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病症与文化（转贴）

我们时代的病症与文化傅翔
泰勒说过：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由此看来，想要对一种文化进行阐释也就免不了对这些方面作应有的考察。抱着这样的观念，本文侧重于对大众文化的以上方面作适当的剖析，以此希求获得对文化的更深一步的了解。不管怎么说，大众文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就好像谁也无法界定文化一样，大众文化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也正由于此，本文力求在文化的诸多方面对大众文化做出相应的解释，而不求概念的创新性解释与逻辑式论证。 在我看来，大众文化首先是大众的，这也就是大众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没有大众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因此在这里涉及到受众的问题。面对受众，自然少不了研究受众的普遍面临的问题以及受众所具有的特征。而清楚了受众之后，便只有面对这种文化本身。这种文化存在的依据是什么？这种文化将如何发展？以及它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解决的。同时，文化的很重要一面的艺术到底又是什么情形，这同样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
１、文化大众的危机与贫困 关注文化大众是了解与阐释大众文化的先决条件。作为大众文化的受众，它是广泛的、普遍的。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流行音乐、通俗小说都有自己的“广大受众”。受众越多，它的消费行为就越被动，越无鉴别性和批判性，它就越是欣然接受那些标准化的、效果有所保证的文化产品。因此，从有选择性和批判性的受众变为在文化上无动于衷的“大众”，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受众人数的大大增加。从这点上来说，城市的大众文化永远比乡村的大众文化来得发达，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品种上，乡村都远远地落后于城市。然而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这点仅有的差距也正渐渐地消失，因此说，大众文化的地域之别并不明显。但从目前看来，特别是中国，这种地域之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众文化的受众在地域上是有别的。 受众的城乡之别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受众到底以什么为限？对于熟悉城乡之别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虽然乡村的受众似乎比城市的受众少些生存的重压感，但我想，作为生存，任何人面对的都是一样的选择，那就是活着呢？还是死去？显然，面对这问题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因此，在本文中侧重于城市的受众为代表。 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一个综合体，而是一个混杂体。它完全是由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缺乏共同经验的个人组成的。大众文化受众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的混杂和个人特征的消失，但这种消失并不是共同体意识取而代之的结果。他们同处一个空间，但相互毫不相干，他们可能有共同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对彼此没有意义，正如一切运动会的观众彼此不发生关系一样。受众的多而杂无疑是大众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点决定的。然而，受众虽然多而杂，甚至遍及每一个角落（如电视的受众），但它都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不在于文化意义上，而在于精神意义上。 首先，文化大众都普遍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出现，那就是我们该如何生存？生存的意义何在？其次，也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所出现的贫困，贫困在此特指大众面对这种文化而产生的危机以及危机无法解除的困惑。无论是在艺术当中，还是在夜总会、卡拉ＯＫ歌舞厅当中，或者在快餐、街头文化之中，受众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生的悬置之谜发问：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是天天悬浮在大众文化的表层呢？还是天天都满足于劳碌奔波与生计？显然，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明显走向单一化了，上班、下班、工作娱乐……似乎已经没有第三种生活方式，即使有也可望不可及的。面对如此贫困的生存方式与环境，人们普遍意识到了生存的危机与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毋庸置疑，当代人同时亦是可怜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生存如此尴尬，但却没有人敢于站起来宣言这个时代精神的贫乏与意义的丧失，同时更没有人能够指出一条通向家园的路途。大众沉迷于文化制造出来的繁华景象之中，知道是假象却没法不依赖，知道缺乏意义却不去寻找。在这样的生存图景中，大众普遍丧失了为人的尊严与品格，如果说得过分一点的话，那就是与昆虫走兽活着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仅仅知道为活下去而活着，没有人愿意为精神而活，为理想而活，为信仰而活。正是由此，危机日渐显露出来，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面对危机的无法摆脱，贫困也便随之而来。贫困最大程度上无疑是精神的，精神的贫困正是当代人生存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夜总会、歌舞厅、卡拉ＯＫ以及快餐厅、街头文化共同围剿的文化大众面前，大众文化已经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当然，这种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级的娱乐与充斥肉体感官刺激的低级的艺术共同组成的。不排除存在着水准较高的大众文化，但说实话，这种文化同样也以降低水准的手段来寻求大众的更为普遍的掌声与喝彩。正由于此，大众文化的受众更多的是庸俗不堪之辈，以及知识水准较低而又少去涉及生存问题的相对麻木的人们。这种人有一特质，那就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文化填补他们的空虚与无聊、痛苦与绝望、愁闷及忧郁，因此，这种人同样成了大众文化消费的生力军。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人也就没有大众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的繁荣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大众欣赏水准的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衰落，而不是进步。大众精神的贫困与危机是大众文化繁荣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纵观文化的进程可以发现，文化的进步与文明的兴盛与那个时代精神的相对富足是分不开的，在人们慨叹文明已经逝去，文化已经进入低落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世纪时代精神的危机与贫困。 显然，这个世纪的精神是可怕的，而在这个世纪末的时代钟声中，精神的危机更是接踵而来，这是谁也没法逃避的问题。时下，大众精神的危机与贫困并非中国特有，它早就存在于这个星球的每一角落。还在古希腊的伟大诗人赫西俄德的笔下，这个“黑铁的世纪”便全是罪恶，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忧虑……它带给人类的除了悲惨以外没有别的，而这种悲惨是无边无际的”。接着，犹太天才作家卡夫卡又做出了世纪的预言，在他看来，“一切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副其实。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立的监狱，因而就更残酷。”“一切似乎都是用坚固的材料造成的，似乎很稳固，而实际上却是一架电梯，人们在电梯里向深渊冲下去。我们看不见深渊，但只要闭上眼睛，人们就听见深渊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啸声。”显然，这代表的是人们的共识，随着尼采、施宾格勒、叔本华、萨特以及雅斯贝尔斯等人的诉说，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人类生存的虚无暗夜便成了一个梦魇徘徊在人类中间。人类的危机处境从此暗示了这世纪的绝望境遇，空虚无聊的大量增殖共同诉说人类生存意义的缺席。 然而，就是面对着这样可怕的生存图景，却仍然没有人去寻求意义，恰恰相反，更多的人寻找的是一种消解意义的途径。在他们满足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可怕的危机，那就是精神的贫困已经悬浮于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上。触目可见的危机只有更进一步地催化生存的苦痛与绝望的诞生，而不是消解危机的爆发。此时的我们就仿佛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再不寻求出路便只有坐以待毙。
