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

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

——读章诒和《伶人往事》

傅国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去春去了”……在这些美丽的唱词和题目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她）们的背后是渐渐褪色、暗淡的舞台，舞台的背后是一个跌宕起伏、可歌可哭的大时代。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如同撒下茫茫大海的巨网，还没有到最后收网的一刻。然而，这些绝代伶人的面容，他（她）们的才华、风姿早已被时间的潮水所淹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自王朝崩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战争、革命、外敌入侵，从反右到“文革”，连绵不绝的运动……这确实是千年未有的变局，诚如章诒和说的，这是一个“过渡时代”，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注定要被粉碎的“过渡时代”。无论什么人，包括这些伶人在内都注定了与这个时代共命运，他（她）们的大悲大喜、生离死别、眼泪与欢笑都与此血脉相连。章诒和的这本新作与其说在追忆“伶人往事”，不如说她在回望、咀嚼一个时代。

出现在章诒和笔下的这些伶人，曾经都是过往的大腕、名角、明星，那时，京剧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落幕，他（她）们在台上尽情地挥洒他（她）们的才情，施展他们生命的活力，张扬人性的善恶美丑、人间的恩怨情仇。台下的人们则在他们的表演中获得生命的欢娱和放松，获得精神的平衡和自足，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普及的艺术形式之一，上至朝廷，下到市井，达官贵人和乡里巴人对这种中国式艺术的喜爱、向往没有什么差别。对这些明星来说，如果光是他（她）们禀赋过人，又经过千锤百炼，成就了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其实并不足道。相隔多年之后，回头看去，更吸引人的无疑还是他（她）们的个性、品格，他（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气、神，不仅通过舞台，也是通过台下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激风暴雨、大难降临时的表现，那才是一个独有的个体生命。他（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珍视自己的演艺生命，舞台是他们的根，失去了根，他（她）们就会失魂落魄，如同扯断了线的风筝，无所适从。这种对职业完美的追求，是与他（她）们对做人尊严的在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体现在日常的生命中。言慧珠为什么选择自尽？书中写到，“文革”中学生抄她的家，把她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翡翠、美金、金条、存折几乎遗漏地翻出来，抄家持续一天一夜，来年天花板都捅破挑开。一代名艺人，曾经大红大紫，被很多人视为“美的化身”，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是的，她确实对金钱很在意，但这只是她自杀的表层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尊严，她不知道这样的噩梦将延续多久，到何时才是尽头，她等不及了，一旦尊严丧尽，那就不值得再活下去。诚如作者指出的，“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

作者本人也是饱经忧患，阅尽人世沧桑，无意借她的笔塑造那一代伶人的完美形象，出现在她笔下的伶人乃是具体的，他（她）们是一个个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也有缺点，有瑕疵，不是白璧无瑕、高大纯洁，比如他们的虚荣、虚骄、世故甚至有一点势利，比如有人抽大烟，等等。在陌生的、无力抗拒的政治压力面前，他（她）们更是手足无措，检讨、揭发、自保……都不是什么值得吃惊的事，李少春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有人为保全自己乃至进一步的目的，而不惜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也有人即便是在无法回避的批判会上，仍尽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脉温情。）一句话，他（她）们是凡人，不是神仙，在舞台内外，他（她）们的生命中弥满了人间烟火味，他（她）们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或兴奋，或焦虑，或痛苦，直到最后时分，他（她）们还要像抓救命稻草一样，试图抓住一切能挽救舞台生命的机会，包括屈从于对传统艺术的无情篡改，亲手折断自己深爱、深信的艺术桅杆。然而，他（她）们命运的归宿无一例外都是以悲剧、惨剧。叶盛兰受虐长达21年，在屈辱中死去。年老病重的琴师杨宝忠已回到北京家中养病，有一天被他任教的天津戏曲学校红卫兵发现，押了回去，囚禁在一个斗室，无人闻问，冻饿而死……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那些富有才华、靠自己真本事吃饭的艺人们，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内心却不无骄傲：“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他们的艺术生涯穿越了军阀混战时代，穿越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也穿越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他们压根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政权底下，他们会活不出头，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到这时他们想哭也来不及了，求生不能，求死也难，言慧珠体面的自杀也因此令人羡慕。

