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烂文一篇：陈寅恪其人，兼轻松批驳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其人，兼轻松批驳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其人，兼轻松批驳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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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其祖父陈宝箴为满清光绪时湖南巡抚。陈寅恪本人专业为史学研究，重点是隋唐制度史。治学思想总的来说属于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范围。陈寅恪的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主，是即所谓“独立人格”。说得粗俗点就是地道的流氓哲学：“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最反感陈寅恪的也就是这条——狂妄悖逆之甚！反映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就是主张学术独立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其性质与自由派学者在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完全一样。总的来说，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要求对事物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只要对事物采取放任自流态度，事物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则否。是即所谓“私恶即公利”。但这里也明显存在矛盾。因为既然你主张自由放任，你就不应该主张自由放任。因为有所主张必然对事物要有所规定。既然有所规定，那你还自由放任吗？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要求学术自由，反对对学术活动预先作出规定。但反对预先做规定实际已经预先做规定了。因为陈寅恪的这个意见也有他的一套理由。而这套理由最终必定也是围绕对学术事业自身的影响利弊展开。从中也就反映了陈寅恪自己对学术事业发展的一种认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对学术发展方向的特殊规定。——构成矛盾。其实问题要害不在于是否要对学术活动预先做规定，而在于究竟由谁来规定。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的社会活动，包括学术活动在内，都是预先有规划的。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活动也不例外。陈寅恪要求学术活动不能预先有规定，实际上是要求不能让别人来规定他的学术活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体现：要求否定人身依附关系，使自己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具体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主张或倾向民主，反对专制。说来说去，陈寅恪自己其实也不真正超脱或独立于政治之外。如果真的超越于政治，象他自己所说——“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那他就该与世无争。既然与世无争，那对于科学院的推荐，他陈寅恪还有必要说那么多表白的话吗？讲那么多话，实际上已经在“争”了。既然有争，则说明陈寅恪自己也没有真正独立政治之外。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一方面鼓吹学术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毛公刘公给一“挡箭牌”。按照概念定义，独立自由意味着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既然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那就应该无求于人。既然无求于人，又何必有求于毛刘二公？不亦自相矛盾乎？不知所谓的陈大师的在天之灵及其信徒当做何回答？

总的就学术表现而论，我认为陈寅恪的长处主要在博学强记上，在理论思维水平，即所谓“悟性”上，他的表现并不突出。当然也不是说他一点不行。相比之下，郭沫若先生的悟性要高于陈寅恪。比如本文上面提到陈寅恪对科学院答复的矛盾之处，只要理论思维，实际上也就是辨证思维能力比较高，象郭老这样的人，就能很容易看出。郭老与陈寅恪年龄相差不大，皆出身于传统所谓“书香门第”，又都出洋留学，但在学术表现上却有很大差异：一重于义理，一重于考据，原因或出于此。陈寅恪的以考证为主要特色的学术著作，我们拿它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可以，但象有些人那样把它捧到天上去那就太过分了，也很悖谬！真正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史学有里程碑式贡献的，还应该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而非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批倾向于实证考据的老派史学家。

对于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人格”，实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里特别指出一点。即按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求否定人身依附关系，使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那么一个人生存状态的好坏，最终是由他自己决定，与他人无关。由此推去，穷人之所以穷，怪你自己不好，是你自己没知识没能力，与我们有钱人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无关。陈寅恪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的嘴脸也就露出来了。


附录：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字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的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于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得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