2、萎缩的生存空间与大众文化 显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危机的爆发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实。在这大众包抄而成的生存空间里，人们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只有蒙在鼓里的人才以为大众文化给他们带去了享受与满足。实际上，人类是以神圣品格的沦丧换来大众文化的繁荣的。大众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替代了人类对神圣的向往与追求。取消了神圣的在场也就意味着通俗的泛滥，同时也意味着道德尺度的消失而失去了评判的标准。许许多多低级的文化消费成了人们口头津津乐道以及心中急切向往的事实，原因便正在于此。大众的生活方式的单一化，内容的空洞与贫乏，意义的缺席与无聊苦闷的增殖，所有这些都是大众文化存在的依据。可以这样说，假若人们的精神是富足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存在的依据与人类生存的背景无疑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在这样萎缩的生存空间里，大众文化扩展了大众的生存空间所包含的欲望范围。以欲望的填补式扩张来满足大众由于萎缩的生存空间而导致的贫乏，这正是大众文化的特色以及成功的地方。大众文化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但却是便利的途径使大众的浅层欲望（很大程度上是刺激感官）获得满足。当然，这种满足实现得越好也就寓示大众文化越成功或越繁荣。 大众文化需要发展，它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里，只要复制的技术过关，大众文化也就越有被推销的可能。现代大众文化的社会特点并不在于希望制作容易广泛传播的产品──在这以前人们已希望这样做了──而是在于希望找到这样一种生产方案：根据它，相同类型的产品可以及时地、畅通无阻地到达相同的接受对象那里。娱乐产业的忠实的拥护者们常常因为死抱已经用过的类型不放而遭到谴责，他们之所以不放，因为同类产品在长时间内畅销可以给他们带来利润，但同时他们也由于人为地制造对新型式的需要、制造对快速变换时尚的渴望以求增长消费而遭到责难。正如西梅尔所说：“东西不是生产以后才会变得流行的，东西是为了流行才生产的。”事实上，两种方法──坚持时尚和改变时尚──是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情况交替使用的，大众文化生产的组织也依赖于对受众需要的操纵。当然，就娱乐产业而言，它不会去教育大众，去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指责出版商、戏剧导演和制片人有意阻碍受众鉴赏能力的成熟，是把事情简单化了。(3) 大众文化不仅把艺术标准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准，不仅使人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变得麻木不仁，不仅会导致盲目服从和不负责任，而且也开了许多人的眼界，使他们了解了从不知道的事情和价值。因此，它不仅解除了人们精神上的武装，而且也铺平了批评和反对的道路。正是由此，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少见批判大众文化的文章，这与其说是不了解毋宁说是没有那份胆量。 当代工业社会的程式化生活，大城市生活的机械化，个人对共同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的适应，逐渐出现了个性丧失的趋向。大众媒介──广播、电视、电影、报纸和路牌广告，总之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正在推进这种趋势。必须发现的事实、必须回答的问题和必须分享的观点都是现成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每当文化大众的圈子扩大一层，他们的鉴赏水平就下降一级。在他们那狂热的赞同声音当中，个性丧失已成了一个突出的事实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可以想见，伴随着激情与狂热的消失，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在这因疯狂无知与愚昧共同编织而成的受众世界里，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余地不受干扰而令自身富足？ 事实是最好的法官。在时下发达的感官世界中，大众文化的泛滥成灾已成了众目所聚的焦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占了人们可能有的每一块空余时光，人们已经别无选择地就范，似乎没有出路。生存空间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别的一律逃不脱大众文化的可怕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已经成了一剂麻醉品，它麻醉了每一位受众的空闲时光，而更甚的则侵入了工作的每一个单位时间。这种生存图景不能不说是令人忧虑的，因为“空虚和无聊决不是一件可以轻视的灾害，到了最后，它会在人脸上刻画出真正的绝望”（叔本华语）。绝望并不可悲，可悲的是绝望已经到来还不知道。在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世界之中，我们发现，人们已经不会在神圣面前寻找真正的出路，（因为这条道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他们不约而同地寻回到这个自己配制的由空虚与无聊共同编织而成的生存苦酒之中。这无疑是一条消解之路，在这循环反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空虚与无聊在一定意义上得到消解，但同时却在另一种意义上繁殖衍生。就在这样无尽的灭与生、生与灭的循环中，人们享受了生存的酸甜苦辣，没有激情，没有英雄主义，更没有浪漫与诗情画意，一切都是枯燥的、乏味的，它只适用来打发日子，而甚至谈不上过日子。大众的麻木由此可知，可悲也由此可知。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的确加速了大众的成熟，而这成熟更多的是限于麻木与无聊的认识上的。就在这无聊充斥的大众生存图景中，大众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创新与发展。它在这样的大众世界中寻求突破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它对大众的特征作一次民意测验（这种方法日益被利用了），它便能投其所好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投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然后投放开放的市场媒介机制并转到消费大众手上。所有这些在当今社会都伴随着机械复制的利用，正是由此，惊人的速度正在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又一特色。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与大众文化的营业目的分不开的，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为了赚钱与取得利润，因此只要投大众所好，大众文化也就名利双收。一者在于赚了大量的利润；二者则由此扩大影响，为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打开了坦途。大众文化并不考虑自身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它的本质就在于经营本身，它纯粹是一种经济的产物，与文化的关系也仅仅在于它利用了大众精神的缺陷来捞取利润，这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副产品。说到底，这种文化虽表面关注人，但却是以营利为出发点的，这就好比别的任何商品一样，提高商品的质量或降低商品的质量原因都只在于寻求更好的销路。因此说来，大众文化是不为神圣负责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但实际上却朝这方向冒险），它都尽量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个势力范围更多是以受众的经济能力来衡量的，而不是以文化程度来衡量的。正是如此，在时下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文化正日益成为受众消费的最主要内容，而这恰恰是精英文化无法比拟的。从某一点上来说，大众文化的繁荣是伴随着精英文化的衰落同时出现的，其中，大众文化的兴起往往成为先导，而大部分则又往往同步进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一切的原因都应该到社会中寻找，即经济的发展及大众精神的变化趋向上。 大众文化并不会那么容易衰落下去，只要经济文明继续发展，大众精神持续于危机与贫困状态之中，大众文化便有足够的环境适合它继续繁衍生长。纵观全球，大众文化都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与影响，要想它在一夜之间或短时间内失去宝座地位无疑是不合实际的幻想，面对大众文化的统治，我们当下之急并不是去改变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应该从自身出发，去寻求与大众文化相抗衡的力量，而这力量也便是神圣品格的重归与定位。