好在他（她）们生命遭遇的不仅是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无情和一片肃杀，还有人性、人情的缕缕温暖，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是无可救药，彻底沦陷在地狱的狰狞之中了。这些温暖即便今天看来也是惊心动魄。1966年12月马连良去世后，马夫人景况惨淡，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得知后，立即请她搬到自己家来，同吃同住，整整六年。马夫人病故后，福芝芳又毅然将她和马连良合葬在梅家墓地。杨宝忠老病之身，工资又被扣发，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姜夫人冯金芙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福芝芳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去梅家吃三天，去姜家吃三天。他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他称呼梅夫人和姜夫人“舅妈”。）梅家子女多年后仍记得杨宝忠1968年弹奏的《吉卜赛之歌》，悠扬的琴声中多了一丝哀愁。尚小云“文革”中多数日子在西安度过，又是批斗，又是抄家，他很想返回北京，却已经有家归不得。想想他无偿捐献出来的66件书画和玉器珍品，我们禁不住唏嘘不已，那当中包括了宋元明清四朝的珍贵字画，有唐伯虎、董其昌、徐文长等书画名家的真迹，也有史可法、杨继盛等历史人物的手笔。他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七所宅院、万贯家财，此时只剩下了三只碗、六根筷子。幸好还有一个曾和他合作唱戏、与他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吴素秋，将他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家中吃住。

令我感动的还有“梨园一叶”——叶盛长1958年被劳动教养后，他夫人谭秀英，在经济来源断绝的四年中带八个孩子苦撑过日子，没有丝毫离恨之心。特别是她得知丈夫生病，她背了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滋补品独自步行赶去清河农场的一幕，当叶盛长吃惊地问，哪有钱买小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她扭脸不答。叶盛长劳教期满，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他回来，谭秀英跑去找有关领导，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当他回到家中发现能变卖的什么都卖了，然而他最心爱的那辆自行车居然还在。章诒和先生说得好：“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流逝，注定要引发我们无尽的伤感，《伶人往事》也因此而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对于文化的摧折，对于人性的蔑视，对于一切浸透着温热和爱的人情的践踏，这些都曾在这个起伏曲折的过渡时代里上演过，从伶人们的遭遇，他们命运的浮沉，我们可以看清时代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20世纪50年代初，当马连良告别香港，选择北上时，他虽然算了一卦，但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他心中并不清楚。直到厄运来临，所有的挣扎、妥协、努力表现都归于无效，就是死，一代艺人的死也是那么凄美——1966年12月13日中午，他在食堂买了一碗面条后，摔倒在地，这致命的一摔，也和他在舞台上一样，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然后一个跟斗跌翻在地，如同一片落叶般飘落。三天后，他离开人世。他不知道，那个承载了千千万万悲剧的过渡时代至今还没有结束。

2006年11月10日杭州

遭到背弃和打压的大学生存之本：学术自由

文/肖雪慧　　

对于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来说，学术自由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产生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学术自由坚持的研究和教学无禁区、对各种思想无偏袒，一方面鼓励了新思想、新知识的出现，另一方面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论辩中呈现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条件。有学术自由，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就能得到保护；学术自由遭遏制、打击或否定，必是创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创造力枯竭后果的，决不只是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两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教书工作乃是大学教育的关键中心”。可是，能够充当社会心脏的是独立的而非听命的大学教育，能够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中心脏地位的教学是符合知识探索和创新规律的教学——即，由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来保障的而非处处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学。如果说，丢失了独立而依附权势的大学教育不配作社会的心脏，那么，缺乏学术自由、受制于权力或其他外部压力的教学不仅因丧失知识创新和传播的能力而无力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的心脏地位，而且会使教育沦为反教育。

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国却命运多舛，曾长期遭受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如今虽然少有人公开否定学术自由，可地位十分边缘——其实，说边缘不准确，真实情况是，学术自由仍被当成防范对象，受到排斥和变相否定。前不久北大党委书记在答记者问时就宣称“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番话公开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师教学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学术自由之内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着通过教育不是要告诉学生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而是帮助学生开发智慧，使学生获得辨析能力、创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够独立看待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独立的精神探索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师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教学，各抒己见，则可以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时时面对多种观念的并存和冲突。这对师生都很具挑战性。然而，那位书记的讲话表明他仍然把大学视为政治及意识形态阵地和工具。只不过，对大学的这种认知并非只属于该书记的个人见解，这其实是以往长期拿大学当阵地和工具而相沿成习的政治功利主义治校方略，也是对当下真实教育政策的表达。

