是“你死我活”（auf Hauen und Stechen）。
稳住军方后，施莱歇尔马上穿梭各党派，找“魏玛联盟”各党领袖谈话，希望形成对新内阁有利的国会情势，甚至不惜拉拢一派纳粹党议员进入内阁，搞一个包括纳粹党在内的社会联盟，但绝对控制住国防部和总统专政权，以防纳粹党潜在的颠覆力量。施莱歇尔向各党领袖暗示，他不会是软弱的总理，对于与政府作对到底的政党，他会采取强硬手段。施莱歇尔也不时发表公开讲话，表示新政府只有暂时的目的：马上着手解决失业问题，不会搞宪法改革──施莱歇尔将军说到做到，不顾企业主的反对，由政府出面提供就业机会，以便求得工会支持。 到元月中旬时，施莱歇尔发现，自己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魏玛联盟”各党领袖仍然坚持得按宪法办事，国会再次提出不信任动议。16日那天，施莱歇尔召开内阁会议。将军在会上说：要是国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将动议付诸表决，他就宣布解散国会，执行紧急状态计画。内阁的主要成员都赞成执行紧急状况计画，接任盖尔的新任公安部长Bracht甚至说：要是解散国会，至少把新选举推迟到秋天；必要的话，连普鲁士邦议会也一并解散。 施莱歇尔对与议会的对抗感到很有把握。23日那天，施莱歇尔向总统汇报，他的政府在等待31日国会的不信任表决，然后就动用军队，激活紧急状况计画。施莱歇尔万万没有想到，总统突然又态度犹豫起来，说这样会让他显得在破坏魏玛宪法，得先征询一下各政党领袖的意见，才能决定是否授权施莱歇尔起用紧急状况计画。总统身边的国务秘书、宪法解释专家迈斯纳（Meißner）博士急了，忍不住插话说：推迟新选举会违背宪法25条，但依宪法48条发布推迟选举的政令则合宪──宪法上写得很清楚，在政治稳定的情势下才可能选举。施莱歇尔马上说，现在正是国家紧急状况的时候，对于总统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时刻，表明自己为捍卫宪法而采取行动。施莱歇尔还保证，只要有了一段休止国会的时间，他就可以依宪法76条剪灭纳粹党。施莱歇尔想要严厉抑制民族社会主义，的确“是使德国免受纳粹统治的最后机会”（参《德意志史》，页357－362）。
兴登堡拒绝了施莱歇尔的建议，说内战是所有战争中最坏的。他还提醒施莱歇尔，上次在内阁会议上，施莱歇尔自己也反对采用紧急专政。施莱歇尔回答说，这回的情势与帕本内阁与纳粹党冲突时的情势已经很不一样。兴登堡还是犹豫不决，不过最后没有把话说死，让施莱歇尔先征询一下各政党领袖的意见再决定。施莱歇尔内阁唯一的生存机会这下就得看“魏玛联合”中的两大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领袖的态度了，要是他们支持关闭一段时期国会，施莱歇尔从总统那里请得“紧急专政权”的成数就很高。
26日那天，中央党领袖卡斯（Prälat Kaas）对施莱歇尔要关闭国会的暗示作出反应，写了封致民国总理施莱歇尔的公开信。在29日那天，公开信以“警告违法：致施莱歇尔和兴登堡”为题，发表在中央党机关报《日耳曼》（Germania）上。信中说：推迟新选举是明目张胆的违宪，内阁要是采取这种行动，只会引出法律和政治麻烦……施米特博士长期攻击宪政程序的合法性，是关闭国会的法理学幕后黑手，卡斯警告施莱歇尔，不要采取“施米特及其追随者鼓吹的思想”所支持的违法举动，使得宪法相对化。他还教导说，走出僵局的唯一办法，恰恰不是关闭议会，而是认真回到议会民主制度的程序上来。
27号那天晚上，施米特在一个晚餐会上碰到施莱歇尔的新闻秘书马尔克斯（Erich Marcks），得知了卡斯公开信的内容。施米特回到家中已经夜里十一点，妻子正病卧在床，他在日记中写到：“背信弃义的事情发生了。兴登堡神话马上就要完结。……施莱歇尔会辞职；取代他的，不是帕本，就是希特勒。这老头子【指兴登堡】简直疯了。今晚冷得可怕……”。
29日那天见报的，还有前任普鲁士邦总理布劳恩（Otto Braun）受社会民主党委托写的公开信，表示在关闭国会的问题上与中央党态度一致。两个自由民主政党的领袖从政治和法律上威胁内阁，无异于给总统一个毫不含糊的信息：总统应该解除施莱歇尔的总理职务。当天晚上，施米特在日记中写到：“《日耳曼》刊登了卡斯致民国政府的信，还警告我对宪法48条的解释是违宪的。老先生这样做简直无异于提名希特勒”。
中午，施米特在家接到文人恽格尔打来的电话，对局势的发展十分兴奋：终于可以收拾无神论、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子了。
29日下午，施莱歇尔将军坐在办公室收拾家当，一付准备离开的样子。陆军上校哈默思坦（Hammerstein）冲进办公室，对将军说：不能就这么算了，请命令我带人到总统府，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他不得按什么民主多数原则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总统要不从，我就把他软禁在波茨坦宫，然后施行全国军管。……将军呀，得有勇气走这最后一步，即便被人们看作搞政变，也不能让希特勒执政。
哈默思坦上校是国防部中的少壮派，也是施莱歇尔将军的政治组织中的中坚人物，由他牵头周围还有一个小圈子──施米特有几个关系密切的军官朋友就在这个圈子里，所以，哈默思坦敢向施莱歇尔将军提出这样的建议。施莱歇尔听完哈默思坦的话，把他望了半天，然后用沉静的声调说：总统是人民直选出来的，公开对抗总统，无异于公开对抗自由民主。你我愿意担当这样的罪名？
施米特本来不想答理卡斯，但担心纳粹夺权，还是写了封措辞激烈的致卡斯的公开信，30日那天刊登在《科隆人民报》（Kölnische Volkszeitung）上：“我关于宪政的论述仅仅是力图传达我对德意志宪政的意义和结果的认识，并不涉及党派利益……我并没有将宪法相对化，而是反对滥用合法性观念，反对对真理和价值持中立态度的功能主义”。施米特不晓得，早在28日那天，兴登堡已经告诉施莱歇尔他得走人。施米特发表公开信那天，兴登堡宣布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当天晚上，纳粹份子像过盛大节日，在布兰登堡门搞了火炬游行。
希特勒执政两个月后，就利用紧急专政权开始施行一系列法制变革，以紧急命令方式代为立法──以党政取代宪政。魏玛宪法中的总统专政权有如一把双面仞，既可以用来革除魏玛宪法的敌人，也可以被魏玛宪法的敌人用来革除魏玛宪法。有人（比如政治思想史家蒙森）因此把希特勒的成功归咎到韦伯主张的直接民主论头上，显然不太公道──问题始终在于，谁掌握民主的权力。在魏玛民国的政治较量中，较劲的与其说是人民的意愿，不如说是政治人物的“智识力、道德力”。要是施莱歇尔将军敢背违宪的黑锅，采纳哈默思坦的建议，历史也许就没有希特勒的戏唱了。 当人们欢呼走向共和民主宪政时，很少有人会想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家在领我们走向共和？什么样的立法者在设计民主宪政？──如施米特一再问的：谁在决断？
民主政治依然是政治，并没有取消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仍然、甚至更需要具有胆见卓识、德性超迈、果敢有勇的政治家──因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话杰斐逊可以说，希特勒也可以说。可是，如施米特在《宪法学说》中所指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给人类政治生活带来的根本变化之一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再基于统治者的优异品质，而是基于与人民的同构型──“统治者或治理者的权力或权威并非出自某些更高的、人民所不能企及的品质，而是仅仅出自被统治者或被治理者的意志、委托和信任。”民主制否定的并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本身，而是其它政体形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或者说古典形式的政治家条件──韦伯的确富有远见卓识，魏玛民国一建立，他就作了题为“政治作为志业”的讲演。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施米特语）。共和革命之后，古典的“国家学说”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民主政治问题，需要另立“宪法学说”。《宪法学说》这部施米特一生中篇幅最大的著作，1927年──也就是孙中山在南方起兵再来一次革命取得重大胜利那年杀青，次年出版，其中提出的“绝对含义”与“相对含义”的宪法这一区分，不仅在宪法学史上留下了厚重一笔，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历史上也留下了厚重一笔──《宪法学说》重版于1954年，波恩基本法的立法者们没有忘记施米特在魏玛民国时期提出的告诫。
魏玛民国的覆亡，对于曾经热情号召学习德国革命的张君劢难免是一大刺激。张君劢本来希望尽快找到救国方略，对于民主共和宪政的学理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以为有了“自由精神”的民主宪法就万事大吉。现在他才晓得，建立民主共和，仍然需要“毅然决然求得一种适于自己之制度”。张君劢后来提出的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听起来就象是要吸取魏玛民国的教训：比如说，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应当大于政党利益，“国本问题、国家组织问题是应该超党派的”，不能“只看到民主政治或人民权力之一方面”，无视“为国家重要原素的政府权力”。张君劢最看重“立国”──他将Nation译作“内兴”，是个所谓“国家主义者”──当然，权力虽为“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必须把权力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但重要的是，为了使得国家权力有效，也得限制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国会的权限，除了“监督预算，议订法律，不得行使西欧国中之所谓信任投票制，以更迭内阁”；国会代表也不应全是人民直选的党派成员，还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农工商技术或科学家”（参见《辑要》，页478－页508）。总结魏玛民国的经验教训之后，张君劢主张的“立国之道”仍然是：“以欧洲之新思潮，从宗教革命起到民主政治止，以其理性发展，为吾们文化前进之方向”。