3、大众化：艺术的没落 信仰及相应的神圣的失落无疑正是当今社会的症结所在。早在尼采那句惊天动地的宣言之后，我们便来到了这样令人难堪的一方处境，谁也没办法自救，也没有办法被他人所救。既然信仰的“上帝死了”，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信仰的迷失换来的不是轻松，恰恰相反是沉重，是更为黑暗可怕的“世界之夜”。这已经不是人为的杜撰，只要头脑相对清醒的有识之士都没法不亲临这个世纪的绝望与黑暗。在此没有必要花上冗长的篇幅去举例，因为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我所愿意做的是，人们要认识到这社会的本质而不是盲目狂妄、麻醉不醒。只有清醒地处身于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一切已经发展到何等可怕的程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待每一个问题。 在此，这个问题就是大众文化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作为文化一方面的艺术到底如何？而大众文化的繁荣是否意味着文化的进步？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应当解决的。在本文前面，我想我已经把大众文化的问题作了适当的分析，这里我只想把文化重要方面的艺术剖析一下，看一看大众文化这罪魁祸首对真正艺术的干扰是何等严重。 可以先下一个结论，那就是大众文化兴盛的结果便是艺术的没落。在此，艺术特指纯艺术或精英艺术，也即高雅艺术，因为在相当大程度上，艺术的进步是以这种艺术为标准来衡量的。没有必要讳言大众文化本身存在的不足，只有面对它，我们才能看到精英艺术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的尴尬。实际上，精英艺术在当下境况中已只能在大众文化的缝隙中寻找生存，它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倍受上层社会的青睐与宠爱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目前，精英艺术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虽然有许许多多有识之士在为其处境奔走呼号，但这声音与大众文化的喧哗成势显然有着天壤之别。渐渐地，也就少却了许多如此清醒的“勇士”，一切又归于沉寂。当然，精英艺术永远还没有到达灭绝的边缘，而且说到底也不会灭绝，但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复兴尽到自己的一份菲薄之力，就好像我们仍要为这个时代的神圣复归奔走呼号一样。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惊心动魄的了，这事业的艰巨无疑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的。虽然危机与贫困已经到来，甚至发展到一个可怕的程度而面临崩溃的危险，但这精神的麻木与黑暗却从此永久地积淀下来了，消除这可怕的积淀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好比要除去人生的堕落与罪恶本性一样，决不是三天两头可以解决或一劳永逸的。它需要的是我们的耐心与持之以恒的激情，只有这种对神圣的仰望姿态才能使我们保持对目标的清晰度而不至于迷失。 重建家园的渴望与重构精英艺术的迷人框架是互不可分的，只有重建起对家园的企盼，精英艺术才有希望。没有对家园的企盼之姿，也就没有精英艺术的复兴。说到底，精英艺术与对人的精神关怀及灵魂探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只有致力于人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类灵魂的无偿责任感及良心才有资格称得上精英艺术。与这些无关的便只能称作通俗艺术，而大众文化则是通俗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大体上以受众的数量来衡量。只有受众达到一定数量的通俗艺术才称得上大众文化。精英艺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大众文化，即使它通过各种媒介可能成为众所乐道的文化，但它本质上只能是精英艺术。 大众化无疑只能带来艺术的没落，大众文化的繁荣无不是伴随着精英艺术的没落而出现的。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电影、电视、卡拉ＯＫ、报纸、杂志及形形色色的舞台等大众媒介使得通俗艺术或精英艺术（部分）转化成了大众文化，它或使受众欢迎（大部分，即使时间很短），或使受众难受。然而不管怎样，大众文化都必然要形之于目或声之于耳，只有这样，它才尽可能满足受众的感官需要，从而达到消费的目的。当然，大众文化更多的只是一次性消费，因为它不是一目了然的就是直截了当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吸引忙碌得象机器一样的大众，也只有这样，它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更新换代，推陈出新，从而达到再生产的目的。从目前所见，艺术的大众化程度及媒介对通俗艺术的传播范围都是相当大的，而通俗艺术的再生产速度则更为惊人，它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艺术投放市场机制之后已经发生严重后果。 与精英艺术相比，通俗艺术不是一种效果短暂的刺激品。当然精英艺术作品也是被“消费”的，也要经历新陈代谢的过程。精神产品的消费总是意味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在历史条件下──既在通俗艺术中又在精英艺术中──也能引起一个积极意义上的新陈代谢过程。艺术质量的提高和降低可以发生在两个范畴中，不仅发生在接受的过程中，而且发生在生产的过程中。精英艺术作品如果传播得太广，也会呈现廉价的、直截了当的娱乐特征。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在作者欣然接受广泛传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工业──商业时代，艺术品的商品性对所有艺术生产都是重要的，并非通俗艺术所特有，其区别在于：市场和商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在一种艺术中比较隐蔽，在另一种艺术中则比较明显。通俗艺术的商品性因作品的权宜之计而表现得特别明显。严肃的精英艺术有一种迷惑人的效果，常会给人带来痛苦的折磨；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而不是催人奋进，使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检讨。 经济上和文化上没有地位的社会阶层无论对精英艺术还是对通俗艺术都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以非艺术观点来看待艺术作品的成就。他们对作品的美学价值（即艺术的优劣）常常无动于衷，关心的只是作品是否涉及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否反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如果作品符合他们的需要和希望，能消除他们对生活的恐惧，增强他们的安全感，那么他们也是无意贬低作品的美学价值的。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作品反而不易获得成功，因为他们未受过好的教育，没有特殊的审美经验。通俗艺术可使他们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模糊对道德沦丧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的认识。对将来迷茫的不仅是下层社会，上层社会同样也是不无忧虑的。这就是通俗艺术受众如此混杂的原因。 但我们不能把通俗艺术质量的低劣归咎于要求不高的受众，不能说受众仅仅得其所欲。每一种艺术都要适应它所服务的受众的趣味；精英艺术作品则超过了一般人的希望和期待。不管一般的受众能否获得符合他们要求的作品，不管他们在接受作品之前是否需要接受训练，艺术作品的质量总是不变的。因此，不能说受众仅仅得其所欲而已，受众应该得到比较好的东西。(4) 然而，人需要赚钱和获得长期这样做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他们要选择拙劣的艺术品，而不是优秀的艺术品。因为，首先他们一般分辨不出孰优孰劣，其次抛弃质量低劣的作品要比抛弃好作品容易得多。大众文化产品质量的低劣可以──至少部分地可以──用文化的民主化和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来解释。然而，更好的解释却只有来自大众的鉴赏水平的高低，因为它直接地影响了大众文化产品质量的高下。要想洞悉大众鉴赏水平的高低，一个不容忽视的媒介便是电视。在大众媒介中，电视的受众最多，也最为混杂。作为一种娱乐产业，其产品之多和质量之低都达到了极点。电视主要是用来消磨无用的时光的。那些在晚上或周日无所事事的人总会坐在电视机前，以为自己在享受生活，或者什么也不想。看电视的人一旦打开了电视机就以为他看到的就是生活中的画卷，而不是缩小的图像。电视观众之所以对电视节目如此着迷，那是因为电视接收机对接收者的接近、家庭的接收气氛的亲密和接收范围的狭小。从这当代人们最主要的娱乐产业之中，我们看到大众消费文化的水准已经是何等的低下。人们更多地停留在“好看”与“不好看”的鉴赏水平线上，从来没有什么人发表出什么高深的见解。 在这大众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过多的抱怨都是无益的，因为艺术的没落已成为事实。当然，真正的艺术不会消亡，它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再次验证出自己的实力，它那夺目的光彩必将在大众艺术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渐次开放出来。这个过程也就是神圣复归的过程，是良心与责任感重返心灵的过程。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1)[英]泰勒：《文化之定义》，《**视野中的文化理论》Ｐ99，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见《卡夫卡对我说》Ｐ53－Ｐ54，时代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3)参见[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Ｐ256－Ｐ257，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4)参见[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Ｐ253－Ｐ234，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莽昆仑

