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狂热

文/　龙应台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
　　“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之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执，表达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像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