只要继续把大学政治功利化，把规定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当目标而要大学继续充当统一思想场所，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学术自由在我国受到的钳制无处不在。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位授予的审批权，掌控课程设置、根据意识形态偏好指定设置某些课程，插手大学的教材选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对学术自由构成根本性钳制；而大学内部鼓励告密，越来越多大学在教室安装的电子眼把教学全程置于行政监控下，更收缩了思想、学术的空间。师生不能在自由对话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实、发展知识。这已经构成对我们民族智慧资源的严重摧残。危害不仅在此，更在于，把政治功利主义灌注到大学教育中，让大学承载与其批判性创造性发展知识的使命相悖的统一思想功能，注定要对独立思想抱猜忌、敌视态度，注定要排斥能激发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价值的内容，拒斥对任何现成观念和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较的理性精神，而且注定要扭曲人的精神、败坏人的心志。对此，笔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文中有过剖析：“政治功利主义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有着使人思想划一的倾向和囿于一时之功利的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来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可叹，这情形还在继续。一系列旨在灌输的课程，本质上带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执，并且充满空洞废话。它们传递一种懒惰而愚蠢的思想惯性，这种惯性使许多人到了不讲套话蠢话就不会开口说话的地步。尤其严重的是，一种建立在强迫性遗忘历史、歪曲和伪造现实基础上的观念长期通过从初等到高等学校的讲台系统地灌输给学生。持续灌输使学生装了满脑袋的偏见和极端思想，却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抱先入为主之见。近年来，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上，充满仇恨的极端主义情绪和狂热表现在众多大学生中成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正是这种精神催眠加偏执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证明。

大学的系列灌输性课程，除了强制灌输早已对现实失去解释力的学说，还有一大特点，即，对政治权势人物的言论作微言大义的过度阐释和延伸。这就在训练气质性的独断和盲从以及教学生习惯于言辞与现实的背离的同时，让学生领略和练习如何投机、如何趋附权势。人们对现在大学生中很常见的投机表现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评，但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在塑造这种病态人格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上。

缺乏学术自由，大学的教育无力提供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却以偏见和谎言影响学生，导致对事物扭曲、变形的判断和自身精神的沉沦。这样的教育对广大学生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欺骗。

对教师来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领域，诚实的研究和教学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而相关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设立具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袒性的课题，附着在这类课题上诸如职称、金钱等一干好处的诱惑与独立、求真必得时时面对的不公甚至险境形成鲜明对照，使教师群体发生了可悲的蜕变。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谋构造伪现实的行列，源源不断炮制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不过是政策的阐释和宣传，是在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指鹿为马，是对无由辩护、不可辩护的作辩护……；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充当精神窃贼，干抄袭剽窃的勾当。所有这些不仅与学术毫不相干，而且是对学术精神的彻底背弃。

傅国涌:邹承鲁何以越到晚年越绚烂

邹承鲁是个科学家，他的专业领域是生物化学，他曾说，自己一生做学问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效应。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间，他的声音不断在媒体上出现，他的名字常常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他直言，人治和腐败已成为中国科技的两大致命伤。2005年，82岁高龄的他还发表(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对院士选举不够透明等缺陷坦陈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希望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万能。对于行政主导的科学规划，他提出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等等。他因此被誉为“科学打假斗士”、“学术道德的捍卫者”。对学术腐败、科学失范的痛心，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他频频露面，这与他一贯追求的低调似乎构成了矛盾。对此，他自己的解释很简单，那是为了宣传，宣传他对科学道德的看法，不是宣传他在科学上的成果。

　　事实上，他也早已功成名就，不需要任何宣传。他不肯在温暖的屋檐下安享余年，屡屡站出来揭露科学界的腐败现象，痛击种种违背科学道德的不义行为，在有些人看来难免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教育背景，也许就不会吃惊了。他中学读的是重庆南开中学，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庆南开中学给他的教育是最好的中学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我认识一些早年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老人，他们在专业上没有邹承鲁那样的成就，但在他们身上我常常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对社会的关怀，他们的行事作风，处处都带着那个时代南开教育留下的痕迹，那种教育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有口皆碑的西南联大就更不用说了，翻译家、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不久前出版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当年自由的学风，开放宽松的氛围，有过温暖而感人的回忆。对于剑桥大学，邹承鲁说过一件事，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导师出的题目、设计的研究方案，而且仔细审阅、修改过，当发表时导师要他单独署名，认为自己对论文没有做出突出贡献。这一点对他影响非常之大，他晚年一再提及。多年来，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腐败，他最为痛恨的就是“仗势署名”，导师或领导利用职权，在研究生或下属的论文、著作上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风气。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当邹承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更在意的也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他与诺贝尔奖的两度擦肩而过，而是他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守护，他身上的责任感，或者说他的人格底气。这要比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建树更为重要。

　　邹承鲁生于1923年，和殷海光、施雅风、何兆武属于同一代人，都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最后从事什么职业，在哪个领域安身立命，他们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之处——单纯、认真、守规矩、负责任，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都很难改变这样的做人底色。他们中不少人越到晚年活得越绚烂，邹承鲁也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经问心无愧。遗憾的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学术腐败、科学泡沫，依然是中国的一个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