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８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
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
民国18年到25年（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到1947年，全国高校207所，其中国高74所，省立高校54所，私立高校79所。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抗战过程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较少，反而也有所增加。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
二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杨振宁也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
现在还能在大学里找到这么可爱的教师吗？还有这样品格的教师吗？
1949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就在一次次地运动中被打断了。有脊梁的、有个性的几乎都被镇压了，剩下的都成了断了脊梁的、或者是匍匐在毒菜者脚下的乞讨者。知识分子死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为国为民的品格丧失了。
民族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
三
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蒋介石先生在抗战爆发后讲：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成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成平时看。从此，国民政府确定了一面抗战、一面办教育的救国方针。
国力维艰，政府不仅没有因此放弃和中断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也为校园学术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中小学的教材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
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抗日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相反，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使之发展成了桃李满天下。
四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这是以宪法的神圣保障了“教育立国”的合法性。（这个宪法在台湾实行至今。）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陈立夫就职时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表述“战时须作平时看”的观点。“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 ??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陈立夫的观点也就是国民政府的观点。
“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的学生愤言道:“政府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在这样的最后关头,还叫大学生呆在课堂里上些无关抗战的课,不使他们在短期受些特殊的训练,分派到各处去做实际的工作!”
对于大学内迁和继续正常教育，有的学生表示“我们不愿学老鼠搬家暂时立足,不愿意读死书。”
《大公报》支持这个观点,“中学大学之平时课程,应当停止,而分别代以某种短期训练。训练完毕,即令其实行服务,赴前线,或入乡间。”
中共也否定国民政府的作法，1938年2月14日《新华日报》针对陈立夫的讲话,在头版发表的评论《怎样实施战时教育》,批评教育部的作法是“逃避抗战现实,离开抗战中心,迁移校址到偏僻的、所谓安全地带去,以达到闭门读书的目的,是不能完成抗战教育的。”文章认为,实施抗战教育就是使教育与抗战打成一片,以最短时期内获得对抗战切实有利的知识技能,培养能教育、训练和组织民众的干部。
对于不同意见，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大学教授顾毓秀认为,青年应受多方面训练,从事多方面工作,其欲参加军事者,亦应经过相当时期军事训练。教育为补充各方面人才之机关,现在各级学校,仍须维持平时教育状况。
这也代表了一些知识界精英的观点。闻一多回忆说:“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
政府坚持教育正常化，并不否定教育服务军事。
在课程设置上,教育部指令各高校开设了许多有关抗战的课程。如理科设毒气化学、火药学，工科设兵器学、筑城学、防空学，医科设战时救护、绷带法，农科设移民屯垦、粮食管理，文科设历史战争史、民族运动，法商科设战时经济学、战时财政、战时政府等。
而且，从1939年7月起,对所有医药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全部征调从事军医工作。
1941年,因川、赣两省建筑军用机场,征调大学工科四年级学生前往工作。
从1943年度起,每年征用全国学校各级工程学科毕业生的10%为军事工程人员。
从1944年度起,每年征用法律学系毕业生的15%为军法人员。
12/22/2006
12/19/2006
光荣与屈辱——读林昭批注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964年12月2日上午7：50，林昭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她是“‘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这一天离她1960年10月24日被捕已有四个多年头。1965年5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林昭有期徒刑20年，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份《判决后的声明》。此前，她在起诉书上写下大量的批注，嘲弄“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对于强加在她头上的那些罪名一一进行了辩驳。对于这份起诉书和她写下的奇文，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一文献，愿与读者朋友分享。
起诉书第一段是林昭的简历，她共有7处批注，她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后写了“不知所云”四个字，在“学生成人大学文化”后批注：“就是1957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在“195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后面，她写道：“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在“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后面，她批注：“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起诉书第二段指控林昭的罪名，她有两处批注，在“‘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后面，她写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后面的评注中她还自赞“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个名称“清新可喜不落俗套”。）在 “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一句后面，她注“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身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起诉书第三段开始列举林昭的具体“罪行”，她至少有16处批注，针对“早在1957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这一句，林昭批注：“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
当起诉书指控她和“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由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 陈在偷渡时被捕，以后张元勋等也相继被捕，她写道：“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
起诉书指控林昭“隐蔽地继续活动”，她自注：“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与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等组成反革命集团“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林昭有多处批注，她首先大力赞美“五一九”：“‘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对于《星火》，她说：“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像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评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
起诉书第四段主要指控林昭被捕后“不思坦白认罪”，1962年3月保外就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她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被歪曲为“恐吓信”，林昭批注“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她给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书面答辩也成为了“反革命”罪行，她在批注中指出：“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她的监狱医院墙上写下的“自由吟”五章也成了“反革命诗词”，“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注说：“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重新收监之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林昭注说“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并先后写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牢狱之花》、《提蓝桥的黎明》、《血花》等“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在起诉书列举了证明上述“事实”的人证、物证后面，林昭批注：“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1962年8月29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 林昭很看重她的《各国民权运动史》书稿，在起诉书最后“随案附送大批罪证”后面，她再次批注：“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也只有在提到这本书稿的两处，她的批注露出了一种温情，而不是金刚怒目、针锋相对。
1968年4月29日，不足36岁的林昭在上海被枪杀。近4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特别是娱乐方式方面。那都是热爱美、热爱生活的林昭所难以想象的，不过,她想不到的恐怕是近40年了那个任意夺去了她生命的xx体制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xx体制拥有暴力就拥有一切的逻辑没有变，xx体制与所有独立思想为敌的思维方法没有变，xx体制任意侵犯人权的惯性没有变。也正因为如此，林昭在1964年12月的起诉书上写下的批注，今天读来仍然不失为一篇惊心动魄的大文章，这是中国式的表述，批注、点评、随想，和前苏联、东欧那些反抗xx的仁人志士从容不迫、严谨系统的思考不同，它是东方的，我从中能看到江南读书人在明末清初反抗满清南下时的那种血脉贲张，能看到清末民初光复会志士同样热血澎湃的勇气和骨头，这大概就是支撑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精神底气，林昭生当无比黑暗的 那个年代，她的反抗注定了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一点，她在这份起诉书上批注时也许就明白了，她不愿意苟且偷生，她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死去，她直接的反抗，代表的是人间没有断绝的正气，她用血写的文字，每个字都是对xx统治者永远的挑战。今天，林昭还没有过时，因为她期待的时代仍然没有降临，自由之花还没有开放，在她长眠的土地上，苦难没有成为历史，与其说林昭是过去时，不如说她是现在进行时。明天，林昭也不会过时，尽管我知道林昭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林昭之外，还有从顾准到李慎之的道路，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林昭的出现，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将只剩下屈辱，没有光荣，可以说，林昭用血书写的正是历史光荣的一面。你可以选择与林昭不同的道路，但在林昭的亡灵前面，你只能保持敬意。
傅国涌
起诉书第一段是林昭的简历，她共有7处批注，她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后写了“不知所云”四个字，在“学生成人大学文化”后批注：“就是1957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在“195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后面，她写道：“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在“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后面，她批注：“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起诉书第二段指控林昭的罪名，她有两处批注，在“‘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后面，她写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后面的评注中她还自赞“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个名称“清新可喜不落俗套”。）在 “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一句后面，她注“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身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起诉书第三段开始列举林昭的具体“罪行”，她至少有16处批注，针对“早在1957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这一句，林昭批注：“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
当起诉书指控她和“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由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 陈在偷渡时被捕，以后张元勋等也相继被捕，她写道：“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
起诉书指控林昭“隐蔽地继续活动”，她自注：“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与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等组成反革命集团“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林昭有多处批注，她首先大力赞美“五一九”：“‘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对于《星火》，她说：“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像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评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
起诉书第四段主要指控林昭被捕后“不思坦白认罪”，1962年3月保外就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她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被歪曲为“恐吓信”，林昭批注“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她给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书面答辩也成为了“反革命”罪行，她在批注中指出：“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她的监狱医院墙上写下的“自由吟”五章也成了“反革命诗词”，“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注说：“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重新收监之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林昭注说“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并先后写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牢狱之花》、《提蓝桥的黎明》、《血花》等“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在起诉书列举了证明上述“事实”的人证、物证后面，林昭批注：“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1962年8月29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 林昭很看重她的《各国民权运动史》书稿，在起诉书最后“随案附送大批罪证”后面，她再次批注：“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也只有在提到这本书稿的两处，她的批注露出了一种温情，而不是金刚怒目、针锋相对。
1968年4月29日，不足36岁的林昭在上海被枪杀。近4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特别是娱乐方式方面。那都是热爱美、热爱生活的林昭所难以想象的，不过,她想不到的恐怕是近40年了那个任意夺去了她生命的xx体制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xx体制拥有暴力就拥有一切的逻辑没有变，xx体制与所有独立思想为敌的思维方法没有变，xx体制任意侵犯人权的惯性没有变。也正因为如此，林昭在1964年12月的起诉书上写下的批注，今天读来仍然不失为一篇惊心动魄的大文章，这是中国式的表述，批注、点评、随想，和前苏联、东欧那些反抗xx的仁人志士从容不迫、严谨系统的思考不同，它是东方的，我从中能看到江南读书人在明末清初反抗满清南下时的那种血脉贲张，能看到清末民初光复会志士同样热血澎湃的勇气和骨头，这大概就是支撑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精神底气，林昭生当无比黑暗的 那个年代，她的反抗注定了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一点，她在这份起诉书上批注时也许就明白了，她不愿意苟且偷生，她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死去，她直接的反抗，代表的是人间没有断绝的正气，她用血写的文字，每个字都是对xx统治者永远的挑战。今天，林昭还没有过时，因为她期待的时代仍然没有降临，自由之花还没有开放，在她长眠的土地上，苦难没有成为历史，与其说林昭是过去时，不如说她是现在进行时。明天，林昭也不会过时，尽管我知道林昭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林昭之外，还有从顾准到李慎之的道路，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林昭的出现，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将只剩下屈辱，没有光荣，可以说，林昭用血书写的正是历史光荣的一面。你可以选择与林昭不同的道路，但在林昭的亡灵前面，你只能保持敬意。
傅国涌
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发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负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钳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泄：一是秘密的小册子，二是匿名的杂志文字，三是今天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找快意的谣言了。
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有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这个政府，在名义上，应该受一个政党的监督指导。但党的各级机关大都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少年党人手里，他们能贴标语，能喊口号，而不足以监督指导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党不但不能行使监督指导之权，还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最近开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代表是政府指派或圈定的。所以在事实上，这个政府是绝对的，是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的。
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
我们深信，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用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有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1929年
（《胡适文集》11集P143，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发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负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钳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泄：一是秘密的小册子，二是匿名的杂志文字，三是今天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找快意的谣言了。
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有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这个政府，在名义上，应该受一个政党的监督指导。但党的各级机关大都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少年党人手里，他们能贴标语，能喊口号，而不足以监督指导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党不但不能行使监督指导之权，还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最近开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代表是政府指派或圈定的。所以在事实上，这个政府是绝对的，是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的。
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
我们深信，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用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有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1929年
（《胡适文集》11集P143，北京大学出版社）
12/14/2006
哈佛科学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哈佛科学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章友德
教育评估并不只是中国大学正在进行的活动。所有要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国家都在进行各种各样教育评估。不少大学已通过了本科教学的优秀评估，自然值得高兴。但评估并不是改革结束，而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因为在评估中，我们发现了我们与自己目标定位的差距。
哈佛大学在对本校学士课程全面评估后，评估委员会本科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是将国际经验加入学习过程，期望哈佛学生在校期间持续修读一门外语，并在国外至少学习、研究或工作一学期；第二是加强科学教育，要求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本校人文教育的传统水准。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教育观念如果不能适应开放社会的要求，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哈佛大学对本科教学的评估后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是对开放社会的适应。理解其他国家文化，认识别人生活的世界，而且要学会从别人的眼里看美国。它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开放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仍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教学的内容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提出的拆除学校与社会的围墙的教育理念，还有待大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实践、去深化。
现代教育不仅要重视科学教育，而且要重视人文教育。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学中，重知识教育，轻技能教育；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哈佛要加强的是科学教育，特别要求全面强化数学和科学教育。因为在哈佛教育中是非常重视人文教育的，但在重视人文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轻视科学教育的倾向。
中国与美国各有自己的国情，教育、教学环境不同。哈佛历来重人文，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教育完全可以理解。一方面，我们国民的科学教育素质还有待大的提高。同时，我们更要加强人文教育。哈佛在教育评估后的反思，至少也让我们在大学中工作的行动者问一问自己：我国大学现在对学生应进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教育？
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说：“由于科学在各个领域所持有的发展前景，科学和科学思维方式所影响的人类活动范围，将远比以前宽广。”这种科学并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为人们充分认识。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社会科学教育远没有达到她应该达到的地位，特别是对普通人群的关怀的人文教育严重缺失。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能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社会发展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我们需要对学生进行更好的社会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应包括国家历史、文化等的教育。尤其在一个全球化社会中，我们更要学习如何在开放的社会中发展自己，就必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对自己国家历史发展的经验和需要总结的教训都要有深刻的认识。
虽然我国的高考制度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应试教育仍在对我国的各级教育产生严重的影响，许多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缺少社会和人文知识和内涵。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很好处理老师与同学、同学与同学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在大学中我们看到许多因为人际关系不能处理好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人文教育，应该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只要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用现代教育理念教育自己，才会有现代教育理念指导的教育实践。与社会发展对大学这一要求相比，我国的大学教育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哈佛对学生所提出的科学教育的要求，也正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方向。
章友德
教育评估并不只是中国大学正在进行的活动。所有要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国家都在进行各种各样教育评估。不少大学已通过了本科教学的优秀评估，自然值得高兴。但评估并不是改革结束，而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因为在评估中，我们发现了我们与自己目标定位的差距。
哈佛大学在对本校学士课程全面评估后，评估委员会本科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是将国际经验加入学习过程，期望哈佛学生在校期间持续修读一门外语，并在国外至少学习、研究或工作一学期；第二是加强科学教育，要求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本校人文教育的传统水准。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教育观念如果不能适应开放社会的要求，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哈佛大学对本科教学的评估后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是对开放社会的适应。理解其他国家文化，认识别人生活的世界，而且要学会从别人的眼里看美国。它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开放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仍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教学的内容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提出的拆除学校与社会的围墙的教育理念，还有待大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实践、去深化。
现代教育不仅要重视科学教育，而且要重视人文教育。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学中，重知识教育，轻技能教育；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哈佛要加强的是科学教育，特别要求全面强化数学和科学教育。因为在哈佛教育中是非常重视人文教育的，但在重视人文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轻视科学教育的倾向。
中国与美国各有自己的国情，教育、教学环境不同。哈佛历来重人文，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教育完全可以理解。一方面，我们国民的科学教育素质还有待大的提高。同时，我们更要加强人文教育。哈佛在教育评估后的反思，至少也让我们在大学中工作的行动者问一问自己：我国大学现在对学生应进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教育？
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说：“由于科学在各个领域所持有的发展前景，科学和科学思维方式所影响的人类活动范围，将远比以前宽广。”这种科学并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为人们充分认识。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社会科学教育远没有达到她应该达到的地位，特别是对普通人群的关怀的人文教育严重缺失。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能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社会发展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我们需要对学生进行更好的社会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应包括国家历史、文化等的教育。尤其在一个全球化社会中，我们更要学习如何在开放的社会中发展自己，就必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对自己国家历史发展的经验和需要总结的教训都要有深刻的认识。
虽然我国的高考制度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应试教育仍在对我国的各级教育产生严重的影响，许多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缺少社会和人文知识和内涵。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很好处理老师与同学、同学与同学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在大学中我们看到许多因为人际关系不能处理好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人文教育，应该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只要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用现代教育理念教育自己，才会有现代教育理念指导的教育实践。与社会发展对大学这一要求相比，我国的大学教育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哈佛对学生所提出的科学教育的要求，也正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方向。
12/13/2006
梁思成百年祭
梁思成百年祭
谢泳
梁思成（一九Ｏ一—一九七二）如果活著，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九五七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一九五七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梁思成本来不是那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五五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著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著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著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五二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著，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
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一九三四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著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象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谢泳
梁思成（一九Ｏ一—一九七二）如果活著，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九五七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一九五七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梁思成本来不是那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五五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著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著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著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五二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著，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
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一九三四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著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象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感恩意识的中美比较
白焰：感恩意识的中美比较
美国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也是行善募捐的时候。中国的元旦和春节同样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但缺乏行善募捐。何以如此，难道中国人没有感恩意识？感恩（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词汇。它小而言之指感激之情，大而言之指报恩之举。合而为一，感恩是把对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中国人当然有感恩意识，只是感恩意识因中美社会和文化的不同而呈不同。
一
《基督教箴言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说美国２００６年截止感恩节前的捐赠比２００５年的增加６％，总数为两千六百亿美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说，美国各收入阶层的２００６年捐赠总计将达约三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２％的总产值。该刊还说，不论是按人口比例还是按产值比例，美国的私人慈善公益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慷慨。看到这些数字，人们不禁感叹并好奇美国人为何如此给予。简单地说，美国人之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感恩意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中的克俭、诚信以及对创造财富的信仰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新教徒在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日常生活中对上帝心存感激，愿以地上的劳绩回报天上的恩宠。基督教强调于人为先的人必须于人为后，于人为后的人必须于人为先。耶稣对彼得说，想成为第一的人应是众人的最后，并服务于众人。的确，资本主义有其冷酷的一面，即不近人情；但也有其温良的一面，即合乎人情。资本主义有一个不成文的合同，即富有的人需将财富不同程度地分享给穷人。圣诞节的传统剧目之一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每年它被用来提醒人们施予比接受更快乐，乐助好施可以拯救灵魂。在美国人的宗教情怀里，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逢年过节正是他们感恩和施予的好时候。
以上并不是说感恩是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同样有感恩意识，只是来源和表现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感恩意识来自血缘亲情、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具体来说，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政权的忠，其二是对父母的孝。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在中国，只要君主仁慈，臣民便会尽忠。尽忠是为了报恩，但尽忠的多寡又是灵活的量入为出。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均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牛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均如寇仇。”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之厚薄。毋宁说，中国的人际关系依据恩德情谊而定，因而是相对的，变动的。对于恩高谊重的，滴水之恩甘当涌泉相报；对于恩浅谊轻的，唯恐回报过多因而吃亏；对于无恩无谊的，生怕欠了人情债。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子女对父母的孝是绝对的，固定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使得反抗封建的鲁迅也违心接受母亲的封建包办婚姻。儒家将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系之于家庭，浇灌于亲情。作为负面结果，其弊之一是中国人亘古的等差爱。这种爱由里向外（家人到外人）、由近及远（熟人到陌生人）地逐渐减弱，直到消失。于是乎，越外和越陌生的人就越和爱和恩没关系，甚至是当别人的生命换取了自己的重生之后。据中国媒体报道，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一名叫肖楚红的船工在湖南衡山县九观桥水库的旋涡中救下了６名游客，自己却被吞没于巨大的旋涡，丧失了生命。受到恩惠的人却转瞬无声无息地消失于茫茫人海。肖楚红遇难后的几天，获救者无人来吊唁。
二
如上所说，感恩是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美国人的报恩不囿于受恩者对施恩者的个别报答，而多是回馈他人和事业。美国人有强烈的独立精神，也有强烈的互助精神。他们的互助精神多体现在报答性质的给予（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１９世纪中期，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谈到他对美国人回报给予的印象，说他们给予的渴望不亚于索要的欲望。当清教徒们来到这片新大陆时，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建立教堂、学校、医院。当农民无法独自搭立谷仓时，邻居朋友或教堂会爽快地过来帮忙。为了表达感激，农民为帮助他的人举办宴席。大家呼朋唤友而来，心满意足而去。久而久之，报答和给予变成美国文化，感恩意识变成参与意识，参与意识变成公民意识。
中国人讲究一对一的个人酬谢，即受恩者直接回报施恩者。中国人忙于行孝尽忠，因而不过问与己无关的人或事，哪怕他们急需帮助。中国的伦理注重了两头，忽略了中间。君不见，在中国家庭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一个冷漠的社会。再回到美国，美国宗教组织及慈善机构为穷人、孤儿及流浪者们提供免费晚餐，让那些不幸的人们至少在节日里能得到一份人间的温暖。中国人可以适当捐赠，但不愿意和穷人接触或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提供晚餐和接纳住宿的地方。即便有，肯定不多。傲慢与偏见使中国人的慈善多呈居高临下式的恩赐，而不是对穷人真心实意的体贴。每每看到中国人对穷人、底层人和失意人的鄙视态度，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缺乏人间温暖。另外，中国人惯有多疑心理，习惯追究动机，认为私欲不可能带来公益，或者夹杂私念的公益是别有用心，用心不良。
美国是一个富国，有８００万百万富翁。美国富人多这一事实多少使人觉得义捐是一件易事。其实，按比例讲，年收入在两万美元的美国人所捐献的数量不是很低。当然，税和捐款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政府用税务优惠吸引人们捐款，用以造福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捐款是为了获得减税免税，因此捐款的人不是纯粹出于公利。美国的慈善事业偏向于免税多的项目如大学、博物馆、科研基金。结果，美国医疗服务和儿童教育等项目受惠不多，低收入阶层受益不大。无论如何，美国人很相信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无形的手”（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人们为满足私欲去获取价值，但是出于私心的个人行为归根结底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最近的社会调查给人以惊喜的发现。印地安那大学最近对９４５个富翁做了一个感恩意识的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没有任何税务优惠，绝大多数问卷者仍然愿意同样付出。美国银行的问卷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百万富翁和年收入二十万美元的个人仍然愿意如常给予，不管所得税和遗产税如何变化。如此看来，税和捐款的因果关系不像以前想象得那样紧密。
诚然，中国人的经济收入普遍不是很高，因而无法和美国人相比。那么中国企业家呢？他们能不能多给予些呢？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Ｒｕｐｅｒｔ Ｈｏｏｇｅｗｅｒｆ）在中国编辑发表中国慈善排名表。在他的《２００６中国慈善企业榜》里，５１家企业和基金共捐赠４１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８０００万元。海外华人机构对中国大陆的捐款接近总额的一半。其中，李嘉诚基金是最慷慨的慈善基金。不少中国人喜欢津津乐道大陆大款如何惊人地一掷千金，似乎他们的富裕和奢侈可以给自己带来面子。什么时候更多的大款能够更多地解囊（至少大幅度超过海外华人机构），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眉飞色舞地谈论他们的慷慨，而不是挥霍。
三
捐赠不仅指钱和礼物，而且指时间和劳动。除了个人家庭机构的捐钱，美国人投入很多时间于义务奉献。美国的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利益团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向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社区即居民所在区。它不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不以工作单位为支配。同样，美国有许多非赢利性质的利益团体。它们以共同利益为结盟、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利益团体，如美国退休者协会、国家步枪协会、教师联盟等。社区和利益集团添补了社会的空白，使人们得以跨血缘跨种族跨宗族的方式互相帮助、共谋利益。同时，义捐可以刺激经济。据说每捐的１美元可以为国民总收入创造１９美元，每小时义务劳动可以创造１８美元。美国每年有相当于一千五百亿美元的义务劳动小时。
如前面提到，美国人的感恩意识在本质上是对上帝的赞美和敬畏。赞美不仅是对神明的感恩，而且是对大自然的感恩。敬畏使人谦卑，哪怕是高高在上的人。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自愿放弃一年的工资（１７８９年为二万五千美元）以谢人民。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总统将当时十万美元的年薪捐给了慈善。布什总统２００５年也捐给了慈善七万五。美国的州长们和州议员们有自愿减工资，甚至不要工资的。中国人不奢望领导们自愿减工资，只希望他们少贪一些。中国有成千上万个不计个人得失的好人。但在整体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义务奉献精神的民族。之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太狭窄，而且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太缺乏。在中国，因其对资源的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恩泽子民以维护主从关系和尊卑地位。政治等级制度的稳定与延续是感恩意识从伦理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结果。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变态般地任性妄为，得到恩赐的人愿意卑躬屈膝、奴性百般。感激不再是内心情感的流露，而是国民性格的变形与扭曲。
政权的体制和报恩的行动有直接关系。如所看到，民众的感恩意识在一个政权独揽一切的国家里极其微弱。民众认为赋税是他们给予政权的最高回报，因此没有必要再参预赋税以外的其它活动。中国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府，中国人民无所适从又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依赖。无处不在的政府使人民丧失了责任心和主观能动性。中国人已经被管束得呆若木鸡，其素质和能力的下降已经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仅举创造性为例，中国人在过去的５００年里没有世界级的发明创造。换句话，政府必须留给（准确地说是还给）人民一个空间，一个足够让人民至少能够安排自己生活的空间。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具备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具备能动性和创造性。
东西方两大文明有相互学习和借签的地方，于是也许有些读者会对上面的阐述不以为然。前面提到圣经里的“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有人会相应找出中国的“先人后己”的各种名言警句，比如《战国策》里的“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中国人对中西的优劣比较常有所不服，不服时又常从中国古典里找出只言片语，声称凡外国人有的（好的东西），我们早有；凡我们有的（坏的东西），外国人先有、更有。对于前者来说，这里有一个误区，姑且称为名言即历史，即把纸面上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把理想的东西当作实际的东西。实际上，古人说过的不等于发生过，接受过，或者实行过。退一百步，即便如此，这也不等于中国人有理由不向外国人学习。对于后者，这只能说明我们用吊诡拒绝真理，别无其它。西方宗教文化里确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虚怀若谷，至少是我们有没有好奇心。知识的根源是好奇而不是怀疑（赫舍尔）。
美国犹太神学家赫舍尔（Ａｂｒａｈａｍ Ｊ Ｈｅｓｃｈｅｌ，１９０７－１９７２）认为感恩意味着感受召唤并承担任务。它是生活的获得，而不是生活的索取。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索的生命不值得一活。”赫舍尔却说：“没有奉献过的生命不值得一活。”面对伦理堕落的今天，中国除宗教外没有其它出路，因为中国已到了只有唤起神感才能保持良知的地步。感恩意识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和报答，感恩意识是做人的本质特征。最后，让我们记住赫舍尔的这句话：“人存于世是一件幸事，人活于世是一件圣事（Ｊｕｓｔ ｔｏ ｂｅ ｉｓ ａ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ｊｕｓｔ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ｓ ｈｏｌｙ）。”让我们一同为活着而感恩吧。（写于２００６年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
美国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也是行善募捐的时候。中国的元旦和春节同样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但缺乏行善募捐。何以如此，难道中国人没有感恩意识？感恩（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词汇。它小而言之指感激之情，大而言之指报恩之举。合而为一，感恩是把对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中国人当然有感恩意识，只是感恩意识因中美社会和文化的不同而呈不同。
一
《基督教箴言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说美国２００６年截止感恩节前的捐赠比２００５年的增加６％，总数为两千六百亿美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说，美国各收入阶层的２００６年捐赠总计将达约三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２％的总产值。该刊还说，不论是按人口比例还是按产值比例，美国的私人慈善公益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慷慨。看到这些数字，人们不禁感叹并好奇美国人为何如此给予。简单地说，美国人之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感恩意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中的克俭、诚信以及对创造财富的信仰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新教徒在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日常生活中对上帝心存感激，愿以地上的劳绩回报天上的恩宠。基督教强调于人为先的人必须于人为后，于人为后的人必须于人为先。耶稣对彼得说，想成为第一的人应是众人的最后，并服务于众人。的确，资本主义有其冷酷的一面，即不近人情；但也有其温良的一面，即合乎人情。资本主义有一个不成文的合同，即富有的人需将财富不同程度地分享给穷人。圣诞节的传统剧目之一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每年它被用来提醒人们施予比接受更快乐，乐助好施可以拯救灵魂。在美国人的宗教情怀里，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逢年过节正是他们感恩和施予的好时候。
以上并不是说感恩是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同样有感恩意识，只是来源和表现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感恩意识来自血缘亲情、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具体来说，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政权的忠，其二是对父母的孝。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在中国，只要君主仁慈，臣民便会尽忠。尽忠是为了报恩，但尽忠的多寡又是灵活的量入为出。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均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牛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均如寇仇。”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之厚薄。毋宁说，中国的人际关系依据恩德情谊而定，因而是相对的，变动的。对于恩高谊重的，滴水之恩甘当涌泉相报；对于恩浅谊轻的，唯恐回报过多因而吃亏；对于无恩无谊的，生怕欠了人情债。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子女对父母的孝是绝对的，固定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使得反抗封建的鲁迅也违心接受母亲的封建包办婚姻。儒家将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系之于家庭，浇灌于亲情。作为负面结果，其弊之一是中国人亘古的等差爱。这种爱由里向外（家人到外人）、由近及远（熟人到陌生人）地逐渐减弱，直到消失。于是乎，越外和越陌生的人就越和爱和恩没关系，甚至是当别人的生命换取了自己的重生之后。据中国媒体报道，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一名叫肖楚红的船工在湖南衡山县九观桥水库的旋涡中救下了６名游客，自己却被吞没于巨大的旋涡，丧失了生命。受到恩惠的人却转瞬无声无息地消失于茫茫人海。肖楚红遇难后的几天，获救者无人来吊唁。
二
如上所说，感恩是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美国人的报恩不囿于受恩者对施恩者的个别报答，而多是回馈他人和事业。美国人有强烈的独立精神，也有强烈的互助精神。他们的互助精神多体现在报答性质的给予（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１９世纪中期，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谈到他对美国人回报给予的印象，说他们给予的渴望不亚于索要的欲望。当清教徒们来到这片新大陆时，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建立教堂、学校、医院。当农民无法独自搭立谷仓时，邻居朋友或教堂会爽快地过来帮忙。为了表达感激，农民为帮助他的人举办宴席。大家呼朋唤友而来，心满意足而去。久而久之，报答和给予变成美国文化，感恩意识变成参与意识，参与意识变成公民意识。
中国人讲究一对一的个人酬谢，即受恩者直接回报施恩者。中国人忙于行孝尽忠，因而不过问与己无关的人或事，哪怕他们急需帮助。中国的伦理注重了两头，忽略了中间。君不见，在中国家庭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一个冷漠的社会。再回到美国，美国宗教组织及慈善机构为穷人、孤儿及流浪者们提供免费晚餐，让那些不幸的人们至少在节日里能得到一份人间的温暖。中国人可以适当捐赠，但不愿意和穷人接触或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提供晚餐和接纳住宿的地方。即便有，肯定不多。傲慢与偏见使中国人的慈善多呈居高临下式的恩赐，而不是对穷人真心实意的体贴。每每看到中国人对穷人、底层人和失意人的鄙视态度，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缺乏人间温暖。另外，中国人惯有多疑心理，习惯追究动机，认为私欲不可能带来公益，或者夹杂私念的公益是别有用心，用心不良。
美国是一个富国，有８００万百万富翁。美国富人多这一事实多少使人觉得义捐是一件易事。其实，按比例讲，年收入在两万美元的美国人所捐献的数量不是很低。当然，税和捐款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政府用税务优惠吸引人们捐款，用以造福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捐款是为了获得减税免税，因此捐款的人不是纯粹出于公利。美国的慈善事业偏向于免税多的项目如大学、博物馆、科研基金。结果，美国医疗服务和儿童教育等项目受惠不多，低收入阶层受益不大。无论如何，美国人很相信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无形的手”（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人们为满足私欲去获取价值，但是出于私心的个人行为归根结底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最近的社会调查给人以惊喜的发现。印地安那大学最近对９４５个富翁做了一个感恩意识的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没有任何税务优惠，绝大多数问卷者仍然愿意同样付出。美国银行的问卷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百万富翁和年收入二十万美元的个人仍然愿意如常给予，不管所得税和遗产税如何变化。如此看来，税和捐款的因果关系不像以前想象得那样紧密。
诚然，中国人的经济收入普遍不是很高，因而无法和美国人相比。那么中国企业家呢？他们能不能多给予些呢？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Ｒｕｐｅｒｔ Ｈｏｏｇｅｗｅｒｆ）在中国编辑发表中国慈善排名表。在他的《２００６中国慈善企业榜》里，５１家企业和基金共捐赠４１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８０００万元。海外华人机构对中国大陆的捐款接近总额的一半。其中，李嘉诚基金是最慷慨的慈善基金。不少中国人喜欢津津乐道大陆大款如何惊人地一掷千金，似乎他们的富裕和奢侈可以给自己带来面子。什么时候更多的大款能够更多地解囊（至少大幅度超过海外华人机构），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眉飞色舞地谈论他们的慷慨，而不是挥霍。
三