无论早先热情推崇德国革命，还是后来总结魏玛民国的宪政经验，张君劢都没有留意到施米特的《论专政》、《议会民主制的思想史状况》、《宪法学说》、《合法性与正当性》等魏玛时期广受关注的论着，也没有注意到二三十年代德国法学界在民主宪政问题上的大论争。
原因何在？心不在此焉──1918年，张君劢脱离民国总统府的秘书公职，留在德国继续念书，不是为了悉心研究西方现代政制的剧变及其法理和政制思想的历史，甚至不是为了认真研究一番各国宪法，而是为了找奥伊肯请教人生观哲学──据说，解决了人生观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今后要改造中国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辑要》，页531－532）。看来，张君劢始终相信，改造“国民道德”是现代民主宪政的第一要务；当施米特通过一系列宪法学文章（后结集为《宪法条文论集》）为魏玛宪政的生死存亡搏斗时，张君劢在中国学界挑起的却是一场“人生观论战” ──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指望张君劢这样的立法者留意到魏玛民国时期德国公法学界对宪政问题的大量思考？
有人称张君劢为“中国宪政之父”，很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挖苦。张君劢不厌其烦地讲，国家的确立依赖于两大要素：法律和道德。其实，他看重的并非“法律”，而是“道德”──对于张君劢来说，“道德”无异于国家本身。在《立国之道》中，张君劢表示仍然信服严复的如下见识：帝国主义的“武力”基于其背后的“集体道德”──隔壁邻居日本不就用武士道精神来建立“国家道德”？为了找到中国的“国家道德”，张君劢跑回宋明儒那里，通过编写《新儒家思想史》创造性地转化出宋明儒“富于革命性”的政制设想，还借助宋明儒的眼睛看出“三代诸帝”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守护者”，“中国古代的哲人王是以正心诚意修其身的，所以，他们了解人民的需要”。由于一心想着要将“欧洲之新思潮”与吾国的儒家传统结合起来，张君劢在读宋明儒书时，脑海里就浮想连篇出这样的历史景像：宋明儒已经设想出完美的地方政治制度──“乡约和中国地方自治的关系相当于卢骚的社约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关系”；宋代固然没有民主选举制，但“有过一种近似选举的制度”，只要谁“良善而能干”，就会被“乡里贡举送至京师，参与政事”；新儒家还重视公平分配土地，对外敌（金人）向来持强硬态度，反对议和（参见《辑要》，页185－188）──凡此不都是现代民主强国所需要的？
西洋人虽说有“世俗法的理性化传统”和“法律家等级”（韦伯语），民主宪政对于西人来说同样是“新时期的新任务”，不大可能从伯里克勒斯那里直接取经──倒是有可能吸取教训，古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其《古代城邦》（Cité antigue）中以“平民革命”为题来描述雅典民主时代；精通西方法理学史的施米特说，欧洲一向有国家学说，但直到他那个时代，都还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宪法学说”──倘若如此，宋明儒怎么会成了民主宪政的先知呢？
中国智识人因直面西方政制而经受三千年未有之剧变已经百多年了，汉语学界的公法领域迄今依然几乎近于荒芜。“百年”一个接一个来──“北大建校百年”、“废科举百年”，人们又忙于迎新的百年──“共和革命百年”……事到如今，中国的立法者们在“智识力、道德力”上有多大长进？无论多少百年过去了，立法者的教养依然是“好政治”的首要前提。要是“立法者”们仍然像周先生或张先生那样，将中国没有“好政治”怪罪到人民头上──所谓“国民性”、“国民道德”云云，智识人在自身的改造过程中立志或被迫向游民或经济人学习，百年恐怕真的白过了…… 1999年11月初稿于深圳
2003年6月订于波恩大学
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版即出。
1913年──中国闹“共和”革命后的第三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张君劢为外蒙问题在报上攻击中华共和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没法呆了，于是跑去德国柏林念书。到欧洲留学，机会难得，张君劢想，当然得习点欧洲的学问，而非梵文或突厥文什么的──便选择了法学和经济学。
在开往欧洲的火轮上，置身大海变幻的波涛，张君劢脑子里也许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中国已闹过“共和”革命，德意志还是帝制，按理说不及中国“进步”，干嘛还去德国取经？
到德国没多久，欧洲就爆发战事。热心天下事的张君劢兴奋不已，书不念了，几乎每天剪报纸──这不是个中国间谍吗？房东老太想，得向警方告发。警方果然马上来人，但受“住宅自由”所限，不敢进屋搜查，站在门外盘问几句就算了。 德意志虽还是帝制，但早已立宪──公法学家施米特称1871年的俾斯麦宪法为“天才之作”。在立宪帝制国家居然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保障，让张君劢大迭眼镜：君主立宪也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要闹“共和”？国家强盛？个人权利？这些在君主立宪制下不也可以求得──一切不都取决于立宪吗？
再说，“共和”是什么意思？“立宪”又是什么意思？
这段时期，张君劢想过这些问题，但来不及静下心来边想边认真念书──祖国的“共和”尚在襁褓中，动辄有人想复辟帝制。1915年，欧战正打得难解难分，张君劢匆匆离开德国，回祖国“帮助朋友反对洪宪帝制”，成了共和国政府中的政治家，先后在段祺瑞总理和冯国璋总统的官僚班子里干过。
在段总理的班子里当秘书时，张君劢有一天突然想到：要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立点功，不就可以乘机摆脱种种不平等条约？经过一番盘算，张君劢估计德意志帝国会战败，便极力怂恿段总理赌一盘──对德意志宣战。
受到过帝国警方“礼”遇，而且就个人感觉来说，张君劢相当欣赏这个立宪帝制国家，为什么还要主张对德国宣战？看来，张君劢心里清楚：政治不是私人情感的事情，一切乃出于“国家理由”。为了替中国对德宣战找到借口，张君劢在报上说：宣战书不必扯什么“中德十余年历史”，在现实中随便找个“口实”就可以了。
其时，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段总理失和，内阁与国会仍然不睦。段祺瑞听了小政治家的建言赞成对德宣战，总统及国会为了与总理抬杠，即便晓得宣战对国家有益也要反对──在野名流康有为、孙中山也极力反对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倒是张君劢的亦师亦友梁任公支持，跟着自己这位小兄弟说：国家“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云云。张君劢为此非常高兴：看来看去，任公还算“政治成熟”，他清楚晓得，至于“所谓公决，所谓人道，普通义耳，所谓条件，抑附属之后起义耳，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国家利益是首要的。
宣战就得进入战争状态──通常，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可以凝聚民心。张君劢和梁任公都没有想到：对德宣战后，共和国不仅没有上下一心，反而南北分裂──其实，欧洲离中国老远，所谓参战不过瞎哄哄。张君劢痛心疾首，由此恍悟到一个道理：“一国以内，先要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充实，然后才有好政治”。
无论欧洲还是中国的古代圣贤不是都说，先有“好政治”，人民才会有“智识力、道德力”？是否到了民主政治时代，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就是“好政治”的前提了呢？何谓民主政治？
中华共和国政府最终还是派了少量工兵部队参战。战事结束后，从法理上讲，中国是战胜国，但中国并没有像君劢和任公设想的那样摆脱不平等条约，反倒再受不平等条约羞辱──这回张君劢才晓得：“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无公理”，“至于说国际公法，更是空话”，决心把自己“所藏国际法书藉付诸一炬”。
1918年九月，德军总司令兴登堡宣布战败。不到两个月，德国保守的中世纪古城慕尼黑就爆发了有点像俄国十月革命的十一月革命。也许，由于“德国革命没有列宁或托洛茨基”（张君劢语），社会民主党人得以掌握哗变叛军和工人，成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准备走向“共和”。
君主国可以是宪政国家，“共和国”也可以是专制国家──比如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革命推翻帝制后，德意志便面临重大政治决断：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
谁将对这一重大政治决断作出决定？人民吗？
从十一月的革命到制订魏玛宪法的短短几个月里，德意志的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为自己所主张的国家政体打斗得不可开交──“这个战场的两极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和苏联类型的人民代表大会专政”。 为政制选择打斗的都是些智识人和政治家，“人民”并没有实际的政治决定权。张君劢这时也许会想到，只有像他或任公那样的智识人、政治家先具有“智识力、道德力”，中国才会有“好政治”？