在弱势群体与社会稳定之间

在弱势群体与社会稳定之间(转帖)
文/张英红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着弱势阶层或弱势群体。可以说，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保持社会稳定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高压控制获得的消极稳定，二是采取主动疏导形成的积极稳定。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社会稳定最终决定于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对弱势阶层的态度。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几千年来，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中国历史上，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大都是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恶性互动的结果，一句话，就是作为弱势阶层的农民常常被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逼到了生存危机的最边缘，揭竿而起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所谓“逼上梁山”，就是主流社会无视底层民众生存危机的一种心境描述。自古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心”，主要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心愿”；怎样才算得“民心”？就是要维护弱势阶层的切身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中国封建帝王虽然大都懂得这个道理，但也大都难以做到。通常情况是，一个朝代兴起时，统治阶级还能体恤民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但随即而来的就是朝廷的横征暴敛和官吏的胡作非为。黄炎培对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十分困惑。元朝诗人张养浩更是对“兴亡百姓苦”大加感叹，这种“兴亡百姓苦”，就是弱势阶层始终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真实写照。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虽然对社会底层民众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但他们却找不到解决底层民众苦难的道路，他们始终只停留在“仁政”上，寄希望于“明主贤君”以“仁政”治天下.而权力具有天然的侵害性，自觉行“仁政”的君主实在太少，弱势阶层始终跳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性怪圈。西方思想家则不然，他们比中国人更具政治思想，他们认为“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他们懂得区分权力和权利，懂得通过约束权力来保护权利，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保障民权、限制君权的宪法意识和宪政政治大行其道。