捐赠不仅指钱和礼物，而且指时间和劳动。除了个人家庭机构的捐钱，美国人投入很多时间于义务奉献。美国的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利益团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向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社区即居民所在区。它不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不以工作单位为支配。同样，美国有许多非赢利性质的利益团体。它们以共同利益为结盟、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利益团体，如美国退休者协会、国家步枪协会、教师联盟等。社区和利益集团添补了社会的空白，使人们得以跨血缘跨种族跨宗族的方式互相帮助、共谋利益。同时，义捐可以刺激经济。据说每捐的１美元可以为国民总收入创造１９美元，每小时义务劳动可以创造１８美元。美国每年有相当于一千五百亿美元的义务劳动小时。
如前面提到，美国人的感恩意识在本质上是对上帝的赞美和敬畏。赞美不仅是对神明的感恩，而且是对大自然的感恩。敬畏使人谦卑，哪怕是高高在上的人。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自愿放弃一年的工资（１７８９年为二万五千美元）以谢人民。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总统将当时十万美元的年薪捐给了慈善。布什总统２００５年也捐给了慈善七万五。美国的州长们和州议员们有自愿减工资，甚至不要工资的。中国人不奢望领导们自愿减工资，只希望他们少贪一些。中国有成千上万个不计个人得失的好人。但在整体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义务奉献精神的民族。之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太狭窄，而且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太缺乏。在中国，因其对资源的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恩泽子民以维护主从关系和尊卑地位。政治等级制度的稳定与延续是感恩意识从伦理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结果。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变态般地任性妄为，得到恩赐的人愿意卑躬屈膝、奴性百般。感激不再是内心情感的流露，而是国民性格的变形与扭曲。
政权的体制和报恩的行动有直接关系。如所看到，民众的感恩意识在一个政权独揽一切的国家里极其微弱。民众认为赋税是他们给予政权的最高回报，因此没有必要再参预赋税以外的其它活动。中国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府，中国人民无所适从又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依赖。无处不在的政府使人民丧失了责任心和主观能动性。中国人已经被管束得呆若木鸡，其素质和能力的下降已经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仅举创造性为例，中国人在过去的５００年里没有世界级的发明创造。换句话，政府必须留给（准确地说是还给）人民一个空间，一个足够让人民至少能够安排自己生活的空间。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具备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具备能动性和创造性。
东西方两大文明有相互学习和借签的地方，于是也许有些读者会对上面的阐述不以为然。前面提到圣经里的“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有人会相应找出中国的“先人后己”的各种名言警句，比如《战国策》里的“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中国人对中西的优劣比较常有所不服，不服时又常从中国古典里找出只言片语，声称凡外国人有的（好的东西），我们早有；凡我们有的（坏的东西），外国人先有、更有。对于前者来说，这里有一个误区，姑且称为名言即历史，即把纸面上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把理想的东西当作实际的东西。实际上，古人说过的不等于发生过，接受过，或者实行过。退一百步，即便如此，这也不等于中国人有理由不向外国人学习。对于后者，这只能说明我们用吊诡拒绝真理，别无其它。西方宗教文化里确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虚怀若谷，至少是我们有没有好奇心。知识的根源是好奇而不是怀疑（赫舍尔）。
美国犹太神学家赫舍尔（Ａｂｒａｈａｍ Ｊ Ｈｅｓｃｈｅｌ，１９０７－１９７２）认为感恩意味着感受召唤并承担任务。它是生活的获得，而不是生活的索取。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索的生命不值得一活。”赫舍尔却说：“没有奉献过的生命不值得一活。”面对伦理堕落的今天，中国除宗教外没有其它出路，因为中国已到了只有唤起神感才能保持良知的地步。感恩意识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和报答，感恩意识是做人的本质特征。最后，让我们记住赫舍尔的这句话：“人存于世是一件幸事，人活于世是一件圣事（Ｊｕｓｔ ｔｏ ｂｅ ｉｓ ａ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ｊｕｓｔ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ｓ ｈｏｌｙ）。”让我们一同为活着而感恩吧。（写于２００６年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
“博士之父”王云五
他是一位传奇式的文化英雄，小时侯却因家庭经济拮据，断断续续读了不到五年的书。这位奇人，他的学历栏上添的是“识字”二字。就是这位识字的老人，却主持中国文化的重镇——商务图书馆长达四十年，期间并主持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重镇——东方图书馆。在此期间，他主持出版了适应时代的大量教科书、工具书，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整理出版了有价值的古籍，并推出了《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丛书集成》等大型文库。他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经他之手指导的博士、硕士不下百人，有“博士之父”之称。一代文化巨人胡适、朱经农都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不仅如此，这位“识字”的老人，还给渴望识字的同胞主编了《王云五大字典》；鉴于自学的艰辛，他还研究、倡导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为自学的人打开了通往成功之路的一扇门；有感于中文查字典的费时，他耗费了两三年的时光，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他流给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东西很多，包括一百多本著作，仅政治思想史和教育思想的论著就超过二百万字……，这些文字至今还显耀思想、智慧的光芒。他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就是一本可以大书特书的书。他，就是20世纪上半叶每个中国读书人都家喻户晓文化大师——王云五。
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读书人，在没有师长指导的情况下，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以便自己学有进步，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许多人苦于自学不得法，学习了多年成效不大，于是灰心丧气，再也不想学、不愿学了。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从学问上、方法上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导，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有久旱逢甘雨的感觉，信心倍增，一定会对指导之人心存感激。目前图书市场上，谈自学的书也不能算少。但这类书籍一部分是大而化之，缺乏具体的方法步骤，指导意义不大；还有一类撰书之人，其本身分量不够，说出来的话别人难以置信。所以这些年来，真正能够正确指导读书、求学的好书是不多的。现在云五老人的哲嗣王学哲先生所编的《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一书终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对读书人来说真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本书里云五老人没有讲多少深奥的大道理，没有居高临下，而是像一个慈祥的老祖父对自己的孙子那样娓娓道来，把自己一生求学、治学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青年读者。一开始阅读就让人有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云五老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从他的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出。他说自己很像一头牛，因为牛是不求美食、不择安身之地，他也正是如此。在工作方面，牛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云五老人一天至少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经常这样来打比喻：假如每天比别人多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么以自己七十岁而论，则相当于别人九十岁。云五老人去世时是九十二岁，这样说来，他一生至少想当于一般人的一百二十岁了。实际上，云五老人每天工作时间何止比一般人多三分之一？这样算来，云五老人的一生恐怕相当于闲人的一百四十岁了。他经常提到一个人要有“野蛮人的身体”和“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意谓可以更好、更有精力、更长时间的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文明人的头脑”意指不仅要能够继承文化，还要能够创造新的文化。在求学方面，云五老人在《漫谈读书》《我怎样自修》《读书十四法》《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读书与求学》《科学方法与学习》等文章中介绍了许多具有实用和指导意义的学习方法，读来使人如有醍醐贯顶之感！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法须特别注意。
首先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一个人自学和求学最关键的一点。他说：“以人类好奇之性出自天然，本应是没有不喜欢读书的，只是由于开始读书之不得其法，由自动而变为强迫，于是原有的兴趣大减，甚且因兴趣日减而生厌”。他认为小学是求知的最初阶段，如果小学能养成读书的兴趣，则将来可以继续下去。他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小学老师。但如果云五老人活到现在，不知他是否作此想！
要集中某个专题来读书。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做，这是培养兴趣的最好方法。当然专题有深有浅，小学生有小学生研究的专题，大学生有大学生研究的专题。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这和我在其它报刊、书籍上看到的美国高年级的小学生动不动就写一二十页的论文真有异曲同工。
经常要利用字典和词典。云五老人在自修的时候，对于某些字词稍有怀疑，必不肯放过，一定要把音、意、词义搞清楚才算完事。这样一开始好像有点慢，但实际上是稳进。越到后来越快。我也是这两年才找到这个方法，感觉收获极大。
多做卡片。云五老人一生至少制作、整理了不少于十万张的卡片，这是一个巨大的“百科全书”。如果研究、写作需要这些资料，十分钟之内，就可以集中在案头。可惜的是，在社会巨变时刻，这些卡片连同数万册藏书都不知沦落到那里去了！
云五老人的治学方法当然远不止这几个，在这本书里，还有更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五老人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做人做事。我感觉到，云五老人的伟大并不仅仅在治学上，他做人做事也是我们的楷模。
新疆独山子二中 833600
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读书人，在没有师长指导的情况下，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以便自己学有进步，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许多人苦于自学不得法，学习了多年成效不大，于是灰心丧气，再也不想学、不愿学了。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从学问上、方法上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导，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有久旱逢甘雨的感觉，信心倍增，一定会对指导之人心存感激。目前图书市场上，谈自学的书也不能算少。但这类书籍一部分是大而化之，缺乏具体的方法步骤，指导意义不大；还有一类撰书之人，其本身分量不够，说出来的话别人难以置信。所以这些年来，真正能够正确指导读书、求学的好书是不多的。现在云五老人的哲嗣王学哲先生所编的《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一书终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对读书人来说真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本书里云五老人没有讲多少深奥的大道理，没有居高临下，而是像一个慈祥的老祖父对自己的孙子那样娓娓道来，把自己一生求学、治学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青年读者。一开始阅读就让人有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云五老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从他的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出。他说自己很像一头牛，因为牛是不求美食、不择安身之地，他也正是如此。在工作方面，牛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云五老人一天至少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经常这样来打比喻：假如每天比别人多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么以自己七十岁而论，则相当于别人九十岁。云五老人去世时是九十二岁，这样说来，他一生至少想当于一般人的一百二十岁了。实际上，云五老人每天工作时间何止比一般人多三分之一？这样算来，云五老人的一生恐怕相当于闲人的一百四十岁了。他经常提到一个人要有“野蛮人的身体”和“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意谓可以更好、更有精力、更长时间的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文明人的头脑”意指不仅要能够继承文化，还要能够创造新的文化。在求学方面，云五老人在《漫谈读书》《我怎样自修》《读书十四法》《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读书与求学》《科学方法与学习》等文章中介绍了许多具有实用和指导意义的学习方法，读来使人如有醍醐贯顶之感！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法须特别注意。
首先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一个人自学和求学最关键的一点。他说：“以人类好奇之性出自天然，本应是没有不喜欢读书的，只是由于开始读书之不得其法，由自动而变为强迫，于是原有的兴趣大减，甚且因兴趣日减而生厌”。他认为小学是求知的最初阶段，如果小学能养成读书的兴趣，则将来可以继续下去。他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小学老师。但如果云五老人活到现在，不知他是否作此想！
要集中某个专题来读书。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做，这是培养兴趣的最好方法。当然专题有深有浅，小学生有小学生研究的专题，大学生有大学生研究的专题。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这和我在其它报刊、书籍上看到的美国高年级的小学生动不动就写一二十页的论文真有异曲同工。
经常要利用字典和词典。云五老人在自修的时候，对于某些字词稍有怀疑，必不肯放过，一定要把音、意、词义搞清楚才算完事。这样一开始好像有点慢，但实际上是稳进。越到后来越快。我也是这两年才找到这个方法，感觉收获极大。
多做卡片。云五老人一生至少制作、整理了不少于十万张的卡片，这是一个巨大的“百科全书”。如果研究、写作需要这些资料，十分钟之内，就可以集中在案头。可惜的是，在社会巨变时刻，这些卡片连同数万册藏书都不知沦落到那里去了！
云五老人的治学方法当然远不止这几个，在这本书里，还有更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五老人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做人做事。我感觉到，云五老人的伟大并不仅仅在治学上，他做人做事也是我们的楷模。
新疆独山子二中 833600
中国知识分子的狂热
文/ 龙应台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
“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之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执，表达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像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
“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之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执，表达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像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 顾思齐
2004年，继“钱穆热”之后，中国读书界兴起了“余英时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该书为余英时最新著作，与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同时发行。诚如顾思齐先生所言：“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刚刚托朋友在香港买回台湾版《重寻胡适历程》，才发现广西师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已推出了大陆版。没买台湾版的人有福了。而我也并不太懊悔，毕竟，胡适加上余英时，是我不能错过的书。
胡适生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世纪的时代，风云际会四十年，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天辟地创立典范，在思想文化领域指点江山转移风气，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方面坚守自由主义，这三个层面的贡献，并世皆无人能出其右。如余英时所言：“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已不复胡适的时势，也难成胡适的事业。尽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因此，在我看来，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辈当焚馨以拜读之。
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唐德刚、余英时两家。唐氏五十年代亲炙胡适的身教，其《胡适杂忆》文字生猛，议论跳脱，刻画胡适的精神风貌最为生动；余氏则辨析绵密，知人论世，尤以学术思想上的识力取胜。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余英时的论胡之作，过去曾结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这部《重寻胡适历史》实为增补新编，而以新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冠首。余氏指出：“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已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胡适的日记万象包罗，而余英时的文章也鱼龙曼衍，洋洋十万言，篇幅竟超过全书之半。此文以胡适日记为中心史料，对胡适生平各个阶段分别写出个人心得，其中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哲学素养、早年与毛泽东的交往、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抗战时对日的和战策略、取代蒋介石、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等问题，多有自出机杼的新收获。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此外，余氏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钩沉出胡适与原来的杜威秘书、以后的杜威夫人RobertaLowitz之间一段短暂情缘，也是很有趣味的发现。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但他守父母之命，与发妻江冬秀始终不离不弃，又完全符合“旧道德”，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遂成民国的著名佳话。不过，在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沈卫威综合知情人的回忆，指出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海外的周质平根据胡适佚简，发掘出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恋爱；韩石山甚至认为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如今，余英时又为胡适的情人榜增添一笔，我们对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凡夫俗子的一面又有了更多认知。
书中其他各篇在大陆多系初刊，但其实已是旧作。其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在近代思想学术史的背景中检讨胡适的贡献及地位，高屋建瓴而切中肯綮，已是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学术史研究，可谓既容易又困难的工作。对于传统学问登堂入室者而言，论学术史是杀鸡用牛刀，所以容易；而对于传统学问未窥堂奥者而言，则论学术史也就难得要领，所以困难。近世以降治学术史知名者，从梁启超、钱穆到余英时，自身都是古典学问的大家，故他们以专业之余事而论人论学，就能以深就浅，左右逢源；相反，大陆今之治学术史者，多由近现代史或文学史专业转入，对古典学问有似叶公好龙，缺乏真正的研究能力及体验，故其学术史论说往往终隔一层，很容易见骆驼则曰马背肿，看似引证繁密，实则方枘圆凿。现在有余英时珠玉在前，我们就更增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观感了。
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
跟胡适一样，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但此书所收《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篇，其实就是为胡适百年诞辰而作的时论，在全书中是篇幅最短，分量却极重。此文拈出胡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言论，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重估其历史意义：“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是为胡适招魂，为自由主义招魂，这也是关于胡适政治思想最有光彩的评论。
余英时的业师钱穆跟胡适一派在学术上颇有抵牾，故书中的早期篇章，似受钱穆影响稍多，对胡适在总体上虽极推重，在局部上仍有苛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则可视为余氏的晚年定论，而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试举一例：关于胡适的西方哲学素养，《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有谓：“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虽是为胡适辩护，实际上褒中含贬；而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评价则有了微妙的修正：“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原题《犹记风吹水上麟》，大陆增补版改名《钱穆与中国文化》，可惜字句改窜不少。《重寻胡适历程》引进及时，而且仅有非常有限的删改，实属难能；因为出版在后，《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还多出一篇有重要补正的后记，反较台湾版更为完备。可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依然无法在大陆面世，一般读者只有在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附录里略窥梗概了。
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著，分别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著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著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刚刚托朋友在香港买回台湾版《重寻胡适历程》，才发现广西师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已推出了大陆版。没买台湾版的人有福了。而我也并不太懊悔，毕竟，胡适加上余英时，是我不能错过的书。
胡适生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世纪的时代，风云际会四十年，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天辟地创立典范，在思想文化领域指点江山转移风气，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方面坚守自由主义，这三个层面的贡献，并世皆无人能出其右。如余英时所言：“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已不复胡适的时势，也难成胡适的事业。尽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因此，在我看来，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辈当焚馨以拜读之。
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唐德刚、余英时两家。唐氏五十年代亲炙胡适的身教，其《胡适杂忆》文字生猛，议论跳脱，刻画胡适的精神风貌最为生动；余氏则辨析绵密，知人论世，尤以学术思想上的识力取胜。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余英时的论胡之作，过去曾结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这部《重寻胡适历史》实为增补新编，而以新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冠首。余氏指出：“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已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胡适的日记万象包罗，而余英时的文章也鱼龙曼衍，洋洋十万言，篇幅竟超过全书之半。此文以胡适日记为中心史料，对胡适生平各个阶段分别写出个人心得，其中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哲学素养、早年与毛泽东的交往、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抗战时对日的和战策略、取代蒋介石、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等问题，多有自出机杼的新收获。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此外，余氏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钩沉出胡适与原来的杜威秘书、以后的杜威夫人RobertaLowitz之间一段短暂情缘，也是很有趣味的发现。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但他守父母之命，与发妻江冬秀始终不离不弃，又完全符合“旧道德”，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遂成民国的著名佳话。不过，在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沈卫威综合知情人的回忆，指出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海外的周质平根据胡适佚简，发掘出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恋爱；韩石山甚至认为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如今，余英时又为胡适的情人榜增添一笔，我们对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凡夫俗子的一面又有了更多认知。
书中其他各篇在大陆多系初刊，但其实已是旧作。其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在近代思想学术史的背景中检讨胡适的贡献及地位，高屋建瓴而切中肯綮，已是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学术史研究，可谓既容易又困难的工作。对于传统学问登堂入室者而言，论学术史是杀鸡用牛刀，所以容易；而对于传统学问未窥堂奥者而言，则论学术史也就难得要领，所以困难。近世以降治学术史知名者，从梁启超、钱穆到余英时，自身都是古典学问的大家，故他们以专业之余事而论人论学，就能以深就浅，左右逢源；相反，大陆今之治学术史者，多由近现代史或文学史专业转入，对古典学问有似叶公好龙，缺乏真正的研究能力及体验，故其学术史论说往往终隔一层，很容易见骆驼则曰马背肿，看似引证繁密，实则方枘圆凿。现在有余英时珠玉在前，我们就更增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观感了。
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
跟胡适一样，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但此书所收《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篇，其实就是为胡适百年诞辰而作的时论，在全书中是篇幅最短，分量却极重。此文拈出胡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言论，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重估其历史意义：“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是为胡适招魂，为自由主义招魂，这也是关于胡适政治思想最有光彩的评论。
余英时的业师钱穆跟胡适一派在学术上颇有抵牾，故书中的早期篇章，似受钱穆影响稍多，对胡适在总体上虽极推重，在局部上仍有苛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则可视为余氏的晚年定论，而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试举一例：关于胡适的西方哲学素养，《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有谓：“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虽是为胡适辩护，实际上褒中含贬；而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评价则有了微妙的修正：“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原题《犹记风吹水上麟》，大陆增补版改名《钱穆与中国文化》，可惜字句改窜不少。《重寻胡适历程》引进及时，而且仅有非常有限的删改，实属难能；因为出版在后，《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还多出一篇有重要补正的后记，反较台湾版更为完备。可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依然无法在大陆面世，一般读者只有在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附录里略窥梗概了。
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著，分别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著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著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潦倒穷汉与美国宪法
潦倒穷汉与美国宪法
陈伟
根据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可是，世人皆知，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请律师出庭辩护，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此后一百余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对于穷得揭不开锅的穷苦被告来说，这条法律只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古往今来，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无情践踏，穷人的呐喊总是那么微弱无力，冠冕堂皇的法律总是沦为一纸空文。
信不信由你，如今在美国，穷人因刑事犯罪在法院打官司时，根本用不着操心天文数字的律师费。一旦惹上了刑事官司的麻烦，贫穷被告只需在法院填写一张专门的表格，说明本人那点儿微薄收入仅供糊口，根本雇不起律师就行了。对簿公堂之时，自有法庭委派的辩护律师免费侍候。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与一位狱中案犯上书最高法院为自个儿喊冤叫屈的案例密切相关。在此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站在贫穷被告立场上，无中生有，越俎代庖，从宽解释宪法条款，使美国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从此享有了“免费律师权”。
这个宪法大案的当事人名叫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潦倒穷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美国实行中小学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吉迪恩的学历为八年级）。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盗窃而被捕，被控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了一些硬币和罐装饮料。吉迪恩一贫如洗，根本雇不起律师。庭审时，他要求州法院免费提供一位律师，遭到法官拒绝。
吉迪恩只好班门弄斧，鼓起勇气，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可是，他毕竟没受过正规法律教育和律师训练，既不懂法庭的诉讼程序，也听不明白检察官和法官嘴里蹦出的一连串法律术语，更不知道如何依照法律法规，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团成员。虽然他坚称自己无罪，却颠三倒四地说不清楚案情，根本就没辩护到点子上去，结果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因为没有律师，吉迪恩连上诉法院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出了法庭就进了大狱。可是，此公是那种脾气像倔驴一样的汉子，死活也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服刑期间，他利用狱中的图书馆，没日没夜地刻苦自学法律。一番恶补之后，吉迪恩鼓起勇气，用铅笔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现炒现卖，利用刚学会没几天的美国宪法术语，为自己的案子鸣冤叫屈。
吉迪恩声称，他因贫困而被州法院无理剥夺了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律师辩护权。此外，依照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因此，佛罗里达州法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判决是不公正的。
别看文化水平不咋地，吉迪恩的申诉书写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并未向大法官解释案情中的事实问题，啰哩啰嗦，本末倒置，而是紧紧抓住涉及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法律问题不放，使申诉书一下子具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特有分量，特上档次。最高法院大法官审阅了这个法律门外汉的申诉后，决定正式立案审理。此案史称“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1963），倒霉的温赖特当时是佛罗里达州监狱长。
美国宪法的正文和修正案极为简洁，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贫困阶层可以拥有“免费律师权”的任何微言大义。然而，1963年3月，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决，贫困阶层的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布莱克大法官（Hugo Black,1937 ─1971任职）在判决书中指出：“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制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被告，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1〕
最高法院裁决公布后，监狱中欢声雷动。吉迪恩遂出狱，重新受审。这回由法庭指定了免费辩护律师，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此案一出，全美各地监狱里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同样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后来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狱中犯人仰慕的英雄好汉。
1966年，在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各级联邦和州法院应当为穷人免费提供司法援助。美国警察在抓获嫌犯后，必须高声宣读“米兰达警告”中的第四条，即如果犯罪被告人请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的规定，就是源于1963年对吉迪恩案的判决。
吉迪恩这个无权无势、文化不高、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大胆上诉最高法院，挑战刑事审判程序的故事，在全美各地引起了很大震撼。颇有商业眼光的出版商迅速推出由《时代》周刊常驻最高法院记者刘易斯撰写、详尽报道整个案情的纪实性著作《吉迪恩的号角》，出版后大获成功。好莱坞也不甘落后，凑热闹拍摄了一部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故事片，由著名影星亨利·方达出演吉迪恩一角，使吉迪恩其人其事名声大噪。
1972年吉迪恩病逝后，美国民权组织出资捐赠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为这位在美国宪政史上留下独特痕迹的小人物树碑立传。碑文摘自吉迪恩《赤贫人申诉书》中的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I believe that each era finds a improvement in law）〔2〕。此语虽然平淡无华，而且还有明显的语法错误 （以元音打头的英语单词improvement之前，不定冠词应当用an），但却体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宪政原则：法律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改善，才能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吉迪恩案提醒人们，即使在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神圣权利也不是自动兑现的。宪政法治的实现，并非把冠冕堂皇的高尚字眼儿和高级法原则载入宪法，便可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在穷人律师权问题上，案犯吉迪恩大胆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与时俱进，对宪法条款予以全新解释，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调整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扩大了对贫穷被告宪法权利的保护范围。
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少数有权有势的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历史。历史显示，当剥削和压迫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小民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其中受害最深、走投无路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则成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沦为少数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形成了一种革命产生暴君，暴君施行暴政，暴政制造暴民，暴民引发革命的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穷人在司法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贫困阶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合法利益将永远无法得到良好保障。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忽视保护贫困阶层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片面强调以恶制恶、以黑对黑、从重从快，则法庭和监狱将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社会中，中产阶级虽然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和宪政法治的维护者，但却兼有目光短浅和唯利是图的双重性。在相当程度上受中产阶级选票影响的各级立法部门中的议员们，同样不可能超尘拔俗，特立独行，制定和通过维护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权益的法案。可是，由于美国宪政体制中独特的司法审查制度，非民选和终身制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超级立法院”，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关注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治久安，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维护民主社会中那些根本没有发言机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计子孙后代之利，赢千秋万世之名！
感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关注弱势群体权益之余，人们可能注意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当粗通文墨、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吉迪恩挺身捍卫自身权利之时，手中挥舞的锐利武器是美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
由此想到，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书中，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希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美国宪法是美国社会某一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群体）的工具还是所有阶级的工具？”〔3〕这个问题既启人深思，又令人困惑。
正统的法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律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其实质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工农大众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干脆就是冠冕堂皇、徒有虚名的骗人把戏。一旦“看透”法律，继续钻研这门学问，自然会有误入歧途、兴味索然之感。马克思本是法律专业出身，但是，他超越法律，另辟蹊径，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经济、哲学、历史、人类学等领域，倾注毕生之精力，写作了经济学巨著《资本论》。
很多人注意到，半数以上的美国制宪先贤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可是，这帮“法律专家”对政治领域中的分权制衡极为热衷，对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却熟视无睹。与此针锋相对，马克思独具慧眼，高度重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经济领域中权力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从而把法律上的平等观念扩展到经济领域。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产权被视为基本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法律披上了维系正义的外衣，但却从根本上起到了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深信，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一种虚假的、形式上的公正和平等；只有在经济领域彻底摧毁私有制度，以国家机器集权专政的铁腕实施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彻底解放。
问题的难度在于，在凭借“枪杆子”建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由于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制造了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公有财产管理权的个别公仆，实质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人，滥用权力，化公为私，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在名义上拥有公有财产的人民，却沦为只能听从安排和分配的仆人，地位卑微，饱受欺凌，忍气吞声，噤若寒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调侃说：美式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苏式社会主义把这个弊病颠倒了个儿，结果还是“人剥削人”。不同之处在于，美式资本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经济财富，苏式社会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政治特权。
历史证明，执政者一旦掌握了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就掌握了全部社会资源和财产分配权，同时还拥有在政治上控制民众思想的舆论工具，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单纯的经济特权。经历了二十世纪极右和极左两种专制暴政造成的空前浩劫之后，世人终于认识到，无论旗号如何冠冕堂皇，无论目标如何崇高神圣，无论领袖如何英明伟大，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言论和出版自由必须受到保障，私有财产权和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回首往事，美国制宪先贤并非好高骛远、书斋空谈的知识分子，而是有权有势、有钱有闲的政界和财界精英，是现存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草创而成的1787年宪法，其核心是以分权制衡而非直接民主的形式，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独占权力，垄断决策；在杜绝个人专断的同时，又注意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以此有效地保障有产阶级的财产权。
在宪法文献《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当谈及制宪目的时，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人类创造财产的能力是财产权利的源泉，这种能力的高低悬殊，实际上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障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4〕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美国史学大家比尔德以确凿的文献和史料，对制宪者的经济动机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解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宪法主要是一部经济文献。”〔5〕
尽管如此，1787年美国宪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超然特征。这部法律文献用语宽泛，措辞简洁，既可以为富有阶层的经济利益服务，同时也给小业主和中等收入的工人、农民提供了足够多的施舍，从而为自身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非单纯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党派群体的独家私利。就私有财产权而言，如今中国知识界某些学者鼓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从未作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或“基本人权”而载入美国宪法。时至今日，美国宪法中仍然没有专门的“私有财产条款”，远远不如中国宪法“与时俱进”。
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在《论立法部门》一文中，美国制宪先贤富兰克林指出：“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6〕换言之，尽管保护私有财产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目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财产权至高无上，神圣无比，可以肆无忌惮地超越人类的自然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之上。
在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中，当列举“天赋人权”时，起草者杰弗逊特立独行，把英国宪政大师洛克提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经典性表述，“擅自篡改”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据美国学者、1993年普利策历史学著作奖得主韦尔斯考证，杰弗逊的这个“篡改”并非心血来潮或一时冲动。1789年7月，杰弗逊曾向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拉法耶特将军建议，把“财产”从“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取消〔7〕。早在1785年，杰弗逊在与麦迪逊的通信中强调：“毫无疑问，财产法已经过分扩张，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8〕当年的法国革命领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人权宣言》后来略经修改，成为1793年法国宪法的序言，但果然删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
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指出：“在《独立宣言》的开头，杰弗逊将人们熟知的洛克的三要素中的‘财产’改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改动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无限定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发展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不受政府阻挠地实现个人的成就将成为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在自由的襁褓中诞生的美国同时也藏匿着一个快速增长的奴隶群体，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开国领袖们那种将自由宣示为普遍的天赋人权的豪言壮语是极不真实的”〔9〕。
回顾美国宪政史，对于饱经苦难的广大黑奴而言，“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非“天赋人权”，而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失败、痛苦之后，艰难赢得的“人赋人权”。财产权虽然缺乏“天赋人权”的特殊资格，但是，它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始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立宪建国以来，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美国最高法院扮演了私有财产权“守护神”的角色，将财产权置于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之上。自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财产权在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含义才逐渐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政府各个部门对公民“天赋人权”的保护不断扩展，对经济领域中财产权的限制和侵犯日益增加，从立法限制垄断、设立联邦储备银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法定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一直到累进收入税、巨额遗产税、房地产税、股票所得税、照顾少数族裔权益的“肯定性行动”法规，等等，其基本趋势是更多地包含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公正平等、树立正义、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公正价值。与法院对私有财产权的诸多限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却有绝对化的趋势，吉迪恩案所创立的免费律师权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府官员必须公布自己和配偶的私有财产，以便新闻媒体和广大民众监督制约。无论小布什总统还是微软公司老板盖茨，其在银行存款中赚得的全部利息收入，必须依法纳入其年度收入的总额，统一交纳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的重税。而一个低收入贫困家庭存款所得利息，在纳入其年度总收入后，很可能连一分钱税金都不用交。在很多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同样可以体现出公正和平等价值，并非一味维护资本家或当权者的经济特权。想当年，胡适先生告诫年轻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此语至今振聋发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有产者勤奋工作，创业有成，为富而仁，造福社会。而相当多的无产者却游手好闲，吸毒犯罪，常年依赖福利救济糊口，沦为“腐而不朽”的寄生阶层，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泥坑中难以自拔。代表蓝领工人阶级利益的美国工会毫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尚觉悟，坚决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美国经济“全球化”，力主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附加人权条件。相比之下，全世界有产者却以世贸组织、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卓有成效地联合起来。跨国垄断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财团，如今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和强大后盾。
王希教授认为，美国制宪先贤的立宪理念与开国文献《独立宣言》的理想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既然宪法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10〕。在联邦宪法的旗帜下，黑奴、妇女、劳工、穷汉、示威者、同性恋者、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卓有成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宪法权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历史性成果。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美国宪法内容简洁，措辞超然，成为对国家机构和普通公民、亿万富翁和升斗小民皆具约束力的政治契约，是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权力斗争、利益分配转变为公共责任和程序性政治活动的通用工具。尽管如此，在具体的民主政治运作中，公平正义并非拱手送人的免费午餐，不可能自动降临到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身上。但是，以司法审查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美国宪政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争取公正平等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吉迪恩这位贫困潦倒的穷汉，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为自己宪法权益奋斗不懈，在美国宪政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独特痕迹。
美国宪法是人类政治智慧的产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自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完美无缺。绝对公正平等的理想国，只是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尽管如此，二百余年来，美国宪法仍然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奇的超然特征，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应变能力，实现了宪法序言中“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的承诺。
注释：
〔1〕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344 （1963）
〔2〕Anthony Lewis, Gideon＇s Trump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p.78.
〔3〕〔10〕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4〕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Federalist, edited by Jocob E. Cook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58.
〔5〕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324.
〔6〕Albert H. Smyth ed.,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7, vol.10, p.59.
〔7〕Garry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pp.229～230.
〔8〕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vol. 8, p.682.