十一月革命时，德国作为一个立宪国家仍处于战争状态。其实，在前线和国内，德意志帝国当时都还有实力尚存的军队。国内出现动乱时，本来政府可以援用宪法规定的紧急专政权平息动乱，稳定国家秩序，谁也没想到，君主宪政秩序几乎自动崩溃，然后德国有点神奇地在半年多一点时间里和平完成政体转换。两个月后，临时“人民委员会”在魏玛举行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获得多数，组成联合内阁（所谓“魏玛联合”），获得“人民”授权起草宪法──魏玛宪法。 魏玛民国就这样诞生了──从君主立宪到联邦制共和，对于德国来说，不仅是宪政从君主立宪向议会民主制转变，而且以联邦共和制形式重新肯定了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的政治结构──在一些政治家看来，这当然是德国的历史性倒退：德国面临重新分裂的危险。
1908年，大清皇族就起心模仿日本，订立了《钦定宪法大纲》，打算施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有如1918－1919之交的德国革命，拒绝了君主立宪。但“共和”以后，立宪的事情总没有着落──共和国起初模仿英国宪章的虚君共和（《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又搞出个具有民主宪章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看来，立宪不是一朝能成的事情。 德国人那么快就搞出部宪法，真让人欣慕。
在宪法史上，魏玛宪法有自由主义“法学家”的杰作这一美誉。据说，“自由民主派”中的左翼智识人（自由左派）领袖──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思想史家特洛尔奇和法理学家迈勒克对魏玛宪法的起草以及魏玛民国采用议会民主制起过重大作用 ──比如，总统应该像法国那样由议会选举，抑或像美国那样由人民直选，最后便是听了韦伯劝告采用后者。在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的自由民主精神引领下，魏玛民国的立法者们认真研究了瑞士、英国、法国、美国的宪法，立志要集历史上已有宪法的优点于一身──魏玛宪法涉及国家生活（宗教、教育、经济）的条文之具体，美国、法国宪法也相形见拙，对共和国采行的内阁制作出的种种规定之细致，据说连同样采用内阁制的英、法宪法亦无法相比。
说起搞“宪法”，中国智识人和政治家当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欧人不仅有绝对王权时代以来的宪制经验，更有罗马的“共和”理念和罗马法传统。“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法律家等级”（韦伯语），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很快搞出部宪法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1918年，张君劢随任公再访欧，因厌倦了民国政治便留下来在德国继续深造；1919年8月，德意志国民大会通过魏玛宪法，正在德国的张君劢觉得真有如社会福音：这可是“以往的成文宪法中最彻底的民主文件之一”呵，说它开创了“共和宪政的新纪元”也不为过。
1919年12月，张君劢拜望魏玛宪法主笔、魏玛民国首任司法部长普鲁斯，从这位公法大师手里兴奋地接过魏玛宪法打字稿，随即译成中文，希望中国智识人“读万遍”。 张君劢并非不清楚，德国宪政传统虽然当从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算起，对于德国宪政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其实是君主立宪的1871年宪法──俾斯麦的强势专政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使得德意志逐渐成了政治强国。可是，张君劢看重的并非德国的立法者经验，而是国民道德──他对国人说，魏玛民国的成功，从政治上看，军队支持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是德国“国民道德智识之健全”，民族性格“守纪律、爱秩序”。言下之意，改造国民性乃施行宪政的首要政治因素。
回想到自己的祖国，初生的中华共和国虽然不如人意，张君劢以为，当依法改进“共和”，而非再来一次革命。北洋政府毕竟有其“共和”正当性，如今端赖于据其正当性建立合法性制度（法制）：“国之所以立，必赖法律，苟无法律，国且不存；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而国必乱”。要是中国也能像德国那样，有一部行之有效的民主宪法，该多好！
宪法等于经民意的代议机关审议通过的一套法律规定吗？
好些法学家的确就这么认为。法学家施米特却不这么看。他在《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
倘若不区分“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仅从魏玛宪法的条文来看，就会出现荒唐的情形。施米特举例说，宪法76条的修宪条款属于具体的宪法法规──规定了修宪的各种程序；“德意志民国为共和政体”这一规定也是宪法条款之一（宪法第一条），倘若不区分这两个条款的性质（前者体现的是制宪权，后者体现的是修宪权），宪法第一条就得从属于76条的效力范围──民国政体便可以随（民）意经三分之二议会多数通过修改。这样一来，魏玛宪法本身就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的“合宪”成份，制宪的政治决断就成了儿戏。
施米特提出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一次决断──随后的制宪（制订具体的宪法法规），不过是这个政治统一体自觉选择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绝对意义”的宪法是为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的政治行动，不可与相对意义的“宪法”（具体的宪法法规）等而视之。
倘若如此，人们就得问，共和革命的政治决断是谁作出的？如果不是“人民”，何以能把没有“好政治”怪在“人民”头上？
魏玛宪法让张君劢兴奋，还因为魏玛宪法的妥协性符合他自己的宪政理想：通过宪法来统合各种政治势力的对立。如果按政党意见来划分，张君劢在魏玛民国大概该算社会民主党右翼，要是参加魏玛民国议会的政治决断，他也会说在中国说的话：“扑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故对于列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在张君劢眼里，魏玛宪法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划时代胜利，中国应该从效法法国革命转向效法德国革命：“昔焉以法国为政治革命之先驱，而全欧洲转相效法，则今后各国所取者，其在社会革命之先驱之德国乎”。
的确，在涉及国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二编中，魏玛宪法不仅囊括了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还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条文，可以说是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妥协的产物──由于魏玛宪法统合了内阁制与总统制、议会政治与直接民主、中央集权与权力分化、劳工与资产者等对立因素，在张君劢看来，魏玛宪法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宪法。
在施米特看来，魏玛宪法的妥协性使得宪法条文巨增，几乎成了“包罗无遗的法典”，其实并非出于政治智能，而是出于多党妥协的需要──各党为了各自利益在条文上斤斤计较、讨价换价。虽然大致可以把魏玛民国初期的德国党派分为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亲苏俄的左派和主张回归传统的右派，实际上，哪一党派中都又还有左右。社会民主党主流人士居左偏右，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另立“独立社会民主党”，几乎与紧跟苏维埃的共产党人要在同条战壕；天主教中央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都算右派，但前者远不如后者极端；自由民主的德意志民主党主张传承启蒙政治理想的血脉，却没有政治实力──没有掌握“人民的呼声”，其自由主义还被视为“不合国情”；社会民主党算所有政党中势力最大的，成了“魏玛联合”的中坚，但这个党的领袖们偏偏缺乏政治抱负。 魏玛宪法是在这样的政党状况中产生的，其妥协性与其说反映了立法者的政治明智，毋宁说暴露出新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个政治统一体的体质脆弱。 宪法的妥协性本身也并非一定是好事情，反倒可能是现代性政治的根本问题的表征：自从传统的自然法被扫进历史拉圾堆，规定国家生活的法规体系已经没有“终极正当性”，“所有宪法条文都取决于制订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受制于政党政治的偶然情势”（施米特语）。民主政治删除了传统的自然法──超验的正义来源，人民便成了立法的德穆哥；在民主政制中，谁如果还诉求传统的上帝旨意，便无异于诉求“非民主的超验要素”，成了反人民的诉求。施米特一再提醒人们，“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一古谚是由杰斐逊赋予新生命的。民主政治──人民自己（选出统治者来）治理自己，预设了拥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同质的人民。但即便同质的“人民”也很少时候是同心同德的铁板一块──对于政治家来说，“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用”（毛泽东语）；用今天的话来说，“民意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各政党为了争当“人民的声音”的代表，大多希望“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以“合民众口味”的方式“动员人民”（毛泽东语）。“人民”这个立法的德穆哥像个九头鸟，或者身上有成千只手，需要政治家去掌握──民主政治究竟是人民掌握政治还是政治掌握人民，真不大容易说得清。 政治上有歧见是人类的天性，“共和国”有各种党派也算自然的事情。可是，倘若党派林立，“神”的声音乱七八糟，国会就一塌糊涂，对于民主宪政来讲的确是个大麻烦。魏玛共和宪政偏重“议会民主”，国民议会拥有很大权限，使得国家统治者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治理国家，“尽管总统任命的总理和政府不一定要由国会批准，但是国会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不信任票就使政府或者个别部长倒台”（《德意志史》，前揭，页223）──从1919年二月魏玛民国建立首界内阁到1932年纳粹党依魏玛宪法规定的合法程序出来组阁，民国历时十三年，内阁更迭十九次，最短的仅执政一个月（1923年Stressemann的两次组阁），最长的也不到两年。
