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挥之不去的“精英情结”

谢轶群/文

沉寂6年之后，随着出面替一位成都女艺人打官司和《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两篇重头访谈，王朔再次醒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当年那个“躲避崇高”、辱弄一切、口无遮拦的“侃爷”，如今已虚岁五十。

“归来”的王朔并未改变其一贯的言说风格，他依然犀利、刻薄、目空一切。在访谈中，他直称张艺谋的《英雄》是取媚强权，《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烂片；余秋雨成天扮演名士，也就一个蒙中学生的《百家讲坛》水平；张承志和王彬彬在生活中一样很庸俗；“80后”作家还处在打群架的阶段，没有立得住的作品等等。当然，可能是到了知天命之年，在嬉笑怒骂之中，他还是多了一份广博和沉厚的力度，在论及文化、人生、社会和体制问题时不断有甘苦之言和慧眼洞见。

做为20世纪后期红极一时的人物，王朔的意义是他不仅以其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商业文化大潮初兴时起了“领军”的作用，而且在于他经常表现出的矛盾、摇摆的文化姿态，后者使他有了超出“大众文化明星”的更多内涵。

早有人指出，王朔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或曰“精英情结”：王朔青少年时在文革中未受过系统教育，在学校也不是被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后来当兵，退伍后在国企供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从事文艺创作以来一直感受着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威压，时而委屈愤怒时而又自惭形秽。因为文化地位原本低下，一直在底层奋力挣扎，等到功成名就，不免有“出了一口鸟气”的痛快——我没读过书，不照样比你们强得多吗？于是其作品和言论中便常以挖苦嘲讽知识分子为乐事。在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被塑造成可笑的小丑角色；而他一句“我坚信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更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认为王朔的心态积淀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几十年来的政治风云。

然而王朔又不是文化上的小人得志之徒。他一边走大众文化市场路线大赚其钱，一边尽情挖苦调侃知识分子的卑琐和虚伪，同时又对精英文化表现出向往和敬畏，在内心深处把在其中有一个坐席做为荣光和梦想——他可以口沫横飞地把金庸说得一文不值，却在批鲁迅时把《我看鲁迅》一文写得结结巴巴，明显内心发虚、底气不足；而对《红楼梦》这样的万世经典，他从不敢有丝毫放肆，还不止一次宣称要写一本“当代《红楼梦》”。更有意思的是，王朔在其美国游记《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一文写道：“……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从上下文语气看，这决不是他擅长的反讽，而是他的真心话。

一面对精英文化嘲笑鄙视，一面又尊崇有加，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文化资本贫乏的人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即便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因此对知识文化又爱又恨、又鄙又畏。在历年谈及精英文化及其成员的言论中，王朔屡屡一副“我是你爸爸”的张狂，同时又把这种张狂放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前提下；一边一副“无畏”的架势，一边又声明这份无畏是因“无知”，这尽显一个来自文化底层、根基薄弱的文化名人的微妙心理。

这次“归来”，年近五旬的王朔似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耿耿于怀，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已是风光无限的王朔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越是做出轻蔑鄙夷或满不在乎的姿态，越是表明了这种情结的深固。而正是这种矛盾龃龉，和他时常表现出的批判精神一起，丰富了王朔的内涵，一个既无法用“精英作家”称之也不能以“大众文化明星”命名的王朔醒目地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该是不解、同情还是敬重？

“谨守蔡校长余绪”: 蒋梦麟怎样当北大校长

傅国涌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六个月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 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 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华盛顿为什么拒绝当皇帝?

傅国涌

一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惊醒了整个新大陆。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参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大会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44岁的他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46—47页）不过他拒绝了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饷，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同上，47页）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同上，47页）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同上，49页）透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逊决不是虚伪造作。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将军。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和权力，他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虔诚地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就应把它们弃之一旁。”（同上，139页）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来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二

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华盛顿回首征程，双眼模糊，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在长达6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仅早生了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无数的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去了......

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组织性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是18世纪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袭制纽带、由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上，谁能成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顺理成章！

率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

“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同上，239页）

在当时的美国，这并不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个人的看法，不少将士都有这样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华盛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但他立即就作出了决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我非常以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同上，239—240页）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三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演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长时期的分手向他们亲切告别。”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即将退役、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同上，240、241页）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解甲归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心在乡村田园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充满了对乡居生活的赞美与自足：

“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转引自刘文涛《革命之剑华盛顿》，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242页）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义不容辞，这是义务，是责任，也是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在进和退之间，在显赫的权势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他从来都能找到自己最准确的位置。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四

过平静的乡居生活，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严酷的战争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早日赢得自由，解甲归田，回到芒特弗农去经营自己的庄园。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

“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华盛顿选集》，220页）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以免背上沽名钓誉的恶名，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另一种境界，他更喜欢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同上，246页）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同上，243页）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局势的变化，使他再度应召为国服务，这位曾拒绝王袍加身的伟人将在美丽的弗农山庄度过余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乡三年以后，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同上，230页）

三年前，他拒绝了王袍加身，三年后，他虽身居乡间，却不容许他的祖国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赢得了独立的美国人民无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坚决不希望发生这些“深以为忧的结果”，为了他参与选择和创立的这个制度，他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再次告别了心爱的家园，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动身前去费城，参加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这一去又是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