在人类历史上，属于弱势阶层的最伟大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其实质就是猛烈地批判剥削制度和特权，鲜明地为弱势阶层争取彻底的解放。马克思之所以被评选为人类千年伟大思想家第一人，关键在于他的理论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是为弱势阶层说话的理论，是彻底解放弱势阶层的理论。时至今日，人们之所以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当今世界，保护弱势阶层，促进每个人自由、平等和发展，已成为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在西方，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纷纷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着力修补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不断化解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和矛盾，有效地避免了“暴力革命”的发生。在北欧，普遍建立起了典型的保护弱势阶层利益的福利社会。着眼于为弱势阶层谋福利的第三条道路在欧洲正方兴未艾。在美国，保护弱势阶层已经形成为一种强大的美国精神，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关心群众福利的犯错误的政府要比一个漠视人民疾苦无所作为的政府好。罗斯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新四大自由。从此，有人挨饿就不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政府和全社会都有责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从这一观念出发，一系列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据，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应尽的责任，于是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的观念和制度得以确立和完善。在美国政府采取种种政策措施保护弱势阶层的同时，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却毅然承担起批判特权、为弱势阶层说话的神圣使命。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在一些，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端加以无情地挞伐是其天职。整个知识阶层自觉地以批判特权为己任，而政府也从未想到要对知识分子的言行加以压制。这样，在全社会就形成了为弱势阶层说话的强大氛围。更难能可贵的是，除了政府征收高税率的遗产税外，发了财的美国人都乐于向弱势阶层和社会捐赠，私人公益事业十分发达。这就使得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阶层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自由权利，而身居社会上层的强势集团的种种善举，也就赢得了弱势阶层的理解和信赖，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和谐平衡的发展状况之中。维护社会的稳定，不仅是上层社会的追求，也成为低层民众的愿望。这种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每天都包含着改革、充满生机勃勃的稳定。著名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对此深有感触。

在中国，占总人口70%的9亿农民是最大的弱势阶层。虽然上上下下都一致认识到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但在具体对待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上，却常常做出事与愿违的事来。就是说我们不但没有有效地保护弱势阶层，相反，“柿子专拣软的捏”，我们还从各个方面限制和歧视弱势阶层，这就使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更加弱势化，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我国深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建国后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确保这个体制的运转，一方面，国家实行“挖农补工”战略，人为制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以来隐蔽地从农民手中抽走巨额资金，农民以自身的贫困支撑起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实质上是强势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组织资源对弱势阶层的剥夺。与此同时，国家还人为地实行城乡有别的二元政策制度，对市民是一套，对农民是另一套。在户籍制度上，人为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在就业制度上，国家只对市民负责，而对农民撒手不管，农民不能到国家机关、企业单位工作；在教育制度上，国家只负责城市中小学教育，农村中小学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掏腰包解决；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国家只承担对市民的保障，而对农民置之不理，农民只有把自己的生老病死全部寄托在贫瘠的土地上，等等。这种歧视农民的二元政策制度，形成了举世独有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这个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

在基层政权层面上，直接管辖农民的县乡村三级在社会转型时期，未能及时转变职能，相反却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逐利主体，各级各部门的内部权力运作已蜕变成“数字型政绩至上主义”的行政理念，在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主义”的行政理念指使下，政府行政的最大目的已经不再是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不择手段地完成“数字指标”，这种“数字指标”就成为目的，而农民则成为“配合”完成“数字指标”任务的手段，于是乡村干部逼死打死农民的现象就不绝于耳，弱势阶层的基本人身安全竞然缺乏应有保障。著名经济学家盛洪称这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可见作为弱势阶层的中国农民，在大环境上遭受国家二元制度的歧视，在小环境上又承受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的联合挤压。

在社会舆论层面上，知识分子批判特权、为农民说话则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从1953年共和国为农民说话的“始作俑者”梁漱溟诉说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遭到无情地批判，到2000年上书国务院总理诉说“农民真苦”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被迫辞职南下打工，50年来，一句话，欲说农民好困惑。建国后，经过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万马齐喑，谁也不敢再为弱势阶层说话了，更不敢批判特权。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竟然异化成举世罕见的“歌颂现实主义”，社会主流舆论由为弱势阶层说话转变成为强势集团“帮腔”，由批判特权蜕变为赞扬特权。弱势阶层的不幸遭遇就在一片歌颂声中被彻底淹没。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活活饿死的弱势群体达4000万之巨，这可是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可在当时，知识分子对此却视而不见，一天到晚沉醉在赞美特权的大好形势中。

而发了财的“先富阶层”，大都缺乏回报社会、捐赠社会的文明意识，他们不是对尚在贫困之中的弱势阶层麻木不仁，就是盛气凌人。有钱无处花的“先富阶层”的生活方式不是大势修建豪华坟墓，就是包二奶，花天酒地。这就使得暴富阶层与弱势阶层必不可免地产生巨大的心理隔阂，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在滋长。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认真对待弱势阶层，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没有切实的保障。人们当然反对极具破坏性的“暴力革命”，但人们更加渴望尽快形成社会平衡协调机制，切实保护弱势阶层的利益。在我国，保护农民这一弱势阶层的利益，必然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坚决废除一切歧视农民的政策制度，使农民享受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当前迫切需要调整“挖农补工”战略，废除二元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重新恢复和确立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任何大中城市都无权紧闭“城门”，也无权抬高进城“门槛”。政府行政的理念应着眼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只顾市民不顾农民。只有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为整个社会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这个政府才算得上称职的现代文明政府。保护弱势层的利益，实质上是在保障人权、维护宪法的神圣权威。第二步，就是上层社会和强势集团对弱势阶层的政策倾斜和人道关怀。上层社会和强势集团积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伸出援助之手，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润滑剂。整个社会都应该为弱势阶层创造更优越的生存发展环境，确保弱势阶层的每个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笔者注意到，近些年来，“三农”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决策层在不断地推出有利于弱势阶层的政策制度，比如说，村民自治、小城镇户籍改革、税费改革试点等，学术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不少为农民这一弱势阶层说话的专家学者，各类媒体也不惜版面刊载“三农”问题的文章，这当然是很好的现象，但这一切还仅仅是开了个好头，要达到目的，还任重道远。不过，我们都应当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为弱势阶层说话，就是为社会进步说话，就是为社会稳定说话。

皇权社会与中国历史循环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一个主要发展轨迹，即崩溃重建，复又崩溃，循环往复，历2000余年，中间无数王朝，你亡我兴，我亡他兴，唯一不变者为皇权，这即是所谓的历史循环律。