当然，内阁执政时间的长短，还不足以判定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法国的内阁更迭比魏玛有过之无不及。是否反映政权稳定，还得看内阁更迭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内阁制要求内阁对国会负责，政党依直接选举所得的国会席位来决定内阁构成，虽然魏玛宪法53条规定总统有权任免内阁，但在魏玛民国初期，内阁并不能完全由总统个人意志来决定，而是由党派意志来决定。如果国会中只有两党，内阁更迭不过就是轮流执政的格局；倘若国会内党派林立，党派必须纵横联合，才能形成议会多数来组阁──纵横联合的党派往往使得内阁不稳，总理和部长由议员出任，他们不过是各自党派的代理人，只能执行党的机关决定的政策，党的纪律妨碍内阁成员的政策立场──这种情形在两党制中就不大可能出现。
1911年共和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所谓军绅政权时期──据说，这也是中国近代最为自由的时代。国家政权疲弱不堪，国内政治力量四分五裂，却不乏市民社会的“自由”──鲁迅可以骂很难听的政治怪话，虽然遇到不少麻烦，还不至于没有地方发文章或干脆押起来。然而，经历过北洋时期的共和，张君劢也体认到，搞宪政不能将代议制民主绝对化，“绝对的议会政治”最终不过“少数政党代表议会代表”，“假名窃号，而以主人翁自居”，实际上是政党操纵民意。张君劢叹服魏玛宪法精深，也在于魏玛宪法混合了直接民主（直选总统和全民公投）与代议制政治的混合──中国的“民国”采用“绝对的议会政治”，一再因议会与政府对峙而陷入泥潭，全体人民插不上手。张君劢感叹：“诚当日约法中有国民大会之规定，以四万万人全场一致之决议，息争议和，则国会其奈吾民何，军人其奈吾民何！”国家就要像个国家，不要被议会民主政治搞得国将不国。
既然如此，张君劢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对政党的限制性规定恰恰是魏玛宪法的弱项──其原由恰恰来自魏玛宪法的妥协性，就令人费解了。的确，魏玛宪法中的直接民主因素可以平衡议会政党政治，然而，这种平衡却是危险的平衡──何况，如此平衡恰恰又增添了魏玛民国内阁不稳的因素。
正是由于考虑到德国选择了议会民主，国家权力从君主转移到了议会多数，议会冲突可能使得国家政权不能保持稳定，智识界领袖韦伯和魏玛宪法起草人普鲁斯在制宪时都主张，必须在宪法中赋予总统足够的权力。表面看来，在议会责任制下，民国总统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传统君主帝制的个人最高权力被取缔了，但魏玛宪法规定总统有权缔结条约（45条）、任免内阁（46条）、解散国会（25条）、在国会对某一法案争执不下时有权诉诸全民公投（72、73条）──尤其宪法48条的强制执行权和“专政强制权”（Diktaturgewalt），让总统有权授予内阁在国家“危急状态”下动用军队，采取军管维护国家安定。 依据这些宪法条文，总统的权力显得至高无上，甚至可以甩开国会中的最大党任命国会外的超然人物出任总理，当然可以成为平衡和解决议会冲突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此宪政安排，很可能是韦伯一类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制宪时暗中塞进宪法中的总统制成份，以应付国会混乱导致国将不国。 由于国会中的党派混战过于频仍，民国总统兴登堡事实上越来越多地积极干预组阁，内阁被国会推翻的次数反倒不多──天主教中央党由此得以多次成为魏玛民国内阁的中心（十九次内阁中，有九任总理出自中央党）。不仅如此，总统还靠专政强制权以紧急命令方式代为立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如何，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混合，看似一种妥协，实际上也成了内阁不稳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是各党派争夺内阁席位，一方面是总统干预内阁成员的任命，内阁构成既受国会党派冲突限制，也受总统限制，难以形成听命于自己的内阁班子，遑论制订内外政策。 为了避免共和宪政陷入议会党争、甚至国家内战，看来还得凭靠宪法赋予总统的特别权力──可是，为稳定国家秩序而制订的总统专政条款，毕竟与宪法的民主共和精神相抵触。不错，宪法通常都要赋予国家总统某些特别权力（军队统率权、外交权、任命权之类），但魏玛宪法48条的重点是赋予总统的专政强制权，这一条文继受于1871年俾斯麦宪法68条规定的德皇紧急命令权。但紧急命令权需先有戒严令或紧急状态令，并限于无法召开国会时才可以动用，魏玛宪法的总统专政权却可以不受法院干预地解释社会危急状态，自行决断是否施行专政，因而与旧宪法相比，民主宪法实际上强化了总统专政权。 宪法学家们当然可以解释说：“专政强制权”针对的是，国家处于“围困状态”（Beladerungszustand）──国际政治处境不妙、国内出现混乱时，如何可能维持住国家秩序；何况，在民主宪法框架下，专政不等于专制──专制是个人（皇上或君主）的独断统治，专政是宪法授权的强制统治；专制不受法律限制，专政却受根本法（宪法）的限制。尽管如此，施米特仍然尖锐地指出：既然魏玛宪法的专政条款基于专政者的自由裁量，专政的宪法规定本身便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原则相矛盾，因而意味着，自由民主宪政的安稳恰恰要靠非自由民主的专政来守卫。
共和宪政的如此内在矛盾是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带来的：民国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具有人民主权赋予的最高权力，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同样由人民直选出来；一旦总统与国会对立，这两个人民的合法代表就处于对立之中。由于魏玛宪法的立法者们的良苦用心，宪法使得总统在与国会对立时占点上风，需要反对国会法案时，可以将法案诉诸公民复决，需要强制人民时，则可以动用“专政强制权”。 尽管如此，这个“人民的代表”（直选出来的总统）毕竟不能完全无视另一个“人民的代表”（直选出来的议会）的“声音”。魏玛民国建国第二年──1920年3月，就发生了卡普暴动（Kapp Pusch），民国政府平定暴动后打算取消罢工权利，工会则要求更多参政权作为交换。结果，政府与工会居然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工会有权参予决定民国政府内阁和普鲁士邦内阁人选的去留，有权参予决定经济、社会立法，有权参予认可行政制度的改革方案，俨然成了议会党团，史称“无异于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与张君劢的看法不同，在施米特看来，民主宪法不过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行为的结果，不能将宪法看成“什么绝对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从其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倘若以为有了宪法就万事大吉，那就大错特错了──关键问题仍然在于：谁决定、谁制订。宪法不会靠自身的规范系统自动产生作用，“宪法的效力有赖于制订宪法的人的政治意志”──无论“共和”还是“宪法”，都不是一揽子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人类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无论对于传统的政治还是现代的民主政治，政治家或立法者的智识力和道德力都是首要的决定性要素。