〔9〕（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 《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46页。
陈伟
根据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可是，世人皆知，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请律师出庭辩护，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此后一百余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对于穷得揭不开锅的穷苦被告来说，这条法律只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古往今来，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无情践踏，穷人的呐喊总是那么微弱无力，冠冕堂皇的法律总是沦为一纸空文。
信不信由你，如今在美国，穷人因刑事犯罪在法院打官司时，根本用不着操心天文数字的律师费。一旦惹上了刑事官司的麻烦，贫穷被告只需在法院填写一张专门的表格，说明本人那点儿微薄收入仅供糊口，根本雇不起律师就行了。对簿公堂之时，自有法庭委派的辩护律师免费侍候。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与一位狱中案犯上书最高法院为自个儿喊冤叫屈的案例密切相关。在此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站在贫穷被告立场上，无中生有，越俎代庖，从宽解释宪法条款，使美国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从此享有了“免费律师权”。
这个宪法大案的当事人名叫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潦倒穷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美国实行中小学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吉迪恩的学历为八年级）。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盗窃而被捕，被控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了一些硬币和罐装饮料。吉迪恩一贫如洗，根本雇不起律师。庭审时，他要求州法院免费提供一位律师，遭到法官拒绝。
吉迪恩只好班门弄斧，鼓起勇气，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可是，他毕竟没受过正规法律教育和律师训练，既不懂法庭的诉讼程序，也听不明白检察官和法官嘴里蹦出的一连串法律术语，更不知道如何依照法律法规，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团成员。虽然他坚称自己无罪，却颠三倒四地说不清楚案情，根本就没辩护到点子上去，结果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因为没有律师，吉迪恩连上诉法院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出了法庭就进了大狱。可是，此公是那种脾气像倔驴一样的汉子，死活也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服刑期间，他利用狱中的图书馆，没日没夜地刻苦自学法律。一番恶补之后，吉迪恩鼓起勇气，用铅笔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现炒现卖，利用刚学会没几天的美国宪法术语，为自己的案子鸣冤叫屈。
吉迪恩声称，他因贫困而被州法院无理剥夺了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律师辩护权。此外，依照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因此，佛罗里达州法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判决是不公正的。
别看文化水平不咋地，吉迪恩的申诉书写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并未向大法官解释案情中的事实问题，啰哩啰嗦，本末倒置，而是紧紧抓住涉及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法律问题不放，使申诉书一下子具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特有分量，特上档次。最高法院大法官审阅了这个法律门外汉的申诉后，决定正式立案审理。此案史称“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1963），倒霉的温赖特当时是佛罗里达州监狱长。
美国宪法的正文和修正案极为简洁，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贫困阶层可以拥有“免费律师权”的任何微言大义。然而，1963年3月，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决，贫困阶层的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布莱克大法官（Hugo Black,1937 ─1971任职）在判决书中指出：“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制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被告，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1〕
最高法院裁决公布后，监狱中欢声雷动。吉迪恩遂出狱，重新受审。这回由法庭指定了免费辩护律师，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此案一出，全美各地监狱里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同样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后来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狱中犯人仰慕的英雄好汉。
1966年，在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各级联邦和州法院应当为穷人免费提供司法援助。美国警察在抓获嫌犯后，必须高声宣读“米兰达警告”中的第四条，即如果犯罪被告人请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的规定，就是源于1963年对吉迪恩案的判决。
吉迪恩这个无权无势、文化不高、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大胆上诉最高法院，挑战刑事审判程序的故事，在全美各地引起了很大震撼。颇有商业眼光的出版商迅速推出由《时代》周刊常驻最高法院记者刘易斯撰写、详尽报道整个案情的纪实性著作《吉迪恩的号角》，出版后大获成功。好莱坞也不甘落后，凑热闹拍摄了一部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故事片，由著名影星亨利·方达出演吉迪恩一角，使吉迪恩其人其事名声大噪。
1972年吉迪恩病逝后，美国民权组织出资捐赠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为这位在美国宪政史上留下独特痕迹的小人物树碑立传。碑文摘自吉迪恩《赤贫人申诉书》中的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I believe that each era finds a improvement in law）〔2〕。此语虽然平淡无华，而且还有明显的语法错误 （以元音打头的英语单词improvement之前，不定冠词应当用an），但却体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宪政原则：法律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改善，才能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吉迪恩案提醒人们，即使在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神圣权利也不是自动兑现的。宪政法治的实现，并非把冠冕堂皇的高尚字眼儿和高级法原则载入宪法，便可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在穷人律师权问题上，案犯吉迪恩大胆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与时俱进，对宪法条款予以全新解释，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调整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扩大了对贫穷被告宪法权利的保护范围。
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少数有权有势的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历史。历史显示，当剥削和压迫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小民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其中受害最深、走投无路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则成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沦为少数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形成了一种革命产生暴君，暴君施行暴政，暴政制造暴民，暴民引发革命的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穷人在司法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贫困阶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合法利益将永远无法得到良好保障。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忽视保护贫困阶层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片面强调以恶制恶、以黑对黑、从重从快，则法庭和监狱将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社会中，中产阶级虽然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和宪政法治的维护者，但却兼有目光短浅和唯利是图的双重性。在相当程度上受中产阶级选票影响的各级立法部门中的议员们，同样不可能超尘拔俗，特立独行，制定和通过维护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权益的法案。可是，由于美国宪政体制中独特的司法审查制度，非民选和终身制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超级立法院”，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关注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治久安，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维护民主社会中那些根本没有发言机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计子孙后代之利，赢千秋万世之名！
感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关注弱势群体权益之余，人们可能注意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当粗通文墨、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吉迪恩挺身捍卫自身权利之时，手中挥舞的锐利武器是美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
由此想到，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书中，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希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美国宪法是美国社会某一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群体）的工具还是所有阶级的工具？”〔3〕这个问题既启人深思，又令人困惑。
正统的法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律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其实质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工农大众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干脆就是冠冕堂皇、徒有虚名的骗人把戏。一旦“看透”法律，继续钻研这门学问，自然会有误入歧途、兴味索然之感。马克思本是法律专业出身，但是，他超越法律，另辟蹊径，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经济、哲学、历史、人类学等领域，倾注毕生之精力，写作了经济学巨著《资本论》。
很多人注意到，半数以上的美国制宪先贤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可是，这帮“法律专家”对政治领域中的分权制衡极为热衷，对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却熟视无睹。与此针锋相对，马克思独具慧眼，高度重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经济领域中权力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从而把法律上的平等观念扩展到经济领域。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产权被视为基本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法律披上了维系正义的外衣，但却从根本上起到了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深信，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一种虚假的、形式上的公正和平等；只有在经济领域彻底摧毁私有制度，以国家机器集权专政的铁腕实施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彻底解放。
问题的难度在于，在凭借“枪杆子”建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由于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制造了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公有财产管理权的个别公仆，实质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人，滥用权力，化公为私，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在名义上拥有公有财产的人民，却沦为只能听从安排和分配的仆人，地位卑微，饱受欺凌，忍气吞声，噤若寒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调侃说：美式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苏式社会主义把这个弊病颠倒了个儿，结果还是“人剥削人”。不同之处在于，美式资本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经济财富，苏式社会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政治特权。
历史证明，执政者一旦掌握了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就掌握了全部社会资源和财产分配权，同时还拥有在政治上控制民众思想的舆论工具，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单纯的经济特权。经历了二十世纪极右和极左两种专制暴政造成的空前浩劫之后，世人终于认识到，无论旗号如何冠冕堂皇，无论目标如何崇高神圣，无论领袖如何英明伟大，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言论和出版自由必须受到保障，私有财产权和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回首往事，美国制宪先贤并非好高骛远、书斋空谈的知识分子，而是有权有势、有钱有闲的政界和财界精英，是现存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草创而成的1787年宪法，其核心是以分权制衡而非直接民主的形式，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独占权力，垄断决策；在杜绝个人专断的同时，又注意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以此有效地保障有产阶级的财产权。
在宪法文献《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当谈及制宪目的时，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人类创造财产的能力是财产权利的源泉，这种能力的高低悬殊，实际上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障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4〕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美国史学大家比尔德以确凿的文献和史料，对制宪者的经济动机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解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宪法主要是一部经济文献。”〔5〕
尽管如此，1787年美国宪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超然特征。这部法律文献用语宽泛，措辞简洁，既可以为富有阶层的经济利益服务，同时也给小业主和中等收入的工人、农民提供了足够多的施舍，从而为自身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非单纯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党派群体的独家私利。就私有财产权而言，如今中国知识界某些学者鼓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从未作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或“基本人权”而载入美国宪法。时至今日，美国宪法中仍然没有专门的“私有财产条款”，远远不如中国宪法“与时俱进”。
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在《论立法部门》一文中，美国制宪先贤富兰克林指出：“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6〕换言之，尽管保护私有财产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目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财产权至高无上，神圣无比，可以肆无忌惮地超越人类的自然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之上。
在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中，当列举“天赋人权”时，起草者杰弗逊特立独行，把英国宪政大师洛克提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经典性表述，“擅自篡改”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据美国学者、1993年普利策历史学著作奖得主韦尔斯考证，杰弗逊的这个“篡改”并非心血来潮或一时冲动。1789年7月，杰弗逊曾向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拉法耶特将军建议，把“财产”从“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取消〔7〕。早在1785年，杰弗逊在与麦迪逊的通信中强调：“毫无疑问，财产法已经过分扩张，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8〕当年的法国革命领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人权宣言》后来略经修改，成为1793年法国宪法的序言，但果然删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
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指出：“在《独立宣言》的开头，杰弗逊将人们熟知的洛克的三要素中的‘财产’改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改动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无限定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发展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不受政府阻挠地实现个人的成就将成为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在自由的襁褓中诞生的美国同时也藏匿着一个快速增长的奴隶群体，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开国领袖们那种将自由宣示为普遍的天赋人权的豪言壮语是极不真实的”〔9〕。
回顾美国宪政史，对于饱经苦难的广大黑奴而言，“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非“天赋人权”，而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失败、痛苦之后，艰难赢得的“人赋人权”。财产权虽然缺乏“天赋人权”的特殊资格，但是，它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始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立宪建国以来，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美国最高法院扮演了私有财产权“守护神”的角色，将财产权置于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之上。自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财产权在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含义才逐渐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政府各个部门对公民“天赋人权”的保护不断扩展，对经济领域中财产权的限制和侵犯日益增加，从立法限制垄断、设立联邦储备银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法定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一直到累进收入税、巨额遗产税、房地产税、股票所得税、照顾少数族裔权益的“肯定性行动”法规，等等，其基本趋势是更多地包含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公正平等、树立正义、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公正价值。与法院对私有财产权的诸多限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却有绝对化的趋势，吉迪恩案所创立的免费律师权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府官员必须公布自己和配偶的私有财产，以便新闻媒体和广大民众监督制约。无论小布什总统还是微软公司老板盖茨，其在银行存款中赚得的全部利息收入，必须依法纳入其年度收入的总额，统一交纳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的重税。而一个低收入贫困家庭存款所得利息，在纳入其年度总收入后，很可能连一分钱税金都不用交。在很多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同样可以体现出公正和平等价值，并非一味维护资本家或当权者的经济特权。想当年，胡适先生告诫年轻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此语至今振聋发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有产者勤奋工作，创业有成，为富而仁，造福社会。而相当多的无产者却游手好闲，吸毒犯罪，常年依赖福利救济糊口，沦为“腐而不朽”的寄生阶层，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泥坑中难以自拔。代表蓝领工人阶级利益的美国工会毫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尚觉悟，坚决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美国经济“全球化”，力主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附加人权条件。相比之下，全世界有产者却以世贸组织、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卓有成效地联合起来。跨国垄断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财团，如今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和强大后盾。
王希教授认为，美国制宪先贤的立宪理念与开国文献《独立宣言》的理想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既然宪法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10〕。在联邦宪法的旗帜下，黑奴、妇女、劳工、穷汉、示威者、同性恋者、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卓有成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宪法权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历史性成果。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美国宪法内容简洁，措辞超然，成为对国家机构和普通公民、亿万富翁和升斗小民皆具约束力的政治契约，是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权力斗争、利益分配转变为公共责任和程序性政治活动的通用工具。尽管如此，在具体的民主政治运作中，公平正义并非拱手送人的免费午餐，不可能自动降临到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身上。但是，以司法审查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美国宪政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争取公正平等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吉迪恩这位贫困潦倒的穷汉，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为自己宪法权益奋斗不懈，在美国宪政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独特痕迹。
美国宪法是人类政治智慧的产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自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完美无缺。绝对公正平等的理想国，只是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尽管如此，二百余年来，美国宪法仍然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奇的超然特征，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应变能力，实现了宪法序言中“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的承诺。
注释：
〔1〕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344 （1963）
〔2〕Anthony Lewis, Gideon＇s Trump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p.78.
〔3〕〔10〕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4〕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Federalist, edited by Jocob E. Cook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58.
〔5〕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324.
〔6〕Albert H. Smyth ed.,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7, vol.10, p.59.
〔7〕Garry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pp.229～230.
〔8〕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vol. 8, p.682.
〔9〕（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 《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46页。
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傅国涌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这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堂弄，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十一岁那年（1887），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到金陵神学院任教，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而言，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三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十七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未来的“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八十三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十五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三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这一心愿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生命的巅峰状态，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六十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管理的中国学府。我有一位做记者的朋友昝爱宗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国籍的两人，而且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募捐到的大约有二百五十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六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一万五千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它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燕京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并不排斥“国际化”。校园里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与世界许多大学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长，融会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说的“燕大精神”。燕京实行了男女同校授课，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燕京大学的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号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四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认识到学生毕竟是学校的主体。这一校训影响极深远，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
大约六七年前，两位相见恨晚的老人一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就谈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写信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这些校训所蕴涵的精神已熔铸在学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后，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然禁不住会哽咽。这就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到杭州扫墓，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进他诞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却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礼拜。
在杭州各界于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上，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即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市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启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别。８月，司徒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更忘不了亲手缔造的燕京大学，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
傅国涌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这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堂弄，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十一岁那年（1887），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到金陵神学院任教，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而言，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三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十七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未来的“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八十三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十五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三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这一心愿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生命的巅峰状态，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六十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管理的中国学府。我有一位做记者的朋友昝爱宗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国籍的两人，而且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募捐到的大约有二百五十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六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一万五千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它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燕京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并不排斥“国际化”。校园里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与世界许多大学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长，融会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说的“燕大精神”。燕京实行了男女同校授课，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燕京大学的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号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四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认识到学生毕竟是学校的主体。这一校训影响极深远，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
大约六七年前，两位相见恨晚的老人一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就谈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写信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这些校训所蕴涵的精神已熔铸在学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后，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然禁不住会哽咽。这就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到杭州扫墓，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进他诞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却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礼拜。
在杭州各界于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上，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即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市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启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别。８月，司徒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更忘不了亲手缔造的燕京大学，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
明眼政府为何不能无视盲眼公民
明眼政府为何不能无视盲眼公民
林达
美国经常发生个人和民间团体对政府部门的司法诉讼。最近的两个案子就很典型。第一个案子是美国盲人委员会控告联邦政府财政部歧视盲人，理由是美元的纸钞形式使盲人无法辨认金额大小。
这个官司已经纠缠了整整4年。看上去，美国财政部当然也有难处，那就是改版要花费大量钱财，甚至高达上亿美元。这些虽然都是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财政部也不能掏得那么干脆。可是，作为民间团体的盲人委员会的道理也很简单，盲人也是人，也是美国公民，在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里，明眼的政府怎么可以对盲眼的他们视而不见？
最近，一名联邦法官裁决，命令美国司法部在30天之内开始研究如何改进和补救。法官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对180个发行纸钞的国家作出研究，发现别的国家的纸币，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差别，要么是金额不同纸币的大小就不同，要么是纸质的触感，不同金额的纸币摸上去多少有点儿感觉上的差异，或者是利用凹凸印刷，有利盲人辨别。也许这180种纸币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特地考虑到盲人，可是，事实上都有这样的效果出来。偏偏美元各种金额的纸币都是同样纸质，没有任何可以依靠触摸辨别的可能，实在是很落后的。
美国财政部就这样败阵。
第二个案子更是奇特。这是美国的塔米尔移民的民间团体，状告总统布什在2001年9月23日的一项行政命令违宪。这项命令发自“9·11”事件发生的12天之后，是公布27个团体和个人为“全球恐怖分子”的认定。这个民间团体之所以提出控诉，是因为恐怖分子名单里面有一个团体叫做“塔米尔民族解放之虎”，这个移民团体大概是在为这个团体争取“正名”吧。
最近，在洛杉矶的一名联邦法官，裁决这个移民团体胜诉，也就是推翻了总统布什的行政命令，其理由是，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提供裁定的标准。
也就是说，为什么偏偏张三在名单上而李四不在，你必须在公布名单的同时，公布一个标准。符合标准的是，而不符合标准的不是。否则，总统可能只是“自由裁定”，如此权力从宪法的意义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是违宪的。
当然，这样的裁决并不意味着这27个团体和个人，因此就都可以洗白自己的“恐怖分子”身份。行政分支当然会作补救，会在下一个命令上先行提出恐怖分子的标准。和标准比对，很可能原来这些名单上的个人团体还是逃不脱干系。可是，这样由司法裁定来规范反恐时期的行政分支的行为，显然是有意义的。
从这两个案子中可看到，美国民间团体在维护民众权益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只是社会上的很小一部分人，一个视力正常的人，甚至不会想到纸币应该同样也要为盲人提供方便。而哪怕是政府在进行民众所支持的反恐，也不能因此就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权力。虽然新的反恐形势下，必然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必须容许讨论、容许司法挑战，这样才不会在左右两端偏离得太远，民众自身也可以在这样的司法过程和判定中，得到学习从而不断成熟起来。(作者为知名作家)
林达
美国经常发生个人和民间团体对政府部门的司法诉讼。最近的两个案子就很典型。第一个案子是美国盲人委员会控告联邦政府财政部歧视盲人，理由是美元的纸钞形式使盲人无法辨认金额大小。
这个官司已经纠缠了整整4年。看上去，美国财政部当然也有难处，那就是改版要花费大量钱财，甚至高达上亿美元。这些虽然都是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财政部也不能掏得那么干脆。可是，作为民间团体的盲人委员会的道理也很简单，盲人也是人，也是美国公民，在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里，明眼的政府怎么可以对盲眼的他们视而不见？
最近，一名联邦法官裁决，命令美国司法部在30天之内开始研究如何改进和补救。法官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对180个发行纸钞的国家作出研究，发现别的国家的纸币，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差别，要么是金额不同纸币的大小就不同，要么是纸质的触感，不同金额的纸币摸上去多少有点儿感觉上的差异，或者是利用凹凸印刷，有利盲人辨别。也许这180种纸币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特地考虑到盲人，可是，事实上都有这样的效果出来。偏偏美元各种金额的纸币都是同样纸质，没有任何可以依靠触摸辨别的可能，实在是很落后的。
美国财政部就这样败阵。
第二个案子更是奇特。这是美国的塔米尔移民的民间团体，状告总统布什在2001年9月23日的一项行政命令违宪。这项命令发自“9·11”事件发生的12天之后，是公布27个团体和个人为“全球恐怖分子”的认定。这个民间团体之所以提出控诉，是因为恐怖分子名单里面有一个团体叫做“塔米尔民族解放之虎”，这个移民团体大概是在为这个团体争取“正名”吧。
最近，在洛杉矶的一名联邦法官，裁决这个移民团体胜诉，也就是推翻了总统布什的行政命令，其理由是，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提供裁定的标准。
也就是说，为什么偏偏张三在名单上而李四不在，你必须在公布名单的同时，公布一个标准。符合标准的是，而不符合标准的不是。否则，总统可能只是“自由裁定”，如此权力从宪法的意义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是违宪的。
当然，这样的裁决并不意味着这27个团体和个人，因此就都可以洗白自己的“恐怖分子”身份。行政分支当然会作补救，会在下一个命令上先行提出恐怖分子的标准。和标准比对，很可能原来这些名单上的个人团体还是逃不脱干系。可是，这样由司法裁定来规范反恐时期的行政分支的行为，显然是有意义的。
从这两个案子中可看到，美国民间团体在维护民众权益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只是社会上的很小一部分人，一个视力正常的人，甚至不会想到纸币应该同样也要为盲人提供方便。而哪怕是政府在进行民众所支持的反恐，也不能因此就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权力。虽然新的反恐形势下，必然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必须容许讨论、容许司法挑战，这样才不会在左右两端偏离得太远，民众自身也可以在这样的司法过程和判定中，得到学习从而不断成熟起来。(作者为知名作家)
12/11/2006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转贴]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文章提交者：奴儿虾痴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有的伪文化运动甚至传播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这样的运动，不论当初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因为其所传播的观念违背人性。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而是看成一个民族、种族、阶级、国民、政党、家庭和公司中的一员。他被要求为他所属于的那个抽象的集体活着，却不能为自己活着；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才”！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一次精神涅磐，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脱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疑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中国不曾有过真正的文艺复兴，至少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确立起来过。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达成了这一目标吗？
没有人认为意大利今天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来伸张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未竞的事业必须要完成。所以，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抑或启蒙运动？
有人会说，中国需要的是启蒙运动不是文艺复兴。为了抓紧赶超，何不妨跳过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如何。在中国谈启蒙运动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文艺复兴通过文艺的形式把个人的地位确立起来，启蒙运动所涉及到的制度设计和秩序构建，就得不到大众文化观念的支撑。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而启蒙运动则向世人描述了一个怎么才能够尊重人性和保障自由的制度框架图景。文艺复兴是向过去要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是向未来要自由的正当性。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专制锁链的最后环节。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
事实上，近三十年，或者说，近一百年，中国的启蒙者们试图绕开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只面向未来不面向过去，只面向精英不面向民众，只面向学术不借助艺术，以至于启蒙对中国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中国人一直看到了自己需要一场启蒙运动，而没有看到在启蒙运动之前还必须有一场文艺复兴，或者说一场新人文（复兴）运动，不论你叫它什么。
从文艺复兴到宪政民主
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观念是有后果的。宪政革命，正是关于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观念的后果。文艺复兴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个人的自由与自主变成信仰，变成占主导的文化观念，使人的思想灵魂有了归宿，精神力量有了源泉。没有自由的信仰，就没有自由的个人，没有自由的个人，就没有保障自由的宪政。心中有了信仰，现实中也就有了宪政的柱础。如果建设宪政的大厦材料现在还没有备齐，我们是否可以先在每个人的心中筑起信仰的大厦？
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宪政革命。个人的觉醒必然导致对宪政民主的追求。文艺复兴是一连串事件的第一桩。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宪政革命，保障民权、限制君权的宪政体制逐步确立起来。在自由的观念与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链条中，观念不能决定一切，只是起点，是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制度更不能决定一切，因为它只是一系列前提的结果，一系列事件的终点。没有起点，哪来终点？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那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濡。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有可能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其所面对的阻力与障碍仍是巨大的。但是，阻力是构成文艺复兴的必要社会背景。没有阻力，新的观念就不会有爆发力。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爆发力正是来自冲破了政权与教权的双重阻力。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伪崇高氛围中。正是价值的亏空和信仰的迷失提供了思想升级与观念脱茧的契机。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
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而是为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已经熄火很久了。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我们”将变成小写，“我”将变成大写！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五百年，还能更晚码？
（原文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B15版，此处为全文）
文章提交者：奴儿虾痴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有的伪文化运动甚至传播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这样的运动，不论当初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因为其所传播的观念违背人性。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而是看成一个民族、种族、阶级、国民、政党、家庭和公司中的一员。他被要求为他所属于的那个抽象的集体活着，却不能为自己活着；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才”！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一次精神涅磐，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脱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疑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中国不曾有过真正的文艺复兴，至少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确立起来过。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达成了这一目标吗？
没有人认为意大利今天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来伸张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未竞的事业必须要完成。所以，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抑或启蒙运动？
有人会说，中国需要的是启蒙运动不是文艺复兴。为了抓紧赶超，何不妨跳过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如何。在中国谈启蒙运动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文艺复兴通过文艺的形式把个人的地位确立起来，启蒙运动所涉及到的制度设计和秩序构建，就得不到大众文化观念的支撑。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而启蒙运动则向世人描述了一个怎么才能够尊重人性和保障自由的制度框架图景。文艺复兴是向过去要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是向未来要自由的正当性。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专制锁链的最后环节。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
事实上，近三十年，或者说，近一百年，中国的启蒙者们试图绕开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只面向未来不面向过去，只面向精英不面向民众，只面向学术不借助艺术，以至于启蒙对中国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中国人一直看到了自己需要一场启蒙运动，而没有看到在启蒙运动之前还必须有一场文艺复兴，或者说一场新人文（复兴）运动，不论你叫它什么。
从文艺复兴到宪政民主
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观念是有后果的。宪政革命，正是关于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观念的后果。文艺复兴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个人的自由与自主变成信仰，变成占主导的文化观念，使人的思想灵魂有了归宿，精神力量有了源泉。没有自由的信仰，就没有自由的个人，没有自由的个人，就没有保障自由的宪政。心中有了信仰，现实中也就有了宪政的柱础。如果建设宪政的大厦材料现在还没有备齐，我们是否可以先在每个人的心中筑起信仰的大厦？
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宪政革命。个人的觉醒必然导致对宪政民主的追求。文艺复兴是一连串事件的第一桩。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宪政革命，保障民权、限制君权的宪政体制逐步确立起来。在自由的观念与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链条中，观念不能决定一切，只是起点，是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制度更不能决定一切，因为它只是一系列前提的结果，一系列事件的终点。没有起点，哪来终点？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那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濡。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有可能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其所面对的阻力与障碍仍是巨大的。但是，阻力是构成文艺复兴的必要社会背景。没有阻力，新的观念就不会有爆发力。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爆发力正是来自冲破了政权与教权的双重阻力。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伪崇高氛围中。正是价值的亏空和信仰的迷失提供了思想升级与观念脱茧的契机。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
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而是为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已经熄火很久了。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我们”将变成小写，“我”将变成大写！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五百年，还能更晚码？
（原文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B15版，此处为全文）
我们的高校正在“麦当劳化”赵勇
12月3日的《新京报》上有篇不起眼的报道：《周济：论文要写在大地上》：“教育部部长周济昨天表示，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认为，论文不是抄下来的，应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出来的。”4日，该报纸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先生的文章：《论文为什么必须写在大地上》，在引用了上述报道之后指出：“对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需要大量人才在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大显身手。然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却把重点放在了发表高质量SCI论文上，将科学家的思维固定在SCI刊物所要求的论文框架里。”
对于周济部长和蒋先生的观点，本人并无异议；我所奇怪的是，关于论文写在哪儿的事情，专家学者难道不比领导更清楚吗？为什么只有领导发了话之后学者才敢高声附和？
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失厚道，却也是有感而发。近些年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任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心里都清楚，量化考核早已成为一种评价机制。以这种评价机制为导引，每个单位或机构均制定了相应的考核细则：一个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每年必须在SCI或CS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每两年或三年必须出版多少万字的专著。许多高校更是把刊物分成三六九等，论文所在的刊物级别高，考核的分值就高，科研奖金也相应地多；反之，既没“工分”也没钱。每到年底，高校仿佛成了当年的生产队，“社员”忙着填表申报，“会计”忙着算账分配。见面后大家忍不住相互打听：“敢问今年工分几何？”“工分”高者自然喜气洋洋，“工分”低者当然满脸晦气。还有的忙活一年，文章却没有发表在评价机制指定的刊物上。得，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全部出了义务工。
我曾经把这个例子举到了课堂上，认为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美国的一位学者指出，麦当劳化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可计算性”，我们的高校岂非正向着麦当劳化的方向阔步前进？
