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意识的中美比较

白焰：感恩意识的中美比较

美国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也是行善募捐的时候。中国的元旦和春节同样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但缺乏行善募捐。何以如此，难道中国人没有感恩意识？感恩（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词汇。它小而言之指感激之情，大而言之指报恩之举。合而为一，感恩是把对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中国人当然有感恩意识，只是感恩意识因中美社会和文化的不同而呈不同。

　　　　　　　　　　　　　　　　　一

《基督教箴言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说美国２００６年截止感恩节前的捐赠比２００５年的增加６％，总数为两千六百亿美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说，美国各收入阶层的２００６年捐赠总计将达约三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２％的总产值。该刊还说，不论是按人口比例还是按产值比例，美国的私人慈善公益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慷慨。看到这些数字，人们不禁感叹并好奇美国人为何如此给予。简单地说，美国人之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感恩意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中的克俭、诚信以及对创造财富的信仰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新教徒在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日常生活中对上帝心存感激，愿以地上的劳绩回报天上的恩宠。基督教强调于人为先的人必须于人为后，于人为后的人必须于人为先。耶稣对彼得说，想成为第一的人应是众人的最后，并服务于众人。的确，资本主义有其冷酷的一面，即不近人情；但也有其温良的一面，即合乎人情。资本主义有一个不成文的合同，即富有的人需将财富不同程度地分享给穷人。圣诞节的传统剧目之一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每年它被用来提醒人们施予比接受更快乐，乐助好施可以拯救灵魂。在美国人的宗教情怀里，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逢年过节正是他们感恩和施予的好时候。

以上并不是说感恩是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同样有感恩意识，只是来源和表现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感恩意识来自血缘亲情、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具体来说，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政权的忠，其二是对父母的孝。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在中国，只要君主仁慈，臣民便会尽忠。尽忠是为了报恩，但尽忠的多寡又是灵活的量入为出。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均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牛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均如寇仇。”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之厚薄。毋宁说，中国的人际关系依据恩德情谊而定，因而是相对的，变动的。对于恩高谊重的，滴水之恩甘当涌泉相报；对于恩浅谊轻的，唯恐回报过多因而吃亏；对于无恩无谊的，生怕欠了人情债。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子女对父母的孝是绝对的，固定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使得反抗封建的鲁迅也违心接受母亲的封建包办婚姻。儒家将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系之于家庭，浇灌于亲情。作为负面结果，其弊之一是中国人亘古的等差爱。这种爱由里向外（家人到外人）、由近及远（熟人到陌生人）地逐渐减弱，直到消失。于是乎，越外和越陌生的人就越和爱和恩没关系，甚至是当别人的生命换取了自己的重生之后。据中国媒体报道，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一名叫肖楚红的船工在湖南衡山县九观桥水库的旋涡中救下了６名游客，自己却被吞没于巨大的旋涡，丧失了生命。受到恩惠的人却转瞬无声无息地消失于茫茫人海。肖楚红遇难后的几天，获救者无人来吊唁。

　　　　　　　　　　　　　　　　　　二

如上所说，感恩是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美国人的报恩不囿于受恩者对施恩者的个别报答，而多是回馈他人和事业。美国人有强烈的独立精神，也有强烈的互助精神。他们的互助精神多体现在报答性质的给予（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１９世纪中期，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谈到他对美国人回报给予的印象，说他们给予的渴望不亚于索要的欲望。当清教徒们来到这片新大陆时，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建立教堂、学校、医院。当农民无法独自搭立谷仓时，邻居朋友或教堂会爽快地过来帮忙。为了表达感激，农民为帮助他的人举办宴席。大家呼朋唤友而来，心满意足而去。久而久之，报答和给予变成美国文化，感恩意识变成参与意识，参与意识变成公民意识。

中国人讲究一对一的个人酬谢，即受恩者直接回报施恩者。中国人忙于行孝尽忠，因而不过问与己无关的人或事，哪怕他们急需帮助。中国的伦理注重了两头，忽略了中间。君不见，在中国家庭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一个冷漠的社会。再回到美国，美国宗教组织及慈善机构为穷人、孤儿及流浪者们提供免费晚餐，让那些不幸的人们至少在节日里能得到一份人间的温暖。中国人可以适当捐赠，但不愿意和穷人接触或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提供晚餐和接纳住宿的地方。即便有，肯定不多。傲慢与偏见使中国人的慈善多呈居高临下式的恩赐，而不是对穷人真心实意的体贴。每每看到中国人对穷人、底层人和失意人的鄙视态度，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缺乏人间温暖。另外，中国人惯有多疑心理，习惯追究动机，认为私欲不可能带来公益，或者夹杂私念的公益是别有用心，用心不良。

美国是一个富国，有８００万百万富翁。美国富人多这一事实多少使人觉得义捐是一件易事。其实，按比例讲，年收入在两万美元的美国人所捐献的数量不是很低。当然，税和捐款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政府用税务优惠吸引人们捐款，用以造福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捐款是为了获得减税免税，因此捐款的人不是纯粹出于公利。美国的慈善事业偏向于免税多的项目如大学、博物馆、科研基金。结果，美国医疗服务和儿童教育等项目受惠不多，低收入阶层受益不大。无论如何，美国人很相信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无形的手”（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人们为满足私欲去获取价值，但是出于私心的个人行为归根结底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最近的社会调查给人以惊喜的发现。印地安那大学最近对９４５个富翁做了一个感恩意识的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没有任何税务优惠，绝大多数问卷者仍然愿意同样付出。美国银行的问卷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百万富翁和年收入二十万美元的个人仍然愿意如常给予，不管所得税和遗产税如何变化。如此看来，税和捐款的因果关系不像以前想象得那样紧密。