1930年初，魏玛民国议会实际上已经陷于瘫痪，三月28日那天，兴登堡没有事先与政治党派商量，任命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出任民国总理组阁，搁置了国会的权力──这一事件标志着张君劢欣佩的“立法国家”的破产，开始了实质性的总统制。这时，自由民主派智识人和法学家们议论纷纷，担心自由民主的共和宪政会因此受到根本性损害──施米特马上将一年前的文章〈宪法的守护者〉（1929）扩展成小书，为兴登堡的政治行动辩护：总统制不仅是魏玛宪法准予的法律建构，而且对于民国来说，也是唯一有出路的选择──通过总统制打破议会制霸权，修复议会传统创设的立法与执法的微妙平衡，使议会传统不至于被“直接的”议会民主摧毁。因为──施米特在随后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一书中告诫说，魏玛宪法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宪法即便具有妥协性，仍然遭到极左派和极右派政党拒绝。对极左派来说，这是一部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与第二帝国宪法藕断丝连；只有实现以工农兵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旧宪法革命性地决裂而非其改良，才能彻底告别专制时代。对于极右派来说，魏玛宪法是崇洋媚外，把外国那套政治制度生搬硬套强加给具有悠久民族传统的德意志“人民”。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魏玛宪法甚至给予明明白白宣称站在宪法敌对面的政党以“议会平等”的权利──施米特警告说，倘若这样的政党靠直选一时拥有了“人民的呼声”在国会占据多数，就可能依相对意义的宪法（条文）改变绝对意义的宪法（民主政体），现代僭政就来了。 就政治和经济处境来说，魏玛民国与张君劢时期的中华共和国一样，其实一直面临再来一次“革命”的压力──国内政治党派林立，国家承受着因战争赔款而来的巨大经济负担。 不过，两个“共和国”有一个根本不同：魏玛民国没有陷入军阀割据，军方始终忠于政府，不像北洋时期，动不动就有地方军头要领兵入京──1917年六月，安徽督军张勋引兵入京，用武力强逼总统解散国会，随即宣布拥宣统复辟；其时梁任公和张君劢都在段祺瑞内阁任职，两人积极附和，促段祺瑞采取专政措施──如此措施的基础显然是统一号令的军队。可是，靠军力复辟帝制是历史倒退，靠军力重建共和，就是历史的进步了：孙中山已经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耐心，宣称“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 政治家孙中山（而非人民）再次作出决断，让共和国从军政起步重新来过。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玛民国最终断送在魏玛宪法手中。这种说法把一件复杂的历史事情简单化了，但并非无中声有──1932年下半年以来，帕本内阁中的国防部长施莱歇尔将军和内政部长盖尔多次打算启用一项崎靠军方的“国家紧急状态计画”，最终因违宪官司的压力而作罢──这事说起来，迄今还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下篇
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失业人数不断上升，纳粹运动对魏玛民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冲锋队到处扰乱公共秩序──1932年4－5月间，总理布吕宁和防长Gröner打算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以此抑制纳粹运动，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免国家陷入内战，国防部的施莱歇尔将军想出一计，说服民国总统兴登堡对纳粹运动采取“驯化”策略：许诺给纳粹党领袖人物几个内阁职位，条件是纳粹党不再搞社会运动。32年四月的总统选举后，总统制已经由议会制约转变为纯粹的总统制，总统想让谁当总理，就让谁当总理。兴登堡听从了施莱歇尔的建言，约见希特勒，说他会撤掉布吕宁的总理职务，换上估计纳粹党会接受的帕本出任总理，还答应取消布吕宁宣布的冲锋队禁令，重新选举国会。
施莱歇尔将军在总统面前说得起话，不仅因为他有政治见识，还因为他在国防部有一个关怀共和命运的政治组织，其成员伸展到军队的中级军官。6月间，总统换掉了总理，同时让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七月30日，新一届国会选举，纳粹党票数大升，虽然还没有取得绝对多数，但如果与德共联手，就能形成多数。纳粹党见势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采取策略性合作姿态──于是情势大变，民国总统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以纳粹党为主体的三党联盟就有可能赶“魏玛联盟”下台。当然，倘若希特勒信守与兴登堡密谈时的承诺，不靠议会多数得寸进尺，夺取国家权力，民国政府也可以听之任之。 希特勒哪里会信守承诺，他夹持议会多数要求的不是部长什么的，而是国家领导权（总理位置），并由他来重新组阁。兴登堡断然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虽然兴登堡打算给一些内阁位子给纳粹党领袖人物，绝没有打算把主要的内阁位子（比如总理之类）给纳粹党，遑论组阁权。国会与总统这两个人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就这样僵住了──纳粹党扬言，如果不服从国会选举所体现的民意，就要发动全面的社会抵抗。 八月10日那天，帕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防长施莱歇尔将军与内政部长（我们这里叫公安部长）盖尔（Gayl）在会上联手提出了一项“国家紧急状态计画”（der Staatsnotstandsplan）：废除这次国会选举，无限期推迟新的国会选举──这意味着政府将在没有国会这一民意机构的条件下执政一段时期，实行所谓“总统专政”──总统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因而也可以叫做：基于直接民主的总统专政。
施莱歇尔将军在会上发言说，他本来打算接纳几个纳粹党头头进内阁，以便平息纳粹党领导的社会运动，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内政治冲突，现在看来这一着行不通。倘若不解散国会，已经占多数的激进政党联盟就会在国会通过要求本届内阁退位的决议。目前，内阁只有一条生路：不理睬国会的不信任动议，诉诸总统的紧急专政权，解散国会，无限期推迟国会选举；倘若激进政党要搞事，内阁完全可以依靠国家武装力量。说到这里，施莱歇尔将军停顿了一会，扫视了一下各位部长的脸，然后沉静地接着说：七月20日以来，民国军队和普鲁士邦警方已经处于戒备，随时准备为国家效力。
盖尔发言时态度更坚决：怎么可以让纳粹党人进内阁？这无异于让国家倒退到议会民主主义。什么叫“议会民主主义”？只讲“议会民主”的程序，其它什么都不管，无论什么乌其八糟的党，只要一时有了人民的选票就可以执政，这就叫“议会民主主义”！人民从来只看眼前利益，根本不顾及国家安危。……当然，宪法规定，解散国会后得马上举行新选举──国家没有国会这个民意的立法机构看守住的话，就不叫民主共和国了，推迟选举必然会被视为严重的违宪行为。可是，诸位得看清楚，就国家的当前状态来说，推迟选举完全正当。国家不能老这样下去，依我之见，最好利用这次紧急状态时期修宪──我们的宪法实在成问题，要是不来一场“从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将那些与自由民主理念作对的政党统统取缔，我看哪……
司法部长Gürtner接过话头：推迟选举既违宪，也合宪，因为，总统有权采取这样的行动，只要我们可以说服总统就行了──Gürtner的表态实际上是支持盖尔，其它部长们则不同了，你一句我一句，总之不赞同将紧急状态计画与推迟选举挂红，根本理由是：倘若如此，内阁会背上违宪罪名，再次被告到宪法法院。好多内阁成员当了部长才没有几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这次内阁会议最终没有作出决议。 八月13日是魏玛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盖尔在纪念讲演中公开批评魏玛宪法：魏玛宪法使得我们的国家陷入分裂而非成为一体，在民主议会制原则至上的口号下，国家简直成了党派争斗的玩物，国家无法求得稳定，没有稳定，经济就无法好转，法国人的怨债就没法还完。我们的国家需要全面修宪──具体来讲，得修改选举法，引入个人选举法，以抽掉政党势力虚假的民意基础；增加家庭成员和母亲的选举权，以此削弱激进政党的民意基础；宪法中还得增加限制小党派的条款，以减少国会中的分裂；最好还搞个由总统授权、由社会贤达组成的政务院，平衡议会政治对内阁的冲击…… 盖尔公开主张修宪体现了其个人的立法者品格，因为，主张修宪意味着魏玛宪法并非完美，甚至得担当被视为敌视民主宪法的政治危险。出于策略考虑，盖尔没有明说如何修宪，但他明确地说，修宪不可采取宪法规定的议会多数原则来搞，否则，无异于给了目前在国会占多数的激进政党以可乘之机──盖尔心里想的是，利用终止议会期，由专业人士、公法学家和各邦代表提出议案，再由总统付诸全民表决，而且还得等内政已经稳定、国家经济状况已经好转。
宪法不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吗？如此修改宪法不是破坏民主宪法？
“宪法神圣不容侵犯”，按施米特的看法，其含义应该是指“绝对意义”的宪法，而非“相对意义”的宪法（条文）。不然的话，总统行使宪法48条的专政条款时，必然会打破好些宪法条文，已经算“侵犯”宪法了。在《宪法学说》中施米特说，宪法48条的专政条款“并不涉及【立宪的】根本政治决断和宪法核心”，绝非等于破坏了“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毋宁说倒是在维护这个自由民主宪法得以产生的政治意志。“不容侵犯”的，并非宪法的具体条文，而是制宪权的政治意愿。以“宪法神圣不容侵犯”为由来否定魏玛宪法48条（比如把它说成专制残余），无异于为魏玛民国制宪主体（德意志人民）的敌人提供了颠覆民主宪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总理帕本得知盖尔的修宪提议后，公开表态支持，同时申明，盖尔的讲话绝非内阁的授意。但修宪这样的话，总统兴登堡最不爱听──他的历史荣光靠在魏玛共和宪政身上，魏玛宪法有神圣性，等于他自己有神圣性──他就是这个宪法规定的人民直选选出来的。23日那天，兴登堡再约见希特勒，仍然寄望于说服希特勒放弃与政府作对的立场，他会让希特勒和其它几个纳粹头目进内阁当部长。希特勒瞪着两眼对总统说：怎么可能呢？你瞧瞧现在的民意，如果我不当总理，你怎么向人民交待？为了国家，你最好按宪法48条授权给我紧急专政权──你不是曾经授权布吕宁和帕本这样的紧急专政权吗？那样的话，我马上就可以重新整顿好国家。
兴登堡只好叫侍卫送客──谈判破裂倒使得内阁执行紧急状态计画的决心加强了。