这个问题也还有另一种谈法，但似乎并没有点到痛处。比如，钟敬文先生生前听说有的年轻人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不由得大为感慨：“哎呀天呐！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顺着钟先生的思路走，此说法肯定有道理，但问题的实质在哪里，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个学者一辈子真正写出来有创意的论文可能就是三五篇，这说的是论文质量，但为什么有人半辈子就写出二三百篇呢？因为有那么个评价机制在那儿摆着，它要求的是数量。在这种评价机制中，你要想十年磨一剑，五年来一篇，等待你的命运很可能是卷铺盖走人。
终于，教育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开大会发文件，据说核心意思是以后的科研得看质量不能求数量。我猜想，“论文要写在大地上”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于是，许多人长舒了一口气，也终于敢理直气壮地面对科研质量了。但为什么以前不敢高声地谈论这个问题呢？不外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谈了也白谈。结果，许多学者成了杨白劳——“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他们似乎在等领导发话，等上级主管部门下文，等一个能够公开谈论的“合法化”环境。此种做派，往轻了说，是我们的学者很没出息；往重了讲，岂不是让人联想到了奴性和惰性？
所以，当我们埋怨缺少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时，我们的学者也是应该承担许多责任的。如今的学术也形成了一种体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体制有其不合理处、不健全处、甚至扭曲变态之处。学者身临其境，自然感受最深，体会最切。这时候，学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发出真实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微弱，两条胳膊可能拧不过大腿，但十个人的声音二十条胳膊呢？当声音渐大力量渐多时，学术体制是不是就会松而动之，变而通之？如果等着上面发话，那常常是局面不好收拾的时候。当然，领导发话之后学者也还是可以说话的，但一方面这话说得已无甚意思，一方面你的学术生命很可能已在那种自我妥协中消耗了许多，岂不痛哉！
对于周济部长和蒋先生的观点，本人并无异议；我所奇怪的是，关于论文写在哪儿的事情，专家学者难道不比领导更清楚吗？为什么只有领导发了话之后学者才敢高声附和？
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失厚道，却也是有感而发。近些年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任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心里都清楚，量化考核早已成为一种评价机制。以这种评价机制为导引，每个单位或机构均制定了相应的考核细则：一个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每年必须在SCI或CS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每两年或三年必须出版多少万字的专著。许多高校更是把刊物分成三六九等，论文所在的刊物级别高，考核的分值就高，科研奖金也相应地多；反之，既没“工分”也没钱。每到年底，高校仿佛成了当年的生产队，“社员”忙着填表申报，“会计”忙着算账分配。见面后大家忍不住相互打听：“敢问今年工分几何？”“工分”高者自然喜气洋洋，“工分”低者当然满脸晦气。还有的忙活一年，文章却没有发表在评价机制指定的刊物上。得，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全部出了义务工。
我曾经把这个例子举到了课堂上，认为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美国的一位学者指出，麦当劳化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可计算性”，我们的高校岂非正向着麦当劳化的方向阔步前进？
这个问题也还有另一种谈法，但似乎并没有点到痛处。比如，钟敬文先生生前听说有的年轻人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不由得大为感慨：“哎呀天呐！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顺着钟先生的思路走，此说法肯定有道理，但问题的实质在哪里，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个学者一辈子真正写出来有创意的论文可能就是三五篇，这说的是论文质量，但为什么有人半辈子就写出二三百篇呢？因为有那么个评价机制在那儿摆着，它要求的是数量。在这种评价机制中，你要想十年磨一剑，五年来一篇，等待你的命运很可能是卷铺盖走人。
终于，教育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开大会发文件，据说核心意思是以后的科研得看质量不能求数量。我猜想，“论文要写在大地上”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于是，许多人长舒了一口气，也终于敢理直气壮地面对科研质量了。但为什么以前不敢高声地谈论这个问题呢？不外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谈了也白谈。结果，许多学者成了杨白劳——“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他们似乎在等领导发话，等上级主管部门下文，等一个能够公开谈论的“合法化”环境。此种做派，往轻了说，是我们的学者很没出息；往重了讲，岂不是让人联想到了奴性和惰性？
所以，当我们埋怨缺少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时，我们的学者也是应该承担许多责任的。如今的学术也形成了一种体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体制有其不合理处、不健全处、甚至扭曲变态之处。学者身临其境，自然感受最深，体会最切。这时候，学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发出真实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微弱，两条胳膊可能拧不过大腿，但十个人的声音二十条胳膊呢？当声音渐大力量渐多时，学术体制是不是就会松而动之，变而通之？如果等着上面发话，那常常是局面不好收拾的时候。当然，领导发话之后学者也还是可以说话的，但一方面这话说得已无甚意思，一方面你的学术生命很可能已在那种自我妥协中消耗了许多，岂不痛哉！
不是李湘的堕落，而是学术的堕落
顾则徐
李湘当教授了。据报道，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聘请李湘当了客座教授，李湘已于前天晚上第一次登上了讲台。这些年，聘明星做教授似乎成了流行，有安徽大学聘牛群、国防科技大学聘赵本山、海南大学聘水均益、北京大学聘成龙、南开大学聘唐国强、西南民族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聘周星驰、海南师范学院聘曾志伟等等。这种风气所反映出的不是大学的进步和开放，而是证明了学术的堕落。
教授是个学术职位和职称，其基本性质是学术研究能力和学科教学能力。明星是什么呢？明星是实践者，是相关专业教授的研究对象。教授与明星，教授是理性，明星是经验；教授是研究者、教学者，明星是实践者、学习者。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说，教授比之明星通常缺乏成就和经验，甚至是实践外行，但明星的成就和经验并不等于学术的成就，而是需要教授予以理性研究和提升，因此，让明星做教授就如同让教授做明星一样荒唐，是社会角色的胡乱错位。
学术与实践的区别是一切学科共同的特征。抗战时期，朱德建立了军委高参室，以提高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决策水平和战术水平，所聚集的人才基本都来源于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具有很深厚的军事学修养，但这些人并不等于是优秀的战将。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不少教官原来是国民党将校，一些做学生的解放军中高级将领很不服这些手下败将，刘伯承不得不做很多思想工作。这些教官是战场上的败者，但解放军将领做他们的学生，军事水平可以得到大大提高，反过来，刘伯承不会根据战功，让一些缺少学术素养的解放军将领做教官，从而败坏基本的军事学研究、教学原则，使学术堕落。
明星教授的接连出现，不是明星的堕落，而是学术的堕落。因为学术堕落，所以，大学便可以放弃学术原则，混淆学术、教学与实践的区别。准备聘请李湘当教授的罗院长是这样说明理由的:“李湘年纪虽轻，但却有着长达10年的专业经验。据我们了解，李湘从北广毕业后，成功主持了《快乐大本营》和《超级女声》，10 年来，她主持了上千场各类专题晚会，可以说在播音主持专业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同时，李湘的主持风格独树一帜，仅从播音主持专业来讲，我们聘请李湘担任客座教授，可以说实至名归。”这个理由里，根本没有分清经验与理性的区别，没有分清经验与学术的区别，是把李湘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看成论文了。
当年，北大蔡元培聘请陈独秀，虽然陈独秀是个文章名家，但依然遭到很多学术人士的批评，毕竟，时政文章与学术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蔡元培用陈独秀的文章地位说服反对者，那就是蔡元培不懂学术和大学管理，或者是懂而堕落，蔡元培就不是蔡元培了。蔡元培说服大家的理由，是陈独秀对小学的研究能力和成就，是陈独秀的学术成就。今天聘请明星当教授的院长们，能像蔡元培聘请陈独秀那样用陈独秀的学术成就而不是文章名气当理由吗？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说不出明星们的学术成就。
罗院长，以及其他那些热衷于请明星当教授的张院长、李院长之类，他们的思维不是孤立的，而是我国长期学术混乱的结果。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大学跃进，各种名义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挂牌子，不要考察学术能力，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做研究、站讲台了。这种思维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鼎盛，真正的教授成了学生，或者只能扫地、扫厕所，锄头挥得好的可以做农科教师，榔头敲得好的可以做工科教师。本质上，请明星做教授与请挥锄头、敲榔头的做大学教师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一样。更堕落在于，那时是政治的被迫，今天则是校长、院长们的自觉，这种自觉更是学术精神的灾难。
李湘当教授了。据报道，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聘请李湘当了客座教授，李湘已于前天晚上第一次登上了讲台。这些年，聘明星做教授似乎成了流行，有安徽大学聘牛群、国防科技大学聘赵本山、海南大学聘水均益、北京大学聘成龙、南开大学聘唐国强、西南民族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聘周星驰、海南师范学院聘曾志伟等等。这种风气所反映出的不是大学的进步和开放，而是证明了学术的堕落。
教授是个学术职位和职称，其基本性质是学术研究能力和学科教学能力。明星是什么呢？明星是实践者，是相关专业教授的研究对象。教授与明星，教授是理性，明星是经验；教授是研究者、教学者，明星是实践者、学习者。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说，教授比之明星通常缺乏成就和经验，甚至是实践外行，但明星的成就和经验并不等于学术的成就，而是需要教授予以理性研究和提升，因此，让明星做教授就如同让教授做明星一样荒唐，是社会角色的胡乱错位。
学术与实践的区别是一切学科共同的特征。抗战时期，朱德建立了军委高参室，以提高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决策水平和战术水平，所聚集的人才基本都来源于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具有很深厚的军事学修养，但这些人并不等于是优秀的战将。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不少教官原来是国民党将校，一些做学生的解放军中高级将领很不服这些手下败将，刘伯承不得不做很多思想工作。这些教官是战场上的败者，但解放军将领做他们的学生，军事水平可以得到大大提高，反过来，刘伯承不会根据战功，让一些缺少学术素养的解放军将领做教官，从而败坏基本的军事学研究、教学原则，使学术堕落。
明星教授的接连出现，不是明星的堕落，而是学术的堕落。因为学术堕落，所以，大学便可以放弃学术原则，混淆学术、教学与实践的区别。准备聘请李湘当教授的罗院长是这样说明理由的:“李湘年纪虽轻，但却有着长达10年的专业经验。据我们了解，李湘从北广毕业后，成功主持了《快乐大本营》和《超级女声》，10 年来，她主持了上千场各类专题晚会，可以说在播音主持专业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同时，李湘的主持风格独树一帜，仅从播音主持专业来讲，我们聘请李湘担任客座教授，可以说实至名归。”这个理由里，根本没有分清经验与理性的区别，没有分清经验与学术的区别，是把李湘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看成论文了。
当年，北大蔡元培聘请陈独秀，虽然陈独秀是个文章名家，但依然遭到很多学术人士的批评，毕竟，时政文章与学术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蔡元培用陈独秀的文章地位说服反对者，那就是蔡元培不懂学术和大学管理，或者是懂而堕落，蔡元培就不是蔡元培了。蔡元培说服大家的理由，是陈独秀对小学的研究能力和成就，是陈独秀的学术成就。今天聘请明星当教授的院长们，能像蔡元培聘请陈独秀那样用陈独秀的学术成就而不是文章名气当理由吗？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说不出明星们的学术成就。
罗院长，以及其他那些热衷于请明星当教授的张院长、李院长之类，他们的思维不是孤立的，而是我国长期学术混乱的结果。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大学跃进，各种名义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挂牌子，不要考察学术能力，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做研究、站讲台了。这种思维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鼎盛，真正的教授成了学生，或者只能扫地、扫厕所，锄头挥得好的可以做农科教师，榔头敲得好的可以做工科教师。本质上，请明星做教授与请挥锄头、敲榔头的做大学教师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一样。更堕落在于，那时是政治的被迫，今天则是校长、院长们的自觉，这种自觉更是学术精神的灾难。
12/02/2006
袁伟时：“国学”热中话顾准
“国学”热中话顾准
袁伟时
1994年12月，沈昌文兄听到我在寻找《顾准文集》，立即用特快专递送来一本，附带条件是写篇书评。在强烈的心灵震撼中，我交出的习作是：《你无法不面对顾准》，刊登在沈公主编的《读书》1995年5月号上。倏忽十年，重读顾准，我最大的感受仍然是：所有关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中国人，“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顾准（1915——1974）是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过显赫的官员；是1958和1965年两次正式戴上帽子的双料右派，经历过不少右派分子经受过的最痛苦的炼狱生涯。但中国编年史镌刻下的几行大字是：这位“思想犯”，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是21世纪研究中国问题无法绕开的高山！
中国人都知道是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经济。人们应该知道，早在1955年，顾准便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73、71页），在此前后，他反复探讨利润、价值、价格等范畴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但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他也是探索市场经济的先驱之一。
从那时开始，到天寒地冻的20世纪70年代，在癌症在身，只有几十元生活费，子女害怕与他见面等重重压力下，他依然在思想和学术的丛山峻岭中攀登，达到当时中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提并论的高度。为帮助中国人冲破思想牢笼，他严厉批评了闭着眼情说瞎话的“道德规范式的理论”，蔑视当时视若神明的黑格尔的“范畴”、“规律”，否定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等著名史家削足适履的史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作了大量令人叹服的探索。
顾准的思想遗产是一座富矿，要在一篇短文中全面涉及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全部思虑的中心，是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就让我们的考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吧。
现代化的出发点是认识“中国国情”
翻开最近五百年的人类史，一个触动人们神经最厉害的事实是：西欧、北美一些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东方国家，则迟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像俄罗斯那样的半东方国家，曾经号称超级大国，却一夜之间就坍塌，露出纸老虎的真面目。面对这个严峻的事实，许多人作出了多种解释。以中国来说，1949年以后影响最大的是外因扑灭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于是，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个中含义无非是憎恨帝国主义，增强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
时至21世纪，余波激荡，旧酒新瓶，一些人又从西方的一些流派中找来根据，说是不弘扬本国传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任何人都无力割断现代与传统的联系。问题仅在如何认识本国的传统。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从中起步的“中国国情”？顾准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各派学说，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努力探索和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从来是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7页）
说得更简单一些是： “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近代文明。”（《顾准笔记》第146页）
显然，顾准这些论断是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上解释历史。这个解释既一针见血揭示了专制主义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又肯定了它在建构汉、唐盛世和版图辽阔的大清帝国中的作用。
那么，中国人至今仍引以为傲的那些诸子百家著述、史籍、文学艺术遗产等等又应该如何看待呢？这些当然是弥足珍贵的应该妥善传承和保护的文化遗产。但他也毫不犹豫指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第243、244页）这样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些人也许认为太简单化了。其实，这样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利于我们在珍视这些遗产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还为摆脱学术、文化、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僵化体制大声疾呼，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吗？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史官文化”！
现在有些人提倡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所谓“文明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成了立国之本！这是建立一种制度的宣言，是关乎中国人未来命运的制度建议；这比某个大学办个“国学院”，培养一批“国学”生，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可是，他们立即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顾准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顾准当然不是无所不知的神仙，但是，他是“拆下肋骨当火把”为中国人探路的先驱，他的论说对任何冀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安邦治国根基的人来说，都是无法绕开的。
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思想
一个思想家必须有洞见社会现象的实质，预见未来发展的能力，。三十多年前，顾准就明确指出：“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稿》第368页）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学”热，我们不能不佩服顾准有先见之明。
以统治者承认“民为邦本”为基础，要求皇帝勤政、爱民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立足于维护公民权利的现代民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这是现代公民的政治常识。19世纪的启蒙先驱“为俗人说法”，曾经以“民本”比附民主。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通俗演义，没能诱导统治者走上民主之路，反而让他们肆意鱼目混珠，并使中国人忽视了现代民主制度基础条件的建设。不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弱点，显然是不足取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又如何？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不出科学，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除了社会条件，就文化本身而言，“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顾准文稿》第373页）这是十分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这不是顾准的创见，500年前，利玛窦已经发觉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概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31页）如果不讳疾忌医，有先贤“闻过则喜”的胸怀，中国人应该敢于正视自身传统文化的这个不容忽视的弱点。
似乎预见到有些人会强词夺理地辩解，顾准特地申明：“逻辑思想，只要有文字，有语言，总是有的。”但是，“中国古代有修辞术（可是没有分析性质的、条理化的修辞学，只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修辞术），然而没有文法学；有修辞统摄之下的逻辑，然而没有逻辑学。”（《顾准笔记》第147页）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为教化子民服务的。而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求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无异缘木求鱼。
现代公民的精神依托与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能不能成为安身立命之本呢？在现代社会，只要不侵犯他人自由，公民的人生选择是不能干预的私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成为有些公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不过，有些国学的提倡者不满足在这个水平上，他们要求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变为全民的精神支柱或者“准国教”！
任何与政教（宗教或教化）合一的传统国家有别的现代国家，其基本特征必然是把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作为立国不可或缺的支柱；公民个人权利不容侵犯的信念即国际学术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立国的基石之一。有位美国学者把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个人主义概括为现代化国家的三大特征，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顾准的贡献之一，是在中断多年后，接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本来的诉求，再次把个人主义能否确立看作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之一。他一再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缺少个人主义传统，中国自身无法生长出资本主义。
“国学”的倡导者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学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是要把“国学”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变为“国教”或“准国教”。他们的主张有两个要点：
一是以所谓集体主义排斥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二是冀图建构中国式的道德体系。
顾准早就批评过这些观点了。“家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根据。”“儒家学说，力求防止犯上作乱，于是一切进步都被窒息了。”（《顾准笔记》第112页）他进一步指出：不但应该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还应该认真清理在中国影响极深的源于法国大革命的集体主义。为此，他从古代希腊斯巴达的“民主集体主义”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总意志说”，都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说：“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顾准文集》256－7页）至于法国大革命以革命和集体名义侵犯个人自由的严重后果，更是不堪回首的祸延世界的灾难。
那么，其他诸子百家又如何？
“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寻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顾准文稿》第372页）这些消极退让的信念，作为个人爱好，他人毋庸置喙。但是，就建设现代化国家而言，如果多数国民成了这样的顺民，那样的社会还有活力吗？
中国人当然需要提高道德水平。但是，现代道德只能以公民个人在遵守法治基础上的自由为核心。其他道德范畴都必须附丽于这个最核心的价值。冀图以中国圣贤的教导修正这个核心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公民福祉的。
顾准曾郑重引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顾准文稿》第268页）是“人的自觉”即在法治基础上毫不含糊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还是所谓回到传统的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所谓“文化自觉”？一切关心中国之命运的人们必须三思！
2005年7月24日星期日
原载《外滩画报》（7月26日）、《新京报》（7月27日）
袁伟时
1994年12月，沈昌文兄听到我在寻找《顾准文集》，立即用特快专递送来一本，附带条件是写篇书评。在强烈的心灵震撼中，我交出的习作是：《你无法不面对顾准》，刊登在沈公主编的《读书》1995年5月号上。倏忽十年，重读顾准，我最大的感受仍然是：所有关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中国人，“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顾准（1915——1974）是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过显赫的官员；是1958和1965年两次正式戴上帽子的双料右派，经历过不少右派分子经受过的最痛苦的炼狱生涯。但中国编年史镌刻下的几行大字是：这位“思想犯”，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是21世纪研究中国问题无法绕开的高山！
中国人都知道是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经济。人们应该知道，早在1955年，顾准便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73、71页），在此前后，他反复探讨利润、价值、价格等范畴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但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他也是探索市场经济的先驱之一。
从那时开始，到天寒地冻的20世纪70年代，在癌症在身，只有几十元生活费，子女害怕与他见面等重重压力下，他依然在思想和学术的丛山峻岭中攀登，达到当时中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提并论的高度。为帮助中国人冲破思想牢笼，他严厉批评了闭着眼情说瞎话的“道德规范式的理论”，蔑视当时视若神明的黑格尔的“范畴”、“规律”，否定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等著名史家削足适履的史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作了大量令人叹服的探索。
顾准的思想遗产是一座富矿，要在一篇短文中全面涉及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全部思虑的中心，是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就让我们的考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吧。
现代化的出发点是认识“中国国情”
翻开最近五百年的人类史，一个触动人们神经最厉害的事实是：西欧、北美一些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东方国家，则迟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像俄罗斯那样的半东方国家，曾经号称超级大国，却一夜之间就坍塌，露出纸老虎的真面目。面对这个严峻的事实，许多人作出了多种解释。以中国来说，1949年以后影响最大的是外因扑灭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于是，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个中含义无非是憎恨帝国主义，增强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
时至21世纪，余波激荡，旧酒新瓶，一些人又从西方的一些流派中找来根据，说是不弘扬本国传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任何人都无力割断现代与传统的联系。问题仅在如何认识本国的传统。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从中起步的“中国国情”？顾准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各派学说，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努力探索和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从来是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7页）
说得更简单一些是： “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近代文明。”（《顾准笔记》第146页）
显然，顾准这些论断是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上解释历史。这个解释既一针见血揭示了专制主义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又肯定了它在建构汉、唐盛世和版图辽阔的大清帝国中的作用。
那么，中国人至今仍引以为傲的那些诸子百家著述、史籍、文学艺术遗产等等又应该如何看待呢？这些当然是弥足珍贵的应该妥善传承和保护的文化遗产。但他也毫不犹豫指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第243、244页）这样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些人也许认为太简单化了。其实，这样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有利于我们在珍视这些遗产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还为摆脱学术、文化、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僵化体制大声疾呼，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吗？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史官文化”！
现在有些人提倡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所谓“文明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成了立国之本！这是建立一种制度的宣言，是关乎中国人未来命运的制度建议；这比某个大学办个“国学院”，培养一批“国学”生，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可是，他们立即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顾准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顾准当然不是无所不知的神仙，但是，他是“拆下肋骨当火把”为中国人探路的先驱，他的论说对任何冀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安邦治国根基的人来说，都是无法绕开的。
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思想
一个思想家必须有洞见社会现象的实质，预见未来发展的能力，。三十多年前，顾准就明确指出：“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稿》第368页）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学”热，我们不能不佩服顾准有先见之明。
以统治者承认“民为邦本”为基础，要求皇帝勤政、爱民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立足于维护公民权利的现代民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这是现代公民的政治常识。19世纪的启蒙先驱“为俗人说法”，曾经以“民本”比附民主。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通俗演义，没能诱导统治者走上民主之路，反而让他们肆意鱼目混珠，并使中国人忽视了现代民主制度基础条件的建设。不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弱点，显然是不足取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又如何？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不出科学，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除了社会条件，就文化本身而言，“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顾准文稿》第373页）这是十分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这不是顾准的创见，500年前，利玛窦已经发觉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概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31页）如果不讳疾忌医，有先贤“闻过则喜”的胸怀，中国人应该敢于正视自身传统文化的这个不容忽视的弱点。
似乎预见到有些人会强词夺理地辩解，顾准特地申明：“逻辑思想，只要有文字，有语言，总是有的。”但是，“中国古代有修辞术（可是没有分析性质的、条理化的修辞学，只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修辞术），然而没有文法学；有修辞统摄之下的逻辑，然而没有逻辑学。”（《顾准笔记》第147页）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为教化子民服务的。而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求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无异缘木求鱼。
现代公民的精神依托与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能不能成为安身立命之本呢？在现代社会，只要不侵犯他人自由，公民的人生选择是不能干预的私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成为有些公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不过，有些国学的提倡者不满足在这个水平上，他们要求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变为全民的精神支柱或者“准国教”！
任何与政教（宗教或教化）合一的传统国家有别的现代国家，其基本特征必然是把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作为立国不可或缺的支柱；公民个人权利不容侵犯的信念即国际学术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立国的基石之一。有位美国学者把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个人主义概括为现代化国家的三大特征，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顾准的贡献之一，是在中断多年后，接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本来的诉求，再次把个人主义能否确立看作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之一。他一再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缺少个人主义传统，中国自身无法生长出资本主义。
“国学”的倡导者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学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是要把“国学”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变为“国教”或“准国教”。他们的主张有两个要点：
一是以所谓集体主义排斥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二是冀图建构中国式的道德体系。
顾准早就批评过这些观点了。“家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根据。”“儒家学说，力求防止犯上作乱，于是一切进步都被窒息了。”（《顾准笔记》第112页）他进一步指出：不但应该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还应该认真清理在中国影响极深的源于法国大革命的集体主义。为此，他从古代希腊斯巴达的“民主集体主义”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总意志说”，都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说：“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顾准文集》256－7页）至于法国大革命以革命和集体名义侵犯个人自由的严重后果，更是不堪回首的祸延世界的灾难。
那么，其他诸子百家又如何？
“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寻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顾准文稿》第372页）这些消极退让的信念，作为个人爱好，他人毋庸置喙。但是，就建设现代化国家而言，如果多数国民成了这样的顺民，那样的社会还有活力吗？
中国人当然需要提高道德水平。但是，现代道德只能以公民个人在遵守法治基础上的自由为核心。其他道德范畴都必须附丽于这个最核心的价值。冀图以中国圣贤的教导修正这个核心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公民福祉的。
顾准曾郑重引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顾准文稿》第268页）是“人的自觉”即在法治基础上毫不含糊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还是所谓回到传统的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所谓“文化自觉”？一切关心中国之命运的人们必须三思！
2005年7月24日星期日
原载《外滩画报》（7月26日）、《新京报》（7月27日）
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
本来文无定法，但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写毕业论文都有固定模式，连艺术类学生也不得例外，不得逾越半步，按这种规范写出来的论文，多数是拼拼凑凑，走走形式，实际上空洞无物，文章无个性，内容无新意。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为此感到羞耻，他难以容忍的是，明知学生是假论文、假答辩，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还装模作样，假对假。当他发现许多学生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抄袭论文时，他不能坐视了，他觉得这是个底线，“如果大学的最后一课，我们给学生上了堂造假课，你说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大学是一个国家道德的最后防线，它应该是诚信的堡垒，不是造假的基地。”为此，他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改变。半年前，他给自己的12名毕业生（2002级油画班）布置论文时，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真实，不能抄，写自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至于形式可以五花八门。结果，按这一要求写出的论文，先是获得了通过。然后，又在该校美学学院院长徐芒耀主持召开第二次评审会上，统统被评为“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
那些被“枪毙”的论文，是从学生自身的学习实践出发的，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显得朴实、有个性、有见地，这就与现行的搬弄一堆概念、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标准化论文相去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真论文被当作“个人小结”。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什么才是学术性？刘大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论文评判机制是一杆貌似严格准确的假秤，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应付评估。”刘大鸿对“假秤”的挑战没有成功，所有学生无奈之下只好重写论文，但是他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学
生毕业论文到底要怎么写？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6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挑战毕业论文”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为改变“假秤”盛行的格局迈出一步。
一旦论文格式作为刚性的指标固定下来，不容许有任何弹性，不能越雷池一步，要想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有真性情的论文，就难上加难了，这比戴着镣铐舞蹈还要不易。按照我们现在的论文格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定是不及格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恐怕也通不过，前者只是三言两语式的点评，虽时有灵光闪现，一语中的，令人回味处，但缺少一大堆故弄玄虚的概念，又没有令人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论证，根本没有论文的样子，当然“不具学术性”。后者那么随意、散淡，不符合格式，没有引经据典，没有密密麻麻的注脚，文字又那么浅白、清新，不像是“论文”的文字，自然也有“个人小结”的嫌疑，如果不是出自“学术大师”手笔，一定要被打入另册。一种格式，哪怕是最好的格式，如果推而广之，也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效应，常常会变成约束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绳索，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真正有创见的好论文往往有棱有角、不拘于形式的束缚，而不是形式上四平八稳，内容上索然无味。
什么是学术性？在我们现有的论文评估机制下，“学术性”早已被异化，好象题目唬人，抄几个外国书中的名词，用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的汉语表达出来，让人看了没有什么感想，看过即忘的就叫做“学术性”。“学术性”这个尺子实际上被滥用了，如果学术性不是与个人的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体悟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学术性与个人的思考、性情、冲动不是血肉相关，这样超脱于红尘之上、与人间生活无关的学术还会是人的学术吗？学术在本质的意义上与格式无关，我们可以说钱钟书《管锥篇》那种方式是学术，难道我们能说宗白华《美学散步》的风格就不是学术吗？学术有时候可以用随笔、杂感的方式表现，也可以用诠释、注经的方式来表现，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这样的学术园地才会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在论文格式化的后面不仅是一个管理、评价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思维方式的格式化比论文格式化更为可怕。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专制所要培植、弘扬的，一个民族，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会写出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没有自己见解的格式化论文，还能指望什么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除了成为恭顺的劳动力，还会怎样？对专制体制而言，这就是成功，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最大的失败。
我深知，社会的进步总是点点滴滴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天上不会给我们掉馅饼，在现体制下，要告别论文格式化诚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次上海师大美术学院的论文事件能够公开曝光本身，也让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逐渐得到改变，尽管需要时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中，像刘大鸿这样敢作敢为的教授实在是太少了。他的选择令人产生敬意，因为看穿了职称评定制度的弊端，他拒绝参加评审，在助教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一直到2002年才被破格聘为教授、研究生导师。有人劝他像陈丹青那样辞职，他说自己不走，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留在这里，学生就能有个坐标。他们会知道哪个老师可以教他们真东西，让他们心里有杆实在的秤。”是的，我们应该期待着大学校园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刘大鸿，为年轻一代提供一杆“真秤”，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新坐标。
原文地址：http://fuguoyong.blog.sohu.com/17589706.html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为此感到羞耻，他难以容忍的是，明知学生是假论文、假答辩，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还装模作样，假对假。当他发现许多学生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抄袭论文时，他不能坐视了，他觉得这是个底线，“如果大学的最后一课，我们给学生上了堂造假课，你说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大学是一个国家道德的最后防线，它应该是诚信的堡垒，不是造假的基地。”为此，他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改变。半年前，他给自己的12名毕业生（2002级油画班）布置论文时，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真实，不能抄，写自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至于形式可以五花八门。结果，按这一要求写出的论文，先是获得了通过。然后，又在该校美学学院院长徐芒耀主持召开第二次评审会上，统统被评为“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
那些被“枪毙”的论文，是从学生自身的学习实践出发的，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显得朴实、有个性、有见地，这就与现行的搬弄一堆概念、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标准化论文相去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真论文被当作“个人小结”。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什么才是学术性？刘大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论文评判机制是一杆貌似严格准确的假秤，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应付评估。”刘大鸿对“假秤”的挑战没有成功，所有学生无奈之下只好重写论文，但是他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学
生毕业论文到底要怎么写？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6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挑战毕业论文”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为改变“假秤”盛行的格局迈出一步。
一旦论文格式作为刚性的指标固定下来，不容许有任何弹性，不能越雷池一步，要想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有真性情的论文，就难上加难了，这比戴着镣铐舞蹈还要不易。按照我们现在的论文格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定是不及格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恐怕也通不过，前者只是三言两语式的点评，虽时有灵光闪现，一语中的，令人回味处，但缺少一大堆故弄玄虚的概念，又没有令人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论证，根本没有论文的样子，当然“不具学术性”。后者那么随意、散淡，不符合格式，没有引经据典，没有密密麻麻的注脚，文字又那么浅白、清新，不像是“论文”的文字，自然也有“个人小结”的嫌疑，如果不是出自“学术大师”手笔，一定要被打入另册。一种格式，哪怕是最好的格式，如果推而广之，也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效应，常常会变成约束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绳索，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真正有创见的好论文往往有棱有角、不拘于形式的束缚，而不是形式上四平八稳，内容上索然无味。
什么是学术性？在我们现有的论文评估机制下，“学术性”早已被异化，好象题目唬人，抄几个外国书中的名词，用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的汉语表达出来，让人看了没有什么感想，看过即忘的就叫做“学术性”。“学术性”这个尺子实际上被滥用了，如果学术性不是与个人的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体悟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学术性与个人的思考、性情、冲动不是血肉相关，这样超脱于红尘之上、与人间生活无关的学术还会是人的学术吗？学术在本质的意义上与格式无关，我们可以说钱钟书《管锥篇》那种方式是学术，难道我们能说宗白华《美学散步》的风格就不是学术吗？学术有时候可以用随笔、杂感的方式表现，也可以用诠释、注经的方式来表现，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这样的学术园地才会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在论文格式化的后面不仅是一个管理、评价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思维方式的格式化比论文格式化更为可怕。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专制所要培植、弘扬的，一个民族，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会写出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没有自己见解的格式化论文，还能指望什么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除了成为恭顺的劳动力，还会怎样？对专制体制而言，这就是成功，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最大的失败。
我深知，社会的进步总是点点滴滴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天上不会给我们掉馅饼，在现体制下，要告别论文格式化诚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次上海师大美术学院的论文事件能够公开曝光本身，也让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逐渐得到改变，尽管需要时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中，像刘大鸿这样敢作敢为的教授实在是太少了。他的选择令人产生敬意，因为看穿了职称评定制度的弊端，他拒绝参加评审，在助教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一直到2002年才被破格聘为教授、研究生导师。有人劝他像陈丹青那样辞职，他说自己不走，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留在这里，学生就能有个坐标。他们会知道哪个老师可以教他们真东西，让他们心里有杆实在的秤。”是的，我们应该期待着大学校园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刘大鸿，为年轻一代提供一杆“真秤”，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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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006
邹承鲁：一个说真话的人走了
或许正是有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甘冒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11月23日凌晨5点22分，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世。自2003年发现淋巴癌后他一直深受疾病困扰，最近一次手术因血小板过低导致肺部感染，最终去世。
女儿邹章平在给父亲友人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一直在病痛当中，医生竭尽全力，他自己也竭尽全力，但终究无力回天。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目光投向科学界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
这种改变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
1946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邹承鲁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英，并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Keilin教授。研究生期间，他已在Nature(英国《自然》杂志)单独署名发文。剑桥几年，他共发表论文7篇。
自1950年代以来，邹承鲁因其成就获奖无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尽管获奖无数，但邹承鲁却淡泊。他说，做研究的时候就没有想得奖的事情，为得奖而工作，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他还说，国外也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诺贝尔奖，一些学校诺奖学者很多，是稀松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辞抨击人治下的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和其他两位身在海外的学者不同，邹承鲁当时在国内孤身面对看得见的赞扬与看不见的责难。
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恐怖年代，他的“错误理论”还包括：不应该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
女儿邹章平说，祖父和父亲同有留英经历，同为科学家，但两人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委婉，后者张扬；一个含而不露，一个直来直去。邹章平所说的祖父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1948年邹承鲁和同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李林结合，在英国伯恩茂斯海边，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主持了二人婚礼。
这段姻缘成就了日后科学界独有的一家三口皆为院士的传奇佳话。李林是中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2002年5月先邹承鲁而去。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后，邹承鲁坦言当年说这番话其实心有所指，是批评当时的三件学术腐败，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当年剑桥求学，邹承鲁在向《自然》杂志投的第一篇论文中习惯性地署上导师的名字，却被导师删掉。为人师后，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邹承鲁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大于他的恐惧，至少外界和身边亲人从未能窥见过他的恐惧。或许正是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字。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
邹章平说父亲把全部时间贡献给了工作，对她的教育便是放任自流。邹承鲁和李林并不强求她子承家业。后来的邹章平确实也并未从事科学。但在邹承鲁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光，有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如果你搞科学多好，那我们家的墙上说不定就可以挂上四张院士像。女儿欢快地安慰父亲，没问题，过两天我就拍一张。
女儿未能从事科学并非邹承鲁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曾经尝试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里上班了。他说，在我头脑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不让我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邹承鲁无数次表达，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光太短了。
