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1/2006

我们的高校正在“麦当劳化”赵勇

  12月3日的《新京报》上有篇不起眼的报道:《周济:论文要写在大地上》:“教育部部长周济昨天表示,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认为,论文不是抄下来的,应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出来的。”4日,该报纸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先生的文章:《论文为什么必须写在大地上》,在引用了上述报道之后指出:“对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需要大量人才在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大显身手。然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却把重点放在了发表高质量SCI论文上,将科学家的思维固定在SCI刊物所要求的论文框架里。”

  对于周济部长和蒋先生的观点,本人并无异议;我所奇怪的是,关于论文写在哪儿的事情,专家学者难道不比领导更清楚吗?为什么只有领导发了话之后学者才敢高声附和?

  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失厚道,却也是有感而发。近些年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任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心里都清楚,量化考核早已成为一种评价机制。以这种评价机制为导引,每个单位或机构均制定了相应的考核细则:一个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每年必须在SCI或CS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每两年或三年必须出版多少万字的专著。许多高校更是把刊物分成三六九等,论文所在的刊物级别高,考核的分值就高,科研奖金也相应地多;反之,既没“工分”也没钱。每到年底,高校仿佛成了当年的生产队,“社员”忙着填表申报,“会计”忙着算账分配。见面后大家忍不住相互打听:“敢问今年工分几何?”“工分”高者自然喜气洋洋,“工分”低者当然满脸晦气。还有的忙活一年,文章却没有发表在评价机制指定的刊物上。得,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全部出了义务工。

  我曾经把这个例子举到了课堂上,认为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美国的一位学者指出,麦当劳化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可计算性”,我们的高校岂非正向着麦当劳化的方向阔步前进?

  这个问题也还有另一种谈法,但似乎并没有点到痛处。比如,钟敬文先生生前听说有的年轻人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不由得大为感慨:“哎呀天呐!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顺着钟先生的思路走,此说法肯定有道理,但问题的实质在哪里,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个学者一辈子真正写出来有创意的论文可能就是三五篇,这说的是论文质量,但为什么有人半辈子就写出二三百篇呢?因为有那么个评价机制在那儿摆着,它要求的是数量。在这种评价机制中,你要想十年磨一剑,五年来一篇,等待你的命运很可能是卷铺盖走人。

  终于,教育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开大会发文件,据说核心意思是以后的科研得看质量不能求数量。我猜想,“论文要写在大地上”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于是,许多人长舒了一口气,也终于敢理直气壮地面对科研质量了。但为什么以前不敢高声地谈论这个问题呢?不外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谈了也白谈。结果,许多学者成了杨白劳——“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他们似乎在等领导发话,等上级主管部门下文,等一个能够公开谈论的“合法化”环境。此种做派,往轻了说,是我们的学者很没出息;往重了讲,岂不是让人联想到了奴性和惰性?

  所以,当我们埋怨缺少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时,我们的学者也是应该承担许多责任的。如今的学术也形成了一种体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体制有其不合理处、不健全处、甚至扭曲变态之处。学者身临其境,自然感受最深,体会最切。这时候,学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发出真实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微弱,两条胳膊可能拧不过大腿,但十个人的声音二十条胳膊呢?当声音渐大力量渐多时,学术体制是不是就会松而动之,变而通之?如果等着上面发话,那常常是局面不好收拾的时候。当然,领导发话之后学者也还是可以说话的,但一方面这话说得已无甚意思,一方面你的学术生命很可能已在那种自我妥协中消耗了许多,岂不痛哉!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