八月30日，新选出的国会开碰头会，草拟步骤杯葛内阁──内阁也在总统渡假的Neudeck开会。帕本总理对总统说，国会肯定会提出内阁不信任议案，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解散国会。问题是，根据宪法解散国会后得马上重新选举国会，从目前情况看，纳粹党仍然会在国会获得强势，所以，无限期推迟国会新选举看来是必要的。这一行动虽然违宪，但我们可以依据宪法规定的总统专政权获得合法性：总统就任誓约中有保护德国人民不受伤害的义务（宪法42条），新的国会选举将出现街头恐怖，伤害德国人民──将新的国会选举推迟到国家政治处境安定以后，乃总统的义务。
兴登堡低头想了一下说：看来，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也只能违背人民主权的多数原则了；不过──总统补充说──不能动用“紧急专政权”来支持修宪。总统的这种表态已经等于变相授权执行紧急状态计画，其它内阁成员没有什么话说──内阁会议作出决议：解散国会，推迟新的国会选举。
两周以后（九月12日），新的国会开第一次会议，纳粹党的戈林（Hermann Göring）坐在国会主席的位子上，洋洋得意地宣布：现在，我们这届由人民选出的国会按宪法54条表决由共产党人议员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议案。总理帕本一下子懵了，没想到不信任动议表决来得那么快，居然赶在他宣布解散国会之前。帕本站起身来，赶紧把解散国会的政令交给戈林。戈林看都不看一眼，说现在是国会开会，继续表决──559位议员，512票赞成，仅42票反对──很清楚，赞成不信任动议的也有“魏玛联盟”的议员。
从法理上讲，不信任表决无效，因为，政府已经提交了解散国会令，国会不能再进行新的表决，只能就解散国会令作出反应──戈林强行表决不过想要制造政治效应，给政府造成道德压力：让全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看到，眼下的德国政府根本没有代表民意──甚至反民主。
国会表决后，盖尔在记者会上仍然强硬宣称，政府的解散国会令有效。可是，盖尔低估了不信任议案带来的社会心理影响。九月14日那天，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大多数部长们已经转变态度，担心继续推行紧急状态计画会使得政府吃宪政官司，最好在坚持解散国会令有效的同时，宣布马上选举新国会，以免引发政治动乱。
盖尔急了，从位子上跳起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违这个宪！
一直没有说话的施莱歇尔将军这时用一贯的沉静声调说：要是宪法的民主多数原则和当前的政党状况没有改变的话，重新选举国会对国家一点好处没有，我们应该向人民讲明这一点。再说，不定期推迟国会选举，在宪法上找到说法，不是没有可能，我的助手奥忒上校（Oberstleutnant Ott）已经找宪法学家施米特、比尔芬格（Bilfinger）、雅可比（Jacobi）等人征询过意见，应该没有问题。
其它所有内阁部长仍然反对推迟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的一致理由是：不仅纳粹党，甚至中央党都扬言，如果推迟国会选举就会依宪法59条入秉宪法法院，这威胁在传媒中已经传开了，政府的名声目前非常不好。内阁会议也得少数服从多数，盖尔和施莱歇尔不得不作罢，以免被看作无视宪法约束的违宪分子。 新的国会选举定在11月6日。不出所料，新选举没有改变国会格局：纳粹党失去了很少的选票，与纳粹党结成议会党团的德共则增加了票数，两党在国会取得了具有否决权的多数。选举期间，这两个激进政党还联手在柏林搞了一次公交工人罢工，让柏林公共交通瘫了几天（3－7日），既给政府一点颜色，也显示拥有工人阶级的民意。
总理帕本想重新启用已经搁置的紧急状态计画，打电话给施莱歇尔将军，想看军方态度如何。施莱歇尔在电话那头说，新的国会选举后，他已经不能担保军队肯定会支持政府、保障公共秩序。不过，他可以搞一次纸上军演（Planspiel），试试军方的态度。
军演由奥忒上校负责，他在提交给施莱歇尔的军演报告中说：军队将领普遍认为，军队没有可能既弹压激进政党发动的骚乱，又对付东部边境波兰人的骚乱──奥忒上校建议，应该阻止政府想靠军事非常状态来保护自己的念头。施莱歇尔将军与国防部幕僚认真研究了一番情势，断定帕本内阁在广泛社会压力下已经不可能守住政权。为了避免国防军卷入内战，施莱歇尔决定靠自己个人的良好人缘和“社会将军”（sozialer General）的声望，寻求与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合作，支持他出面来搞个临时性的非常内阁──具有社会权威性的总统内阁（sozial-autoritärer Präsidialkabinett）。施莱歇尔没有排除纳粹党，一则担心其社会煽动力实在太大，二则打算拉拢纳粹党中温和的Strasser一翼。施莱歇尔当然清楚，根本问题来自宪法的约束，但他也晓得，这个时候动宪法非常危险，因此暂不提修宪的事情，先利用议会中的党派斗争──尤其利用纳粹党内的分歧以及工会阵线的力量，分化纳粹党。
12月1日那天，总统招内阁成员到府上开会，议题是如何更换政府才会让国会满意。没想到多数部长的一致看法是，更换内阁无论如何不会让国会满意，即便换上施莱歇尔将军当总理，仍然不可能指望他在可见的时间内改变激进政党占议会多数的状况，除非在解散国会后不是马上选举新国会，而是在专政期间修宪。兴登堡急了，只好再次动用宪法48条的紧急专政权，让帕本内阁挺下去。不过，他重申，不能在没有国会期间修宪──目前，他说，自己最看重的是“捍卫宪法”。
第二天，内阁开会讨论具体施行措施。司法部长问，如果执行紧急状况计画，国防军立场会如何，施莱歇尔让坐在身后的奥忒上校把军演报告拿出来念一下。听完报告，帕本站起身来，给总统打了个电话提出辞呈，提名施莱歇尔将军接任总理。
施莱歇尔将军临危受命，首先着手疏导军方。12月13到15日，施莱歇尔把时在柏林的军方头头招集起来开了两天会。施莱歇尔将军对将领们说：过去，帕本内阁只有靠军方支撑才能维持下去，但调察发现，军方立场并不乐观，万一几天之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走上街头怎么办？本届新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缓解紧张，看国会格局在下个月是否会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变。要是纳粹党继续与政府作对，我看就得对他们不客气了。现在我只有倚靠国防军，直到政府在国会里缓过气来。诸位，你们得作好思想准备，政府可能对纳粹党人采取强硬立场──与纳粹党人斗，可不是“打蚊子”（Mückenstichen），而是“你死我活”（auf Hauen und Stechen）。
稳住军方后，施莱歇尔马上穿梭各党派，找“魏玛联盟”各党领袖谈话，希望形成对新内阁有利的国会情势，甚至不惜拉拢一派纳粹党议员进入内阁，搞一个包括纳粹党在内的社会联盟，但绝对控制住国防部和总统专政权，以防纳粹党潜在的颠覆力量。施莱歇尔向各党领袖暗示，他不会是软弱的总理，对于与政府作对到底的政党，他会采取强硬手段。施莱歇尔也不时发表公开讲话，表示新政府只有暂时的目的：马上着手解决失业问题，不会搞宪法改革──施莱歇尔将军说到做到，不顾企业主的反对，由政府出面提供就业机会，以便求得工会支持。 到元月中旬时，施莱歇尔发现，自己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魏玛联盟”各党领袖仍然坚持得按宪法办事，国会再次提出不信任动议。16日那天，施莱歇尔召开内阁会议。将军在会上说：要是国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将动议付诸表决，他就宣布解散国会，执行紧急状态计画。内阁的主要成员都赞成执行紧急状况计画，接任盖尔的新任公安部长Bracht甚至说：要是解散国会，至少把新选举推迟到秋天；必要的话，连普鲁士邦议会也一并解散。 施莱歇尔对与议会的对抗感到很有把握。23日那天，施莱歇尔向总统汇报，他的政府在等待31日国会的不信任表决，然后就动用军队，激活紧急状况计画。施莱歇尔万万没有想到，总统突然又态度犹豫起来，说这样会让他显得在破坏魏玛宪法，得先征询一下各政党领袖的意见，才能决定是否授权施莱歇尔起用紧急状况计画。总统身边的国务秘书、宪法解释专家迈斯纳（Meißner）博士急了，忍不住插话说：推迟新选举会违背宪法25条，但依宪法48条发布推迟选举的政令则合宪──宪法上写得很清楚，在政治稳定的情势下才可能选举。施莱歇尔马上说，现在正是国家紧急状况的时候，对于总统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时刻，表明自己为捍卫宪法而采取行动。施莱歇尔还保证，只要有了一段休止国会的时间，他就可以依宪法76条剪灭纳粹党。施莱歇尔想要严厉抑制民族社会主义，的确“是使德国免受纳粹统治的最后机会”（参《德意志史》，页357－362）。
兴登堡拒绝了施莱歇尔的建议，说内战是所有战争中最坏的。他还提醒施莱歇尔，上次在内阁会议上，施莱歇尔自己也反对采用紧急专政。施莱歇尔回答说，这回的情势与帕本内阁与纳粹党冲突时的情势已经很不一样。兴登堡还是犹豫不决，不过最后没有把话说死，让施莱歇尔先征询一下各政党领袖的意见再决定。施莱歇尔内阁唯一的生存机会这下就得看“魏玛联合”中的两大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领袖的态度了，要是他们支持关闭一段时期国会，施莱歇尔从总统那里请得“紧急专政权”的成数就很高。
26日那天，中央党领袖卡斯（Prälat Kaas）对施莱歇尔要关闭国会的暗示作出反应，写了封致民国总理施莱歇尔的公开信。在29日那天，公开信以“警告违法：致施莱歇尔和兴登堡”为题，发表在中央党机关报《日耳曼》（Germania）上。信中说：推迟新选举是明目张胆的违宪，内阁要是采取这种行动，只会引出法律和政治麻烦……施米特博士长期攻击宪政程序的合法性，是关闭国会的法理学幕后黑手，卡斯警告施莱歇尔，不要采取“施米特及其追随者鼓吹的思想”所支持的违法举动，使得宪法相对化。他还教导说，走出僵局的唯一办法，恰恰不是关闭议会，而是认真回到议会民主制度的程序上来。
27号那天晚上，施米特在一个晚餐会上碰到施莱歇尔的新闻秘书马尔克斯（Erich Marcks），得知了卡斯公开信的内容。施米特回到家中已经夜里十一点，妻子正病卧在床，他在日记中写到：“背信弃义的事情发生了。兴登堡神话马上就要完结。……施莱歇尔会辞职；取代他的，不是帕本，就是希特勒。这老头子【指兴登堡】简直疯了。今晚冷得可怕……”。
29日那天见报的，还有前任普鲁士邦总理布劳恩（Otto Braun）受社会民主党委托写的公开信，表示在关闭国会的问题上与中央党态度一致。两个自由民主政党的领袖从政治和法律上威胁内阁，无异于给总统一个毫不含糊的信息：总统应该解除施莱歇尔的总理职务。当天晚上，施米特在日记中写到：“《日耳曼》刊登了卡斯致民国政府的信，还警告我对宪法48条的解释是违宪的。老先生这样做简直无异于提名希特勒”。