1951年邹承鲁取得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计算过，“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
邹承鲁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科技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他仍不无遗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来的。“文革”结束迎来科学春天的时候，邹承鲁已近花甲。
以邹承鲁的天资、努力以及对科学真诚的热情，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但他无法逃脱时代给他的局限。
1970年，为了结束12年的两地分居，邹承鲁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值‘文革’，工作条件很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后，邹承鲁的师兄美国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参观邹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邹承鲁获得了一间实验室。他马上四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布置实验室。“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邹承鲁的实验室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均得益于他的剑桥师兄弟们的先后来访。若干年后，邹承鲁访问美国，见到Smith教授谈及此事。教授说，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邹承鲁一直在一种追赶时间的心态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于旧时没有安定的科学环境，如今有了，人却浮躁了。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批判。
北京万寿寺路上有一个静谧的院落，那里便是李四光纪念馆，这个私人性质的纪念馆也是邹承鲁和李林的寓所。2002年李林去世后，邹承鲁便独居于此。
女儿邹章平说，晚年的父亲总是摔跟头，腿摔断后里面打了五个钢针。在岳父李四光和夫人李林画像中投下的目光里，在这个空旷家中，孤独的邹承鲁每天拖着拐杖踟蹰前行，仍在走路，仍在工作。而如今，他那被黑纱缠绕的遗像终于并存于他的亲人当中。
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有所遏制！华人科学家饶毅曾说，在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
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P1190021)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11月23日凌晨5点22分，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世。自2003年发现淋巴癌后他一直深受疾病困扰，最近一次手术因血小板过低导致肺部感染，最终去世。
女儿邹章平在给父亲友人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一直在病痛当中，医生竭尽全力，他自己也竭尽全力，但终究无力回天。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目光投向科学界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
这种改变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
1946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邹承鲁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英，并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Keilin教授。研究生期间，他已在Nature(英国《自然》杂志)单独署名发文。剑桥几年，他共发表论文7篇。
自1950年代以来，邹承鲁因其成就获奖无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尽管获奖无数，但邹承鲁却淡泊。他说，做研究的时候就没有想得奖的事情，为得奖而工作，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他还说，国外也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诺贝尔奖，一些学校诺奖学者很多，是稀松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辞抨击人治下的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和其他两位身在海外的学者不同，邹承鲁当时在国内孤身面对看得见的赞扬与看不见的责难。
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恐怖年代，他的“错误理论”还包括：不应该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
女儿邹章平说，祖父和父亲同有留英经历，同为科学家，但两人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委婉，后者张扬；一个含而不露，一个直来直去。邹章平所说的祖父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1948年邹承鲁和同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李林结合，在英国伯恩茂斯海边，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主持了二人婚礼。
这段姻缘成就了日后科学界独有的一家三口皆为院士的传奇佳话。李林是中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2002年5月先邹承鲁而去。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后，邹承鲁坦言当年说这番话其实心有所指，是批评当时的三件学术腐败，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当年剑桥求学，邹承鲁在向《自然》杂志投的第一篇论文中习惯性地署上导师的名字，却被导师删掉。为人师后，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邹承鲁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大于他的恐惧，至少外界和身边亲人从未能窥见过他的恐惧。或许正是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字。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
邹章平说父亲把全部时间贡献给了工作，对她的教育便是放任自流。邹承鲁和李林并不强求她子承家业。后来的邹章平确实也并未从事科学。但在邹承鲁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光，有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如果你搞科学多好，那我们家的墙上说不定就可以挂上四张院士像。女儿欢快地安慰父亲，没问题，过两天我就拍一张。
女儿未能从事科学并非邹承鲁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曾经尝试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里上班了。他说，在我头脑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不让我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邹承鲁无数次表达，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光太短了。
1951年邹承鲁取得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计算过，“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
邹承鲁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科技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他仍不无遗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来的。“文革”结束迎来科学春天的时候，邹承鲁已近花甲。
以邹承鲁的天资、努力以及对科学真诚的热情，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但他无法逃脱时代给他的局限。
1970年，为了结束12年的两地分居，邹承鲁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值‘文革’，工作条件很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后，邹承鲁的师兄美国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参观邹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邹承鲁获得了一间实验室。他马上四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布置实验室。“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邹承鲁的实验室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均得益于他的剑桥师兄弟们的先后来访。若干年后，邹承鲁访问美国，见到Smith教授谈及此事。教授说，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邹承鲁一直在一种追赶时间的心态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于旧时没有安定的科学环境，如今有了，人却浮躁了。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批判。
北京万寿寺路上有一个静谧的院落，那里便是李四光纪念馆，这个私人性质的纪念馆也是邹承鲁和李林的寓所。2002年李林去世后，邹承鲁便独居于此。
女儿邹章平说，晚年的父亲总是摔跟头，腿摔断后里面打了五个钢针。在岳父李四光和夫人李林画像中投下的目光里，在这个空旷家中，孤独的邹承鲁每天拖着拐杖踟蹰前行，仍在走路，仍在工作。而如今，他那被黑纱缠绕的遗像终于并存于他的亲人当中。
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有所遏制！华人科学家饶毅曾说，在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
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P1190021)
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
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
——读章诒和《伶人往事》
傅国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去春去了”……在这些美丽的唱词和题目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她）们的背后是渐渐褪色、暗淡的舞台，舞台的背后是一个跌宕起伏、可歌可哭的大时代。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如同撒下茫茫大海的巨网，还没有到最后收网的一刻。然而，这些绝代伶人的面容，他（她）们的才华、风姿早已被时间的潮水所淹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自王朝崩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战争、革命、外敌入侵，从反右到“文革”，连绵不绝的运动……这确实是千年未有的变局，诚如章诒和说的，这是一个“过渡时代”，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注定要被粉碎的“过渡时代”。无论什么人，包括这些伶人在内都注定了与这个时代共命运，他（她）们的大悲大喜、生离死别、眼泪与欢笑都与此血脉相连。章诒和的这本新作与其说在追忆“伶人往事”，不如说她在回望、咀嚼一个时代。
出现在章诒和笔下的这些伶人，曾经都是过往的大腕、名角、明星，那时，京剧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落幕，他（她）们在台上尽情地挥洒他（她）们的才情，施展他们生命的活力，张扬人性的善恶美丑、人间的恩怨情仇。台下的人们则在他们的表演中获得生命的欢娱和放松，获得精神的平衡和自足，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普及的艺术形式之一，上至朝廷，下到市井，达官贵人和乡里巴人对这种中国式艺术的喜爱、向往没有什么差别。对这些明星来说，如果光是他（她）们禀赋过人，又经过千锤百炼，成就了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其实并不足道。相隔多年之后，回头看去，更吸引人的无疑还是他（她）们的个性、品格，他（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气、神，不仅通过舞台，也是通过台下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激风暴雨、大难降临时的表现，那才是一个独有的个体生命。他（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珍视自己的演艺生命，舞台是他们的根，失去了根，他（她）们就会失魂落魄，如同扯断了线的风筝，无所适从。这种对职业完美的追求，是与他（她）们对做人尊严的在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体现在日常的生命中。言慧珠为什么选择自尽？书中写到，“文革”中学生抄她的家，把她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翡翠、美金、金条、存折几乎遗漏地翻出来，抄家持续一天一夜，来年天花板都捅破挑开。一代名艺人，曾经大红大紫，被很多人视为“美的化身”，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是的，她确实对金钱很在意，但这只是她自杀的表层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尊严，她不知道这样的噩梦将延续多久，到何时才是尽头，她等不及了，一旦尊严丧尽，那就不值得再活下去。诚如作者指出的，“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
作者本人也是饱经忧患，阅尽人世沧桑，无意借她的笔塑造那一代伶人的完美形象，出现在她笔下的伶人乃是具体的，他（她）们是一个个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也有缺点，有瑕疵，不是白璧无瑕、高大纯洁，比如他们的虚荣、虚骄、世故甚至有一点势利，比如有人抽大烟，等等。在陌生的、无力抗拒的政治压力面前，他（她）们更是手足无措，检讨、揭发、自保……都不是什么值得吃惊的事，李少春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有人为保全自己乃至进一步的目的，而不惜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也有人即便是在无法回避的批判会上，仍尽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脉温情。）一句话，他（她）们是凡人，不是神仙，在舞台内外，他（她）们的生命中弥满了人间烟火味，他（她）们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或兴奋，或焦虑，或痛苦，直到最后时分，他（她）们还要像抓救命稻草一样，试图抓住一切能挽救舞台生命的机会，包括屈从于对传统艺术的无情篡改，亲手折断自己深爱、深信的艺术桅杆。然而，他（她）们命运的归宿无一例外都是以悲剧、惨剧。叶盛兰受虐长达21年，在屈辱中死去。年老病重的琴师杨宝忠已回到北京家中养病，有一天被他任教的天津戏曲学校红卫兵发现，押了回去，囚禁在一个斗室，无人闻问，冻饿而死……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那些富有才华、靠自己真本事吃饭的艺人们，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内心却不无骄傲：“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他们的艺术生涯穿越了军阀混战时代，穿越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也穿越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他们压根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政权底下，他们会活不出头，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到这时他们想哭也来不及了，求生不能，求死也难，言慧珠体面的自杀也因此令人羡慕。
好在他（她）们生命遭遇的不仅是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无情和一片肃杀，还有人性、人情的缕缕温暖，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是无可救药，彻底沦陷在地狱的狰狞之中了。这些温暖即便今天看来也是惊心动魄。1966年12月马连良去世后，马夫人景况惨淡，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得知后，立即请她搬到自己家来，同吃同住，整整六年。马夫人病故后，福芝芳又毅然将她和马连良合葬在梅家墓地。杨宝忠老病之身，工资又被扣发，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姜夫人冯金芙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福芝芳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去梅家吃三天，去姜家吃三天。他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他称呼梅夫人和姜夫人“舅妈”。）梅家子女多年后仍记得杨宝忠1968年弹奏的《吉卜赛之歌》，悠扬的琴声中多了一丝哀愁。尚小云“文革”中多数日子在西安度过，又是批斗，又是抄家，他很想返回北京，却已经有家归不得。想想他无偿捐献出来的66件书画和玉器珍品，我们禁不住唏嘘不已，那当中包括了宋元明清四朝的珍贵字画，有唐伯虎、董其昌、徐文长等书画名家的真迹，也有史可法、杨继盛等历史人物的手笔。他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七所宅院、万贯家财，此时只剩下了三只碗、六根筷子。幸好还有一个曾和他合作唱戏、与他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吴素秋，将他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家中吃住。
令我感动的还有“梨园一叶”——叶盛长1958年被劳动教养后，他夫人谭秀英，在经济来源断绝的四年中带八个孩子苦撑过日子，没有丝毫离恨之心。特别是她得知丈夫生病，她背了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滋补品独自步行赶去清河农场的一幕，当叶盛长吃惊地问，哪有钱买小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她扭脸不答。叶盛长劳教期满，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他回来，谭秀英跑去找有关领导，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当他回到家中发现能变卖的什么都卖了，然而他最心爱的那辆自行车居然还在。章诒和先生说得好：“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流逝，注定要引发我们无尽的伤感，《伶人往事》也因此而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对于文化的摧折，对于人性的蔑视，对于一切浸透着温热和爱的人情的践踏，这些都曾在这个起伏曲折的过渡时代里上演过，从伶人们的遭遇，他们命运的浮沉，我们可以看清时代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20世纪50年代初，当马连良告别香港，选择北上时，他虽然算了一卦，但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他心中并不清楚。直到厄运来临，所有的挣扎、妥协、努力表现都归于无效，就是死，一代艺人的死也是那么凄美——1966年12月13日中午，他在食堂买了一碗面条后，摔倒在地，这致命的一摔，也和他在舞台上一样，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然后一个跟斗跌翻在地，如同一片落叶般飘落。三天后，他离开人世。他不知道，那个承载了千千万万悲剧的过渡时代至今还没有结束。
2006年11月10日杭州
——读章诒和《伶人往事》
傅国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去春去了”……在这些美丽的唱词和题目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她）们的背后是渐渐褪色、暗淡的舞台，舞台的背后是一个跌宕起伏、可歌可哭的大时代。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如同撒下茫茫大海的巨网，还没有到最后收网的一刻。然而，这些绝代伶人的面容，他（她）们的才华、风姿早已被时间的潮水所淹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自王朝崩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战争、革命、外敌入侵，从反右到“文革”，连绵不绝的运动……这确实是千年未有的变局，诚如章诒和说的，这是一个“过渡时代”，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注定要被粉碎的“过渡时代”。无论什么人，包括这些伶人在内都注定了与这个时代共命运，他（她）们的大悲大喜、生离死别、眼泪与欢笑都与此血脉相连。章诒和的这本新作与其说在追忆“伶人往事”，不如说她在回望、咀嚼一个时代。
出现在章诒和笔下的这些伶人，曾经都是过往的大腕、名角、明星，那时，京剧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落幕，他（她）们在台上尽情地挥洒他（她）们的才情，施展他们生命的活力，张扬人性的善恶美丑、人间的恩怨情仇。台下的人们则在他们的表演中获得生命的欢娱和放松，获得精神的平衡和自足，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普及的艺术形式之一，上至朝廷，下到市井，达官贵人和乡里巴人对这种中国式艺术的喜爱、向往没有什么差别。对这些明星来说，如果光是他（她）们禀赋过人，又经过千锤百炼，成就了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其实并不足道。相隔多年之后，回头看去，更吸引人的无疑还是他（她）们的个性、品格，他（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气、神，不仅通过舞台，也是通过台下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激风暴雨、大难降临时的表现，那才是一个独有的个体生命。他（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珍视自己的演艺生命，舞台是他们的根，失去了根，他（她）们就会失魂落魄，如同扯断了线的风筝，无所适从。这种对职业完美的追求，是与他（她）们对做人尊严的在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体现在日常的生命中。言慧珠为什么选择自尽？书中写到，“文革”中学生抄她的家，把她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翡翠、美金、金条、存折几乎遗漏地翻出来，抄家持续一天一夜，来年天花板都捅破挑开。一代名艺人，曾经大红大紫，被很多人视为“美的化身”，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是的，她确实对金钱很在意，但这只是她自杀的表层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尊严，她不知道这样的噩梦将延续多久，到何时才是尽头，她等不及了，一旦尊严丧尽，那就不值得再活下去。诚如作者指出的，“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
作者本人也是饱经忧患，阅尽人世沧桑，无意借她的笔塑造那一代伶人的完美形象，出现在她笔下的伶人乃是具体的，他（她）们是一个个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也有缺点，有瑕疵，不是白璧无瑕、高大纯洁，比如他们的虚荣、虚骄、世故甚至有一点势利，比如有人抽大烟，等等。在陌生的、无力抗拒的政治压力面前，他（她）们更是手足无措，检讨、揭发、自保……都不是什么值得吃惊的事，李少春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有人为保全自己乃至进一步的目的，而不惜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也有人即便是在无法回避的批判会上，仍尽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脉温情。）一句话，他（她）们是凡人，不是神仙，在舞台内外，他（她）们的生命中弥满了人间烟火味，他（她）们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或兴奋，或焦虑，或痛苦，直到最后时分，他（她）们还要像抓救命稻草一样，试图抓住一切能挽救舞台生命的机会，包括屈从于对传统艺术的无情篡改，亲手折断自己深爱、深信的艺术桅杆。然而，他（她）们命运的归宿无一例外都是以悲剧、惨剧。叶盛兰受虐长达21年，在屈辱中死去。年老病重的琴师杨宝忠已回到北京家中养病，有一天被他任教的天津戏曲学校红卫兵发现，押了回去，囚禁在一个斗室，无人闻问，冻饿而死……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那些富有才华、靠自己真本事吃饭的艺人们，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内心却不无骄傲：“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他们的艺术生涯穿越了军阀混战时代，穿越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也穿越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他们压根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政权底下，他们会活不出头，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到这时他们想哭也来不及了，求生不能，求死也难，言慧珠体面的自杀也因此令人羡慕。
好在他（她）们生命遭遇的不仅是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无情和一片肃杀，还有人性、人情的缕缕温暖，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是无可救药，彻底沦陷在地狱的狰狞之中了。这些温暖即便今天看来也是惊心动魄。1966年12月马连良去世后，马夫人景况惨淡，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得知后，立即请她搬到自己家来，同吃同住，整整六年。马夫人病故后，福芝芳又毅然将她和马连良合葬在梅家墓地。杨宝忠老病之身，工资又被扣发，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姜夫人冯金芙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福芝芳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去梅家吃三天，去姜家吃三天。他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他称呼梅夫人和姜夫人“舅妈”。）梅家子女多年后仍记得杨宝忠1968年弹奏的《吉卜赛之歌》，悠扬的琴声中多了一丝哀愁。尚小云“文革”中多数日子在西安度过，又是批斗，又是抄家，他很想返回北京，却已经有家归不得。想想他无偿捐献出来的66件书画和玉器珍品，我们禁不住唏嘘不已，那当中包括了宋元明清四朝的珍贵字画，有唐伯虎、董其昌、徐文长等书画名家的真迹，也有史可法、杨继盛等历史人物的手笔。他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七所宅院、万贯家财，此时只剩下了三只碗、六根筷子。幸好还有一个曾和他合作唱戏、与他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吴素秋，将他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家中吃住。
令我感动的还有“梨园一叶”——叶盛长1958年被劳动教养后，他夫人谭秀英，在经济来源断绝的四年中带八个孩子苦撑过日子，没有丝毫离恨之心。特别是她得知丈夫生病，她背了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滋补品独自步行赶去清河农场的一幕，当叶盛长吃惊地问，哪有钱买小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她扭脸不答。叶盛长劳教期满，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他回来，谭秀英跑去找有关领导，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当他回到家中发现能变卖的什么都卖了，然而他最心爱的那辆自行车居然还在。章诒和先生说得好：“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流逝，注定要引发我们无尽的伤感，《伶人往事》也因此而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对于文化的摧折，对于人性的蔑视，对于一切浸透着温热和爱的人情的践踏，这些都曾在这个起伏曲折的过渡时代里上演过，从伶人们的遭遇，他们命运的浮沉，我们可以看清时代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20世纪50年代初，当马连良告别香港，选择北上时，他虽然算了一卦，但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他心中并不清楚。直到厄运来临，所有的挣扎、妥协、努力表现都归于无效，就是死，一代艺人的死也是那么凄美——1966年12月13日中午，他在食堂买了一碗面条后，摔倒在地，这致命的一摔，也和他在舞台上一样，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然后一个跟斗跌翻在地，如同一片落叶般飘落。三天后，他离开人世。他不知道，那个承载了千千万万悲剧的过渡时代至今还没有结束。
2006年11月10日杭州
遭到背弃和打压的大学生存之本：学术自由
文/肖雪慧
对于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来说，学术自由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产生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学术自由坚持的研究和教学无禁区、对各种思想无偏袒，一方面鼓励了新思想、新知识的出现，另一方面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论辩中呈现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条件。有学术自由，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就能得到保护；学术自由遭遏制、打击或否定，必是创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创造力枯竭后果的，决不只是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两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教书工作乃是大学教育的关键中心”。可是，能够充当社会心脏的是独立的而非听命的大学教育，能够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中心脏地位的教学是符合知识探索和创新规律的教学——即，由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来保障的而非处处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学。如果说，丢失了独立而依附权势的大学教育不配作社会的心脏，那么，缺乏学术自由、受制于权力或其他外部压力的教学不仅因丧失知识创新和传播的能力而无力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的心脏地位，而且会使教育沦为反教育。
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国却命运多舛，曾长期遭受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如今虽然少有人公开否定学术自由，可地位十分边缘——其实，说边缘不准确，真实情况是，学术自由仍被当成防范对象，受到排斥和变相否定。前不久北大党委书记在答记者问时就宣称“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番话公开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师教学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学术自由之内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着通过教育不是要告诉学生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而是帮助学生开发智慧，使学生获得辨析能力、创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够独立看待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独立的精神探索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师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教学，各抒己见，则可以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时时面对多种观念的并存和冲突。这对师生都很具挑战性。然而，那位书记的讲话表明他仍然把大学视为政治及意识形态阵地和工具。只不过，对大学的这种认知并非只属于该书记的个人见解，这其实是以往长期拿大学当阵地和工具而相沿成习的政治功利主义治校方略，也是对当下真实教育政策的表达。
只要继续把大学政治功利化，把规定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当目标而要大学继续充当统一思想场所，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学术自由在我国受到的钳制无处不在。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位授予的审批权，掌控课程设置、根据意识形态偏好指定设置某些课程，插手大学的教材选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对学术自由构成根本性钳制；而大学内部鼓励告密，越来越多大学在教室安装的电子眼把教学全程置于行政监控下，更收缩了思想、学术的空间。师生不能在自由对话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实、发展知识。这已经构成对我们民族智慧资源的严重摧残。危害不仅在此，更在于，把政治功利主义灌注到大学教育中，让大学承载与其批判性创造性发展知识的使命相悖的统一思想功能，注定要对独立思想抱猜忌、敌视态度，注定要排斥能激发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价值的内容，拒斥对任何现成观念和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较的理性精神，而且注定要扭曲人的精神、败坏人的心志。对此，笔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文中有过剖析：“政治功利主义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有着使人思想划一的倾向和囿于一时之功利的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来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可叹，这情形还在继续。一系列旨在灌输的课程，本质上带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执，并且充满空洞废话。它们传递一种懒惰而愚蠢的思想惯性，这种惯性使许多人到了不讲套话蠢话就不会开口说话的地步。尤其严重的是，一种建立在强迫性遗忘历史、歪曲和伪造现实基础上的观念长期通过从初等到高等学校的讲台系统地灌输给学生。持续灌输使学生装了满脑袋的偏见和极端思想，却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抱先入为主之见。近年来，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上，充满仇恨的极端主义情绪和狂热表现在众多大学生中成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正是这种精神催眠加偏执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证明。
大学的系列灌输性课程，除了强制灌输早已对现实失去解释力的学说，还有一大特点，即，对政治权势人物的言论作微言大义的过度阐释和延伸。这就在训练气质性的独断和盲从以及教学生习惯于言辞与现实的背离的同时，让学生领略和练习如何投机、如何趋附权势。人们对现在大学生中很常见的投机表现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评，但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在塑造这种病态人格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上。
缺乏学术自由，大学的教育无力提供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却以偏见和谎言影响学生，导致对事物扭曲、变形的判断和自身精神的沉沦。这样的教育对广大学生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欺骗。
对教师来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领域，诚实的研究和教学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而相关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设立具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袒性的课题，附着在这类课题上诸如职称、金钱等一干好处的诱惑与独立、求真必得时时面对的不公甚至险境形成鲜明对照，使教师群体发生了可悲的蜕变。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谋构造伪现实的行列，源源不断炮制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不过是政策的阐释和宣传，是在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指鹿为马，是对无由辩护、不可辩护的作辩护……；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充当精神窃贼，干抄袭剽窃的勾当。所有这些不仅与学术毫不相干，而且是对学术精神的彻底背弃。
对于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来说，学术自由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产生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学术自由坚持的研究和教学无禁区、对各种思想无偏袒，一方面鼓励了新思想、新知识的出现，另一方面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论辩中呈现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条件。有学术自由，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就能得到保护；学术自由遭遏制、打击或否定，必是创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创造力枯竭后果的，决不只是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两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教书工作乃是大学教育的关键中心”。可是，能够充当社会心脏的是独立的而非听命的大学教育，能够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中心脏地位的教学是符合知识探索和创新规律的教学——即，由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来保障的而非处处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学。如果说，丢失了独立而依附权势的大学教育不配作社会的心脏，那么，缺乏学术自由、受制于权力或其他外部压力的教学不仅因丧失知识创新和传播的能力而无力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的心脏地位，而且会使教育沦为反教育。
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国却命运多舛，曾长期遭受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如今虽然少有人公开否定学术自由，可地位十分边缘——其实，说边缘不准确，真实情况是，学术自由仍被当成防范对象，受到排斥和变相否定。前不久北大党委书记在答记者问时就宣称“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番话公开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师教学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学术自由之内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着通过教育不是要告诉学生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而是帮助学生开发智慧，使学生获得辨析能力、创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够独立看待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独立的精神探索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师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教学，各抒己见，则可以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时时面对多种观念的并存和冲突。这对师生都很具挑战性。然而，那位书记的讲话表明他仍然把大学视为政治及意识形态阵地和工具。只不过，对大学的这种认知并非只属于该书记的个人见解，这其实是以往长期拿大学当阵地和工具而相沿成习的政治功利主义治校方略，也是对当下真实教育政策的表达。
只要继续把大学政治功利化，把规定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当目标而要大学继续充当统一思想场所，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学术自由在我国受到的钳制无处不在。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位授予的审批权，掌控课程设置、根据意识形态偏好指定设置某些课程，插手大学的教材选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对学术自由构成根本性钳制；而大学内部鼓励告密，越来越多大学在教室安装的电子眼把教学全程置于行政监控下，更收缩了思想、学术的空间。师生不能在自由对话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实、发展知识。这已经构成对我们民族智慧资源的严重摧残。危害不仅在此，更在于，把政治功利主义灌注到大学教育中，让大学承载与其批判性创造性发展知识的使命相悖的统一思想功能，注定要对独立思想抱猜忌、敌视态度，注定要排斥能激发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价值的内容，拒斥对任何现成观念和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较的理性精神，而且注定要扭曲人的精神、败坏人的心志。对此，笔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文中有过剖析：“政治功利主义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有着使人思想划一的倾向和囿于一时之功利的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来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可叹，这情形还在继续。一系列旨在灌输的课程，本质上带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执，并且充满空洞废话。它们传递一种懒惰而愚蠢的思想惯性，这种惯性使许多人到了不讲套话蠢话就不会开口说话的地步。尤其严重的是，一种建立在强迫性遗忘历史、歪曲和伪造现实基础上的观念长期通过从初等到高等学校的讲台系统地灌输给学生。持续灌输使学生装了满脑袋的偏见和极端思想，却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抱先入为主之见。近年来，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上，充满仇恨的极端主义情绪和狂热表现在众多大学生中成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正是这种精神催眠加偏执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证明。
大学的系列灌输性课程，除了强制灌输早已对现实失去解释力的学说，还有一大特点，即，对政治权势人物的言论作微言大义的过度阐释和延伸。这就在训练气质性的独断和盲从以及教学生习惯于言辞与现实的背离的同时，让学生领略和练习如何投机、如何趋附权势。人们对现在大学生中很常见的投机表现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评，但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在塑造这种病态人格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上。
缺乏学术自由，大学的教育无力提供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却以偏见和谎言影响学生，导致对事物扭曲、变形的判断和自身精神的沉沦。这样的教育对广大学生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欺骗。
对教师来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领域，诚实的研究和教学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而相关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设立具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袒性的课题，附着在这类课题上诸如职称、金钱等一干好处的诱惑与独立、求真必得时时面对的不公甚至险境形成鲜明对照，使教师群体发生了可悲的蜕变。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谋构造伪现实的行列，源源不断炮制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不过是政策的阐释和宣传，是在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指鹿为马，是对无由辩护、不可辩护的作辩护……；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充当精神窃贼，干抄袭剽窃的勾当。所有这些不仅与学术毫不相干，而且是对学术精神的彻底背弃。
傅国涌:邹承鲁何以越到晚年越绚烂
邹承鲁是个科学家，他的专业领域是生物化学，他曾说，自己一生做学问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效应。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间，他的声音不断在媒体上出现，他的名字常常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他直言，人治和腐败已成为中国科技的两大致命伤。2005年，82岁高龄的他还发表(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对院士选举不够透明等缺陷坦陈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希望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万能。对于行政主导的科学规划，他提出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等等。他因此被誉为“科学打假斗士”、“学术道德的捍卫者”。对学术腐败、科学失范的痛心，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他频频露面，这与他一贯追求的低调似乎构成了矛盾。对此，他自己的解释很简单，那是为了宣传，宣传他对科学道德的看法，不是宣传他在科学上的成果。
事实上，他也早已功成名就，不需要任何宣传。他不肯在温暖的屋檐下安享余年，屡屡站出来揭露科学界的腐败现象，痛击种种违背科学道德的不义行为，在有些人看来难免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教育背景，也许就不会吃惊了。他中学读的是重庆南开中学，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庆南开中学给他的教育是最好的中学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我认识一些早年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老人，他们在专业上没有邹承鲁那样的成就，但在他们身上我常常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对社会的关怀，他们的行事作风，处处都带着那个时代南开教育留下的痕迹，那种教育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有口皆碑的西南联大就更不用说了，翻译家、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不久前出版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当年自由的学风，开放宽松的氛围，有过温暖而感人的回忆。对于剑桥大学，邹承鲁说过一件事，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导师出的题目、设计的研究方案，而且仔细审阅、修改过，当发表时导师要他单独署名，认为自己对论文没有做出突出贡献。这一点对他影响非常之大，他晚年一再提及。多年来，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腐败，他最为痛恨的就是“仗势署名”，导师或领导利用职权，在研究生或下属的论文、著作上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风气。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当邹承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更在意的也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他与诺贝尔奖的两度擦肩而过，而是他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守护，他身上的责任感，或者说他的人格底气。这要比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建树更为重要。
邹承鲁生于1923年，和殷海光、施雅风、何兆武属于同一代人，都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最后从事什么职业，在哪个领域安身立命，他们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之处——单纯、认真、守规矩、负责任，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都很难改变这样的做人底色。他们中不少人越到晚年活得越绚烂，邹承鲁也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经问心无愧。遗憾的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学术腐败、科学泡沫，依然是中国的一个顽症。
事实上，他也早已功成名就，不需要任何宣传。他不肯在温暖的屋檐下安享余年，屡屡站出来揭露科学界的腐败现象，痛击种种违背科学道德的不义行为，在有些人看来难免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教育背景，也许就不会吃惊了。他中学读的是重庆南开中学，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庆南开中学给他的教育是最好的中学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我认识一些早年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老人，他们在专业上没有邹承鲁那样的成就，但在他们身上我常常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对社会的关怀，他们的行事作风，处处都带着那个时代南开教育留下的痕迹，那种教育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有口皆碑的西南联大就更不用说了，翻译家、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不久前出版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当年自由的学风，开放宽松的氛围，有过温暖而感人的回忆。对于剑桥大学，邹承鲁说过一件事，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导师出的题目、设计的研究方案，而且仔细审阅、修改过，当发表时导师要他单独署名，认为自己对论文没有做出突出贡献。这一点对他影响非常之大，他晚年一再提及。多年来，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腐败，他最为痛恨的就是“仗势署名”，导师或领导利用职权，在研究生或下属的论文、著作上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风气。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当邹承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更在意的也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他与诺贝尔奖的两度擦肩而过，而是他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守护，他身上的责任感，或者说他的人格底气。这要比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建树更为重要。
邹承鲁生于1923年，和殷海光、施雅风、何兆武属于同一代人，都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最后从事什么职业，在哪个领域安身立命，他们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之处——单纯、认真、守规矩、负责任，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都很难改变这样的做人底色。他们中不少人越到晚年活得越绚烂，邹承鲁也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经问心无愧。遗憾的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学术腐败、科学泡沫，依然是中国的一个顽症。
10/25/2006
高等教育腐败从高尔夫开始
美国来信之 薛涌专栏
在北大兴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引起公愤而搁浅后，厦门大学前仆后继。不久前，该校校长朱崇实昂然宣布:“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
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厦门大学此举，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前腐败的阶段。
首先，厦门大学是公立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中国还是个穷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的比例也甚低。教育经费不足，使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无法保证。
当然，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仍然有大力投资高等教育的战略需要。但是，这种投资，必须是“生产性的投资”，目的是培养学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能用于教学生如何享受奢华的生活方式。试想: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出这么几个钱来办大学；大学生享受了这样的恩惠，日后的生活水平明显会高于为他们埋单的普通老百姓。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劫贫济富。大学生只有日后创造出巨额财富，使下层社会也能跟着受益，这种教育投资才有正当性。所以，大学应该教育学生的，是怎样感念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投资，想着以后如何去回报社会。学生中要学高尔夫的，可以到校外找个俱乐部学，只要不影响学业，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怎么能够把这样的运动列入必修课？纳税人的钱投到计算机、经济等课程上，是能期待着回报的；投到高尔夫的课程上，能获得什么回报？第二，高尔夫成为大学课程的唯一理由，就是大学是私立的；学生自己花钱，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所学的内容。
但是，我在美国的私立学校学习工作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听说高尔夫成为必修课的。如果大学把高尔夫当成必修课，恐怕家长们也会让孩子到别的地方读书。道理很简单:孩子日后的成就在于他创造了什么，而不是享受了什么。没有家长希望孩子在没学会怎么挣钱的情况下先学怎么挥霍。当然家长更不愿意自己花钱教孩子挥霍。
中国土地资源稀缺，高尔夫本应该是个要上高消费税的运动。许多高尔夫球场是开发商用来圈地的名目，本身甚至无法自负盈亏。而如今，在社会上能打得起高尔夫的，也是非常少数的人。这种富人俱乐部，有包括公款消费在内的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
厦门大学今天看见“精英”打高尔夫，就叫学生也学高尔夫；明天看见“精英”包养二奶，是否也要让学生必修包养课呢？更可笑的是，即使在该校要必修高尔夫的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中，将来恐怕也是极少数有此腐败的特权。
厦门大学则为了这假设中的极少数学生的不正当利益，把培养学生贡献于社会的基本技能的钱，挪用来培养他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让那些未必捞得着腐败资格的人也要超前进行怎样腐败的训练。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公款吃喝吗？
厦门大学的高尔夫课程，是今年中国高等教育界最大的丑闻之一。如今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大学却拿纳税人的钱盖豪华校门，给食堂装豪华电梯，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些现象说明，用纳税人的钱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高等教育的体制已经彻底破产。再不打烂这种僵化的制度，中国的大学就将成为培养而不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基地。
在北大兴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引起公愤而搁浅后，厦门大学前仆后继。不久前，该校校长朱崇实昂然宣布:“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
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厦门大学此举，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前腐败的阶段。
首先，厦门大学是公立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中国还是个穷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的比例也甚低。教育经费不足，使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无法保证。
当然，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仍然有大力投资高等教育的战略需要。但是，这种投资，必须是“生产性的投资”，目的是培养学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能用于教学生如何享受奢华的生活方式。试想: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出这么几个钱来办大学；大学生享受了这样的恩惠，日后的生活水平明显会高于为他们埋单的普通老百姓。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劫贫济富。大学生只有日后创造出巨额财富，使下层社会也能跟着受益，这种教育投资才有正当性。所以，大学应该教育学生的，是怎样感念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投资，想着以后如何去回报社会。学生中要学高尔夫的，可以到校外找个俱乐部学，只要不影响学业，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怎么能够把这样的运动列入必修课？纳税人的钱投到计算机、经济等课程上，是能期待着回报的；投到高尔夫的课程上，能获得什么回报？第二，高尔夫成为大学课程的唯一理由，就是大学是私立的；学生自己花钱，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所学的内容。
