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2006

傅国涌:邹承鲁何以越到晚年越绚烂

邹承鲁是个科学家,他的专业领域是生物化学,他曾说,自己一生做学问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效应。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间,他的声音不断在媒体上出现,他的名字常常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他直言,人治和腐败已成为中国科技的两大致命伤。2005年,82岁高龄的他还发表(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对院士选举不够透明等缺陷坦陈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希望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万能。对于行政主导的科学规划,他提出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等等。他因此被誉为“科学打假斗士”、“学术道德的捍卫者”。对学术腐败、科学失范的痛心,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他频频露面,这与他一贯追求的低调似乎构成了矛盾。对此,他自己的解释很简单,那是为了宣传,宣传他对科学道德的看法,不是宣传他在科学上的成果。

  事实上,他也早已功成名就,不需要任何宣传。他不肯在温暖的屋檐下安享余年,屡屡站出来揭露科学界的腐败现象,痛击种种违背科学道德的不义行为,在有些人看来难免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教育背景,也许就不会吃惊了。他中学读的是重庆南开中学,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庆南开中学给他的教育是最好的中学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我认识一些早年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老人,他们在专业上没有邹承鲁那样的成就,但在他们身上我常常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对社会的关怀,他们的行事作风,处处都带着那个时代南开教育留下的痕迹,那种教育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有口皆碑的西南联大就更不用说了,翻译家、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不久前出版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当年自由的学风,开放宽松的氛围,有过温暖而感人的回忆。对于剑桥大学,邹承鲁说过一件事,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导师出的题目、设计的研究方案,而且仔细审阅、修改过,当发表时导师要他单独署名,认为自己对论文没有做出突出贡献。这一点对他影响非常之大,他晚年一再提及。多年来,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腐败,他最为痛恨的就是“仗势署名”,导师或领导利用职权,在研究生或下属的论文、著作上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风气。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当邹承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更在意的也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他与诺贝尔奖的两度擦肩而过,而是他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守护,他身上的责任感,或者说他的人格底气。这要比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建树更为重要。

  邹承鲁生于1923年,和殷海光、施雅风、何兆武属于同一代人,都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最后从事什么职业,在哪个领域安身立命,他们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之处——单纯、认真、守规矩、负责任,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都很难改变这样的做人底色。他们中不少人越到晚年活得越绚烂,邹承鲁也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经问心无愧。遗憾的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学术腐败、科学泡沫,依然是中国的一个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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