中午，施米特在家接到文人恽格尔打来的电话，对局势的发展十分兴奋：终于可以收拾无神论、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子了。
29日下午，施莱歇尔将军坐在办公室收拾家当，一付准备离开的样子。陆军上校哈默思坦（Hammerstein）冲进办公室，对将军说：不能就这么算了，请命令我带人到总统府，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他不得按什么民主多数原则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总统要不从，我就把他软禁在波茨坦宫，然后施行全国军管。……将军呀，得有勇气走这最后一步，即便被人们看作搞政变，也不能让希特勒执政。
哈默思坦上校是国防部中的少壮派，也是施莱歇尔将军的政治组织中的中坚人物，由他牵头周围还有一个小圈子──施米特有几个关系密切的军官朋友就在这个圈子里，所以，哈默思坦敢向施莱歇尔将军提出这样的建议。施莱歇尔听完哈默思坦的话，把他望了半天，然后用沉静的声调说：总统是人民直选出来的，公开对抗总统，无异于公开对抗自由民主。你我愿意担当这样的罪名？
施米特本来不想答理卡斯，但担心纳粹夺权，还是写了封措辞激烈的致卡斯的公开信，30日那天刊登在《科隆人民报》（Kölnische Volkszeitung）上：“我关于宪政的论述仅仅是力图传达我对德意志宪政的意义和结果的认识，并不涉及党派利益……我并没有将宪法相对化，而是反对滥用合法性观念，反对对真理和价值持中立态度的功能主义”。施米特不晓得，早在28日那天，兴登堡已经告诉施莱歇尔他得走人。施米特发表公开信那天，兴登堡宣布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当天晚上，纳粹份子像过盛大节日，在布兰登堡门搞了火炬游行。
希特勒执政两个月后，就利用紧急专政权开始施行一系列法制变革，以紧急命令方式代为立法──以党政取代宪政。魏玛宪法中的总统专政权有如一把双面仞，既可以用来革除魏玛宪法的敌人，也可以被魏玛宪法的敌人用来革除魏玛宪法。有人（比如政治思想史家蒙森）因此把希特勒的成功归咎到韦伯主张的直接民主论头上，显然不太公道──问题始终在于，谁掌握民主的权力。在魏玛民国的政治较量中，较劲的与其说是人民的意愿，不如说是政治人物的“智识力、道德力”。要是施莱歇尔将军敢背违宪的黑锅，采纳哈默思坦的建议，历史也许就没有希特勒的戏唱了。 当人们欢呼走向共和民主宪政时，很少有人会想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家在领我们走向共和？什么样的立法者在设计民主宪政？──如施米特一再问的：谁在决断？
民主政治依然是政治，并没有取消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仍然、甚至更需要具有胆见卓识、德性超迈、果敢有勇的政治家──因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话杰斐逊可以说，希特勒也可以说。可是，如施米特在《宪法学说》中所指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给人类政治生活带来的根本变化之一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再基于统治者的优异品质，而是基于与人民的同构型──“统治者或治理者的权力或权威并非出自某些更高的、人民所不能企及的品质，而是仅仅出自被统治者或被治理者的意志、委托和信任。”民主制否定的并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本身，而是其它政体形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或者说古典形式的政治家条件──韦伯的确富有远见卓识，魏玛民国一建立，他就作了题为“政治作为志业”的讲演。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施米特语）。共和革命之后，古典的“国家学说”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民主政治问题，需要另立“宪法学说”。《宪法学说》这部施米特一生中篇幅最大的著作，1927年──也就是孙中山在南方起兵再来一次革命取得重大胜利那年杀青，次年出版，其中提出的“绝对含义”与“相对含义”的宪法这一区分，不仅在宪法学史上留下了厚重一笔，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历史上也留下了厚重一笔──《宪法学说》重版于1954年，波恩基本法的立法者们没有忘记施米特在魏玛民国时期提出的告诫。
魏玛民国的覆亡，对于曾经热情号召学习德国革命的张君劢难免是一大刺激。张君劢本来希望尽快找到救国方略，对于民主共和宪政的学理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以为有了“自由精神”的民主宪法就万事大吉。现在他才晓得，建立民主共和，仍然需要“毅然决然求得一种适于自己之制度”。张君劢后来提出的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听起来就象是要吸取魏玛民国的教训：比如说，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应当大于政党利益，“国本问题、国家组织问题是应该超党派的”，不能“只看到民主政治或人民权力之一方面”，无视“为国家重要原素的政府权力”。张君劢最看重“立国”──他将Nation译作“内兴”，是个所谓“国家主义者”──当然，权力虽为“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必须把权力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但重要的是，为了使得国家权力有效，也得限制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国会的权限，除了“监督预算，议订法律，不得行使西欧国中之所谓信任投票制，以更迭内阁”；国会代表也不应全是人民直选的党派成员，还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农工商技术或科学家”（参见《辑要》，页478－页508）。总结魏玛民国的经验教训之后，张君劢主张的“立国之道”仍然是：“以欧洲之新思潮，从宗教革命起到民主政治止，以其理性发展，为吾们文化前进之方向”。
无论早先热情推崇德国革命，还是后来总结魏玛民国的宪政经验，张君劢都没有留意到施米特的《论专政》、《议会民主制的思想史状况》、《宪法学说》、《合法性与正当性》等魏玛时期广受关注的论着，也没有注意到二三十年代德国法学界在民主宪政问题上的大论争。
原因何在？心不在此焉──1918年，张君劢脱离民国总统府的秘书公职，留在德国继续念书，不是为了悉心研究西方现代政制的剧变及其法理和政制思想的历史，甚至不是为了认真研究一番各国宪法，而是为了找奥伊肯请教人生观哲学──据说，解决了人生观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今后要改造中国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辑要》，页531－532）。看来，张君劢始终相信，改造“国民道德”是现代民主宪政的第一要务；当施米特通过一系列宪法学文章（后结集为《宪法条文论集》）为魏玛宪政的生死存亡搏斗时，张君劢在中国学界挑起的却是一场“人生观论战” ──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指望张君劢这样的立法者留意到魏玛民国时期德国公法学界对宪政问题的大量思考？
有人称张君劢为“中国宪政之父”，很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挖苦。张君劢不厌其烦地讲，国家的确立依赖于两大要素：法律和道德。其实，他看重的并非“法律”，而是“道德”──对于张君劢来说，“道德”无异于国家本身。在《立国之道》中，张君劢表示仍然信服严复的如下见识：帝国主义的“武力”基于其背后的“集体道德”──隔壁邻居日本不就用武士道精神来建立“国家道德”？为了找到中国的“国家道德”，张君劢跑回宋明儒那里，通过编写《新儒家思想史》创造性地转化出宋明儒“富于革命性”的政制设想，还借助宋明儒的眼睛看出“三代诸帝”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守护者”，“中国古代的哲人王是以正心诚意修其身的，所以，他们了解人民的需要”。由于一心想着要将“欧洲之新思潮”与吾国的儒家传统结合起来，张君劢在读宋明儒书时，脑海里就浮想连篇出这样的历史景像：宋明儒已经设想出完美的地方政治制度──“乡约和中国地方自治的关系相当于卢骚的社约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关系”；宋代固然没有民主选举制，但“有过一种近似选举的制度”，只要谁“良善而能干”，就会被“乡里贡举送至京师，参与政事”；新儒家还重视公平分配土地，对外敌（金人）向来持强硬态度，反对议和（参见《辑要》，页185－188）──凡此不都是现代民主强国所需要的？
西洋人虽说有“世俗法的理性化传统”和“法律家等级”（韦伯语），民主宪政对于西人来说同样是“新时期的新任务”，不大可能从伯里克勒斯那里直接取经──倒是有可能吸取教训，古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其《古代城邦》（Cité antigue）中以“平民革命”为题来描述雅典民主时代；精通西方法理学史的施米特说，欧洲一向有国家学说，但直到他那个时代，都还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宪法学说”──倘若如此，宋明儒怎么会成了民主宪政的先知呢？
中国智识人因直面西方政制而经受三千年未有之剧变已经百多年了，汉语学界的公法领域迄今依然几乎近于荒芜。“百年”一个接一个来──“北大建校百年”、“废科举百年”，人们又忙于迎新的百年──“共和革命百年”……事到如今，中国的立法者们在“智识力、道德力”上有多大长进？无论多少百年过去了，立法者的教养依然是“好政治”的首要前提。要是“立法者”们仍然像周先生或张先生那样，将中国没有“好政治”怪罪到人民头上──所谓“国民性”、“国民道德”云云，智识人在自身的改造过程中立志或被迫向游民或经济人学习，百年恐怕真的白过了…… 1999年11月初稿于深圳