但是，我在美国的私立学校学习工作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听说高尔夫成为必修课的。如果大学把高尔夫当成必修课，恐怕家长们也会让孩子到别的地方读书。道理很简单:孩子日后的成就在于他创造了什么，而不是享受了什么。没有家长希望孩子在没学会怎么挣钱的情况下先学怎么挥霍。当然家长更不愿意自己花钱教孩子挥霍。
中国土地资源稀缺，高尔夫本应该是个要上高消费税的运动。许多高尔夫球场是开发商用来圈地的名目，本身甚至无法自负盈亏。而如今，在社会上能打得起高尔夫的，也是非常少数的人。这种富人俱乐部，有包括公款消费在内的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
厦门大学今天看见“精英”打高尔夫，就叫学生也学高尔夫；明天看见“精英”包养二奶，是否也要让学生必修包养课呢？更可笑的是，即使在该校要必修高尔夫的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中，将来恐怕也是极少数有此腐败的特权。
厦门大学则为了这假设中的极少数学生的不正当利益，把培养学生贡献于社会的基本技能的钱，挪用来培养他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让那些未必捞得着腐败资格的人也要超前进行怎样腐败的训练。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公款吃喝吗？
厦门大学的高尔夫课程，是今年中国高等教育界最大的丑闻之一。如今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大学却拿纳税人的钱盖豪华校门，给食堂装豪华电梯，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些现象说明，用纳税人的钱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高等教育的体制已经彻底破产。再不打烂这种僵化的制度，中国的大学就将成为培养而不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基地。
9/13/2006
学术腐败的背后是利益的博弈
学术腐败的背后是利益的博弈
董晓波
目前对学术腐败的批评中，从道德层面的评价较多，实质上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的不合理性。从大的方面而言，是国家的教育体制；小的方面而言，则是不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笔者认为，目前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的背后贯穿的是不同利益的博弈，损失的是人民的（国家纳税人）的钱，而养肥却是一批极少数人。学术腐败消除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
一、收版面费：杂志社敛财的手段
如今，不收版面费的学术杂志越来越少了，更不要说稿费了，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核心杂志动不动开口就是上百上千，甚至上万。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理解。毕竟编辑们也是人，谁都要养家糊口，谁都要响应党的号召早日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不是交钱就登文章，而是登文章而收钱。乍一想，还真有道理。不是自己文章写的好那会有交钱的机会？还真应该感谢人家抬举你，给你一个交钱的机会了。实际上，这种直接向作者收版面费杂志还算好的，借用英语“black lie”和“white lie”，它至少是“white lie”，它给了所有投稿者一个公平平等的待遇，无非是在学术平等的背后多加了一个“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有些杂志表面上声称从不收版面费，主张匿名审稿。实际上他们暗地里却有着一套独特的敛财手段。这些杂志往是核心期刊，学术档次也相对较稿，求的人也相对较多。他们往往直接与高校的某专业学院联系。每年发该学院老师若干文章，学院则向杂志社提供一笔可观的所谓协办费。在僧多粥少的学院这些若干文章发表机会就成了教师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新的博弈。细心的读者只要看某杂志几期就会发现这种情况，笔者从来不给这些杂志投稿，因为他们说的是“black lie”，他们在金钱目面前丢掉了公平原则。不过，存在就是合理，天地下谁都知道谁最需要“贞节牌坊”。
二、交版面费：求名求利背后的无奈的选择
说实话，中国的学术杂志挺多的，所谓核心期刊也不少，中国每年的论文产量无疑是世界第一，中国做“学问”的人也实在太多，据说，幼儿园阿姨也要发核心论文评职称。但最近政协常委指出：中国的科技论文90%毫无实际价值。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爱做“学问”呢？道理很简单，为了名和利。套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更是名和利的动物。在高校就教师而言，谁不想早日成为教授，博导呢？谁不想在学校有地位，证明有能力呢？谁不想获取更多更大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呢？怎么办？做“学问”，发核心，甚至不惜花钱。因为学校的资源、话语权就是通过所谓的核心期刊论文来分配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是普遍现象。社会资源有限，人人都希望在资源分配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也是人之常情。在四年一次的北图核心期刊评选以及CSSCI期刊选定中，背后也无不存在者利益的角逐。请客受贿比比皆是。有些杂志甚至不惜血本，希望能被洋人的数据库收录，成为所谓的“国际期刊”。目的是不言而喻的，饭店星级越高，收费越高。杂志的求“星”现象与各高校的推波助澜也密切相关。各高校均有自己的核心、重点（权威）期刊目录，教师在这些杂志上发文章均有一定的奖励。高校教师均是高智商，一般是博士或硕士，最差也起码是个本科。交版面费之前都会算一算“名利帐”，最可怜的是那些没有工作的硕士生、博士生，为了毕业用父母的血汗钱、甚至是自己的吃饭的钱交版面费。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笔者总是感觉酸楚。
三、申报学位点：造假说谎的竞技场
中国每两年一次的所谓学位点申报，更是造假说谎的竞技场。假人（非本单位人员）、假教授、假科研成果现象层出不穷。教育部对此也无可柰何，在去年的学位点申报中，教育部将所有申报单位的材料挂在网上，规定淘汰比例，号召申报单位之间检举、揭发造假行为，有人将此戏称之为“狗咬狗”。
四、学术腐败消除的关键：制度的变革
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到底在那里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制度的不合理，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层面问题。国家垄断并分配着高等教育资源，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说谎、造假、发毫无价值文章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在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中获取更大利益而已。
要想彻底消除学术腐败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高等学校所有权社会化、私有化才是根本的出路。让市场、社会来签定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什么是有价值、社会需要的成果。而不是让一些官僚来鉴定，将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浪费掉。
董晓波
目前对学术腐败的批评中，从道德层面的评价较多，实质上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的不合理性。从大的方面而言，是国家的教育体制；小的方面而言，则是不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笔者认为，目前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的背后贯穿的是不同利益的博弈，损失的是人民的（国家纳税人）的钱，而养肥却是一批极少数人。学术腐败消除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
一、收版面费：杂志社敛财的手段
如今，不收版面费的学术杂志越来越少了，更不要说稿费了，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核心杂志动不动开口就是上百上千，甚至上万。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理解。毕竟编辑们也是人，谁都要养家糊口，谁都要响应党的号召早日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不是交钱就登文章，而是登文章而收钱。乍一想，还真有道理。不是自己文章写的好那会有交钱的机会？还真应该感谢人家抬举你，给你一个交钱的机会了。实际上，这种直接向作者收版面费杂志还算好的，借用英语“black lie”和“white lie”，它至少是“white lie”，它给了所有投稿者一个公平平等的待遇，无非是在学术平等的背后多加了一个“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有些杂志表面上声称从不收版面费，主张匿名审稿。实际上他们暗地里却有着一套独特的敛财手段。这些杂志往是核心期刊，学术档次也相对较稿，求的人也相对较多。他们往往直接与高校的某专业学院联系。每年发该学院老师若干文章，学院则向杂志社提供一笔可观的所谓协办费。在僧多粥少的学院这些若干文章发表机会就成了教师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新的博弈。细心的读者只要看某杂志几期就会发现这种情况，笔者从来不给这些杂志投稿，因为他们说的是“black lie”，他们在金钱目面前丢掉了公平原则。不过，存在就是合理，天地下谁都知道谁最需要“贞节牌坊”。
二、交版面费：求名求利背后的无奈的选择
说实话，中国的学术杂志挺多的，所谓核心期刊也不少，中国每年的论文产量无疑是世界第一，中国做“学问”的人也实在太多，据说，幼儿园阿姨也要发核心论文评职称。但最近政协常委指出：中国的科技论文90%毫无实际价值。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爱做“学问”呢？道理很简单，为了名和利。套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更是名和利的动物。在高校就教师而言，谁不想早日成为教授，博导呢？谁不想在学校有地位，证明有能力呢？谁不想获取更多更大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呢？怎么办？做“学问”，发核心，甚至不惜花钱。因为学校的资源、话语权就是通过所谓的核心期刊论文来分配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是普遍现象。社会资源有限，人人都希望在资源分配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也是人之常情。在四年一次的北图核心期刊评选以及CSSCI期刊选定中，背后也无不存在者利益的角逐。请客受贿比比皆是。有些杂志甚至不惜血本，希望能被洋人的数据库收录，成为所谓的“国际期刊”。目的是不言而喻的，饭店星级越高，收费越高。杂志的求“星”现象与各高校的推波助澜也密切相关。各高校均有自己的核心、重点（权威）期刊目录，教师在这些杂志上发文章均有一定的奖励。高校教师均是高智商，一般是博士或硕士，最差也起码是个本科。交版面费之前都会算一算“名利帐”，最可怜的是那些没有工作的硕士生、博士生，为了毕业用父母的血汗钱、甚至是自己的吃饭的钱交版面费。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笔者总是感觉酸楚。
三、申报学位点：造假说谎的竞技场
中国每两年一次的所谓学位点申报，更是造假说谎的竞技场。假人（非本单位人员）、假教授、假科研成果现象层出不穷。教育部对此也无可柰何，在去年的学位点申报中，教育部将所有申报单位的材料挂在网上，规定淘汰比例，号召申报单位之间检举、揭发造假行为，有人将此戏称之为“狗咬狗”。
四、学术腐败消除的关键：制度的变革
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到底在那里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制度的不合理，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层面问题。国家垄断并分配着高等教育资源，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说谎、造假、发毫无价值文章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在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中获取更大利益而已。
要想彻底消除学术腐败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高等学校所有权社会化、私有化才是根本的出路。让市场、社会来签定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什么是有价值、社会需要的成果。而不是让一些官僚来鉴定，将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浪费掉。
9/09/2006
中国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九大悖论
作者：刘奇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的处境、命运给予高度人文关怀，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应该说，当前是农村政策最好的时期，农村发展空间最大的时期，农民最有用武之地的时期。但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农民“能力贫困综合症”还严重制约着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现阶段农民的弱势与贫困，不是简单的收入低下问题，而是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的短缺，是他们民主能力的贫困、知识能力的贫困、信息能力的贫困、不受歧视能力的贫困等方面的综合反应。农民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辛酸与无奈、困惑与冲突，生存与发展的悖论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新农村建设已经起步，新农村最缺的就是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培养出一代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没有理由再让中国农民的这种无奈成为一种历史的无奈。
不上学等着穷，上大学立刻穷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
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接受教育已成为一个人安身立足的基本条件，决定着一个公民能否跟上时代，能否发展自己，能否享受现代文明的关键因素。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农业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在农业生产中已越来越占据着重要地位，科学种田成为实际的需要，现代农业使农民必须应时代而变，不断强化知识和观念的更新。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基础。农民离开农业产业，进入其他行业，要有基本的教育背景，否则就只能做每月几百块钱的粗活。现在全国有4200万建筑工人，其中3200万是农民工；700多万煤矿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90%以上没接受到职业技术培训教育。尽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许多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是市场化能力还比较弱，需要不断地进行各种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训练。不光要会种地，还要会管理，懂经营，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融入世界潮流。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城市化的需要。农民要成为市民，其就业观念、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许多方面都要进行市民化转化，而这些转化都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来支持。中国农村现在五亿多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是7年，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日本50年前的水平。受教育水平低已成为制约农民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个根本因素，农民不培养孩子上学就只好等着穷。
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民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地供孩子读书，指望下一代不像父母那样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能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上学的费用实在高得很难承受。据有关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10元，现在已达100多元，高中三年花费现在要15000元左右，大学花费四年至少要四、五万元，可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才3200多元，一个农民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多年才够得上一个本科大学生四年的花费，干五年才够孩子上高中的花费。有的村子家家重视教育，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结果几年下来，“状元村”变成了“贫困村”，家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孩子大学毕业找工作又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马上面临成家立业、买房子，要想积攒点钱还债不知又要多少年。债务像一块巨石一直压在父母亲身上。农民无奈地说，现在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农村因此常常出现这样令人心酸的图景：孩子学习好，家长是又喜又愁，既盼孩子考上大学，又怕孩子考上，心里矛盾重重。近些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都在百分之五左右，而人均教育支出却每年增长15%以上，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到去年全国还有160多个县的小学，140多个县的初中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拨款为零，维持运转全靠收取学生杂费。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
1993年国家提出到上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可实际的执行结果是2002年才达到3.2%，2005年又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多。若按占GDP4%的标准计算，十年教育投入财政欠账近万亿。而有限的教育经费又大部分用于城市，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每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支出达五六千亿，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用于农村。农村人则要拿出1/4的收入供孩子上学。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到目前，全国还有少数县没能完全“普九”，已经“普九”的部分地区水平还较低、基础还不稳。受教育权的不对等，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281.55倍、323倍。九亿农民的子女在北大清华就读的还没有一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多。全国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子弟，教育的不公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公，它会引起一个人一辈子的不公，甚至延续到子孙后代。必须改变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扩大城乡教育公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由农民承担转移到政府承担，让高等教育的门槛向农民低开。
不打工现在穷，打了工以后穷
——新“工农剪刀差”在自然延伸，只是表现形式变了，
由工农扩展为城乡，由资金、物资的支持变为活劳动支持。
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一个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必须耕种20亩土地才可以达到8000元的年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18亿亩耕地只能容纳9000万农业劳动力，加上渔业、牧业、水果种植及其它农副业生产的农民在内，整个农业只能容纳1亿多农业劳动力，其余都必须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当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背起行囊、坐着火车跨省份、跨区域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取报酬时，“外出打工”这个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在农民生活中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但农民工又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力群体。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化建设道路的自然延伸，是新形势下的“工农业剪刀差”。所不同的是，从过去的资金和物资要素的支持转变为更加鲜活的劳动力要素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由过去的强制征取变为自愿行为；不仅更方便更快捷，规模和力度比以前也大得多。农民工不仅与城镇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而且劳动定额不合理，劳动时间过长，收入长期基本未增。表面上看，一些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几乎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但这往往是以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高达十几个小时为代价换来的。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薪酬，还往往被长期拖欠。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超过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等至少3000亿元。由于农民工大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卫生条件差、生产工作环境恶劣、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伤事故比例高、重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达数十万，其中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许多乡镇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60%的设备缺少必要的防护用品，90%的企业粉尘超标。土法开采的小煤矿，使矽肺病发生率急剧上升，有些民工仅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在透支了他们的青春、体力、精力之后，往往即意味着打工生涯的终结，用工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农民通过打工真正成为市民的在现阶段还十分有限，绝大多数还必须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由于打工期间很多企业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打工的积累又十分有限，打工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如再遭遇上伤残或职业病，后果很难想象。他们说死得起，但伤不起。长期在城务工，农活也荒废了，农业科技的知识生疏了，重操旧业已力不从心，重新返贫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5年超过3万亿元，5年时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而再看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发达国家是35～45%，中等发达国家是25～35%)，“水”涨了，“船”却没有高起来。14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而这其中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又属最慢。在珠江三角洲，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里农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当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着力加强法制建设，解决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结合我国的现有国力，探索一套更加灵活、更加适合于广大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在过了打工的年龄后能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为穷不看病，因为病更加穷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
教育、医疗、养老被农民称为是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现今医院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对农民来说都是极端奢侈品。在计划体制内享受医疗保险或者公费医疗的人有能力承担，城市中收入较高的人有能力承担，而广大农民则无能为力。两个不同的群体，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农民的窘境是不言而喻的。农民说“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送，绝症再往家中抬”。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农民不敢生病，生不起病，有病也不敢去看已成为突出现象。据权威统计，中国农村人口有近9亿，农民用于医疗的费用每人每年不足10元，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必须住院治疗的农村人群中，有近50%的人因缺钱而放弃治疗。2003年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包括实物收入)，而从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来看，2003年农民平均住院费用是2236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有一个人住院，可能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医疗费用上。农村人口拥有的卫生资源少得可怜。从1982年到2001年城市医院病床增加了100多万张，而农村医院病床则减少了20多万张。农村产妇及婴儿的死亡率都是城市的3倍以上。全国平均15个行政村拥有1个乡镇卫生院，1000个农民拥有0.79张病床、1.3个卫生技术人员，乡镇一级卫生院具有本科学历的医务人员只占1.4%。多数乡镇卫生院，设备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购置的，仍靠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老三样”开展工作。在广大农村基本解决温饱后，有人说，“看病难”已成了“农家新愁”。
农民生病后基本得不到救助，只能依靠家庭或亲友的支持。“一人生病，全家不宁，亲朋受累。”虽然现阶段我国的大多数农民已经跨过了温饱的门槛，但农民因病致贫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国家有关部门作过一项统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50%属于因病致贫，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的最大“拦路虎”。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将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
据有关部门透露，我国现在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这几年在1.6%～1.7%之间，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84%用在城市，只有16%是用在农村，而60%的人口是在农村。事实上是城镇40%的人口占用了80%多的卫生资源。农村卫生事业严重滑坡，农村的传染病出现了扩大蔓延趋势，血吸虫病死灰复燃，SARS、艾滋病的爆发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人不安全的最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不是其他，而是健康不安全，健康不安全又主要是农民健康的不安全。国家应通过立法形式，使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逐年增长，并接受各级人大监督落实；积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探索建立更大力度、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政府筹资渠道；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城市过剩的卫生资源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培育农村卫生服务市场。
种田想赚钱，种了田难赚钱
——“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白贴了一套运动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民重新成了土地的主人，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民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国家的政策调控效应在农民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近年来，一系列扶农政策特别是免征农业税的实施，使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开始发展特色农业，开始注重生产投入和田间管理，主动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农民收入也确有较大幅度增加，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2005年达3200多元，一年增收约300元。
可令农民始料未及的是，政策性增收的果实被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点点吃掉了。媒体报道河南省的例子，由于种子、农药、化肥涨价，农民种植玉米成本每亩增加了25～27元。如果包括机耕、机播、机收、灌溉等，每亩生产成本比去年增加了30元以上。而给农民的三项补贴，每亩平均只有15.07元，只达到所增成本的一半。农民幽默地说:“现在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还白贴一套运动服。”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和免掉的农业税，全都“转移”给了生产资料企业和经销商。农民即使遇上丰收年，粮食增产了，也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如果再遇到假冒伪劣生产资料的坑害，不仅不赚钱还会吃大亏。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放开，一些不法的经营业主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农业是弱质产业，面对的是市场、自然和政策三重风险，加之现阶段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还不高，对大多数地方来说，农民靠种田赚钱还很难。当前，亟需依法曝光一批农资违法违章案例，严防伪劣农资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净化农资市场主体，扶持一批规范经营、诚信守法的龙头农资经销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农资经营者的服务水平。应适当给予财政补贴，让农业保险这一“准公共产品”尽快走进农家，帮助农民规避风险。大力度地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努力使农业逐步走上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现代农业轨道。
低价买货想便宜，便宜过后吃大亏
——假冒伪劣产品“上山下乡”，农民成了消“废”者。“人命关天”的大案时有发生。
“油盐酱醋找个体，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城里。”说的是农村商业布局不合理、规模小、网点少，农民购物很不方便。加上农民买东西受经济条件限制，消费水平较低，“廉价”成了他们购买商品的首选因素。农村市场发育不完善，完整的商店要到镇上才有，那些散布在村落的小商铺，是农民主要的购物渠道，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些个体小店大多是从县乡各类批发市场和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小作坊进货，同样牌子的饼干，城里超市每市斤的价格要卖到十几块，小店里可能两块钱就能买到；海飞丝、飘柔等品牌的袋装洗发水，里面装的都是同样的蓝色透明液体，城里要几毛钱，小店里只卖几分钱，用的似乎是同一个印刷版，只是字迹有一点模糊。小店销售香烟，为了少交税，大部分进的都是散货，价格当然也便宜。在我国很多地区，仍然沿袭着十里八村农民赶大集的习惯。集市上充斥那堆积如山、来历不明的商品。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农民购买力的不足，而这又是中国经济长期实行的工农业非均衡发展、城市和农村非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农民负担长期过重、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广大农村，由于缺乏龙头商业企业的主导，农村流通领域无序竞争；由于科技知识和法律常识缺乏限制，农民不会辨真识假，在购买商品时又很少索要发票等消费凭证；农村小店大多家庭经营，不像城市商店具有严格的检测准入门槛；农村市场打假力量不足和执法力度不强。以上诱因，导致在城市内遭到消费者抵制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大举向农村进攻，农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常常遭遇假货，成了消“废”者。山西假酒案、河南有毒大米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无不触目惊心，严重危害了农民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而言，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农村商业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农村市场萎靡，影响到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推行，阻碍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农村消费占全社会的60%多，而目前仅占30%多，下降了一倍。占总人口60%的农村，消费水平只占全社会三分之一的份额。有关专家指出，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消费水平相差十五年左右。必须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培育新型的农村商业龙头，引进现代化营销理念和方式，构造新型的农村商业网络，以连锁经营的形式，逐步实现统一标识、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服务标准，净化农村市场。促进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把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先进科技文化输送到农村，激活农村蕴藏的各种消费潜力，激发农民的购买力。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执法力度，多向农民宣传鉴别假冒伪劣产品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进城之后难成市民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
“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
在强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宏观战略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积极鼓励农民进城，广大农村最宝贵的生产要素——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投身于城市快速扩张的进程中。在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条件下，“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一种特殊结合方式，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最初发展乡镇企业时“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到后来形成了一支一亿多人、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大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调查，“农民工”已占整个产业工人的一半以上，是我国城市建设与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劳务群体。在用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希望和价值的同时，“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创造的GDP已占20%多的份额，为城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支付给他们低廉的工资，更是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国家支持鼓励农民进城，农民世代都在追求进城，但进城之后的农民仍受到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限制，农民工的务工环境和生存环境都令人担忧。从劳动权看，虽规定用工单位必须与雇工签订劳动合同，但由于大部分进城打工农民缺少相应法律知识和意识，导致劳动合同或者根本没签订，或者合同条款对雇主有利，对农民不公，农民工劳动权益无从保护。从就业权看，农民就业受到歧视，北京规定农民工不能从事文秘，上海四星级以上宾馆不用农民工。从安居权看，石棉瓦平房、地下室、工地工棚就是进城打工农民的安身之所。北京市调查，农民工住石棉瓦棚的占77.7%，住地下室的3.8%，住工棚的占10%。不少人一张木板，一叠床被，酷暑寒冬，风吹日晒，拥挤脏乱，蚊叮虫咬，甚至达不到有关法律规定的人生存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安居工程普惠的只是市民。从社会保障最核心的失业保险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但农民工却没有，一旦失业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他们中就有人被逼以犯罪作为对社会不公的“终极反抗”。更值得关注的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处于财政投入的真空状态，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都不愿意出钱，农民工子女上学门槛太高，大多流入办学条件较差的私立打工子弟学校甚至失学。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就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有关问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但是这些文件执行起来，往往被大打折扣。比如，暂住证仍被大多数城市作为对农民工管理的一大依据，并且将子女借读、务工经商，甚至租房、收卫生费等捆绑在一起，缺一不可。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改善，可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其深层次原因还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仅仅靠出台某一项政策或措施去解决问题似乎并不现实，应该以系统工程的理念，从立法和法律保护、行政管理和服务、社会舆论宣传和导向等方面入手，逐步为农民工营造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理性的、健康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可能的领域尽快让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努力消除“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当前，对外来工中劳动关系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其社会保险可以跟城镇当地职工并轨考虑，享受同等待遇；对于短期务工者或者流动性比较大的外来工，可以优先考虑其工伤和大病保险，养老保险可采取“低进低出”的办法扩大覆盖面。民工子女上学一定要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并和市民子女同等对待就近入学。
没有男孩想男孩，有了男孩愁男孩
——如性别比失调再延续下去，20年后可能有四、五千万个男性找不到配偶，
这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
中国农村重男轻女一方面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把男孩作为一种开发潜力最现实的生产力要素来看待，作为他养老的保障依托，更是他在村、族中力量的象征。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农民选择生男孩自有其道理，因此带来我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不断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116.9，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130以上。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在某省农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让农民自行选择，出生性别比将达到144。照此趋势，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之日，全国将有四、五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这将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失调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阻碍着我国人口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并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酿成重大政治问题。
农民看不到宏观问题上的可怕，他只知道自己生个男孩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生了男孩之后别说娶不到媳妇犯难，就是娶到媳妇，那昂贵的彩礼，高不可攀的开支花销，令他倾家荡产都解决不了问题。到了这一步，他才会仰天怅问：我该不该生这个儿子。可是，一切都晚了。为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及时向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倾斜，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逐步形成家庭抚养孩子——孩子回报社会——社会赡养老人的良性循环。积极倡导“男到女家落户”等婚育新风尚，把平等意识纳入公民教育，努力促进男女平等。
当家作主想民主，有了民主不做主
——从“为民作主”到“民主”的进化过程中，农民有点眩晕，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支配权也得以确立。农民迫切希望成为村庄的政治主体，改革后的一户一田，也需要有一人一票的体制加以保障。推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权利，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基层民主，激活了农村的政治活力。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观念也不断更新，他们不再满足“面对黄土背朝天”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文明、民主、法制、富裕”等愈来愈成为广大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要追求。历史延续下来的一些管理制度和行政方式已不适应现实，他们对办事“不民主，不公开”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非常不满，民告“官”的事不断发生。当前，农民参与政治大多以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有以个人或集体方式去接近各级组织，反映、说服、建议、批评，以期影响改变他们的决策、决定的接触活动；有通过大众传播或信访手段反映情况、表达利益，实现意志的投诉活动；有不堪忍受不公正待遇和非法压制进行抗议、暴力对抗活动或依法诉讼活动。选举行为也早已突破了举举手、鼓鼓掌的模式，很多地方的候选人需要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说，发表施政意见，做出具体承诺等。有的还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困难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以赢得村民的选票。
但客观地说，中国农民民主素质尚处在初始阶段。农民在村级、乡级社会事务中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缺乏，依附观念浓厚。农民群众往往不把自己作为权利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上级”、“领导”、“包青天”为深蒂固，当官的应享有特权在农民中尚有一定市场。改革开放前的频繁政治运动，使农民对政治失去热情尚没有根本转变。体现在当前的农村选举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之处。选民参选率不高，有些地方只有百分之六、七十，选民对选举事务中的各个环节较少参与，既不关心，也不愿花精力，不感兴趣。曾出现过一个选民人数不到600人的小村庄，海选中提名的“两委”候选人竟然多达100多名。经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村民是哥哥选弟弟、妻子选丈夫、老子选儿子、自己选自己，令人啼笑皆非。许多村民投票时受人左右，没主见，给包烟、吃顿饭，就投上人家一票，以致于在选举时部分群众形成了“谁给我都要，谁给得多就投谁的票”，没有行使选举权利的神圣感。村民对选举组织者的违规操作，即使知道了也不介意，给一些人做手脚提供了方便，贿选的苗头已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些案件不但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而且还与乡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等相牵连，影响越来越坏。另外，乡镇对村级选举进行干预，插手候选人等环节，也使农民难以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
离开了农民的具体处境、条件和素质，再先进的选举办法也不管用。从总体上看，农民作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对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民主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应多提供一些易为最广大农民利用的有效政治参与形式。同时必须重视对农民的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提高农民参政的基本素质，使农民对民主政治参与的兴趣与实际参与的行为协调起来。针对贿选等不正当选举的处理，应明确界定贿选的行为，制订出如何处理的相关法规或参照执行的法规。总之，从“为民作主”到“民主”需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为陈规陋习所累，又为其推波助澜
——人情礼份在“自由风长”，雪球越滚越大，成了许多人难以挣脱的枷锁。
农民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正逐步加大力度，尤其从今年开始结束了几千年来与农民如影随形的“皇粮国税”，农民欢欣鼓舞。但农村中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大有回潮之势。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给农民造成许多额外的负担，诸如什么求神仙、拜菩萨、敬天公、建祠堂、做道场、请巫师、看风水等，花样不断翻新。这些畸形的消费行为，无情地吞噬着农村的资源和资金。丧葬陋习恣肆蔓延。不管有钱无钱，丧事越办越“风光”、“阔气”起来，祭祀品越来越高档化、工艺化，白白烧了许多血汗钱。此外，挥之不去的人情债也是农民的一大头疼事，特别是大操大办婚姻喜事更是增加了农民的不少负担。时下农村的红白喜事，除了传统的结婚、办丧事外，还有从婴儿出生、满月、百日、周岁到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升职、订婚、结婚，从逢年过节到盖房乔迁都要送礼。许多农民平时节衣缩食，就为了这些应酬，一年忙到头，最终又是空空如也。农民无奈地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应该说，广大农民群众是有觉悟的，他们拥护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但毋庸讳言，现阶段，在农民中还存在着一些旧的思想和习惯，农民在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有意无意之间在为各种陈规陋习推波助澜。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人未死便花上万甚至几十万元为自己建坟墓；有的人宁愿不吃饭也要集资修庙堂；一些人家里有人生病不去求医，而是烧香请巫婆；农村建房普遍要请“风水先生”看“座财”等，不少受愚昧迷信影响的农民自己把自己逼进了贫穷的死胡同。在一些富人奢侈消费的引领下，一些本不富裕的农民也养成了摆阔气、图虚荣的习气，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有所淡化。婚姻喜事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婚礼变成显阔的擂台。赌博之风日益盛行，在农村、集镇、茶馆、红白喜事现场，聚众赌博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有的因为赌博而放弃生意输掉本钱，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些生活改善了的农民渴望有个整洁文明的生活环境，可到政府进行乡村规划，集中连片建设新村时，很多人又是故土难离，即便搬进了新居，卫生习惯也很难改。建国以来国家即推行改水改厕，可至今仍有70%多的农民仍然使用旱厕。
究其根源，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是潜在原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要提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克服愚昧落后；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必须唱响主旋律，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在农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对农民的侵蚀，改善农村社会风气。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基本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乃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了解农民的所思所虑，破解农民生活中的各种悖论，需要学点“穷人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从而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解决方案，为最终解决农民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和保证。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的处境、命运给予高度人文关怀，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应该说，当前是农村政策最好的时期，农村发展空间最大的时期，农民最有用武之地的时期。但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农民“能力贫困综合症”还严重制约着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现阶段农民的弱势与贫困，不是简单的收入低下问题，而是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的短缺，是他们民主能力的贫困、知识能力的贫困、信息能力的贫困、不受歧视能力的贫困等方面的综合反应。农民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辛酸与无奈、困惑与冲突，生存与发展的悖论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新农村建设已经起步，新农村最缺的就是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培养出一代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没有理由再让中国农民的这种无奈成为一种历史的无奈。
不上学等着穷，上大学立刻穷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
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接受教育已成为一个人安身立足的基本条件，决定着一个公民能否跟上时代，能否发展自己，能否享受现代文明的关键因素。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农业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在农业生产中已越来越占据着重要地位，科学种田成为实际的需要，现代农业使农民必须应时代而变，不断强化知识和观念的更新。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基础。农民离开农业产业，进入其他行业，要有基本的教育背景，否则就只能做每月几百块钱的粗活。现在全国有4200万建筑工人，其中3200万是农民工；700多万煤矿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90%以上没接受到职业技术培训教育。尽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许多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是市场化能力还比较弱，需要不断地进行各种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训练。不光要会种地，还要会管理，懂经营，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融入世界潮流。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城市化的需要。农民要成为市民，其就业观念、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许多方面都要进行市民化转化，而这些转化都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来支持。中国农村现在五亿多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是7年，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日本50年前的水平。受教育水平低已成为制约农民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个根本因素，农民不培养孩子上学就只好等着穷。
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民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地供孩子读书，指望下一代不像父母那样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能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上学的费用实在高得很难承受。据有关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10元，现在已达100多元，高中三年花费现在要15000元左右，大学花费四年至少要四、五万元，可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才3200多元，一个农民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多年才够得上一个本科大学生四年的花费，干五年才够孩子上高中的花费。有的村子家家重视教育，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结果几年下来，“状元村”变成了“贫困村”，家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孩子大学毕业找工作又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马上面临成家立业、买房子，要想积攒点钱还债不知又要多少年。债务像一块巨石一直压在父母亲身上。农民无奈地说，现在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农村因此常常出现这样令人心酸的图景：孩子学习好，家长是又喜又愁，既盼孩子考上大学，又怕孩子考上，心里矛盾重重。近些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都在百分之五左右，而人均教育支出却每年增长15%以上，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到去年全国还有160多个县的小学，140多个县的初中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拨款为零，维持运转全靠收取学生杂费。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
1993年国家提出到上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可实际的执行结果是2002年才达到3.2%，2005年又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多。若按占GDP4%的标准计算，十年教育投入财政欠账近万亿。而有限的教育经费又大部分用于城市，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每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支出达五六千亿，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用于农村。农村人则要拿出1/4的收入供孩子上学。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到目前，全国还有少数县没能完全“普九”，已经“普九”的部分地区水平还较低、基础还不稳。受教育权的不对等，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281.55倍、323倍。九亿农民的子女在北大清华就读的还没有一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多。全国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子弟，教育的不公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公，它会引起一个人一辈子的不公，甚至延续到子孙后代。必须改变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扩大城乡教育公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由农民承担转移到政府承担，让高等教育的门槛向农民低开。
