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办教育

一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８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

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

民国18年到25年（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到1947年，全国高校207所，其中国高74所，省立高校54所，私立高校79所。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抗战过程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较少，反而也有所增加。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

二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杨振宁也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

现在还能在大学里找到这么可爱的教师吗？还有这样品格的教师吗？

1949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就在一次次地运动中被打断了。有脊梁的、有个性的几乎都被镇压了，剩下的都成了断了脊梁的、或者是匍匐在毒菜者脚下的乞讨者。知识分子死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为国为民的品格丧失了。

民族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

三
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蒋介石先生在抗战爆发后讲：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成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成平时看。从此，国民政府确定了一面抗战、一面办教育的救国方针。

国力维艰，政府不仅没有因此放弃和中断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也为校园学术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中小学的教材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

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抗日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相反，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使之发展成了桃李满天下。

四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这是以宪法的神圣保障了“教育立国”的合法性。（这个宪法在台湾实行至今。）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陈立夫就职时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表述“战时须作平时看”的观点。“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 ??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陈立夫的观点也就是国民政府的观点。

“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的学生愤言道:“政府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在这样的最后关头,还叫大学生呆在课堂里上些无关抗战的课,不使他们在短期受些特殊的训练,分派到各处去做实际的工作!”
对于大学内迁和继续正常教育，有的学生表示“我们不愿学老鼠搬家暂时立足,不愿意读死书。”

《大公报》支持这个观点,“中学大学之平时课程,应当停止,而分别代以某种短期训练。训练完毕,即令其实行服务,赴前线,或入乡间。”
中共也否定国民政府的作法，1938年2月14日《新华日报》针对陈立夫的讲话,在头版发表的评论《怎样实施战时教育》,批评教育部的作法是“逃避抗战现实,离开抗战中心,迁移校址到偏僻的、所谓安全地带去,以达到闭门读书的目的,是不能完成抗战教育的。”文章认为,实施抗战教育就是使教育与抗战打成一片,以最短时期内获得对抗战切实有利的知识技能,培养能教育、训练和组织民众的干部。

对于不同意见，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大学教授顾毓秀认为,青年应受多方面训练,从事多方面工作,其欲参加军事者,亦应经过相当时期军事训练。教育为补充各方面人才之机关,现在各级学校,仍须维持平时教育状况。
这也代表了一些知识界精英的观点。闻一多回忆说:“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

政府坚持教育正常化，并不否定教育服务军事。

在课程设置上,教育部指令各高校开设了许多有关抗战的课程。如理科设毒气化学、火药学，工科设兵器学、筑城学、防空学，医科设战时救护、绷带法，农科设移民屯垦、粮食管理，文科设历史战争史、民族运动，法商科设战时经济学、战时财政、战时政府等。

而且，从1939年7月起,对所有医药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全部征调从事军医工作。
1941年,因川、赣两省建筑军用机场,征调大学工科四年级学生前往工作。
从1943年度起,每年征用全国学校各级工程学科毕业生的10%为军事工程人员。
从1944年度起,每年征用法律学系毕业生的15%为军法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