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限，风月无边

政治有限，风月无边
顾思齐
　　

玩物以怀旧，怀旧以见志，文化浪子和政治遗民合于一身，使他们成为清初社会双重的边缘人。
　　
前篇专栏《且从青楼看青史》谈及明末余怀的《板桥杂记》，不免意有未尽。当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余怀以一介布衣而成遗民，寓亡国之痛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板桥杂记》寥寥数卷，其心事触目可见：“予作《忆江南》词云：‘江南好景本无多，只在晓风残月下。’思之只益伤神，见之不堪回首矣。”又云：“……嗟乎！俯仰岁月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故国已非，人事无常，怀古之意还要加上伤逝之情，更增感慨。这实在不仅是一册满楼红袖招的情场回忆录。
　　
王老贵忱先生是文献学家和钱币学家，也是收藏家，在这些方面自是广州有一无二的人物，承他告知香港某氏藏有《板桥杂记》钞本一种，此前未见著录。此钞本最特别之处是书名并不作《板桥杂记》，而作《金陵旧梦唐土名妓传》──假设这是原始的书名，则显然更表现出作者的遗民心事，金陵（南京）是明初帝都，称“旧梦”者，怀恋前朝也（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岱的“梦忆”和“梦寻”两书）；称“唐土”者，更是以亡国之民自居，即现代所谓“心灵流亡”之意。此钞本原为近世诗人黄节旧藏，其题跋称：“……知此本为原稿原名，以其书钱牧斋、书阉儿阮大铖，皆《杂记》所改削者。”如果黄氏的考订不误，则当是由于原书名公然怀念旧社会，与当时满人的新政治相抵触，故刊刻时不能不改以平淡无奇的《板桥杂记》命名。
　　
黄裳先生说：“余淡心著作与金陵的关系，始于《板桥杂记》，终于《戊申看花诗》。”余怀《看花诗自序》云：“古人不得志于时，必寓意于一物。如嵇叔夜之于琴，刘伯伦、陶元亮之于酒，桓子野之于笛，米元章之于石，陆鸿渐之于茶，皆是也。予之于花，亦寓意耳。”借用余怀这番话，正可以形容他的《板桥杂记》──余怀之于风花雪月，亦寓意耳！
　　
其实又何仅余怀？亡国弃民的心事大抵如此。张岱的《陶庵梦忆》追述声色犬马，李渔的《闲情偶寄》大话吃喝玩乐，其实多少都与《板桥杂记》一般，情怀深处莫不透出一层沉痛的底色，可谓玩物而见志。
　　
尤值得留意的是，《闲情偶寄》正由余怀作序：“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踮屣，曾以一曲之狂歌，回两行之红粉，而今老矣，不复为矣！独是冥心高寄，千载相关，深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独爱陶元亮之闲情作赋，读李子之书，又未免见猎心喜也。”他与李渔，可谓气味相投，都是深谙“生活的艺术”者。在文化观念上，他们的“玩物”是对理学和名教主流思想的反动；在历史观念上，他们的“见志”又是对满清政治现实的抵制。玩物以怀旧，怀旧以见志，文化浪子和政治遗民合于一身，使他们成为清初社会双重的边缘人。
　　
幸好，庙堂之外，还有江湖。那毕竟是古典的帝国时代，组织形式和传播技术都不足以维持20世纪式的政治压迫，异族的专制王朝也只能有效控制出仕的官僚，无法彻底取消遗民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政治有限，风月无边，不能承受政治之重，犹可享受生活之轻。张岱之于旧梦，李渔之于闲情，余怀之于艳史，既是寄托，也是逃避。关键就在于他们还能逃避，还能在宫廷主旋律之外留下不绝如缕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