不打工现在穷，打了工以后穷
——新“工农剪刀差”在自然延伸，只是表现形式变了，
由工农扩展为城乡，由资金、物资的支持变为活劳动支持。
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一个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必须耕种20亩土地才可以达到8000元的年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18亿亩耕地只能容纳9000万农业劳动力，加上渔业、牧业、水果种植及其它农副业生产的农民在内，整个农业只能容纳1亿多农业劳动力，其余都必须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当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背起行囊、坐着火车跨省份、跨区域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取报酬时，“外出打工”这个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在农民生活中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但农民工又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力群体。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化建设道路的自然延伸，是新形势下的“工农业剪刀差”。所不同的是，从过去的资金和物资要素的支持转变为更加鲜活的劳动力要素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由过去的强制征取变为自愿行为；不仅更方便更快捷，规模和力度比以前也大得多。农民工不仅与城镇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而且劳动定额不合理，劳动时间过长，收入长期基本未增。表面上看，一些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几乎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但这往往是以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高达十几个小时为代价换来的。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薪酬，还往往被长期拖欠。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超过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等至少3000亿元。由于农民工大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卫生条件差、生产工作环境恶劣、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伤事故比例高、重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达数十万，其中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许多乡镇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60%的设备缺少必要的防护用品，90%的企业粉尘超标。土法开采的小煤矿，使矽肺病发生率急剧上升，有些民工仅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在透支了他们的青春、体力、精力之后，往往即意味着打工生涯的终结，用工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农民通过打工真正成为市民的在现阶段还十分有限，绝大多数还必须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由于打工期间很多企业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打工的积累又十分有限，打工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如再遭遇上伤残或职业病，后果很难想象。他们说死得起，但伤不起。长期在城务工，农活也荒废了，农业科技的知识生疏了，重操旧业已力不从心，重新返贫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5年超过3万亿元，5年时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而再看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发达国家是35～45%，中等发达国家是25～35%)，“水”涨了，“船”却没有高起来。14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而这其中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又属最慢。在珠江三角洲，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里农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当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着力加强法制建设，解决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结合我国的现有国力，探索一套更加灵活、更加适合于广大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在过了打工的年龄后能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为穷不看病，因为病更加穷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
教育、医疗、养老被农民称为是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现今医院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对农民来说都是极端奢侈品。在计划体制内享受医疗保险或者公费医疗的人有能力承担，城市中收入较高的人有能力承担，而广大农民则无能为力。两个不同的群体，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农民的窘境是不言而喻的。农民说“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送，绝症再往家中抬”。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农民不敢生病，生不起病，有病也不敢去看已成为突出现象。据权威统计，中国农村人口有近9亿，农民用于医疗的费用每人每年不足10元，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必须住院治疗的农村人群中，有近50%的人因缺钱而放弃治疗。2003年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包括实物收入)，而从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来看，2003年农民平均住院费用是2236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有一个人住院，可能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医疗费用上。农村人口拥有的卫生资源少得可怜。从1982年到2001年城市医院病床增加了100多万张，而农村医院病床则减少了20多万张。农村产妇及婴儿的死亡率都是城市的3倍以上。全国平均15个行政村拥有1个乡镇卫生院，1000个农民拥有0.79张病床、1.3个卫生技术人员，乡镇一级卫生院具有本科学历的医务人员只占1.4%。多数乡镇卫生院，设备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购置的，仍靠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老三样”开展工作。在广大农村基本解决温饱后，有人说，“看病难”已成了“农家新愁”。
农民生病后基本得不到救助，只能依靠家庭或亲友的支持。“一人生病，全家不宁，亲朋受累。”虽然现阶段我国的大多数农民已经跨过了温饱的门槛，但农民因病致贫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国家有关部门作过一项统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50%属于因病致贫，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的最大“拦路虎”。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将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
据有关部门透露，我国现在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这几年在1.6%～1.7%之间，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84%用在城市，只有16%是用在农村，而60%的人口是在农村。事实上是城镇40%的人口占用了80%多的卫生资源。农村卫生事业严重滑坡，农村的传染病出现了扩大蔓延趋势，血吸虫病死灰复燃，SARS、艾滋病的爆发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人不安全的最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不是其他，而是健康不安全，健康不安全又主要是农民健康的不安全。国家应通过立法形式，使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逐年增长，并接受各级人大监督落实；积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探索建立更大力度、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政府筹资渠道；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城市过剩的卫生资源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培育农村卫生服务市场。
种田想赚钱，种了田难赚钱
——“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白贴了一套运动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民重新成了土地的主人，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民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国家的政策调控效应在农民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近年来，一系列扶农政策特别是免征农业税的实施，使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开始发展特色农业，开始注重生产投入和田间管理，主动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农民收入也确有较大幅度增加，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2005年达3200多元，一年增收约300元。
可令农民始料未及的是，政策性增收的果实被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点点吃掉了。媒体报道河南省的例子，由于种子、农药、化肥涨价，农民种植玉米成本每亩增加了25～27元。如果包括机耕、机播、机收、灌溉等，每亩生产成本比去年增加了30元以上。而给农民的三项补贴，每亩平均只有15.07元，只达到所增成本的一半。农民幽默地说:“现在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还白贴一套运动服。”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和免掉的农业税，全都“转移”给了生产资料企业和经销商。农民即使遇上丰收年，粮食增产了，也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如果再遇到假冒伪劣生产资料的坑害，不仅不赚钱还会吃大亏。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放开，一些不法的经营业主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农业是弱质产业，面对的是市场、自然和政策三重风险，加之现阶段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还不高，对大多数地方来说，农民靠种田赚钱还很难。当前，亟需依法曝光一批农资违法违章案例，严防伪劣农资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净化农资市场主体，扶持一批规范经营、诚信守法的龙头农资经销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农资经营者的服务水平。应适当给予财政补贴，让农业保险这一“准公共产品”尽快走进农家，帮助农民规避风险。大力度地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努力使农业逐步走上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现代农业轨道。
低价买货想便宜，便宜过后吃大亏
——假冒伪劣产品“上山下乡”，农民成了消“废”者。“人命关天”的大案时有发生。
“油盐酱醋找个体，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城里。”说的是农村商业布局不合理、规模小、网点少，农民购物很不方便。加上农民买东西受经济条件限制，消费水平较低，“廉价”成了他们购买商品的首选因素。农村市场发育不完善，完整的商店要到镇上才有，那些散布在村落的小商铺，是农民主要的购物渠道，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些个体小店大多是从县乡各类批发市场和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小作坊进货，同样牌子的饼干，城里超市每市斤的价格要卖到十几块，小店里可能两块钱就能买到；海飞丝、飘柔等品牌的袋装洗发水，里面装的都是同样的蓝色透明液体，城里要几毛钱，小店里只卖几分钱，用的似乎是同一个印刷版，只是字迹有一点模糊。小店销售香烟，为了少交税，大部分进的都是散货，价格当然也便宜。在我国很多地区，仍然沿袭着十里八村农民赶大集的习惯。集市上充斥那堆积如山、来历不明的商品。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农民购买力的不足，而这又是中国经济长期实行的工农业非均衡发展、城市和农村非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农民负担长期过重、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广大农村，由于缺乏龙头商业企业的主导，农村流通领域无序竞争；由于科技知识和法律常识缺乏限制，农民不会辨真识假，在购买商品时又很少索要发票等消费凭证；农村小店大多家庭经营，不像城市商店具有严格的检测准入门槛；农村市场打假力量不足和执法力度不强。以上诱因，导致在城市内遭到消费者抵制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大举向农村进攻，农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常常遭遇假货，成了消“废”者。山西假酒案、河南有毒大米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无不触目惊心，严重危害了农民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而言，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农村商业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农村市场萎靡，影响到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推行，阻碍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农村消费占全社会的60%多，而目前仅占30%多，下降了一倍。占总人口60%的农村，消费水平只占全社会三分之一的份额。有关专家指出，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消费水平相差十五年左右。必须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培育新型的农村商业龙头，引进现代化营销理念和方式，构造新型的农村商业网络，以连锁经营的形式，逐步实现统一标识、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服务标准，净化农村市场。促进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把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先进科技文化输送到农村，激活农村蕴藏的各种消费潜力，激发农民的购买力。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执法力度，多向农民宣传鉴别假冒伪劣产品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进城之后难成市民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
“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
在强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宏观战略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积极鼓励农民进城，广大农村最宝贵的生产要素——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投身于城市快速扩张的进程中。在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条件下，“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一种特殊结合方式，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最初发展乡镇企业时“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到后来形成了一支一亿多人、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大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调查，“农民工”已占整个产业工人的一半以上，是我国城市建设与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劳务群体。在用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希望和价值的同时，“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创造的GDP已占20%多的份额，为城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支付给他们低廉的工资，更是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国家支持鼓励农民进城，农民世代都在追求进城，但进城之后的农民仍受到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限制，农民工的务工环境和生存环境都令人担忧。从劳动权看，虽规定用工单位必须与雇工签订劳动合同，但由于大部分进城打工农民缺少相应法律知识和意识，导致劳动合同或者根本没签订，或者合同条款对雇主有利，对农民不公，农民工劳动权益无从保护。从就业权看，农民就业受到歧视，北京规定农民工不能从事文秘，上海四星级以上宾馆不用农民工。从安居权看，石棉瓦平房、地下室、工地工棚就是进城打工农民的安身之所。北京市调查，农民工住石棉瓦棚的占77.7%，住地下室的3.8%，住工棚的占10%。不少人一张木板，一叠床被，酷暑寒冬，风吹日晒，拥挤脏乱，蚊叮虫咬，甚至达不到有关法律规定的人生存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安居工程普惠的只是市民。从社会保障最核心的失业保险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但农民工却没有，一旦失业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他们中就有人被逼以犯罪作为对社会不公的“终极反抗”。更值得关注的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处于财政投入的真空状态，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都不愿意出钱，农民工子女上学门槛太高，大多流入办学条件较差的私立打工子弟学校甚至失学。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就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有关问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但是这些文件执行起来，往往被大打折扣。比如，暂住证仍被大多数城市作为对农民工管理的一大依据，并且将子女借读、务工经商，甚至租房、收卫生费等捆绑在一起，缺一不可。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改善，可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其深层次原因还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仅仅靠出台某一项政策或措施去解决问题似乎并不现实，应该以系统工程的理念，从立法和法律保护、行政管理和服务、社会舆论宣传和导向等方面入手，逐步为农民工营造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理性的、健康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可能的领域尽快让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努力消除“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当前，对外来工中劳动关系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其社会保险可以跟城镇当地职工并轨考虑，享受同等待遇；对于短期务工者或者流动性比较大的外来工，可以优先考虑其工伤和大病保险，养老保险可采取“低进低出”的办法扩大覆盖面。民工子女上学一定要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并和市民子女同等对待就近入学。
没有男孩想男孩，有了男孩愁男孩
——如性别比失调再延续下去，20年后可能有四、五千万个男性找不到配偶，
这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
中国农村重男轻女一方面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把男孩作为一种开发潜力最现实的生产力要素来看待，作为他养老的保障依托，更是他在村、族中力量的象征。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农民选择生男孩自有其道理，因此带来我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不断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116.9，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130以上。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在某省农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让农民自行选择，出生性别比将达到144。照此趋势，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之日，全国将有四、五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这将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失调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阻碍着我国人口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并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酿成重大政治问题。
农民看不到宏观问题上的可怕，他只知道自己生个男孩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生了男孩之后别说娶不到媳妇犯难，就是娶到媳妇，那昂贵的彩礼，高不可攀的开支花销，令他倾家荡产都解决不了问题。到了这一步，他才会仰天怅问：我该不该生这个儿子。可是，一切都晚了。为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及时向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倾斜，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逐步形成家庭抚养孩子——孩子回报社会——社会赡养老人的良性循环。积极倡导“男到女家落户”等婚育新风尚，把平等意识纳入公民教育，努力促进男女平等。
当家作主想民主，有了民主不做主
——从“为民作主”到“民主”的进化过程中，农民有点眩晕，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支配权也得以确立。农民迫切希望成为村庄的政治主体，改革后的一户一田，也需要有一人一票的体制加以保障。推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权利，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基层民主，激活了农村的政治活力。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观念也不断更新，他们不再满足“面对黄土背朝天”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文明、民主、法制、富裕”等愈来愈成为广大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要追求。历史延续下来的一些管理制度和行政方式已不适应现实，他们对办事“不民主，不公开”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非常不满，民告“官”的事不断发生。当前，农民参与政治大多以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有以个人或集体方式去接近各级组织，反映、说服、建议、批评，以期影响改变他们的决策、决定的接触活动；有通过大众传播或信访手段反映情况、表达利益，实现意志的投诉活动；有不堪忍受不公正待遇和非法压制进行抗议、暴力对抗活动或依法诉讼活动。选举行为也早已突破了举举手、鼓鼓掌的模式，很多地方的候选人需要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说，发表施政意见，做出具体承诺等。有的还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困难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以赢得村民的选票。
但客观地说，中国农民民主素质尚处在初始阶段。农民在村级、乡级社会事务中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缺乏，依附观念浓厚。农民群众往往不把自己作为权利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上级”、“领导”、“包青天”为深蒂固，当官的应享有特权在农民中尚有一定市场。改革开放前的频繁政治运动，使农民对政治失去热情尚没有根本转变。体现在当前的农村选举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之处。选民参选率不高，有些地方只有百分之六、七十，选民对选举事务中的各个环节较少参与，既不关心，也不愿花精力，不感兴趣。曾出现过一个选民人数不到600人的小村庄，海选中提名的“两委”候选人竟然多达100多名。经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村民是哥哥选弟弟、妻子选丈夫、老子选儿子、自己选自己，令人啼笑皆非。许多村民投票时受人左右，没主见，给包烟、吃顿饭，就投上人家一票，以致于在选举时部分群众形成了“谁给我都要，谁给得多就投谁的票”，没有行使选举权利的神圣感。村民对选举组织者的违规操作，即使知道了也不介意，给一些人做手脚提供了方便，贿选的苗头已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些案件不但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而且还与乡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等相牵连，影响越来越坏。另外，乡镇对村级选举进行干预，插手候选人等环节，也使农民难以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
离开了农民的具体处境、条件和素质，再先进的选举办法也不管用。从总体上看，农民作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对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民主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应多提供一些易为最广大农民利用的有效政治参与形式。同时必须重视对农民的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提高农民参政的基本素质，使农民对民主政治参与的兴趣与实际参与的行为协调起来。针对贿选等不正当选举的处理，应明确界定贿选的行为，制订出如何处理的相关法规或参照执行的法规。总之，从“为民作主”到“民主”需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为陈规陋习所累，又为其推波助澜
——人情礼份在“自由风长”，雪球越滚越大，成了许多人难以挣脱的枷锁。
农民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正逐步加大力度，尤其从今年开始结束了几千年来与农民如影随形的“皇粮国税”，农民欢欣鼓舞。但农村中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大有回潮之势。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给农民造成许多额外的负担，诸如什么求神仙、拜菩萨、敬天公、建祠堂、做道场、请巫师、看风水等，花样不断翻新。这些畸形的消费行为，无情地吞噬着农村的资源和资金。丧葬陋习恣肆蔓延。不管有钱无钱，丧事越办越“风光”、“阔气”起来，祭祀品越来越高档化、工艺化，白白烧了许多血汗钱。此外，挥之不去的人情债也是农民的一大头疼事，特别是大操大办婚姻喜事更是增加了农民的不少负担。时下农村的红白喜事，除了传统的结婚、办丧事外，还有从婴儿出生、满月、百日、周岁到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升职、订婚、结婚，从逢年过节到盖房乔迁都要送礼。许多农民平时节衣缩食，就为了这些应酬，一年忙到头，最终又是空空如也。农民无奈地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应该说，广大农民群众是有觉悟的，他们拥护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但毋庸讳言，现阶段，在农民中还存在着一些旧的思想和习惯，农民在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有意无意之间在为各种陈规陋习推波助澜。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人未死便花上万甚至几十万元为自己建坟墓；有的人宁愿不吃饭也要集资修庙堂；一些人家里有人生病不去求医，而是烧香请巫婆；农村建房普遍要请“风水先生”看“座财”等，不少受愚昧迷信影响的农民自己把自己逼进了贫穷的死胡同。在一些富人奢侈消费的引领下，一些本不富裕的农民也养成了摆阔气、图虚荣的习气，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有所淡化。婚姻喜事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婚礼变成显阔的擂台。赌博之风日益盛行，在农村、集镇、茶馆、红白喜事现场，聚众赌博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有的因为赌博而放弃生意输掉本钱，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些生活改善了的农民渴望有个整洁文明的生活环境，可到政府进行乡村规划，集中连片建设新村时，很多人又是故土难离，即便搬进了新居，卫生习惯也很难改。建国以来国家即推行改水改厕，可至今仍有70%多的农民仍然使用旱厕。
究其根源，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是潜在原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要提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克服愚昧落后；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必须唱响主旋律，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在农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对农民的侵蚀，改善农村社会风气。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基本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乃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了解农民的所思所虑，破解农民生活中的各种悖论，需要学点“穷人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从而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解决方案，为最终解决农民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和保证。
江平：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
江平：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
世纪经济报道
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而在此之前，《公司法》、《证券法》已经推出了新的版本，而《物权法》、《反垄断法》也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并成为市场中的焦点。对于迅速发展而且转型剧烈的中国经济来说，法治无疑是促进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然而，对于日益运行复杂、国际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的中国经济来说，如何建立一套符合国情而又运转高效的混合制度，无疑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此，我们本周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走出改革争论
《21世纪》：刚刚闭幕的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和《合伙企业法》修订案，还审议了《物权法》、《反洗钱法》等法案，经济立法在最近比较频繁，似乎又到了一个高潮。您对最近的这些立法如何评价？
江平：最近涉及到市场经济方面的立法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倾向，这几个法律最大的特点是跟国际接轨，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在基本的要点上是跟国际规则接轨的。
我想这突出表明，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大争论，我们已经摆脱了改革会不会停滞、停顿这样的担心。在一些基本的原则方面，仍然体现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一次《物权法》立法特别强调公有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保护，就明显体现了继续改革开放这个坚定的信念。
《破产法》立法中最集中的体现了这个趋势。对抵押债权跟劳动债权之争，最后也采取了一个平衡的办法，划一个时间的界限，之前的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对待，之后的遵循市场化原则。以前的更多保护劳动债权，以后更多还是靠近国际惯例。一般来说，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应该是优先的，企业破产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应该由社会保障法来解决，《破产法》主要是解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把债权人利益置之不顾光考虑劳动者利益，从长远来说不利于经济发展。再比如对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这一次也纳入了《破产法》。其中规定了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提出破产申请，也是寻求国际惯例和中国现实情况的结合。
《21世纪》：中国加入WTO已经五年了，改革开放也二十多年了，关于改革的讨论以及最近的立法活动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规范重整的时候？
江平：最近的法律变动，主要集中在关于市场秩序的法律一部分。可以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竞争的秩序非常重要，竞争得有一个法则，不能扼死对方喉咙，也不能搞掠夺性的原始积累了。
吴敬琏说的“坏的市场经济”和“好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一个界限就是看有没有竞争的法则，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非常重要。而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现在应该说最缺少的或者说法律规则里面最不完善的，也就是市场秩序的规则。
我觉得现在中国市场上最大的两个毒瘤，一个是商业贿赂横行，通过商业贿赂用钱买市场机会；一个是虚假横行，市场秩序混乱。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虚假，广告虚假，产品也造假。
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比较简单，连究竟什么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跟佣金、回扣到底什么关系，这个界限都还没搞清楚；商业回扣和利用公权力的回扣又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把它看成一回事。买通海关或者药监局，搞个批文，和买通公司人员获得市场机会，是不一样的，前者涉及公权力，后者是商业贿赂。我国不久前也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反商业贿赂的条款。我们要反商业欺诈、反商业贿赂，不仅要有好的商业组织法，比如《公司法》，还要有很好的秩序法，这样市场才可能走向一个健康的道路。否则再好的公司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也搞不好。
《21世纪》：这一轮立法中好多都是关系到市场经济基础的一些法律。这些立法对我们争取国际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会起多大的作用？
江平：这当然有利于国际上更加认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趋向，能进一步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国家市场经济法律的完善。但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一方面看法律是不是完善，但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尽量减少国家的干预。
最近这些立法和改革大争论的关系，深一步来看，比如说有人讲，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别忘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句话里面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更多地强调国家要管，国家控制的手段不能变。我也承认，任何国家不可能不来管经济，关键是在哪个领域管，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管。不能期望全方位的干预来避免市场弊端的显露，该叫国家放松的地方当然要放松。这次《破产法》最大的进步，就是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干预破产，不能说这企业资不抵债了，行政权力批准破产。
寻求公共立法与执法
《21世纪》：最近的一些立法中有个新的端倪，一些法案全文公之于众，向各界征求意见，参与者越来越广泛。您曾经也提到，一方面要倾听不同的集团或者不同阶层的声音，另外一方面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江平：我讲既要广泛征求意见，又不能民粹主义。所谓的防止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粹主义，就是说不能简单地以公开意见中的大多数意见为立法选择上的绝对标准，立法不能按照简单多数原则来走。
例如，物价上涨听证，从老百姓来说绝大部分不愿意上涨。但是从市场规律看，某些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还有些价格，特别是水电油等基础资源的价格，都是国家强制规定，财政在补贴，说是怕影响老百姓生活而不涨，但是早晚这个价格关还是要过，从一般的感情来说大家都反对涨价，但是理智的选择，涨是必要的。
所以一方面，正常的市场化改革要走，另一方面要对那些受改革损害的人提供补偿，包括制度性的补偿，其中最关键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我们中国现在根本缺乏的是社会保障法，另外收入分配机制也成问题。将来解决问题主要靠两个东西，一个通过税收调节解决，你有钱的人，高收入高消费，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该多纳税。第二是拿这些税收收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给低收入者一定的保障，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
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平衡，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中表现最明显。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很短的一段时间提出的意见达到14万条，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明显相反的倾向。要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这个没有问题，谁也不能反对，我们认为必须保护。但也不能过了度，因为反过来说，这会不会有损害企业家利益的地方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搞得过分了，经济发展就放缓。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还比较便宜，劳动保障条件肯定比不上西方国家，如果现在片面强调必须跟那些国家一样高，弄不好可能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所以一个法律不仅要兼顾两方面的利益，还要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历史阶段来考虑。
总的来说现在立法越来越走群众路线，公开、透明，听取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世界各国来说，因为体制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比如外国可以通过议会的充分讨论，议员就代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团体。过去我们更多是部门立法，部门利益色彩很浓重，也没有经过公开征求意见，这种模式显然不够好。我们现在通过公开上网征求意见不见得是最好的，但至少立法的民主进程大大提了一步，这种趋势我百分之百赞成的。
既然是公开征求意见，就必然有不同的意见，不仅有两种，还有很多种，争议激烈也是好事，因为法律就是要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要确定在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条线划在哪里，才是最公平可行的。
《21世纪》：但我们也看到，有关立法中的争议和分歧也越来越激烈，或者说更加显性化。有充分的讨论，逐步取得共识是个好事情，但有时立法因为这些争议而停滞甚至被搁置了。另外立法争议中，往往不同政府部委和不同地区的观点相左是主要原因，比如反垄断机构设置之争，两税合并立法一再推迟。怎么解决充分讨论和立法进展之间的关系？如何保证立法的公共性？
江平：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由于涉及利益太复杂，争论太多，很多问题研究不是很透，像《破产法》的争议中，线到底划在哪里？职工的利益、银行的利益都很重要，立法进程中稍微拖后一点，决策很难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立法一旦确定，至少要管十几年，不能朝三暮四老改动。
现在立法里面部门利益确实很厉害，但是过去更厉害，现在相对来说好一点。有时候部门利益就是为了争执法权、争收入。但也要看到部门利益的背后，也许并不是单纯的部门利益，比如说两税合一，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吸收外资的政策，这是一个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不过有些东西早已经清楚，拖就没有必要，最怕就是出现立法中的优柔寡断。
《21世纪》：您刚才说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而现在很多立法也在往这方面倾斜，但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而且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了2004年的40.6分，那么您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江平：法治包括两方面，一个立法，一个执法。国外评论中国的，我认为恰恰表明中国现在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现象——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但是执法跟不上，很多时候执法不到位。《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也有反垄断的规定，执行得如何？《反垄断法》出来之后能怎么样，还不好说。我们拿最典型的来说，谁也不能说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差，但是国外意见很大的是知识产权执法太差。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执法大检查，运动式执法，这恰恰说明中国法律环境实在还有待改善。包括市场秩序的法律，也不是仅仅靠几个条文能够解决的，我刚才讲了，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法律条文已经存在了，但就是执行的不够，有的写的比较一般，太笼统，缺乏执行的可行性，有的是写了也难以执行。
《21世纪》：原因是什么呢？
江平：原因就太多了，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的就执行，不利于的根本不执行。《破产法》颁布以后，假如破产对当地不利，地方完全可以采取地方保护的措施。立法中大家对破产财产管理人由法院任命表达了很大的担忧，就是担心很多地方的法院是受地方政府影响和左右，地方保护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其实从理论上说来，任何国家的立法和执法都有差距，但这个鸿沟在中国显得特别大。
建立机会平等的市场秩序
《21世纪》：近些年来，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包括市场和计划的混合制度。在您的心目中中国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江平：跟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说在市场中还是两只手，市场这只手和国家这只手。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这只手失灵就要由国家这只手干预。但是任何国家既然讲市场经济，就不能以国家这只手为主。
具体来讲，在宏观方面国家要干预。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一定要建设很好的秩序，在社会公共秩序上，要让每个人感到安宁；在经济秩序上就是把市场的风险降到正常的情况。市场上一些微观方面的行为，主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解决，现在《合同法》体现了很多私人自治，上市公司国家干预多一些，因为上市公司影响面广，其他公司国家干预就少一点。
同时，市场秩序需要有执法机构，但是执法机构怎么执法又是一个问题。我1994年去美国，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有《著作权法》，但盗版东西那么多？我说第一原因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版权的概念，第二是《著作权法》通过才四五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对方对此非常惊奇，说中国通过一部法律就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那你们的政府该有多庞大？我反问他，美国呢？他说我们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去查，你认为谁盗了你的版，调查后告诉政府，政府支持你，上法院起诉。这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更强调侵权责任，民事主体——个人和各种组织——是执法体系或者说法律实施体系中很关键的一环。
而我们国家呢，不要说盗版，拿产品质量来说，我们出了一个假药、假酒，政府部门就发动大盘查，那需要多大的执法力量？而民间的力量却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去年吉化厂爆炸污染松花江是最典型的例子，居民要求赔偿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是政府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有几个人被判刑，但是民事赔偿没有，原因显见，有民事赔偿可能把一个厂子搞垮。任何市场主体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不仅要赔偿，有些情况还需要高额的惩罚性赔偿，这样才能威慑那些欺诈和虚假的东西，净化市场环境。
《21世纪》：吴敬琏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假如中国不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江平：我认为应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商业贿赂怎么形成的呢，商业贿赂就是花钱买机会，而机会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谁可以优先取得这种商业机会？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钱。
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到现在，最大的弊端就是腐败和商业贿赂。我过去到一个卷烟厂去，厂长领我到仓库，当时中国不能生产过滤嘴，其中的原材料丝束要从德国进口，这个卷烟厂到烟草专卖局都申请不到，而一个舞蹈演员就拿了两吨丝束的指标，生产卷烟的企业拿不到原材料，一个舞蹈演员却能够拿到，公理何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失败就是拥有权和钱的人霸占了本应该平等的机会。
现在我们决心要整顿商业贿赂，需要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地推进。但是这也表明现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往往不一定能够了解和纠正，一旦泛滥成灾，才开始纠正，又是带有群体性、运动性的治理方式。不能责众就挑几个典型，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执法就存在侥幸心理，也无法形成法律的权威，这是个很大的悲哀。
《21世纪》：您对走出这个悲哀有信心吗？
江平：要好好整顿，最关键还是反腐，官员的腐败是执法中最致命的，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只要有腐败，执法绝对不行。
《21世纪》：您强调改革要倾听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但又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令我想起了古希腊的梭伦，他在面对穷人和富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时始终寻求着公正和自己的立场，并曾经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那您自己怎么看呢？
江平：(笑)不敢那么随便乱比。
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法律最核心的也是公平正义，法律本身不体现公平正义就绝对是恶法，恶法可能损害老百姓，也可以让经济倒退。
不过现在法学家更关心的是执法，如何使法律更好执行。应该说执法任务远远大于立法的任务。再好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也是纸上的法律，而不是现实的事实。
《21世纪》：您现在已经76岁了，您如何来评价近几十年的中国法制建设呢？
江平：我对中国法律向来是说这么几句话：第一，中国的法治还是鸟笼法治。这和过去陈云说的鸟笼经济(也被称为“笼鸟之说”，陈云1982年12月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跟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其间提出将搞活经济比喻为鸟，将国家计划比喻为笼子，意思是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编者注)一样，中国经济不能跳出鸟笼，中国法治也不能跳出鸟笼，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把鸟笼做大一点。
第二，中国法治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因此光靠上面推进不行的。中国法治有的时候需要上面做改革，有时候也需要下面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事件来推动。
第三，从中国法律发展的趋势来看，总体来说是前进的，我始终相信中国法治有很美好的前景。道理很简单，20年、40年前，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从中国建国到现在，我是一路经历的人，建国时我19岁，到现在57年的历史，中国发展非常快，比别的国家快，我们也看到过中国经济停滞的时候、落后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也许我们经历多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在前进就是乐观的。
世纪经济报道
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而在此之前，《公司法》、《证券法》已经推出了新的版本，而《物权法》、《反垄断法》也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并成为市场中的焦点。对于迅速发展而且转型剧烈的中国经济来说，法治无疑是促进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然而，对于日益运行复杂、国际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的中国经济来说，如何建立一套符合国情而又运转高效的混合制度，无疑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此，我们本周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走出改革争论
《21世纪》：刚刚闭幕的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和《合伙企业法》修订案，还审议了《物权法》、《反洗钱法》等法案，经济立法在最近比较频繁，似乎又到了一个高潮。您对最近的这些立法如何评价？
江平：最近涉及到市场经济方面的立法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倾向，这几个法律最大的特点是跟国际接轨，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在基本的要点上是跟国际规则接轨的。
我想这突出表明，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大争论，我们已经摆脱了改革会不会停滞、停顿这样的担心。在一些基本的原则方面，仍然体现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一次《物权法》立法特别强调公有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保护，就明显体现了继续改革开放这个坚定的信念。
《破产法》立法中最集中的体现了这个趋势。对抵押债权跟劳动债权之争，最后也采取了一个平衡的办法，划一个时间的界限，之前的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对待，之后的遵循市场化原则。以前的更多保护劳动债权，以后更多还是靠近国际惯例。一般来说，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应该是优先的，企业破产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应该由社会保障法来解决，《破产法》主要是解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把债权人利益置之不顾光考虑劳动者利益，从长远来说不利于经济发展。再比如对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这一次也纳入了《破产法》。其中规定了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提出破产申请，也是寻求国际惯例和中国现实情况的结合。
《21世纪》：中国加入WTO已经五年了，改革开放也二十多年了，关于改革的讨论以及最近的立法活动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规范重整的时候？
江平：最近的法律变动，主要集中在关于市场秩序的法律一部分。可以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竞争的秩序非常重要，竞争得有一个法则，不能扼死对方喉咙，也不能搞掠夺性的原始积累了。
吴敬琏说的“坏的市场经济”和“好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一个界限就是看有没有竞争的法则，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非常重要。而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现在应该说最缺少的或者说法律规则里面最不完善的，也就是市场秩序的规则。
我觉得现在中国市场上最大的两个毒瘤，一个是商业贿赂横行，通过商业贿赂用钱买市场机会；一个是虚假横行，市场秩序混乱。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虚假，广告虚假，产品也造假。
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比较简单，连究竟什么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跟佣金、回扣到底什么关系，这个界限都还没搞清楚；商业回扣和利用公权力的回扣又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把它看成一回事。买通海关或者药监局，搞个批文，和买通公司人员获得市场机会，是不一样的，前者涉及公权力，后者是商业贿赂。我国不久前也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反商业贿赂的条款。我们要反商业欺诈、反商业贿赂，不仅要有好的商业组织法，比如《公司法》，还要有很好的秩序法，这样市场才可能走向一个健康的道路。否则再好的公司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也搞不好。
《21世纪》：这一轮立法中好多都是关系到市场经济基础的一些法律。这些立法对我们争取国际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会起多大的作用？
江平：这当然有利于国际上更加认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趋向，能进一步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国家市场经济法律的完善。但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一方面看法律是不是完善，但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尽量减少国家的干预。
最近这些立法和改革大争论的关系，深一步来看，比如说有人讲，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别忘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句话里面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更多地强调国家要管，国家控制的手段不能变。我也承认，任何国家不可能不来管经济，关键是在哪个领域管，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管。不能期望全方位的干预来避免市场弊端的显露，该叫国家放松的地方当然要放松。这次《破产法》最大的进步，就是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干预破产，不能说这企业资不抵债了，行政权力批准破产。