今日我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为皇权社会，何则？盖因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一切制度文化，社会所有阶层都必须依附于皇权而存在，所有历史事件都围绕皇权这个核心而发生结束。皇权社会使皇帝具有无上之权威，使其成为整个国家唯一主宰，即便皇帝无能，而权威依旧具有无比的威慑力。

然而事有两面，若皇帝不但无能，且以其昏庸破坏整个国家之时，低层民众铤而走险，皇帝权威丧失，整个国家遂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即是崩溃。而当动乱结束，权威重建完成，不受限制之权力与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的弊端随时之日久，复又显现，国家又陷入新一轮的崩溃。历代王朝更替，莫不是此种历史循环律的直接结果。

然则事不过三，此种经常性崩溃能够行之2000余年，而防止崩溃的体系却从未建立，是何缘故？这即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皇权社会特征之一：垂直而上的权力结构

现代社会人皆知权力平衡对于社会稳定发展之重要性，然而在皇权社会，权力则完全集于皇帝一人之身，其权力结构是垂直向上的，其范围是无限的。此种权力结构危险性极大。是形成历史循环律的一个重要原因，试说如下：

首先，在此种权力结构之下，国家之稳定与安全全系于皇帝一人之身，国家之稳定与安全的前提是皇帝不能犯错，尤其是大错，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皇帝毕竟是人而非神。一旦皇帝昏庸荒淫过度，则国家随时面临着崩溃，历史上由于昏君而导致亡国之例子举不胜举。

其次，这种权力结构的另一个弊端是权力可以经常发生转移（转移而非分散），没有人不想得到无上的权力来统治一切。试想一下，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一旦皇帝因为年幼或者年老等其他原因而无力掌握权力之时，权力随时都会发生转移，历史上由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的现象为数不少。在此情况之下权力或转至外戚、宦官，如东汉末，如唐中期以后；或转至地方诸侯，也如东汉末，如西晋末，皆成动乱之由。皇帝本为维护这种权力结构的的一些做法最终却导致了中央和地方一些势力对皇权形成挑战，甚至颠覆。而每一次权力的转移无不伴随流血政变，最后发展至动乱崩溃，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同样举不胜举。

再者这种权力结构必然使整个国家的官僚机构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无不为维护皇权而设，而此又成为中国长久以来官僚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西方哲学家有一句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也就是腐败最严重的地方，皇帝因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财富也必然流向中央，地方上官员因为权力太小，其获得财富的手段只能是贪污；另者，权力与责任紧密相连，权力高度集中，责任也必然高度集中，地方上官员虽为皇帝做事，但起所有之权力极为有限，故而其所承担之责任也极为有限，一旦腐败，官员之间就可以层层向上推委，腐败最终也就不了了事，接下来还可以腐败，反正不用负责。而中国官场几千年来的推卸责任的风气也肇始于此权力集中所导致的责任集中。

皇帝为维护皇权所做的一些分权、削权之行为也使得官员不得不腐败，何以言之？以中国历史上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频繁更换名称为例，皇帝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做大，频繁自中央调派官员到地方行使监察之职，时间一长自然代替原先官员而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如秦为郡守，东汉时中央遣刺史以分其权，唐时又遣节度使以分刺史之权，宋时则遣知州以分节度使之权，元时则遣行中书省以分知州之权，明清时则遣巡抚以分行省之权，直至民国省长设立，官位总算做稳。即使在同一个朝代，地方官员相互之间频繁调动或者中央与地方官员对调，亦十分普遍，目的一样：非弱枝无以强干。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上面不断变换，底下亦不得安宁。这种不停的削权分权，以至地方官员皆感朝不保夕，遂尽力搜刮民财以备失势时，给自己留条后路。

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得监督在中国行政当中长期缺失，因为一旦监督，无限之权力必然变为有限之权力，皇帝自然不愿轻易设置监督机构。然而有人说，御史不是监督机构吗？然而御史设立之目的更大在于分权，而非监督，即使监督，也还由皇帝说了算，监督的效果也要大打折扣。而地方上则根本就没有类似于御史的监督机构，因此腐败在地方上多，在中央上少，官员缺少监督，腐败起来自是肆无忌惮。
再者，自古以来皇帝所关心自身权力之巩固远胜于官员腐败，故而萧何私占民田，刘邦不以为过；光武宁愿开国功臣享受腐化；乾隆对于大贪官和绅也是宠爱有加。历史上所谓的反腐整顿吏治大多流于形式，皇帝对于清官的厌恶也有大量史实为证。

就以上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未形成一整套长久稳定有效的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腐败，因为垂直而上的权力机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纵容腐败，对于腐败的减少也只是建立在官员的道德水平之上，在隋唐以前还可以，因为那时的官员都由举荐产生，道德上达不到一定标准者甚至不让作官。隋唐以后，科举制大行其道，选官重才而不重德，贪官数量因此大为增加，纵观历史，隋唐以后之贪官比之前的贪官多的多，这也是科举制的弊端之一。

而这种长期的官场腐败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且程度都是极为严重的，这样的腐败时间一长，对于民众的剥削也就更加严重，自然就引起民变。

总以上而言之，在中国皇权社会这种权力垂直结构之下，没有权力之平衡，只有绝对之权力，权力失衡，绝对权力导致绝对崩溃。因此上，只要这种权力结构存在，只要这种结构不能避免皇帝经常性的犯错误，不能避免持续性的官僚腐败，不能避免过多的权力转移，也就必然不能避免经常性崩溃这个历史循环律。而皇权社会的本质则早就证明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的。

皇权社会特征之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

皇权社会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农业作为整个国家之经济基础，土地因此而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这种特征是皇权得以存在稳固之重要条件，同样亦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不间断爆发的主要原因。

