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是个科学家，他的专业领域是生物化学，他曾说，自己一生做学问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效应。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间，他的声音不断在媒体上出现，他的名字常常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他直言，人治和腐败已成为中国科技的两大致命伤。2005年，82岁高龄的他还发表(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对院士选举不够透明等缺陷坦陈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希望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万能。对于行政主导的科学规划，他提出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等等。他因此被誉为“科学打假斗士”、“学术道德的捍卫者”。对学术腐败、科学失范的痛心，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他频频露面，这与他一贯追求的低调似乎构成了矛盾。对此，他自己的解释很简单，那是为了宣传，宣传他对科学道德的看法，不是宣传他在科学上的成果。
事实上，他也早已功成名就，不需要任何宣传。他不肯在温暖的屋檐下安享余年，屡屡站出来揭露科学界的腐败现象，痛击种种违背科学道德的不义行为，在有些人看来难免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教育背景，也许就不会吃惊了。他中学读的是重庆南开中学，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庆南开中学给他的教育是最好的中学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我认识一些早年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老人，他们在专业上没有邹承鲁那样的成就，但在他们身上我常常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对社会的关怀，他们的行事作风，处处都带着那个时代南开教育留下的痕迹，那种教育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有口皆碑的西南联大就更不用说了，翻译家、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不久前出版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当年自由的学风，开放宽松的氛围，有过温暖而感人的回忆。对于剑桥大学，邹承鲁说过一件事，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导师出的题目、设计的研究方案，而且仔细审阅、修改过，当发表时导师要他单独署名，认为自己对论文没有做出突出贡献。这一点对他影响非常之大，他晚年一再提及。多年来，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腐败，他最为痛恨的就是“仗势署名”，导师或领导利用职权，在研究生或下属的论文、著作上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风气。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当邹承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更在意的也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他与诺贝尔奖的两度擦肩而过，而是他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守护，他身上的责任感，或者说他的人格底气。这要比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建树更为重要。
邹承鲁生于1923年，和殷海光、施雅风、何兆武属于同一代人，都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最后从事什么职业，在哪个领域安身立命，他们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之处——单纯、认真、守规矩、负责任，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都很难改变这样的做人底色。他们中不少人越到晚年活得越绚烂，邹承鲁也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经问心无愧。遗憾的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学术腐败、科学泡沫，依然是中国的一个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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