寻求公共立法与执法
《21世纪》：最近的一些立法中有个新的端倪，一些法案全文公之于众，向各界征求意见，参与者越来越广泛。您曾经也提到，一方面要倾听不同的集团或者不同阶层的声音，另外一方面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江平：我讲既要广泛征求意见，又不能民粹主义。所谓的防止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粹主义，就是说不能简单地以公开意见中的大多数意见为立法选择上的绝对标准，立法不能按照简单多数原则来走。
例如，物价上涨听证，从老百姓来说绝大部分不愿意上涨。但是从市场规律看，某些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还有些价格，特别是水电油等基础资源的价格，都是国家强制规定，财政在补贴，说是怕影响老百姓生活而不涨，但是早晚这个价格关还是要过，从一般的感情来说大家都反对涨价，但是理智的选择，涨是必要的。
所以一方面，正常的市场化改革要走，另一方面要对那些受改革损害的人提供补偿，包括制度性的补偿，其中最关键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我们中国现在根本缺乏的是社会保障法，另外收入分配机制也成问题。将来解决问题主要靠两个东西，一个通过税收调节解决，你有钱的人，高收入高消费，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该多纳税。第二是拿这些税收收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给低收入者一定的保障，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
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平衡，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中表现最明显。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很短的一段时间提出的意见达到14万条，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明显相反的倾向。要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这个没有问题，谁也不能反对，我们认为必须保护。但也不能过了度，因为反过来说，这会不会有损害企业家利益的地方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搞得过分了，经济发展就放缓。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还比较便宜，劳动保障条件肯定比不上西方国家，如果现在片面强调必须跟那些国家一样高，弄不好可能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所以一个法律不仅要兼顾两方面的利益，还要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历史阶段来考虑。
总的来说现在立法越来越走群众路线，公开、透明，听取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世界各国来说，因为体制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比如外国可以通过议会的充分讨论，议员就代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团体。过去我们更多是部门立法，部门利益色彩很浓重，也没有经过公开征求意见，这种模式显然不够好。我们现在通过公开上网征求意见不见得是最好的，但至少立法的民主进程大大提了一步，这种趋势我百分之百赞成的。
既然是公开征求意见，就必然有不同的意见，不仅有两种，还有很多种，争议激烈也是好事，因为法律就是要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要确定在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条线划在哪里，才是最公平可行的。
《21世纪》：但我们也看到，有关立法中的争议和分歧也越来越激烈，或者说更加显性化。有充分的讨论，逐步取得共识是个好事情，但有时立法因为这些争议而停滞甚至被搁置了。另外立法争议中，往往不同政府部委和不同地区的观点相左是主要原因，比如反垄断机构设置之争，两税合并立法一再推迟。怎么解决充分讨论和立法进展之间的关系？如何保证立法的公共性？
江平：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由于涉及利益太复杂，争论太多，很多问题研究不是很透，像《破产法》的争议中，线到底划在哪里？职工的利益、银行的利益都很重要，立法进程中稍微拖后一点，决策很难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立法一旦确定，至少要管十几年，不能朝三暮四老改动。
现在立法里面部门利益确实很厉害，但是过去更厉害，现在相对来说好一点。有时候部门利益就是为了争执法权、争收入。但也要看到部门利益的背后，也许并不是单纯的部门利益，比如说两税合一，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吸收外资的政策，这是一个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不过有些东西早已经清楚，拖就没有必要，最怕就是出现立法中的优柔寡断。
《21世纪》：您刚才说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而现在很多立法也在往这方面倾斜，但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而且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了2004年的40.6分，那么您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江平：法治包括两方面，一个立法，一个执法。国外评论中国的，我认为恰恰表明中国现在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现象——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但是执法跟不上，很多时候执法不到位。《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也有反垄断的规定，执行得如何？《反垄断法》出来之后能怎么样，还不好说。我们拿最典型的来说，谁也不能说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差，但是国外意见很大的是知识产权执法太差。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执法大检查，运动式执法，这恰恰说明中国法律环境实在还有待改善。包括市场秩序的法律，也不是仅仅靠几个条文能够解决的，我刚才讲了，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法律条文已经存在了，但就是执行的不够，有的写的比较一般，太笼统，缺乏执行的可行性，有的是写了也难以执行。
《21世纪》：原因是什么呢？
江平：原因就太多了，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的就执行，不利于的根本不执行。《破产法》颁布以后，假如破产对当地不利，地方完全可以采取地方保护的措施。立法中大家对破产财产管理人由法院任命表达了很大的担忧，就是担心很多地方的法院是受地方政府影响和左右，地方保护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其实从理论上说来，任何国家的立法和执法都有差距，但这个鸿沟在中国显得特别大。
建立机会平等的市场秩序
《21世纪》：近些年来，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包括市场和计划的混合制度。在您的心目中中国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江平：跟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说在市场中还是两只手，市场这只手和国家这只手。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这只手失灵就要由国家这只手干预。但是任何国家既然讲市场经济，就不能以国家这只手为主。
具体来讲，在宏观方面国家要干预。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一定要建设很好的秩序，在社会公共秩序上，要让每个人感到安宁；在经济秩序上就是把市场的风险降到正常的情况。市场上一些微观方面的行为，主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解决，现在《合同法》体现了很多私人自治，上市公司国家干预多一些，因为上市公司影响面广，其他公司国家干预就少一点。
同时，市场秩序需要有执法机构，但是执法机构怎么执法又是一个问题。我1994年去美国，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有《著作权法》，但盗版东西那么多？我说第一原因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版权的概念，第二是《著作权法》通过才四五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对方对此非常惊奇，说中国通过一部法律就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那你们的政府该有多庞大？我反问他，美国呢？他说我们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去查，你认为谁盗了你的版，调查后告诉政府，政府支持你，上法院起诉。这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更强调侵权责任，民事主体——个人和各种组织——是执法体系或者说法律实施体系中很关键的一环。
而我们国家呢，不要说盗版，拿产品质量来说，我们出了一个假药、假酒，政府部门就发动大盘查，那需要多大的执法力量？而民间的力量却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去年吉化厂爆炸污染松花江是最典型的例子，居民要求赔偿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是政府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有几个人被判刑，但是民事赔偿没有，原因显见，有民事赔偿可能把一个厂子搞垮。任何市场主体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不仅要赔偿，有些情况还需要高额的惩罚性赔偿，这样才能威慑那些欺诈和虚假的东西，净化市场环境。
《21世纪》：吴敬琏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假如中国不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江平：我认为应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商业贿赂怎么形成的呢，商业贿赂就是花钱买机会，而机会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谁可以优先取得这种商业机会？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钱。
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到现在，最大的弊端就是腐败和商业贿赂。我过去到一个卷烟厂去，厂长领我到仓库，当时中国不能生产过滤嘴，其中的原材料丝束要从德国进口，这个卷烟厂到烟草专卖局都申请不到，而一个舞蹈演员就拿了两吨丝束的指标，生产卷烟的企业拿不到原材料，一个舞蹈演员却能够拿到，公理何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失败就是拥有权和钱的人霸占了本应该平等的机会。
现在我们决心要整顿商业贿赂，需要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地推进。但是这也表明现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往往不一定能够了解和纠正，一旦泛滥成灾，才开始纠正，又是带有群体性、运动性的治理方式。不能责众就挑几个典型，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执法就存在侥幸心理，也无法形成法律的权威，这是个很大的悲哀。
《21世纪》：您对走出这个悲哀有信心吗？
江平：要好好整顿，最关键还是反腐，官员的腐败是执法中最致命的，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只要有腐败，执法绝对不行。
《21世纪》：您强调改革要倾听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但又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令我想起了古希腊的梭伦，他在面对穷人和富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时始终寻求着公正和自己的立场，并曾经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那您自己怎么看呢？
江平：(笑)不敢那么随便乱比。
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法律最核心的也是公平正义，法律本身不体现公平正义就绝对是恶法，恶法可能损害老百姓，也可以让经济倒退。
不过现在法学家更关心的是执法，如何使法律更好执行。应该说执法任务远远大于立法的任务。再好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也是纸上的法律，而不是现实的事实。
《21世纪》：您现在已经76岁了，您如何来评价近几十年的中国法制建设呢？
江平：我对中国法律向来是说这么几句话：第一，中国的法治还是鸟笼法治。这和过去陈云说的鸟笼经济(也被称为“笼鸟之说”，陈云1982年12月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跟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其间提出将搞活经济比喻为鸟，将国家计划比喻为笼子，意思是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编者注)一样，中国经济不能跳出鸟笼，中国法治也不能跳出鸟笼，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把鸟笼做大一点。
第二，中国法治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因此光靠上面推进不行的。中国法治有的时候需要上面做改革，有时候也需要下面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事件来推动。
第三，从中国法律发展的趋势来看，总体来说是前进的，我始终相信中国法治有很美好的前景。道理很简单，20年、40年前，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从中国建国到现在，我是一路经历的人，建国时我19岁，到现在57年的历史，中国发展非常快，比别的国家快，我们也看到过中国经济停滞的时候、落后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也许我们经历多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在前进就是乐观的。
难为李鸿章
难为李鸿章
范福潮
李鸿章自1870年参与中日通商谈判至1895年马关订约，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经营中日、中朝外交25年。其间，他派员留学，兴办工业，筹建海军，扩充武备，尽其所能，革故鼎新，在晚清，他是一位最有国际视野、外交经验和改革意识的大臣。甲午一役，訾议轰?，百年毁誉，岂无公论？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70寿辰，慈禧太后赐他“调鼎凝厘”匾额，亲书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有清一代，他得到了人臣的最高礼遇。次年(甲午，1894)四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南洋之南琛等6舰、广东之广甲等3舰亦前来会操，30多艘军舰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呈威海上，历时半月。二十一日回到天津，二十八日，朝鲜东学党举事，清军应朝鲜国王乞援入朝平乱，日本趁机入侵朝鲜，不久，两国开战，清军水陆皆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李鸿章赴日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名《中日马关条约》)，半生功业，毁于一旦，从此，蒙羞忍辱，留下千载骂名。
初办交涉，条约甫订，日本即侵台湾
同治九年(1870)，47岁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是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柳原前光使华，商请通商立约之事，朝廷命李鸿章与日使谈判，从此涉入对日外交。
翌年，日本又遣大藏卿伊达宗城前来议约，柳原前光为副使，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在天津谈判。柳原去年所呈约稿以两国互利、平等通商为辞，伊达却欲废前稿，参照清朝与英、法等国签订的通商条约，择其有利于日本的条款另立新约，李鸿章严辞拒绝，迫使伊达让步，七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18条，“通商章程”33款，附以两国海关税则。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与中国签订的头一项条约，因未达到日本的期望，伊达宗城回国后即被免职。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柳原前光奉使来天津要求改约，李鸿章不允，讽其朝三暮四，背盟毁约，柳原惭愧而去。日本不肯甘休，非要得到与英、法等国对华通商的同等权利不可，十一月，再以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力求改约，朝廷竟许之。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李鸿章在天津与日本换约。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终于达到了目的，自此轻视清廷，蓄意寻衅。
同治十二年五月，因琉球渔民遭台风漂至台湾被原住民杀害一事，日本派专使柳原前光来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交涉。总署大臣毛昶熙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山县渔民的证据，并力争琉球属日本版图，且问：“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昶熙答：“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前光威胁道：“‘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毛昶熙答：“‘生番’固我化外民，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自裁之。”柳原前光归国后，日本抓住中方答问中的失误，借机兴师。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日，日军1600人乘军舰3艘兵发长崎，三日后在台湾登陆，屠杀台民，尽毁村落，后又派舰一艘，增兵至3000。因遇台民抵抗，战事不利，又值夏季，士兵不服水土，伤员渐增，日军开始修军营、建医院、造桥梁、开荒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李鸿章电告总署，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督福建水师赴台湾观察敌情，抵台后，沈命福建藩司潘蔚、台湾道夏献纶与日军交涉。日将气焰嚣张，反复争辩：“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潘蔚当即表示：“若然，则将为日本偿军费。”当日即拟约三条：一、中国偿日本军费；二、中国严驭“台番”，令日本渔民因风漂台时不受伤害；三、立约后，日军撤出台湾。
与此同时，柳原前光以公使衔来京与总署交涉，谈判气氛不洽，两国皆知难免一战。日本急从英国购军舰，清廷则修筑澎湖炮台，架设大陆至台湾的海底电线，购毛瑟枪3万支，向丹麦议购军舰。福建巡抚王凯泰准备率兵二万五千渡海，日本闻之大惊，急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前来与李鸿章谈判。日使七月来京，先辩论台湾与日本的疆界划分，两月未决，日使以回国相要挟，阴使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其实，日使此行，原本只为赔款，索要军费300万元。沈葆桢坚持不许，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反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本节引文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总署欲息事宁人，以赔偿50万元与日本成议，九月十一日换约。
日军从台湾归国，户户挂国旗，行凯旋大礼，政府褒奖大久保利通。日本由此看出清廷惧战，一遇战，便求和，终以赔款了事。此番得志台湾后，日本即把目标移向朝鲜，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
日本使臣森有礼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以后恐不免要打仗”
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往朝鲜沿海测量，朝鲜炮台开炮轰击，遂致交战，日舰击毁朝鲜炮台。十二月初，日本驻清全权大臣森有礼到京，与总署晤谈此事，想以此为由，逼迫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时，总署担心日本借机再启事端，在对时局判断不明的情况下，拿不出适当的对策，既不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又怕承担宗主国的责任代人受过，语意闪烁，自相矛盾，又被日使抓住把柄。日本照会清国：“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既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一：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4)清廷自知失语，亦复照会日本予以辩驳：“朝鲜为中国属国，中外共知。属国有属国分际，古今所同。本王大臣前次照会所称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即中国之自任也，岂得谓属国为空名？岂得谓于条约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四：复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6)两国反复照会，争辩朝鲜“属国”、“独立国”之事。此后，一遇朝鲜有事，中日两国的谈判和外交照会中，双方就要呶呶不休地争辩此事，直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将“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写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止。
森有礼自幼出洋，在英国留学3年，又在华盛顿当过3年钦差。52岁的李鸿章第一次会见30岁的森有礼，听他谈了对中西文化、世界局势、中日关系的看法，感受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新思维。
李问：“中西学问如何？”森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云：“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署使云：“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森云：“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问：“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大臣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云：“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云：“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八：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一，P299－303)
李鸿章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8字忠告送给森有礼，经过6年与日交涉，他已看清了日本的战略——西争朝鲜，南夺台湾，征服中国，称雄东亚，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他深知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而清朝政治保守，经济落后，不改革无以自强，不自强无力战胜日本，他在奏摺中道出了内心的忧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传)
“壬午事变”后，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阴谋策划“甲申政变”，清军平叛，击败日军
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朝鲜发生内乱，乱民包围日本使馆，死伤数人，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本国，六月十七日，日本兵船载水陆军先后赴朝鲜，外务卿井上馨亲随督办，几天后，日军以平乱之名占领王宫。当时，李鸿章丁忧在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请奏出兵平乱，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派兵入朝。六月二十五日，张树声查清朝鲜内乱之首实为大院君李应后，密函总署，请旨急调李鸿章平乱：“……讵料朝鲜祸机早伏，变出非常。实非一介使臣、一旅偏师所能胜此重任。以李鸿章之宿望，不独朝鲜倚以为重，即日本亦久慑其名。值此危疑之际，似非李鸿章不能戡定。如蒙俞允，应请旨速赐施行，大局幸甚。”六月三十日，上命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入朝，拘大院君李应送回国，很快平定了动乱。
李鸿章深知，在朝鲜问题上，日本绝不服输，还会再启事端，“壬午事变”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他开始筹划久安之策。光绪十年(甲申，1884)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密报朝鲜国情的信后，忧心忡忡，立即呈报军机处：“朝鲜君臣执迷不悟，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鸿章上年以朝乱甫定，日兵仍驻王城，必须留营镇抚，以杜狡谋。夏间海防戒严，遵旨将庆军撤半回驻金州，仅留三营在彼，兵力渐单。该国国王暗弱性成，其新旧党人趋向不定，近见法祸方亟，知我势难兼顾，难保不观望成败，以为向背。日人又从旁煽惑，万一该君臣堕其术中，浸蒙异志，肘腋之间，隐患甚大。”(《中日战争》，二，P22)
果不出所料，仅过了20天(十月十七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就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一夜杀害了6位大臣，日军占领王宫，软禁国王，亲日大臣洪英植、金玉均等人自署官职，他们自知清兵必将干涉，密谋将国王幽禁在江华岛，而竹添欲将国王幽禁在日本东京。第二天，应朝鲜臣民的请求，清军包围了王宫，致信竹添，令其撤出，竹添接信后不予理睬，清军在争取王宫禁卫士兵倒戈之后，打进王宫，解救了国王，日军大败。
中日撤兵朝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天津条约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日本以清军平叛伤及日兵等事，派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来华交涉。二月，上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伊藤谈判。二月十八日首次会谈，伊藤提出两项议题：一、清军从朝鲜撤出，二、惩办打伤日军的清军官兵，对受害的日本商民赔偿损失。当时，清军驻朝1000多人，日军驻朝仅100多人，伊藤提出，或撤清军，或增日军。李鸿章指出：朝鲜是清朝的“藩国”，清军驻“藩国”与日本无干；对平乱时伤及日兵一事，他坚称，根据调查，责不在我，而对伊藤提出的清兵伤害了日本商民，他说查无实证，对赔偿的要求据理驳回。
至二月二十二日，双方各持己见，会谈三次仍无结果。伊藤派他的随员本武扬(时任驻清公使)来询问中方可以接受日方的哪几项议题，李鸿章答道：“彼此撤兵一节，事关永远息争，尚可酌商妥办；至议处营官，偿恤难民二节，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本武扬随即传达伊藤博文的话，以罢谈相要挟：“互商撤兵，驻京公使尽可议办。兹特派头等使来商，何等郑重，不能专为此一事。若仅允此件，伊藤拟于二十五日会议后，即启程回国。”李鸿章厉声示以刚强：“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此时，中法言和，李鸿章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日本。伊藤见机会已失，清军又牢牢控制着朝鲜，日本短期内难以扭转局面，中断谈判，并无好处，只好回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致信军机处：“日本自改用西法后，日浸强大，久有轻视中国、并吞高丽之志；前与朝鲜立约，明认为自主之国，即暗唆其不属中国之意也。厥后美、英、德各邦与朝鲜议约，朝鲜虽另具照会声明为我属邦，而各国皆置不答，亦由于日本一气沟通，但不便明与我争耳。”琉球已失，安南已失，朝鲜也在暗争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争朝鲜的“属国”地位，已无实际意义，但清廷君臣囿于传统观念，朝鲜的“属国”地位不容置喙，李鸿章在谈判中不能不坚持。可是中朝、中日关系亟须调整，一要防止再度陷入朝鲜的“党争”和内乱，二要避免与日本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三要适应国际形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他想到了撤军，只有先在朝鲜与日本脱离接触，才能走出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久安之策，还需从长计议。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谈结束时，李鸿章开诚布公，亮明了中方的观点：“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伊藤答道：“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
李鸿章拟交条款四项：一、限期四月中，日之兵尽数撤回本国；二、中国教习10至20人定立年限，期满撤回；三、朝鲜与中日两国商民有争端，两国派员前去查办，均不带兵；四、“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
日方拟交条款有五项：一、嗣后中日均不得驻军朝鲜；二、“前条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势，亦不在前条之例”；三、中日两国在朝鲜如有交涉事端，应和平解决；四、两国均不得在朝鲜教练兵士，由朝鲜选用他国教习；五、订约四月之内中日两军尽数撤回国内。
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伊藤第五次会谈。李问伊藤：“日方第二条为何意？”伊藤解释道：“谓如两国交战时，各有自主之战权，系照万国公法，与第一条所说不派兵之话不相干涉。”在谈判中，只要李一提到朝鲜的“属国”地位，即被伊藤驳回：“若论朝鲜与中国交接之道，更费唇舌，不若不议为妥。”李提议修改日方的第二条：“贵大臣所拟第二条，宜酌改，如他国与朝鲜有战争之事，中国一定派兵相助，不在此例。”伊藤狡猾地窥探中方的底牌：“中堂之意，如他国欲攻朝鲜，或恐其假道来攻中国，故中国必派兵往援？”李答：“无论他国之意是否与中国为难，但攻朝鲜，则中国必派兵助之。……万一朝鲜有内乱之事，该国来请兵，中国必派兵前往，为之定乱。此次约内必得说明。”伊藤也为日本力争出兵的理由：“如果朝鲜乱民有杀害日本官员等事，日本亦可派兵否？”李答：“如有必应派兵之事，日本亦须知照中国。”
三月四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约三条：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本节引文见《中日战争》，一，P489－538)
伊藤窃喜，他迫使中方撤兵、撤教习，为日本争取到了“朝鲜有事即可出兵”的权力。
中日备战，争夺朝鲜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说：日本“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两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甚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盖彼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中日战争》，二册，P342)薛福成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对日本的洞见，也正是李鸿章的一块心病。
李、伊“约款”，实质上否定了清朝在朝鲜的特权，事后，连朝鲜都看出清国已无力保护它，于是阳奉阴违，谋求独立，日本则公开扶持，“属国”论，从此成了清朝的自说自话。保护朝鲜，抵抗日本，维护国家利益，别无他途，惟有一战。
订约半年后(1885年九月)，朝廷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督办，以李鸿章为会办。先前从德国订制的铁甲舰镇远、定远陆续交货，李鸿章开始实施庞大的筹建海军计划。十月，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太后，详细禀告了当前局势和亟需办理的事项，请将朝鲜电线与奉天电线相接，以便通消息，他提出的一切武备计划，均获批准。
此后的几年间，日本也在扩军备战，但他们的视野已比清朝开阔，目标也更明确。1891年，俄国开始建设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日本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对它是一个重大威胁。这年5月，访日的俄国皇太子被护卫的日本巡警砍伤，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第二年，俄国就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从此常派舰队在日本海炫耀武力，令日本深感不安。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日本修改了外交战略，中期目标已不是中国，而是俄国。而为了击败俄国，必先征服中国，朝鲜只是一根导火线，何时有了必胜的把握，就会点燃它。
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识到，欧洲现在保持着势力均衡，所以没有立即发生战乱的危险，列强虽然都在一心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在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准备获取权益……到那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主张，“如今后不出十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发动对清战争。陆军已有了7个师团和后备队，从而完成了对清战备。海军已由英国购进两艘装备有速射炮的巡洋舰，从而补充了战舰上的巨炮不足。在山县看来，这样终于可以同北洋舰队决一雌雄了。(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一年后，日本等来了机会。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6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乘东学党之乱向朝鲜出兵，陆奥外相、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三人当夜就坐在一起决定了出兵方策。这个方策的结论是：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人，日本有兵力6000－7000人就能必胜；这些兵力到达京城(汉城)和其近郊而一战即胜，清国必然求和；如清国再派兵增援，日本再增派一个师团并在平壤战胜，则讲和的成立将是定局。因此，“做好了再派一个师团的准备，并先派去一个混成旅团”。据林董说，他们讨论的“不是研究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动战争和如何取胜”。(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上兵伐谋。战事果如所料，仅用半年时间，日本就胜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清军的惨败可以找出1000条致败之因，罪责可以归咎于帝、后、将、相、官、兵、士、民任何人，李鸿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马关签约之后，朝臣咒骂、弹劾、要求惩处李鸿章的奏摺无计其数，但没有一篇切中时弊。1895年正月二十三日，日军兵临威海卫，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亨致信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劝降，直指清朝战败的根源：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以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陛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夫济足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威海卫中日海军将领函牍》：“日本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亨致中国海军提督丁军门书”，《中日战争》，第一册，P196)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以战败求和的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在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问答之语，颇值深思：
李：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与东有益也。
伊藤：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中日战争》，五，P366－367)
在这屈辱的场合，73岁的李鸿章面对55岁的伊藤博文含蓄地道出了致败之由，他把更多的感悟和深思埋在心底，留给了后人。
南方周末
范福潮
李鸿章自1870年参与中日通商谈判至1895年马关订约，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经营中日、中朝外交25年。其间，他派员留学，兴办工业，筹建海军，扩充武备，尽其所能，革故鼎新，在晚清，他是一位最有国际视野、外交经验和改革意识的大臣。甲午一役，訾议轰?，百年毁誉，岂无公论？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70寿辰，慈禧太后赐他“调鼎凝厘”匾额，亲书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有清一代，他得到了人臣的最高礼遇。次年(甲午，1894)四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南洋之南琛等6舰、广东之广甲等3舰亦前来会操，30多艘军舰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呈威海上，历时半月。二十一日回到天津，二十八日，朝鲜东学党举事，清军应朝鲜国王乞援入朝平乱，日本趁机入侵朝鲜，不久，两国开战，清军水陆皆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李鸿章赴日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名《中日马关条约》)，半生功业，毁于一旦，从此，蒙羞忍辱，留下千载骂名。
初办交涉，条约甫订，日本即侵台湾
同治九年(1870)，47岁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是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柳原前光使华，商请通商立约之事，朝廷命李鸿章与日使谈判，从此涉入对日外交。
翌年，日本又遣大藏卿伊达宗城前来议约，柳原前光为副使，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在天津谈判。柳原去年所呈约稿以两国互利、平等通商为辞，伊达却欲废前稿，参照清朝与英、法等国签订的通商条约，择其有利于日本的条款另立新约，李鸿章严辞拒绝，迫使伊达让步，七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18条，“通商章程”33款，附以两国海关税则。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与中国签订的头一项条约，因未达到日本的期望，伊达宗城回国后即被免职。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柳原前光奉使来天津要求改约，李鸿章不允，讽其朝三暮四，背盟毁约，柳原惭愧而去。日本不肯甘休，非要得到与英、法等国对华通商的同等权利不可，十一月，再以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力求改约，朝廷竟许之。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李鸿章在天津与日本换约。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终于达到了目的，自此轻视清廷，蓄意寻衅。
同治十二年五月，因琉球渔民遭台风漂至台湾被原住民杀害一事，日本派专使柳原前光来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交涉。总署大臣毛昶熙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山县渔民的证据，并力争琉球属日本版图，且问：“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昶熙答：“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前光威胁道：“‘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毛昶熙答：“‘生番’固我化外民，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自裁之。”柳原前光归国后，日本抓住中方答问中的失误，借机兴师。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日，日军1600人乘军舰3艘兵发长崎，三日后在台湾登陆，屠杀台民，尽毁村落，后又派舰一艘，增兵至3000。因遇台民抵抗，战事不利，又值夏季，士兵不服水土，伤员渐增，日军开始修军营、建医院、造桥梁、开荒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李鸿章电告总署，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督福建水师赴台湾观察敌情，抵台后，沈命福建藩司潘蔚、台湾道夏献纶与日军交涉。日将气焰嚣张，反复争辩：“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潘蔚当即表示：“若然，则将为日本偿军费。”当日即拟约三条：一、中国偿日本军费；二、中国严驭“台番”，令日本渔民因风漂台时不受伤害；三、立约后，日军撤出台湾。
与此同时，柳原前光以公使衔来京与总署交涉，谈判气氛不洽，两国皆知难免一战。日本急从英国购军舰，清廷则修筑澎湖炮台，架设大陆至台湾的海底电线，购毛瑟枪3万支，向丹麦议购军舰。福建巡抚王凯泰准备率兵二万五千渡海，日本闻之大惊，急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前来与李鸿章谈判。日使七月来京，先辩论台湾与日本的疆界划分，两月未决，日使以回国相要挟，阴使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其实，日使此行，原本只为赔款，索要军费300万元。沈葆桢坚持不许，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反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本节引文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总署欲息事宁人，以赔偿50万元与日本成议，九月十一日换约。
日军从台湾归国，户户挂国旗，行凯旋大礼，政府褒奖大久保利通。日本由此看出清廷惧战，一遇战，便求和，终以赔款了事。此番得志台湾后，日本即把目标移向朝鲜，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
日本使臣森有礼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以后恐不免要打仗”
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往朝鲜沿海测量，朝鲜炮台开炮轰击，遂致交战，日舰击毁朝鲜炮台。十二月初，日本驻清全权大臣森有礼到京，与总署晤谈此事，想以此为由，逼迫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时，总署担心日本借机再启事端，在对时局判断不明的情况下，拿不出适当的对策，既不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又怕承担宗主国的责任代人受过，语意闪烁，自相矛盾，又被日使抓住把柄。日本照会清国：“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既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一：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4)清廷自知失语，亦复照会日本予以辩驳：“朝鲜为中国属国，中外共知。属国有属国分际，古今所同。本王大臣前次照会所称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即中国之自任也，岂得谓属国为空名？岂得谓于条约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四：复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6)两国反复照会，争辩朝鲜“属国”、“独立国”之事。此后，一遇朝鲜有事，中日两国的谈判和外交照会中，双方就要呶呶不休地争辩此事，直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将“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写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止。
森有礼自幼出洋，在英国留学3年，又在华盛顿当过3年钦差。52岁的李鸿章第一次会见30岁的森有礼，听他谈了对中西文化、世界局势、中日关系的看法，感受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新思维。
李问：“中西学问如何？”森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云：“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署使云：“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森云：“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问：“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大臣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云：“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云：“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八：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一，P299－303)
李鸿章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8字忠告送给森有礼，经过6年与日交涉，他已看清了日本的战略——西争朝鲜，南夺台湾，征服中国，称雄东亚，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他深知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而清朝政治保守，经济落后，不改革无以自强，不自强无力战胜日本，他在奏摺中道出了内心的忧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传)
“壬午事变”后，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阴谋策划“甲申政变”，清军平叛，击败日军
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朝鲜发生内乱，乱民包围日本使馆，死伤数人，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本国，六月十七日，日本兵船载水陆军先后赴朝鲜，外务卿井上馨亲随督办，几天后，日军以平乱之名占领王宫。当时，李鸿章丁忧在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请奏出兵平乱，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派兵入朝。六月二十五日，张树声查清朝鲜内乱之首实为大院君李应后，密函总署，请旨急调李鸿章平乱：“……讵料朝鲜祸机早伏，变出非常。实非一介使臣、一旅偏师所能胜此重任。以李鸿章之宿望，不独朝鲜倚以为重，即日本亦久慑其名。值此危疑之际，似非李鸿章不能戡定。如蒙俞允，应请旨速赐施行，大局幸甚。”六月三十日，上命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入朝，拘大院君李应送回国，很快平定了动乱。
李鸿章深知，在朝鲜问题上，日本绝不服输，还会再启事端，“壬午事变”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他开始筹划久安之策。光绪十年(甲申，1884)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密报朝鲜国情的信后，忧心忡忡，立即呈报军机处：“朝鲜君臣执迷不悟，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鸿章上年以朝乱甫定，日兵仍驻王城，必须留营镇抚，以杜狡谋。夏间海防戒严，遵旨将庆军撤半回驻金州，仅留三营在彼，兵力渐单。该国国王暗弱性成，其新旧党人趋向不定，近见法祸方亟，知我势难兼顾，难保不观望成败，以为向背。日人又从旁煽惑，万一该君臣堕其术中，浸蒙异志，肘腋之间，隐患甚大。”(《中日战争》，二，P22)
果不出所料，仅过了20天(十月十七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就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一夜杀害了6位大臣，日军占领王宫，软禁国王，亲日大臣洪英植、金玉均等人自署官职，他们自知清兵必将干涉，密谋将国王幽禁在江华岛，而竹添欲将国王幽禁在日本东京。第二天，应朝鲜臣民的请求，清军包围了王宫，致信竹添，令其撤出，竹添接信后不予理睬，清军在争取王宫禁卫士兵倒戈之后，打进王宫，解救了国王，日军大败。
中日撤兵朝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天津条约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日本以清军平叛伤及日兵等事，派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来华交涉。二月，上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伊藤谈判。二月十八日首次会谈，伊藤提出两项议题：一、清军从朝鲜撤出，二、惩办打伤日军的清军官兵，对受害的日本商民赔偿损失。当时，清军驻朝1000多人，日军驻朝仅100多人，伊藤提出，或撤清军，或增日军。李鸿章指出：朝鲜是清朝的“藩国”，清军驻“藩国”与日本无干；对平乱时伤及日兵一事，他坚称，根据调查，责不在我，而对伊藤提出的清兵伤害了日本商民，他说查无实证，对赔偿的要求据理驳回。
至二月二十二日，双方各持己见，会谈三次仍无结果。伊藤派他的随员本武扬(时任驻清公使)来询问中方可以接受日方的哪几项议题，李鸿章答道：“彼此撤兵一节，事关永远息争，尚可酌商妥办；至议处营官，偿恤难民二节，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本武扬随即传达伊藤博文的话，以罢谈相要挟：“互商撤兵，驻京公使尽可议办。兹特派头等使来商，何等郑重，不能专为此一事。若仅允此件，伊藤拟于二十五日会议后，即启程回国。”李鸿章厉声示以刚强：“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此时，中法言和，李鸿章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日本。伊藤见机会已失，清军又牢牢控制着朝鲜，日本短期内难以扭转局面，中断谈判，并无好处，只好回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致信军机处：“日本自改用西法后，日浸强大，久有轻视中国、并吞高丽之志；前与朝鲜立约，明认为自主之国，即暗唆其不属中国之意也。厥后美、英、德各邦与朝鲜议约，朝鲜虽另具照会声明为我属邦，而各国皆置不答，亦由于日本一气沟通，但不便明与我争耳。”琉球已失，安南已失，朝鲜也在暗争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争朝鲜的“属国”地位，已无实际意义，但清廷君臣囿于传统观念，朝鲜的“属国”地位不容置喙，李鸿章在谈判中不能不坚持。可是中朝、中日关系亟须调整，一要防止再度陷入朝鲜的“党争”和内乱，二要避免与日本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三要适应国际形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他想到了撤军，只有先在朝鲜与日本脱离接触，才能走出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久安之策，还需从长计议。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谈结束时，李鸿章开诚布公，亮明了中方的观点：“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伊藤答道：“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
李鸿章拟交条款四项：一、限期四月中，日之兵尽数撤回本国；二、中国教习10至20人定立年限，期满撤回；三、朝鲜与中日两国商民有争端，两国派员前去查办，均不带兵；四、“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
日方拟交条款有五项：一、嗣后中日均不得驻军朝鲜；二、“前条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势，亦不在前条之例”；三、中日两国在朝鲜如有交涉事端，应和平解决；四、两国均不得在朝鲜教练兵士，由朝鲜选用他国教习；五、订约四月之内中日两军尽数撤回国内。
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伊藤第五次会谈。李问伊藤：“日方第二条为何意？”伊藤解释道：“谓如两国交战时，各有自主之战权，系照万国公法，与第一条所说不派兵之话不相干涉。”在谈判中，只要李一提到朝鲜的“属国”地位，即被伊藤驳回：“若论朝鲜与中国交接之道，更费唇舌，不若不议为妥。”李提议修改日方的第二条：“贵大臣所拟第二条，宜酌改，如他国与朝鲜有战争之事，中国一定派兵相助，不在此例。”伊藤狡猾地窥探中方的底牌：“中堂之意，如他国欲攻朝鲜，或恐其假道来攻中国，故中国必派兵往援？”李答：“无论他国之意是否与中国为难，但攻朝鲜，则中国必派兵助之。……万一朝鲜有内乱之事，该国来请兵，中国必派兵前往，为之定乱。此次约内必得说明。”伊藤也为日本力争出兵的理由：“如果朝鲜乱民有杀害日本官员等事，日本亦可派兵否？”李答：“如有必应派兵之事，日本亦须知照中国。”
三月四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约三条：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本节引文见《中日战争》，一，P489－538)
伊藤窃喜，他迫使中方撤兵、撤教习，为日本争取到了“朝鲜有事即可出兵”的权力。
中日备战，争夺朝鲜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说：日本“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两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甚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盖彼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中日战争》，二册，P342)薛福成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对日本的洞见，也正是李鸿章的一块心病。
李、伊“约款”，实质上否定了清朝在朝鲜的特权，事后，连朝鲜都看出清国已无力保护它，于是阳奉阴违，谋求独立，日本则公开扶持，“属国”论，从此成了清朝的自说自话。保护朝鲜，抵抗日本，维护国家利益，别无他途，惟有一战。
订约半年后(1885年九月)，朝廷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督办，以李鸿章为会办。先前从德国订制的铁甲舰镇远、定远陆续交货，李鸿章开始实施庞大的筹建海军计划。十月，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太后，详细禀告了当前局势和亟需办理的事项，请将朝鲜电线与奉天电线相接，以便通消息，他提出的一切武备计划，均获批准。
此后的几年间，日本也在扩军备战，但他们的视野已比清朝开阔，目标也更明确。1891年，俄国开始建设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日本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对它是一个重大威胁。这年5月，访日的俄国皇太子被护卫的日本巡警砍伤，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第二年，俄国就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从此常派舰队在日本海炫耀武力，令日本深感不安。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日本修改了外交战略，中期目标已不是中国，而是俄国。而为了击败俄国，必先征服中国，朝鲜只是一根导火线，何时有了必胜的把握，就会点燃它。
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识到，欧洲现在保持着势力均衡，所以没有立即发生战乱的危险，列强虽然都在一心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在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准备获取权益……到那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主张，“如今后不出十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发动对清战争。陆军已有了7个师团和后备队，从而完成了对清战备。海军已由英国购进两艘装备有速射炮的巡洋舰，从而补充了战舰上的巨炮不足。在山县看来，这样终于可以同北洋舰队决一雌雄了。(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一年后，日本等来了机会。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6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乘东学党之乱向朝鲜出兵，陆奥外相、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三人当夜就坐在一起决定了出兵方策。这个方策的结论是：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人，日本有兵力6000－7000人就能必胜；这些兵力到达京城(汉城)和其近郊而一战即胜，清国必然求和；如清国再派兵增援，日本再增派一个师团并在平壤战胜，则讲和的成立将是定局。因此，“做好了再派一个师团的准备，并先派去一个混成旅团”。据林董说，他们讨论的“不是研究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动战争和如何取胜”。(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上兵伐谋。战事果如所料，仅用半年时间，日本就胜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清军的惨败可以找出1000条致败之因，罪责可以归咎于帝、后、将、相、官、兵、士、民任何人，李鸿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马关签约之后，朝臣咒骂、弹劾、要求惩处李鸿章的奏摺无计其数，但没有一篇切中时弊。1895年正月二十三日，日军兵临威海卫，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亨致信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劝降，直指清朝战败的根源：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以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陛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夫济足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威海卫中日海军将领函牍》：“日本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亨致中国海军提督丁军门书”，《中日战争》，第一册，P196)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以战败求和的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在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问答之语，颇值深思：
李：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与东有益也。
伊藤：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中日战争》，五，P366－367)
在这屈辱的场合，73岁的李鸿章面对55岁的伊藤博文含蓄地道出了致败之由，他把更多的感悟和深思埋在心底，留给了后人。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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