然则何以言之？

众所周知：权力之稳固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否则权力即成为无源之水。在皇权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相应经济方面财富也必须高度集中。而土地做为农业社会中一种主要财富，具有永久不变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十分便于财富之集中，财富集中则权力亦易于集中并巩固。因为在此种情况之下，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不能随意流动，皇权很容易就可以通过编户齐民之行政手段和一整套完备之官僚机构把权威触角直接伸向社会最底层，直接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人身控制，使之牢牢依附于皇权。相反如商业社会，以货币为主要财富，货币不停流动，国家要想获得大量财富十分困难，而不能控制绝对之财富，必然很难拥有无限之权力，权力会随着货币的流动而分散。这正是以农业为主的皇权社会比以商业为主的西方社会更容易产生专制的原因。

由此，亦可以看出为何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并非因为商人到处流动比之编户齐民之农民难以控制，而在于财富亦随着商人到处流动，国家（皇帝）很难聚敛到相当多的财富，财富有限，皇权自然不可能无限，这是皇帝所不能允许的。

当一个人可以掌握无限财富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能够制止他不浪费财富去腐化堕落。同样当皇帝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掌握无限财富的时候，他是如何处理这些财富呢？是藏富于民吗？显然不是。同样我们可以保证皇帝都节俭吗？我们可以保证每个皇帝都是理性的理财专家，保证财富得到正确的使用吗？还是不能。皇帝用无限权力控制无限财富之同时，财富对于权力掌握者皇帝之腐化作用亦随之显现，历史上王朝崩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原因那就是因为皇帝的腐化堕落、穷奢极欲所导致的横征暴敛，最终使农民不堪重负，被迫起义。

以上所言土地为主要财富导致权力之集中，财富之集中又巩固权力之集中。同样，占有权力而不占有财富，那么权力迟早要丧失。要保持权力集中之长期性和稳定性，必要不断追逐财富占有财富，此是一件事物之两面相辅相成关系。

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之中，皇权追逐和占有财富配以一伸到底的完备之官僚结构和严刑酷法以达到横征暴敛之目的，同时造成严重土地兼并。而这二者无不是发生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然中国历史上全是横征暴敛吗？有人也许会拿历史上一些明君的轻徭薄赋作为证据来反驳。然而说这种话的人都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很明显之现象，那就是所有的轻徭薄赋的行为都是在王朝建立之初做出的，在王朝末年又可曾见过一个君主，即便是所谓的明君为了缓和政治危机而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呢？而在王朝之初巩固得来不易之权力为关键，在财富的掠夺上有所放松也是必然之道理。再加之王朝初期，一般是战乱刚结束，土地荒芜，人少地多，从土地上产生财富基本不可能，而皇帝及其官员不可能直接去种地，所以只有鼓励农民从土地上创造财富才是第一要务。如果此时加重赋税，农民还有谁会去开垦那些荒地，荒地不是财富，只有由农民变荒地为耕地才是财富。同时王朝之初，权力不稳固，来自各个方面对于新生政权的挑战还依然存在，各级官僚行政机构还正在建设当中，权力对于财富的掠夺能力极为有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一旦这些问题随着时间进行被一个个解决，当所有的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产生财富，当所有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时候，当皇权也越来越巩固的时候，当权力掠夺财富的条件成熟能力强大的时候，那么权力对于财富强烈的追逐和占有欲也必然会使轻徭薄赋被皇帝抛向脑后。“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此时不但旧有之赋役随着权力的增强而加重，且随意摊派，广立名目也渐渐盛行，中间再加上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加赋役等因素，横征暴敛终于名副其实了。而后来的历代王朝的赋役改革也如秦晖先生所总结的“黄宗羲定律”一样，非旦治标不治本，而且每次改革必增加新的赋役名目。

同时，由横征暴敛必然导致土地兼并，尤其在王朝后期，随着生产发展财富增多的同时导致人口的增多，古代赋役非但沉重，而且赋役制度不认土地只认人头的做法，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皇权社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也可以出租，当农民从土地上得到的财富已经被皇帝掠夺的不能保证其生存之时，将土地卖出必然是第一选择。土地所有权被逼转移，地主趁机进行土地兼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卖出去，也不是所有卖出地的农民就能够生存下去，更不是所有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都会因此免除赋税之外的徭役。仍然有大量的农民被逼无法生存而成为流民，而成为最后农民起义的主力军。这也如秦晖先生在《传统十论》里所说的，在历史上农民起义并不是针对地主，而是针对皇帝所代表的王朝，理由恰恰在于土地兼并是由于横征暴敛所决定的，而横征暴敛又是由皇帝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直接结果。

总而言之，权力之集中与财富之集中互为条件，导致皇帝不能避免的腐化和横征暴敛与土地兼并之间的互为因果，而后一组关系正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这两组关系也因此在每个王朝范围内形成一个小的循环，这个小的循环则是历史循环律这个大循环的必要条件。如不能破坏这两组关系，那么历史循环律也就难以避免。

皇权社会特征之三：奴性之道德与酷刑之法律

在皇权社会中，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维护皇权神圣之地位，故而道德是奴性之道德，而法律则纯以刑法为主。此即皇权社会特征之三。

有人说过：对于未知的恐惧是人类最大的恐惧之一。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类由于对于自然尚不了解而感到恐惧，由恐惧而至造神，直至产生宗教。而人类所造之神皆与其所恐惧之对象有关，对什么恐惧就把什么造成神加以崇拜以消除内心之恐惧。皇权社会中，皇帝为了使皇权巩固，同样对皇帝进行造神运动，从最早的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到后来历代皇帝之祭祀天地，封禅无不是在进行皇权的神秘化，神秘则普通民众自然无从得知皇帝到底是什么，是人亦或是神？由这种不知道导致了他们对于皇权的敬畏和恐惧，进而屈服顺从，轻易不敢反抗，神权至上遂变为皇权至上，皇权亦是神权，神权亦是皇权。而同时皇权之神圣化亦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完成。