2003年6月订于波恩大学
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版即出。
7/08/2004
图书馆的诱惑
图书馆的诱惑
在许多电影中，主角会选择图书馆高大拥挤的书架作为交流的场所。从斑驳灰暗的书脊缝隙中穿透一些眼神总是令人躲闪不及，而低沉的对话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深厚的哲学意味甚至于掩盖了书籍所能渗透出来的那些气息。背景中的读者往往默不作声而丧失了在观众印象中的座位。然而，那些人却多半不会在乎一个电影镜头而争执什么，图书馆的座位显然是更大的诱惑，他们的沉默无疑是最好的说明。
一直以来，图书馆是我认为的仓库。可是仓库的隐喻并非仓储。与此相反，更为可能的答案是流动性。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在他著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解释了所谓“流动性偏好”的概念而颠覆了古典利息论。在那些巨大的因密闭而散发着混浊气味的地方，阳光终年不经，而之所以人们把货物集中的真实目的是更有效率的分发。在缺乏后现代的任何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书房无疑是书籍流动的最大限制，图书馆的出现旨在打破这一限制，或者实现某种社会范围的补充。私人收藏至今值得炫耀只是因为这些珍贵的东西在更大限度上满足了拥有者的占有欲，占有欲之于流动、分享甚至自由贸易这些看来美妙的词汇意味着并不愉快的终结。流动性往往是自我实现的。正如微小的扰动会带来整个水面的波纹，在开始出现的甚至在后来看来有些可怜的少量的藏书只能创造有限的流动性，而在藏书流动的过程中，分享的精神和阅读本身的诱惑在鼓动社会中潜藏的暗流，慈善的捐赠、社会的重视、甚至不断扩大的读者群所带来的额外收入都在为流动性的更大化补充资本。图书馆于此获得了一种公众的偏好，而这种偏好正如人们出于种种心理分析层面的动机而具有的持有更多货币（现金，宏观经济学意义的流动性）的偏好一样，是出于图书馆固有的“仓库”性质所与生俱来而难以剥离的。这种偏好也构成一种诱惑。
因此，图书馆没能在我这里获得如同有些人感受颇深的那种神圣感。除去一些源于建筑物本身的威严感之外（这往往也是由于图书馆是一座必须占有大量空间的“仓库”），走进图书馆，我往往同时产生了一种穷尽的野心。在人类漫长的阅读史上，古代中国的“破万卷书”和卡尔·马克思的逐架阅读都似乎与我的心理有同样的根源。这种野心瞬间把朝圣的荣耀降格为平等的对话。在浩荡的编目和令人窒息的书架中间，漫不经心的翻阅和挑选往往是毫无目的的。相对于那些急匆匆的手里拿着长长的列表的借阅者，我丝毫没有他们的目的性和使命感。数次向巨库的定向搜索都无功而返，我发现对话并不需要预先定好的主题，而解除了限制的漫谈却能在不经意间摩擦出偶然。阅读本身是一种偶然，因为阅读之先你往往并不清楚未来发生的种种，而真正的阅读产生的乐趣正是这些你不曾预料的词语和感觉。那些不断以更新的列表来定期取书的读客多半会在多年之后厌倦，他们索取的行为在心中虚构了一个知识的神，在索取中他们在试图挑战神的权威和渊博；只有少数人成功了，他们却被神吸纳为自己的一部分；大多数在不断的挑战中忘记这个神，因为他们发现对话的乐趣远比顶礼膜拜大得多。
图书馆又在这里获得“公共空间”的称号。古罗马的浴池和后来传遍西方时间的市民广场曾经在不同时期以这样的功能成为人们生活的部分。每个来访者不同程度上的和图书馆的平等传递成为所有来访者之间的不寻常的平等关系。共同的诉求、渴望和面对图书馆诱惑的脆弱是他们可以结成这种平等关系的基础。一直以来，民主政体试图在不平等的关系中间架构制衡来达到稳定的力量结构，而缺乏共同利益基础（个人的自我实现显然是诡辩，个人价值的个体差异难以契合）的制衡却往往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混乱而结束。图书馆尽管适用范围更小，却能够以群体性的强制沉默来接近和谐。
对于个人而言，图书馆的座位无疑是充满各种诱惑的。在这其中，安全感是我会选择的第一条。如果排除很少出现的电影拍摄场景的话（事实上我还从未遇见），那么图书馆一定是人类行为最为一致和有序的地方。在你的周围，所有人做同样的事情：阅读。而安全感就是从个体和群体的一致性中获得的。获得安全感的感觉是最为美妙的，你不必担心任何突如其来的打断和干扰，即便来询问的人也会问那些令人向往的知识。你会不由自主的想到那些嘴角淌出一丝口水的酣睡者在做着一个同样具有思辩色彩的梦，尽管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关于她手中的关于命运的小说的梦境……
在图书馆的座位上，写满了静默：一种令人肃然起敬却也毫无疑问的静默，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追问的静默，一种思考的别种形式——也可能是最好的形式。在无数个热爱知识和真理的人那里，生命在知识面前如此渺小，而只有对生命本身的怀疑、阐释、强调和批判才是伟大的和至高无上的。难以解释的问题不断的出现，张大的嘴发不出声音，这是最富有戏剧化的场景，却也是图书馆永恒的诱惑。
在许多电影中，主角会选择图书馆高大拥挤的书架作为交流的场所。从斑驳灰暗的书脊缝隙中穿透一些眼神总是令人躲闪不及，而低沉的对话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深厚的哲学意味甚至于掩盖了书籍所能渗透出来的那些气息。背景中的读者往往默不作声而丧失了在观众印象中的座位。然而，那些人却多半不会在乎一个电影镜头而争执什么，图书馆的座位显然是更大的诱惑，他们的沉默无疑是最好的说明。
一直以来，图书馆是我认为的仓库。可是仓库的隐喻并非仓储。与此相反，更为可能的答案是流动性。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在他著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解释了所谓“流动性偏好”的概念而颠覆了古典利息论。在那些巨大的因密闭而散发着混浊气味的地方，阳光终年不经，而之所以人们把货物集中的真实目的是更有效率的分发。在缺乏后现代的任何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书房无疑是书籍流动的最大限制，图书馆的出现旨在打破这一限制，或者实现某种社会范围的补充。私人收藏至今值得炫耀只是因为这些珍贵的东西在更大限度上满足了拥有者的占有欲，占有欲之于流动、分享甚至自由贸易这些看来美妙的词汇意味着并不愉快的终结。流动性往往是自我实现的。正如微小的扰动会带来整个水面的波纹，在开始出现的甚至在后来看来有些可怜的少量的藏书只能创造有限的流动性，而在藏书流动的过程中，分享的精神和阅读本身的诱惑在鼓动社会中潜藏的暗流，慈善的捐赠、社会的重视、甚至不断扩大的读者群所带来的额外收入都在为流动性的更大化补充资本。图书馆于此获得了一种公众的偏好，而这种偏好正如人们出于种种心理分析层面的动机而具有的持有更多货币（现金，宏观经济学意义的流动性）的偏好一样，是出于图书馆固有的“仓库”性质所与生俱来而难以剥离的。这种偏好也构成一种诱惑。
因此，图书馆没能在我这里获得如同有些人感受颇深的那种神圣感。除去一些源于建筑物本身的威严感之外（这往往也是由于图书馆是一座必须占有大量空间的“仓库”），走进图书馆，我往往同时产生了一种穷尽的野心。在人类漫长的阅读史上，古代中国的“破万卷书”和卡尔·马克思的逐架阅读都似乎与我的心理有同样的根源。这种野心瞬间把朝圣的荣耀降格为平等的对话。在浩荡的编目和令人窒息的书架中间，漫不经心的翻阅和挑选往往是毫无目的的。相对于那些急匆匆的手里拿着长长的列表的借阅者，我丝毫没有他们的目的性和使命感。数次向巨库的定向搜索都无功而返，我发现对话并不需要预先定好的主题，而解除了限制的漫谈却能在不经意间摩擦出偶然。阅读本身是一种偶然，因为阅读之先你往往并不清楚未来发生的种种，而真正的阅读产生的乐趣正是这些你不曾预料的词语和感觉。那些不断以更新的列表来定期取书的读客多半会在多年之后厌倦，他们索取的行为在心中虚构了一个知识的神，在索取中他们在试图挑战神的权威和渊博；只有少数人成功了，他们却被神吸纳为自己的一部分；大多数在不断的挑战中忘记这个神，因为他们发现对话的乐趣远比顶礼膜拜大得多。
图书馆又在这里获得“公共空间”的称号。古罗马的浴池和后来传遍西方时间的市民广场曾经在不同时期以这样的功能成为人们生活的部分。每个来访者不同程度上的和图书馆的平等传递成为所有来访者之间的不寻常的平等关系。共同的诉求、渴望和面对图书馆诱惑的脆弱是他们可以结成这种平等关系的基础。一直以来，民主政体试图在不平等的关系中间架构制衡来达到稳定的力量结构，而缺乏共同利益基础（个人的自我实现显然是诡辩，个人价值的个体差异难以契合）的制衡却往往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混乱而结束。图书馆尽管适用范围更小，却能够以群体性的强制沉默来接近和谐。
对于个人而言，图书馆的座位无疑是充满各种诱惑的。在这其中，安全感是我会选择的第一条。如果排除很少出现的电影拍摄场景的话（事实上我还从未遇见），那么图书馆一定是人类行为最为一致和有序的地方。在你的周围，所有人做同样的事情：阅读。而安全感就是从个体和群体的一致性中获得的。获得安全感的感觉是最为美妙的，你不必担心任何突如其来的打断和干扰，即便来询问的人也会问那些令人向往的知识。你会不由自主的想到那些嘴角淌出一丝口水的酣睡者在做着一个同样具有思辩色彩的梦，尽管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关于她手中的关于命运的小说的梦境……
在图书馆的座位上，写满了静默：一种令人肃然起敬却也毫无疑问的静默，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追问的静默，一种思考的别种形式——也可能是最好的形式。在无数个热爱知识和真理的人那里，生命在知识面前如此渺小，而只有对生命本身的怀疑、阐释、强调和批判才是伟大的和至高无上的。难以解释的问题不断的出现，张大的嘴发不出声音，这是最富有戏剧化的场景，却也是图书馆永恒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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