诚然，中国人的经济收入普遍不是很高，因而无法和美国人相比。那么中国企业家呢？他们能不能多给予些呢？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Ｒｕｐｅｒｔ　Ｈｏｏｇｅｗｅｒｆ）在中国编辑发表中国慈善排名表。在他的《２００６中国慈善企业榜》里，５１家企业和基金共捐赠４１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８０００万元。海外华人机构对中国大陆的捐款接近总额的一半。其中，李嘉诚基金是最慷慨的慈善基金。不少中国人喜欢津津乐道大陆大款如何惊人地一掷千金，似乎他们的富裕和奢侈可以给自己带来面子。什么时候更多的大款能够更多地解囊（至少大幅度超过海外华人机构），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眉飞色舞地谈论他们的慷慨，而不是挥霍。

　　　　　　　　　　　　　　　　　　三

捐赠不仅指钱和礼物，而且指时间和劳动。除了个人家庭机构的捐钱，美国人投入很多时间于义务奉献。美国的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利益团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向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社区即居民所在区。它不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不以工作单位为支配。同样，美国有许多非赢利性质的利益团体。它们以共同利益为结盟、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利益团体，如美国退休者协会、国家步枪协会、教师联盟等。社区和利益集团添补了社会的空白，使人们得以跨血缘跨种族跨宗族的方式互相帮助、共谋利益。同时，义捐可以刺激经济。据说每捐的１美元可以为国民总收入创造１９美元，每小时义务劳动可以创造１８美元。美国每年有相当于一千五百亿美元的义务劳动小时。

如前面提到，美国人的感恩意识在本质上是对上帝的赞美和敬畏。赞美不仅是对神明的感恩，而且是对大自然的感恩。敬畏使人谦卑，哪怕是高高在上的人。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自愿放弃一年的工资（１７８９年为二万五千美元）以谢人民。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总统将当时十万美元的年薪捐给了慈善。布什总统２００５年也捐给了慈善七万五。美国的州长们和州议员们有自愿减工资，甚至不要工资的。中国人不奢望领导们自愿减工资，只希望他们少贪一些。中国有成千上万个不计个人得失的好人。但在整体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义务奉献精神的民族。之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太狭窄，而且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太缺乏。在中国，因其对资源的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恩泽子民以维护主从关系和尊卑地位。政治等级制度的稳定与延续是感恩意识从伦理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结果。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变态般地任性妄为，得到恩赐的人愿意卑躬屈膝、奴性百般。感激不再是内心情感的流露，而是国民性格的变形与扭曲。

政权的体制和报恩的行动有直接关系。如所看到，民众的感恩意识在一个政权独揽一切的国家里极其微弱。民众认为赋税是他们给予政权的最高回报，因此没有必要再参预赋税以外的其它活动。中国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府，中国人民无所适从又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依赖。无处不在的政府使人民丧失了责任心和主观能动性。中国人已经被管束得呆若木鸡，其素质和能力的下降已经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仅举创造性为例，中国人在过去的５００年里没有世界级的发明创造。换句话，政府必须留给（准确地说是还给）人民一个空间，一个足够让人民至少能够安排自己生活的空间。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具备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具备能动性和创造性。

东西方两大文明有相互学习和借签的地方，于是也许有些读者会对上面的阐述不以为然。前面提到圣经里的“领先的人理应殿后，落后的人理应优先”，有人会相应找出中国的“先人后己”的各种名言警句，比如《战国策》里的“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中国人对中西的优劣比较常有所不服，不服时又常从中国古典里找出只言片语，声称凡外国人有的（好的东西），我们早有；凡我们有的（坏的东西），外国人先有、更有。对于前者来说，这里有一个误区，姑且称为名言即历史，即把纸面上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把理想的东西当作实际的东西。实际上，古人说过的不等于发生过，接受过，或者实行过。退一百步，即便如此，这也不等于中国人有理由不向外国人学习。对于后者，这只能说明我们用吊诡拒绝真理，别无其它。西方宗教文化里确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虚怀若谷，至少是我们有没有好奇心。知识的根源是好奇而不是怀疑（赫舍尔）。

美国犹太神学家赫舍尔（Ａｂｒａｈａｍ　Ｊ　Ｈｅｓｃｈｅｌ，１９０７－１９７２）认为感恩意味着感受召唤并承担任务。它是生活的获得，而不是生活的索取。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索的生命不值得一活。”赫舍尔却说：“没有奉献过的生命不值得一活。”面对伦理堕落的今天，中国除宗教外没有其它出路，因为中国已到了只有唤起神感才能保持良知的地步。感恩意识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和报答，感恩意识是做人的本质特征。最后，让我们记住赫舍尔的这句话：“人存于世是一件幸事，人活于世是一件圣事（Ｊｕｓｔ　ｔｏ　ｂｅ　ｉｓ　ａ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ｊｕｓｔ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ｓ　ｈｏｌｙ）。”让我们一同为活着而感恩吧。（写于２００６年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