但此种神化皇权的恶果却是几千年来中国国民性中奴性占有主导地位，以为天赐皇权，不可违背，虽然随着历史之发展，人们对于皇权之神化早已不再相信，但是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之观念却已根深蒂固，难以改变。而皇帝亦不忘时时通过各种神化之仪式强化这一观念。于是呼顺从屈服大行其道，国民精神中独立自由则从此再无人生存空间，权利民主之观念与意识亦早早断绝于那颗对皇帝敬畏的心了。
然光有敬畏不行，不能心服迟早一天会起而做乱，这样道德方面的辅助就显得必不可少。在经过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竞争与淘汰之后，历代皇帝终于选择了儒家作为其在道德方面之护身符。原因之一在于儒家是百家争鸣的胜者之一，战国之后长盛不衰，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另外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本身就包含着君主制，便于操作。方法则是强迫儒者按自己之需要将儒家异化，对儒家经典做断章取义的解释，使之完全符合自己之集权需要。

例如，儒家本提倡敬天保民，皇帝则取敬天而去保民，且自称天子；儒家所说之仁本为博爱之精神，如墨子早先是儒者，其兼爱即源与仁，而皇帝则变博爱为对皇帝一人之爱；儒家所说之忠本与恕字相连而成忠恕，即国民对皇帝要忠，皇帝相应对国民要恕，皇帝则去恕而只存忠，即国民不可不忠，而皇帝却可不必恕；孟子曾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因此一句话而在很长时间里被打入冷宫，不能受到应有之重视；儒家所说之天人感应本强调人与自然之和谐相处，而皇帝则假天子之名使皇权神秘化。总之，儒家之民本思想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国民用于对抗皇权之权利被剥夺得一个不留，同时在道德方面彻底完成了对于国民的奴化，使之完全在精神上成为皇权的附庸。也使得深受儒家影响的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未尽到应有之社会责任，和广大民众一样在精神上沦为皇权之附庸，以忠君报国为最大道德。
道德之限制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尤其在乱世之中，道德沦丧，皇权靠什么来维系呢？答案只有强制之法律。而对下不对上之纯粹以惩罚为主的法家所倡之法制也必然和儒家一样成为皇帝必不可少的选择。

法家所说无非“法术势”法是惩罚之法，术是御臣之术，势操威杀之柄，三者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纯以控制和愚弄民众为主要目的。三者之中，尤其以法为主，严刑酷法使所有人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更不敢轻易揭竿而起，向无上之皇权提出挑战。而且自然成为一套系统之制度，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在此种法制下，下层民众永远处于被压迫之地位，皇帝永远处于被敬畏之地位，其手段之残忍，其效果之显著，故为历代君主所重用，又由其主张过于直露，故即使皇帝亦不愿明目张胆声张，必须加以儒家之外衣。

而如此以伪儒为表，真法为里之道德与法律相互体系形成，二者互为表里，一同维护皇权，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之观念终于在国民心中确立并巩固，而国民奴性之道德观念与惩罚之法律观念亦随之成为习惯，虽历千年，不复更改。

然而此种道德法律本为维护皇权而设，如何又成为经常性崩溃的原因呢？诚然此非崩溃之原因，但却是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之根由。盖因国民在此道德法律束缚之中，久而久之，视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必然，视君主独裁为天经地义。而每次农民起义亦并非以推翻皇权为目的，其目的只在于荒淫无道的皇帝和那腐化无度的朝廷，其心中所想也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所以每次农民起义成为改朝换代之工具就无可避免？所以“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同样不足为奇，所以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皆是换汤不换药，而皇权依旧稳固，只要皇权稳固其所造成的经常性崩溃又怎能避免？而每次崩溃之后不但旧有之一切依然不变，权威可以在短时间里得到重建，亦不难看出此种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巨大影响。

种道德与法律观念直至近代西方思潮涌入，方才有所改变，随之而来的是皇权神圣化终于成为历史。

结 语

由这种历史循环律所带来的经常性的王朝崩溃与重建给中国历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使中国历史在长达两千年的进程中极少变革，处于一种几乎是静态的发展中。积习难返，以至于在近代当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之时，中国强大的反冲击体制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使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曲折反复，一波三折，最终不得不变而求进，中间却丧失了近代化的最佳历史机遇，而且不得不在战争流血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并不彻底的皇权颠覆，使中国近百年以来一直处于屈辱的地位，其后遗症直至今天还隐隐存于国人之心中（只要看看今天人们过于扭曲的爱国之心和不正常的民族自豪感，就可以明白这种影响是多么严重和深远）。

而且不止如此，每次王朝崩溃所带来的战乱导致社会动荡、经济政治系统完全破坏、人口锐减、道德沦丧，尤其是来自底层之农民起义对于社会的破坏力更是巨大，随着一次又一次从不间断的崩溃，中间对于社会发展潜力的残忍扼杀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了。

再向深层次说，这种不断崩溃重建之历史循环律从心底深处带给广大国民对于崩溃深深的恐惧，更是助长了国民对于大一统之稳定的渴望，使他们坚信只有重新大一统的王朝才能结束动乱使社会安定，这种情况好比吸毒一样，时间一长国民心中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愈来愈深，皇权至上观念愈来愈不可动摇，国民性中种种劣根性遂积重难返，同时皇权自然是越来越稳固，再回到本文开始所说，千变万变，皇权不变，历史循环律不变。

诚然，今天历史循环律早就随着社会之发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个行之千年的历史现象，他所造成的影响是绝对深远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他本身。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避免他就对他置之不理，而是他的阴影依然存在于现代社会当中，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仔细思考他，通过这种思考不止是让我们对于历史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不止是让我们避免他，更重要的是通过思考让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精神资源做一个清理，把那些丑恶的观念彻底扔到过去当中。

我叫黑钟，这是我第一次在论坛上发表帖子，这篇文章本来是写各给我们院系刊物的，我不知道自己的深浅，想使更多的人帮助我看清自己。所以发表上来。谢谢大家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